上册 大宋名相张齐贤，倡“法贵有常”“政尚清净”；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我欣赏这些意见。帝国精英与他们的领袖，讲理，他们尽力了。 ——题记 前言 虚爵 宋太宗赵炅，不喜欢饮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赵匡胤。但他偶尔饮酒，也往往尽兴。史上记录他三场酒事，颇见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节。首都汴梁，人们在大街小巷，各色灯火之下游逛。丝绢或彩纸扎制的灯笼，争奇斗艳。叫卖声此起彼伏，很热闹。太宗登上宫城南门丹凤楼赏灯，站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半个东京城。几年没有打仗了，看着这般和平景象，太宗来了情致，对随从的宰辅们说：“国家承续五代十国多年战乱之后，现在终于海宇平安，京师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时很少饮酒，今晚与爱卿们同乐，应一醉方休。” 说罢，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饮完，便“虚爵以示群臣”。“虚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将空杯展示给群臣看。 这个动作与今天北方人的豪饮没有两样。熟悉北方饮酒习俗的都知道，某人饮干之后，往往将空杯倒过来给人看，并不忘加上一句：“我干啦！”天津人饮酒干杯，往往还要说：“我先干了，先干为敬（净）。”感到这个时刻的太宗赵炅，有一种河南人特有的豁达和亲近。我仿佛听到他操着洛阳口音对宰辅们说：“俺这个酒干 ，恁那个酒咋不见动 ？” “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太宗朝有一个猛将，名孔守正，战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欢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时他已经做到了殿前都虞候，这是负责警备监察的武职。同座也很多武将，渐渐就喝高了，于是开始在御座前各自争功，互不服气，一时间脸红脖子粗。史称“忿争失仪”，愤怒地争吵失去了端敬的礼仪。那时“礼仪”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员，皇上又在跟前，岂可如此无礼！有侍臣看不下去了，于是主张将这几位争论者请到有关部门去推问，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该挥挥手，带着醉态，没有答应。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将们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纪律，于是来到殿廷请罪。太宗很随意地说道：“朕亦大醉，漫不复省。”昨晚那事儿？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记得了！于是这事就过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与名相寇准商议，定下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并做了一场太子就职仪式。这对帝国权力变更是一个重要安排，在选举制度尚未到来之前，帝国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种规则。晚唐以后，已经罕见预立太子的秩序规定，皇权大位成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国不宁，杀机四伏。太宗此际立太子，是恢复古制，百余年来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门，人人都争着来看，纷纷夸赞赵元侃。这事传到太宗耳朵里，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娇，很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都向着太子了，这要把朕放在哪里啊？” 寇准却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之福啊！” 寇准一向不特别会说话，说话就冲人，但关于立太子这事，他每次答对，都非常得体，且有效。士庶称赏太子，他不说是太宗之福，也不说是太子之福，而说是“社稷之福”，这就是“价值制衡”，让正道行在权力分配中。太宗听后也觉得有理，于是高兴起来。进入后宫，宫中人也都来庆贺。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适人选，大好事。就出来再次约见寇准，俩人对饮，史称“极醉而罢”，俩人都喝高了。 太宗赵炅，有“孩子气”，三场酒事可以略见一斑。 孩子气 太宗喜欢读书，儒家经典外，他也喜欢“读老”。 有一次，他读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伯阳，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话，见于《老子·四十九章》，原文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话大意说：圣人常常不会起刻意为善为恶之心，而以士庶之心为心。但还不止于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这样就能做到为善之德。士庶诚信，我也诚信；士庶不诚信，我也诚信，这样就能做到诚信之德。圣人执掌天下，要收敛自己的欲望，以浑朴之姿对待天下之自然运转。士庶一般都专注于耳目聪明，物欲追求，但圣人则一任浑朴纯真之婴孩状态。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这段话的主题词。 “圣人常无心”，“圣人皆孩之”，类似意见，在儒学中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论个人修养，可以回归“真人”境界的描述；论政治治理，就是对恪守“无为而治”也即“自发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个注：“无为而治”是儒学话语，四字就在《论语》中。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种状态：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一般人们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这一阶段，以为这类“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讲述的主题。但这是一种激进时代需要的“误读”。“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为人类文明推进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尼采所标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境界是“无怀的赤子”，也即纯任自然的婴孩。这才是尼采欣赏并理解的人类愿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经多次言说了这个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论及这个主题：“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贽“童心”说，与老子和尼采的论说也颇接近。 在俄罗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称赞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时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尔斯泰就被人说很像一个孩子。 孩子的状态，是一种无心为善、无心为恶的状态。 以这种心态、境界主持天下，则：无论士庶善与不善，我要善；无论士庶信与不信，我要信。儒学主张邦国领袖与政府，必须行仁政、有诚信。这两大指标，不得借口士庶“素质”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质”差不差不可知，领袖“素质”差不差则一望而知。且士庶大众，良莠不齐，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试图一揽子解决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这是驵侩交易——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贤价值理念，不摇摆、不飘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变更。 当年丘吉尔为大不列颠立下泼天大功，英国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顾这位大英雄的昔日荣耀，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改变致力于英国自由事业的初心。 太宗赵炅，以他“读老”、读佛、读圣贤书，且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觉悟到这个“君道”，与丘吉尔有逻辑上的相通处。这不是寻常君主可以达致的境界。 寇准“令帝复坐” 名相寇准，是一个“刚猛威断”的人物。“澶渊之盟”，几乎就是他逼着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结果。他对太宗也有“刚猛威断”的记录。一次奏事，说来说去，太宗不听他的，越说意见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准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再坐下来。一直到这件事满足了寇准的要求，寇准才退出。 但太宗还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留下一句话，被史官记录在册：“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对文武大臣，往往就是这种姿态，豁达，大度，亲切，不端着，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话说，就是“贵其自然”，儒学的意见就是“诚”，真实而又诚恳。 宋太宗批评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评唐太宗。他对左右说：“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预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策，此岂自然乎！” 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曾经浏览唐代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应是一个好虚名、好虚荣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预先做张做势，然后去做，传之简册之事，这样自然吗？ 太宗赵炅看不惯那种为了流传青史而矫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为。 开宝寺灵感塔与田锡的讥评 不仅“本色自然”，他还“克己复礼”。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译的佛经五卷，太宗看后，觉得不错，就对臣下说：“凡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作为君臣，能够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过去梁武帝动不动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经之说，也有很可观的地方，爱卿等可以试着读一点。我的想法是：要让世间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这是接近“政教分离”的大智慧，很得圣贤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兴土木，建造佛寺。城内兴国寺，有两个楼阁，用来安放高大的佛像，远在都城数十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塔阁。两个阁楼之间有飞楼联结为御道。我想象那规模仿佛应县木塔或蓟县独乐寺，甚至还要宏阔高大。要登上六七层楼，才能见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头，就有一人合抱那么粗。史称“观者无不骇愕”，参观的人没有不心生恐怖和惊愕的。 他更建构一座十一层高的开宝寺灵感塔，从杭州迎释迦佛舍利进入京师，用这来宝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仪式那一天，太宗甚至为之流泪。这塔高360尺，史载宋“营造尺”为31.20厘米，如是，则高达112米以上，费用亿万计，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竣工后，史称“备极巧丽”。太宗似乎为此很得意。但知制诰，负责起草文书的政事堂秘书田锡上疏说：“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众人都认为这塔金碧辉煌，但臣认为那是涂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鲜血。 这话说得如此之狠，太宗什么表示？史称“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点一样，太宗也爱听奉承话。大宋承五代乱世而来，而五代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终于在后来的日子里被太宗克服，从此中原一统。太宗高兴，考进士时，就用《六合为家》作为试题。“六合”指东西南北加上下，总六个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这题一出，有个进士王世则很快就写好了，内中有句：“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这词不太难懂，翻译为白话，毫无意味，就这样读下去，读几遍，那个“气魄”就读出来了。大意是说六合之内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宫禁金銮，领土、领海、领空，不光“普天之下”，连“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称“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为高兴，将王世则擢升为进士第一人。 这么爱听好话的人，听了田锡的一番讥评，却“不怒”。 这是饶有意味的一个姿态。 如果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下罪己诏，就要改变信仰，就要拆除灵感塔，这是信佛的太宗赵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锡的批评，就要贬黜田锡，至少要斥责一番，但对于一向鼓励官员直言的帝王，这么做，就等于食言，这也不是太宗愿意接受的格局。 当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认错，坚决不改。但这样就是“不诚”，而“不诚”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还可以与田锡讨论，慢慢说说为何要造塔，意义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国计民生，花上亿经费，做这么个东西，与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说法，相距太远。太宗理亏。理亏而强辩，就是“文过饰非”。而圣贤规则有一款：“小人之过也，必文！”（见于《论语·子张》子夏语录）小人有了过错，一定会掩饰。太宗不是小人，无法掩饰。大宋一朝的帝王有个天大的长处：讲理。蛮横的事，他们很少做；无赖的事，几乎不做。于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听着，不做表态。 这故实让我想起“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记录。宋太宗仿佛齐宣王，田锡仿佛孟子，孟子对齐宣王一番讥评之后，齐宣王开始掩盖自己的尴尬，故意对左右扯别的话头，宋太宗则干脆啥也不说，不解释，也不遮掩。这种“纯任自然”的姿态，是“克己”之后的一种豁达。 帝王是人类特殊的职业，但并非在人类之外，因此，人类所有的弱点，帝王也有。因为所在九五之尊过于隆崇，言动之间，即影响朝廷内外。因此，“克己”成为帝王的优秀品质。太宗不是那种“深居简出，示人莫测”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动辄“龙颜大怒，阴沉雄猜”如汉武帝、永乐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炀帝般的人物。他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按理性规则出牌。在帝国领袖这个位置上，他“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得很足，有圣贤气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学生。 日僧奝然 日本国有个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过千里风波，到汴梁来见宋太宗。 日本与大宋早有来往，吴越国时更与日本有过密切交流，国王钱俶还曾赠送日本很多小型宝塔。 奝然来宋时间，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达汴梁时间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与他同来的有五六人，献上了铜器十余尊，还有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还有《孝经》两种，一种是《孝经郑玄注》，一种是《孝经新义》。《孝经郑玄注》是汉代大儒郑玄做的注解。《孝经新义》是大唐越王李贞题签，记室参军任希古撰写的注解。这两部《孝经》都有“金缕红罗标，水晶为轴”，显然是布帛状，不是书籍状，但是装帧相当豪华，看出日本对古来《孝经》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绿色的服饰，他善于书写隶书，可惜不通汉语。太宗问他日本风土，他就写在纸上回答，说：“我日本国中有儒学经典‘五经’，也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还有佛经多种；《白居易集》七十卷，这些都是往昔从中国得来。日本土地适合种植五谷，但小麦较少。市场交易用铜钱，铜钱文字是‘乾文大宝’。牲畜有水牛、驴、羊，多产犀牛、大象。也产丝蚕，大多织绢，薄致可爱。乐器有中国、高丽两种。四时寒暑，与中国相类。日本国之东境接近一海岛，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此作为对日本国的贡赋。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为官。” 太宗给了奝然很优厚的待遇，赐给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绿色升格为紫色是一种擢升。奝然下榻于太平兴国寺。而后又要求去五台山朝拜，太宗答应了他，并诏令所路过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临别时，又想要《大藏经》，太宗也下诏给他一部。随后，他跟随台州宁海县的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988），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谢信和一批贵重礼品。这是由另一拨日僧，奝然的弟子带来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典雅，内中有言：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奇。……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 当初我来的时候，看着落日而西行，只感觉时光太慢了，怎么也走不完这十万里波涛；等我根据信风而回去时，又感觉这时光太快了，几千里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这个狂妄的下根之人，却有幸看到了中华之繁盛。皇上您还不断下旨，允许我到远地去跋涉；我这心总算得到满足，粗粗地见识了天下的瑰丽奇异。……奝然我辞去凤凰所驻之仙洞，回到蝼蚁所栖之封土。无论在天朝还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虽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里敢忘记怀念皇帝的深情。纵使我粉碎了这个百年的肉体，那也无法报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笔来写信，不断有泪水流下。展开纸张说话，无法表达我对皇恩的仰慕…… 《孝经》 我关心的是奝然带来的礼物，其中一种是《孝经》。 近人著书说，在日本曾发现“古文”《孝经》残本，也即汉儒孔安国的注本残本。奝然带到中国来的《孝经新义》不详，但《孝经郑玄注》却属于“今文”《孝经》。两种版本文字略异。 《孝经》一般认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书不计标点，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经》本来有三种版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大唐帝王玄宗曾亲自作注一种。玄宗注本颁行后，郑、孔两注都渐渐失传，虽然有清人辑本，但并非全貌。奝然带来郑玄注的《孝经》今文全本，应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国对《孝经》极为重视。 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曾对我说：日本名人吉田松阴早年曾经为“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借美国人佩里再到日本之机，与门生偷渡到美国船上请求出洋，遭拒绝后自首。陶教授考证出，吉田偷渡时随身带了四本书：《孝经》《唐诗选掌故》《兰学》《和兰词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师，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并吞五大洲”的梦想。 《孝经》在日本，自八世纪开始，就得到重视。曾经得到鉴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谦女皇，大约是日本史上最为娇媚而有作为的巾帼女杰。她终生未婚，虽然不少风流韵事，但对传统儒学却礼敬有加。她曾经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备加教授”。 德川时期的日本大儒，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曾著有《孝经启蒙》一书，内中有言：“吾与父母本一体而无间隔，故吾立身行道，则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传播，则父母之名亦因以光显也。”他认为这是“孝行成功尽头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举国倡导“文明开化”，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却加入不少忠孝文字与内容，“持孝行乃人伦之最大义”是日本国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经成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样重视《孝经》。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阁赐给名臣李至。李至将它做了刻石立碑的处理。太宗再来，看到《千字文碑》，就说：“《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残碑钟繇的书法，而后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义理方向上没有什么更多可取的，如果论有助于天下之教化，莫过于《孝经》啊。”说着还亲自书写了《孝经》全文，赐给李至。此事成为“《孝经》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孝经》，可能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儒学经典。 世间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听途说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辈，不断咀嚼近代反传统者反复咀嚼过的馍，认为《孝经》是“封建专制传统”之产物。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展开来评论《孝经》不是我此书的目的，但我愿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视《孝经》的故实，略说一说《孝经》的大义。 简言之，《孝经》的本质，是对生命的感恩。它是规范君王公侯以至于庶民百姓的政治与伦理之理性规则。《孝经》总根于爱——理性之爱。 《孝经》第一章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说有五大要点：一、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扬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两全，恪尽职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这五大要点，都是政治伦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欧美、在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都是常识，都是正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反对这五大价值。故《孝经》乃是讲述文明常识与存在价值的典籍，所言义理，与现代价值自有吻合之处。当然，《孝经》不等同于坊间流传的《廿四孝》。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约”的性质。以《廿四孝》而掊击《孝经》，非好学深思者说话，是言不及义的，不足论。 顺便说几句：所谓“封建专制传统”这类说法，不属于吾土圣贤话语，孔孟、老庄、孙逸仙无此话语；不属于西方政治哲学话语，洛克、柏克、哈耶克无此话语；也不属于基督教神学话语，加尔文、阿奎那、奥古斯丁无此话语。就史学逻辑而言，它不属于真判断。我做此书，犹如一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经》，不仅需要一种对古人的“温情”，一种肯认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姿态，更需要一种方法，也即从经典中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方法。隔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联系，犹如隔断中国古代与近代的联系，都是同样问题重重。我与接受激进主义思潮的朋友一样，若干年前，曾有“反传统”暨“反《孝经》”之言说，所以我熟知这类模式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货色，至今后悔觉悟太晚。 奝然所言让太宗有了感慨，史称“帝叹息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这是岛夷之国啊，居然世祚如此久远，他们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绝，这是古来之道啊！想我中国，自唐末海内分裂，五代之国帝王世数尤其短促，大臣子孙，都很少有继承父祖之业的人物。朕虽然德能不如往圣，但常常心怀敬畏，励精图治，从来不敢放纵自我而求安闲娱乐。期待能够建构无穷之基业，立下久长之规则。既为赵氏子孙所想，也使大臣们能世代守住禄位。这是朕的愿景啊！ 这一故实信息密集，“解构”它，可以做一篇绝大文章，但太宗这一番话，核心是：期待长治久安。 中国帝制为何没有“万世一系” 日本国虽然有战乱、有割据，也有天灾，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国体不变，世系不变，这样就有了基本秩序。时论常有批评中国“封建社会”（且不论“封建社会”四字的定义之荒谬）的生态为“超稳定系统”，并以此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日本“系统”比中国“超稳定”得多。显然，“超稳定”，与“落后”不构成“充分必要”之逻辑链条。各种“反传统”迄今没有见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种种，其中之一是：许多“大言”，不是“真判断”，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逻辑方向上。大多数“反传统”言说，禁不住至为简单的逻辑归纳法推敲。 太宗了解到日本国这种政治生态，很羡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国帝系中，也算比较久长的了，但与日本天皇世系比较还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国内治理，其文明程度并不比日本差。在奝然来中国的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带武器的人，大宋则正在滑州（今属河南）治理黄河泛滥。太宗爱惜民力，不愿意动用民工，而调拨五万禁军来堵塞决口，次年还废弃了岭南采珠场，原因是：海下采珠艰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几百年，日本国最常发生的故实就是天皇“让位”。“让位”背后的力量较量，熟悉人性弱点，就不会陌生。 与日本比较，中国是一个“四战之国”，东西南北都有“异族”觊觎。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战”之中，最凶恶的“异族”来自北方：大明遭遇满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与金国，都有了被“异族”亡国的经历。五代后晋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国也屡屡遭遇来自北方的多种“异族”之害。南北朝时代，东西晋时代，也曾被“异族”颠覆半个中原。大汉帝国，北有匈奴，匈奴最强盛时期，汉高祖曾被冒顿单于包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时如此强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常年镇守关外。战国时的北部，赵国也曾遭遇匈奴侵扰，名将李牧镇守雁门关，这才抵挡住来自北方的战争危险。但日本没有“异族”之患。日本“万世一系”，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 这也是为何太祖赵匡胤像个“守财奴庄稼汉”一样，辛苦聚财、守财，充实“封桩库”，准备或赎买“燕云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拟与契丹武力相对，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失地。也是为何太宗像个“愤怒的青年”一样，对契丹放狠话：“惟有战耳”，“乘胜取幽蓟”，“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中原历代王朝，无不期待“万世一系”。除了那些无道邦国自内部而旋起反对力量，遭遇颠覆以外，大宋、大明，并无大恶，而且在内部生长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终止了大宋的文明展开，满清终止了大明的文明展开。直到民国，还在遭遇异族侵扰。中国，地缘环境太过于恶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样做到“万世一系”，固然也应该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结果，不存在单一向度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为凸显。按照帕斯卡尔的意见，罗马历史，与埃及艳后的鼻子有关：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长一厘米，世界史都会从头改写。而现在，她的鼻子“偶然”刚刚好，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大宋，恶劣的地缘“偶然”如此存在着，于是，有了历史的逻辑起点。这并不是游戏说法，而是历史经验判断。当然，谁都知道，罗马史，除了埃及艳后的鼻子刚刚好，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大宋帝国没有成为日本国那种“万世一系”，除了地缘政治环境之外，也同样还有更多“偶然性”在参与。这是无须深入解释的事实。 在如此地缘环境之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来远人”，通过修德，而让边缘的“异族”向化，以此来规避可能的“民族战争”。 奝然对日本国的介绍，让太宗感慨万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宗践祚之后“励精求理”，也就是“励精求治”的意思。翻阅宋史各类史料，会发现，宋帝几乎人人“求理”。作为十世纪、十一世纪的中国合法领袖，他们尽到了个人的最大努力，与历代帝王比较，大宋帝王群体，最为仁慈而又尽责。他们怀有天下目标，但却因为“异族”入侵而两次中断“世系”。 日本君主国的“世系”经验证明：国体，不影响文明之展开。据此，我也愿意逻辑地推断：大宋帝国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续，同样不会影响文明之展开。中国圣贤，并不比日本圣贤笨。 考与太祖、太宗大略同时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圆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条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但始终未能自主掌握权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国内又有多场叛乱，造成财政紧张。 冷泉帝，几乎是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让位，他也懒得执政。藤原家族的“独裁”让国家备受苦难。 圆融帝，不过是个孩子，藤原家族在摄政中，又开始家族内部的“绞肉”斗争。日本，家国不宁。 花山帝，诗人，才子，“和歌”写得不错。但他“践祚”当天，看中一个侍奉他的宫女，居然当着众大臣的面在御座上与宫女做爱，于是诸臣纷纷向他进献美女。以后的岁月，他的荒淫，难言。最后他被藤原家族连哄带骗，稀里糊涂地让位、出家。 一条帝，好学，人品也不错，写《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就是那时人。但一条帝几乎无权，国家权力都在道隆、道长兄弟与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这类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国，千年之后，有能力，并有运气，演绎为福泽渝吉“脱亚入欧”之变革思想。经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几代人的时间，成长为现代邦国。比较来看，以大宋帝国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学深思，开放襟怀，其帝王谱系下的邦国，至少也应有不下于日本帝国的更好前途。我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我想说的是，那种动辄将中国“落后”推诿于“帝制皇权”或“封建专制传统”的说法，不是真判断。 帝国，需要在演绎中生长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种”，那就是“天下为公”。“道种”在，吾土文明就不会省略“元亨利贞”之吉相。自尧舜以来，这一粒“道种”，往往“或跃在渊”，但“无咎”。它的生命机缘，不是被决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现的。天心如何“呈现”，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护持这一粒“道种”，带着希望，等待，并劳作。 宋太宗赵炅，倡“法当原情”“以民为心”；名相张齐贤，认为“法贵有常”“政尚清净”。我欣赏这些意见。它们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国的领袖、精英，他们的近代性甚至现代性。 宋太宗赵炅，他的时代，留下了无数故实。了解这些故实，可以知道十世纪的帝国领袖和士大夫精英团队，在中国文明的展开中，事实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开中，尽力了。 壹太宗践祚 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第一份诏书也即“五条意见” 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赵匡胤，崩。 灵柩停在万岁殿东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师，全城缟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赵光义在太祖灵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贺太宗。 赵光义很悲痛，号啕痛哭，几乎昏过去，史称“帝号恸殒绝”。 当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员们腰里系了灰白色的麻绳子，铁黑着脸，踏着深深的积雪匆匆进宫，不难猜得出：皇上殁了！ 一些老人们回忆起近世以来，死了皇上，后面就是一场又新又旧的大位争夺与加冕。那时节，往往就有了刀光剑影。当初后汉高祖刘知远死，枢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后汉，乱兵劫掠市肆那一场，老人们记忆犹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开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传布，城里有了隐隐的骚动。人们不知道新任皇帝会有怎样的动作，更不知道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窜出一股子乱兵来，拥戴什么，或劫掠什么…… 京师，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赵光义践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权力，颁下了第一份诏书，讲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条意见”——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平常大赦时，犯有大恶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这一次也给予了赦免。 二、禁生边衅。“令缘边禁戢（音及，收敛、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扰外境”。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三、广开言路。“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实时引对”。群臣如有批评或建议意见，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办公室人员必须及时引见。 四、提倡孝悌。“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天下文明，有赖于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顺，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时而离家别居者，要由有关部门督察举发。 五、率由旧章。“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赵匡胤创业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谨慎小心地订立各种制度，大的规则已定。天下自有常规，各级官员当恪守奉行，不能违背。 诏书后还有两句话：“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条意见”，没有一条新东西，也不见新格局、新气象，豪言壮语之类，但让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于是，京城很快安静下来，人们有时间慢慢回忆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业绩，并对新科皇帝赵光义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时，人们也有时间开始慢慢规划自家新的一年和未来——怎么能过得更舒坦一点。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们，在免于牢狱之苦后，喜极而泣，会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围炉夜谈，慢慢诉说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等到国丧过去，就买上几斤肥肉，扯上几尺粗布，打上几斤老酒，准备过年；再置办几把趁手的锄头，开了春，好好种地…… 人们对大宋帝国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过了对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据说像哥哥赵匡胤一样，赵光义出生时也颇有异兆。说他们的母亲，史称“昭宪皇后”的杜夫人，曾经梦到一个“神人”手捧太阳给她，这之后，有了身孕，妊娠期满，就在丈夫赵弘殷供职的官舍生下了这位未来的宋太宗。据说，太宗出生时的当天夜里，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腾如火”，街坊邻居们提了水桶脸盆来“救火”时，还闻到了“异香”。 宋太宗出生的这一天，是后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赵匡胤小十二岁，同属猪。 赵光义少年时代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游戏时，小伙伴们对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长大成年，不怒自威，应该是个气场强大的人物。据说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们还有个四弟赵廷美。 这位老三年轻时就很“嗜学”，以至于他的父亲赵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头，于是，更多地鼓励老二习武、老三习文。说赵弘殷在跟随后周大帝柴荣讨伐南唐淮南之地时，凡是攻破州县城池，什么财货也不要，只去搜罗各类古书，而后转送老三，并时常勉励、告诫他学古学文。于是，赵光义年轻时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学者风范，文业不凡，艺能不俗。 当赵光义最后以“晋王”身份践祚为大宋皇帝后，这些关于他的种种神异传说开始流布，预示了天下士庶对他的肯认。 赵光义做皇上之前，已经有过十几年的历练。 后周时，他曾经做供奉官。官职不大，不过是执掌一点后勤工作的武官侍卫之类，但他在陈桥兵变中，与谋臣赵普一起，拥戴赵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泼天大功一件。不难想象，陈桥驿现场，乱兵蜂起中，赵光义镇定自若，经由天才擘画，将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叛乱”，顺势引向了王朝更替，成为乱世的胜利者。这类胆识和能力，让那个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叹服，士庶敬畏。 赵匡胤称帝后，赵光义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这是禁军中侍卫亲军负责执法的武官。赵光义首次进入中央高级将领行列。由此，他得以结识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领”睦州（今属杭州）防御使。所谓防御使，与团练使、观察使相近，都属于地方军政长官，宋代的防御使有一些往往不过是武官的“寄禄官”，也即表示薪金级别，划定叙迁之阶，并无地方实权的官职。要得到实权，还要皇帝另外“差遣”。“领”有“遥领”之意，“领”防御使，就更不是实缺。赵光义得到这个官职，虽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却带有荣誉性质。 最让天下士庶领教赵光义权威地位的是，赵匡胤北征时，他以“大内都点检”的官职身份留守京师，总揽首都军政。留守，有时也称监国，一般由太子来干这个活儿。赵匡胤不派儿子们做留守，又不给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从未册立过“太子”），现在让三弟赵光义来做这个工作，天下人应该有感觉，乃至于有市民惊呼：“点检作天子，更为一天子地耶！”过去，皇上从点检做了天子，现在又要有一个新的点检做天子的事出现了吗？ 没有任何记载说正做着皇上的赵匡胤对这类传闻生出反感（这一点与赵光义不同，书后会讲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后，让三弟来“领”泰宁节度使。节度使是比防御使权力更大的地方军政长官。泰宁在福建，那时福建未平，显然也是个虚衔。但这个虚衔意味着三弟赵光义从防御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镇大员”的荣誉。 后来赵匡胤南征扬州李重进，又以三弟为大内都部署，也即朝廷总管；并加同平章事，这是宰相之职；还行开封尹，也即京师市长；再加兼中书令，这也是宰相级别的职务。宋代一个人可以带几个宰辅职务，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仆射、中书令、参知政事等，都属于宰辅级别的职务职称。到了太祖征讨太原北汉政权时，又改三弟为东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赐给门戟，封晋王，官员立朝排序，晋王在宰相之上。 门戟，是一种木制仪仗礼器。赵光义得到晋王的仪仗礼器，按照等级划分，与皇帝这个最高职务职称，只差一步之遥了。 我相信这是赵匡胤对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赵匡胤对左右夸赞三弟说： “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们看这位晋王，走路有龙虎之态，何况他出生时就有异兆，将来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强，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赵光义三十七岁登基，此前十几年的历练让他有了朝中人脉，更有二哥的护佑、加持，让他在做大宋皇帝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届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际出现权力争夺，成为规律性的“政治瓶颈”，但在大宋王朝，赵光义顺利得很。他登基后颁发的“五条意见”，也预示着天下安宁。宋太祖赵匡胤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他的兄弟赵光义的时代，说来就来了。天下除了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人们照旧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大宋老人们的忧虑，多余啦。五代乱世，一去不复返啦。 甚至，正当人们忙着避讳“光、义”这两个汉字时，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现在还没有来得及“避讳”这俩字的，不必“避讳”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赵光义，改名赵炅。 避讳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赵光义，叫赵匡义，但他哥哥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应有“避讳”，人名不得使用“匡、胤”两个汉字，于是赵匡义改名叫赵光义。现在赵光义当了皇上，如此，按习俗、按礼法，天下又当避讳“光、义”二字。但“光、义”二字，朝野使用频率太高，“放光明”“存仁义”之类名词，文件常见；“光大乡”“仁义里”之类地名，州县常见；“张小光”“马大义”之类人名，士庶常见。所以认真“避讳”起来，礼部官吏们审定存世文件、地方太守们更动所在地名、官民男女们修订户籍档案，诸如此类，实在是太麻烦啦。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天下也确实在紧锣密鼓地为“避讳”这两个汉字而忙碌，到处都在改名。 “避讳”礼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无能改变。 赵光义了解到这个“避讳”现象后，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单名一个“炅”字。与“光义”比较起来，“炅”字稀见，偏僻得很，天下“避讳”这个“炅”字，工作量就会小得多。赵炅之后，大宋历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选择偏僻汉字，以此减少民间和官方的工作强度。赵炅带了个头。 “避讳”这事，由来已久，世界皆然。史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非是制定一种礼俗，不去直呼其名，借此表达对尊者、亲者、贤者的一种敬意。古代，《旧约》时代，上帝也即“耶和华”，这几个字，书写时就由不发音的希伯来字母组成，意思是不能妄称上帝之名。后来演进中，总要有称呼，于是被翻译为类似汉语文字“耶和华”的读音。传统中国之“避讳”也在演进中，到现在，尽管还不适宜当面口头上直呼“尊者”“亲者”之名，但书写已经无妨。是否直呼“贤者”之名，历史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个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诗人孟浩然。他经过一个叫“浩然亭”的地方时，不禁感慨：怎么能直呼贤者之名呢？于是将“浩然亭”改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这位士子就不乐意；但是尽管他不乐意，还是有人愿意直呼。这是士子的个人行为，并非官方制度性规定。到今天，风雅点的人士还是愿意称“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愿意直呼“康有为”；愿意称“蒋中正”“中正先生”，而不愿意直呼“蒋介石”，等等。“避讳”也在流变中。 赵光义改名赵炅，是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变易的中道行为。如果恪守传统，不做变易，天下为实现“避讳”这一礼俗，就会折腾出数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如此，天下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如果干脆废掉“避讳”礼俗，在那个时代，也将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失衡”状态。 赵炅，经由一个小小的变易，走向了“中道”。这个“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伦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赵炅，是中国帝王中，比较能理解儒学“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这事不简单，容我以后来表。 简单说，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讳”事小，治理邦国，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这个诉诸价值“应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与没有这个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样的。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区别“圣君”“贤君”与“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说到“炅”字，也有讲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热”的意思。这是因为，大宋认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运”。 “以火德王”，是汉代以来五行哲学的一种说法，正式的名称是“五德终始说”。注意，是“五德终始”，而不是“五德始终”。意思是“五德在循环中，一个终结后，另一个开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际就出现了，一般认为托名殷商亡国之臣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文献《洪范》，为“五行”的最早记录，但一直到汉代，才成为逻辑链条比较清晰的哲学。“五行”说，在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时，倡导一种循环论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循环运行中，有衍生或克灭的关系。所以历来朝代更替，都要确定前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后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属于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断本朝之“德”。此事攸关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换一句话说，本朝立国，是否合理、正当、合法，一句话，是否符合天命，必须先来界定五行属性。五行属性明了，而后才可以有资格号令天下。 秦汉以来，历朝都在严肃地玩着这个有趣的政治游戏，乐此不疲。 为此，历代史学家在撰写正史时，往往要编写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后的天命。直至民国卿士撰写《清史稿》，都昭示着，不懂“五行”，是没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后周确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续为“火德”。大宋自建国之初，就已经推断并确定了本朝属于“火德”，故史称“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轮小儿 “木周”让位给“炎宋”，宋人王 的《默记》还有一个恐怖的宿命故实。 说谋士王朴在后周任枢密使，帮助周世宗柴荣打天下，所向成功。因为经常要与世宗讨论用兵事宜，所以王朴常常住宿在宫中。 有一天他谒见世宗时，很悲痛地说道：“大祸不久就要来了！”世宗问什么祸。他说：“臣观看天象大异于平时，所以不敢不说啊！这件祸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当这个祸事。今晚请陛下跟我一块来看，就知道了。”当晚，王朴与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后，王朴指着说：“陛下看到河对岸像渔灯一样的东西了吗？”世宗看到了一盏灯闪出荧荧的火光，渐渐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个火轮。火轮之下有一个小儿，也就三五岁的样子，在比比画画。 等到火轮到了近岸处，王朴说：“请陛下赶快下拜。”世宗当即下拜。拜后，看到那个火轮与小儿渐渐消失。 王朴哭泣着说：“陛下既然见到了，臣没有什么更多话说了。” 此事过去没有几天，王朴就在与名臣李谷吃酒时，在座位上忽然无疾而终。而世宗北伐，下关南等地，没有来得及收复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师汴梁，崩。半年后，“天授我宋矣”，天命归于我大宋了。 作者王铚解释这个故实说：“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 但大宋确实应该自命“火德”吗？这事也有争议。 太宗雍熙年间有个“布衣”，就是没有做官的庶民，叫赵垂庆，他给朝廷上疏，大意说，大宋不应该继承五代的后周自称“火德”，而应该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应自称“金德”。在他看来，乱哄哄的五代，没有资格称天命，也即没有资格进入“五德终始”的圣统。 斯事体大，太宗拿到尚书省，要百官讨论。 最后给出结论性意见的是名臣徐铉。他的说法是：五运相互承续循环，是国家大事，历来载籍，都有明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续，但有不同。后梁自命承续大唐“土德”而为“金德”，但后唐却不承认后梁，而自认后唐就是对大唐的恢复，所以后唐与大唐是一个圣统，依然属于“土德”。在后唐看来，“五德终始”的天命关系中，没有后梁什么事。后梁不过像夏王朝中间出来个后羿、寒浞，汉王朝中间出来个新莽一样，都属于篡代，非正统。后唐中兴大唐，理应是正统。 在此之后，后唐“土生金”，代替了后唐的后晋就是“金德”；后晋“金生水”，代替了后晋的后汉就是“水德”；后汉“水生木”，代替了后汉的后周就是“木德”；后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后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从国初到现在，二十五年，已经有过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显然这是上天降佑，祖宗显灵，“火德”这一圣统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听信布衣赵垂庆的这类意见，“伏乞圣宋永为火德”，我匍匐而请求：我神圣大宋，永远属于火德。 史称太宗“从之”，接受了徐铉的意见，“火德”没有改。 可以推知，赵光义之所以改名赵炅，自有附会“火德”，应天顺人之意。 有一故实，可以约略看看赵光义对“火德”的自信。 红鸟与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这一年，纳土归宋的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他的从子钱昭序，正在执掌通利军（属河南开封），辖境内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白色的兔子。红鸟、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俩同时出现，被人同时捉住。 按照传统神秘家言，红鸟代表太阳，白兔代表月亮。这俩一个属于“阳精”，一个属于“阴瑞”，同时出现，就有阴阳和谐的意味，而“阳精”则恰好属于“火德”。这就等于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着其他“德”应该“服膺火德”，譬如位于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属“金”。现在有红鸟、白兔这样的“祥瑞”，这是“示金方驯服之征”。表示西夏就要有驯服大宋的征兆。 钱昭序将这俩东西带到朝堂，上表，说了这一番道理，认为这俩东西属于“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希望能将此事通告史馆，也即国家历史档案馆，记录下来。太宗看到了红鸟和白兔，答应了钱昭序的请求，并且对近臣说：“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红鸟，颜色红得像红百合，可以相信国家“火德”的征兆了。 赵炅，相信天命，但并不特别相信“祥瑞”。各地经常有人“献瑞”，他都做了很低调的处理，只有这个与“火德”有关的“祥瑞”，他给了肯定性的意见。按照天下治理原则，“炎宋”的“火德”，预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条件下的德能彰显。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诸邦觊觎之下，王朝应有“顺应天命”的表征，以此宣示内外。后来的真宗皇帝策划天书符瑞，荧惑朝野，泰山封禅，兴师动众，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理解。 改名赵炅的宋太宗，初期还没有“金方”西夏的问题，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缘问题来自北方，那里有个强悍的恶邻：契丹。正是因为契丹，才使得北汉至今顽梗地存在着。但赵炅认为可以用一代人时间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条件是河山一统，是为中原治理争取更多合理的地缘生存空间。 大宋帝国，当人们期待以后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时，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新科皇帝赵炅，久久萦回不去的第一个念头是：平定北汉，收复河东。 但他将这个念头雪藏起来，不说，不动，一直在隐忍。 诏罢河东之师 河东，黄河之东，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来，为天下第一藩镇所在，现在，北汉在那里。 就像当初赵匡胤面对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赵炅先生面对蜷缩于河东的蕞尔小国北汉，也恨不能如此这般咆哮一句！当初周世宗柴荣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拿下北汉；赵匡胤也曾经顿兵于太原城下，功亏一篑。北汉，如此顽固！ 最近一次，赵匡胤出兵平北汉，已经两个多月，虽然北汉还在那里，不倒，但它已经摇摇欲坠。京师汴梁，不断地接到来自前线的捷报。现在，哥哥赵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讨北汉的军队还在那里，怎么办？ 继续征讨，还是调回？ 太宗赵炅思前想后，最后，拿定主意，在国丧期间颁诏，调回了前线的征讨大军。史称“诏罢河东之师”。 他为何要召回看上去胜利在望的北伐军？ 北汉政权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持。但宋太祖时，大宋已经与契丹“通好”，契丹对赵匡胤、对大宋有敬意，对困守河东的北汉则更多了约束，要求他们不要撩拨大宋。 北汉主刘继元感觉到契丹与大宋的“通好”，不免忧惧丛生，甚至想过破罐子破摔，干脆南距大宋、北战契丹，与两个大国决一死战，最后经臣下劝谏才放弃了这个昏妄的念头。 赵匡胤在世的最后一年，感觉到了河东与契丹之间微妙的政治裂痕，于是抓住难得的战机，开始收复河东。当时派出两大指挥官：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禁军马军总司令）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河东前线马军、步军总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副总管）潘美为都监（河东前线总监）。这两位前线指挥官干得不错，开宝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几个月，不断传来捷报，宋师已经包围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势。契丹接到北汉泣血请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军缓缓前来，在石岭关与宋师发生一场战事，败归。但并没有提出终止与太祖的“和约”。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东，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现在，前线将士们得到太祖赵匡胤病逝的消息后，同时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师回朝的命令。史称党进、潘美等人，“皆自行营归阙”，都从前线军营回到朝堂。 这是太宗践祚之后，做出的一个有意味的重要决定。 党进、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时名将，现在太祖驾崩，前线将军有理由回朝参加葬礼。而命令他们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们接受了调遣，也即意味着军权在中枢。中央集权，对于藩镇割据而言，具有秩序价值。党进、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线“辉煌”，承五代流风，不幸被“权反在下”的将士们“阴谋拥戴”，乘国丧期间杀回京师，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来，这样的“阴谋拥戴”，反复上演。更吊诡的是，往往不是主帅造反，而是被部下“拥戴”，不得不反。所谓“部下”，基数庞大，良莠不齐，怀有造反发家念头的不逞之徒，二百年来，并不罕见。假使部下已反，主帅不反，那就有两个结局：主帅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实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将士们会杀掉主帅，另外“拥戴”他人）。故主帅一旦被将士“拥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来，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这类充满血腥汗臭的故实。太宗不想出现这类格局，于是抓住时机，行使帝王权力，彰显最高权威。此举自有遏制藩镇流风，捍卫大宋秩序，将可能的悲剧消弭于无形的良苦用心。 说宋初直至太宗时代，武将们多少还遗留着五代藩镇习气，不是虚言。 与太祖时一样，太宗也不主动侵扰契丹。他在践祚的第二天就下诏颁下“五条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就是命令边境将官，要约束属下士兵，不得侵扰境外契丹之地。 但这个诏令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马仁瑀大闹闻喜宴 当时的边将，瀛州（今属河北省河间）防御使马仁瑀，负责管理霸州军（今属河北），另一位边将李汉超，正做着齐州（今属山东济南）防御使，但被扩大管辖范围，来做云州观察使，同时继续管理齐州军政。李汉超的职责是监管关南屯兵。云州，在今河北北部张家口一带，地理位置已经与契丹犬牙交错。所谓“关南”，乃是当初后周世宗柴荣时，从契丹手里收复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其实还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于是习称这三关以南之地为“关南”。其地略相当于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逦东南一带。周世宗打下的关南之地，被大宋所继承，这是自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中原军民“恢复中原”最好的战略成果。 且说马仁瑀。 这位大将军幼时不好好上学，总是逃课。他爹把他弄到乡校去读《孝经》，学了十多天，一个汉字没认识。老师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马仁瑀怒自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烧了学堂，老师梦中惊醒，在好大一蓬烟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来。 据说马仁瑀少时与乡里孩子玩游戏，总是做出排兵布阵的模样，自任“将军”。每次与孩子约定时间，有来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又常常买了果子分给伙伴们吃，总是分配很公平。孩子们又都服气他。 青年时期，马仁瑀几乎无师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强弓。后汉时，投奔到邺镇（今属河北邯郸）郭威麾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赵匡胤，因为据资料推断，赵匡胤从军，也在郭威镇守邺镇时。周世宗时，高平一战，他与赵匡胤同时立功。 周世宗征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时，见水寨中间建有一座飞楼，高达百余尺，相距二百步。飞楼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为周师奈何不得他，就高声谩骂。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厮射箭，但是距离太远，射不到。马仁瑀不声不响，扯过弓来，拉满弦，只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厮“应弦而颠”，跟着弦声响过，一头栽倒。 随后，他在跟随周世宗南征北讨时，屡立战功。后周末年，已经做到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禁军左路军的总司令。 大宋建国后，他跟随太祖赵匡胤，平定泽潞（今属山西）时，率师巡边。大军曾到幽州境内，契丹早就听过他的大名，蜷缩着不敢出来。马仁瑀就放纵士兵四野略夺，劫了成千上万的牛马羊。后来又奉命随军征讨川蜀，所在有功。在山东做密州防御使时，群盗在兖州一带活动，首领有一人状貌奇伟，大高个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称“长脚龙”，很为盗贼畏服。当地监军多次征讨，不利。马仁瑀知悉后，率帐下十几人进入泰山，擒了“长脚龙”，平定了齐鲁匪患。 从小胆大妄为的一条好汉，眼里揉不得沙子。 当时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常常对将帅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来，诸将因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礼让三分。只有马仁瑀不买他的账，曾经有几次要撸胳膊挽袖子揍这位皇戚。俩人甚至暗暗约定，要在太祖郊区讲武时，私下械斗。老赵得到消息后，谁也不得罪，干脆取消了这次讲武活动。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举，马仁瑀请托照顾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时一看，某某人名在孙山之外。举子们及第，要吃“闻喜宴”，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带着某某人，大闹“闻喜宴”，当着诸考生狠狠地呵责薛相一番。相国岂可随便凌辱？此事闹大，被专门负责纠弹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赵匡胤也不过轻描淡写处理一番完事。赵匡胤知道，马仁瑀还有另外一面：执法公正。他一恶侄杀人，苦主被恶侄派人游说，放弃了司法追究，但马仁瑀还是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了杀人犯，并给苦主一家安排后事，做了经济补偿。 马仁瑀，就是这样一个人。老赵了解他，对他很优容。 到了太宗朝，刚刚上台的赵炅刚刚出台了不得侵扰边境的诏令，马仁瑀就给新科皇帝来了个难堪。 他居然置大宋诏令于不顾，擅自发动麾下兵马，进入李汉超与契丹胶着的边境地带“略夺”，扩大地盘。 李汉超也是生猛将军，镇守关南，契丹多年不敢觊觎。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说一事。说李汉超带精兵五千，常驻高阳关，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阳县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经之路。李汉超总是担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奏章到朝廷来请求增兵。太祖赵匡胤迎着他说：“是不是你老爸让你来请求增兵啊？”于是让他吃饭，并对他说：“你爸要是不能办我的事，那就等着契丹斩了你爸的脑袋，我再用能办我事的去守边关。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后又解下宝带，让他带给李汉超，还给了优厚的赏赐。从此李汉超能够奋励守边，终其一世，契丹没有能够入寇。 但马仁瑀从关南“略夺”，就涉及李汉超防地的安全问题。于是两大边将从此“交恶”，有了冲突。如此，北境会发生什么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测。 置酒讲解 太宗承继了太祖家法，对这两员悍将也不想“严肃处理”，但边衅一开，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当初契丹收买石敬瑭、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一样，收买李汉超或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个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隐患凶险，不得不防。可能的祸患，连萌芽都不让它出现，所谓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从五代藩镇割据以来，抑制武夫们可能的祸乱，让邦国实现文官治理，是太祖赵匡胤以及大宋历代君王的第一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大宋再也不允许出现藩镇割据！要理解从“杯酒释兵权”到“冤杀岳鹏举”到“蒙元亡大宋”这条逻辑链上的军政大事件，藩镇割据问题，是大宋历代君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事实上，从东汉末年“诸侯兼并”以来——直到民国初期，藩镇割据，确实是祸害中原的恶性政治肿瘤。德能兼备的政治家，必须有抑制这个肿瘤生长、割除这个肿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历代君王，在这个政治格局中，与汉魏晋隋唐乃至于元明清民国比较，是做得最出色的。终大宋帝国三百年，无藩镇割据事件出现。 但造化潜施，阴阳秘运。大宋在警惕这个“肿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缘政治格局。后来的日子里，强悍的女真、蒙元与大宋同在，让中原大宋在闪展腾挪中，由于不存在藩镇力量，也同时失去了地方武装的加持。此事说来话长，容我以后慢表。 且说两将“交恶”，已经构成了可与藩镇割据之乱世产生联想的重大事件，作为邦国领袖人物，必须要处理，抑制可能的“肿瘤”生长！ 赵炅选择了一个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点： “遣使赍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派遣使者带着金钱布帛，赏赐给李汉超和马仁瑀，让他们二人置办酒席好话好说，彼此和解。 这路数很像江湖黑道手段，体现了新任帝王的宽厚，但“令置酒讲解”的“令”字，却透露着“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时期过来、浑身带着江湖气的两位边帅能够感觉到：老大就是老大，毕竟身份不同。昔年赵匡胤都与武夫大佬们结成过“十兄弟”，宋初的武夫们熟悉这种路数。所谓“杯酒释兵权”，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赵操练江湖路数解决了藩镇割据隐患。与乃兄比，太宗是个读书人，也不得不对江湖“规则”高看一眼。太宗一纸诏书，“令”二位边帅“置酒讲解”，让二位边帅瞬间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强大气场，于是二人握手言欢。 赵氏兄弟懂江湖路数，但在国家治理方向上，并不依靠江湖路数，而是依靠儒学经典以及《誓碑》《宋刑统》所揭橥的政治正义。这一点很像孙文先生。孙先生当年曾与洪门力量来往，很懂江湖路数，但民国治理，并不依靠洪门，而是依靠《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以及“六法全书”所阐述的政治正义。大宋政权之取得，从合法政府后周朝廷“禅让”而来，但后来不仅成全了柴氏后人，更推演“天下为公”之政治正义，乱世以来的风气为之一变。史称“逆取顺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赵氏兄弟有时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似也可从“逆取顺守”的格局中，揣度一点政治伦理的复杂性。 所以从史上逻辑来看，“诏罢河东之师”，是太宗调整内部关系的一个战略性决定——大宋要长治久安，必须控驭武夫。 但也不得不说，前线形势非常乐观之际，借国丧而撤军，实在是失去了收复河东、统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机缘。 事后沙盘推演，太宗当时如果不撤军，而是点齐御林军，亲征北汉，也许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不过，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质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有能力拿下河东。哥哥的未竟事业，需要兄弟我来完成！如此，作为帝王的“武功”才有着落。新科皇帝，应有超迈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资本。 但是，有必要在践祚之初，先解决本土内部问题。 开拔出去的大宋禁军主力，是否可以流畅调动？ 这是内部问题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线将帅听命“归阙”，预示着大宋帝国的内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国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赵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盘棋，比起乃兄赵匡胤来，要凌厉得多。“诏罢河东之师”，不过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与契丹交聘 赵炅现在还不想惊动北汉和契丹。 契丹与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中原帝国，也是中原帝国第一次以平等姿态对待北方帝国。其性质可以表述为：中国土地上，南北两大政权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认。 这种肯认，是契丹首先采取主动。 太祖时代，契丹确实有讨好大宋的意图。赵匡胤征讨河东，契丹虽然勉强来援，也被太祖打败，但自始至终没有提出“和约”终止，好像那一场战事不过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时，契丹国的涿州（今属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给大宋知雄州（今属河北省）孙全兴写了信件，权衡利弊，诚恳求和。信件转到太祖手上，太祖答应了契丹的请求。 随后，契丹派出使节来访，国书自称“契丹国”。太祖并不介意，接见并宴请了“契丹国”来使。 几个月后，第一批大宋使团出访契丹，团长是阁门使郝崇信，副团长是太常寺丞吕端。事在开宝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阁门使是礼仪官，略相当于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宾的官员；太常寺丞也是礼仪官，但主管宗庙事宜。老赵派出这样的使团，有礼有节，可称处置得法。 史称契丹“自是始与中国交聘”，从此开始有了与中原政权的对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专有名词，一般指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契丹不仅讨好太祖，也讨好太宗。 太祖给了契丹友好的回应，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应。 太祖逝世的消息传到契丹之后，契丹派出了使者前来吊唁，并修“赙礼”。“赙礼”就是“赙仪”，是带着钱财来参加丧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请了这个使团。使团北还时，太宗还按照礼节给了他们赏赐。 与此同时，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团来祝贺太宗登极。 几个月后，等到太祖赵匡胤下葬时，契丹又派鸿胪少卿等人前来“助葬”。鸿胪，是中原职官，主管礼仪外交；少卿，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契丹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汉地职官制度，到了后期，契丹，也即大辽，基本汉化。这是后话，表过不提。这位少卿带来的“助葬”礼品有：山陵马三十匹、御衣三袭、金带两条、御马三匹（并配有黄金鞍勒）、金饰戎具一副。 随后，契丹使节不断前来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东的将士，也给了契丹一个感觉，似乎大宋可以与北朝不必发生战争。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两国友好，互赠礼品，互贺节日，互相往来，历史记录中，不下十几次。 当初在太祖朝时，虽然国境上也有贸易，但都属于民间行为。到了太平兴国二年春，赵炅践祚才几个月时间，百废待兴，但还是在边境几个大的州郡，安排了“榷务”，也即国企性质的贸易公司或贸易管理局，将中原或南国出产的物资，如香药、茶叶之类，带到边境，与契丹“互市”，互相买卖交换。 看上去，两大帝国似乎正在呈现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吗？ 太平兴国 “天下太平”，是传统中国历代圣贤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实现啦。于是，太宗登极伊始，不待转年，就开始“改元”。他特意选择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年号：太平兴国。 赵炅先生还是个多产的帝王诗人，现在能看到他留存下来的诗歌达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别愿意追求美感。昔人笔记中记太宗一事，说他酷爱一种艺术名叫“宫词”，这东西有十个小调子，略相当于词牌，可以演唱。十个小调中有两个名为《不博金》《不换玉》。赵炅认为这俩小调子名太俗，根据内容意境，亲自改名，分别为《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赵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觉得禁军各部的名号不雅，于是“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下诏用美丽的名字替换原来禁军各部名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神卫”。 所以他制定年号也多有诗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个年号。 第一个就是“太平兴国”，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国兴”。 第二个年号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仪态最具褒扬的词汇，大意是温雅、华贵、舒缓、大方。“和煦”则指气候温暖，可以转义理解为用温和手段治理天下。显然，赵炅先生像历史上有道之君一样，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倾向。 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改元”和“年号”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与年号无关的纪年”转义为“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以为如此可以体现“春秋大义”，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开宝九年”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两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太平兴国元年”，属于太宗纪年。 此事今天看来已经很简单，也很清晰，但在司马光、朱熹二人看来，《春秋》体例自有“经学大义”，轻易不敢背离。但如前所论，经学作为一种儒学思想，在史学书写中，自有重要义理功能，但不能替代叙事逻辑。史上无数胶柱鼓瑟故实，大儒不能免，今儒也当警醒。 历史记录者有问题，宋太宗赵炅，作为历史亲历者，也有问题。 又不是异姓之间的改朝换代，都是大宋王朝，又是兄弟俩，哥哥的“开宝”还在当年，弟弟就改元“太平兴国”，这事就叫“失礼”（毕沅语）。后来，朱熹在评价这个“失礼”行为时，不乏幽默地说：“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他的意思是太宗登基时，朝廷没有大儒，所以乱改元。 这些都是闲话，表过不提。 太宗改元“太平兴国”，确实预示了一代贤君致力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但太宗初年，天下并不太平。 除了北汉还在割据，吴越也并没有成为大宋本部，还有南方的清源军，也还不属于大宋本部；远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凶未卜；这些都不说，就是大宋辖境内的广袤土地，也时时出现自然灾害、政治叛逆，每天都有好消息，每天也都有坏消息。 大宋，中原，并不平安。 如果要平定北汉，赵炅希望能效法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那样，就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他期待中原地区能够风调雨顺，士庶能够安居乐业，而后，他才有足够“放下”心态，致力于恢复汉唐疆界的伟大梦想…… 灾害记录 太平兴国年间的自然灾害很严重。 《宋史·五行志》将自然现象，包括水旱蝗虫、灾害变异、吉祥预兆等，分为水、火、金、木、土五个大类，十几万字记录。 梳理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太平兴国八个年头（由于太平兴国元年只有九天，不计入），仅仅与五行之“水”有关的灾害（不算“灾异”和“祯祥”）就有数十起，足见“太平兴国”不太平。 太平兴国二年（977）： 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一步，略相当于今天一米五），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涨二十五丈（这个数字可能有误）。兴州江涨，毁栈道四百余间。管城县焦肇水暴涨，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顷。颍州颍水涨，坏城门、军营、民舍。景城县雨雹。 七月，复州蜀、汉江涨，坏城及民田、庐舍。集州江涨，泛嘉川县。永定县大风雹害稼。景城县（天雷）震死牛商冯异。 这一年闰七月，卫州蝻虫生。 太平兴国三年（978）： 五月，怀州河决，河水北流。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 六月，泗州淮水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州北门（抗灾，将北门堵塞，防水入城）。 十月，滑州灵河已塞复决（灵河决口，已经堵塞，再次决口）。 太平兴国四年（979）： 三月，河南府洛水涨七尺，坏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决宋城县。卫州河决汲县，坏新场堤。 八月，梓州江涨，坏阁道、营舍。 九月，澶州河涨。郓州清、汶二水涨，坏东阿县民田。复州沔阳县湖水上涨，坏民舍、田稼。 太平兴国五年（980）： 四月，冠氏、安丰二县风雹。五月，颍州颍水溢，坏堤及民舍。徐州白沟河溢入州城。 七月，复州江水涨，毁民舍，堤塘皆坏。 太平兴国六年（981）： 七月，河南府、宋州蝗。 （未记月份）河中府河涨，陷连堤，溢入城，坏军营七所、民舍百余区。鄜、延、宁州并三河水涨，溢入州城：鄜州坏军营，建武指挥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坏仓库、军民庐舍千六百区；宁州坏州城五百余步，诸军营、军民舍五百二十区。 太平兴国七年（982）： 三月，京兆府渭水涨，坏浮梁，溺死五十四人。宣州霜雪害桑稼。 四月，耀、密、博、卫、常、润诸州水害稼。北阳县蝻虫生，有飞鸟食之尽。滑州蝻虫生。是月，大名府、陕州、陈州蝗。 五月，芜湖县雨雹伤稼。 六月，均州涢水、均水、汉江并涨，坏民舍，人畜死者甚众。又河决临邑县，汉阳军江水涨五丈。 七月，大名府御河涨，坏范济口。南剑州江水涨，坏居民舍一百四十余区。京兆府咸阳渭水涨，坏浮梁，工人溺死五十四人。阳谷县蝻虫生。 九月，梧州江水涨三丈，入城，坏仓库及民舍。 十月，河决怀州武陟县，害民田。 太平兴国八年（983）： 五月，河大决滑州房村，径澶、濮、曹、济诸州，浸民田，坏居民庐舍，东南流入淮。相州风雹害民田。 六月，陕州河涨，坏浮梁；又永定涧水涨，坏民舍、军营千余区。河南府澍雨（暴雨），洛水涨五丈余，坏巩县官署、军营、民舍殆尽。谷、洛、伊、瀍四水暴涨，坏京城官署、军营、寺观、祠庙、民舍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又坏河清县丰饶务仓库、军营、民舍百余区。雄州易水涨，坏民庐舍。鄜州河水涨，溢入城，坏官寺、民舍四百余区。荆门军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五十一区，溺死五十六人。 八月，徐州清河涨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门以御之。 九月，宿州睢水涨，泛民舍六十里。 是夏及秋，开封、浚仪、酸枣、阳武、封丘、长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县河水害民田。 九年（984）七月，嘉州江水暴涨，坏官署、民舍，溺者千余人。 八月，延州南北两河涨，溢入东西两城，坏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妇河涨溢，坏官寺、民田。孟州河涨，坏浮梁，损民田。雅州江水涨九丈，坏民庐舍。新州江涨，入南砦，坏军营。 除此之外，《五行志》记录与“火、金、木、土”有关的灾害也不少，如“金”之灾害（天旱属于“金”）：二年正月，京师旱。 三年春夏，京师旱。 四年冬，京师旱。 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 六年春夏，京师旱。 七年春，京师旱。孟、虢、绛、密、瀛、卫、曹、淄州旱。 九年夏，京师旱。秋，江南大旱。 与“土”有关的灾害（大风属于“土”）： 二年六月，曹州大风，坏济阴县廨及军营。 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 六年九月，高州大风雨，坏廨宇及民舍五百区。 七年八月，琼州飓风，坏城门、州署、民舍殆尽。 八年九月，天平军飓风拔木，坏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区。十月，雷州飓风坏禀库、民舍七百区。 九年八月，白州飓风，坏廨宇、民舍。 …… 史上这些灾害记录，来源于当朝者“史馆”也即“国家档案馆”的记录。 当朝者为何关心这些灾害？ 因为它们不仅与皇权的合法性相关，更与“民生”问题相关。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民生”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国家，乃是人民对个人部分权力和权利让渡的产物。国家，理应在获取权力之后，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就包括安全保障的权利。所以，合法政权，一定是承担灾害责任，关注民生的政权。至于国体、政体都不是紧要处。大宋帝国，自赵匡胤第一个年号“建隆元年”开始，邦国治理，就对民生问题投入了极大关注，多方动员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大宋的“幸福指数”之高，历朝历代比较下来，大胆一点评价，可能仅次于民国。 之所以有此优良治理结果，与大宋关注“民生”的强度有直接关系。 而关注“民生”的强度越大，也就越需要“公正”理念的介入。 大宋不厌其烦地记录这类灾害，以及面对灾害的回应，证明了合法政权对“公正”的实在关注。 按照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合法政权在推行“公正”问题时，容不得各种“折扣”。与“公正”最为相关的政治概念是“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比“民生”问题复杂得多（但未必重要得多）的政治学概念，譬如，组织内的公平正义，是一回事；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公平正义，又是一回事，等等。这里展开来谈是不可能的。但借助传统思想史意见可以约略知道：公正，与“义”有关；义者宜也。政治问题之处理，以“合宜”为佳。达致这个“合宜”状态，就是达致“平衡”状态；反之，就是“失宜”也即“失衡”，也即不合适，不妥当，不应该。“失宜”或“失衡”，是政治败笔。 大宋帝国，自赵匡胤时代起，就对“合宜”问题有关注。预防或治理灾害，需要国帑支出；对寡头政权而言，这类支出因为影响到团伙利益，他们是吝于出手的。但对天下为公的大宋政权而言，这就是必要的支出。大宋多次动用国库财政解决灾害损失，并从不将此视为德政，从不做自我旌表，就是认为救灾是合宜的，否则就是不合宜的。 这方面，太宗赵炅有一种文化自觉。考察中国荒政（荒年政治治理），大宋做得相当出色。具体故实容当后表。 王沔读试稿 宋代史料，记录了很多关于灾异的有趣故实。 大宋淳化二年（991），因为天旱闹蝗灾，宋太宗忧心忡忡，于是召问近臣时政得失，大臣寇准回答说：“《洪范》讲述天人之际的关系，灵验如影随形。之所以有天下大旱，那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之处。不久前，祖吉和王淮两个人都同样贪赃数万，但祖吉被正法，家资被抄没；王淮却因为他的哥哥王沔正做着参知政事（略相当于副丞相），算是朝中有人，只受了杖刑，还能继续做官。这样用法，轻重不一，执法不公，天下大旱，实在是上天有意示警啊！” 王沔，史称此人“聪察敏辨，有适时之用”，聪明，有洞察力，敏捷，有辨析力，适时需要，能献上中允意见。他在太宗前讲话，很从容，逻辑性强。过去殿试，往往由有关官员念诵给皇上听。王沔可以做到像播音员那般念诵殿试考卷，声腔抑扬顿挫，吐音明丽流畅，经他读过的试稿，往往都能高中。但此人“性苛刻，少诚信”。掌管政事堂国务时，凡是有人来拜见他，他都跟人说好话，但最后答应人家的事，并不办理，所以一般人都怨恨他。他与朝中大臣也有过节，名相张齐贤、陈恕、寇准等人，也都不喜欢他。他的兄弟王淮因为贪赃，按大宋律法，应该正法，但因为他的缘故，得到了从轻处罚。所以寇准在太宗讨论时政得失时，拈出此事，等于借天灾力量推动司法公正。 太宗往日也曾听到人们议论王沔的不是，但还是为王沔回护，毕竟是国务大臣，太宗有优容之处。这一次，经寇准一番议论，史称“帝大悟”，太宗大为醒悟，知道以前确实司法不公，而王沔则太多机巧，好使诈术，“非廊庙器”，做不得朝廷大臣。第二天，召见王沔，“切责之”，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随后，寻了个机会，罢免了他的参知政事。据说王沔得到诏令，来见太宗，哭着不愿意离开，甚至不久之后还为被罢免之事愁得须发皆白。 皇上“自焚” 大宋如此，是有“宗教信仰”为底色的。 古代祭祀，往往要有“祝版”，是将写好的祝词张贴在一块板子上。纸张因祭祀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工装饰，有的要用白纸，有的要用红纸、青纸，有的还要配黄边，等等。祝词要预先写好，如果是国祭，就要皇帝在祝词后署名。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仲春，命宰相和群官祷雨，又派出中使，也即宫中宦官，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分头去祭祀五岳神山。按过去惯例，皇上要“御署”，也即预先在祝词上署名“大宋赵炅御笔”之类字样，然后再派遣。 翰林学士王禹偁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准礼，五岳视三公，今虽加王爵，犹人臣尔。天子称名，恐非古制。请自今更不御署。”按照礼制，五岳的神职相当于朝廷的三公，现在虽然给五岳神加上了王爵，但“王”还是比“帝”低一格，相当于人臣。天子在祝版上署名，恐怕不是古来的制度。请从此不要“御署”。 太宗在王禹偁奏章的后面批示道：“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惮，至于亲署，又何损乎！”朕为万民祈福，即使是洗澡沐浴，像汤王在桑林祈祷下雨，准备自焚，我都不怕，至于亲自署名这事，又有什么损失呢！ 赵匡胤以来的宋帝，人人虔诚“敬天”，谁也不敢违逆天命、天道。面对各类“天谴”，所有的宋帝都会反躬自省。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罪己”传统，在宋帝这里得到很真诚的承续。 太宗说“自焚”事，并非虚伪的大言。 早在王沔事件后的蝗旱灾年，太宗就有了准备“自焚”的敬天举动。 宋人吕中《大事记讲义》，论及这一“灾异”时说：“淳化二年（991）二月，诏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下诏，认为蝗灾旱灾之重是因为帝王之德薄所致，准备自焚以谢天。第二天下雨。 明人孙承恩有《鉴古韵语》一书，对历代帝王都有一段“韵语”（相当于打油诗），内中说到宋太宗，有言：罪己消天变，仁民隐至情。 厚伦施义粟，勤学购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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