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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梁士诒失宠久矣。　　没有人比他更懂经济，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让袁世凯产生“离不开”的感觉。　　从清末到民国，梁士诒打造了一个以叶恭绰为代表、围绕于他的“交通系”，遍布铁路、关税、银行和各大国企，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财权之外，梁士诒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又牢牢把握着事权，同交通系的朱启钤、周自齐形成攻守同盟的铁三角。　　搞钱能力一流的梁士诒也很受洋人喜爱，替英国代工步枪，跟美国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逐渐，有入见袁世凯禀报工作者，总能听到“问梁秘书长去”的回答，其“二总统”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　　在梁士诒看来这显然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毕竟，以杨士琦、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不爽他久矣，天天拿着放大镜找茬儿，袁克定也在杨度的影响下巴不得他滚蛋。　　侍奉雄猜之主，获其信赖很难，而要摧毁建立起来的信任则再简单不过。　　由于经常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时间一久，某些梁士诒自认的琐事就没有请示，而是自行处理。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　　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以一隅而为天下先　　蔡锷和陈宧是老相识了，两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锷看来，陈宧跟汤芗铭一样，都是没有节操的政治赌徒，随行就市，只不过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觉罢了。　　十三岁那年，蔡锷考中秀才，后被推荐到湖南时务学堂，同总教习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到北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北京。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á，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为梦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沦为笑谈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毛泽东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十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二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儿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　　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儿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元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　　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北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殡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元宵节。　　只想一家人吃顿安稳的汤圆，可六姨太嘀咕说袁世凯要是不封她为“妃”，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彰德。　　八姨太和九姨太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五姨太嫌她们不懂事：“别闹了！你们都当妃子去，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能谋善断的五姨太是天津人，除大姨太沈玉英外，最受袁世凯宠爱，家里的日常生活全交她料理，连于氏都惧让三分。　　结果三个女人合起伙来反讥五姨太站着说话不腰疼。　　袁世凯把筷子一撂，叹气道：“别吵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起身回办公室去了。　　袁克文进来倒茶，转身离开时，被袁世凯叫住了。　　很久没跟老二谈心了，他是袁家诸子里公认最有想法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为父昏聩啊！”　　袁克文把壶放下：“权力之下无真相，因为其本质就是对信息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不仅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　　袁世凯若有所思。　　袁克文：“熙宁变法时，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是著名的反对派。他觉着没办法说服宋神宗，便画了一幅《流民图》，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老百姓抛妻弃子，辗转于途，最后死于沟壑的惨况，跪地呈上。神宗看后，震惊得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夜里又在深宫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泪，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官。”　　袁世凯颔首。　　袁克文：“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上上下下都在蒙皇帝。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连道光最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也撒谎。作为朝廷钦命的‘靖逆将军’，奕山一到广州便摇身一变成了‘抚远将军’，违旨停战，违旨谈判，违旨通商，违旨赔款，还在奏报中捏造‘一鼓荡平英夷，片帆不返’的‘战功’——”　　袁世凯用手势打断了他，颓唐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为父？是耶？非耶？”　　袁克文：“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袁世凯笑了：“你也乡愿了？不用讳言，外间都说我坏。”　　袁克文：“因为父亲当了‘真小人’，想做皇帝就放手去干。殊不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伪君子可以当，真小人却万万不能做。政坛上的衮衮诸公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伪君子虽不称帝，其独裁揽权却比皇帝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还要伪装成‘元首’‘领袖’，以愚黔首。”　　袁世凯看了看窗外，悲凉道：“终究是搞砸了。”　　袁克文：“但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抗，既然要同天命扳一辈子手腕，那么，怀疑自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而作出一个选择，是为了获得这个选择的意义，而非选择本身。”　　袁世凯：“中国有得选吗？两千多年前管仲就知道‘以商止战’，为了刺激经济，对外降低关税，对内鼓励消费，甚至在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吸引商旅，而在税收方面则‘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基本不与民争利。到了商鞅，走向另一个极端，奖励耕战，限制商业，用军爵和郡县制抹杀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同时，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禁止贸易，农战立国。”　　袁克文点头：“后世主政者莫不摇摆于二者之间。汉初天下凋敝，天子出巡配不齐肤色一致的六骏，‘放水养鱼’势在必行，故‘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繁荣工商，始有‘文景之治’。及汉武御极，连年征战，颁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管制物价）二法渔举国之利，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甚至以‘告令’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的富商大户。此令一出，中等以上商贾之家悉数破产，上林苑堆满了抄没来的民间财产。主管财政的大农令桑弘羊因此被时人斥为‘乱国酷吏’，某年天下大旱，对其恨之入骨的儒生甚至上书献策，说‘烹弘羊，天乃可雨’。”　　袁世凯沉思道：“但我记得在盐铁专营政策的会议上，桑弘羊对质疑一一反驳，说如果不执行国营，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袁克文：“不错，这正是中国的死穴之所在。”　　袁世凯一惊：“死穴？”　　袁克文：“大一统。人人都追求大一统，希冀安全感、治世犬以及恩赐的保障，但要维持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势必豢养臃肿的官僚体系，直面惊人的军费开支。桑弘羊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赋税确实没加，但国有专营的清单却越拉越长。到了北宋，茶、盐、酒、醋、矾、香药、象牙……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大，远超前代，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并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袁世凯：“但你也说了，是在管仲和商鞅的一松一紧中螺旋前进。”　　袁克文：“没错。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但时间一长，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商人也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中央往往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强化控制力，后果就是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执政者又不得不放权让利，复苏经济，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因此，不管是紧是松，一个无声的金箍咒永远存在，那便是‘稳定压倒一切’。”　　袁世凯叹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袁克文：“也是个难东西。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投票决定把大门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棕色抑或黑色。其中一人钟爱黑色，但他知道黑色不可能赢，因为喜欢的人太少。但他又极端厌恶红色，怎么办？最理性的方式是把票投给棕色，因为至少不是红色，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而操纵和玩弄民意的空间也永远存在。”　　袁世凯突然想到了什么：“公平和正义是否存在天然的对立？”　　袁克文思忖片刻，道：“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其争辩的的焦点便是政府应站在公平和正义的哪一端。公平论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在其后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没有作弊，那他即使富甲天下，也无可非议；正义论者则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清白，获取的过程也光明正大，但积累过多时，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平衡不均。”　　袁世凯：“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因为家世各异，起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任由社会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滚动下去，必然导致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直至爆发革命，重新洗牌，把大多数人推回到同一起点，开始新的竞赛。”　　袁克文：“政府为维护正义以公权力对弱者进行后天补偿，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寸极难把握。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既破坏了公平，又损害了正义。”　　袁世凯默然不语，半晌方道：“眼下的局势，你怎么看？”　　袁克文直言不讳：“两千年的郡县制，耗尽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国之君总被推翻，其实是件很悲惨的事。”　　袁世凯并不介意：“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导致其不用同海外贸易便能自给自足。而且，由于吃穿用度不愁，统治者常常对技术进步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可能对稳定产生威胁。”　　袁克文：“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都不参与世界的‘公转’，而是在与世隔绝中‘自转’，”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您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您对我说过，要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着善良，哪怕微不足道，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穿越重重黑暗，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袁世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居仁堂。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袖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到中南海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断鸿声里斜阳暮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去信：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都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　　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　　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北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流沙幻影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　　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望着窗外的那一小片天空，他仿佛看到父亲袁保中、养父袁保庆，看到吴长庆、李鸿章、丁汝昌、张之洞……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云端浮现，冲自己微笑。他努力伸出手去，却发现那些脸庞逐渐淡出，化作一道道亮绿色的线条，在模糊中糅到一起，最后消失得杳无踪迹。　　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锷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里的吟唱：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　　（全书完）　　附表 清朝官员体系　　皇族：　　分宗室和觉罗。　　命好命坏，全看祖上跟塔克世的关系。塔克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爸爸，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宗室。而塔克世的伯叔兄弟这些支脉，后代则均为觉罗。　　宗室封爵：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镇国公、辅国公）、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闲散宗室。除军功卓著，经皇帝特恩，亲王之一子可以世袭亲王爵位外，其余王公子孙都要降级袭封。　　当然你会问，这么多级，已然眼花缭乱了，为什么“公”那一级还要分奉恩的和没奉恩的？　　因为“八分”。　　努尔哈赤将爱新觉罗子孙预定为八家，每一旗为一家，八旗宗室按照“八家均分”的原则分享政治经济特权。只有宗室中身份较高者（奉恩辅国公以上）才能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俗称“入八分”。而镇国公往下，则被称为“不入八分”。　　中央文官：　　清朝皇帝多患有受害狂想症，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合计怎么防备汉人。沉疴日久，终于在雍正朝集中爆发。后果就是，内阁这个自明以来的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被新成立的军机处架空。　　紫禁城里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原本是内阁学士的办公场所，阁臣地位最高时相当于宰相，比如张居正。而对于雍正这类有着天蝎座一般强烈控制欲且精力旺盛的患者而言，他不宰人就算好的了，还想给他配个宰相？　　清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分为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明发上谕由内阁学士拟就，皇帝首肯后下发到中央各部。　　而军机处经办的寄信上谕则重要得多，由军机大臣拟给皇帝看，若无问题，皇帝就封起来盖一个“办理军机处”的印。此印一盖，则属高度机密，谁也不能看。比如，有关财政问题，发给江苏巡抚的寄信上谕，就连户部尚书也不能看。　　唐宋时期的上谕是公开的，生效的前提是得有宰相的章，皇帝一人说了不算，君权相权相互制约。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到了事无巨细地大搞暗箱政治的雍正朝，独裁专制发展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无论正一品的“大军机”（军机大臣）还是正四品的“小军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属官），都不能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相提并论，而只是执行皇帝个人意志的私人秘书。　　清朝的六部，吏部（文官任免）、户部（户籍财政）、礼部（外交科举）、兵部（武官任免）、刑部（立法审决）和工部（工程制造），比之明朝，也大为缩水。虽然各部尚书和都察院（中央纪律检查机关）的左右都御史仍位居从一品的高位，各部侍郎和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位居正二品的高位，但由于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一共六个堂官，皆可对皇帝密折言事，相互掣肘，谁也无法独大。　　再加上皇帝经常越过六部直接跟地方对话，六部堂官很大程度上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堂官都酱油了，底下办事的也只有无所事事。　　各部下设数目不等的司，司长郎中（正五品），副司长员外郎（从五品），司员主事（正六品）。　　除此之外，中央直属机关还有：　　理藩院（管理蒙古和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汉人不得入院任职），长官为从一品尚书；内务府（皇家办公厅），长官为正二品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最高学术机关），长官为从二品掌院学士；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四品），侍读、侍讲（从五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立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授此职），检讨（从七品，由进士的二甲三甲中择优录取庶吉士，留馆学习一段时间考核通过者授予此职，余者派往各部任主事）；大理寺（最高法院），长官为正三品大理寺卿；通政司（上传下达，收受各省奏疏），长官为正三品通政使；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长官为正三品宗人府丞；国子监（中央大学），长官为从四品祭酒；　　此外，还有十二个从周朝流传下来的虚衔，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　　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正一品赐）；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师，从一品赐）；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从一品赐）；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少，正二品赐）。　　无定员，随皇帝喜好赐予有功大臣。　　地方文官：　　总督（统管数省军政民政的地方长官），按理说是正二品，但由于要节制兵权，常加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衔，因此多为从一品。　　直隶总督（辖直隶一省，治所保定、天津各设一处）。晚清的直隶总督兼任负责对外通商事务的北洋大臣一职，地位极其尊贵，甚至在军机大臣之上；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所南京）。兼任南洋大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二省，治所武昌）；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二省，治所广州）；两广和湖广由于民丰物埠，扼交通要道，因此其总督地位也异常显赫；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二省，治所福州）；四川总督（辖四川一省，治所成都）；　　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二省，治所西安）。陕甘只在左宗棠任总督时，地位稍显；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二省，治所昆明）。地位最低。　　清末又增设东三省总督，辖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治所沈阳。　　另外，直隶、湖北、福建、四川、广东、云南六省到了光绪年间，不再设置巡抚（正二品省委书记），而由总督兼任。山东、山西、河南则没有总督管，只有一个巡抚。　　此外，还有跟粮食相关的仓场总督（管天下粮仓，正二品）、漕运总督（管粮食转运，正二品）和河道总督（管全国水路，正二品）。　　布政使（从二品，俗称藩台，掌管一省民政的省长）。　　按察使（正三品，俗称臬台，掌管一省司法的副省长）。　　道台（正四品，分守道和巡道）。守道管理若干府（市）县，巡道则相当于现在各省的厅长，比如粮道（粮食厅厅长）、河道（水利厅厅长）。　　知府（从四品市长），同知（正五品副市长）。中央直辖的府高一级，比如顺天府尹（北京行政一把手）就是正三品。　　再往下就是州、县。州和县几乎平级，往往由特殊地区或繁华紧要之县改设。　　知州（从五品），州同（正六品）。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　　清朝全境有1314个知县。　　武官：　　领侍卫府（长官为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保卫紫禁城）。　　步军统领衙门（长官为从一品九门提督，保卫北京）。　　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皇宫安全，品级高，手下却没多少人，一般由多人兼任。而九门提督是专人专职，负责保卫整个北京城，兵多权大。　　清朝军事系统分为八旗军和绿营（汉军），领侍卫府相当于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步军统领衙门则是绿营的最高指挥机关。　　八旗军又分为在京的和外地驻防的，在京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九支部队，各营长官为正二品的“统领”，副官为正三品的“翼长”。　　八旗驻防军的长官为从一品的“将军”（仅授满人，与爵位中的“将军”概念不同），相当于管辖数省八旗军的大军区司令。虽貌似与总督平级，实权却远不如后者。一些边省份不设总督，而以将军兼管民政。　　将军之下是正二品的副都统。当然你会问：和将军平级的都统哪去了？事实上，最早八旗军一旗的长官叫都统（如正白旗都统），后来承平日久，各旗都被打散了，都统一职也只剩下两个，分驻张家口与热河。　　张家口都统兼管察哈尔（省）的游牧之事，称为“察哈尔都统”（从一品），辖兵两万人。热河都统兼管木兰围场，辖兵九千人。　　绿营在省一级的军事长官为从一品的提督（上将），受总督节制，统兵一万五。提督之下是正二品的总兵（中将），受巡抚节制（新军建制中的镇统与总兵平级）。再往下就是从二品的副将（少将）、正三品的参将（大校）、从三品的游击（上校）、正四品的都司（中校）、从四品的守备（少校）、正五品的千总（上尉）以及正六品的百总（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