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关注的是年轻人，比如时任农商部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北京。 久未露面的应桂馨出来觅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钱财和勋位，不愿旧事重提的袁世凯拨了笔款想打发他走，谁知应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认刺宋有功。 这就颠倒乾坤了。 烦闷中，袁世凯突然想起初见宋教仁时的情景。 彼时，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见其衣服破旧，便问是否还是留日时所买，宋教仁点头。 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谈话间他就把尺码给记住了。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唐内阁期间，袁世凯谈及农林总长宋教仁，总是颇多推许。 转变发生于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讲拉票并猛烈抨击北京政府。大为光火的袁世凯听赵秉钧说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毁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毁宋不是毁谤而是毁灭。当得知宋教仁的死讯时，他蒙了，喃喃道：如何是好？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 应桂馨但凡有一丝自知之明，也该清楚袁世凯对他除了厌恶就是蔑视。他不学洪述祖的低调（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岛德租界），反而抛头露面，狂犬吠日，终于在离京途中被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从不讳言自己就是杀应的幕后主使，但巧的是，随后直隶都督赵秉钧便暴毙家中，坊间纷传总统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杀人灭口。 逻辑链是成立，但赵秉钧不是应桂馨。杀应无伤大雅无人问津，杀赵则必定轰动全国，在国民党已垮、宋案已时过境迁（过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烦的不智之举。 事实上，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后来在家信中表明，他爷爷是死于脑溢血，倒在床头边，家属亲见，并无谣传的“七孔流血”的症状。 赵秉钧死后备极哀荣，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终，丧事极为隆重。袁世凯手书“怆怀良佐”的匾额，优恤家属，并令京津两地为其修建专祠。 饶是如此，汹涌的谣言还是在北洋旧将心中埋下了浓重的阴影。曾担任过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就对亲信说：“我们参与老头子的机密大事太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老头子总有一天要消灭痕迹。” 由于冯国璋远在南京，王士珍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矛盾便在当过北洋六镇里四镇的镇统，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段祺瑞身上爆发。 段祺瑞人品没得说，不抽不赌，不贪不嫖，一辈子清廉耿介，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 不过，性格缺陷同样明显：固执自大，争胜好强。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耻笑的他打算剪辫，被督学荫昌瞧见。 荫昌一把夺过剪刀，问他何故发狂。段祺瑞说，我宁愿发狂也不愿受辱。荫昌劝道：“你是官费留学，剪了辫子万一朝廷震怒，断了你的学费，到时求学不成，归国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动，但仍道：“终不欲受人讥也！” 荫昌让他先电奏朝廷，再做决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结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荫昌，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国了。” 荫昌笑道：“我也要感谢你啊。” 段问何故，回以：“你电报打过去，如果朝廷准许，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许，我亦无冒请之嫌。难道不该谢你吗？”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虽说酷爱下棋，但棋艺不精，还输不起。一次，被11岁的棋圣吴清源杀得大败后，段祺瑞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还有一次跟儿子段宏业对弈，又败，段祺瑞咆哮道：“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玩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出息？滚！”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产，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以给干女儿为名（段在原配过世后娶了袁的义女张佩蘅为妻），送了段家一栋。 房东是一个输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没给房契。大头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到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验明正身后，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则终生不疑，亲如一家。个中典型便是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 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树铮被视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极富才干也极其骄狂，树敌众多，深为袁世凯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计早就被乱刀砍死，用不着日后冯玉祥出手。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1936年，汉奸王揖唐等在报纸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署名中，领衔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在报上登一启事，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正迅速膨胀，袁克定此举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果然，其住宅很快便处于日人的监视之中。 北平沦陷后，投敌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动他把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一来能换笔可观的收入，二来也能博取日人的欢心。 事实上，北伐战争胜利后，控制了河南的冯玉祥没收了大量的袁氏财产，袁克定没有固定收入，养着一大帮下人，很快便外强中干，急需用度。 即令如此，袁克定还是以“先人发祥之地，子孙不可出售”为由拒绝了曹汝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帮袁克定谋了个馆员的身份，月薪六十元。但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很快袁克定便丢了工作，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 即使生活潦倒到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一定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始终保持着恍如隔世的贵族范儿。 1958年，伴着“大跃进”的喧闹，八十岁的袁克定在“家国山河半梦中”悄然离世。 临终前，他的思绪飞回到民国元年的春天…… 那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家由洹上村迁居京城。一天，袁克定送袁克文到火车站后骑马返村，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成重伤。 袁世凯闻讯大惊，在咨询专家后，给家人的电报里殷殷叮嘱，说切不可乱治，“必须专信西医”。并让他们赶紧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的医院，途中缓行，由医生随同照料。 担心于氏迷信中医的他还不忘提醒五弟“切劝汝嫂，万勿固执，速同往诊治”。 其实，这封舐犊情深的家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这句：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怎）不爱念。 一年后，落下腿疾的袁克定应德国公使之邀赴柏林治病，热情的德皇威廉二世设国宴款待。 彼时欧战刚刚打响，德国气势方张，欲拉拢中国的威廉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和西南的英国（英属殖民地印度、缅甸）都是君主立宪国，北面的俄国更是君主专制国。因此，中国实在不适合共和。如改为帝制，由令尊主持国事，则更为妥当。到时朕会全力襄助此事。” 见袁克定似有所动，曾经一即位就罢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廉把当年对载沣讲的那套“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复述了一遍。 结果，袁克定一回国就向袁世凯提出两项建议：一、迎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 二、在总统府内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总统挂帅。 刚愎自用的段祺瑞的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提拔重用了许多门生故吏，使陆军部隐然成为一股势力，但忠诚的秉性决定了其永远不可能背叛袁世凯。 不过，至少有两件事让袁世凯觉得，袁克定的建议应当采纳。 一次，几度想把徐树铮从陆军部次长的位置上调离的袁世凯又向段祺瑞提出这一老生常谈，谁知段当场发飙：“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另一次是“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正焦头烂额，陆军部很不识趣地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薪水。袁怒批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河北正定。 袁克定亲自去迎王士珍入京，对方却以“不愿过问政治”回绝了其美意。袁克定磨了半天，最后道：“不参加政治活动可以，难道不能到北京看看我父亲吗？” 北洋之龙沉默半晌，同意了。 不久，凌驾于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之上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段祺瑞、刘冠雄、陈宧、萨镇冰、王士珍和曹锟为办事员（常委），陆军总长的权力严重缩水。 倔强的段祺瑞开始消极怠工，部务全交给徐树铮处理。 一天，袁世凯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茫然不知所答，半天才说：“容我到部查明。” 袁世凯高声道：“怎么还待查明，你的呈文不是早都送来了吗？” 很快，秘书夏寿田私下里便听到总统的吐槽：“人家都说我重视北洋团体，其实我何尝有南北之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何尝不能重用他们？” 未及回答，袁世凯又道：“你看，小站旧人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到12点以后才起床，芝泉（段祺瑞）老不过问部务，咱们北洋成了什么样的团体！” 每天下班，夏寿田都要和同门师弟杨度凑在一起密谋大事。他知道，一向坚信自己是王佐之才的杨参政是瞧不上参政院的闲差的。 早在熊希龄组阁时，杨度本来有望出任交通总长，结果在梁士诒的作梗下被周自齐顶替。只对教育、司法和农商三个俗称“冷衙门”的总长人选有话语权的熊希龄给杨度协调了一个教育总长，好言相劝老友“帮帮忙”。 谁知杨度冷言冷语道：“我帮忙不帮闲！”拒绝赴任。 于是，以当帝王师为毕生追求的杨度在郁郁不得志中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成为袁克定的狗头军师。 雾中风景 1914年底，总统府军事顾问蒋百里上了一个条陈，建议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给老气横秋的北洋军打打强心针。 夏寿田与袁克定立刻附议。 除了觉得提法比较高调，给改成“模范团”外（袁世凯自任团长），一切均按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倡议规划：一、模范团的士兵从北洋各师的下级军官中抽调；二、模范团的下级军官从各师的中级军官中抽调；三、用五期练成十个师的模范军官。 当时全国的北洋军合起来还不到十个师，进展顺利的话，从第二期就开始担任团长的袁克定便能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势力。 除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袁世凯力推模范团。 第一，如曾经看过剿办白朗起义相关电文的蔡锷所言，北洋军已不堪大用：先后调动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 第二，割据一方的北洋军头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时，段芝贵率第二和第六师南征。六师师长李纯打下江西后被任命为江西都督，二师师长王占元则因驻守湖北接应，什么都没捞着。 论资历，王占元比李纯老；论年纪，也比他大十来岁。心中不满，可以想见。 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师长情报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世凯辞职。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此番他故伎重演，写就《共和正续解》，说当初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辅助，称为“共和政治”，由此知共和乃君主而非民主政体。 接着，“劳你宣”笔锋一转，说溥仪仍在幼冲，故袁世凯可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等十年后再还位清帝，受封王爵…… 从赵尔巽那儿收到劳乃宣的“大作”后，袁世凯一笑而过。见七十岁的老头求个官也不容易，便给了个参政院参政。 谁知刹那间便刮起阵阵阴风，国史馆编修宋育仁甚至抛出“还政清室”的谬论——不明真相的还以为大总统真的准备禅让了…… 谣言越传越广，连刚刚就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拜访徐世昌时也揶揄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 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君宪救国论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儿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风起杨花愁杀人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穆赫兰道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万般皆逝去，死神独永生。 无涯的痛苦造就了无边的恐怖，在凉如秋水的孤独中，袁世凯昏昏睡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西北角的槟榔屿华人众多，是马六甲海峡上的重要港口。 俯瞰槟城，只见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顶头一座小院的门被一个步履蹒跚的欧巴桑推开了。 “Mrs.沈，谢谢你来看我。”虚弱的老人从床头取过眼镜，一边强撑病体，一边微笑着打招呼。 九十多岁的沈玉英徐徐道：“听嘉惠霖博士说，你被提名诺奖候选人。正替你高兴呢，就听说你病倒了。” 伍连德摆了摆手：“人老了，难免头疼脑热的，不碍事。” 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沈玉英坐下，接着道：“你在信中没提要来，可有紧要的事？” 沈玉英像是陷入了悠远的沉思，良久方道：“先夫当年并非必死之症，你推荐的贝希叶医生也认为病情可控，为什么……” 伍连德打断道：“膀胱结石引发的尿毒症，住院开刀，绝无性命之虞。” 沈玉英：“但他拒绝了？” 问对方，也像是在问自己。 伍连德望向窗外：“这里是我的故乡，直到两年前它才真正独立。此前，英国人、马来人以及马共争斗不休——是不是很像那时的中国？” 沈玉英点了点头：“还不是为了老头子要不要做皇帝，吵来吵去。” 伍连德：“所谓的政治立场，实在是最无价值的东西。按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表达的，当你表达时，已经错了。” 沈玉英没接话。 伍连德：“屈指一算，人生不过两万来天，所能接触的事物，对世界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这院子里的蚂蚁，从没走出过院门，又怎能对槟城发表意见？但人类就敢。殊不知结论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 沈玉英：“政治家改造世界，文人总结世界，只有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现在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够，扭曲和加工却习焉不察。” 伍连德：“因为人的感官全部向外，对自身缺乏了解，对世界颇多误解。所以，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 沈玉英表示赞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标准的世界图式。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伍连德点头道：“宇宙的熵增（趋向混乱）决定了一切都在变，所谓的定论皆如盲人摸象般残缺片面。故笛卡尔有言，一切皆可质疑，只有我的质疑不可质疑。” “但是，”沈玉英道，“如果诸事可疑，真实与虚妄的边界又在哪里？” 伍连德：“印度教认为世界是梵天的一场梦，梦醒之时，世界重启。而梵天又在另一个神的梦中，一切的尽头都是虚无。” 沈玉英笑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搞不好你我也身处梦境啊。” 伍连德正色道：“人们生活在熟悉环境里，学习、工作、恋爱、生育，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公司前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礼貌用语，银行账单每月准时寄到分秒不差。究竟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认为由视觉、嗅觉和触觉感知到的就是真实，那么这种生物电在大脑特定区域作用产生的信号并非不能模拟。” 见沈玉英一脸狐疑，伍连德举例道：“设想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将活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除，放入盛有脑存活营养液的器皿，神经末梢同计算机相连。按程序，计算机持续向大脑输送信息，刺激指定区域，构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同时，通过对海马体与杏仁核的改造，重写大脑记忆，使之彻底‘忘记’被动过手脚。那么请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第七封印 沈玉英笑道：“这不是《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吗？一列世代住在不见天日的洞里的穴居人像囚徒一样被人锁住脚和脖子，无法环顾，全部面向尽头的洞壁。队列后方有一燃烧的火堆，几个手持器物的人绕着火苗游走，高大的身影被火光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不能回头，不知成像原理，皆以为影子是实体，以给它们命名为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天，一个‘囚徒’偶然间挣脱枷锁，回头发现了真相。顺着蜿蜒曲折的甬道，他走出洞口，双眼却因阳光的刺激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且追悔莫及，恨自己看清了一切，但自食其果了更大的痛苦。” 伍连德：“洞内负重，洞外虚无，柏拉图是想告诉世人要立足于生存，但不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吧。” 沈玉英：“此岸，还是彼岸？回到缸中之脑的假想，即使那颗大脑觉醒了又能如何？面对的不过是比虚拟残酷百倍的真实，要之何用？” 伍连德颔首：“的确，无知才是快乐。” 沈玉英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包里取出张黑白照片，一字一顿道：“伍博士，这是真的吗，周遭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那是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伍连德在哈尔滨拍的，复印后给几个朋友寄过。 他接过照片，摩挲了一番，道：“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漏洞太多，大自然何曾自然过？” 沈玉英感慨道：“我时常想，人类栖身于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屿，处在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为此远航。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严重的灾难，而在不远的未来，彼此孤立的学科拼凑整合为一体，将开辟出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 “会消亡在自我的精神废墟里，”伍连德道，“文明的终极形态。” 沈玉英：“文明的终极形态？” 伍连德：“人类被自己发明的工具改造了几百万年，牙齿退化，手指灵巧。蒸汽机出现后，进化一路狂飙，却终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鸿沟——信息衰变。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面，却对人类落后的感知力爱莫能助。即我们仍受限于原始的感官（耳鼻口目），意中有，语中无，接收信息的方式也跟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显微镜之所以能看见细节，是因为视野足够狭窄，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的真相云山雾罩，各执一端，传媒搭建了一个失真的世界，权力与财富隐身其后，如操傀儡。” 沈玉英似有所悟：“如果技术能实现人与人的大脑在精神上直接沟通……” 伍连德：“思维的交互将达到最大化，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要知道，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细胞，轴突以每秒一百米的速度传递信息。而这一切，只需要摆脱肉身，以‘义体人’的形式存在，即全身上下除大脑外一律更换为电子义体，外表与常人无异。通过义体，大脑统一联网，交换信息。” 沈玉英：“问题是，这样的你还是你吗？” 伍连德：“从诞生之日起，新陈代谢就贯穿了生命的整个过程。最初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便宣告死亡，而每天又有多少细胞死去，多少细胞生成？人的存在，不能靠肉体确证，而要靠记忆（否则无法解释两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记忆，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沈玉英举一反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就是文明的记忆，也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据。” 伍连德：“可惜，联网使得记忆也变得不牢靠，有被篡改的可能。‘滴水杀人’的实验假设，死刑犯被蒙住双眼，得知将被割断动脉流血而亡。接着，行刑官用刀背划过他的手腕，再用细小的橡皮管把温水灌到其手心。尽管犯人滴血未流，最后还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死。” 沈玉英：“听说医生有时也会将营养品谎称为最新研发的妙药，患者服用后，病情竟得到控制。” 伍连德把话题拉了回来：“全身义体化会造成对自身存在的困惑，认为自己可能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诞生于信息海洋的虚拟人格。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沈玉英：“繁衍？” 伍连德点了点头：“‘完美’是祝福，也是诅咒。生命经由变化而不朽，DNA在遗传中变异，顽强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与妥协的艺术。而义体人无法繁殖，也就丧失了生命体最重要的责任——延续物种。即使系统再强大，甚至长生不死，也只能在单一化中走向灭亡。一个病毒就够了。” 沈玉英：“如果传承才是生命的意义，义体人显然是对进化论的挑战。不过，伍教授，你还是没有解释这张照片。” 沉默。 漫长的沉默。 伍连德叹了口气，道：“我们都是不存在的，是Program。” 沈玉英瞪大了眼睛。 伍连德：“起初我以为是精神容器，像缸脑那样，均匀稳定，但嘉惠霖博士坚持认为，即使出于实验的目的，人类也不会用这样的系统把同类‘关’起来，且无法复苏。只有一种可能。” 沈玉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什么？” 伍连德：“这是一套不在人类操控范围之内的系统，缔造者可能是地外文明，也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存在。” 沈玉英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是说我们连缸脑都不是，只是，只是一堆代码？” 伍连德两手一摊：“也许你能接受周围的一切都是建模的，但不相信人类丰富多变的情感也能编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程朱陆王都试图定义人性，但人性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甚至连灰色都不是，而是‘无限复杂’。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出任何念头，只要网络单元极度繁复，庞杂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往‘人性’的方向发展，模拟出人格。” 沈玉英还是摇头。 伍连德：“三维世界的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提到的四维世界只能想象，无法感知。就像如果有一群生活在二维世界的‘纸片人’，可能会谈论三维世界的话题，却描绘不出这个世界的样子。而身处三维的我们，却能看清二维世界的全貌。” 傀儡谣 沈玉英：“即便如此，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伍连德：“许多年前，父亲送给我一架天文望远镜。每当我用它观测夜空时，就在想人类文明之于宇宙的意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人类的出现纯属偶然，对宇宙毫无意义。这种可有可无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它连清除你的兴趣都没有。因此，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宇宙的敌意，而是冷漠——你看窗外。” 沈玉英顺着他的目光，只见院子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正在踩蚂蚁玩儿。 “灭了你，与你无关”，伍连德见沈玉英回过头来，道，“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自己的意义，对上面那级文明来说都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一粒灰尘，既然还存在，说明对他们有用。” 沈玉英：“嘉惠霖的看法呢？” 伍连德指着照片：“他曾满世界寻找同样的‘奇迹’，最后真让他找到一处。而且，他还把手伸了进去。” 沈玉英有些激动：“他看到了什么？” 伍连德：“这个系统是那个世界的游戏，模拟文明的演变。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文化制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模拟任务。我们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在他们看来只运行了一两分钟。” 沈玉英神色严肃：“中国呢？” 伍连德：“嘉惠霖是个白人，但对中国的研究比我深入得多。他和李约瑟、费正清讨论过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千年前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河水患’。古代中国，水患严重，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小国一遇洪灾，上下游不能协同应对，损失极其惨重。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要抵御洪水，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熟、复杂和精密。这种外部危机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之时刻处于过度竞争的生存恐怖主义当中。” 沈玉英：“听起来不错。” 伍连德：“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嘉惠霖体验‘奇迹’后，真相浮出水面，即中国人的‘理性无知’。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不明白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级领导炮制假数据，不清楚隐藏在‘大好形势’后面的灾难？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不想知道，因为在这个情境里，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带来安全，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它就像一块肥肉，蝇营狗苟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沈玉英：“如果国民都对真理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确保这个国家平稳地模拟专制政体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伍连德：“没错。在这样的国家，热爱真理的人注定要倒霉，追求真理的人要倒大霉。但是，Mrs.沈，我们今天不是来批判专制的。没有天敌，物种会退化；没有专制，民主就无法凸显其价值。这便是系统生成一个永世专制之国的意义所在。” 沈玉英：“永世专制？” 伍连德：“欧洲历史上的波旁王朝和都铎王朝也是封建专制，但陆续被推翻。而有的国家，专制深入灵魂，颠扑不灭，其独裁领袖可以叫Emperor、President、Chairman，无论叫什么，专制的内核永远不变。” 沈玉英：“可历史上反抗专制的英雄……” 伍连德：“反抗的不是专制，而是加诸自身的不公。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又成为历史的拦路虎。” 沈玉英：“为什么出不了华盛顿？” 伍连德：“源代码。嘉惠霖在那次事件中发现，构成中国人的代码中有一行是相同的，大体在三十岁后表征，他将之命名为‘凯利班’。” 沈玉英皱眉道：“那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怪物吗？” 伍连德：“不错，冷血、独断、野心勃勃。你不要生气，兽性是先于人性存在的，没有这些特质，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被自然界淘汰了，哪轮得到周公制礼作乐？而‘凯利班’无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和最森严的等级秩序万古长青。” 沈玉英：“既如此，从汤武革命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轮回又有什么价值？” 伍连德：“专制的自我更新。生命之所以在死亡时带走所有的经验信息，只留下DNA，盖因外部世界时刻在变，过去的经验不但无用，反而会成为累赘。从中书省到军机处，进化虽说缓慢，却蕴藏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和血腥的代价。” 沈玉英忽然想到了什么：“先夫到底因何而死？” 伍连德眯起了眼睛：“大概是天命吧。既然系统定义了‘永世专制’，那称帝才是顺天承运，才是Chosen One（天选之子）。如能维护好帝制，长命百岁也未可知。” 沈玉英喃喃道：“若我命由天，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吗？” 伍连德：“也许你应该考虑的是‘选择’这一行为或者说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桌上有一块蛋糕和一只苹果，蛋糕看起来美味，苹果没洗很脏；你即将跑马拉松，旁人劝你吃蛋糕补充能量。如果只能二选一，所有的条件又都指向应该选蛋糕，此时的‘选择’不是注定的吗？推而论之，所有的‘选择’不都是被我们的性格、身处的环境等等等等确定好的吗……” 伍连德的声音越来越小，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切换，他努力让自己在梦中多逗留几秒，终于看清了那张照片：坟场的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长蛇般向景深处延绵。诡异的是，在距镜头不远处，画面从实景变成了线条，像被拦腰截断一般，这边是真实，那边是素描…… 筹安会“六菌子” 久未北上的冯国璋来京述职了。 一个月前，冯在南京会见了南下探亲的梁启超，从其口中得知一条惊天秘闻——袁世凯可能会称帝。 半信半疑的冯国璋打算摸一摸袁的底——这事他不做，也没人做得了了。 在京期间，冯国璋受到了无微不至的优礼，甚至连其饮食习惯，大总统都了如指掌。 一日午餐，夏寿田作陪，有一大碗红烧猪蹄髈，袁世凯用筷子指着道：“这是华甫爱吃的。”说着，令差官打电话告诉冯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有菜送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 又一日晚间，袁世凯回卧室休息，见几个姨太太和袁静雪在闲聊，便道：“今天冯华甫来了。” 袁静雪不知道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 袁世凯说明以后，问女儿：“你应当叫他什么？” 袁静雪迟疑道：“叫世哥。” 袁世凯笑道：“不是世哥，是四哥。” 连自己续弦再娶的夫人，都是袁世凯给介绍的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冯国璋实在没有理由怀疑情同家人的大总统。 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忍不住发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事？近来新法颁布，总统得授爵位，有人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先兆。我早就感到五族平等，既然满、蒙、回、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授爵条文对各族都不应限制，要一视同仁。但为免误解，目前还不打算授给汉人。” 接着又道：“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至于为了子孙，我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其他的都还小，哪一个能继承大业？况且，帝王家从来没有好下场，我也不忍把灾祸留给他们。” 冯国璋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到了天人与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面有愠色：“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已叫他在那边购置薄产，如果有人逼我，我就出去，再不过问国事。” 下来后，冯国璋找到“天子近臣”、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有人想做开国元勋（杨度），鼓动老头子当皇帝。但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 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徵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 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除了严复，能入袁世凯法眼的国士就剩梁启超和章太炎。可惜，与二者的关系都已搞僵。 本来，常年不爽孙文的章太炎同袁世凯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终归昙花一现。 当初为了笼络章太炎，袁世凯任命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这跟“蒙古屯垦使”“西藏宣慰使”一样，听着吓人，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衔，作为荣誉称号收着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但章太炎认真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长春去上任，结果发现从都督到道尹，根本没人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二次革命”爆发，甚至帮国民党起草反袁檄文，遭军政执法处盯梢。 行动受限的章太炎把袁世凯颁他的勋章挂在扇子上当扇坠，破衣烂鞋地跑到中南海门口骂街，刷出“民国祢衡”的称号。 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接待室，说总统正在议事，不便会客。章太炎就坐下等，从早到晚，越等越生气，最后把房间里的花瓶茶具统统砸碎，赖着不走了。 代价是软禁龙泉寺。 根据袁世凯亲定的“优待措施”，章太炎的幽禁生涯并不煎熬——起居饮食，用款不限；骂人毁物，悉听尊便。每月发五百元薪水，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同时，章太炎还享受讲学和会友的自由，但抨击时政的文字不得外传。 龙泉寺传出的骂袁之声日甚一日。章太炎在桌椅板凳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痛击之，呼为“鞭尸”；又用不同字体写满“袁贼”二字，扔进火堆焚烧，伴以“袁贼烧死矣”的大呼小叫…… 杨度也清楚，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刨开严复，就是五个二线演员。因此，他对外只敢宣称这是研究国体的学术机构，等不明就里的会员参加了几次组织生活，才发现是以“劝进”为目的、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筹安会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把古德诺搬出来鸣锣开道，论证“中国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舆论大哗。 梁启超给袁世凯去了封长信，告其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张謇跑到总统府当面苦劝，说到口干舌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上文，请求取缔筹安会。袁世凯的批示整个一和稀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不应逾越范围”，让内务部查清后予以警告了事。 筹安会深受鼓舞，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公民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代其拟写请愿书，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呈递，要求立法变更国体。 天津。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情愿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 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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