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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二次革命　　孙文迅速回国，准备武力讨袁。　　黄兴以下全部反对，认为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当诉诸法律。　　孙文怒道：“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陈其美附议。　　国民党此时的地盘只有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加入国民党，但奉行自治）。结果，当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时，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均不买账，气得孙大炮逢人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绝非袁世凯的敌手。　　不过不打紧，国会已经开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帮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　　首战便是“善后大借款”。　　所谓善后，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烂摊子——各种外债加赔款共计一千二百万英镑。　　政府不但没钱，还等米下锅，只好再举新债，结果唐内阁时的首轮融资即在同盟会一片“丧权辱国”的唾骂声中偃旗息鼓。　　可民国百废待兴，总不能宣告政府破产吧？于是，暗地里的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同五国银行团（美国主动退出）达成了总计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由于列强坚持认为中国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信用等级偏低，故定了个奇高无比的利息，算下来到手的钱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传出，舆论鼎沸，国民党更是一副国亡无日的表情，对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签订借款合同这一悍然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捶胸顿足。　　孙文给五国银行写信拆台，众议院则命内阁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龙潭虎穴，谁敢去闯？最后还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马。　　国民党籍的议员一见到段，登时血气上涌，有跳到凳子上大骂赵秉钧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凯的，甚至还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党的议员则默不作声，静观场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岿然不动，等国民党闹够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即覆水难收，已成定局，请你们批准是给你们面子。　　议员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起来，段祺瑞始终只有这一句回答。　　参议院的情况也一样，稍好些的是袁世凯亲自给议长张继（国民党籍）写了封信，语重心长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议员商议，认为合同既已签字，袁世凯势必蛮干到底，国会的否决完全无济于事，还有损《临时约法》的权威。　　既然秀才解决不了，就交给兵吧。　　孙文同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袁世凯怒了。　　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数国的外交承认，孙文又来败坏政府的国际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对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为反击，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联电指责孙、黄“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为了逼南方首先发难，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果然激起反弹。　　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之名发表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安徽、广东、湖南和上海等地陆续呼应，声势浩大，颇有重现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势，史称“二次革命”。　　其实，由于兼并了其他几个党，比起同盟会来国民党的纯洁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许多老同志，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黄兴虽不在此列，但对贸然举事也很动摇。因为他认同《纽约时报》的说法，清楚所谓的“天下云集响应”只是表象：当前的所谓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内战不可能持续太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稳固。　　黄兴举棋不定，气得陈其美诬赖他收了袁世凯的钱。　　两人一理论，陈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说程德全出兵来自证清白。　　性情刚烈的黄兴当即赶赴江苏都督府，“扑通”一声给程德全跪下，求他发兵。　　程督不紧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　　黄兴给陈其美打电话，答称：“明天有两车钞票运到。”结果第二天一查验，全是已经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诸君立场一致，但拿废票采购军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决不做！”　　看似浩然正气，实则明哲保身。　　南方议论未定，北军兵已南下，相继攻克安徽和江西，气得柏文蔚痛骂黄兴“一将无能，千军受累”。　　不久，张勋带着还乡团杀回南京，虚张声势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孙、黄再次流亡日本。　　长江以南被袁世凯全盘接收，各省都督均换上了自己人（湖南汤芗铭、安徽倪嗣冲、江苏冯国璋、广东龙济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极点。　　列强相继表态：只要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即给予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选票长啥样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宪在先，其次才由国会根据宪法来选总统。　　制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袁世凯想赶在本年的双十节（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联合十九省都督发表通电，建议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虽说二次革命的惨败让国民党一蹶不振，但毕竟还占据着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袁世凯一面命梁启超以共和党为基础，兼并数党后扩大为进步党，一面对国民党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诱之下，士气低迷的国民党议员有的改投进步党，有的坐等袁世凯来买他们的选票。一时间，报纸上满载国民党人的退党声明，进步党趁势拿下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之席。　　袁世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孙黄乱党”发出通缉令，罪名除煽动叛乱外还有贪赃枉法，说查账后发现孙文一里铁路都没修，却挥霍挪用了大笔公款。　　刚在日本落脚的孙文听说后，痛定思痛，认为所有的噩梦都是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开始的。混进来的四个党目无尊长，良莠不齐，污染了组织，破坏了纪律，必须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诫全党同志：“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对唯一的领袖绝对服从。”　　紧接着，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级，新人入党时必须按手印发誓。　　黄兴、汪精卫、李烈钧、柏文蔚、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元老纷纷大摇其头，敬而远之，只剩陈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几个不离不弃。　　计划中的“三次革命”从此遥遥无期。　　北京。　　辞去了总理之职的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　　对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荣誉和信任，但以总理之尊改迁于此，只能是失势的标志。　　毁宋一事，自作主张的赵秉钧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现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担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时任顺天府尹）去参加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的宋教仁追悼大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气壮道：“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对象可能是陈其美，因为当时对陈的质疑一度甚嚣尘上，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凯，至少国民党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治馨的话极具杀伤力，且捕风捉影的事，袁世凯又不好站出来辩解，非常恼火。　　不久，王治馨贪污案发，袁世凯公报私仇，重判其死刑。　　赵秉钧自知闯祸，赶紧递了辞呈，袁世凯和国会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一职。　　相位不宜久悬，七零八碎的内阁也到了重组的关头。　　国民党大势已去，进步党锐不可当。以熊希龄为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的“一流人才内阁”华丽亮相。　　这帮学者型官员全是社会名流，无可指摘，但袁世凯更看重的是他们进步党党员的身份。　　很快，国会拟定了宪法中的一章——《总统选举法》，以便先选总统。　　三天后，参众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走入会场，举行总统大选。　　最高领导人的任命，在这片土地上终于实现了竞选而不是竞猜。　　根据游戏设定，无记名投票共分三轮。　　想第一轮就搞定对手，得票必须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则进入下一轮；第二轮的胜利条件同第一轮一样。若仍决不出胜负，则得票最多的两人进入终极PK；在扣人心弦无比刺激广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该环节，谁的得票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即为赢家。　　袁世凯一合计，发现问题很严峻。　　投票人里有三百五十多位国民党议员，只要其中超过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两轮就无法胜出。而等挨到第三轮，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危险系数还很大。　　没办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当天，会场外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团。三千多名团员自称热心市民，专程前来维护竞选秩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批社会闲杂（部分是军警便衣）的监督下，会场的确井然有序，因为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偶有议员想出去买根油条打个豆浆啥的，刚跨过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会。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点心，被公民团拦下，经反复解释，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用的，方准进入。　　国民党本部送来的午餐则始终不予放行，气得国民党议员冲外面破口大骂，公民团则恶狠狠地回敬道：“饿死你们也是活该！”　　为了早点慰劳自己的肚子，议员们抓紧时间投了两轮，袁世凯位居第一，黎元洪紧随其后，孙文和伍廷芳垫底，都没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三。　　时已薄暮，二选一的巅峰对决拉开帷幕。　　国民党议员交头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嘱声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　　然而，更多的人选择向现实低头，因为袁总统明码标价：一张选票，大洋八千。当有人质问某出卖选票的国民党议员时，对方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都要当选，拿这笔钱作亡命费也好。”　　终于，汤化龙宣布袁世凯得票过半，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　　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盖因国民党不愿鼓掌，进步党精疲力尽也懒得鼓。　　公民团领了赏钱，一哄而散。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毫无争议，高票当选。　　专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当天，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　　典礼既不在国会也不在总统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数千来宾齐聚太和殿广场，静候袁世凯莅临。　　上午10点，三百多名头戴金线军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卫兵列队进入广场，在来宾席前分东西两侧立定。　　随后，四顶四人抬的肩舆出现，载着此次大典的仪从梁士诒、唐在礼、荫昌和夏寿田（总统府秘书）。　　终于，身着海蓝色大元帅服的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广场。　　下轿后，由梁士诒等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仪式在礼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轮到总统宣读誓词时，离主席台很近的国民党议员韩玉辰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态度极不严肃，一句“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八个字念得铿锵嘹亮，余者则声如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打紧，袁世凯手头捏着他的把柄。　　当初唐绍仪内阁散伙时，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失败自请辞职，被袁世凯委以热河都统（热河省的都督）。　　熊都统性本爱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庄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门，径自搬入山庄办公。　　若只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倒也罢了，可熊希龄待着待着就派人清点起庄里的宝物来，还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过的折扇送给驻防热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题。　　由于馈赠过于贵重，姜桂题不敢隐瞒，立刻密报，文物上缴。　　袁世凯特意等到熊希龄入京组阁，方才派人赴热河明察暗访，搜集材料，汇编成册。　　而拿到黑材料后，又故意引而不发，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龄一军时。　　这天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前来谒见。　　时间这么巧，显系事前安排。　　袁世凯依礼先见外宾，嘱熊暂入办公室稍候。　　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沓卷宗，上书“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九个大字。　　熊希龄凑过去略加窥看，登时脸色苍白，如临大敌。　　外使走后，袁世凯唤熊出来谈话。他以极为关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没睡好觉吧？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　　熊希龄敷衍了两句，额上涔出汗来。　　袁世凯疾言厉色道：“国事难以推进，都因国民党故意刁难，实在令人痛心。不将其解散，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则内阁事事受掣肘，总统也无法履行职责。秉三，你怎么看？”　　威慑之下，熊希龄六神无主，最终俯首签字。　　翌日，从本部到支部，全国所有的国民党机关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议员被吊销资格。　　议员少了一半，国会几近瘫痪，梁启超猛然醒悟。　　进步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对抗力”，其宣言书则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体现：与官僚（北洋系）和乱暴势力（国民党）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　　一开始，国民党来势汹汹，袁世凯独木难支，同“乱暴势力”吵了十年的梁启超自然选择联合后者。　　但当天平完全失衡时，他和进步党议员才意识到底线已被突破。　　唇亡齿寒的梁启超跑到总统府，力陈解散国民党之不当。袁世凯耐心听着，笑而不语，最后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内阁会议上，愤懑不已的梁启超再提此事，主张阁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众人面面相觑，主席位上的熊希龄也毫无表情，最终不了了之。　　一切都验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一年前的预测：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比肩于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无数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凯也弃之如敝履。　　因为木偶们还掌握着制宪权，起草了《天坛宪法》，一如既往地坚持《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袁世凯则当够了有名无实的“盖章总统”，调集程树德等法律专家逐条研究，要求增加总统权限。　　国会置若罔闻。　　但很快，随着国民党议员集体被炒，两院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基本名存实亡。　　袁世凯再接再厉，对非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许以重贿，告诉他们只要公开申明辞职，即在政府委以官职。　　终于，他连这具只剩躯壳的国会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顺舆情”的老把戏，在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都督的“劝谏”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国会。剩下的议员，每人发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　　共和医治无效，宣告死亡。　　当1914年的爆竹声响起时，袁世凯头也不回地沿着专制之路绝尘而去。　　官讳经　　国不能一日无宪，否则便是无照经营。当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挂在那儿欺骗消费者的情况你我都见过。　　袁世凯可以踢走国会，却不能不制宪。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内阁和总统府荐人，组成政治会议，制定宪法。　　正好前进步党国会议员汪荣宝赴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世凯道：“请勿行总统制，以免遇事总统首当其冲。”　　袁世凯摆了摆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实行的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徵祥）讨段（祺瑞）！”　　熊希龄见国事不可为，和梁启超双双去职。时人送上对联一副，讽刺道：名流内阁，名誉扫地；大政方针，大事糊涂。　　少了最后一道障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出台，史称“袁记约法”。　　在颁布通告中，他一泄积郁道：　　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　　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虽易帝国为民国，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政府者独重，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慢而艰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袁记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　　如果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当终身总统，因为三名继任总统的候选人要由现任指定。　　于是，国人悲哀地看到，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爬起来后发现历史竟在倒车。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访的段祺瑞软硬兼施地“请”到北京，当起关在笼子里的副总统来，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称“干殿下”的段芝贵。　　同当初授孙文全国铁路督办一样，袁世凯每月给黎元洪发三万元工资，还让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儿，一天到晚亲家长亲家短叫得无比亲热……　　中央政府的架构做了重大调整，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改为负责上传下达的政事堂，下辖法制局、机要局等六个次要部门，首长叫国务卿。　　两年前，袁世凯想邀徐世昌出山，后者没答应。　　他也不强留，只道：“等我将这帮昏小子（同盟会）撵了，再来迎请大哥！”　　时人以为徐世昌躲起来当寓公是因为不忘清室，不作贰臣，连他弟弟徐世光也这么看。　　实则大谬。　　多数政客，为官只知“思进”，为了百尺竿头，可以把黑的唱成红的，红的打成黑的，不择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阳极生阴，盛极必衰。世间之事，从来只做简谐运动。　　徐世昌不愿复出，盖因深感民国无法治——既缺乏法治，又无药可治。　　他甚至觉得袁老弟应该像孙文那样远离是非之地，把中国这个烂摊子扔给别人，隔岸观火，浑水摸鱼。　　当然，以袁的心气和抱负，明显不可能。　　在孙宝琦和段祺瑞的轮番游说下，徐世昌打算再帮慰庭一把，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并自书“后乐堂”的匾额挂于衙门正厅，标榜自己并非来做官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与政事堂平级的是参政院，院长由黎副总统兼任，下设杨度、严复等七十名参政。　　参政院就是缩水版的国会，有立法权，但参政皆由总统提名选派，比前清的资政院还不如。　　除此之外还有大理院（审理民众的最高法）、平政院（审理官员的最高法）以及肃政厅（最高检）。　　抛开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在梁士诒的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由于制作工艺好，含银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广受欢迎的硬通货。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用“袁大头”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收音机。　　军事上，发源河南，持续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义”终于被扑灭。放眼神州，再无硝烟。　　不过，安内好办，攘外却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回藏重掌政权。　　他驱逐汉官，大搞清洗，并派僧军扰乱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击，一时间边衅大开，烽烟四起。　　三岁小孩都知道，幕后指使是英国。因此一年后，谈判在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山梁上的英式小镇西姆拉城（印度）启动。　　英国的梦想是策动西藏独立，再并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强干预，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故不得不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中印边界线。这意味着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疆土将划入印度版图，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岛。　　袁世凯当然坚决反对。　　正好一战爆发，英国无暇东顾，谈判无果而终，但“麦克马洪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今，聚讼纷纭。　　黑暗舞者　　见英国这么上进，俄国急了。　　恰巧时局给了它一个不要脸的机会——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活佛趁清廷气数已尽，效法达赖，宣布脱离中国，托庇沙俄。　　作为外蒙的政教领袖，库伦活佛有自己的名号：哲布尊丹巴。并同达赖一样，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挚签的方式寻找转世灵童，代代相传。　　即使在蒙古族内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变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满族一样享有各种统治特权，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亲王。而汉族功臣，即便如曾国藩、李鸿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会早就不在边远苦寒的库伦混，而是吃着爆肚，唱着《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纸醉金迷、宝马雕车的夜生活。　　回库伦搞独立？除非脑子进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贫苦牧民，也很想对哲布尊丹巴竖中指，因为脱离中国将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皮毛贸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惜，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好劝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帝，并与沙俄签订协约，成为其保护国。　　等袁世凯接过清政府的烂账后，俄国又武力兼并了阿尔泰和唐努乌梁海等边区，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稳的袁世凯除了沿袭晚清的老办法开展忍辱负重的外交谈判，别无他途。　　本着“经济权益可以谈，主权问题不松口”的原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拉锯，《中俄蒙协约》签订，规定：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也算智尽能索了。　　可惜，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　　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四十八小时。　　袁：“四十八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北京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二十一条”真相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五百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运去英雄不自由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党，施压北京；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开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开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十六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袁静雪眼中的父亲，变化不大。　　每早七点，他总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二楼“咚、咚、咚”地缓步下来，长吟一声后，到办公室办公。　　他吃饭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会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帮忙擦掉。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里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宾，每隔几天便到福禄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于氏也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后两人说阵家常话。　　唯一让袁静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凯打算把她许配给溥仪。　　已经派人提亲了，袁静雪哭得梨花带雨，跑到父亲跟前闹。袁世凯佯嗔道：“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　　袁静雪昂起小脸，赌气道：“我又不是鼻烟壶！”　　袁世凯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仪拒绝而作罢，却不难一叶知秋地察觉到某种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似乎成了每个国人的必经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生活成为一场严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你尝试着同这个世界和解，顿悟“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别人的”。　　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之初，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卧轨自杀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虚荣，在作者心中极不可爱。　　行文愈久，托翁发现自己并没有美化安娜，人性却自有其力量，从故事的树枝上生出芽来，愈发繁茂。最终，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读者心中引发广泛的共鸣。　　托翁进一步论断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任何成见，就算他再笨，也能够理解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没有任何疑虑，那么就算他再聪明，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经验主义者不会用强弱黑白来两分世界，也不相信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独立性，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在煽动各种偏见互殴取得的平衡中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闲聊时，袁世凯悲哀地发现，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无解的，根本没有答案。　　汪大燮谈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两口子闹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妇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围着他打。自卫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两刀，媳妇则被捅成轻伤。　　浑身是伤的丈夫当晚自首，被判无期。媳妇不答应，跑到县府门口自焚，要求改判。　　县府见其状可哀，改判死刑，结果被告的父亲又不答应了，跑到省府门前服毒。　　案子上报到平政院（被告父亲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觉得丈夫有自首情节，又是家庭矛盾，夫妻俩还有孩子，不当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长一起做工作，让省上发回重审。　　省府同意重审，可根本落实不下去。媳妇一方天天闹，非要政府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只好花钱买平安，在判丈夫无期的同时，给受害人家属一大笔救助款善后……　　对法律的不尊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论语》里提到，一个父亲偷了羊，被其子报官。孔子很生气，说连儿子都告老子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　　众所周知，他向往的是伦理道德。　　问题是如果只讲道德不讲规则，那再干净的国家最后也只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度；相反，要是人人都开始谈规则，那么再野蛮的地方，道德也会逐渐回归。　　在乱象纷呈的民初，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重建规则的言论并非全无市场；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抢个戏。　　当发誓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时，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奇葩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死后，梁鼎芬和劳乃宣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