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8080531772-19

不久，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二人出门。　　两人被挟持到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于条凳之上。端方心存侥幸，对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汉人。现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吗？”　　端方所言，源于一条流传颇广的秘闻，说他母亲原是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妻赶了出来，后流落到托忒克家，嫁给端父，生下了端方。　　为了保命，把丑闻都搬出来了，可惜经不起推敲。　　陶澍死于1839年，端方1861年才出生，时间根本对不上。　　其实，即使对得上也已经晚了。　　一个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级军官道：“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是为报国仇！”　　言毕，一士兵趋前挥刀。两颗人头，应声而落。　　成都。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庆澜，一个书生，一个武夫，皆是短视之人，相互争权夺利，完全无法控制四川的乱局。　　起义军和朱庆澜麾下新军里的兵痞个个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枪拥械，花天酒地，为争夺妓女、抢占地盘大打出手，成为地方公害。　　为了显得有所作为，蒲、朱二人突发奇想，准备搞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凝聚军心。罗纶力谏不可，认为局势很乱，人心各异，阅兵只会适得其反。　　蒲殿俊不听，同朱庆澜在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训话后，他提出要给士兵发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骚乱——之前明明许诺发三个月的。　　吵闹间，有人趁乱鸣枪，校场内顿时子弹横飞。蒲殿俊和朱庆澜仓皇逃走，士兵们一涌而出，四处劫掠。商店民宅，损失惨重，天府之国再次陷入血雨腥风。　　一些商民终于想起赵尔丰，求其出面稳定局面。　　赵尔丰稍事犹豫，还是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速到衙门受抚。　　谁知却引火烧身，立刻有人怀疑赵尔丰就是兵变的幕后主使。　　赵尔丰怒了：“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于先？”意即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　　然而，硬邦邦的辩解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来更多的矛头。　　兵变最终由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军事部长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增加政治筹码，一向瞧不起同盟会的尹昌衡火线入党，稳住了各方势力。　　兵变得有个说法，新政权也亟须立威，尹昌衡决定用赵尔丰这只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实根基。　　然而，巡防营还在赵尔丰手上，兵精粮足，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他倾诉衷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须鬓皆白的赵尔丰久病卧床，心力交瘁，轻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写手令将巡防营三千人马交予尹指挥。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带（营长）陶泽锟率人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日，明远楼。公审大会。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压压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　　1911年6月7日，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露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日，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日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日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兴奋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色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上海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缝的体制。　　怨怒交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塞）……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阳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承天帱（chóu），民物欣凫（fú）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à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兴奋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每个二十岁的青年所讨厌和反对的那个六十岁的老朽，都将是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才是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还令人绝望的宿命。　　天下归心的袁世凯能否跳出这一梦魇，暂时还无人知晓。唯一清晰可见的是，清廷终于倒台。　　这在绝大多数国人心里，已是一件注定迟早发生的事，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过去的十年里，内忧频仍，外患日紧，傲慢的王公贵胄却从未显示出一丝应变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财政崩溃之际作壁上观，拒绝伸出援手。　　自李鸿章陨亡，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总算轰然倒塌时，宛如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让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冒着绵绵阴雨，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不久前，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过来参加开工仪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咨议局诸公，谁不想结识这位名满天下的商业巨子？　　起身时，张謇听说督署辕门前挂出了三个革命党的人头，心下一沉，抓紧订了当晚八点半的头等舱船票。　　一众绅商来到江边恭送张謇，只见对岸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轮船开动后，张謇站在甲板上，聆听着隐隐约约的枪声，心情复杂。　　他是吼立宪吼得最凶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国乱之人。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倡议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还是为了稳定。　　毕竟，张謇的商业帝国已辐射到了长江上游，若时局动荡，官员可以举家移民，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则避无可避。　　在日记中，他凝重地写道：　　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如贝娄所言，毁灭总是轻易而寻常；又如艾略特所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中亚有过多少王国，而今唯余莽莽黄沙，谁会真的为之叹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叹明之亡的《桃花扇》方才传唱了两百年，舆图便又换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就是一首单曲循环的死亡金属。　　当年甲午败绩，李鸿章收到幕僚的报告：“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其实，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萨特曾说，人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地来来往往。　　人所面临的无穷选择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抉择。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起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从而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这种内与外之间的游移、冲突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欢乐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有着种种遗憾，但对自由的向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话说当年德军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却在日记里淡定地记录自己购物、游泳之类的琐事——这是他的权利。　　罗素总结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见，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诛地灭。　　更本质的原因，托克维尔已经说得很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中国的统治者喜欢将人民称作“群众”。“群”字的繁体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统御着散乱如羊的臣民。汉字改革后，“群”字成了左右结构，看似平等，但在中国文化里左尊右卑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群的恭顺。　　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政治的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被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与历史。　　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哈维尔描述的景象：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践踏下属。专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依旧可以发挥政治与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因为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只要人们仍能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可运转良好。　　人，是向往自由的；但人又是懒于思考、习故安常的。因此卢梭讽刺道：“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群氓的集体无意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勒庞赌气般断言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　　清楚了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为什么是1.435米，你会发现这话还真没乱说。　　早期铁路的宽度遵循的是电车的轮距，电车遵照的是马车的轮距，马车又是按英国马路的辙迹设计的，源自古罗马的标准：1.435米。　　罗马人为什么以此为战车的轮距？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考虑到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该设备的宽度也是由铁轨决定的。于是你会发现，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人类上天的事，隐藏在背后的逻辑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就像鲜有人思考执政党是否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军队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个人这类常识性的问题。　　拉丁格言有云：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但这话搁中国，也许得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不过，你以为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吗？自命不凡的天朝混到1911年，终于倒大霉了。　　阳夏之战　　汉口古称夏口，因此汉阳、汉口总称阳夏。　　经过四十天血与火的厮杀，北洋军攻占汉口，却遭遇了噩梦般的巷战。　　革命党提着脑袋造反，早已自绝后路，个个奋勇杀敌，不作他想。首义时曾在楚望台立过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犹骂不绝口，毫无惧色。　　见革命军像打了鸡血一般，冯国璋大怒，下令纵火。　　顿时，烈焰延绵三十多里，烧掉了十分之九的城区，只剩一片焦土和废墟。　　汉口沦陷。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一个让黎元洪眼前一亮、以手加额的救星降临武昌。　　黄兴。　　比孙文小八岁的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远较前者为高。　　章太炎曾倡议：“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压根儿没孙文什么事。　　章士钊也称，自己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以光明磊落、任劳任怨的黄兴最易交。继而评价道：“孙、黄合作，最理想不过。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喝传统墨水（秀才）。”　　其实，珠联璧合的孙、黄，本质的区别在初识后的一个月内便展露无余。　　当时，同盟会成立，孙文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生怕别人不知自己在造反。黄兴觉得还是低调些好，闷声造大反，把“革命”二字删掉，众人一致赞同。　　实干兴邦的黄兴和浪漫派诗人孙文之所以磨合无间，盖因前者具备国人身上稀缺的配角意识，甘当绿叶。　　黄兴曾自述：　　我革命的动机，是少年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金田起义后，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本来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的是，因他二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同盟会发生过多次“倒孙”风波，若非黄兴坚信革命不能怀有私心，拒绝取而代之，洪杨故事早就重演了。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对军事并不专业。之所以在同盟会取得一人之下的地位，除了每次起义都躬亲策划、身先士卒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彼时，留日的陆军士官生里，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如李烈钧、尹昌衡、程潜等，皆为一时之选。　　由于是官派留学，精英里的精英，回国后便可掌握兵权，因此要做好保密措施。　　于是，这帮人平时都不去同盟会总部，只跟黄兴单线联系，入会证也统一交他保管。　　日积月累，黄兴在革命军人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当他出现在武昌时，城内士兵，奔走相告，并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　　黎元洪拉着黄兴的手，兴奋道：“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鉴于黄兴屡战屡败的造反履历，黎元洪不指望靠他打跑科班出身的冯国璋。之所以高兴，完全出于有人接过包袱，自己如释重负。　　宋教仁（1882—1913）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欲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于黎元洪之上。　　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吴兆麟极力反对，认为此议会导致内部分裂，不如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众人均无异议，黎元洪当即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仪式走完，主次揭然，黄兴人望再高，也不过是黎元洪的手下大将。　　由此可见，段祺瑞对黎元洪的评价“貌似厚重而实有权术，外似深沉而内有心机”还是很客观的。　　黄大将军到汉阳组织人马，见光复不久的湖南派来两协军队相助，登时豪情万丈，准备反攻汉口。　　吴兆麟又跳出来反对，力主坚守汉阳，且分兵至六十里外的蔡甸布防，因为此地是北洋军从侧面包抄汉阳的必经之路。　　事实证明，黄兴的军事才能还不如一个连长（吴兆麟起义前是新军队官）。　　发动突袭的当晚，大雨滂沱，革命军占尽天时，却因军纪涣散，找不到认真作战的，唯见大声喧哗者，到民房躲雨者，家在汉口直接步行回家者……　　在北洋军机枪的扫射下，溃败的革命军被赶到汉江边上。　　结果悲哀地发现，形式主义害死人——战前黄兴为了搞他那套“破釜沉舟”，把浮桥都拆了，自绝退路。兵荒马乱间，掉进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退守汉阳的黄兴极其被动。　　武汉三镇里，汉阳地势最高。尤其是龟山，在上面架个炮，指哪轰哪。　　一切如吴兆麟所料，北洋军经蔡甸攻打汉阳侧翼。　　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敌军，两协湘军的斗志受到了严重摧残，血战五日，纷纷逃回湖南。　　在付出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后，汉阳失守。　　忧愤交加的黄兴当场想自杀，为同志所阻，栖栖遑遑地跑回武昌。　　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怒气未消的黄兴指责一些军官没有贯彻执行他的作战方案。　　见黄兴新败之后还这么嚣张，众人拍案而起，斥其无能，一时间争吵之声响彻屋顶。　　黎元洪又出面当和事佬，平复了两边的情绪。接着，同与会人员盘算下一步棋怎么走。　　黄兴作为常败将军，敌进我退惯了，当即提出收拾残兵，弃城顺江而下，会合广东的革命军，攻打南京。　　举座哗然，众皆反对。　　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愤激道：“若失武昌，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着拔出腰间手枪，大呼道：“敢有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　　众人一致叫好，起立鼓掌，黄兴面如土灰。　　黎菩萨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把黄兴拉离了会场。　　当晚，成事不足的黄兴黯然离鄂。　　与此同时，冯国璋被清廷授予男爵，感动得号啕大哭：“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竟能封爵，真是天恩浩荡！”　　这就是袁世凯要废科举的原因——冯国璋秀才出身，思想却比没有功名的段祺瑞迂腐，可见八股取士害人不浅。　　感激涕零之余，冯国璋将南下前袁世凯面授的六字方针“慢慢走，等等看”抛诸脑后，准备一举荡平武昌。　　结果接到了袁世凯紧急叫停的电话。　　滦州兵谏　　武昌枪响后，在奕劻、徐世昌等人的推波助澜和列强的施压下，急火攻心的载沣不得不忍泪屈从，请袁世凯出山，并负气道：“就照你们的办！若日后有事发生，都不要推卸责任！”　　你不高兴，我还不乐意呢！因“足疾”而被开缺的袁世凯上折推辞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　　话虽没说死，但整个一快进ICU的架势（其实精神好得很，一顿能吃五个大馒头），还怎么出山？　　见“湖广总督”引诱不了袁世凯，载沣强压怒火，派出了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你不是想“抱膝长吟”吗，那我让你大哥来劝驾。　　果然，袁世凯亮出了复出的底牌：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起义的党人；　　四、解除党禁；　　五、委以陆海两军最高权力；　　六、保证充足的军饷。　　实现前四条，能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实现后两条，能兵不血刃地完成王朝更替。　　对“袁六条”，载沣断然拒绝，但很快就被次第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吓傻了。　　陕西独立，署理巡抚钱能训出逃，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云南独立，云贵总督李经羲被礼送出境，镇统钟麟被击毙；江西独立，巡抚冯汝骙吞鸦片自尽，成为汉族疆吏中为清廷殉节的第一人。　　山西。　　巡抚陆钟琦曾当过载沣的老师，刚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调来山西。其子陆光熙在日本留学，已加入同盟会，听说老父成为一方大员，赶紧回国劝其反正，以免覆巢之下无完卵。　　可惜，生活就像墨菲定律，害怕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　　陆钟琦上任不到半年，人生地不熟，对掺了许多留日学生的新军放心不下，决心效仿各省的普遍做法，将巡防营调入太原驻守，把新军打乱分派到晋南晋北。　　还没来得及实施，邻省的西安便宣布光复。手忙脚乱的陆钟琦根据自己的观察，觉得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1883—1960）态度尚好，不甚激进，便找他商量。　　刚满二十八岁的阎锡山心机似海，当年在日本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　　早就和同盟会暗通款曲的他不动声色地向陆钟琦献策道：“太原新军里，只有姚以价那营不稳。姚的老家在晋南，靠近陕西，不如多给些钱粮，遣他去那防守，省城自可无虞。”　　由于符合既定方略，陆钟琦依言而行。　　这就给姚以价找了一个要子弹的借口。　　军队开拔前，抚台衙门敷衍说“子弹随后补充”，姚以价严词拒绝，说“世界各国，还没听说有部队出征却不带一颗子弹的”。　　僵持了两天，阎锡山站出来扮好人，说子弹可以先发一半，让他们走了再说嘛。　　结果弹药一到手，姚部立反，阎锡山麾下三营也加入助战，一举攻克太原。　　为了好言劝导陆钟琦，早已剪辫的陆光熙甚至买了条假辫子安在脑后，谁知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被枪声惊醒的陆光熙赶紧起身去寻父亲。一出大堂，正好碰上革命同志乱枪扫射，当场毙命。死不瞑目的他，瞳孔里映射出的最后一幕是横在地上的父亲的尸体。　　陆家满门被屠，包括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惨烈程度直追《神雕侠侣》里的陆展元。　　新军协统（旅长）谭振德单骑赶来，也被乱枪打死。山西宣布独立，阎锡山被举为军政府都督。　　见腹部暴露到了革命军的枪口下，清廷大惊，急调第六镇镇统（师长）吴禄贞（1880—1911）率军前往镇压。　　个头矮小的吴禄贞性格放荡不羁，甚至纳娼为妾，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时，因出类拔萃，同张绍曾（后任二十镇镇统）、蓝天蔚（后任混成协协统）被时人称作“士官三杰”。　　回国后，吴禄贞攀上良弼这棵大树，累迁至副都统。好友帮他策划：副都统与抚台品级相当（正二品），但无实权，不如设法谋取一省之巡抚。　　吴禄贞反志已定，筹集了两万两白银，送给奕劻。不久，庆记乌纱贸易有限公司来话说：各省巡抚都未出缺，只有新军第六镇镇统一职需人。　　第六镇原归被载沣排挤走的段祺瑞，兵精粮足，且驻扎保定，便于起事，吴禄贞欣然赴任。　　很快，他便和同样心倾革命的张绍曾、蓝天蔚借军事演习策动“滦州兵谏”，向北京施压，要求速开国会。　　滦州就在直隶境内，可谓肘腋之变。清廷惶恐不已，非但不敢怪罪，反而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予侍郎官衔。　　按下葫芦浮起瓢。光复后的山西，革命力量集于娘子关一带，虎视北京，局势危如累卵。　　当然你会问，吴禄贞已有前科，再调他去打阎锡山，不是饮鸩止渴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首先，吴禄贞反迹未彰，正好借此机会观察其动向；其次，第六镇离京城太近，一旦倒戈，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调离；最后，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打动其心，瓦解异图。　　结果，吴禄贞一到山西，便单骑会晤阎锡山。二人密谋成立燕晋联军，同张绍曾的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　　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　　洹上村。　　清廷之亡，已无悬念。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替清政府扑灭起义；　　二、帮革命军打垮清廷。　　袁世凯夙怀亡清之志，助纣为虐与其立场不符。并且，革命风潮席卷海内，方兴未艾，为了一个寡恩薄情的腐败政府而同天下人为敌——那得有多强烈的自虐倾向？　　即使肃清了全国叛乱，载沣也绝不可能坐视袁世凯尾大不掉。等待大头的，仍是卸磨杀驴的老戏。　　第二条确实令人期待，挥师北上，尽诛满人，就像东晋时颁布“杀胡令”的冉闵，被后世誉为“再造玄黄”的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半个世纪前，平定了洪杨之乱的曾国藩威震华夏，人称“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　　庆功宴上唱堂会，有一出关于司马懿的戏被曾国藩当场叫停。司马懿从孤儿寡母手上篡了曹魏政权，而时局恰好是慈禧垂帘，主少国疑，杯弓蛇影的曾国藩自然怕引起上面的猜忌。　　左宗棠来信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赶紧将“似”改为“未”，原信退回；弟子彭玉麟垂询：“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当着众人的面把彭信吃进了肚子里。　　此一时，彼一时。虽然冯国璋、张勋等北洋旧部还一副犬马恋主之情，但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同革命军并力推翻清廷，绝非痴人说梦。　　杨度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却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聊起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天主教神父）、第二等级佩剑贵族（政府官员）和第三等级市民。　　国王路易十六比他那个叫嚣“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前任要开明得多，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抨击统治阶层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也被请进了凡尔赛宫演出。　　然而，危机恰恰发生在改革的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年代，这无疑颠覆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常识。　　其实，改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否则改掉的部分将使没改的残渣显得格外触目，难以忍受。　　就像你过河过了一半，摸到一块大石头，欣喜地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唯一的结局便是被身后也想过河的人群拍死在河床上。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弹簧松弛之时，直接导火索是税收问题。　　由于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国库严重亏空，路易十六叫来贵族，劝他们让渡一些利益，帮国家挺过难关，遭到拒绝。　　走投无路的路易十六只好召开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把三个等级召集到一起，共商国是。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便路易十六愿望良好勇气十足，三个不同的阶级又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第三等级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还被告知要征收新税。代表们赖在巴黎不走，从讨论税收演变为讨论宪法。　　不巧的是，凡尔赛宫又传出小道消息，说王室准备调集军队，血洗巴黎。一帮深受伏尔泰启蒙的市民干脆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　　起义爆发后，路易十六一度采取妥协立场，通过《人权宣言》，推行君主立宪。　　然而，革命就是得寸进尺，释放了的民意比《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里的哥谭市民还疯狂。　　谁的声音更响亮、主张更激进，谁就能上台执政。一时间，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罗伯斯庇尔掌权，清除异己，实行恐怖专政，将制度革命推演为文化革命，建立精神乌托邦，却最终身死人手，唯余一片道德理想国轰然倒塌后的废墟。　　令人唏嘘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启蒙运动旗手卢梭的狂热粉丝，一直致力于将偶像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而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其核心思想却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杨度没有去分析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性，革命何以最终搞得人人自危，与人心为敌。做梦都想当帝王师的他，哀叹的是卢梭死得太早，没能看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袁世凯则像被说中心事一般，听得后脊发凉。　　罗伯斯庇尔唯一的错误便是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以其杀伐决断脸厚心黑的个人素质，想必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　　这是一个重复上演抢舞台、争主角的国度，无限循环。　　见始皇出巡，威风凛凛，刘邦和项羽不约而同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叹，其核心都是对当历史看客的不甘。　　无论“逐鹿中原”还是“问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于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思想便同个人野心孟不离焦地缠绕在一起。　　天无二日的一元文化，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即便以新新人类自居的同盟会，也不例外。　　刺客蒋中正　　上海光复后，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被起义同志推为沪军都督，引起蒋介石的良师益友、同盟会一霸陈其美（1878—1916）的强烈不满。　　跟霍元甲过从甚密的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同黑帮无赖打成一片。为了都督一职，不惜派人刺杀李燮和。　　这就有点恩将仇报了，毕竟李燮和曾率兵将陈其美从江南制造总局里救出来。　　该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李鸿章给洋务运动作出的最好诠释。陈其美为了搞到起义用的军火，找制造局总办谈判，希望策反对方。　　问题是你让旱涝保收、工资条能吓死草民的国企老总去当官他都未必乐意，还指望他毁家纾难，跟你造反？　　果然，陈其美直接被关了起来。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满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政府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娱乐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上海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枪。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侦探。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革命万岁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钟山风雨起苍黄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独立各省便玩儿起了“定于一”的传统游戏。　　组建临时政府，结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实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灭，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生生不息的党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义城市”这一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号令天下，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