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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当德皇的叔叔出面为载洵举办送别晚宴时，他竟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驻德公使荫昌想辞职，最后生拉硬拽把载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宫。　　结果，看到名流显贵济济一堂，名媛淑女竞相邀舞，载洵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载洵不仅腐化，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　　当他出访美国时，马克西姆造船厂因施放了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气得那些不懂中国逻辑的竞争对手直喷美国国骂。　　回国后，玩兴大发的载洵在廷议上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军，引得朝野大哗。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让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自己这个脑残志坚的弟弟。　　情急之下，载洵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跟《大宅门》里的白三爷似的，不依不饶，逼得载沣一个多月不敢回家。　　国运将尽　　左膀不行，还有右臂。　　载涛相对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轻。载沣一直在物色机会，帮他铺路。　　先是从新军第一镇中抽调士兵组成自己直辖的禁卫军，装备和粮饷优于各军，以载涛和铁良为训练大臣。　　再将陆军部的下属单位军咨处分离出来，改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顾问、指挥机关军咨府，交载涛管理，凌驾于陆军部之上。　　紧接着，将新军第一镇镇统段祺瑞外放为提督；将铁良外放为江宁将军（南京地区总司令），而把荫昌召回，代替其陆军部尚书一职。　　本来，和载沣拥有共同敌人的铁良是可以挤进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错了宝，竟跑到隆裕跟前劝她训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来一个太后垂帘。故动辄与载沣为难，事事力争。　　但毕竟敌不过人兄弟齐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见，以铁良的智商，当个国防部长确实令人堪忧。　　载沣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终于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发。　　当时，张之洞已卧病在床，载沣拟定了督办人选，到病榻前征求老头的意见。　　张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虑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　　载沣：“国家养着这些兵，怕什么民变？”　　张之洞：“国家养兵，不是为了打老百姓。”　　两人不欢而散。　　望着载沣离去的背影，张之洞悲愤满怀，一口鲜血倾泻而出，怆然道：“不意竟听到亡国之言！”　　不久，载沣听闻张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访，宽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　　张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励。”　　意在讽谏载沣“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载沣走后，礼部侍郎陈宝琛问道：“监国之意若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无他言，唯叹息曰：“国运尽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溘然长逝。　　遗折中，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警醒载沣：“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　　载沣却并不领情，认为张之洞死了还要讽刺自己结党营私，将其“文忠”的谥号降为“文襄”，彻底寒了满朝汉臣的心。　　没关系，以良弼（1872—1912）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然异军突起。　　此人留过洋，才识兼备，素有大志，刚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爱党。　　在视野开阔的良弼看来，气度狭隘、不能容人的铁良纯属弱智。　　一味排挤、封闭，根本无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趋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广为延揽，拔擢富有朝气的新势力与之抗衡，方为上策。　　归纳起来四个字：以汉制汉。　　良弼的主张同其留学日本时的经历有关。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位于东京、精英辈出的名校——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了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著名战犯。　　对中国而言，该校则是革命的摇篮，后来如雷贯耳的蔡锷、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张凤翙等，均从这里毕业。　　官派赴日留学的风气为大头所开。科举废除后，清廷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为己所用，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虽说有学监盯着，但这帮跑到墙外的学生还是纷纷投进革命的怀抱，踊跃加入同盟会。　　良弼耳闻目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知清室将亡，当力图振奋”。回国后，历任练兵处、陆军部司长，整天游说高层，终于同载涛一见倾心，被其引为智囊。　　良弼给载涛开的药方很简单：掺沙子。　　所谓沙子，是指从士官学校学成归国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为，用体制内的禄位羁縻软化，这帮成天跟政府过不去的八零后还是能够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满反清的党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到头来不过是自掘坟墓罢了。　　以士官生里的代表，同“北洋三杰”齐名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为例，三个革命党，借着人才引进的东风，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营，以火箭速度被擢为镇统或协统。　　三人里，吴禄贞跟良弼关系最好。两人的友情堪称道不同亦相为谋，后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载涛面前力保其才。　　后果便是：趁武昌起义爆发，荫昌率军南下平乱，作为新军第六镇镇统的吴禄贞立刻跑到河北滦州策动第二十镇镇统张绍曾起兵反清。　　张绍曾曾兵谏清廷速开国会，但对直接造反还是犹豫不决。　　不久，山西亦乱，阎锡山被推为革命军都督。　　载沣调第六镇前往弹压。不料，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商量组建“燕晋联军”，共讨北京……　　在良弼的影响下，即使对禁卫军管带蒋百里（钱学森岳父）这样的中级军官，载涛也奉之如师。　　换来的结果是，载沣很快发现，自己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已成为一座踩在脚下、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　　当载洵结束对欧美的考察，取道俄国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新军混成协队官（连长）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　　审讯中，熊成基历数清廷罪状，质问说：“近年创设海军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载洵、载涛等近支亲贵？”　　并视死如归道：“自由之树，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谦卦六爻皆吉　　下野的袁世凯，明确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给师友亲朋的信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交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断难胜任”。　　清制京官退休，不准住在京城，必须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获罪遭遣，倒也并不一定非要回本县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凯就没回项城，而是在同属河南的卫辉府下了车。　　个中原因，他解释说是“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实则另有隐情。　　几年前，大头的生母刘氏去世，被朝廷追赏一品封典。　　刘氏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侧室，在正房死后被扶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资格入祖坟，与其夫同埋一穴。　　谁知，大头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认为，他的生母才是实至名归的正室，刘氏只是山寨的。　　于是从中作梗，坚决不准其与袁保中合葬。　　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凯发誓再不回项城。　　卫辉。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物华天宝，钟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乡，也是清朝官场公认的养老圣地。　　在府治汲县，袁世凯买下一座当铺大院作宅子。当一大家子全部迁来后，这座拥挤不堪、毗邻闹市的府邸开始变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凯的亲家、富商何炳莹在邻府彰德的北郊买地建厂，盖了一栋别墅。听说大头要另觅新居，便将其半卖半送地给了他。　　于是就有了富丽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经宅前，默默地凝视着演替了数千年的兴衰荣枯。　　战国纵横家苏秦，在向赵肃侯建言时就曾献过“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的合纵之策。　　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历史掌故，只觉“前临洹水，右拥太行”的自然风情让他心旷神怡。　　袁府山石叠翠，曲径幽兰。名花异草，争奇斗艳。洹水穿墙而入，凿地成池。池中莲蓬摇影，鱼虾成群……　　这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菜地、果园、鸡笼、猪圈一应俱全，蚕娘们日夜不停地缫丝、纺织，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自给自足。　　园内主楼名为“养寿楼”，旁边的建筑唤作“谦益堂”，告别了风云岁月的袁世凯则自称“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钓，静静地思索着“得失进退”这困扰了国人几千年的命题。　　这是难得的自省的机会。昆德拉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残阳似血。望着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罗素有言：“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至今仍在寻找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的确，人类在世上的烦恼和精神病，大都因为和人类在一起待得太久。强迫症、妄想症、抑郁狂躁、人格分裂，几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在别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样的？　　《圣经》上说，人不能独自生存，极致的自由意味着极致的孤独。然而，在人群里感到的孤独与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种更加难以忍受？　　当塞林格书写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兰波杀死作为诗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阳，当古龙笔下的剑客带着行走于荒野之中的神情穿过满是高手的厅堂……所谓强者，就是能够不理会不想理会的一切，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且在某种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缺陷。　　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把新的经验安放到记忆中某个恰当的位置上，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没有人能忍受绝对的孤独，但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一定灵魂苍白。他们最恐惧的便是独处，哪怕和自己待一小会儿都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下来，就必须找个地方消遣。　　表面上这种人过得热热闹闹，其实内心极度空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逃避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一张味同嚼蜡、单调贫乏的A4纸。　　承认吧，承认自己误把世故当成熟，麻木当深沉，怯懦当稳健，油滑当智慧；承认自己诬告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尝试去感悟而不是去改变世界。事实上没有人能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已然不易。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伍迪·艾伦晋升为国际大导前靠写讽刺小说赚钱，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乐、讨人喜欢，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实却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欲望都是人为炮制的。　　每个月的薪水打到工资卡上，又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自动按时还贷。如此荒谬的重复比《月球》还冷酷，之所以大多数人尚能忍受，归功于广告制造出来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抛开期待，袁世凯发现，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触摸的存在。而对未来茫然的苦闷和对往昔错失的悔恨，只是人们自找的枷锁与折磨。　　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不在远方，在内心　　诸行无常。　　宇宙的寿命亦有尽时。　　佛教讲，一切现象都有四种状态：生、住、异、灭。　　生出来后发展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住），不久便会由强变弱、逐渐衰老（异），最后尽归于“灭”。　　降生于世时，人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离世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一切都要在现实中完满地解决。　　谈何容易？　　人生在世，饱受贪（生理上的欲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痴（观念束缚认死理）之苦。各种烦恼，其实源于对自我的执着。　　因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没得到，心里便不高兴，苦恼相随。　　这是没能看清众生的本质。　　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万物既然有聚，就会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达到心灵的完整，必须进入它本然的状态：空无。　　也许，只有以全然的天真来过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单纯来经验苦乐无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见来观照波涛汹涌的人生，方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难以放空，皆因被“五蕴”所迷。　　五蕴者，色（世间万象）、受（感觉）、想（思索）、行（行动）、识（意识）。　　比如，看到吴法天呕心沥血地在微博上发表反人类的言论，这是“色”；他毫无底线四处诽谤却一直逍遥法外，引起大家的强烈反感，这是“受”；你寻思着能把这厮拖出来打一顿该多好，这是“想”；终于有一天，自我膨胀的吴法天主动跳出来跟网友约架，你兴奋地赶到现场，同大伙一道围殴了此人，这是“行”；最后你得出结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什么也不能当五毛。这是“识”。　　然而，在佛教看来，只有不偏执于一边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门。　　没有肮脏，就没有清洁；没有愚蠢，就凸显不出智者。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打吴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残了还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复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样。　　人的一生，被五蕴左右，产生诸多偏见，失去了平和与公正，最后事与愿违，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发现因为走了太久，竟忘记为什么出发。　　其实，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类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个体的立场，既然人生如电如露，渺沧海之一粟，逃不脱匆匆落幕，就更应该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存在寻找一个意义。　　对生命而言，意义可以是穿插其间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爷孙共戏的亲情之乐；抵足论文、对月小酌的友情之乐；花间偎语、调琴弄瑟的爱情之乐。　　袁世凯尝试慢慢放下，开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着薄雾，与接到此处养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宁静的丛林里，吐故纳新。　　午后，与一干文人吟诗斗酒，往来酬唱，留下不少传诵一时的佳篇。　　如暗讥清廷卸磨杀驴的《雨后游园》：　　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如嘲讽载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病足》：　　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　　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　　如优游泉石的《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荷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而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首能彰显出世之心的《自题渔舟写真》：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随诗流出的是几张屏息垂钓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说成是“职业演员”。　　更有甚者，以讹传讹，谣垮中国，说袁世凯在家中私设电台，与朝中同党密切联系，暗中操纵政局——这不仅是对大头人格的诽谤，更是对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电报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抚衙门，也未必有专门的电讯设备，而必须通过电报局往来。　　当然你会说，以袁世凯的经济实力，架个电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问题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电报网上，除非与你联系之人也私设一座电台。　　鉴于当时无线技术还不成熟，私设有线电报需要铺设电线。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几公里外就能看见电线杆，袁世凯一介罪臣，躲避打击还来不及，会做这么幼稚的事吗？　　事实上，谪居期间，大头与外界来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据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载，为数不多的电报也都是通过彰德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专门管理电函的“司电报者”。　　时任农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锡拉胡同的府邸为北京联络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关照下，时刻注视着朝局，派信使通过京汉铁路传送。　　一次，在邢台火车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窃去。袁世凯万分紧张，立刻找负责该区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缉查此事。　　几天后，幸得查获，言敦源亲自送到洹上村，把大头感激得无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电波”，还用费这劲？　　不过，袁世凯的故事教育我们：在中国混，什么都是浮云。只要你编织好一套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任他狂风骤雨，我自凭栏大笑。　　比如邮传部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纵使不知袁世凯是否尚有复出之日，还是在彰德车站为他安排了一条专列，以备情况有变，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择机出逃。　　退而不休，是一种境界　　北洋旧部始终对袁世凯保持着向心力。　　张勋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领导汇报成绩；陆建章官运不佳，被罢去总兵之职，致函袁世凯诉苦，大头回信安慰说：“你历练戎行（军旅），勋劳夙著，他日一定会再拥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龃龉，互相不服气，官司打到袁世凯这儿。大头劝他二人笃念同袍之谊，不要再闹。两人也都买账，握手言和。　　转眼又到了大头的生日。　　遥想去年做寿时的盛况，恍如隔世。今非昔比，声张无益，还是关起门来吹吹蜡烛得了。　　刚作此想，便收到姜桂题寄来的贺礼——白银万两。　　蛰居以来，辞退的馈赠已不胜枚举，此番数额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书中写道：盛谊心领，来款璧还。硁硁（kēng，固执）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谅恕，不予咎责也。　　谁知来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贺信又随着贺礼蜂拥而至。京汉道上，一时间车水马龙。　　北洋旧部们坐不住了，组团到洹上村贺寿。这帮人啸聚一室，愤愤不平，发泄不满，抨击政府。袁世凯躲在上房，隔着门听得心惊肉跳。　　反正辈分都比他低，索性称病不出，闭门不见。　　众人聚集到上房门前，束手无策。　　张勋资历最老、辈分最高，带头硬闯，挤出条门缝，余者一哄而入。　　袁世凯只好赔了怠慢之罪，在太师椅上坐定，接受祝贺。　　踏破袁府门槛的，还有附近的绅商。　　刚到卫辉时，当地的煤老板王锡彤便经人引荐，偕同汲县著名学者李时灿前来拜会。　　时值大年初四。据王锡彤回忆，他第一眼见到袁世凯时，对方“须发尽白，俨然七十岁之老人”，且因慈禧“国丧”，臣子不能剃发修面，更显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认，袁世凯“双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漫谈起兴办实业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举行企业家沙龙。　　想想看也是。这大过年的，初次晤面，王锡彤要是一上来就对袁世凯的际遇表示慰问，再喷几句对朝廷不满的话以示同情，而大头则答以“皇恩浩荡，谢主不杀”，狂表忠心，岂不大煞风景？　　王老板浸淫商场久矣，开场白说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时，轰轰烈烈，我等不便趋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归，寄寓本县，即使不论一直以来的仰慕之心，单说这乡邻之谊，也应尽地主之敬意。”　　袁世凯接纳了烧冷灶的王锡彤，对他道：　　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帮自己经营实业。　　王锡彤欣然应允。于是，大头帮他办理了候补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锡彤的协助下，袁世凯兴办了一项惠泽千家万户的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　　早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备火灾问计于袁世凯。　　答以兴建自来水。　　于是，两年时间招股三百万银元，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铺设完成，工程质量好到直至新中国成立依旧运转良好。　　但却断了挑担卖水的苦力们的生意。　　这帮人聚众闹事，妄图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为免酿成社会问题，袁世凯命人组织他们再就业——在街市上销售水龙头，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春去秋来，万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时间，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继去世。　　葬礼上，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于袁世凯的心头：难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过六十岁？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门塞门。”　　当周馥要来洹上村看他时，他专门嘱其带上著名的堪舆师杨焕之一同前来，帮忙看看风水。　　同时，深感时不我待的袁世凯还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学，亲自督导子侄们读书，并撰写、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　　第一条提纲挈领，是袁世凯为学的宗旨：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　　袁世凯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江苏镇江的候补知县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凯，乞求资助，回籍葬父。　　虽说申天骐是大头儿时的老师，但授业时间很短，且三十多年没有联系，换个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凯却不避闲言碎语，三次写信给镇江道刘燕翼，请求关照。　　查明情况属实后，刘燕翼协助申家料理了归葬事宜。袁世凯也捐了四百两银子，并帮申子安排了一个典史（监狱狱长）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当袁世凯的姐夫杨益年来函谋求差事时，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杨益年的爷爷杨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乡之谊。其孙辈结为连理，亦可谓门当户对。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传到杨益年这儿早已门庭衰落，不仅抽大烟，还气死了袁世凯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岁，眼看这辈子就要废了，杨益年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来之食，自然只能换来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其间，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杀青，派人携带书稿来到中国，遍访政要，为之撰写序言。　　袁世凯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和老师，故欣然提笔，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国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维新：　　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灿烂之花……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两个年号）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闭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　　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　　宗旨很明确：呼吁改革。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中国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状都是发烧咳血，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亲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床。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北京。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潮。　　更麻烦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北京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革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满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欢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　　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压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内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日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吸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吸水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派出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摄政王御驾。　　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奸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缠足，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性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干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入，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舌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身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衣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衣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奸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白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党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机关。　　于是，同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激烈的高端对决。　　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　　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交民政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　　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性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　　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干，高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身的民选议员刘春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议员。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满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　　虽然美国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关”，但在革命党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