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8080531772-16

汪康年获悉后，不知哪根筋搭错，估计是早年被康梁气坏了脑子，居然转告给供职于《泰晤士报》的友人。　　“奕劻将出军机”的头条让《泰晤士报》当日销量直线上升，英国公使马上向中方求证消息的真实性。　　慈禧非常被动，向外界否认澄清的同时，深恨瞿鸿禨政治上的不成熟。　　袁世凯瞅准时机，让御史上疏猛攻，指斥瞿鸿禨里通外国，操纵报馆。　　最终，瞿大军机落了个“姑免深究，开缺回籍”的下场。　　政局波谲云诡。奕劻虽说有惊无险，但搞不懂太后究竟闹哪样的他还是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为试探。　　刚辟过谣，自然只能降旨慰留。但借此风波，慈禧正好把已历任健锐营统领、正红旗都统等要缺的载沣调入军机处见习，以分奕劻之权。　　斗来斗去，赢家还是西太后。　　如此一波三折的宫斗剧，起点的大神也未必想得出。岑春煊仰天长叹，久久无语。　　他认了。　　没有谁会轻易认命，尤其强势如岑春煊者。　　然而，人口基数在那儿摆着，再小的概率也足以使各行各业卧虎藏龙、过度竞争，遑论官场这个挤得头破血流的众争之地。　　岑春煊累了，他不想再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朝廷劳心劳力。　　此次入京，慈禧给他的感觉是锐气尽消，敷衍了事，唯求生前不要大乱，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掌舵的都得过且过，自己还较个什么真？　　岑春煊打点行装，准备南下。　　恰在此时，噩耗以上谕的形式传到。说那个长期请病假的，就是你，别看了。你现在假期已满，还没奏报启程。两广地方要紧，员缺不便久悬——岑春煊着即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觉得没天理了。　　其实还是有的。　　那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为了彻底整垮岑春煊，苦心孤诣的袁世凯动用了高科技。　　具体实施者是PS高手，幕僚蔡乃煌。　　蔡乃煌在邮传部工作，天天跟电报电话等新鲜事物打交道，标准的geek。　　领到任务的他找人把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照片P到了一起。具体接活的，抓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同盟会的陈少白。　　广东是革命党的乐土，而作为慈禧的忠犬，岑春煊遭到同盟会的敌视很正常，不愿他南下督粤更正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陈少白发挥专业特长，倒岑的同时为孙文赚取了一大笔革命经费。　　慈禧对着假照片看了良久，无比伤感，以致泪下，喟然道：岑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罢了，彼负我，我不负彼，准其退休。　　收捡好被辜负的真情，岑春煊在上海当起了寓公。　　福祸，总要有人偿报　　改革已死，内斗不休。提醒清朝统治者正坐在火山口上的是安徽的枪声。　　徐锡麟（1873—1907）的公开身份是安徽巡警道、巡警学堂堂长，秘密身份是光复会骨干。　　因此，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件事可以理解为“省公安厅厅长手刃了省委书记”。　　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事后才会说：“安庆（安徽省会）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启义军之心。”　　恩铭的直接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事奇极”。　　一个四品的道台，潜伏在体制内，杀了一个二品的巡抚——这真的不是在拍《风声》？　　何况，徐锡麟的官还是花巨款买来的；何况，恩铭一直待他不薄。　　遗疏中，恩铭向朝廷回顾说，这个杀千刀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推荐给奴才后，见其办事勤奋，用之不疑。没承想欲图革命，故意捐官，实在是防不胜防。　　“故意捐官”是疏中原话，这么经典的四个字也只有天朝找得出来。　　平心而论，懂得重用严复和海归学子的恩铭属于体制内的改良派，对徐锡麟的提携不遗余力。　　为免死不瞑目，断气前，他努力回想当日发生的一切。　　阳光刺眼，热浪滚滚，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在一片喧闹中拉开帷幕。　　主席台上，安徽和安庆的政府官员一字排开，正中端坐的是恩铭和安徽布政使冯煦。　　鼎沸的人声逐渐平息。　　身穿黑色警服、腰悬军刀、鼻上却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的徐锡麟上前呈递毕业名册，简单汇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话锋一转道：“报告，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徐锡麟和同党约好的暗号。　　恩铭愣了。　　几日前，他收到一份端方发来的名单，说上海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招出不少同党，让他按图索骥，逐一抓获。　　徐锡麟看到名单的刹那，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的化名“光汉子”赫然在列。　　为防夜长梦多，决定提前举事。　　他和同为光复会会员的秋瑾相约，一在安徽，一在浙江，同时发难，最后会集南京。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恩铭拍案道：“革命党！在哪？”　　一个革命党用行动回答了他，奋力朝主席台掷出炸弹。　　可惜是颗哑弹。　　恩铭大惊，急忙起身。　　徐锡麟从靴中掏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连射七枪。　　由于严重近视，除了打中右腰的一枪，其余均非致命。　　众人夺命而逃，恩铭被抬出时凄厉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　　十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当卫兵将徐锡麟押到冯煦跟前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冯大人叱问道：“抚台待你恩重如山，为何行刺？”　　徐锡麟道：“恩铭待我，私惠也；我杀恩铭，天下之公义也。”　　冯煦无语。　　审讯时，徐锡麟对办案人员误会他是孙文一党颇为不满，声称同孙文理念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　　他坦陈以灭尽满人为宗，杀完恩铭还要再杀端方和铁良。　　临刑前的例行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行刑过程惨烈无比。　　刽子手先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然后剖腹挖心。　　心脏拿去祭奠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一帮巡抚衙门的亲兵烹熟下酒……　　不久，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也被拿获，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义。　　安庆起义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天涯何处不革命”的恐慌。　　铁良遣人赴东京，携万金向光复会求和。慈禧也暂停召见内外臣工，添派卫兵和巡警，如临大敌。　　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上谕里，慈禧怒斥地方大员养尊处优，吏治废弛，以至酿成巨患，规定从即日起，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辖区出现重案大案的，一律问责。　　隐藏在疾言厉色背后的，是一颗倦怠已极的心。　　以此前途无量之官职，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可见废科举的影响已开始发酵。　　流水落花春去也。众叛亲离之忧，四面楚歌之患，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当奕劻为了日俄联盟、再次图谋东北这样紧要的军国大事请求单独召见时，慈禧竟不允许，推辞道：“天气酷热，王爷宜当节劳。”　　奕劻闻言，浩然长叹，愈觉国事不可为。　　由此不难理解继任安徽巡抚的冯煦为何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顶住上级压力，一意宽大，不愿多做株连。　　安庆的大观亭上，甚至挂着一副冯煦为徐锡麟撰写的对联：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公开感慨清廷不日将亡，自己站在徐的墓前，百感交集。下联则希望徐的英灵能够原谅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誓将反人类进行到底，主张扩大打击面，缉拿乱党。　　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正好相反，警劝清廷“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袁世凯则发了一封遍示直隶的通告，立场罕见地偏左。　　在这道诡异的告谕中，袁世凯称排满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指责革命党“不顾阋墙（兄弟不和）御侮之义，而以覆宗绝祀为乐”。　　又赞美天朝“深仁厚泽，史不绝书”，“极汉唐以来未有之版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郭沫若晚年写的诗。　　真实原因，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得到可靠消息，慈禧将调自己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　　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位极人臣，对信仰官本位的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追求也不过如此。　　但对以亡清为鹄的袁世凯来说，手握兵权的直督，显然分量更重。　　明升暗降是一种信号，大头必须对慈禧的疑心作出回应，即使老太婆一向疑心病重。　　因此，通告既是一种表态（对慈禧），也是谆谆教诲（对百姓），以免直隶像安徽一样出乱子，被政敌抓住把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袁世凯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错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无阳光　　这是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国家。　　公知间的对掐已经从文斗发展为武斗。　　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典时，同盟会的好打手张继（曾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率领几百号党徒操着家伙前来砸场。　　他对着正在演讲的梁启超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马鹿（笨蛋）！”众人便争先涌上讲台，举起手杖开打。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朝究竟是什么？　　对革命党来说，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对象。”　　但在大头看来，天朝其实是一个黑洞。　　它吞噬一切伟大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为一体，多少牢骚客被它点滴磨平。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对立面的人狞笑，并时不时地吸气。　　面对这样一个怪胎，围观、呐喊、暴走、暗杀，终究只是徒劳，只是重复二十年前的人们早已重复过的事。　　亡清，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是比“当湖十局”还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对手，深不可测，是道策、秀哉、吴清源和李昌镐的合体，还开了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得寸进寸、避首击尾、偷天换日、夺取军权的“潜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　　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入京。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杨士琦之下，初被李鸿章保荐为直隶通永道（辖永平府和通州、蓟州等八县），追随袁世凯后，迎合幕主心理，曾进“隆中对”一则：曾文正（曾国藩）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唯左湘阴（左宗棠）与李合肥（李鸿章）。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平定新疆、班师回朝后便交出兵权，致使昔日纵横千里的湘军成了案头上的摆设。合肥掌握淮军，连年事故频发，于是尚能维持一时。今公继之而起，若能竭尽全力，扩练新军，坐拥到底，则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斗。他时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了大头心坎儿上的杨士骧一路高升，成为袁党中的头号人物。　　可惜，事实证明，此人善于伪装，人品严重堪忧，是袁世凯用人失察的孤例，大头后来也被他摆了一道。　　上任直督后，杨士骧松了口气，摘下面具，开始疯狂地贪污。　　当时，蔡乃煌任津海关道，此乃妇孺皆知的肥缺。　　杨士骧召见蔡乃煌时，动辄破口大骂，骂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犹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张镇芳私下里劝杨士骧：“他好歹是个道员，还是给留点面子吧。”　　杨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　　如此贪婪之人，却因惧内，一生不敢纳妾，曾撰联自嘲“到死不闻绮罗香”。　　杨士骧酷爱戏曲，经常在看戏时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跟优伶乱搞，搞垮了身体，以至于没干两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时人讥讽道：“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湖南乡绅熊范舆率领一帮地方贤达，向朝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民间请愿书。　　书中心平气和地教育统治阶级，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根除“内患”。　　而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如何能够抵御外侮？　　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必须及早成立，监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从而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　　化解了民众的怨气，解除了内患，万众一心，外忧自不足虑。　　最后，熊范舆还驳斥了甚嚣尘上的“民智未开”论——似乎每个时代普及常识的人们都不得不回应这一奇谈怪论。　　请愿书中说，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但更多情况下是“助长其增高”。　　立宪各国，只有英国的国会是由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其余无论哪国，初开国会时，老百姓懂个屁的宪政民主。　　由此，熊范舆得出一条震古烁今的结论：开设国会，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径。　　当然，统治阶级要故意装睡的话，就免谈了。　　不过，在人民日渐上升的智商和统治阶级每况愈下的道德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盗铃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来越难。　　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　　民意汹涌。　　各地汇往北京的请愿书开始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肃亲王善耆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作为民政部尚书，接到这么多群众上书，深感压力山大的他也劝慈禧因势利导，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党这只求一死的阵势，国无宁日。　　于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到两天，袁世凯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见。　　太后明显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叹息道：“内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说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凯无语。　　眼前的这个女人，他已过招多次。　　她到底是谁？　　她是咸丰的宠妃“天地一家春”。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军机处的成例，又过河拆桥地弃之如敝履，罢免诏书中还错别字连篇……　　也许，只有权力逻辑方能准确解读慈禧的行为模式。　　无论戊戌政变还是庚子国变，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不管什么变，都是慈禧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做出的激烈反弹。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嗜权且对权术炉火纯青的慈禧可以维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坠。但在那个转型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计、帝王心术，而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来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　　比起还需要倒幕尊王、重树天皇权威，方能变法维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权保障体系早已由雍正创造出来。　　只可惜摊上了权人慈禧。　　这既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然而，历史自有其运行之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顺天应人，方能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英雄。　　而这个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对面。　　袁世凯对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　　他早已说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没有能力和胆量来给自己动手术了。　　病入膏肓的慈禧饮鸩止渴，继续玩儿她的御人之术。　　内调张、袁，初衷就是坐山观虎斗，可她偏要把戏做足，召见张之洞的时间罕见的长。　　慈禧：“大远的路，叫你跑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心里好有个数。”　　张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为大害（在君主看来未必）。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慈禧：“现在用人很难，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几人？”　　张之洞：“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来参他的人很多。”　　张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阅历尚浅。”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张之洞：“有血性、能办事，但稍嫌急躁。然而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庆王呢？”　　张之洞：“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　　其实，用谁都没用了。　　从慈禧开始考虑死后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扬满抑汉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蜕化成一头自暴自弃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狰狞面目示人。　　反动案例一：严禁绅商士民议政干政。　　对此，《申报》发文讽刺道：“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真想搞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专制的手段，肮脏此立宪之美名？”　　面对纸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应对简单粗暴，即反动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出版事前审查，压制言论自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江汉日报》痛骂制定此律的畜生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采用北京白话、深受市民喜爱的《正宗爱国报》嘲讽道：“啥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反动案例三，终极反动：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当然你会问，这有什么反动的，还终极反动？　　因为宪法和宪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宪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执行；而有的国家，宪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无法执行。　　问题最严重的是清政府这版，整个一错漏百出满屏乱码的pdf文件，既不能执行也不能更改。　　用软件转码后发现，整个《大纲》分两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权”。　　通篇都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等字眼，结果，皇权比立宪前还大，完全开历史的倒车，还不带打灯的。　　其次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人模狗样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权利都有一个“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前缀。而所谓的法律都是什么样子，看看《大清报律》一清二楚。　　也许，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饥饿的秃鹫，分食地上腐烂的尸体。　　　　第十章 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政治即人事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ù，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