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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则四方奔走，为光绪，也为自己做垂死挣扎。　　先是容闳表示可以找美国公使帮忙，他觉得意义不大，又去找李提摩太，结果得知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最后前往日本使馆拜访伊藤，请他谒见太后时为皇上陈情。　　伊藤说自己未必能见到太后，如果见到，一定帮忙。　　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六百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轿子上的慈禧脸色铁青。　　宫里一切如昨，杨深秀上奏建议挖掘传说中圆明园地下埋藏的金银，似乎在给光绪调袁部入京提供借口。　　光绪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悲壮道：“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　　法华寺。　　袁世凯闭门谢客，与徐世昌商讨对策。　　其实没得选。不告发康党一成胜算都没有的阴谋，就无法与之撇清干系，筚路蓝缕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亡清力量便会付之东流。　　芥川龙之介说过，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康有为败就败在不成熟。因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是人就有他的难处。　　袁世凯特别能体谅人的难处，毕竟你我都降生在空前专制的国度。　　因此，对人，他待之以宽，绝不因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就大骂国民素质低下；对制度，他却责之以严，始终谨记早年容闳对民主共和的描述。　　故，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傍晚，慈禧返回紫禁城，直抵光绪寝宫，将奏章悉数收走，并下命，今后军机四章京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要交给她看。　　当晚，康有为刚回到南海会馆，众人便力劝其南下避避风头。随即，谭嗣同迁往浏阳会馆，梁启超跑到容闳寓所。一时间人去楼空作鸟兽散。　　9月20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　　光绪一言不发。　　心思缜密的大头清楚，皇帝多半已被监控，便道：“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非有内忧，便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过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新进诸臣，固然不乏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密。倘有失误，累及皇上，关系就重大了。总求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所言，基本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不然光绪也不会“颇为动容”。　　但以太后宠臣张之洞为例，显然也讨好了慈禧。　　见光绪不答，袁世凯只好请安退下。一侍卫大臣趁机拍了下他的后背，小声赞道：“好小子。”　　显然是慈禧派来的耳目。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　　汽笛急促。　　通往天津的列车上，徐世昌再次向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分析了告密的必要性：即使康党侥幸成功，光绪重树权威，也无非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此一来，离亡清的目标更加遥远。　　袁世凯不再动摇。　　选择荣禄作为告密的对象，皆因他牵涉其中，不敢等闲视之。并且，卖一个人情给后党新贵，何乐不为？　　中南海勤政殿。　　对伊藤博文的接见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屏风后慈禧阴鸷的眼神使之成为例行公事。　　伊藤进殿时，张荫桓主动上前握手，又挽着他的衣袖，带到丹陛之下。慈禧看不懂这一西方礼节，也不会理解成他二人有基情。于是，只能觉得张荫桓在光绪的纵容下愈加放肆。　　直隶总督署。　　告密也要讲究策略。康党的密谋，袁世凯没有全部抖出。他只说围园，对杀后却只字不提。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光绪，也避免了慈禧大兴刑狱，波及到一度与康党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骨干的自己。　　署中人来人往，袁世凯刚说了个大概便被阻断，只好先行告辞。　　第二天一早，荣禄来到袁府，听袁世凯说完，立刻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袁世凯：“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危及帝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反政变　　紫禁城的上空，阴云笼罩。　　凌厉的声音穿过重重朱门，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镜头缓缓下降，直至乾清门的门梁顶住了画面的上方，使人心生无尽的压抑。　　乾清宫，慈禧阴沉着脸，端坐在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变法期间所有的奏章已检视完毕，虽说围园杀后的惊世创举尚未暴露，但各种反动言论琳琅满目。　　于是慈禧决定在这一天宣布训政。　　御座的一边跪着孤零零的光绪，另一边是王公大臣，正中则摆着实行家法用的竹杖。　　慈禧狂喷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　　喷完右边开始喷左边：“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年春奕劻再四地说，皇上既然肯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臣不知内情，且有不学无术的，反倒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　　刚毅趁势道：“我屡次苦谏，每回都被谴责训斥。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有劝谏的，也有不说话的。”　　慈禧对光绪道：“变乱祖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是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战栗道：“儿臣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非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听到洋人两个字就来气，声音立马高了八度：“难道祖宗反倒不如鬼子？康有为图谋不轨（直觉颇准），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　　光绪默然无语。　　很快，一纸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缉拿。同样被革的还有宋伯鲁，同样被拿的还有康广仁。　　当步军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抓人时，康有为已通过李提摩太登上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驶往上海。梁启超也冲进日本使馆求救，据公使林权助回忆，“他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可见事态非常。”　　最高兴的是杨崇伊，三个月如一日地上蹿下跳，终于点燃了“戊戌反政变”的导火索，如此天大的乐事何忍独享？他蹦蹦跳跳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　　结果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荣禄派人叫来袁世凯，递给他一杯茶，开玩笑道：“此非毒药，你可以喝了。”　　杨崇伊带着袁世凯告密的信息，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又飞奔回了北京。　　反政变的烈度由此扩大。　　谭嗣同预感不祥，帮康广仁料理完狱中饮食后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出走东洋，并以书稿相托。　　诀别时，浩然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与梁启超一抱后，谭嗣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使馆。　　当晚，梁启超换上西服，断发走东瀛。　　康有为的逃亡却像老年观光团一样悠闲。他根本不知道反政变已经发生，只是谨遵圣旨，赴沪办报，还恋恋不舍，一步三回首。　　神棍一般都如有神助。清政府的“飞鹰号”没日没夜地狂追“重庆号”，眼看就要在烟台赶上了，结果燃煤耗尽，船开不动了。　　更玄幻的是，康圣人像裹了一层护法光环，竟然有恃无恐地在烟台下船活动筋骨，还去闹市区购物，就差街拍发微博了。　　其实，缉捕康有为的电报早已发给登莱青道，可此道道台正巧不在烟台，于是成全了“老年观光团”的山东一日游。　　然而，终点站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上海道蔡钧收到电报后磨刀霍霍，恨不得让市民上个公厕都要安检，终于惊动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　　在白领事的安排下，抵沪的康有为还来不及逛外滩就被护送去了香港。　　9月23日，通过奕劻接到杨崇伊状告康党围园密谋的慈禧立即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和张荫桓、徐致靖，并幽禁光绪于中南海湖心岛瀛台。　　风声鹤唳中，既非康党也没参与密谋的御史杨深秀主动跳进了火坑，见义勇为地上奏质问慈禧凭什么软禁皇帝，并“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　　上完折子便行动起来，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进京救驾。　　结果一出门便被抓了。　　谭嗣同和王照妄想绝地反击，一个找大刀王五，一个找日本人，均不了了之。王照浪迹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当晚，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反政变自然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　　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他康有为所犯何罪。　　李鸿章：“无非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冈育造：“依在下愚见，与其搜拿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培植，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毕竟康所行之事，无非是在扩充中堂大人未竟的功业。”　　李鸿章：“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慈禧最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二人也。　　前者整个一翁同龢加强版，后者更是丧心病狂要劫持自己。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几乎把洋人引进了朝廷，堪称“带路党”典范。　　现在康有为跑了，张荫桓赫然成了匪首，不出意外，铁定永垂不朽了。　　人生没有如果，却往往遭遇但是。　　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干涉下，张荫桓被摘了出来，改为流放新疆。望着英国公使几近恫吓的辞令（“处决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慈禧恨得牙痒痒。　　当然你会问，怎么戊戌年日英两国这么关心中国的内政？　　都是让《中俄密约》给逼的。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日英联盟，共同寻找中国政界的代言人。而宠命优渥的张荫桓和过蒙拔擢的康有为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雷霆能否启寐　　剩下的人犯里，官职最高的是徐致靖，保举康梁的是徐致靖，用四川话说就是“跑得脱，马脑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徐家同李家拥有一段极深的渊源。打了很长时间酱油的李鸿章终于在力保徐致靖一事上发力，重托荣禄，说：“年侄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　　虽说为难，但李鸿章的面子还是要买。荣禄以“徐致靖升礼部侍郎后，皇上从未召见”为由劝慈禧给条生路。　　查完档发现确实如此，于是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真相是徐致靖耳背，光绪为防隔墙有耳，不好跟他大喊，故有事相商，往往派人传话。　　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精简掉的机关单位；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一夜回到百日前。　　本来还想立一座依法治国的牌坊，让奕劻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理军机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慈禧实在怒火难平，直接让拉到菜市口砍了。　　戊戌六君子，最冤属广仁。他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参与康党的阴谋，只是寄宿在他哥那儿，偶尔帮帮腔。　　因此抓人时，连跑都没跑。　　谁知后果非常严重。　　狱中的康广仁整日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是被“六君子”了。　　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的煤屑，在墙上作书。林旭则笑对一切，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9月28日，传唤人犯。康广仁以为死期将至，又大哭。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说：“这是提审，非就刑，毋哭！”　　既而牵引从西角门出，刘光第这才愣了：按惯例，绑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　　于是大骂道：“未提审，未定罪，就要杀头吗？何以昏聩至此！”　　人山人海的场景不禁让人疑心穿越回了明末，那次围观的是袁崇焕。250年过去，除了脑袋后面多了条辫子，似乎什么都没变。　　监斩官刚毅色厉内荏地坐在台上。　　刘光第大声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亦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虽说杜鹃啼血，诚可哀怜，但你也不是第一天在中国混了，难道不明白所谓国体只是你死我活而已。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程序，只讲三十六计。　　在这个国家，最痛苦的其实是学法律的。　　刘光第用他那套刑部思维方式一再质问，刚毅最后两手一摊：“我不过奉命监刑，其他的不知道。”　　狱卒强令六人下跪，刘光第倔立不屈，杨锐悲凉道：“斐村（刘光第字）跪跪吧，权当是遵旨了。”　　乃跪下就戮。　　谭嗣同很平静，说“吾有一言”，让刚毅上前。　　气场如此强大，逼得刚毅不敢动弹。　　良久，谭嗣同放声大笑。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日，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身在北京的严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燕市天如晦，宣南（宣武门以南）雨又来”。　　长沙。　　李闰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　　那是谭嗣同摄于南京的，时年三十二岁。月白色的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那柄伴他行走江湖的凤钜剑，浓眉俊眼，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正气。　　谭嗣同只有这一个妻子，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应召去京前，夫妻二人曾秉烛夜话，对弹“残雷”与“崩霆”。　　十六岁那年夏天，谭家宅院一颗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谭嗣同以其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之为“残雷”“崩霆”。　　如此剑胆琴心，却物是人非。望着两琴，李闰恸哭写下了“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更惨的是杨深秀和林旭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双双仰药而殉……　　杀六君子者，非袁世凯也，实康有为也。　　甚至连那首著名的绝命诗《题壁狱中》也未能逃脱康党的毒手。为了抹去诗中“杀太后”的政变计划，谭嗣同的原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也被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者的确更有气势，但出处却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的《秋宵独坐》……　　康圣人自言“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实并非无为，而是乱为。　　公认的说法是，杨崇伊的奏折启动了戊戌反政变，袁世凯的告密则扩大了反政变。　　事实上，慈禧既已决心训政，康广仁也已下狱，审出康有为蹩脚的谋反计划只是时间问题。　　换做任何人，面对谭嗣同拿着一份伪诏，就逼你押上全家老小像阿汤哥一样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七千人对七万人），都不可能贸然答应。　　而且，康党素来冒失，事机不密，风声一旦传出去，不告密势必连累自己。袁世凯避重就轻地把“围园杀后”说成“围园劫后”，已然仁至义尽。　　反观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对慈禧痛加鞭笞，还谎称光绪给了自己衣带诏，以便找英国人求救，恢复帝位。　　自己倒是爽了，可以跑到海外继续招摇撞骗，却把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白浪翻滚，海鸥啁啾。　　大岛号的甲板上，梁启超心事浩渺，轻声吟诵着刚刚草就的《去国行》：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舰长见他一天到晚倚着船舷发呆，怕他想不开投海自尽，便把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消愁解闷。　　柴四郎的这本玄幻小说颇具国际视野，很有大片气质。他虚构了四个主人公：日本青年东海散士、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美女红莲以及从事复国运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　　这帮人聚在美国，把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东学党起义、甲午战争贯穿一线，各国历史名人也相继登场。　　书中有故国沦亡，有男情女爱，简直就是百年前的大河剧，看得梁启超感同身受，不忍释卷。　　受此影响，到日本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梁启超便模仿《佳人奇遇》写了一本架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　　小说伊始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南方各省实行自治，到1912年开设国会，成立“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暗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首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是缔造共和国的功臣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好契合了后来的黄兴（字克强）。　　经过五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　　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首都南京，庆祝中国维新五十周年，“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同时，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专家纷至，学者云集，而博览会也不只展示科技，更是各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论坛。　　可惜，像紫霞仙子一样，他猜准了开始（1912），却猜不中结局（1962）。　　一个月后，荣禄采纳大头的建议，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四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右军（驻天津小站）、前军（驻天津宁河）、后军（驻天津蓟县），并自募27营直辖，称“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合编而成的武卫军拱卫京畿，由荣禄统率，成为清末最强的国防力量。　　袁世凯此举既投荣中堂所好，又让慈禧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良好感觉，可谓一箭双雕。　　当再有人向荣禄搬弄是非说“袁世凯先前同康党走得很近，后来又检举康党，首鼠两端”时，荣禄只是摆手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我的人”，官场上经久不衰的口头禅。　　望着扩建为一万人马、雄姿英发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第七章 齐鲁戡乱　　　　废帝不废　　冬天到了。　　太液池开始结冻。　　内务府向管理皇家园林的下属机构奉宸苑传达了一条懿旨：瀛台周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即刻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便是溜冰高手，想见光绪，也就此成为泡影。　　很快，一道奇怪的上谕明发中外，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　　刚被软禁就病倒了，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　　舆论迅速发酵，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发电问驻华公使林权助：“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　　总理衙门当然否认光绪的死讯。问题是专制国天天辟谣，到头来鬼都不信。　　坊间传言愈演愈烈，说脉案和药方都伪造好了，驾崩的消息就在这两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甚至联合一千多人，公开通电西太后，要求皇上“力疾临御”，结果遭到跨省追捕。　　慈禧想必非常后悔，为了把“圣躬不豫”的戏做足，公开征求名医，结果法国大使馆推荐的医生诊断下来发现不过是慢性肾炎——谎言不攻自破。　　慈禧锲而不舍，继续埋头铺路。　　先放出风声，说光绪之所以病成这样，盖因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春药）。再派荣禄私下去找李鸿章，让他探探洋人的口风。　　光绪的年号已叫了二十多年，岂能说废就废？李鸿章明确反对，警告荣禄说：“这是何等大事，试问你有几颗头颅，敢于尝试？若果行之，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不可胜言！”　　荣禄不死心，还是想听听洋人的意见，李鸿章便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试探英国公使。　　对方的回应斩钉截铁：“他国固然没有干预（中国内政）之权，然遇有交涉事宜，英国认定光绪二字，其他一概不知。”　　之所以后来押上棺材本也要跟十一国同时宣战，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按理说西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但她连康南海的面都没见过，这种恨很抽象，也很无力。　　对光绪则不同。看着长大，翅膀硬了，想谋害自己——这种卧榻之侧的危险，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宗室近支中“溥”字辈的幼童，并五天一次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搞得皇帝就快挂了似的。　　这等于是逼封疆大吏站队了。　　迟迟不表态，必然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违背人臣之道，会引起舆论的抨击，有损政声。僵持不下间，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挺身而出，高声道：“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公开反对废君。　　谏疏原本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的，结果信使刚走，张大人就了，命人追回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　　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惧？”　　面对内外交口反对的局面，复仇女神慈禧望而却步了。　　荣禄出了个主意：既然“破”的难度这么大，可以想办法先“立”嘛。　　然而，“建储”不符合清朝“不立太子”的祖训。荣禄这一损招不仅引狼入室，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更为即将到来的全民狂欢埋下了伏笔。　　慈禧挑中的皇储人选是自己弟弟桂祥的外孙溥儁（jùn）。　　溥儁年幼，具体张罗的是其父端亲王载漪（1856－1922）。　　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里，载漪都是以大反派的面目出现的。时而同奕劻恭请慈禧出山训政，时而跟刚毅、徐桐聚在一起咒骂新政，可谓反动派的杰出代表。　　眼看就要从“慈禧侄女的老公”变成“皇上他亲爹”，载漪行动起来。　　问题是再行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立储的上谕发布后，西方公使不仅不入宫庆贺，还纷纷照会总理衙门，警告说如果光绪被废，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对徐桐、刚毅等人而言，不扳倒光绪后果更严重。毕竟皇帝春秋鼎盛，等熬死了慈禧重操权柄，这帮守旧派一个都跑不掉。　　偏偏时局给了“端王党”（载漪、徐桐、刚毅和庄亲王载勋）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民间排外势力发展壮大，山东闹起了义和拳。　　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山东全境都饱受洪涝之苦。自然灾害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让本就民风彪悍的山东盗匪横行。　　曹州教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大刀会的成员跑到教堂里砍死神父偷走钱的随机事件，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矛盾却是延绵几十年的教民冲突。　　把义和拳出现之前民众的反教史扣上“盲目排外”的帽子是不客观的。　　农民的选择始终符合其利益逻辑，最初入教的那拨人显然不是因为梦到了耶和华，而是为了寻求政治特权。　　曹州教案爆发后，特权在清政府的一纸脑残文件下进一步得到强化。　　为了把教案消弭于地方，不再上升为外交事件，朝廷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大神父相当于司局级，神父相当于县处级。　　有了体制内的身份，传教士随时可以面见同级的地方官，遇有教案，还能干预司法。而鸡犬升天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也能毫无压力地求见县官甚至知府，愈发猖狂。　　比如：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除非给点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不卖不行，我就把地卖给了他。那年这里的地价是一亩120吊，可咱只得算80吊一亩……　　再比如：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上发现了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了出来，从此英庄便可以合法烧盐了，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　　奇葩周汉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迎神赛会上。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义和拳的前世今生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拳民深受鼓舞，杀起“二毛子”（教民）来精神倍加抖擞，个把手滑的顺带就把传教士给杀了，教堂也烧了。　　当然，除了引起洋人的恐慌和抗议之外，毫无意义。　　总理衙门不敢怠慢，奏请慈禧将毓贤“开缺”。　　事实上，对毓贤在山东施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慈禧极为嘉许。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进京觐见，她亲书“福”字赏赐，并将之调任山西巡抚。　　当然你会问，慈禧怎么也从惧洋改为打洋了？　　都是让端王党煽惑的。本来就对洋人庇护康梁，收留孙文，还反对她废君立储恨得咬牙切齿，载漪为了当皇上他爸又来火上浇油，收集了一些《字林西报》（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鼓吹太后退休、还政光绪的言论，彻底激怒了慈禧。　　如果说怕洋人是一种理性，恨洋人是一种感性，则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登时丧失了理智。　　铁腕治鲁　　　　闹剧在李鸿章被慈禧派去广州当两广总督后拉开序幕。　　　　辞行时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慈禧：“李鸿章，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臣确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在仇洋排洋上，顶层的慈禧同底层的义和团微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毓贤的鼎力推荐下，觉得民气可用的她开始酝酿一场人民战争。　　独裁者最擅长的本领便是借助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古今皆然。　　赴任山西后，毓贤再接再厉，三天两头唆使义和团屠杀传教士，还扭曲地认为：你不是喜欢借教案找茬吗？我索性玩把大的——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　　对山西全境的传教士，毓贤谎称兵力不足，无法下到各县，故决定集中到省城，统一保护。　　教士们信以为真，赶集似的来到太原，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前悉数被杀，毓大人还亲自手刃了一个质问他的白胡子老主教，相当威武。　　在毓贤的部署下，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近200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替毓贤收拾烂摊子的是袁世凯。　　之前，他带着武卫右军移防德州，监视刚刚占领了胶州湾的德军。　　这真是一纸及时的调令。如果继续在天津窝着，等庚子事变时，估计就跟聂士成一样为国捐躯了。　　离津前，由徐世昌、王士珍等近五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刚刚完成了两本合计四十万字的巨著：《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　　由于是上达天听的“奉旨著书”，袁世凯格外重视，同幕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既总结了几年下来的练兵经验，也奠定了近代中国陆军的军事理论基础。　　慈禧览后，慈颜大悦，又念及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的效忠，颇为感动，便决定给他压压担子。　　于是，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荣膺封疆，担任山东巡抚。　　这一年，他四十岁。　　尽管接手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但有危才有机，才有放手一搏的舞台。　　在大头看来，毓贤纯属二到不可理喻。　　不是所有的大鼻子都一个鼻孔出气，洋人间的利益冲突其实远大于同清廷的矛盾。　　结果毓贤逮住蓝眼睛就砍，为了提高效率还诱骗到一处聚歼，直接把洋人从各怀鬼胎逼成了同仇敌忾。　　招抚、利用义和团更是笑话。义和团除了杀洋人，主要爱好还是打砸抢。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　　袁世凯透过乱象看本质，一上任就抛出个直指根源的问题：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　　可能你会说：“这还用问？教民欺负良民呗！”　　袁抚台说：“错！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摊上这么庸懦的父母官，再善良的教民也暴走了。”　　精确的结论得益于科学的调研。　　当袁世凯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我的团长我的团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他们以大红粗布包头，装束比起红卫兵来更具民族风。　　此后每天都有蝗虫般的拳民蜂拥而入，到处设立神坛，供奉唐僧、猪八戒、姜太公、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乃至年羹尧……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义和团了，市民们口耳相传，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男性拳民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和震字拳四派，后两派因人数少、影响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坎字拳和乾字拳的主要区别在于发源地不同，修习法门则别无二致。　　传习时，伏地焚符诵咒，牙齿紧紧合住，以鼻子呼吸。须臾，口吐白沫，呼喊说“神降了”。于是一跃而起，拧眉瞪眼，操刀狂舞，一副很愤怒的样子，力竭方休。　　每天表演发疯，还是很难坚持的，因此便有了简易法门——临阵时背诵咒语：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降，后请黑煞神。　　据说只要背了就能枪弹不入。　　结果自然是坑爹没商量，纷纷倒毙，咽气前犹诵咒不已。　　女性团民分为由少女组成的红灯照，由寡妇组成的黑灯照和妓女兵团花灯照。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扇的红灯照。据传，其中法力高强者可表演水上漂，甚至腾空而飞。届时，手中扇子一挥，敌方大炮立马失效；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火海，整个一长弓阿帕奇。　　义和团入京后开始给北京人民划成分。标准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　　大毛是洋人，格杀勿论；二毛是教民，遇见就砍；三毛四毛都是用洋货、藏洋书的假洋鬼子；五毛不是网络评论员，而是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判断是不是教民也有依据。义和团认为在教之人，头皮里暗藏十字，一看便知——摊上这么有新意的鉴别方法，被拿住后你也只有祈祷上天保佑。　　兽性大发的拳民逢洋必烧，正阳门城楼也未能幸免。所有钱庄被迫歇业，市场交易全部瘫痪。　　同时，因电线被推倒，通讯中断，帝都又回到了八百里加急的时代。　　而海晏河清的山东，正好成为北京同南方各省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袁世凯每天汇奏四方电报，忙得宵衣旰食。其重要价值，再次得到凸显。　　教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幸存的都逃到西什库大教堂，筑垒自保。　　拳民杀红了眼，岂肯罢手，便乱诬市民为“白莲教”，展开新的一轮屠戮。　　载勋作为九门提督，要对京城治安负责。眼看局势失控，他接过慈禧“办理团务”的令旗，准备把义和团纳入正轨。　　载勋在自己王府中设立“总坛”，并招安了坎字拳的大师兄。再有拳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到庄亲王府报到挂号，听候调遣。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拳民都稀罕体制内，毕竟当大侠当惯了。　　于是，神机营统领（正二品）庆恒，一家十三口因私人恩怨被拳民灭门。而作为其好友，载漪屁都不敢放一个，唯以“凶手系伪义和团”的说辞销案。　　当然你会问：“义和团到底有何政治目的？”　　俗话说，没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不是好运动，义和团的目标是光绪。　　有歌为证：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结果头号叛徒没抓着，洋人也没死多少，倒在滥杀无辜上取得了卓越的建树。　　为了回应市民日益强烈的质疑，载勋亲率义和团和虎神营攻打洋教的大本营西什库大教堂。　　北京城幸存的大毛和二毛都躲在这里，守军却只有四十名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　　团民携带煤油柴草包围了教堂，日夜诵咒以焚其屋，却怎么也点不燃这栋坚固的哥特式建筑，只好散布谣言说“教士把女人的经血涂在屋顶，因此咒语不灵”。　　而虎神营作为庸碌无能的八旗京军中的一支，除了名字讨巧外（虎吃羊，神克鬼。谐音“洋鬼子”），百无一用。　　眼见久攻不下，徐桐保荐的军机大臣启秀突发奇想，献策道：“看来义和团道术尚浅，五台山有个法力无边的大和尚，不如飞檄请他来。”　　十天后，和尚被专骑请来。　　启秀在军机处得意道：“高僧到了。届时教堂一毁，天下安定。”　　众人无不掩嘴偷笑。　　和尚在庄亲王府住下，选了几十个红灯照操练。　　这些娘子军扎着红抹头，长袖翩跹，念念有词，跟唱昆曲似的。载勋心里打鼓，问和尚什么时候攻打教堂，回答说：“今日三点，最为吉利。”　　吉时一到，和尚骑马挥刀，率一众拳民直扑教堂。　　没跑一半，但闻枪响，正中和尚要害，坠马而亡。后面的队伍溃散四逃，红灯照的幼女多被践踏而死，玉殒香消。　　载漪闻讯，暴跳如雷，命工匠做了四个移动炮台，把“大将军”巨炮架上去轰。谁知炮弹打到屋瓦上竟无法穿透。　　又命人挖地道，点燃装满火药的棺材，终于炸毁教堂一间房屋，死了几十个教民，却仍攻不下来。　　义和团每日换班围攻，教堂纹丝不动，附近的民宅倒被烧毁了一大片，群众强烈抗议。　　团民解释说：“这座教堂与别处不同，内壁粘满人皮。我等请神上体，行至楼前，即被秽物所冲，难以施法，且不能前。”　　群众反问道：“不是说黑团（黑灯照）不惧邪秽吗，为何也不能制胜？”　　团民被问住了，掩饰道：“时日未到，难以成功。等老团一到，自然扫荡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