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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校对】《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出书版）》作者：吕峥　　【内容简介】　　甲申政变时的朝鲜王宫内，是袁世凯孤军杀入，夺回对朝控制权；“二十一条”的谈判桌前，是袁世凯殚精竭虑、寸步不让，艰难取得弱国外交的胜利，可我们误会了他是出卖主权的“卖国贼”。　　甲午战败，中国几无可用之兵，是袁世凯费尽心血小站练兵，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却因被迫卷入康有为政变夺权阴谋，不得已向荣禄泄密，可我们误会了他是以“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顶戴的“变法叛徒”。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分裂危机，在中外各方势力公推之下，是袁世凯一面逼迫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妥协建立共和政府，可我们误会了他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宋教仁遇刺，是袁世凯下令限期破案，令凶手两天内归案，此案至今未有定论，当时唯有政敌咬定袁世凯，可我们却众口一词他是唯一的嫌疑人。　　效率极低的内阁让列强环伺的民国险象环生，是袁世凯一人挑起重担，顶住内外压力，在争吵声中拖着中国跨入近代，开创了中国民族产业的第一个黄金期，最后社会各界的劝进“民意”终于让心力交瘁的袁世凯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称帝是重开历史倒车。　　读懂了袁世凯，您也就读懂了1894年到1916年这段诡异荒诞、迷雾层层的大变局时代。　　【作者简介】　　吕峥，作家，代表作《明朝一哥王阳明》。《创业家》杂志副主编，WeMedia成员。吕峥披阅近代资料五载，前后修订七次，方著成《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将此书视为最珍视的作品。　　序　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闿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据《失乐园》记载，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炽天使，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后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而不愿创造，不愿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　　序　章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回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后来居上地崛起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宛如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省军区最高长官）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双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huán）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占地三百亩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暗示了宅邸主人内心深处的矛盾。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只有1.58米高的中年男子，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时人眼中的袁世凯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qí）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他，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点不足。”　　袁世凯：“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一面说一面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袁世凯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三千两白银。　　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五千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洋洋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fāng）少年得志，二十七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军分区最高长官）。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翙）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二十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钫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对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钫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钫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魅力。　　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麐（lín，1867-1943）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领导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它甚至感染了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ó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岔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压根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满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骚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洞（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交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洞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ǐ）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交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张之洞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日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洞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但张之洞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欢”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洞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插不上。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洞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交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洞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洞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洞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禁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洞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激，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洞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洞在门外开露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精。　　案发当日，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流放或监禁，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流党愤然于胸，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流领袖的张之洞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迷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禁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禁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洞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日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所谓的劣根性，绝非人性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激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党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骚乱无非是群体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抽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日，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洞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三百里内严禁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洞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洞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枪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禁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荡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敏，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性邪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把公权力当成摇钱树时，袁世凯坚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饱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