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22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十四、追查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十六、黄永胜上庐山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八月二十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二十七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十七、《我的一点意见》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十八、“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一九八九年世了。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六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六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九月四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九月五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九月六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九月六日下午三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黄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黄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二十二、下山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九月七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八月十七日上庐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十八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象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上......，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八月十四日的电话报告引起来的，由我主动承担现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下一篇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第十四章“庐山会议没有完”一、继续审查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他们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里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二、林彪要见毛主席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去谈了一次话。从中南海回到家里，林彪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二十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三、检讨过不了关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了。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四、毛主席“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华北会议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华北会议的召开，则是由三十八军给军委的一个报告引起的。三十八军是北京军区建制的一支野战部队，驻守在京、津一带，军部设在保定。这是东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队，也是当时全军在装备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队之一。当时在保定还有河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后，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在保定各支持一派，从而使保定地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积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区的问题，陈伯达到保定讲了话，在言论上倾向河北省军区，引起了三十八军干部战士的不满。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垮台了，三十八军党委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了毛主席。这个报告告了陈伯达一状，说陈伯达在一九七O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说陈伯达是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毛泽东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就在三十八军的问题上作文章。他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指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毛主席指示：要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毛泽东这一批，谁也不敢说二话，全部照办，林彪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将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扩大到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军委各总部的团以上干部。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还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共五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会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他对华北会议的安排和处理，很明显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们军委办事组了。也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以后，这次是首先向军队开刀了。华北会议从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一直开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次毛泽东决心要“挖墙角”（这是毛泽东的语言，即挖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墙角”，好让我们垮台）。所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会议期间，除了五人小组以外，他还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江青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会议的情况，都由这些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只有我和邱会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华北会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会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俩和陈伯达都在华北组。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出了简报，这一来就闯了大祸。除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牵连外，就是陈伯达在视察保定的时候，由李、郑二人陪同。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来视察，李雪峰是地方领导，郑维山是军区领导，能不去陪一下吗？毛主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当时权倾中央，成了全党、全国的太上皇，还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吗？您委任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国的问题，李、郑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能不让他跑，让他说吗？就是康生、江青来跑、来说，你一个领导能制止得了吗？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路线”错了（就是跟错了人）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就是跟对了人）一切都对了。为了打倒陈伯达，也是为了“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也只好作了牺牲品。华北会议刚一开始，以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人就对李雪峰、郑维山群起而攻之。这个王猛，当时可真是够“猛”的。在会上猛攻李雪峰、郑维山，后来成了“文革”红人。华北会议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会作去参加会议。我们到会以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销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第二、撤销郑维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他还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然后，周恩来作了会议的总结，同时又重新宣布了陈伯达的错误，但这时已经叫作“罪行”了，并给陈伯达扣了几顶帽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陈伯达这一下子是彻底的完了。从陈伯达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还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郑维山是林彪的人，这是不对的。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据我所知，黄永胜曾几次提出要调梁兴初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对我们说：“一定要保留四方面军的人。”这样，林彪几次将郑维山保了下来。而这一次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毛泽东下了决心要把李雪峰和郑维山拿掉。这也是给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看的。虽然这次华北会议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几个人，但是我在心里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事情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是黄永胜还是满不在乎。五、“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结果毛泽东批准同意了。会议准备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由黄永胜代表总参，李德生代表总政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然后讨论战备训练工作。这时李德生已经成为主要领导，李作鹏、邱会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经降下来了。会议由黄永胜和李德生负责。会议期间我曾提出，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我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这样，我也就没话说了。在这个会议上天天出简报，都统统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我们没有听到各军区、军兵种的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说好话，赞扬军委办事组是历届军委领导中工作最扎实的，说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确等等。总之是一大片的好话和赞扬声。我看到以后有些担心，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就仍然登上去了。结果简报送上去，毛泽东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上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毛泽东这个批示下来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一下黄永胜着了慌，说：“毛主席批评了，怎么办？”这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们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议开得很突然，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检讨，我把我的检讨和毛主席的批评都念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作了检讨，这时大家表情严肃，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会后，我们军委办事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每人把会议上的检讨归纳一下，写出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这时我提出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他们三人都不同意写，关于我们之间串联的情况也没有写。他们三个人的检讨经过集体研究后上送中央、毛主席。我当时还想：怕是你们的检讨也通不过。结果一下子毛主席批准了，说他们三个人的检讨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这个人一再检讨还过不了关，而他们一再不检讨，反而是一检讨就过了关。看来还是不检讨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