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4]這個大會是總部設在法國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該同盟是國際統一戰線組織，由各國著名的進步人士參加組成，如英國的肖伯納、馬萊爵士；蘇聯的高爾基；法國的古里久、羅曼．羅蘭；中國的宋慶齡、魯迅等。1933年9月，大會召開時，大同盟還派來了馬萊、古里久組成的代表團。會後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大會是中共突擊佈置、秘密召開的，9月30日只開了一天。因此托派自然被排斥了。[注25]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為號召全中國被壓迫人民參加上海反帝大會宣言〉，《火花》，第2卷，第1期。[注26]頑石：〈對政治「草案」和其他問題的意見〉（1934年4月6日），《校內生活》，第8期，1934年4月30日。[注27]朝生：〈目前反對派的政治路線是甚麼？怎樣健全和開展我們的工作？〉，《校內生活》，第11期。[注28]朝生：〈與雪衣同志論召集代表大會問題〉，《校內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手刻油印。[注29]朝生：〈給常委的信——論推動組織問題〉，《校內生活》，第11期。[注30]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1934年8月1日），《校內生活》，第11期。[注31]《校內生活》，第11期。[注32]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1934年8月1日），《校內生活》，第11期。[注33]紀它：〈評《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1934年10月8日），《校內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注34]朝生：〈與反對派內部殘餘的官僚主義作思想鬥爭〉（1934年8月12日），《校內生活》，第11期。[注35]胡（文華）、朝生、王（振華）：〈關於「提綱」與「草案」——並答復對「提綱」的批評〉（1934年11月18日），《校內生活》，第12期。[注36]〈雪衣來信論對宋慶齡史大林派集團的策略〉（1934年11月25日），《校內生活》，第13期。[注37]《校內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注38]〈常委書記為目前組織糾紛事告全體同志〉（1935年1月19日），《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手刻油印小冊子。[注39]〈雪衣給其昌、趙濟、朝生的信〉，《校內生活》，第13期。[注40]《校內生活》，第13期。通告的日期是1935年1月20日；同時參見：《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召開上海代表大會》，《火花》，第2卷，第7期，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中央委員會出版，1935年4月。[注4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42–243。[注42]原名趙志誠，化名邵魯，山東泗水縣人，1928年起在美商上海中國電話公司當工人，1930年經賀希介紹參加托陳派小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負責該公司的支部工作，發展托派成員。陳獨秀主持托派中央期間，負責《火花》等刊物的印刷工作。這次任新中央委員後，以做李福仁和伊羅生的司機為掩護。[注43]列爾士：〈關於經濟形勢及其他〉，《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注44]〈雪衣最近來信〉（1935年1月15日），《校內生活》，第13期。[注45]《校內生活》，第13期。[注46]連根（即王文元）：〈對目前組織問題的意見〉，載《全體起來，制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手刻油印小冊子。[注4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1。[注48]《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注49]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31–334。[注50]《建立》（托派少數派機關報），第3期，1947年9月出版，手刻油印件。[注51]《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公函》，特字第11號，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J186，目錄號4，案卷號198。[注52]《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公函》，特字第11號，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J186，目錄號4，案卷號198。，特字第14號，（1935年5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全宗號181，目錄號17，案卷號2590。[注53]《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注54]《柳鑒明（劉仁靜）口供——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處民國二十三年度偵字第八號》，北京市檔案館檔案J186-4-198號。[注55]《勞勃茨同志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文元翻譯稿影本。[注56]《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5。[注57]《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5–227頁。[注58]香港中國托派史料編輯室譯發（1984年8月21日），複寫件。[注59]《肅清機會主義》鉛印小冊子，1935年9月4日。[注60]《給雪衣同志的信》，手刻油印小冊子，1935年11月15日。[注61]《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注62]《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注6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29。[注64]作者收藏的傳單原件。[注65]茅盾編：《中國的一日》，生活書店，1936年9月。茅盾是通過去獄中探望的汪原放約陳獨秀寫此稿的。[注66]《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25日。據鄭超麟和濮清泉說，他們在托派內部刊物上，讀到不少陳獨秀用「鳦兒」筆名寫的文章。何之瑜也將「鳦兒」的文章列入《獨秀著作年表》。「鳦兒」即燕子、玄鳥。相傳「陳」姓第一代是殷商時代的胡公。周滅商後封胡公於今河南淮陽一帶，國號「陳」，首都宛丘。傳說商是契的子孫，而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陳」的知識份子，常以「燕」、「鳥」為雅號。陳獨秀取「鳦兒」為筆名，是不是也是這個意思呢？[注67]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注68]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注69]茅盾：〈我和魯迅的接觸〉，《我心中的魯迅》（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129。[注70]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之附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550。[注71]陳仲山：〈致魯迅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頁608。[注72]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610。[注73]《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注7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38。[注75]《宇宙風》十日刊，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十八抗戰初期的奮鬥與挫折（1937–1938）始終拒絕悔過，得以無條件出獄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出動大批飛機轟炸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陳獨秀所住牢房被震坍屋頂，他躲到桌子底下倖免於難，還與去探望的陳鍾凡（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談笑自若」。陳鍾凡耐不住，便與胡適、張伯苓等商量聯名保釋。國民政府的條件是除了有人保釋，還需要本人具「悔過書」。陳獨秀聞之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且拒絕人保，且宣稱：「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他要的是「無條件出獄」。[1]日本全面侵華當時的情勢已經萬分危急，全國學界及國民黨中原北大出身的官員紛紛為釋放陳獨秀而奔走。最後，行政院長汪精衛與蔣介石協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2]——因為拒絕寫「悔過書」，所以要「設法開釋」，政府自己要找一個台階下，這也算是陳獨秀的又一個傳奇。8月21日，司法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內容說：陳獨秀原「處有期徒刑八年該犯入監以來，已愈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3]「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就是自找台階下的託詞。為了儘快甩掉陳獨秀這個包袱，國民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既然「愛國情殷」，何需「深自悔悟」？此其一；其二，這個說法又與當年判罪理由「借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相矛盾。不管怎麼樣，當局也顧不得這些了。所以，21日當天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發出了「國民政府指令」。「指令」只把「呈文」「近以時局嚴重」一句圈掉，以更加突出「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稱：「呈悉。應予照准。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仰即轉飭知照。此令。」[4]司法院接到「指令」後，當日「訓令」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稱「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5]請看，「時局緊迫」，「先行開釋」。自然，「悔過」之類的手續也不用辦了。從「呈文」到「指令」、「訓令」，以及見報的「明令」，竟然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第二天，即8月22日，「宣告陳獨秀減刑」的「國府明令」就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上刊登出來，宣稱：「將陳獨秀原執行有期徒刑八年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與此同時，監獄當局也向陳獨秀宣佈了這個「明令」。陳當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實之詞。照顧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羅世藩勸他發表聲明：「愛國情殷」可以默認；「深自悔悟」必須更正。但是，一向「實話實說」、快人快語的陳獨秀，既沒有像當年法庭上那樣極力抗爭，也沒有像讓他寫悔過書那樣強烈抗議，似乎是「默認」了。濮德志後來回憶說：「陳獨秀這個人是非常怪僻的，新聞記者來見他，本可乘此機會講講自己的主張，但他避而不見，把我和羅世藩氣壞了。」其實，陳獨秀是玩了一個小把戲：認為經過上次抗爭和朋友幫忙，政府已經不讓他寫「悔過書」了，這次再拒絕，怕生枝節，耽誤出獄大計，爭取先出獄再說。於是，8月23日，陳獨秀一生中最後一次出獄，從而在大半生秘密地下生活後，獲得了人生的自由。出獄後第3天，他就給《申報》寫了一封聲明信，批駁「政府聲明」中的「深自悔悟」。此信不長，文字極為精彩，是《獨秀文存》之外的稀有佳作，全文如下：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衊也。以誣衊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遠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獄感想見詢者。蓋以日來都中有數報所載鄙人言行，皆毫無風影，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陳獨秀（章）八月廿五日[6]這樣一封妙文佳作，竟被湮沒約半個世紀。《申報》是當時上海歷史悠久、印張最多、影響最大的民營報紙，所刊報導和評論比較客觀。當年報導陳獨秀案的審判就是如此。陳獨秀自撰的《辯訴狀》在法庭上曾引起轟動，上海各報攝於國民黨的高壓，隻字不敢刊載，獨有《申報》別出心載，在「地方通訊」欄內用「蘇州通訊」的形式，發表了《辯訴狀》的要點。陳欣賞該報的膽識，這大概是投信於它的原因，以此聲明天下，了卻這樁公案。但是，這次他卻未能如願。接到此信後，《申報》編輯部主持言論的胡仲持即與總經理馬蔭良商量。二人一致認為，以「危害民國」罪判陳入獄，可以說是一種「冤獄」，應予「平反」與「賠償」。現在說他「深自悔悟」，真是豈有此理！陳的信中表明兩點，無不言之成理，在《申報》發表，自無問題。但是採取甚麼形式發表，用「書面談話」，還是用「讀者來信」，一時不能作出決定。怕處理不當，或是「新聞檢查官」通不過，或為讀者所忽略，都不能達到陳獨秀的目的，所以遲疑不決。同時，馬、胡二人對於托派情況毫無瞭解，為了慎重起見，他們託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聽聽共產黨方面的意見，瞭解到彼方態度比較淡漠，認為是否發表此信，可由《申報》自己決定。陳出獄時批駁「深自悔悟」的信從郵戳上看到，此信是在戰局緊急的9月9日陳獨秀撤離南京逃亡武漢前發出的，正是上海抗戰最激烈之時。新聞熱點已轉向戰況報導，而且受戰爭影響，上海各報都縮小篇幅，《申報》由五、六大張，改為一張半，又多為軍事報導所佔，陳獨秀出獄的新聞並不引起重視。於是編輯部決定「暫不發表」。11月10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15日，有民族骨氣的《申報》因拒不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自動停刊。[7]陳獨秀的這封信，就再也沒有機會公開發表了。44年後，上海《黨史資料》雜誌從博物館中挖掘出這封信並披露時，人們才知道他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妥協，確是硬骨頭。對國民黨態度的轉變這次出獄，結束了陳獨秀長期隱蔽、緊張、危險的地下生活和牢獄生活。許多親朋好友前來迎接，當然包括他實際上的第三任妻子潘蘭珍及元配高大眾所生第三子陳松年。協商後，陳獨秀決定先住學生傅斯年家，傅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所長。幾天後，因附近房屋被日機轟炸，又於月底移居到陳鍾凡家。南京畢竟已是危城，雖吉人天相，兩度免難，也實在太被動。於是9月9日乘輪船遷往武漢。經朋友幫忙，最後落腳於武昌城內雙柏廟後街26號。據王文元說，這住所原是一桂系軍人的舊式平房，但頗有庭園風味，最適合陳獨秀這類大文人居住。在流亡途中能住上這樣的房屋，陳也比較滿意。落難總有貴人相助，表明「名望」是一個人的特殊財富。而「名望」不是天生的，也不能搶來騙來的，而是靠自己實實在在的、大公無私的奮鬥得來的。陳獨秀出獄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而複雜的變化。蘇聯一邊大肆製造冤案，殘殺異己者，嚴重削弱國內有生力量，一邊為自保，先後與法國、波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利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雖然意在保衛蘇聯，但對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中共路線的轉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王明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發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12月中共中央舉行的「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並通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捉蔣兵諫），最終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一向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抗戰之初，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情緒極度高漲。國民政府也較積極，國共合作較為融洽，先後出現了「平型關」、「台兒莊」那樣的勝仗，北平「七．七」及上海「八．一三」抗戰，雖敗猶榮。陳獨秀見此，很受鼓舞。因此先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說：「這一次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8]他對抗戰的前途也是相當樂觀，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還在南京時，他與胡適、傅斯年談論形勢，傅很沮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佈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獨秀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着悲觀。」他甚至以半個多世紀的深刻的歷史經驗和觀察，這樣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的話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9]所以對抗戰有如此的認識，一是看到由於國共合作的形成，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抗日，結局必勝的景象。陳獨秀多次留學日本，深知日本國土之小，資源之貧，想滅亡中國如蛇吞大象，最後必敗。二是對這次抗戰的意義有了比「救亡愛國」更深的認識。他認為這次抗戰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它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10]「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其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11]「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12]為此，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13]要實行這樣的抗戰，承擔這樣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綱領和政策，並有組織實施力量，就是全國要有統一的領導。領導過共產黨和托派十幾年的陳獨秀，現在已經超脫於黨派之外，手中也沒有群眾。他考慮的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就擁護誰，為此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14]「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權。」[15]當時，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沒有這個力量。這就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他對國民黨本身的認識，也與「九．一八」、「一．二八」時不一樣了，不再罵國民黨政府是「不抵抗」，「投降賣國」的政府，而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彌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16]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的陳獨秀，一再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17]並且提議：「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18]請看，陳獨秀簡直成了忠誠的「國民黨員」了。可以看出，這時的陳獨秀對國民黨滿懷着期待，對國民黨抗戰的積極性，估計甚高。他還一改過去譴責政府壓制民眾自動起來抗戰的口吻，詰問說：「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眾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為這是過慮，難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在言論上愛走極端的陳獨秀，還本末倒置地說：「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19]所有這些，說明陳獨秀的確是個胸懷寬廣，不計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和面子，只從民族大義出發，滿腔熱情地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救國戰爭，對國民政府的有所作為表示一種很大的期待。同時，他畢竟對國民黨有着幾十年的深刻的瞭解，因此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也作了保留和謹慎的態度。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拉攏他。出獄時，中統局處長丁默村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暫住，顯然是「虛位以待」。他拒絕了。胡適、周佛海等請他參加國民政府諮詢機構「國防參政會」；蔣的親信朱家驊（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甚至答應提供「十萬元」經費和「國防參政會」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他也拒絕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20]對於親日派周佛海等人，更有警惕。在南京時，周等舉行所謂「低調談話會」，散佈抗戰悲觀妥協論調，多次請陳獨秀參加，交換政治意見，陳始終一言不發。而在他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中，卻狠批這種論調，甚至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言和即為漢奸」。陳鍾凡見此情景，給陳獨秀贈詩曰：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訓。陳獨秀率筆和曰：莫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訓。[21]可見，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沒有變。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與獨裁的原則問題上一點也沒有鬆口。所以，在以上期待的同時，又強烈要求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22]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3]主張「全民抗戰」，「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24]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誤認為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條主線。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沒有變化，他對敵後遊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佔領中國的幾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隊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佔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5]但是，隨着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本質和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於是，又由抗戰初期的樂觀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佔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題也用了《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26]為抗戰曾經描繪的美好藍圖被一一撕碎了：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制各黨派的最好藉口；「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27]等等。由於沒有活到抗戰勝利，因此他的晚年對國民黨的期待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其宣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條戰線。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面與托派內部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題或運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而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形勢強於人，他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出獄後，陳獨秀即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相談過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與中共八年對抗。現在以民族大義意識和主動行為得以緩解，這是大家風範，一般人難以企及。隨後中共的反應，先是希望陳「回黨」，[28]後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條件」，最後又誣其為「漢奸」，企圖借國民黨之刀而誅之，使陳無比失望。實事求是地說，起初中共在民族危亡面前確也表現出相當的進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感人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葉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對羅這位著名托派分子仍以老友相待，親自陪他到南京各監獄找了一圈。雖無着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9]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着日賊別動隊的作用。[30]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31]這似乎使托洛斯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將要求殺死獄中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預言落了空。但這只是王明、康生自莫斯科回國貫徹蘇聯肅托精神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幸而被他們言中，不過不是在國民黨的獄中，而是在獄外以「托派即漢奸」的罪名。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聞出不這樣一股味道：當時中共把自己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而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雙方完全是不平等的。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竟然在未與陳獨秀商量（當時陳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博和葉表示歡迎，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主任林伯渠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相談中，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則說：「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32]在中共各階段的歷史上，經常有像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這樣保持理智，善良正直的人，可惜他們一般不掌握實權，因此左右不了局勢。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條件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3]總書記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34]當時中共作為第三國際支部、蘇共的附屬黨，能這樣對待中國托派已屬不易。而中國大陸許多學者竟然把此解釋成中央要陳「回黨」的條件，並把陳獨秀在南京「八辦」的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和羅漢的西安之行說成是陳獨秀等「要求回黨」的表示，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合作抗日」與「要求回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陳獨秀起初不知道羅漢的活動，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35]顯然是等待結果如何，再作表態。博古恐怕「三條件」會引起獨秀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不出所料，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面前從來不知「悔過」為何物的陳獨秀，在武漢得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36]又說：「現在亂哄哄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甚麼過可悔！」[37]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認為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於是寫了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讓羅漢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的答覆。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的綱領「並無不合」，提議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董必武果真親自登門拜訪了陳，因為已有中央三條件，自然無結果而散。社會上常有這樣的事：有人為了某種需要，揣摩大眾心理、捕風捉影編一些真假難辨的「史料」，混淆視聽。在學術界要求實事求是，恢復陳獨秀歷史真相的強大潮流下，不少出版物流傳着1938年8月周恩來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故事。故事的最早來源是這樣的。1979年上海社科院挖掘出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上述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情況。接此材料後，我們難以判斷真偽，[38]就由延安時期與胡喬木有交情的另兩位同志出面寫了一封信，請其向葉劍英求證，信的全文如下：喬木同志：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9]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志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1937年8月，周恩來同志和朱德、葉劍英同志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志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志；下午，又要黃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志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志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另據其他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只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敬祝健康!附：黃理文的回憶錄（簽名）1981年1月21日[40]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條內容。黃的回憶有編造之嫌。他分別做過陳、周的交通員，後因「叛徒」罪名，被摧殘得病貧潦倒。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優厚的待遇把他請來做報告，寫回憶錄，於是順桿爬，把周恩來到反省院探望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等事，演繹成周到獄中探望陳，並把「合作抗日」偷換成「陳獨秀要求回延安」，還把因延安不同意而「陳痛哭流涕」等有轟動效應的故事。這既是捕風捉影，偷樑換柱，而且是醜化陳獨秀。後來不知是誰把此故事捅到社會上，於是，許多學者和作家著文寫書，以訛傳訛，擴大開來。以至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會刊多次糾正，有人以陳獨秀在中共的名冊上始終列在黑名單之首為由，竟以童小鵬之否定有為周恩來洗刷之嫌，而對黃理文的說法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嚴肅的學者，對於屬於「孤證」的史料，應該慎之又慎。歷史上的許多千古之謎，大概這是產生的原因之一吧？不舍托派觀點，深陷書生議政誤區由極左派組成、以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1937年10月1日專門發表一個重要聲明宣稱：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制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41]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着。雙方都出於一種狹隘的本黨派的功利立場，沒有把日本侵略危機和國家存亡放在最高地位。這是陳獨秀處境狼狽，在中共眼中始終被打入另冊的複雜原因之一。《聲明》接着說到羅漢之事：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以後或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與兄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絏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佈，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42]蔡元培（前排左二）、陳獨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合影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駡，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43]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身邊只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能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他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一）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甚麼一半一半」。[44]他的邏輯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5]（二）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6]他沒有估計到佔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政府。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招致日本的入侵，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給托洛斯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三）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揚言：「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7]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四）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着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8]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9]「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甚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佈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50]當時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國共兩黨都想保存實力，以恢復或奪取全國政權，所以都採取了保守的戰術，等待國際和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代表國家，又有大量正規軍，抗戰後，被迫打了幾次大規模的陣地戰，但也都失敗了，最後也走上了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為主的道路。陳獨秀反對遊擊隊和遊擊戰術，可是又能提出甚麼高明的辦法呢？在這裏，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最後一次救國實踐及其夭折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大寫抗日宣傳文章和講演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政府撤退、獄中人員作鳥獸散，王最後一個從無人看管的監獄中出來，歷盡艱難找到武漢陳獨秀處住下。他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種刊物，被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干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51]那麼，新途徑、新方法、新出路在哪裏呢？陳獨秀起先也沒有想好，而是在與王文元的交談中，逐漸清理出一條道路來：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只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52]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到的陳獨秀思想變化，反映出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和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是正確的，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對王文元常提到的，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的一顆愛國心強烈地跳動着，在當前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歷史真會捉弄人。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師長何基灃。此人原是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〇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所以，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瞭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領導無力深感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全部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圖書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一個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志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批駁說：「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53]王文元、濮德志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4]與此同時，陳獨秀也進行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工作。京滬戰線潰退之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臨時首都，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彙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同時，武漢的地理位置和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也時時提醒着人們，這種情況是短暫的。陳獨秀利用自己歷史上形成的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積極和章伯鈞、章乃器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一個新的聯合戰線，以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為努力抗日，勝利後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為共同目標。[55]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大肆活動，並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民主黨派也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敏感地覺察到這個形勢，認為：「我們（他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大林黨利用了去。」孫中山和宋慶齡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又提出要辦一張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着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系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的考慮是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面；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面了。用的是進退自如的策略。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着，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告退了。隨後，陳又派濮德志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真可謂煞費苦心。可是，以上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系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賣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着毋庸回任」，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獨秀對何基灃個人的看法沒有錯。國共「淮海戰役」中，1948年11月8日何與張克俠部隊戰地起義，致使蔣介石嫡系黃伯韜兵團被圍，從而輸掉整個戰役。至於去請羅章龍，遭對方斷然拒絕；高語罕接到函請，遲遲不予理睬。隨後，中共製造的「漢奸事件」則使民主人士對與陳合作視為畏途。就這樣，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陳獨秀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只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生命，隨着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漢奸事件」——與中共徹底決裂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營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影響國內。除地方上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殘殺異己者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也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不知冤殺了多少抗日精英！王明、康生回國後，得知中共中央曾企圖與托派抗日合作、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王明、康生聲稱：「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6]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長文攻擊陳，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上台後，曾通過一個決議，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陳也未予還擊。現在，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上發表長文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斯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57]如此有鼻子有眼的造謠陷害是聳人聽聞的，奇怪的是，受害最大的不是陳獨秀，竟是中共自己。因為，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定時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中共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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