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委的任務是三種：「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二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志和王文元同志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面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這樣，托洛斯基的來信，本來想和稀泥，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卻反而把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化了。於是，托洛斯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托洛斯基，攝于1917年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斯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斯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甚麼性質。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質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二、政權問題：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遊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6]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沒有機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沒有甚麼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和其他人搞封鎖，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以上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也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說明絕非庸碌之輩，而是有較高理論水準、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斯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系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問題」。[49]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又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瞭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因為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只要大家理論水準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着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0]尹寬，原名王競博，參與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中國托洛茨基派小團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雜志但是，陳獨秀起先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斯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仲甫同志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志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1]也許是接受了尹寬的這種批評和建議，1931年1月，陳獨秀召集「無產者社」開了一次會，通過了《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具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只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面，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當時（1931年1月）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說實在的，當時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良機。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的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佈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一、立即把已經起草並經過各組織討論的綱領作最後審查，並由各派代表簽字正式公佈出來；二、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各派人數的審查，代表人數的審定，經費的籌劃及其他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三、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2]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着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3]這個討論，最後形成「常委」的《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志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以多數決定為基礎，「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4]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弟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佈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5]於是，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與此同時，曾在表決時同意第六號通告的常委羅世凡也寫信給「常委」，抱怨第六號通告把「無產者社」「鬧得烏煙瘴氣了。這些烏煙瘴氣實發源於常委本身。我們如還要對革命負責，對於這些關於反對派內部生活問題——即反對派生死存亡問題，若果置之不理，乃是自殺之道」。所以，他要求重新討論統一問題，「否則，述之、尹寬兩人的個人傾向，將發展到不堪收拾，以致絞殺革命」。[56]對此，常委答信批駁彭道之的意見「完全不是事實，完全是任意造謠」；「布林紮維克黨內應有批評與討論的自由，然而不許有造謠和任意推測的自由。」[57]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尹寬發表文章寫道：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志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見此「烏煙瘴氣」情形，陳獨秀拍案而起。因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着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他在重複托洛斯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托洛斯基來信中還說：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他以超脫的立場批評各派、特別是「無產者社」中阻礙統一的壞主張：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着（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最後，他對彭述之控制「無產者社」多數的惡劣環境挑戰說：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甚麼「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澄清下來，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60]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而且，陳獨秀還把以上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至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至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貫徹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為此產生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斯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折服。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沒想到卻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斯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意料。於是，他立即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2]但是，他見托洛斯基不僅批評自己也批評青年托派小組織，於是在轉向陳獨秀派的同時，又嚴厲批評起「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來。在統一問題上，更是繼續指責這兩個組織：「現在反對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對於一組織內部小小的矛盾而肆意分裂，這是不對的（關於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之分裂，這是我們的話史大林工作方法的結果，又當別論）。」[63]這種投機行為，自然遭到各派的鄙視。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回信說：「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則不能贊成了。」陳還不同意劉關於國民會議的意見：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64]劉仁靜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因此他一直被托派罵為「議會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點：二者都認為國民會議有實現的可能；又有相異點：陳獨秀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同時，關於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問題，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以上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猶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爭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一席之地。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要求准許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5]也被拒絕。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他遺憾地表示：創辦機關報《明天》的劉仁靜獨秀同志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包括他妻子——引者）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制定政綱在內），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1929、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份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有所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共產國際首先發生了錯誤判斷。1928年共產國際以及中共「六大」前後，史太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6月9日史太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6]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7]此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即「立三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示威遊行、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誤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8]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193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誤發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認為，「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它的標誌是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兵士的動搖與嘩變事實的增加、軍閥混戰造成的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在這樣的基礎上，「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69]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着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以上，第二次左傾路線執行的結果，使中共在十幾個省的省委機關被破獲，一些重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根據地大大縮小。在計劃執行過程中，7月27日，紅軍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會長沙，但佔領僅10天，被迫撤出，[70]犧牲慘重。見此形勢，共產國際立即急轉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擴大會議於7月23日，作出《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雖然仍堅持很多左傾的觀點，但卻改變了1929年10月給中共指示信中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計，說暫時「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致電中共中央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但仍強調『8月1日要舉行遊行示威』）。」[71]史太林見此情形，又使出文過飾非一招，在8月13日致電莫洛托夫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佔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72]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和周恩來立即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立三路線緊急剎車。但是，三中全會的做法不符合國際繼續左傾的精神，於是在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來華，聯絡「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1931年1月7日，米夫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改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洩露黨的機關、疑有叛變行為而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王明（在獄中託巡捕送信到中央宣傳部要求營救），一下子塞進中央候補常委並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不久，又乘向忠發被捕被殺，由王明的親信博古擔任總書記。米夫為了「保駕」，在中國駐留長達半年左右，終於使中共中央的實權完全掌握王明集團手中。此舉遭到大批幹部強烈反對，如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羅章龍團結一批幹部另立中央，結果都被開除出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反對四中全會的另一批幹部，在召開全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會議時被出賣，全體被捕，23位骨幹血濺龍華警備司令部。更為可怕的是，米夫、王明集團的中央，不認為李立三錯誤路線是「左傾」，而「是用『左傾』詞句掩蓋着實際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依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險」，並以此打擊更換各級領導幹部。於是，中共向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斯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甚麼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3]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志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4]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制的情況下，成為系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宣言》一開頭就揭破當時國際的王明集團散佈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王明，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宣言》在逐條對比李立三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決議與指示後明確指出：李立三這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製作人，是共產國際自己」。這次與以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線一樣，為了保住共產國際的「面子」，立三路線「只是作了國際路線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佈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克，作了史太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致」。「我們有權利向全體黨員同志宣佈：共產國際宣佈『立三路線』，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誤時，卻完全從他們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加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加暴動，是機會主義的。前者，俄國的十月革命似乎有點像，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太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一點「工人」的味道？哪裏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農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份子利用和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只是重複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變遷一樣，只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能得到多少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如此循環往復而已。所以，陳獨秀以上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謀福利」的真誠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可悲的教條主義。那麼，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運動，要求召開「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宣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制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4、公佈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着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就陳獨秀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失誤。真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於他已經走上了托派之路，這是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看來，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麼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麼莊重和認真。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中共立三路線破產、王明集團奪權，極度混亂，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斯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的。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此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一）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綱領》竟然聲稱：「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其實，在1926年以前，中共的發展基本上是成功的，為1949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和先決的條件。」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引伸為拒絕與任何別的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時，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被托派中的其他勢力所抵制。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永遠自我孤立，永遠沒有發展，因此也永遠沒有勝利的可能。《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原來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以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道路的態度，這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線的，而二者的前途為甚麼那樣的大不一樣。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斯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斯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志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意念中。他們只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5]所以《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6]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放到統一大會上去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至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較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7]會場佈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執行。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着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經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1名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四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五人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只得飲恨落選。陳獨秀是一個講原則、顧大局而在非原則問題上能妥協和寬容的人，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大會頭兩天討論和修改協議委員會提供的各項文件。開幕時陳獨秀致詞，接着做了一個政治報告。由於在一年多的爭鬥和協議中，各派的意見已經說盡，統一又顯得那麼迫切，所以，除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以外，大會上還順利地通過了「協議委員會」提供的以下幾個文件，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會後油印的這些大會文件最後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統一大會通過。」但是，由於在紅軍問題上尚有思想分歧，派性一時也不能完全根除，於是，在討論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時，沒有通過。在該「草案」最後印了這樣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統一大會決議，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78]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連後，決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79]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用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那個名稱到1935年才起用。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十三名（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五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志三人回憶綜合而成。各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佈的托洛斯基檔案[80]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81]上，有書記處五人的簽名，所以，前五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中國托派組織統一後陳為首的五人書記處致托洛斯基的信托派四分五裂，走上顛撲無盡的不歸路當時，全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系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學校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書記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從「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書記，又一次表現了陳獨秀性格的多變和思想的活躍——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一切以他的感覺而轉移，並且自以為是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的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2]5月9日還給托洛斯基拍去一份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3]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志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青年托派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斯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陳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面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甚麼文章！」[84]在組織上，托派的致命弱點是它的無窮的分裂，始終沒有真正的統一。統一大會後，先是曾為統一作出過較大貢獻的尹寬，由於受到「無產者社」內部彭述之為首一幫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沒有當上，成為繼劉仁靜後又一個托派「邊緣人物」。於是，他利用原來的關係，首先糾集幾個人，控制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為「無產者社」的成立立過汗馬功勞的人，自以為是當然的「中央委員」。但是，先是被撤「協委」代表，十分不滿，憤而退出「無產者社」領導班子；繼又未當上大會代表，更未當上「中央委員」。於是，壞事做絕，竟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企圖一下子置新生的托派組織於死命，致使統一大會後還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委員全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整個組織陷於癱瘓。陳雖然因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倖免逮捕，但這一背叛引起他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頗有寇准錯用丁渭之悔，哀歎：「我不識人！」陳常有感情用事之時，他見馬玉夫平時作風流里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就對人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份子，工人不懂！」[85]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套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而衍生的出身成份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份論的影響。中共「六大」，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卻掌握在知識份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甚麼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當然的「中央委員」，但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甚麼也不是。於是，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以黃埔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當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6]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感到『懷疑』和『失望』」；[87]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8]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以中央組織部長身份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89]所謂「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團結不了。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彭述之是內向人，人稱「孔老夫子」，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流於過火。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面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面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面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0]因此，「無產者社」期間，「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為「烏煙瘴氣」的污染源。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實現、「無產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二人之間的惡劣關係，卻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新時期、新領域中來，繼續發展。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然後，在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上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在選舉時，當上了「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來給大家看，並當面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1]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面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那樣。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只剩下他們二、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甚麼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2]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因為，晚年陳獨秀因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絕對打壓下，托派組織四分五裂、日漸衰敗。陳獨秀不消極，不退縮，仍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的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着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着。首先，由於書記處中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陳獨秀便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領域。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伙食費，以及臘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3]如像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特殊的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陳主編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陳主編的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刊物《校內生活》大概對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說盡，或是因為對托派的嚴厲打擊主要來自於國民黨，統一以後的托派終於不再兩面作戰——批判中共路線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而把攻擊的重點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以推銷他們「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是」的政治主張。1931年8月6日，中國托派統一後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發表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94]開頭就大聲喊——「全中國工人們、農民們、一切被壓迫民眾們：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中國，已經四年了，他們過去做了些甚麼？現在正在做甚麼？民眾還不應該起來制裁他們嗎？」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與共產黨及青年托派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民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實現中國的穩定與統一？哪怕是暫時的。受托洛斯基影響，陳一直持肯定的答覆，認為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國民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穩定與統一。由於連年的軍閥混戰，他終於改變了看法。在與上述《告民眾書》同時發表的陳獨秀署名文章《國民黨與中國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存在，是國民黨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兩大根本原因。要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首先要打倒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這個觀點顯然與當時中共的觀點、特別是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那麼，「中國往何處去」呢！陳獨秀因觀點有差異，一年多來對正宗托派觀點與中共之間爭論為核心並涉及到國民黨一些人士參加的、十分熱烈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保持沉默，現在則公開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95]批判戴季陶從所謂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出發，只是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這就不僅否定了蔣介石、戴季陶的「三民主義」，連孫中山也否定了。與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相比，又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但文章也同時批判這場論戰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6]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見解，指出：「二者根本錯誤的共同點，都是從純經濟觀出發，而不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發。」文章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個觀點倒是他轉向托派後的一直堅持的觀點，即「無產階級領導（或專政）下的民主主義運動」，再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斯基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相結合。後來中共1949年的勝利和勝利以後的歷史，多少驗證了他的觀點，亦是毛澤東的觀點，但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歷史應該在「民主主義」階段將停留很長一個階段，而不是人為地、不停頓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到晚年才有所悟。注釋[注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75、82–83。[注2]〈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言〉，《無產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註：《無產者》除第1、2期鉛印外，其他十期均為手刻油印件。[注3]均刊於《無產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個這一期只刊登了這兩個文件。[注4]〈代表會議對臨時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注5]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頁193–19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164–166。[注6]《紅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注7]《紅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注8]《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61、167。[注9]《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67、168。[注10]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書》，單行本，1930年1月；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全國總幹事會：〈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我們的話》，第19期，1930年7月30日。[注11]1929年9月劉仁靜給托洛斯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見到，此處轉引自11月托洛斯基給劉仁靜覆信中的轉述。《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3。[注12]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注13]列爾士：〈評陳獨秀同志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手刻油印小冊子，附錄。[注14]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注15]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該文附言。[注16]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注17]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注18]〈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我們的話派」的內部手刻油印機關報），1930年6月15日出版。[注19]〈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致總幹的信〉（1930年3月24日）；〈總幹致梁同志函〉（1930年4月25日）；〈總幹致張師同志信〉（1930年4月25日），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注20]〈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我們的話派」的內部手刻油印機關報），1930年6月15日出版。[注21]〈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志的決議〉，《十月旬刊》，第2期。[注22]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期。[注23]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期。[注2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173–174。[注25]《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注26]〈托洛斯基同志的答覆〉（1929年12月22日），《反對派的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報，手刻油印件），1930年4月25日。[注27]〈托洛斯基致劉仁靜的信〉（1929年11月）。該信是答覆劉9月去的信，《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3。[注28]〈托洛斯基致劉仁靜的信〉（1929年11月）。該信是答覆劉9月去的信，《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注29]《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手刻油印件。[注30]《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注31]載《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手刻油印件。[注32]匈牙利學者Kun-Miklco提供的土耳其托洛斯基檔案中該信的影印本。[注33]載《建立》（中國托派少數派油印機關後），第1期，1947年5月出版；《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3。[注34]載《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出版。這是《十月旬刊》停刊後「十月社」的又一份手刻油印機關報。[注35]〈托洛斯基致陳獨秀的信〉（1931年4月7日），《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42。[注36]《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注37]吳季嚴、馬玉夫：〈對於協議委員會的第三號通告的聲明〉（1931年1月17日），《無產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注38]區芳：〈談談統一問題〉，《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5月，手刻油印件。[注39]《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注40]第三號通告：《協議委員會對於無產者社來信的決議》，手刻油印小冊子。[注41]頑石（陳獨秀）：〈對區白的《我們之間不同意見》的批評〉，《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下冊），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1934年出版。[注42]意因（鄭超麟）：《不斷革命ABC》（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3、24。[注43]托洛斯基：〈論國民會議口號——致中國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49。〈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同上書，頁215、220。[注44]《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注45]馬黑諾是1918年烏克蘭農民遊擊隊領袖，反對烏克蘭和德國佔領軍；後來受無政府主義派、富農和反動分子影響，拒絕參加集中化的紅軍，妨礙了對反革命的鬥爭，最後被蘇維埃軍隊所消滅。[注4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188。[注47]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鬥爭情況〉，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注48]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注49]無產者社：〈給「協議委員會」轉「我們的話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的一封信〉，《無產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又參見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無產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注50]獨秀：〈答列爾士（即劉仁靜）同志〉，《無產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注51]尹寬：〈「烏煙瘴氣」——由何而來及怎樣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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