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8]〈中央通告〉，第41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329。[注9]〈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注10]《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注11]《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注12]《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注13]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3。[注14]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8。[注15]托洛斯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甚麼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9。[注16]《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注1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文件〈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231。[注18]〈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92。[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1。[注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51–352、353。[注21]《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面10月26日的信同此。[注22]〈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62。[注23]〈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9–298。[注24]〈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58–287[注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94–402。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幾乎絕大部分的陳獨秀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本人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注26]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注27]〈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15、116。[注28]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284。[注29]《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頁143。[注3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油印件），1930年3月出版。[注31]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注32]《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注3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注34]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注35]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記錄於宋宅）。[注3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注37]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注38]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斯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這是遵托洛斯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沒有版權頁。以下所引《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同此，不再絮述。[注39]〈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油印件）之二，1930年6月15日出版。[注4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注4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3；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彭述之選集》（代序），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頁17。[注42]《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注43]〈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413。[注4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95。[注4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8。[注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5。[注47]〈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5，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出版。[注4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425、426。[注4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70、121。[注5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513。[注51]〈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21。[注52]〈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45、247。[注53]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7、258。[注54]〈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71。[注55]〈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305頁。[注56]〈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39。[注57]〈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1。[注5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9。[注59]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108；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2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1–32。[注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注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注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注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注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注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注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注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注68]〈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注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注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注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十四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陳獨秀及其戰友們自以為被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展開。在宣傳方面，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托洛斯基從1923年起在各種場合，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尖銳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的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斯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外來理論總不那麼貼切現實，因此，又讓尹寬起草了一個「宣傳大綱」。雖是大綱，卻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好多頁的的小冊子，作為陳獨秀派內部討論、統一思想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但其內容無非是形勢和任務、戰略和策略，觀點則是以上陳被開除前後所寫的各種文章和文件中表達的，這裏不再贅述。作為政黨雛型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1930年3月1日創辦機關報《無產者》。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直接表達托洛斯基主義的中心思想。最後決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時的名稱《無產者》——從此，托陳派小組織被簡稱為「無產者社」。當時的習慣是，他們都以各派的機關報名稱來簡稱各派的名稱。在然後發表的文件和陳獨秀等寫的文章中，也經常稱自己是「無產者社」或被稱為這個名稱。後來鄭超麟等托派老人寫的回憶錄及學者論著否認「無產者社」、「十月社」、「戰鬥社」的說法，硬說是「無產者派」、「十月派」、「戰鬥派」，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無產者》（月刊）的創刊，又使陳獨秀找到當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時期的感覺，不受操縱和掣肘，想說甚麼就寫甚麼，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不僅由他主編，而且每期主導文章，都由他親自撰寫。創刊號很精彩，為顯示忠於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路線，刊登了兩篇托洛斯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寫的政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另一篇是《中國發生甚麼事件？》（後來譯成《中國發生着甚麼事？》），借「南昌暴動」部隊向廣東進發一事，批判史太林推行盲動主義路線。後一篇是《馬克思列寧名言錄》。當然，最精彩的是陳獨秀自己寫的《本報發刊宣言》和貫徹托氏政綱而作的《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陳主編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無產者》《宣言》一開頭就不承認大革命失敗是由於共產黨方面是「敵強我弱」的基本前提決定的，而認為完全是主觀上的機會主義造成的。陳獨秀顯然受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所激動，不能客觀地全面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雙方都誇大了主觀方面的因素。怎麼辦呢？《宣言》接着說，就是要從失敗中退卻：恩格斯說：「革命黨若錯過了革命的環境或遭遇嚴重的失敗。必然有一相當歷史時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個很短的休息期」。中國無產階級現在正處在這個休息期。讓那些官僚們去賣弄手腕，企圖包辦革命以挽回他們的厄運罷！讓那些餘興未盡的英雄們去組織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罷！這說明，陳獨秀的承認革命暫時失敗，實行退卻，不僅受托洛斯基的影響，還有更深的理論根據。所以，中共至今還給陳頭上扣「托陳取消派」，是沒有道理的。雖然當時的南方一些受大革命影響的農村還存有局部進攻的形勢，但總的來說，還是應該採取承認低潮，進行退卻的策略。當時在井岡山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則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說：「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1]可見，在當時對形勢的估量上，毛澤東與陳獨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聰明在於即使在這種低潮的形勢下，還在這樣艱苦的農村環境，開闢出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未來革命的起點——星星之火。創刊《宣言》則更注重於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它根據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的教導，指出：過去的革命完全是一哄而來，一哄而散，並且在機會主義的長期薰陶及官僚主義壓制與腐化中，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般的都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淺薄意識，不但對於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知識茫無所知，並且尚不以為重要。這樣決不能應付未來的革命的急風暴雨！為打破這種淺薄的意識，我們首先要解脫機會主義的領導，斬斷史大林主義的羈絆！這期「雜碎」一欄中，署名「實」發表的一組短小的雜文，以嘻笑怒駡，諷刺挖苦的口吻對史太林和中共中央進行批判和反駁。這是陳獨秀的拿手好戲，別人是寫不出來的。如《究竟是誰造謠》，反駁所謂「托陳取消派」的指責，指出：「我們分明提出過渡時代四個民主的要求口號：『召開國民會議』、『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他們說我們：『在理論上策略上，主張取消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八小時工作制鬥爭』，因此說我們是『取消主義與取消派』。」《好一個「絕對正確」的路線》則指出：「中央的路線絕對正確」，一年以來這句話叫的多麼響亮；所以，「絕對正確，毫無疑義，不要動搖」這一諷刺語在同志間已經流行開來了。然而最近政治局通過的接受國際第十次會議的決議忽然說：「中央一年來總的路線在政治的分析上，過分估量了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在農民問題上，對富農的認識不清楚與策略的動搖；在職工運動上，主張在黃色工會之下，不能建立赤色工會等，都是極明顯的犯了右傾錯誤。」如同創刊號所展示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一樣，一是對中共路線、特別是連續兩次極左錯誤路線的批判，二是宣傳托洛斯基主義理論及促進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兩大任務。具體來看，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共出版十二期《無產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批判中共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期上的內容外，第二期有托洛斯基寫的《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和陳獨秀寫的徹底否定中共的紅軍運動因而引起各方強烈反對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第三期則以總共27頁全期的篇幅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致《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全面系統批判中共標誌第二次左傾路線形成的綱領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和武裝暴動奪取長沙失敗的事件。二、結合重大事件批判國民黨。陳獨秀認為當時是反革命時期，主張採取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尤其反對武裝鬥爭，但並不是中共所斥的取消革命，放棄一切鬥爭。如1930年春夏發生蔣介石與桂、馮、閻、汪反蔣派軍閥及政客大混戰，並以張學良的奉軍入關挽救蔣介石反敗為勝時，他們即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對時局宣言》稱：每次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掩飾其羞顏起見，總是對人民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肅清反動勢力」；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就是本黨的統一建設及對外取得民族獨立與自由。然而實際上，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接着就醞釀下一次更大的戰爭。《宣言》最後提出了陳獨秀派的全面政治主張和要求，共計15條：1、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2、取消過去一切外債；3、實行真正的絕對的關稅自主；4、停止軍閥戰爭，各系軍閥均須受國民會議的裁判，以實現統一；5、取消國民黨的「訓政」及軍事獨裁；6、中國境內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決權；7、保障人民身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8、釋放一切政治犯；9、一切政黨之政治自由；10、切實施行八小時工作制；11、嚴定工廠法，特別保護女工及童工；12、實行勞動保障與失業救濟；13、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14、取消高利欠債；15、恢復對蘇聯的邦交，與之建立友誼的反帝國主義聯盟。[2]從內容看，是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而非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符合當時陳獨秀的思想，而與青年托派不同。所以，陳獨秀派在當時對國民會議的鬥爭是極其認真的，接着還特地發表了《為國民會議運動告民眾書》和《通告第四號》。[3]不過，這15條綱領只有宣傳性的策略意義。三、反對一切中間勢力，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在上述《時局宣言》中，除了抨擊國民黨外，還抨擊反蔣派各政黨派別，同時攻擊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譚平山、鄧演達等第三黨。這表明，陳獨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此前他還建議中共中央團結譚平山等中間派勢力，不能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而今已與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王明左傾路線相差不遠了。這再次表明，托派當時對中共的批判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方面，又遜於毛澤東。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沒有甚麼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刊登托洛斯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的主張。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面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沒有職業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翻譯和寫稿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了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而且接着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成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利用陳獨秀的社會關係籌措。如陳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不滿，後來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被捕的鄭超麟，想通過鄭重新與共產黨接近。當時，一般人惟恐避共不及，可見此人風範。但此時陳、鄭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斯基主義為何物，只崇拜陳的為人。這次他受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其托派的身份暴露，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李看到托派沒有甚麼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一個方面的革命工作，但實際上正在向思想家和學者型的人物轉化（這樣的人物永遠是「孤獨者」）。不過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一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亦稱「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從共產黨方面可稱之為「毛澤東時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東時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亦稱「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國民黨沒有完全喪失領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沒有取得領導革命的能力，處於訓練時期。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和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1927年以後，陳獨秀必然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畢竟，從那以後共產黨方面是毛澤東時代，國民黨方面則是「蔣介石時代」了。身在江湖，身不由己。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何況，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了熱情，也不想脫身。1929年12月，陳獨秀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份子居於多數)，也像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擺出一副與共產黨全面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這樣工作了六個月，果然成績不凡。在1930年6月無產者社代表會議上，陳獨秀作《關於中國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付諸決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結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決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調要進行城市工人運動，領導群眾作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東、武漢、天津、青島及東三省各個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4]不過，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打壓和忙於與青年托派爭鬥，這個計劃落空，只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飽受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被共產黨打擊開除，滿腔熱情轉向托洛斯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從莫斯科回國的青年托派組織時，竟然飽受排擠和打擊。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出在聯共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斯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採取逼供信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自殺時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5]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有三百人，其中三十人已回國（盛岳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這次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王凡西，原名，王文元，筆名雙山，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導人同時，聯共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斯基的旨意繼續隱蔽在中共黨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給中共中央。中共考慮到白色恐怖的實際情況，而且這些托派分子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志，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的情形」。[6]接到通知的有些人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人的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只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隱蔽在黨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之（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作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瞞天過海，中共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志沒有反對派嫌疑的真確證據。」有個別則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斯基反對派的聲明》。[7]但多數人對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進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肅托的又一個高潮。有些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對工作表現得都很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拼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中共負責人在莫斯科來信中得知其政治傾向時，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給他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引者）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沒有說甚麼話，只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8]但是，王文元很快發現自己是太天真了。周恩來、李立三即使能有「列寧式的寬容大度」，但在史太林的命令下也決不敢做。「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9]同樣情況的共有三人。1930年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不會被中共接納，就違反隱藏在黨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隨後就隱居起來，不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和活動。接着，在策劃「我們的話」與陳獨秀「無產者社」的聯合失敗後，惱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發了一篇題為《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小冊子，敘述了他推動兩派聯合及失敗的經過，激烈攻擊兩派對托派的「統一運動」沒有誠意，使運動以「失敗」而「告一段落」，毫不掩飾地蔑視青年托派，同時又攻擊陳獨秀。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劉仁靜批評其領導機關「總幹事會」不吸收陳獨秀派的原因是「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10]而且對他拿回來的托洛斯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作出決議。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他還認為，「我們的話」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的觀點相似，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1]至於陳獨秀，劉仁靜對其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學托文件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傳閱過，沒有公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文則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一、「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實際上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2]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違心地執行」；二、不提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3]三、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為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4]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面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5]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發現後，認為是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6]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面答覆中央」，着令劉在中共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作出抉擇。[17]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都是這樣自動脫黨的。1930年1月，劉仁靜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一萬七千字的《告同志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告同志書》兩面開弓，一面嚴厲批判陳獨秀，在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批判陳獨秀的同時，又增加兩條：1、批判陳獨秀與彭述之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某些說法「與布哈林對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估量是完全相似」；2、批判陳獨秀勉強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實際持有的觀點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之召集為不可能」和「對於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有一點幻想」；而不是通過為國民會議鬥爭揭露資產階級，團聚革命群眾，過渡到蘇維埃，奪取全國政權。因此宣佈：「陳獨秀派是戴着左派反對派的假面具在那裏逐漸形成他們的右派反對派。」另一方面，系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指其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斯基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與史太林派觀點一樣。於是宣佈「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我們和這些分子無絲毫的政治的和組織的關係，這些分子沒有原則，反復無常，佔着領導地位只有污辱反對派的旗幟，損壞反對派的信仰。中國的反對派組織不僅是在與史大林主義奮鬥中團結形成，而且須從自己的隊伍中逐出這些史太林的走狗。」在《告同志書》上簽名的人隨後又被中共開除出黨。有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1930年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當時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運動是相當堅決和徹底的。富有戲劇性的是，「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作出了一系列開除決定。「十月社」成立後，他們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18]同時，內部在對待陳獨秀派問題上，也發生分裂。由於史唐、區芳、張特主張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煽動「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脅：「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反對派」[19]（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引者）。梁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的經濟來源。為此，「總幹」作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決議。[20]後來因為區芳在工人運動中被捕，並不久死於上海漕河涇獄中，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領袖。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1]與此同時，在陳獨秀派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系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如下：（一）「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二）「誤國政策的錯誤」（中東路問題）（三）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四）「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五）「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六）「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上，實在沒有甚麼大的區別。托派內部之間的鬥爭，其意並不在革命路線的區別，而在於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企圖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斯基想取代史太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位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鑒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游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聯合，為此，幾次秘密會見趙濟。趙濟回憶見面時的印象時，十分感歎革命歲月的磨練對陳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只能以麵包充饑。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凌人。這次見面，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2]趙濟接着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這次見面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斯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佔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3]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白色恐怖下，還能共同信仰托洛斯基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客觀評論的那樣：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只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只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儘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大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4]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此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太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奸，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5]應該說，在當時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異國有知音，支援來自托派國際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斯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斯基如同史太林一樣，始終關注着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實驗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覆。只是當時郵路落後，上海至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信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他回信到上海，「至少也要費這許多日子」。[26]我們從托洛斯基1940年被蘇聯克格勃特務用斧子砍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斯基私人檔案的密封部分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起先，托洛斯基聽信劉仁靜片面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面反映陳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你說他們（即「我們的話派」——引者）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7]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聯共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與托洛斯基有分歧。1927年被聯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聯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斯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於是，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我們的話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斯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立場，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28]12月22日托洛斯基覆信，對陳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陳獨秀——引者）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史大林、布哈林、瑪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幫助他們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與史太林分歧的十五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29]的標準。這十五個問題，就是以上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經常談到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派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斯基報告情況。2月24日，托洛斯基回信同意與陳獨秀派決裂，但不同意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去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瑪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瞭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0]托洛斯基為甚麼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因為這個口號在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辭典中，就意味着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那樣失敗而結束。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斯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1]托洛斯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譯文，作出自己的判斷。從以上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到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十分堅定的人。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托派之間的分裂，則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斯基轉法國托派機關報LA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訊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2]1930年8月22日，托洛斯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3]對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洛斯基認為：「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甚麼各自分立的理由」。更有重大意義的是，托洛斯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信的最後，托洛斯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與當時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斯基的確具有不同凡響的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接着，9月1日，托洛斯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中（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佈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對於陳獨秀同志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甚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關於統一，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四派組織協定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4]這表明，托洛斯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用王文元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斯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着，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5]與上述托洛斯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斯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系統地重申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6]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很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7]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制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患難見真情，托洛斯基再次援救「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斯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佈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8]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名稱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只有120至140人）。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摳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斯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即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引者）；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39]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六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斯基主義錯誤的要害。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0]「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賬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提出「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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