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 唐宝林-18

[注61]〈羅易給斯大林的信〉（1927年6月2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4。[注6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16號（特字第94號）記錄〉（1927年7月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7、398。[注6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頁263、266。[注6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1。[注65]轉自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7。[注66]《嚮導》，第197期。據羅易後來說：這封信及信中六條「提議」，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羅易赴華使命》，頁113。[注67]〈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農運策略的說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159、162、163、164。[注68]《國聞週報》，第4卷，第29期。[注69]轉引自〈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255、256。[注70]〈中共中央武昌會議記錄〉（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1年第10期。[注71]《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7月4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注7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8。[注73]《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注74]《嚮導》，第201期。[注75]〈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05–409。[注76]〈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306–307。[注77]〈沃茲涅先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3–394。[注78]〈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93。[注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1。[注80]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石是當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主持了這次新黨史的編著。十二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缺席撤職，舔吮傷口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無數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鑒於武漢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據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與陳聯繫密切的鄭超麟介紹：鄭超麟，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面。他一人綜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系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佈置了密探。[1]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屬幼稚，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一度隱藏在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只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內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柏文蔚任軍長的三十三軍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成為被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就藏進了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面孔朝屋內、頭靠着門躺着。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着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着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差不多在走時，他笑着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後來，陳獨秀又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飽經鬥爭磨難。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麼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着批判陳獨秀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作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佈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將其改組。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8月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當時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批判陳獨秀，還組織倒陳簽名。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不同意這樣做，他說：為甚麼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志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易禮容與陳獨秀是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曾主持制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贊同刪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詞句。1927年被選為中共「五大」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易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時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因此，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不過，會後黨中央還是撤銷了易的職務。八七會議在漢口舉行。陳獨秀是中央委員，人也在漢口。但是，在該地的中央委員都參加了，惟獨陳除外。李立三說：「臨時的中央還主張他加入，國際代表非常反對。」[5]大家瞭解陳的剛烈性格，若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在陳一人身上，他必抗辯，臨時中央的成員也無顏以對。不知是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為了避免矛盾，還是為了在背後整人，違背光明正大的原則，總之對陳缺席審判，在中共黨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歷史給陳獨秀開了個諷刺性的玩笑。1921年，他因人在廣州，被中共「一大」缺席選舉為中央局主席；1927年，他近在咫尺，卻被八七會議缺席（未被點名）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未作決議即被實際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來，周恩來、毛澤東不得不承認這樣對待陳獨秀是錯誤的。[6]周說：「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毛澤東也說：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大會通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了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二、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同志進行了廣泛的抵制。按照聯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肯定是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作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在黨內還有相當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面忠於莫斯科，代替陳而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保留這樣一種矛盾的東西。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據鄭超麟介紹，當時的情況是：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志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面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7]陳獨秀對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倒並不計較，但把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並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共產國際也有責任。[8]經歷了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的辦法是，暫時退出政治，而進入學術，研究喜愛的文字學。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大革命之後陳獨秀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問題。為甚麼研究這個問題？後來稿成後，陳獨秀在《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敍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只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只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甚麼用處！」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甚麼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甚麼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9]當時，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喧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由於當時共產黨人來自四面八方，與他來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做這樣的工作比較容易，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對於陳獨秀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10]不管人們對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陳獨秀對這項工作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1929年3月，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11]此稿分五部分：包括（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他還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沈雁冰和王一飛夫人陸綴雯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都是地道的當地人或者很熟悉相關語言者，可見其做學問之認真。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甚麼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拼音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陳獨秀是被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敢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獨秀文存》封面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面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面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面的論著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當時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成為被嚴禁出版的對象。直到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我本人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聽取我的意見改名為大家好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還由我寫了代序，交待了陳獨秀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還是靜靜地躺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中，並嚴密封鎖，很難讓學者使用。其實，以本人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統一的拼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甚麼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在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大地已相當普及，又與各地方言並存，成為全國通用語言，而且說話與文字基本統一。而這正是陳獨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建言無效，繼續受批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1927年9月10日，他請汪原放向其叔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安全後，與黃文容（玠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之後，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思想總在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2]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即使後來被迫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陳獨秀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當時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用《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因是內部學習材料，無版權頁，印行時間是根據所收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時間推測的），供黨內閱讀研究。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思想上並不消極，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勤於思索；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志，覺得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已。他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但是，這與當時莫斯科及其代表羅明納茲與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完全對立。後者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其邏輯是那樣的奇怪：一方面承認「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為此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3]後來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14]其實，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來自聯共政治局和史太林。不過，史太林不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詞，即：既消滅地主階級，又打倒資產階級。於是，一系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出現了，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面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後走向低落的國民革命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11月11、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毫無顧忌地直抒衷腸：一、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有一次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麼？」王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當做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二、關於革命性質：「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調走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謀。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陳獨秀之子——陳喬年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還沒有找到。史靜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史1939年回國後，設法尋找陳鴻，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氏父子在天之靈的一點安慰。兩個「六大」及國際共運的分裂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意見的。但是，史太林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種下了根子。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運公開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與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思想混亂，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那些人的活動。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太林只在大會上印發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注釋[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注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注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注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注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注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注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注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注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注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69、370。[注14]《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72。[注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448、449。[注16]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注17]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注18]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頁26、27、28。[注19]黃玠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手稿。[注20]〈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1997），頁33。[注2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6、367。[注2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5、367。[注23]〈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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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l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978–962–996–473–3(hardcover)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Printed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