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檢討性的政治報告，非但沒有引起同情，卻遭來文過飾非的人們更大的鄙視。在會上，他卻活像一個傀儡。首先，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2]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請注意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復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的激烈的抵制，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已經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就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制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獨秀就與多數同志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鼓吹的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只「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各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面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接着，他提出了個人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3]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住如此清醒的頭腦，難能可貴。因此，在接着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丙、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4]實際上，正如他在上述「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上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所以，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着史太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佔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面，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面說，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成熟的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準，根本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在「三二〇」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只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着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制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5]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制農民運動，後者則崇拜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1926年9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然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對這個問題，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東等領導人採納，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這樣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漢等「死」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它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只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1]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甚麼問題也沒有解決。明確抵制莫斯科的「緊急指示」陳獨秀消極抵制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真正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和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制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中共「五大」閉幕後不久，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太林和托洛斯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斯基在發言中着重批評了史太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2]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太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斯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援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史太林受到托洛斯基攻擊的刺激，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路線，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傾向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太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發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一、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三、「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3]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1879～1940），蘇聯共産黨、第四國際領袖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甚麼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着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35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過火」。[34]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會議緊急磋商，作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面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面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5]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織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五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麼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麼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但二者莫斯科都不會同意。總之，在當時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真如當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鐘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歎：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36]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在處理了托洛斯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甚麼措施。[37]這個指示中，第二條因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比較理智，過去的中共黨史論著，都予以閹割。而這樣做的始作俑者，卻是史太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作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8]演講中披露的內容，顯然是為了嫁禍陳獨秀的需要。中共的黨史作者就此作為依據，批判陳；而且，把這個指示的直接接收者——三個外國人，說成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又名史太林這個指示中的第4條——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中共傳統黨史一直作為史太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一直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之一。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就改變方針，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制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39]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40]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作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建議頒佈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制它。莫斯科為甚麼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認為只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太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它。」[42]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太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6月3日和6日，史太林聯共中央政治局，又兩次致電鮑羅廷等，同時也帶上了陳獨秀中共中央，強調「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並點名武漢的張發奎部隊，可以視為「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或把它們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43]——這就是後來大革命失敗時，造成工農武裝湧進張發奎部隊和「八一」南昌起義時打「國民黨」的旗號，擁護張發奎，向廣州發展，最後又遭失敗的最早最高的指示。這種「遙控」，不僅遙遠，而且具體，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敗和犧牲。鮑羅廷、羅易等，見聯共最高當局的這個緊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7日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落實。在會議上，陳獨秀大膽、直率批評「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並逐條分析批駁了「緊急指示」：（一）關於土地革命，陳認為「長沙的政變不只是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過火行為引起的」；「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麼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二）關於改組國民黨領導機構，陳指出：「國民黨的領導機構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樣撤換老領導人，那麼國民黨就會變成工農黨」；（三）關於組建工農新軍，陳認為「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因為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我們必須要「同軍閥進行接觸」，「進行談判」。在「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四）關於組建革命法庭，陳認為「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陳獨秀的結論是：「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44]這是陳獨秀主持中共以來第一次明確抵制莫斯科指示。陳獨秀的這種態度完全是實事求是的。問題的關鍵是兩個：一、由於受到工農運動的衝擊，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控制在反對工農運動以至反共的軍閥、政客手中，想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貫徹緊急指示，等於讓他們自己打倒自己，簡直是癡人說夢；二、如果讓共產黨依靠工農的力量去執行，實質就是讓共產黨去打倒國民黨，但是，由於北伐以來國民黨新軍閥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成果，共產黨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國民黨的壓制，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沒有成功的可能。這種情況，在中國的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和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遠在莫斯科的領導人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憑主觀想像和蘇俄革命的經驗，發來以上形左實右、矛盾百出、無法執行的指示。在這次會議和以後幾次國際代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陳獨秀一直堅持以上態度，甚至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裏發生的事情。」[45]鮑羅廷、譚平山、周恩來等都認為無法執行莫斯科的指示。[46]只有羅易一人認為可以執行緊急指示，只是他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有點晚了」，必須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即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才可能「挽回局面」。因為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給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電報所說：「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說：「共產黨領導的令人可悲的狀況是近四年來實行錯誤政策的結果」；而「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還對羅易進行封鎖——「莫斯科的電報，除了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我沒有錢，甚至黨的預算也在上海（蘇聯領事館——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鮑羅廷恰恰因為執行「過去的政策」的成功，曾在去年北伐高潮中，獲得了史太林頒發的「紅旗勳章」，深得聯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羅易不敢明說撤換鮑羅廷，只說：「所有俄國的負責同志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志都不能監督他鮑應當服從黨的命令。」而接着對陳獨秀則完全不一樣了，羅易用嚴厲的口吻說：「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這裏必須創造條件使你們的指示得到有力貫徹。共產黨領導應當服從（共產）國際。」[47]——即使從羅易自己彙報的以上情況來看，造成革命危機「主犯」是鮑，陳不過是「脅從」。這裏，在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羅易創造了「放棄主犯，專打脅從」的模式。因為鮑羅廷的政策實際上是史太林的政策，這就註定了羅易的最後失敗。但是，他創造的這個模式，卻接着被史太林及各屆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黨史學者紛紛模仿。大家都來把全部髒水潑在陳獨秀身上，而把史太林視為「完全正確」的化身。羅易在上述電報中批評譚平山遵照鮑羅廷的主張而率考察團（鮑羅廷也參加）去長沙解決「馬日事變」時指出：「陳（獨秀）比譚更壞。他的領導無疑有害於黨。」誣陷陳「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動』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為此，他不僅主張撤換陳獨秀，而且首次提出：「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甚至取消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他說：「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領導很軟弱，共產國際實行直接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他的具體建議是：「在國民黨內設共產國際的代表機構」；「由擁有同樣全權的鮑、加（倫）和共產國際代表（自然是羅易自己——引者）組成的三駕馬車應對整個工作負責。」他強調：「儘管有莫斯科的正確指示和極大幫助，但當地的領導如果沒有一些明確的組織措施，就會喪失一切。」[48]在對待緊急指示問題上，柳克斯也贊同鮑羅廷、陳獨秀的意見。這樣，「不能執行」緊急指示，就成了多數。但是，講實話，對莫斯科說「不」，鮑、柳二個俄國人深深地知道，會遭到怎樣的命運。於是，書生氣十足而又不設防的陳獨秀被人引進了圈套：本來應該由三個外國人向莫斯科報告的任務，卻由陳獨秀一個人來承擔。6月15日，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會議和聯席會議討論的情況，致電共產國際再次詳細解釋了暫時不能執行「緊急指示」的原因：他指出，土地革命能否開展是能否得到軍隊的支持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他們用來反對土地革命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裏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等。「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陳獨秀畢竟「高高在上」，瞭解情況不深，實際情況比這嚴重得多。如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除前述農會私自處死大批紳士外，還說：「過去由縣司法機關審理的所有訴訟案件現在幾乎都在農村就地解決，縣司法當局抱怨無事可做」；「地主和豪紳大批遷居城市，他們當中最反動者的財產（包括土地）被農民沒收。僅陽新縣就沒收這種財產達100萬元。湖北全省所沒收的財產（包括土地）的價值，據省農民協會計算達2，000萬元」；「在羅田和黃岡兩縣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地主自己自願去農民協會，建議農會收走他們的土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害怕農民，一旦暴力沒收，農民可能不僅沒收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財產。」[49]當時國民黨著名學人陶希聖因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做法，曾幾次勸阻農會濫殺無辜農民，而被農會捕走。陳獨秀得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了陶。後來陶希聖投桃報李，陳獨秀從國民黨監獄出來後，生活困難，陶曾聘陳在他主持的藝文研究社刊物上寫稿。一是當時武漢地區的農民運動處在高潮之中，一是共產黨又處於幼稚階段，沒有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加以引導。所以，農民運動出現上述「過火」的現象是必然的。問題是對其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毛澤東在當時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此採取了歌頌和縱容的態度，說「好得很」，稱那些製造過火行為的農民領袖和骨幹分子為「革命先鋒」，而他們多數並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對社會破壞性很大的無業遊民，不少還是地痞流氓（特別是被毛澤東譽為「革命先鋒」的那些人，既無地，又無錢。一聽毛澤東說：「你們要地要錢嗎，跟我來，去！打土豪，分田地，搶錢財！」於是一哄而起，而那些世世代代的貧僱農，由於幾千年的道德傳統，起先是不敢造次的。後來才被裹脅或引誘而入，造成了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真像狂飆一樣，席捲着被北伐軍摧毀舊政權的地區。特別是毛澤東親自指導的兩湖地區，更是出現了「矯枉過正」、打擊面過寬的傾向（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發表時，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打倒一切的文字，後來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自覺醜陋，把它刪除了）。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極端上。他竟然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後進行」；[50]為此他多次建議馬林要蘇聯在中國北方出兵，說：「要幫助中國開展運動，唯有靠俄國的積極支持（外交與軍事上的支持）。」[51]可是現在毛澤東跳到另一極端，頭腦發熱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完全高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他說：「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52]於是，在毛澤東等農運幹部的領導下，原本正義的、合乎邏輯的造反行動，違背了共產黨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階級報復）及團結大多數、打擊少數的勝利原則，變成了歷史上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這種必然的階級局限性，需要共產黨去正確領導，才能脫出失敗的命運。但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不可能提供這種正確的領導，更沒有大批的足夠數量的幹部去實施這樣的領導。這些所謂「革命先鋒」的農運幹部，不懂得甚麼是「革命」，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不僅剝奪大中小一切地主，也損害民主革命中同盟軍如富農、中農的利益。陳獨秀給國際的報告就以湖南為例子說：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速，但「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件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最後，陳獨秀為了照顧莫斯科的面子，又要說服他們放棄錯誤的指示，簡直做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他說：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收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53]這裏，陳獨秀再一次表示了兩個與莫斯科完全對立的立場：緊急指示行不通；汪精衛不可靠。第二天，羅易給聯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告發陳獨秀「只是表面上接受」國際指示，「共產黨答復中的一些說法是不對的」，並逐條駁斥了陳獨秀的報告：羅易，第一代印度共產黨人之一第一，國民黨土地委員會（有共產黨員的代表參加——引者）只是原則上作出了沒收（土地）的決定，但把沒收的具體實施時間作了無限期的推遲；第二，湖南的將領們多數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第三，關於過火行為的說法基本上是虛假的，是為宣傳目的偽造出來的；第四，國民黨在夏斗寅叛變前就反對土地改革；第五，湖南多數農民協會不是由流氓組成，而是由佃農和貧農組成的。當然無地的農民更為革命；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昨天，在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鮑（羅廷）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54]被「四一二」之前的「勝利衝昏頭腦」，繼而又被急轉直下的挫折撞得頭破血流，同時又因托洛斯基反對派猛烈攻擊而歇斯底里的以史太林為首的莫斯科最高當局，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他們哪聽得進陳獨秀的苦口良言，反而因此把拒絕執行「緊急指示」——拒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製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把其升級到「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莫斯科見羅易借批判鮑羅廷而否定「四年來」的政策，當然不能聽他的話而撤換鮑羅廷。羅易於是我行我素，在6月5日，私自把緊急指示的副本直接給汪精衛看，想依靠汪來挽救局勢，並且說：「你如接受電報的要旨並給予執行的便利，共產國際將繼續同你合作，否則就將同國民黨一刀兩斷。」汪見後「非常吃驚」，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陳友仁得知其內容後，面如土色，說：「這意味着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於是，他們加快了「分共」「自救」的步伐。擅長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周恩來報告了從國民黨內部透露出來的羅易向汪精衛洩露國際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鮑羅廷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這個嚴重事件，以報復這位多次向聯共最高當局告他狀的印度人。共產國際不得不作出了撤職、「召回」羅易的決定，批評羅「違反了紀律」，「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並任命紐曼來華接替他。[55]自以為忠於莫斯科的羅易，被這一悶棍打得暈頭轉向。他在6月28日打電報給共產國際，表示強烈抗議（雖然他必須服從國際的決定）：「以違反紀律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驚訝。這裏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雖然我嚴格按照共產國際決議和你們的指示行事，共產國際卻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違反了紀律，無視和否定共產國際的決議。我將在莫斯科證明，對我的指控是荒唐的。」然後，他又說「共產黨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義的道路」。「陳（獨秀）聲稱，莫斯科不瞭解情況，發出了不可能執行的指示」，局勢非常嚴重，「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卻要召回自己捍衛了正確政策的代表。」[56]看來，羅易也被莫斯科混亂的政策耍弄得滿腔悲憤。面對羅易造成的更嚴重的危局，鮑羅廷「垂頭喪氣」；陳獨秀「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開始消極，並再次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57]其實羅易深諳莫斯科的心意——依靠武漢國民黨來拯救革命。不過他的行動如毛澤東後來的評價是「冒失鬼」而已。於是，羅易被撤後，出現了更具諷刺意味的事情：史太林就親自出面直接向汪精衛做工作。汪精衛這位狡猾的政客，摸到了莫斯科的要害，於是就獅子大開口。他曾對羅易表示：「同意此項計劃，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時到來」，[58]並要求1，500萬盧布。羅易被撤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聯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作出決定，致電汪精衛：「懇請您運用您的全部威望對國民黨的其他中央委員施加影響，支持土地革命的農民我們認為，通過國民黨民主化、更多地聯繫群眾、停止領導層內的動搖是可以挽救事業的。」同時給汪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並說明「現在我們無法滿足」1，500萬。但第二天史太林得到武漢回答，不提供1，500萬「就拒絕立即反對蔣介石」。莫斯科立即回復：「再給武漢國民黨政府匯款200萬盧布」，同時指望第一筆匯款能用於「組建由工農組成的並擁有革命軍官的可靠的忠於革命的部隊」。30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記錄稱：「6月29日已寄出100萬美元，日內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59]史太林在蘇聯南方索契休養地向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寫信解釋這種「金錢外交」時說：「我擔心，武漢會膽怯，屈從於南京要千方百計堅持不讓武漢屈從於南京，只要還有這種可能的話。因為喪失武漢這個獨立的中心就是喪失某個革命運動的中心，喪失工人自由集會的可能性，喪失共產黨公開存在的可能，喪失公開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話，喪失公開組織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可能。請相信，因此給武漢追加300萬到500萬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漢就不會向南京無條件投降，錢就不會白花。」[60]值得注意的是，信中談到了蘇聯承認蔣介石的問題。史太林說：「三年前我們承認了張作霖。如果問題發生在現在，我們就不會正式承認他。現在承認蔣介石，就是打擊武漢（武漢還存在）和向張作霖挑戰（請回憶一下中東路事件）。同蔣介石的關係問題最好等一等，要維持現狀。」請看，這哪裏是在甚麼支援中國革命，簡直是在賭博，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因此這次連提也沒提一句。而對給了中共巨大打擊的蔣介石，連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反而要承認他，現在只是考慮武漢國民黨的面子問題，暫時等一等，看來，早晚是要承認的。說句公平話，羅易倒真是想挽救革命的。所以，他在6月29日直接給史太林的信中，這樣諷刺地說：儘管有對我的荒唐指責，我還是對於我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滿意，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整個活動時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忠實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證明，從我到這裏時起，我始終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共產國際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損害我的名譽的同時，承認我的所有建議都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些建議採取了行動，這個事實令人振奮。[61]是的，羅易是最有資格對史太林，對共產國際說這種諷刺話的。因為，他一直在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政策，即使在幹給汪精衛看緊急指示的蠢事時，也是如此。甚至所謂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實際上也是在採納了羅易5月28、30日的兩個報告中的意見後作出的。在報告中，羅易說：武漢和南京之間「沒有多大差別」，「汪（精衛）是中央委員會內唯一的左派」。這就是莫斯科既要改組武漢國民黨，又要依靠汪精衛的主要根據。羅易又說：「所謂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是反動的，然而它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影響卻在日益增大。」這就是要中共以大批工農群眾組建「可靠部隊」或改造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根據。羅易說：「武漢政府的武裝部隊總數約10萬人，其中5萬人集中在湖南湖北兩省，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獨立因素，當國民政府符合它們的利益時，它們就支援，但它們隨時都會不知羞恥地起來造政府的反。」這就是緊急指示中能提出具體數字——「要運動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並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的主要根據。但是，羅易畢竟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帶着一心堅決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和後來「緊急指示」的執着，對中國的國情和當時的形勢沒有深切的瞭解，就與莫斯科互為影響，把大革命引向了最後的失敗。直到7月8日，莫斯科終於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失敗。這一天聯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寫道：「儘管我們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國民政府實際上不僅不支援土地革命，而且還放開了敵人的手腳。解除了工人武裝、討伐農民唐生智在長沙槍殺革命者，這些行動都是反革命的公開表演。武漢以唐生智為首的主要武裝力量事實上已成為同蔣介石半結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結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接着，指示中共採取兩項應急措施：一、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着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和擁護它的群眾中進行堅決的鬥爭。」二、批判陳獨秀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應該召開（最好是秘密召開）緊急代表會議，以便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質的錯誤。」[62]被史太林當作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與此同時，當時被蒙在鼓裏的陳獨秀在鮑羅廷和國際代表的監督下，對來自莫斯科的有些指示和訓令還是儘量執行，並設法努力減少黨員和工農民眾的犧牲。為此，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了一系列重要的應變會議。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的莫斯科指示。陳獨秀說：「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國民黨」；「武漢國民黨已經跟着蔣介石走，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了。」鮑羅廷說：「你這個意見我很贊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許。」周恩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瞿秋白「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63]瞿秋白總是緊跟莫斯科。俄羅斯著名的研究共產國際和中蘇關係專家潘多夫（A.Pantsov）在2004年6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演講，介紹他看到的一度開放又很快封閉的莫斯科秘檔時說：「夜裏，瞿秋白很虛心地與陳獨秀討論領導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白天，他就按照國際代表的意見批判陳獨秀。」——這裏，不是說瞿秋白是個兩面派，而是說瞿秋白經常是個矛盾的人。直到最後犧牲前寫的《多餘的話》，他敍述了在這種矛盾中工作和生活所受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令人震憾。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再次表現了陳獨秀、瞿秋白等這幫人書生氣的可笑與窩囊。當時，不管是中共退出國民黨，或是退出國民政府，決定權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後又取決於國民黨。莫斯科已經指示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中共如何抗拒！汪精衛若像蔣介石決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所以，結果是先服從莫斯科退出國民政府，後被汪精衛趕出國民黨。還有一個可笑的是討論攻克鄭州後的北伐戰爭的去向問題。鮑羅廷、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張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南伐廣東李濟深；蔡和森主張先解決兩湖問題，認為：「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話！」這種爭論所以可笑，因為軍事決定權根本不在他們手中，而在即將反共反蘇的軍事將領手中。6月23日，陳獨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張國燾舉行「中央常務會」，討論通過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意見起草的《提高反帝運動通告》，並以中共中央秘書廳名義發出《致上海區委的信》：加強反帝運動以刺激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然後「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64]真是煞費苦心，想曲線救革命，貫徹莫斯科的緊急指示。但是，這個通告和信發出後，蔡和森又「自己感覺不正確」——「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拼命主義的精神，於是又提議政治局全體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復議。但是，陳獨秀兩次召集擴大會議，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見，陳獨秀此時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陳本人倒是坦然地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在蔡和森的堅持下，28日在政治局會議討論此問題時，還未離華的羅易（中共還不知道莫斯科調離羅的指示）嚴厲批評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險」，是「要用反帝鬥爭取代階級鬥爭」；「這不是領導無產階級去爭取勝利，而是去遭受屠殺」。但當會議決定否決這封信時，秘書廳說已經發出。蔡和森，著名革命先驅，早期理論家，新民學會創建人之一其實，這封信發出不發出，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信發出後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調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壞的黨組織，成立以他為書記的「中共江蘇省委」時，與組織部長郭伯和、宣傳部長韓步先一起被捕，然後，由於韓的叛變，陳、郭身份暴露。陳從獄中給汪孟鄒寫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請胡適設法營救。胡表示「我一定營救他」。但與陳獨秀同樣書生氣十足的胡適，卻把信交給了吳稚暉，說明他根本不瞭解吳。對共產黨和陳氏父子恨透了的吳稚暉立即報告蔣介石（一說密報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說延年比其父親陳獨秀還更可惡，催促迅即處決。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即被殺害。而且，接替陳延年任代理書記的趙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殺害。對於中共來說，像陳延年、趙世炎這樣的幹部，是當時在第一線戰鬥的最優秀的高級領導幹部。真是損失巨大。第一線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不斷地流血犧牲，中共中央、聯共及國際代表則越加分裂，以致於癱瘓。羅易走後，鮑羅廷雖然是羅易冒失行動的第一個犧牲品——6月17日被武漢國民黨中央解除顧問職務。而黨內在土地革命與北伐問題上，繼續爭吵。——但他在漢口的住宅還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地方，於是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經常開會的場所。鮑借此經常發洩對羅易和其他國際代表的不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鮑又發表長篇演說：「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國「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的可能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於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前是國際主席）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也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於實行」。[65]這裏，鮑羅廷也在搞文過飾非。實際季任國際主席時，史太林的政策與國際政策是一致的。鮑羅廷也是積極執行了的。不過鮑的這些話卻道出了國際執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國政策的要害：「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陳獨秀在鮑羅廷與羅易之間左右為難，同時，為了執行退出國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國際代表、中共黨內以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為代表的激進派之間受盡了隔板氣、在國民黨與革命群眾之間受盡隔板氣。但是，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只要他在位一天，就要積極奮鬥一天。6月4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國民黨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項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討伐長沙叛亂；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等。[66]14日，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的名義發出通告，指出：「分地運動是貧農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迫切表現，其起源則在減租減息的運動，但我們黨不能放任他們自由做去。分地雖然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但在將來革命已有新的發展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了鞏固的聯合戰線時，可由沒收而均分，然後再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至於現時的聯合戰線，還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真正聯合戰線，國民政府及其軍官之中還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於大地主的少數分子在內。現在減租減稅的運動和解決一部分貧農的生計問題，都是將來解決土地問題之準備而已」；「鄉村中之聯合戰線，當以貧農為中心。領導中農富農並吸收小商人手工業者。同時，對小地主革命軍官讓步。農民協會對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須儘量擁護。領導他們向大地主土豪劣紳鬥爭」，這樣才不會「使他們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於農民內部，應注意「會黨」問題，「農協中不應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但不能放任他們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領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們遊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來指導農協的運動。」[67]在當時的農民運動高潮中，在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相當氾濫氛圍中，出現這樣一個文件，提出如此理智的形勢分析和策略，實在是難能可貴。與當時毛澤東所寫的無條件歌頌過左的農民運動「好得很」，特別歌頌主要是流氓無產者（遊民）組成的農民領袖「革命先鋒」，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這個《通告》又遭到來自左的方面的責難，而無法落實。就這樣，在無休止的爭吵中，6月29日，終於等來了又一個武漢重要將領何鍵的「反共訓令」：呈請武漢國民政府及唐生智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68]驚惶失措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立即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了拉住武漢國民黨，阻滯其急驟右轉，通過了一個「十一條政綱」的決議：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不含聯合政權的意義」；參加政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執行國民黨決議和國民政府的法令；「工農武裝隊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為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69]這個接着被莫斯科派來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稱為「退讓投降」、「機會主義」「集大成」的十一條政綱，王若飛說是陳獨秀起草的，張國燾說是鮑羅廷根據莫斯科的電令起草的，蔡和森說是瞿秋白起草的。不管是誰起草，應該說既貫徹了莫斯科的有關指示（如工農武裝編入張發奎的軍隊），又考慮到保護工農武裝的利益，是比較理智的選擇，但是，它顯然不符合「緊急指示」的「拼命主義」「冒險主義」的精神。所以，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在7月3日的會議上，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中央的路線，於是與陳獨秀吵了起來。陳獨秀說：「共青團根本沒有權利提出政治決議案」。任弼時說：「青年國際代表在場，他可以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這種權利。」陳獨秀說：「青年國際不應當干涉，他在這裏是客人，他不應當進行干擾。」當時許多同志在討論中，「對黨的缺點進行了批評」。陳說：「這不包括在議事日程在內。」[70]於是，傳統黨史就把陳與任的這次吵架反復渲染，以說明陳獨秀的「家長主義」作風和「右傾機會主義」罪惡。請問，任弼時不過是重複了上述羅易和共產國際的意見，有操作性嗎！能挽救革命嗎！7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舉行常委擴大會議，陳獨秀與毛澤東、張國燾、蔡和森等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湖南省工農革命力量問題時，會議記錄如下：仲甫：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各軍招兵問題。他們要辦工會或農會，我們可以不客氣的多將群眾送給他們，但要保存與農會的關係以維持階級性革命性。每個招兵告示出來應與農會接洽，因各軍政治部我們都有人。這樣我們可以使農民武裝化，不然我們只是空叫農民武裝化。毛：省農協二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條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給養可以賣槍。特立（即張國燾）：以為可以上山，但不必與C.P.發生關係，可以搶富濟貧。仲甫：不能如此。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黨部應用大力來作。毛：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和森：可以留的仍要留。1、送入軍隊，2、保留，3、上山。仲甫：當兵最好。和森、特立：同上（即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引者）。[71]這個記錄，是對6月30日所謂「機會主義集大成」政綱的最好的註釋：說明後來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最大的罪狀即「解散工農武裝」，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工農武裝力量，以待東山再起，而且是中共中央的集體決定。正因為有了這一步驟，才有以後的「農村武裝割據」。同時還說明，在「八七」會議前，陳獨秀並不反對「上山」打遊擊。所以，以後的中共領導人講話和一切黨史論著，都以此狠批陳獨秀以解散工農武裝來向國民黨投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奇怪的是，恰恰這個蔡和森，在後來最早最猛烈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在自己不作任何自我批評的情況下，批判上述自己也同意過的「六三〇」決議和陳獨秀7月4日會議上的意見。鮑羅廷見自己已被國民黨解除顧問職務，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也降到最低點，革命失敗已經無法挽回，善後工作也基本安排，終於在7月12日，宣佈曾經由羅易提議而由聯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共產國際訓令」，改組中共中央，成立以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為成員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並被召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是遭到陳的拒絕。這個改組訓令早在6月下旬即已發來，被稱為「駝背毛子」的國際代表還說「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鮑羅廷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暫時把訓令壓下，這時才宣佈。[72]其實陳獨秀此前已經提出辭職，指出：「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73]7月13日，沒有了陳獨秀的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一改陳獨秀時代的軟弱狀態，譴責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推行「限制群眾運動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動不受任何懲罰」，「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這種政策「實足以使國民革命陷於澌滅」；聲明：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對於國民黨中央現時這種政策負責」，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4]汪精衛早已摸透了史太林的心思，見共產黨終於攤牌，就在7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央第二十次擴大會議，進行「分共」。中共的大革命終於失敗。幾年來，陳獨秀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史太林不允許，現在還是由汪精衛裁定了。但是，史太林還要撒賴：還讓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只是退出國民政府，真是「單相思」。面對中國革命無可挽回的失敗，特別是托洛斯基的猛烈抨擊，史太林絞盡腦汁尋找解脫自己的出路。羅易多次攻擊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成了他最好的盾牌。鮑羅廷雖然抵制「緊急指示」比陳獨秀更明確而堅決，但因是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忠實執行他的路線而獲得他頒發的「紅旗勳章」的人，否定鮑豈不否定了他自己。不僅如此，他甚至在7月9日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一封信中無恥地為鮑辯護說：「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羅易為此怪罪鮑羅廷，這是愚蠢的。鮑羅廷不可能在中共那裏或者在中共中央那裏享有比共產國際更高的威望。」於是，陳獨秀成了唯一的替罪人選。就在這封信中，史太林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了最嚴厲的攻擊：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中共中央能提供甚麼呢？除了「一整套」從各處收集來的、與任何路線和任何指導思想毫無聯繫的一般詞句外，不能提供任何東西。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以便促使被錯誤地稱之為政黨的各種人物的大雜燴變成為一個真正的政黨。中共中央喜歡在與國民黨領導人和將領的幕後交談中消磨時光。中共中央有時也奢談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是，在這種奢談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即它對領導權一竅不通（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75]對照大革命真實的歷史，史太林的這些話，除了污蔑，沒有一句是符合事實的。其中最大的謊言是說中共中央整整一年「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實際上，在聯共和共產國際的統制和國民黨的擠壓下，中共中央毫無自由可言。僅從1993年起，俄羅斯公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翻譯的、不完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資料表明，1923年至1927年，指導中國革命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在這期間該局為討論中國問題共召開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革命的總方針、北伐），到小的決定（如何時結束五卅罷工、何時派誰去與蔣介石談話、談時要注意甚麼問題，等等），指示得十分具體。甚至在所謂「緊急指示」後第四天（即6月3日），聯共政治局緊急會議還對「北伐戰爭」作出決定並拍來電報指手劃腳道：「讓唐生智、馮（玉祥）向北京和濟南府推進，切斷蔣介石的去路，進而在山東和北京站穩腳跟」；將張發奎的部隊「作為主要支柱留在武漢，或令其向南京蔣介石的後方推進，或利用它們去解放廣州，然后从南京向福建推進」。[76]蘇聯最高當局這樣的決定，簡直是胡言亂語的夢囈，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差何至十萬八千里。然後，這些大大小小的決定、決議，通過兩個管道在中國執行：一是命令他們派駐在中國的代表（包括駐華使館和領事館官員加拉罕等、駐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維經斯基、羅易及駐上海的機構遠東局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一是由共產國際再做成國際的決議、決定、指示、命令、訓令等，命他們上述在華人員和機構直接執行，或由他們的代表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所以，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有限的，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表面上的「國共合作」，掩蓋着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因此「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和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持「國蘇合作」。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孫中山、胡漢民到蔣介石、汪精衛，也是這樣來處理國共關係和國蘇關係的。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對史太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自然緊跟。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自然，當時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批評史太林、布哈林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為陳獨秀抱不平，指出使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責任者是誰！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干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里又從何而來的呢」？[77]——當然，它來自史太林。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誤、失敗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違心地渡過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晚年陳獨秀注釋[注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0–21。[注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注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注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注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注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注9]〈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68。[注10]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注11]〈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8。[注12]〈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頁213。[注13]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注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71、85。[注15]〈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1。[注1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3–95。[注17]〈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09。[注18]〈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4、15。[注1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35–136。[注20]《瞿秋白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93。[注21]〈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71。[注2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2。[注23]中共中央農委編：《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注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55。[注25]〈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1、122、129。[注2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9、542。[注27]〈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49、551、553。[注28]〈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9。[注29]《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注30]《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注31]〈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4。[注32]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9，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注3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52–253。[注34]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6。[注3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05。[注36]辛平：〈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注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注3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30–32。[注3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1。[注4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8號（特字第66號）記錄〉（1927年2月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注41]〈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2號（特字第70號）記錄〉（1927年3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7。[注42]《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239。[注4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7。[注44]轉引自〈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於漢口），《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8、309。[注45]〈希塔羅夫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27年6月2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1。[注46]以上各人的發言，分散在〈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等五個文件中，篇名太長，恕不一一列出，請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9、321、357、361、427。[注47]〈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2–303、322–323。[注48]〈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1、302、303。[注4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28、329。[注50]〈斯內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討論〉，《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36。[注5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64/3179號英文筆記手稿：〈關於京漢鐵路工人運動調查記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13–214。[注52]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3–14。[注53]〈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羅伯特諾斯、津尼亞尤丁編著：《羅易赴華使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1)，頁325。[注54]〈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18–319。[注5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4。[注56]〈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17年6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1、372。[注5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51、252。〈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2。[注58]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國際新聞通訊》，第7卷，第42期，1927年7月21日。[注5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4號（特字第92號）記錄〉（1927年6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5、346、352、364、375–376。[注60]〈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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