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 唐宝林-13

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到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並有各地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佈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面，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23]這就有意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當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24]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25]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然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着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面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26]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面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這些說明，陳獨秀為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線做了不少工作。李立三（1899～1967），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中國的創建者之一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着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着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27]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一萬人，比運動前增加了十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趁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28]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這時，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6、7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指出：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借此洩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29]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示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面。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30]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對照陳獨秀6、7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甚麼，反對甚麼，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執行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太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31]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32]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准干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回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33]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系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干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收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34]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35]7月份，五卅運動到了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到底是把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甚至武裝暴動呢，還是退卻？無論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都發生了分歧。陳獨秀是傾向後者。維經斯基瞭解情況並與陳獨秀幾次長談後，也轉向陳，並報告了莫斯科。據當時上海工部局偵探7月8日報告稱：我們的眼線說，布爾什維克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包括第三國際（在俄國）的成員，第三國際把代表派遣到中國來煽動罷工並指導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活動。第二階層包括中國的高級布爾什維克，其執行委員會包括如下人員：1，陳獨秀，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第三國際代表的指導下，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他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除非經過偽裝之後。他最近延長了在上海的停留；在滬期間，他幾次造訪在哈同路附近湧泉路上的中華書局。在同一地點，陳幾乎連續兩夜徹夜不眠。[36]這裏說的第三國際代表，顯然是指維經斯基。二人談話具體內容當然無從知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假設為：維來華時，莫斯科的指示是推動運動繼續向更高潮發展。但到達上海時，看到運動正在向低潮轉折，於是不得不與陳獨秀多次長時間的討論與研究，最後陳獨秀說服了他。維如實地向莫斯科報告，並加以說服：應當逐步採取退卻措施。此其一；其二，雙方討論7月6日莫斯科發來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樣的疑慮：「中國事態正接近轉折關頭，現在還不能預言，轉折將以何種形式如何具體地實行？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這種轉折在不遠的將來必定要發生，而中國共產黨應該對此有所準備。党應做些甚麼準備工作呢？」——維、陳討論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以及信中提供的以下四點建議：力爭使党成為「群眾性的政黨」；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爭取農民是關鍵的關鍵（由於運動較快走向低潮，中共當時人員太少，未能顧及。但是，運動結束以後認真研究了這個教訓，利用國民黨農民部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和農民武裝）；學會從進攻轉向退卻，從公開轉向秘密。[37]在接到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討論及運動實際情況報告後，7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決定更明確地指示：「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運動正在走向低潮，必須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38]8月4日維經斯基在北京與加拉罕研究貫徹這個指示後給莫斯科的信報告說：「今天我們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我們將在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基本意思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我們是這樣設想以後的策略的。先提出經濟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然後，我們聲明（即向工人群眾說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工人們宣佈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就返回工作崗位，同時通過工作理事會宣佈，他們將支援北京政府」，條件是「它將繼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為滿足爭取獨立而鬥爭」。[39]——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幾個宣言和陳獨秀幾篇文章對運動策略急轉彎以及五卅運動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時，維經斯基還幫助黨中央「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40]由上所見，當時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畢竟是久經鍛鍊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領導者，所給予的指示（從戰略、策略到具體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剛剛成立四年的黨，領導如此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缺乏必要的經驗。因此以上指示無疑對中共是極大的幫助，是保證這次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維經斯基，他為指導和幫助陳獨秀黨中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總之，五卅運動期間，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這種情況與以後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為此，雖然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當局竭力攻擊和挑撥中蘇關係，挑撥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非但不隱瞞和回避這種關係，反而理直氣壯地宣告：「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以使各階級民眾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中國全國民眾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41]最重要的是，在五卅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結束時，陳獨秀為這次運動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政策和策略，為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材料。陳獨秀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歸納為兩個方面：「（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及軍閥——內部衝突而利用之。」[42]具體闡述如下：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中年陳獨秀注釋[注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注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注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注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注5]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73；〈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2。[注6]〈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97；〈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4。註：《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注7]〈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37。[注8]〈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05。[注9]〈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93。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注10]〈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面報告〉（給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96。[注11]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1924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55。〈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231。[注12]〈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188。[注1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7。[注14]B N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共產國際與東方》，1969年莫斯科版。[注15]〈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轉自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注16]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72–75。[注17]〈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28–529。[注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2–534。[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7–540。[注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34。[注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0–353。[注22]《嚮導》，第117期（1925）。[注23]《嚮導》，第118期（1925）。[注24]〈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注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8。[注26]《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注2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2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74、375。[注2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30]〈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為堅持罷工告工人兵士學生〉，《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0日。[注31]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92、993。[注3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36。[注3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6。[注3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15。[注35]〈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國〉，《真理報》，1925年6月14日。[注36]上海工部局1925年7月8日關於中國布爾什維克活動和總罷工的報告，上海工部局檔案在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運往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1999年解密。塗作潮陳列室負責人塗勝華於2000年初查獲上述檔案並複製，2010年8月將其翻譯並贈予本著使用。在此向塗先生表示感謝。[注37]〈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40–744。[注3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43。[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646。[注40]〈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89。[注41]〈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353、375。[注4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43]〈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44]〈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45]〈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第125期；〈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4期。[注46]〈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注4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48]〈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注4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注50]〈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注51]〈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注5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七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父子無情亦有情1921、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家裏人，平時只是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因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1909年陳獨秀給蘇曼殊信中的兩句詩「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陳獨秀方面的真情表白。從高君曼方面，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看，其對陳獨秀的情感，也是感人肺腑的。由於史料淹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她一張遺留下來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祥楨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以陳獨秀的眼力，不漂亮是不會相好的。而且也肯定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作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起源於對子女的教育。陳獨秀之子——陳延年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個兒子之間的情誼與獨秀少年時與兄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是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後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彙報工作，一時沒見着，就由他講，麟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就這樣十分感歎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志」。弟弟喬年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面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着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饑腹，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制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復批判舊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着頭，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任重而致遠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等。陳獨秀決心按這樣的思想，來塑造自己的兩個兒子，以培養他們堅強的意志、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只給他們很少的生活費，讓他們勤工儉學，並且不讓他們倆在家裏住。學業上則出於他對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安排他倆與當時同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贊化同在法租界學法文。潘回憶說：延年兄弟倆「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亞東圖書館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謀生自給，食則夸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作工，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之忍」。[5]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奪夫之恨」本來就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從這細微之處，也可看到陳獨秀的人格魅力，對比現在共產黨高官在子女問題上許多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例，真讓人感歎不已。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質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乾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君曼有情人。儘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儘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着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着，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陳獨秀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只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兩兄弟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獨秀同志」，毫無親情可言。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1928年，先後被「盟友」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慨，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子！把酒灑在地上。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崩瀉出來。窮困生活與婚變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中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都會陷於尷尬。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娘三個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面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喀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洋溢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因受父親莫須有罪名而殘酷迫害亡命紐約時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准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面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稱為「富貴病」。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只有進口的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環境上，都無法再就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但是，這部分的收入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原始檔案中，有很詳細的記載。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例如兩張用英文寫的是：今收到上海C維里傑同志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1923年4月30日T. C. Chen（陳獨秀簽名）今收到西蒙斯交來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在上海折合三仟元中共中央陳獨秀1923年5月19日[8]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廣告，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彙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只稱「同志」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只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於絕望了，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松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松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閒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5]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志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聽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着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廣告，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至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志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的照片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着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面紗。這個現象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造成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為甚麼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三位年輕人並不知道，陳獨秀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般的冤假錯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傾史的沉澱物，更涉及中共頭30–40年的主宰——聯共黨及共產國際的歷史的大問題。也就是說無論中共黨史及聯共與共產國際史，都要推翻重寫。所以，當時以憂國憂民、滿懷激情做撥亂反正、推翻了許多冤假錯案的胡耀邦總書記，雖然對陳獨秀案也給予了同情和關注，並專門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給這位年輕人去了長途電話，表示中央將對陳獨秀功過重新評價，詢問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及要求。[16]但是，當他們幾次提出簡單的要求時，卻再也杳無音訊了。於是他們尋求社會的幫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籲。有一份材料轉到了已過八旬的歷史見證人鄭超麟的手裏，於是，鄭超麟終於知道了這個隱藏在心中60多年的陳獨秀「神秘情人」真相，並把記憶碎片粘合起來，提供出更多的故事。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2、3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彙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面），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7]「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志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他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幹着「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那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是「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面。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面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1926年）已經是4、5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在施芝英領養這一年中，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起來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4、5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情戀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身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借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只把那股思念埋藏在心底，像陳獨秀的那張照片重疊在施芝英那張大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兒孫的坎坷人生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和他的兒女們、小兒子陳鶴年和他的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幼年當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中共總書記、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十九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十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可是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略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着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里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這場聲稱重點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竟然還要翻出「中共十次路線鬥爭歷史」，於是，「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陳獨秀首當其衝。死人走了，鬥活人，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中國幾千年帝王專制「株連九族」的醜惡傳統，在20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下，竟然還如此的猖狂。一個循規蹈矩過着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遊街示眾，反復批鬥，受盡折磨和污辱。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着「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繫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新傳奇。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一萬四千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後果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國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8]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九千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度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9]關於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那時是革命連遭失敗時期，因此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的溫暖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20]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之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發生很大影響。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轉輾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即加入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轉輾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蹟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國內，但許桂馨帶着四個孩子先行回國，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一說許桂馨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稚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大陸的轉折，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她的兒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只有抱着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駡、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動、寫交待，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挺着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凌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1]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着大家的面，而且是當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違犯了這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沒有一絲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陳獨秀在上海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