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 唐宝林-9

[注78]《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注79]《胡適留學日記》（三），頁570。[注80]〈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第3期（1983）；《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338；《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林仲樹記錄），未刊稿。[注81]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頁75。[注8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0。[注83]《陳獨秀致適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此信及本書註為「國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信和二封錢玄同、Turexy致胡適的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國家文物局從在美國的胡適的兒媳婦手中徵集到，並請筆者鑒定。因為筆者手中有236件/封陳獨秀親筆信及詩、文、字聯等原件影印件、複印件和照片，其中僅親筆信就有196封。對照筆跡、內容、簽名等各種特點，可以斷定，這11封信確為真品，而且在大陸從未公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注84]《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8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8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2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粗體字「從速」，原稿為加圈。[注87]《陳獨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88]同註88。[注89]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注90]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7。[注91]《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0年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92]《Turexy致適之的紙條》，國家文物局收藏。沒有日期，應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寫。英文名為陶孟和，根據陳獨秀16日的信和胡適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種辦法「此為陶孟和提出」。筆者斷其為紙條，不是信紮，因為一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是小紙片。[注93]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8。[注94]《陳獨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適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95]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1。[注96]《錢玄同致故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注97]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2。[注9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注99]《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國家文物局收藏。[注100]李大釗應胡適之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原因是複雜的。學術界的分析有以下說法︰一、出於胡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反封建主義鬥爭中是一個應該爭取的對象；二、這個「好人政府」的改良主義綱領在當時是進步的；三、當時李大釗對贊成「好人政府」主張的直系將領吳佩孚存有幻想；四、當時李正奉共產國際之命，爭取吳佩孚親蘇護共；而且李領導的北方工人運動，也需要爭取吳佩孚的保護；五、胡適夜裏寫好這份政治主張的初稿，首先想到打電話與李大釗商量，說明他對李的信賴。李為人寬容厚道，希望保持與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友誼，不致因拒絕簽名而損害。陳獨秀隨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批評了這個主張。李大釗積極擁護，大力宣傳，並提供給胡適等人，用實際行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注101]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頁1。[注102]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注103]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注104]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刊》，1924年9月12日。[注10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10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23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107]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頁95。[注108]〈工賊替安福派說話〉，《嚮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注109]《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55–357。[注110]《陳獨秀致適之信》，1932年10月10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注111]〈陳獨秀致胡適信〉，1932年12月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43。[注1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170。[注113]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50。[注114]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注115]《民國日報》，1920年11月13日。[注116]《民國日報》，1920年12月12、18日；《時事新聞》，12月31日。[注117]梁復然︰〈廣東黨的組織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二），頁446–447。[注118]〈挽朱執信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註︰《陳獨秀詩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2。[注1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3。〈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後》（三），頁10。[注120]譚平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的答詞〉（1922年3月14日），《青年週刊》，第4號（1922年3月22日）。[注121]譚天度︰〈回首往事話當年〉，《廣州黨史資料》第1期（1980）。[注122]《民國日報》，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注123]《廣東群報》，1921年3月17日。[注124]〈廣東教育界新舊兩派之爭鬥〉，《晨報》，1921年3月24日。[注125]《廣東群報》，1921年3月3、18日。[注126]《廣東群報》，1921年3月18日。[注127]《民國日報》，1921年3月21日。[注128]《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注129]《廣東群報》，1921年5月16日；《晨報》1921年5月24日。[注130]《廣東群報》，1921年9月13日。五主持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1921–1923）黨魁的特殊心態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 H.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是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維經斯基的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面，馬林來華工作的目標也在於此，而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馬林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甚麼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他指示是由於沒有甚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瞭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聯孫——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瞭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佈的原始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中，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都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稱「共產黨」。只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區別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國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因為︰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第二，馬林和陳潭秋的這個提法，所以在以後被中國統一沿用下來，是因為適應了1927年以後貶低、打擊陳獨秀，抬高、頌揚「一大」參加者毛澤東的需要。馬林在上述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完全與去年維經斯基的任務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現在好像又重新來過，去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只剩下「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中國來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從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7]但是，持此觀點者接着提供的證明卻是推理性的。她說︰「尼柯爾斯基在4月動身來華時，接受職工國際委託，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既然尼爾柯斯基負有在中共一大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那就說明他負有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使命。」按照這個中國學術界最新的權威觀點（主筆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於尼柯爾斯基為了向中共介紹新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而順便帶出來的。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並承認︰「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只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8]而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抱怨說︰「實際上我只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9]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一般根本不提甚麼尼爾柯斯基。因此，當時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佔相當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他對上海方面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到廣州接陳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甚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10]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即外國列強的「幫辦」、「賣國賊」），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利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為了使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聯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聯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甚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李漢俊（1890～1927），湖北潛江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5、6年的時間。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顯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硬體，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那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如包惠僧所說︰「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與馬林的僵局因被捕而轉變儘管陳獨秀上任時有「慢慢來」的思想，但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要麼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 S. 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蒼遒筆跡和署名來看，證明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陳簽署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計劃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是為了處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兩個重大的干擾︰第一件︰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還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回來。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與馬林有着廣泛的分歧。於是在兩個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科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又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利用馬林與中國同志語言上的隔膜，封鎖中國同志，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志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僱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15]還如上所說「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他當時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包說當時陳主張同志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志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面，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第二件，陳獨秀再次被捕。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由於廣州的反陳派大肆宣傳、造謠誣衊陳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當局的注意。於是上海密探也跟蹤起陳獨秀來。看到他與馬林相會，一位密探捕風捉影，竟然編出這樣的情報來︰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鉅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接着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着他的手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中共工作的。他怕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陳被捕，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1921年，陳獨秀被捕時化名「王坦甫」的獄證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不知是莫斯科還是馬林的原因，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因為正如上述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捨棄或不予救助的。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與馬林和解。於是，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國際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次年6月30日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陳獨秀表示︰中共中央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作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國際代表，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此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只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六千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一家人的生活費。順便介紹一下陳獨秀1922年8月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情況。此前陳正籌備中共「二大」，雖然風聲很緊，也堅不離滬。8月9日，「二大」閉幕不久，法國巡捕闖入環龍路陳宅，以家藏違禁書籍為名將其逮捕。接到高君曼報信，中共中央立即展開營救，孫中山、蔡元培、李石曾等聞訊也向法方施加壓力。北京10餘團體為此聯名發表宣言敬告國人，長辛店工人表示要為爭取釋放陳獨秀而發動罷工。最終法國領事以「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為由，判處罰金400元，交保釋放，18日陳獨秀重獲自由。這是他平生五次被捕中的第四次。第一年的輝煌業績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作出的。它文字簡練，佈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四）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另外，關於勞動運動，議決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劃。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儘管黨員這麼少，但在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積極領導下，一年裏依然進行了大量工作。首先，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擴大影響。1922年元旦，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上海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團員，與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6萬張。此貼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內容的口號和「太平歌」歌詞，如「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推翻財主天下悅」，「不做工的不該吃」等。同時又在「新世界」等群眾聚集處，散發反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傳單2萬張。群眾說︰「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了。」[23]第二，全黨工作的重點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此陳獨秀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也最多。中央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設立分部，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的合法的機構。中央指示各地區委領導人直接負責開展工運工作。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週刊》，最多時一期五千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發16.5萬份。這時的工人運動因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對工人宣傳教育，提高覺悟，同時發動和參加工人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本由張國燾負責，1921年10月後，張因率領中國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離去。李達主要負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馬林已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體事務，並不久就離開上海，到南方去拜訪孫中山，考察國民黨地區的政治形勢。於是全面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就由陳獨秀一人承擔。從宣傳教育到建立機構、從發動罷工時機到注意鬥爭策略、從結束罷工的談判條件到工會的建立和鞏固，等等問題，往往是由陳獨秀直接與工運骨幹、工人代表協商、佈置。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煙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煙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陳簽署的中共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年度工作報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的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如上所述，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面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一大」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二大」時達到「一百九十五人」，超過了150人的指標。五大區委得以成立，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着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着頻仍的軍閥混戰帶來的痛苦。」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說給了他另一種印象。「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第五、鑒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一個原來不瞭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只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面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聯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准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接着史太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太林、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只是為着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的，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的。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1922年1月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由張國燾、張秋白（孫中山指派的國民黨代表）、鄧培（鐵路工人）組成的代表團，促進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他問張秋白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回答︰「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張國燾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在兩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很滿意。[25]1922年3、4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上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6]因此，他只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27]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彙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但「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28]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瞭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志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系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岳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是革命派綱領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因此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間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還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酸楚心情，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他對外依靠列強，儘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是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但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29]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反對的是黨內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對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革命理論後，陳獨秀黨中央是堅決扭轉了「一大」時排斥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的觀念，而樹立起明確的統一戰線觀念。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是以黨的決議的方式，向全國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即反對封建軍閥——引者）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30]可見，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早在1922年就被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自覺地認識了。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似乎沒有理會陳獨秀「四六信件」的意見，而是站在馬林一邊，在7月18日會議後，立即簽署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要中共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31]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後初期的情況，由共產國際給馬林這位欽差大臣一把尚方寶劍，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聽共產國際馬林的。馬林（1883～1942），1921年初受共產國際委托，來到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第二，由共產國際負責人拉狄克親自主持擬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稱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質並努力創建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這表明還是強調把國共合作後的共產黨的獨立性，放在第一位。二、「這個黨將隨着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間日愈明顯的分裂而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的那一翼。」——這表明國共合作只限於統一戰線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應該退出國民黨。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一個小組，在全國開展工作，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組織中華民國。「如果可能，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是又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這是想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共產黨，即「黨內有黨」，這是後來造成國共合作無窮矛盾最後破裂的導火索，孫中山及其後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允許「黨內有黨」。四、「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體。」[32]從這四條內容來看，共產國際第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隨時退出國民黨的靈活性。而不是後來那樣，做國民黨的附庸，國民黨屠殺時也不退出。第三，由於馬林同時提議「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負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革命運動，而且這兩個國際「應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夠了，共產國際又作出了《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發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委任書》，委任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33]——這就是說馬林具有了相當於遠東局書記的權力了。這樣，馬林不僅是中國的太上皇，還是遠東的太上皇了。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次共產國際作出這麼多決定，卻沒有一個直接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而只是又給了馬林一把任意處置中共的尚方寶劍。為甚麼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看來，第一原因是陳獨秀「四六信件」還是起了點作用。就是說，一方面無法反駁馬林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由於另一方面中共竭力反對，強調中共的獨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獨立性的同時，把權力給你馬林，等你回去說服中共以後，再由共產國際作出正式決議。——這個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能不能通過，最後看你馬林的了。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當時俄國的外交利益出發，莫斯科正在做聯吳反奉的好夢。由於日本與俄國在遠東和我國東北地區爭奪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於日本，而直系為了與奉系及南方的孫中山爭鬥，有意表現左傾，向莫斯科示好，爭取援助；又通過李大釗向共產黨和北方工人表示友善，特別是對於他用兵有重大決定意義的京漢鐵路線上的工人群眾。這種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馬林所說︰「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而孫中山卻把掌握中原的吳佩孚視為他北伐的主要障礙。他的策略是與奉皖結成三角聯盟，先打垮吳佩孚。奉、皖也利用這一點，迎合孫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頻繁接觸。在1922年6月陳炯明背叛孫之前，他躊躇滿志，因此對馬林提出的聯俄聯共政策，不太欣賞，聲明在他「勝利結束北伐之前，要與蘇俄結成聯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34]現在只考慮與「蘇俄建立非官方的聯繫」。所以，共產國際這時討論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時，馬林都還沒有說服國共雙方同意。再加上當時共產國際執行的是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當然不可能作出明確的決定國共合作的決議和指示，只能靜觀事態的發展和馬林回中國後的工作，以使莫斯科保持進退自如的主動權。這種態度在這次馬林回國後利用陳炯明叛孫、逼迫孫聯俄聯共，又以國際的權威逼迫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莫斯科還沒有轉過彎來。以至於在這年11月，召開共產國際四大，拉狄克在發言時，當着陳獨秀等中國代表的面，竟然還說出要共產黨聯吳的話來︰當吳佩孚同張作霖打仗時，他有長江一線和那裏的兵工廠作後盾，但他沒有掌握北方的鐵路，控制鐵路的人被日本人收買了。他是怎麼辦的呢？他向年輕的共產黨尋求支持，共產黨派了一些黨代表給他。在戰爭期間，黨代表牢牢掌握了鐵路，供在那兒進行革命鬥爭的吳佩孚軍隊使用。在中國誰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誰就是為中國革命的發展而鬥爭後來，工人向吳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實現。由於這樣的支持，由於革命的資產階級力量實現了自己的使命，我們的同志在華北的工人群眾中站住腳。[35]把吳佩孚視為「革命的資產階級」，把反日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這是多麼錯誤的觀念和荒唐的邏輯。就這樣，馬林一方面因與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憋着一股氣，同時，又以那樣的身份和「全副武裝」於8月中旬來到上海，一面命令共產黨執行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一面做國民黨的工作。為此，他與國共兩黨領導人頻繁接觸，還把李大釗調到上海，幫助工作。因為李對孫和陳都有較大影響。這時，孫因受到陳炯明背叛的沉重打擊，處於「光棍司令」的極度困難和絕望的精神狀態中，所以，非常歡迎共產黨和青年團這批「新鮮血液」的輸入，以挽救國民黨。這也就是他非要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只同意黨內合作的根本原因。但共產黨內，除了李大釗等個別人之外，陳獨秀等絕大多數還是抵制共產國際的方針。於是，8月28–30日，在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決定。會上，由於陳獨秀等多數中央委員繼續反對馬林的意見，發生激烈爭論。馬林又說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陳獨秀反對，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馬林只得拿出「尚方寶劍」，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決定，不同意也得服從。陳獨秀無奈地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但他提出的條件是︰孫中山必須取消按手模宣誓服從他等封建獨裁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關於這一點，馬林在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認為是國民黨的缺點，所以是支持陳獨秀的。李大釗也表示支持。但張國燾、蔡和森仍反對國際的決定。會議表決，最後多數通過了陳獨秀的意見，但沒有形成文字決議，提供中共「三大」作出決議。如上分析，當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正式作出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但是，馬林卻充分引用共產國際給他的權利，壓服了中共中央。陳獨秀是一個言而有信、光明磊落的人，既然服從，就決不搞陽奉陰違的小動作。於是，我們看到他在思想上仍有保留的情況下，行動上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積極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密切配合馬林的行動。西湖會議一結束，陳獨秀即與馬林、李大釗一起去拜訪了孫中山。孫聽取陳獨秀等人關於改組國民黨的意見，在9月4日召集了國民黨各省市50餘名負責人開會，討論改組問題。會後，在孫中山同意改組並取消入黨時按手模宣誓效忠於他的情況下，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6日，陳獨秀等九名國民黨骨幹即被孫中山指定組成國民黨政務改進起草委員會。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又任命陳獨秀、廖仲愷等21人為國民黨本部參議。4月10日，孫中山又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發布命令，委任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與馬林共同制訂改組國民黨的計劃。孫中山與其他領導人討論這一計劃後，委託陳獨秀修改，制訂出一個更詳細的計劃，最後為孫中山所接受，開始改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