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 唐宝林-5

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東作為圖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地位。後來有人千方百計把毛澤東、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東側五四紀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這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陳獨秀與蔡元培校長合影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觸後，陳獨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捩點。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胡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裏，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等。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觸，特別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同時，他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親自撰寫的《文學革命論》印刷版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可注意的是：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胡適更在五年後用第三人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着，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26]胡適的這段敍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他求真務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27]舉薦胡適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里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适才26歲，而且此事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陳致胡信說到蔡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28]這年4月，胡適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5月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杜威教授等六人組成的主試者沒有通過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6月啟程回國，7月到滬即寫家信稱：「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里。」[29]陳因何來上海？與胡交談甚麼內容？至今材料厥如。胡回安徽老家後，9月北上到京，即任北大教授。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他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着，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欣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名聲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胡適等人大力推動北京大學的改革：革新學校領導體制，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校長領導制，仿歐美大學實行教授治校（胡適是此案創議人之一[30]）。辦法是成立蔡主持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員由各科兩名教授組成，實際上是教授會，蔡校長和陳獨秀等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廢除年級制，實行選科制（胡適稱此為「中國學制上一大革命」，亦是他所建議[31]）；在預科首先實行白話文教學，等等。怪才與幹將說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錢玄同在當時就被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在某些方面，他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錢出身於書香門第，舊學功底深厚，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運動。令人奇怪的是，錢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反過頭來全面批判傳統文化。許多學者探索過其中原因，不得要領。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沒有甚麼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覺今是而昨非，他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激烈攻擊了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桐城、文選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陳十分高興：「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32]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花兩個月時間寫出《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提出十三事：（一）以國語為之。（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五）書札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六）絕對不用典。（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之類。此事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極大。古書之難讀誤解，大半由此，符號尤不可少。惟濃圈密點，則全行廢除。（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33]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34]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大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份。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甚麼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把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干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面主張帶來的負面影響。1918年8月，《新青年》公佈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這些批評表明，錢的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間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同時也為錢作了最大限度的辯護：「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駡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甚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35]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拼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一稿。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思想家、語文改革活動家任鴻雋1918年致胡適信認為，錢玄同、劉半農演的「王敬軒」雙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信中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他找張厚載寫探討文學改良的文章，「也不過是替我自己找對方的材料。我以為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錢玄同對此卻十分不滿，回信說：張厚載的文章「實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36]受到保守派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批評，錢玄同，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他深深地陷入「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供稿，他始終怠工。1921年2月，在胡與陳討論《新青年》是「移京」辦還是北京「別組」一刊物時，錢在致胡信中聲明：「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志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37]這括弧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着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為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開始，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研究中外文學心得。陳進入北大後，邀請劉任北大預科教員。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回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38]他全面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着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研究民間文藝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儘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39]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四卷第三號。為了刺激輿論，擴大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齣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駡，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舉果然在讀者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40]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外國留學背景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志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駡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愿』；『學愿』者，真理之賊也。」[41]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他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記着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42]且看，連胡適這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溫和」的人都被稱為「頂頑固了」，那麼像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在中間派眼中會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可想而知了。魯迅寫作的引路人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新青年》創刊後，也一直注重發表譯著。但是，後來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43]於是陳獨秀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只注重發表周邊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44]經過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系列鬥爭的失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寂寞就象「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45]要不是陳獨秀的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啟明）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周豫才）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迅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魯迅這才「一發不可收」。據周作人說：陳獨秀讀了魯迅第一篇小說稿《狂人日記》、《藥》後，就表示：「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好極。他據此說，陳獨秀的「眼力是很不錯的！」後來又根據陳的意見，把魯迅這時期的小說「集攏來重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三年之後了。」[46]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籌備共產黨，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後，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47]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48]從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完全奠定了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49]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小說稱作「遵命文學」：自己是「遵命」而作，「吶喊」向前，一掃此前的那種消極悲觀情緒。他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他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50]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當陳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武器的形式。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看到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寫信對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51]陳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嘻笑怒駡，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呵！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他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自己的「隨感錄」一樣的。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則充分發揮、運用、呵護每個成員的專長，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到北大前，陳獨秀在安徽高等教育學校做過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的任命中稱為校長）。因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其策動的學生所驅逐。在他和應溥泉後繼任該校教務主任的周越然，這樣生動地回憶說：「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獨秀）：我決不答應。（學生）：你竟不答應，有甚麼理由？（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教務由我主任。」[52]陳獨秀1911年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只是第一次。以後一次是1919年離開北京大學，一次是1921年辭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教育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麼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陳獨秀從小厭惡舊教育，抵制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聯繫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陳獨秀的教育革命思想與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思想吻合。蔡不拘一格聘用陳為文科學長，說是看了幾期《新青年》後贊同其主張，顯然是指雜誌上關於教育問題的見解。陳一上任，立即在蔡支持下對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糾正人們對舊北大的錯誤觀念：「培養官僚」——學生上大學是為了當官。強調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開學典禮上公開發表演說指出：大學學生之三目的中，惟「研究學理」「始與大學適合」。為此，他主張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者恃有講義，或且惰於聽講。「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53]當時，陳獨秀把北大當作教育革命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試驗場。所以，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實行，例如：1917年春，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三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三到四年）。1918年改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1917年11月，多次約請胡適、沈尹默、錢玄同、陶孟和、章士釗等開會，討論改變文科課程。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及劉師培31票當選。1918年2月，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6月，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制度進行改革。9月，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議定陳、胡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54]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得力助手和夥伴。加入新潮社的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如：傅斯年（孟真）：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羅家倫（志希）：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委、主委；駐印度大使；去台後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顧頡剛（銘堅）：歷史學家毛子水（毛准）：教育家和歷史學家江紹原（誠甫）：教育家、宗教史學家汪敬熙（緝齋）：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何思源（仙槎）：教育家；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俞平伯（銘衡）：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郭紹虞（希汾）：作家、考據史家孫伏園（養泉）：作家、編輯家馮友蘭（芝生）：哲學家朱自清（佩弦）：散文作家、詩人張申府（崧年）：哲學家；中共旅歐支部創始者、周恩來入黨介紹人。任北大助教時參加新潮社。葉聖陶（紹鈞）：作家、詩人、教育家（並非北大學生）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大學生。以上這些知識精英，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和共產黨的對立面。黃侃在課堂上攻擊新文化時，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他們一度被陳獨秀懷疑是「奸細」，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1940年蔡元培逝世，陳獨秀對此大發感言：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陳獨秀又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55]這裏講的「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就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在北京大學的實驗。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年齡各相差12歲，都屬兔，所以後人戲稱這次實驗是「三兔鬧北大」。關於蔡元培與陳獨秀改革北大、民主辦校，還有不少故事，這裏只舉一例。據當時在北大英文學門（即英文系）上學的許德珩回憶：「陳獨秀來北大之前，雖然不認識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了，因為他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佈告牌子上公佈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佈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佈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佈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佈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為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56]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二人以後的關係很好，下面有所敍述。傳統黨史為了政治需要醜化陳獨秀，往往把陳獨秀描寫成愛發火，拍桌子，訓人罵人那樣的「家長主義」，「兇神惡煞」。實際上，他是一個很講理，也很風趣的人。前述對沈尹默字的評論，都是如此。馮友蘭上文中也說過一個故事：「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後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後，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於是就『哈哈』大笑起來」。[57]1918年夏參與北大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陳獨秀把腳伸到梁漱溟腳前沈尹默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攻其一點，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面，可見評人之難。在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他人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着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在全國培育一代新人1915年至1918年，以一人（陳獨秀）為首、一刊（《新青年》）一校（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特別是轉到北大後，《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毛澤東岳父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這一代人，包括《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週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作品，其中在《新青年》一至九卷共五十四號上公佈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還有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那就不止88人了。此外，除了北大的學生直接受到教育的以外，像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的周恩來（隨後留學日本）等，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一千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58]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敍述中表明，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麼，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鐘，如當頭一棒。」[59]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決不為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承認：「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甚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60]毛澤東說這一段話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是這一代人中受陳獨秀培育和影響最大最深者之一。早年毛澤東有與陳獨秀相同的思想歷程。從十七歲開始，毛澤東學習「新學」，閱讀《新民叢報》等維新派書報，對他們的思想主張贊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視為自己人生的「楷模」。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後，該校教員楊昌濟早已受《新青年》影響，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三綱五常和禁欲主義。他主張德智體並重、反對偏重於智、德而輕體育的思想。這些對毛澤東影響極大。他還着意栽培毛澤東，曾致信章士釗特別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懇切勸他重視毛、蔡二君，說：「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61]1918年，楊進入北大陳獨秀領導的文科當教授，教倫理學，與陳獨秀的關係更加密切，並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受楊昌濟的直接引導，毛澤東閱讀《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陳獨秀身上，並且從哲學思想到政治主張、文章風格，全面崇尚陳獨秀。他後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62]毛澤東學習楷模陳獨秀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是受楊昌濟的教育這雙重的影響，就是採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風，擁護陳獨秀、楊昌濟提倡的重視體育的主張，寫了《體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劃生」筆名（繁體字「毛澤東」三字筆劃數），寄給了心中敬仰的陳獨秀。陳獨秀立即將其發表，以表示對他的鼓勵和支援。1917年4月的《新青年》雜誌，出現一篇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偶然的。所不同的是，陳崇拜西洋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否定過多；毛則從中國傳統教育中，肯定清初顏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贊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這實際上否定了陳說的中國傳統教育中「惟有體育一門，從來沒人提倡」的說法。1917年9月22日，張昆弟在日記中寫下与毛澤東一起在湘江游泳後說的一段話：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閉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佈新之謂。[63]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繼而採取第二個行動，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64]的感受。從此，與陳獨秀產生了不解之緣。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給毛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以下論述。《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只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志救國的人。他在次年2月留學日本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65]但是，怎樣救國？當時十分茫然。他看到中國太弱，受前留日學生影響，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的打消了。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原來，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該卷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所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甚麼受振動。首先，他在1918年1月15日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第二天的日記寫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修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周在這年春節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青年周恩來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在17、18日的日記，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義無反顧回國，投入救國運動，由此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該刊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新青年》。[66]高一涵1918年2月在日本寫信給陳和胡，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作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67]通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從身邊的北大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份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