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5

印度总督召见甘地，希望他能动员国大党支持英国。因为在这之前，尼赫鲁曾表示，印度是否参战，要由人民决定，他表示坚决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国大党一些人反对他去见总督，但是甘地执意要去。他对总督说，他个人的意见是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是出于人道，他同情英法。　　之后他发表《我的同情》一文，阐明自己的观念。　　甘地的声明发表后，一些党派团体也纷纷表示自己的态度。　　1939年9月10日，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支持英国作战保卫印度，并且积极动员印度青年入伍参军，准备作战。　　18日，穆斯林联盟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提出只要给穆斯林以公平的待遇或征询穆斯林联盟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穆斯林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与英国合作。　　在这同时，国大党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发表长篇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但是如果英国仍然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国作战。决议还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承诺：是否战后即同意印度独立。　　就在这几天，甘地再次发表自己的声明，表示：“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是反对战争只有在非暴力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时，他又声称，尼赫鲁等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国大党的声明不反对大不列颠政府和人民，也是对自己同胞，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党内党外都应该支持国大党的立场，采取不同措施，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印度独立。　　他的这个观点与前不久的不同意国大党以危难为条件逼英国就范的立场有了较大变化。接着他又在他主编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我的难题》文章，充分将自己的观点抖出来。他认为，不管战争怎么残酷可怕，不管战火烧到哪里，他都决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去招兵买马、支持英国作战了。他反复强调，如果印度要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作用，也只能使用非暴力的武器。　　虽然他对英国人民深表同情和尊重，但他表示已对大英帝国完全失去了尊重与爱戴。因此，国大党要求印度只能作为英国的同等伙伴参战的主张，他是赞成的。他很明白，危险迫在眉睫，国大党不能没有他。如果他坚持己见，他们除了同意他的主张之外别无选择。在目前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甘地不见得如何自负了，他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国大党发生更大的分歧，甚至分道扬镳。于是在《我的难题》一文中，他又写道：“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　　这时，他想再次在全国开展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并挑选支持者到全国各地进行广泛宣传：“出人出钱打仗帮助英国打仗是错误的，惟一值得做的事是用非暴力抵抗去反对一切战争。”　　甘地的反复无常，引起一片反对声。甘地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其实种种责备非暴力的观点是不应该的，“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在某一特定问题上与我以前所作的声明始终如一，而是要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与呈现在我面前的真理相一致，其结果是我在真理中成长起来。”　　不久，甘地召见国大党领袖，与他们谈起用什么方法对待未来的战争。　　国大党领袖们表示不可能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于是他再次发表声明，声称：　　“如果印度完全放弃非暴力，那整个世界将暗淡无光，失去希望。我有不变 的信心，任何时候宁可死去也还是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他希望那些坚持非暴力抵抗的人，要“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政府决定放弃对甘地和国大党的争取，他们认为甘地的“无稽之谈”　　和国大党的筹码对他们没有多少益处。林利兹戈总督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公开表示不排除可能采纳穆斯林联盟的主张，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　　不过，这位总督来到印度之后，又在孟买发表一次演讲，试图又想给国大党妥协派一线希望，让他们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他说：“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并表示愿与甘地见面。1940年2月5日，甘地与总督会谈。失败。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宣称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力争印度独立。而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要求成立巴基斯坦。　　战局在发展。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临时政府。6月中旬，德国入侵俄国，国际形势突然转变。7月，英国当局宣布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并成立国防会议。　　甘地与国大党分歧越来越大。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主席阿萨德在会上作报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不是争取和平的机构，甘地的主张在党内无法实施。”甘地当即宣布引退。　　9月16日，全印度委员会又通过决议，请求甘地重新领导国大党。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紧急会议上说：“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们决定再度要求甘地任国大党的实际领导工作。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已经同意这样做，因为目前他和工作委员会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了。”　　甘地当即与总督举行会谈。总督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不会让你向任何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反战宣传既危害印度利益，也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　　甘地也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　　谈判破裂。　　甘地接着开始组织个别民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精心挑选了一名忠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骨干巴维走南闯北宣传，反对出钱出人帮英国作战，主张非暴力抵抗战争。结果被捕。《哈里真》周刊被迫停止。之后，尼赫鲁亲自出马举行集会并进行反战演讲被捕。从此接二连三，大批国大党领袖和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入狱。据资料统计，到1941年初，被捕入狱者达2500多人。　　直到1941年底，尼赫鲁等领袖人物才被释放。　　事实上，印度被看成是英国附属，它的真正利益对统治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丘吉尔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他要不择手段去哄骗印度去为英国的利益打仗卖命、流血牺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直抵印度国门。　　英国正逐步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无法阻止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以势不可挡的挺进趋势，动员印度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已成为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丘吉尔在社会敦促下，最后终于同意对德里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了把日本烧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战火扑灭，不得不作出保证，待日本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谁都知道，丘吉尔从来就不掩饰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蔑视，早些时候曾狂妄地宣称：“出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非主张肢解大英帝国。”　　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12月23日，国大党发表声明，表示同情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与国大党合作，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战，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　　但是甘地仍然固执己见。他认为丘吉尔的态度“是件有毒的礼物”，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印度立即予以合作，以暴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圣雄对国大党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非暴力信条，要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抗武器乃是非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免于印度的灭绝”。圣雄的眼帘中总是闪现出这样的动人画面：“一排排印度人，手无寸铁，用瘦弱的血肉之躯，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和烧红的枪口扑去；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残暴的敌人心慈手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在他非暴力原则指导下出现的奇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向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写信，表示，如果国大党决定与政府合作，坚持暴力抵抗，那就请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自己的责任。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在重读孟买决议案时，我发现各位委员是正确的，我却把它误解为一种原 文中不可能具有的意义。国大党抵制作战行动的斗争，所根据的理由并不以非暴力原则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上述错误的发现使我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进行斗争了……因此，请你们解除孟买议案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考虑到与甘地之间分歧太大，根据甘地意愿，免除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至高无上的虚有职务。　　1942年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再次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领袖。　　3月7日，仰光陷落，看来日本侵略的浪潮很快就要席卷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情况十分危急。丘吉尔授权战时内阁中的社会党同僚温斯顿·克里普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印度处理有关事务，调解印度各种派别之间的冲突，“促进全印度人民思想和力量的集中”，动员一切力量以服从于英国战争计划压倒一切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到印度，的确克里普斯是个最佳人选。他是位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要求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熟悉，还与真纳在处理律师应处理的案件中有过交往。而且他又笃信基督教，生活简朴，与甘地也应该可以打一番交道。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善言能干，机敏过人，这次出使印度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3月下旬他一到德里就公布了他从英国带来的丘吉尔战时政府认为“合理而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即“克里普斯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大致是：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自治领地位。　　2.大战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3.不愿加入联邦的省和土邦，仍可继续保持与英国现存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大战中，各党派支持政府作战，所有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克里普斯到达德里的第三天，约见国大党领袖阿萨德。阿萨德认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态，要在党内进行讨论。　　克里普斯的确很聪明，他觉得虽然甘地已不再处在国大党领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他请求与甘地面谈。　　一见面，甘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份草案是“破产银行的一张过时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么你还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圣雄对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国大党在党内充分讨论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样感到大失所望，并通知克里普斯，这份草案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因为英国缺乏诚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让步。克里普斯同样也被英国政府糊弄了。　　1942年4月13日。星期一。　　这天正是甘地的静默日。在静默之中，上帝给他的“心灵之光”突然使他产生了灵感，启发了这位圣雄考虑多日的问题。这个启示的成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退出印度”。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场新的反英运动的口号，同时也给甘地带来一场灾难。　　这一天，他顾不得许多禁忌了。他操起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退出印度，这是我对英国的最终看法，这个看法将不会改变；要取得战争胜利，惟一途径只有非暴力，这个看法我也不会改变。”接着他又会见了英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将这封信的内容重复一遍以后接着说，英国人必须立即放弃印度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使它处于无政府状态”。　　甘地暗中盘算，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攻该国了。　　这时的甘地似乎与英国记者谈得有些兴奋了，他脱口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救，而我让希求耐心来赢得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甘地虽然被免除了领导国大党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作为笼罩一切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有形地改变的。国大党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鲁早在十年前说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这一重大主张后，国大党领导再次登门拜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圣雄。请求他为准备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起草一份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甘地欣然接受。这位倔强的老人，只要不违背他所定的原则，什么事都好商量。他多次与国大党领袖发生分歧，但他却从不因为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统一，对国大党，他总是有求必应。而国大党的领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甘地的古怪与固执降低他的威望和对他的崇敬。　　关于这一点，连当时仅只24岁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记得1941年3月，她在欧洲生活六年之后回国，刚在孟买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电报，要她去看他，这时恰恰又接到了父亲来信说十分想念，尽快见面。但是英迪拉却仍然赶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见半裸的圣雄。　　她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他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她却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气氛，她继续说：“如谁该给他送吃的，谁该给他送报纸，都有严格分工，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有一次，他的围身土布洗好后晒在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我跑过去把神圣的土布收下来，我这只是帮个忙，因为当时我正闲着。没想到这里的人却认为我这样是乱插手。大概他们认为，圣雄的东西别人是不好乱动的。到了晚上，事情更糟，圣雄叫我参加祈祷会，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女孩。我们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这时有人窃窃私语，等到看见有人扶着我们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我站起来问： ‘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们坐的 是人家的位子。’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们只得另择位子坐 下。圣雄在这里培养了如此严谨的习惯，我实在感到惊讶。”　　这位未来的印度总理，5岁开始就在甘地身边跳来跳去。十三四岁时，正遇甘地发起行走丹迪抗议盐法的活动，为了表示对甘地的声援，她曾组织了“猴子旅”，像猴子一样行动，负责张贴标语，书写通知，寄发邮件，以及在毫不怀疑的警察鼻子底下传递消息。她的爷爷老尼赫鲁去世之后，她就把对爷爷的感情转移到甘地身上。　　从英迪拉自述和她的经历片断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甘地对晚辈国大党领导人的所遗存下来的巨大影响。　　圣雄不可能与国大党、与印度截然分开的。　　正如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说：　　“公道的天平，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冤枉；他们的行为虽微如芥子，……　　也要报酬他……”原文网址: m/zhuanji/gd/m甘地传　　上帝对圣雄特别恩赐。　　“退出印度”的口号的产生，甘地说这又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不管怎么说，甘地在危难受命，为国大党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已于1942年7月15日国大党在瓦尔达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虽然经过长达九天的讨论，但毕竟还是接受了圣雄的主张。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或者说是最后通牒。　　甘地在决议中写上了这样强硬的话：“本党主张英国退出印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加鼓动侵略者来到印度。如果这一要求不能接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　　一个月之后。午夜。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灯光黯淡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讲话的声音清晰而威严，他那皱纹重叠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与兴奋，细小的眼睛射出炯炯有神的光亮。他抑扬顿挫说：“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黎明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者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下去。”　　这个赌注下得过严。从子夜到黎明，既是近时目标，也是长远目标。　　黎明终究要来。黎明等到了，圣雄等到的不是自由，而是镣铐和牢房。　　英国人面对庞大的凶恶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计可施，然而对付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他们的智慧和武力显得轻松自如。在不到一个时辰，甘地和国大党所有负责人全部被捕入狱，英国当局指示要对这批“不听话的政治犯”关押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据英迪拉回忆说，她也同他父亲尼赫鲁一同打入地牢。　　甘地从牢房高高的窗口眺望诡谧的繁星，心里嘀嘀地唤道：“上帝啊，你是不是也睡着了？”以往的被捕他都有心理准备，这次却完全在意料之外。　　昨晚讲话后，他曾很有把握地称言说，这次讲话影响太大，英国政府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更不敢蛮干抓人。可是，现在偏偏被英国人抓了，又能怎么样呢？　　甘地被囚禁在黑暗的牢房无力回天。但是人民却不肯就此罢休。甘地与国大党领袖们被捕，导致了全国性群众反英运动的爆发。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抗议的声音，哪里有警察哪里就有反抗的搏杀。这场运动持续将近一月余，才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制服。　　有两名外国作家对甘地这次讲话所导致的结果作了如下评述：　　“甘地的讲话导致国大党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支持英国关于参战的努力，因而英国人对他们感激不尽。甘地的呼吁不但未能迫使英国人立即撤离印度，同时将来英国人撤退后，加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分治的危险。”　　这话不可当真，也不可不信，且不必管它。　　现在甘地坐在牢房里无事可干，只有掰着手指回忆囚禁生涯的时间。现在算来，在牢房里大概度过了五个春秋，共计1688天，其中南非249天，印度1439天。其实，他只算了过去，算不出未来。尽管有人称他为“先知”，但他深为遗憾，连这次该坐多长时间牢都算不出来，哪里有“先知”的灵性。　　他哪里知道这次一进牢房，就是一年九个月又 15天呢？如果把这个数加起来，应该说，甘地的囚徒生涯为2338天，其中在印度就坐了2089天的牢房，一生整整在牢房里待了六个年头。　　甘地被囚禁在邦拉维达监狱。这里是他几次光顾的地方。过去关押在此地，他还有耐心进行纺纱，一边口里喃喃地念着“吾主啊吾主”，一边把破旧的纺车摇得吱吱嘎嘎地响。今天不行了，年事已高，精力和底气都不允许这样做了。　　他不断地给政府写信，有时一天一封，有时是几天一封。政府如此横蛮无理地关押他和国大党领袖，他不能不气愤，不能就这么认输，他要抗议到底。信一封封寄出去了，就是没有回音，政府对他置之不理。　　禁锢的第五个月，甘地宣布绝食21天。这天是1943年2月8日。　　即便是如此，英国人也同样执意不肯妥协让步。丘吉尔在给副王的指示中说，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那只好悉听尊便。　　已是迟暮之年的老人，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这一点英国人也是知道的。2月10日甘地开始绝食，政府即发布声明，声称甘地自己决定绝食21天，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英国毫无关系。舆论控制在他们手里，话就随他们说了。　　绝食一开始，甘地就显得极大的不适应。到第四天，他便不能起床，到12天，健康严重恶化，心跳微弱，生命垂危。　　英国人尽管秘密地关注甘地身体，但是却仍无让步之意。看到甘地即将与死神见面了，他们便悄悄地为他准备后事，派了两名神父在监狱里手忙脚乱地准备筹备甘地的葬礼。夜深人静，一副火葬用的檀香木被神秘地运到邦拉维达监狱。他们等待着甘地死。　　这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的行为，引起全印度社会各界以及中美等国舆论界的愤慨，人们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但是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始终无动于衷。　　然而奇迹出现了。在绝食到第13天的时候，甘地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经过顽强搏斗，他逃脱了死神的纠缠，以坚强的毅力拖过了21天。这位耄耋老人又一次取得了战胜死神的经验。在21天绝食期间，他仅仅喝点盐水或桔子水。虽然他没有死去，但是他对英国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他决心不再呼吁、抗议，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晚年。　　甘地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对这一段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认为，他提倡以非暴力的方法来反对战争，这是坚持真理的表现，这种方法作为反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的形式来说，也是有效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总是置身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每当有机会与英国人谈判时，工作委员会便会采取一个“现实立场”，认为英国人只有在交出权力的条件下和印度提供合作的基础上，谈判才能进行。自己要求解除职务，而工作委员会又欣然同意，这也是斗争的需要，显然是一个绝妙的安排。然而，当国大党主席及工作委员会与英国人正式谈判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来征求自己的意见。虽然自己形式上置身于谈判之外，但自己的意见在确定国大党谈判者的政策上却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谈判破裂英国人显然不准备承认国大党提出的最低要求时，自己再度以反战、反英群众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并提出“退出印度”的口号，这是很正常的。　　他继续在沉思之中。我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自己的独立都遭到严重威胁的人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呢？即使独立可以由一个民族给另一个民族，英国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本身处在危险中的人们是不可能拯救别人的。　　但是，如果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进行殊死的战斗，而又具有一点儿理智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享有独立的权利。英国人现在应该有秩序地离开印度，不要像他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那样冒险。这种行动意味着高度的勇气，承认人类力量的有限和印度的正确行动。就在这次准备绝食前，自己还在致总督的信中这么说：“如果你要我行动老实，就请你说服我，让我相信自己错了，而我一定花大力改正。如果你要我代表国大党提出建议，那么，你就应该把我安置在工作委员会的各个委员中。我请求你下决心结束这一僵局。”其实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一点不过分，只是英国人什么都做不到。　　一个牢狱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支配社会的，英国人又铁石心肠，也就没有必要与他们讲理了。　　甘地开始在狱中读书，读书是他的终生爱好。他不仅阅读了莎士比亚、博朗宁、萧伯纳的选集，而且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把自己置于书海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慰藉。正如《纽约·传道书》上说：“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甘地的夫人嘉斯杜白，在甘地被捕后第二天也被捕入狱，与甘地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本来看起来就比甘地苍老许多，她敬佩甘地，但又常常为他担忧。在甘地的影响下，她也成为一名坚定的非暴力抵抗者。这次入狱，能与人们信仰的圣雄关在一起，她并无怨言，只是眼看着甘地绝食，一天天走向绝境，几乎走入黄泉，她的心揪得紧紧的，不久便重病在身，卧床不起。　　六十多年的患难夫妻，没有想到在七十多岁时一起被囚在一所监狱，一间囚室。这在世界上恐怕难以找到第二对。　　嘉斯杜白已经病了近两个月了，监狱并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眼看她的病情一天加重一天，奄奄一息，甘地本不想再向政府说什么、申请什么，但是这时他忍不住还是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她治病，并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监狱看护，准许他们的儿子来狱中探视。　　焦急地等了一个月，政府不作任何答复。甘地不甘心，再次向政府写信，要求给夫人治病，否则他申请关到别的监狱去，以免眼巴巴看着夫人在没有得到任何医疗和护理的情况下而活活折磨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匆匆忙忙派来一名医生。她患的是急性支气管炎，医生决定注射盘尼西林。甘地得知非得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到夫人体内，他认为这与他一向提倡的原则有悖，便断然拒绝洋医生接触嘉斯杜白的身体。　　1944年2月22日。悲痛的日子无情地降临了。　　嘉斯杜白在甘地的怀抱中停止了她的呼吸。　　甘地没有眼泪。他守在夫人的遗体边，想着他13岁结婚的情景，想着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想着她对他倡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解和参与，往事历历，浮现眼帘。她以她无私的情怀向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　　他是她的骄傲，她是他的依靠。　　面对夫人安详的遗容，他轻声地咏诵起《薄伽梵歌》和《新约·约翰福音》，生怕声音大了，影响夫人的安眠。　　《薄伽梵歌》说：　　与梵合一心境舒畅，　　既无欲求亦无忧伤，　　对于众生等同看待，　　此为对我至诚敬仰。　　《新约·约翰福音》说：　　信的人永生。　　《薄伽梵歌》又云：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因此，履行无可避免的责任时，你不该哀怆。　　在甘地的迫切要求下，政府只好答应让甘地的亲友们到监狱来为甘地操劳终生的夫人送葬。　　英国政府原来暗中为甘地准备好火化用的檀香木，现在只好用来火化他夫人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夫人的遗体慢慢化为灰烬。甘地再也止不住悲伤的眼泪。生离死别的滋味，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拄着他用了多年的竹拐杖，站在火堆边长达六个小时不肯移开半步。在甘地眼里，那急急上蹿的火苗，为夫人搭起了升天的阶梯，那沙沙作响的声音，为夫人正唱着凄楚的挽歌。　　永生！永生！……　　他喃喃自语地为夫人祝福着、祈祷着。　　嘉斯杜白的去世，对甘地打击太大，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健康也每况愈下。病痛和阿米巴痢疾随之上身，不久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丘吉尔怕甘地在战争胜利之时死在英国设立的监狱里，出于无奈，只得下令释放了他。　　这是1944年5月的事。从入狱到今天，他又在监狱里待了1年9个月又15天。甘地回到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开始很久时间神情恍惚，在朋友的照料劝告下逐步好转，身体也得以慢慢康复。这时印度发生饥荒，副王赶紧电告丘吉尔，印度饥荒严重，若无过硬措施，恐怕有变。首相丘吉尔则在电报中简明扼要地答复说：“为什么甘地至今仍活在人间？”　　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前来拜访甘地。走进房子，看到下面一番景象：　　三位门徒正苦练瑜伽。一个双脚朝天，头顶地面，全身保持异常稳定；一个门徒双腿盘坐，闭目冥思，人间凡尘退缩千里之外；一个躺在地上，光身的肚皮上放着一只偌大的装着沙土的布袋。而甘地正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平实从容。　　造访者看到这个场面，感到非常诧异，人们日常传诵着的圣雄其行为竟如此随便。他不禁大笑起来。　　“你为何发笑？”甘地从马桶上站进来，双手操围土布。古铜色的上身，显得皮薄无肉。　　“巴布，①”客人说，“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人体颠倒，一个追求虚无，一个乐于昏睡。而你自己却坐在马桶上看着你的弟子练功。您想想，您能带他们解放印度吗？”① 巴布：父亲之意，也指对长者的称呼。　　“怎么不能呢？你读过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吗？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清静胜热，静为天下正。意思是说，天下最美好的东西似乎也有欠缺，但它永远也用不坏；天下最充实的东西也有空虚，但它永远也用不完。最直的看起来好像变曲，最灵巧的似乎十分笨拙，最会说的人好像缺乏口才。疾步可以战胜寒冷，安静自会生凉以克服炎热，做到清静无为便可统治天下。”说完，甘地也张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起来。　　甘地想：我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使我停顿下来放弃斗争。　　确实如此。甘地没有放弃斗争，他不可能放弃斗争。不过，熟悉的人也不难发现，甘地在斗争的策略有了些许的变更。　　不久，《新闻纪录》报记者斯图尔特·吉尔德采访他。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说了自己的看法。报上是这样报道他的谈话的：　　“他今天所要求的和1942年所要求的不同。今天，他对一个完全能控制内政的国民政府可以感到满意，但是1942年就不是这样。”　　这不是一次一般性的随意之谈。　　报道继续写道：“这是我（甘地）为结束目前僵局而作的个人努力。这些话与其说是向人民说的，倒不如说是向要当权的人说的。”　　在报端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甘地又写了两封信给总督，再次直接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信中说：“如果英国当局宣布印度立即独立，并且印度成立了向中央议会负责的政府 （宣布独立与成立政府的问题， 仍应服从下一个条件，即：当战争尚未结束时，军事行动应按目前情况继续进行，但不得使印度承担任何负担），我就准备建议工作委员会宣布：鉴于形势的改变，根据1942年8月决议而举行的群众性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能再提出，同时国大党对于作战行动也应给予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方面有获至解决的愿望，应当以友好的会谈代替通信，敬希裁夺。”　　这两封信中，甘地都重复强调他重大的让步性原则：只要求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成立国民政府，国大党将在战争中给予合作。他尽可能避免“退出印度”这样使英国人感到扎眼的词汇。但是英国人却只给他如下答复：　　“在战争期间，对宪法作任何修改都是不可能的。你所建议的国民政府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向中央议会负责。”　　看到这样的答复，甘地冷静地说：“英国人是疯狂了！”　　今天又到8月7日。甘地想起这个日子，心灵感到了强烈地震颤。老朋友泰戈尔在1941年的今天走上了“天堂”，而自己还苟延残喘地活着。记得他是在动了手术一个星期之后病情恶化、停止呼吸的。甘地好后悔，为什么不去动员他拒绝手术呢？为什么不去动员他用用我们的水疗法或者土疗法呢？可惜那时他去了孟加拉。这位伟大的诗人，毕生对神明、人性和生活都抱着信念。他是那么富有感情，没有痛苦的感受是无法活着的，不管哪种痛苦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是那么敏锐，能洞察一切迷误。他在去世前曾写过一首歌，震撼人心。他希望在他去世时唱这首歌。现在每年他的祭日人们都在唱这首歌。甘地这两年一直忙于斗争，没有唱过。今天，甘地要唱了。　　他摘下金丝眼镜，用迷花的眼光凝视苍天——那里是他的“天堂”，轻轻地唱了起来，他盼望泰戈尔的亡灵能够听到——　　前面是宁静的海洋，　　喔，舵手！　　放下船！　　你将成为永恒的同伴，　　把我抱在怀里，　　在无限的道上，　　点燃永恒的星火。　　解放者，　　你的宽恕，你的慈悲，　　成为我无限旅途的永恒侣伴。　　让死亡的桎梏消失，　　让广大的世界伸臂把我抱在怀里，　　让我内心获得对巨大未知的认识。　　经过这一段时间痛苦的沉闷之后，印度民众对独立的要求再度强烈起来。国大党改变了斗争策略，主动与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合作，在国内威信逐步上升。　　时间将到1944年8月9日。人们纷纷要求要在这一天举行全印度盛大示威游行活动，纪念二年前的今天甘地与国大党所有领袖被捕，抗议政府的暴虐，要求印度立即独立，英国人“退出印度”。甘地则不主张这么大动干戈。　　他耐心地劝道：“不要忽视警察当局对这一天的特别禁令，孟买除外”，“即便是孟买，这个最容易会见我们的地方和举行过英雄的1942年8月会议的地方，对警察的蔑视也只能是象征性的”。　　自出狱之后，甘地的态度时而不温不火，时而反复无常，人们对他多有疑虑，有人甚至骂他是亲日派。对此，甘地专门发表一次声明，说：“我一向坚持用非暴力不抵抗的原则解决问题。过去在运动中，有人采取了破坏行动，许多事情是利用了国大党或我的名义来进行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印度必须独立，英国必须退出印度。但是只有通过非暴力抵抗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能结束英国或其他外国在印度的统治。不管我的态度怎么变，这个根本的主张是不会变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各种猜测就与我无关了。”　　其实，对这一点，他刚出狱时，在浦那国大党举行的集会上，就曾经侃侃陈词：　　“你们对我的信赖真使我不知所措。我的偶然获释已使人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我对自己是否能值得如此厚爱和信任表示怀疑。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我有多少力量，都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献身真理和非暴力运动这一事实。”　　如果说这些言论还不足以表达甘地胸襟的话，那就只有请上帝做主了。　　上帝是公正的，他对裁判这一类问题不会缺席吧。　　当然有一点也是应该解释的。现在自己的身体时好时坏，甚至衰弱不堪，有时候保持沉默，是保存体力的需要。当然，“非暴力抵抗者生病也是件不光彩的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上帝的人”。原文网址: m/zhuanji/gd/m甘地传　　“亲爱的真纳兄弟”。这是甘地的话。这话是他1944年9月说的。　　在我们展开叙述甘地与真纳兄弟之间的交往之前，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对印度教和穆斯林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最古老而又最复杂的或许就是印度教了。印度教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而目前还活动着的宗教大部分都起源于16世纪左右。印度教可能是最宽泛的宗教，从最原始的万物有论到最为高级、复杂的哲学体系都可以被它包容。它以这种宏大的纳容态度承认了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神，它们的寺庙与祭司。因此对印度教来说，可能的宗教观点实际是无限的。　　印度教被看成是三种其他宗教的源泉。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两次改革运动中，耆那教和佛教就从印度教中分化出来，并向传统印度教观念展开挑战。　　有一段时间，印度教几乎被这两种新教所取代。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内，印度教不断吸取它们的特色，又重新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穆斯林侵入印度，锡克教作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混合物于15世纪诞生了。不过它从来就是一个少数派的宗教。　　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不同的是印度教没有一个确定的创始人。尽管在它的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但没有一个人的教导能成为后世印度思想的源泉。　　印度教的基本经典是吠陀书。吠陀书的意思为“形象的知识”。吠陀书分四部：第一部《梨俱吠陀》，主要包括一些神话；第二部《耶柔吠陀》，它主要是献祭时的诗歌；第三部是《娑摩吠陀》，收集了祭司献祭时的颂词；第四部为《阿闼婆吠陀》，普通人向神祈祷时驱邪的符咒之语。每一部吠陀书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通常是对神的赞颂；第二部分主要是指导崇拜者如何正确进行祭祀等活动；第三部分指导隐士的宗教事务；第四部分称奥文书，由哲学文献构成。　　《摩奴法典》是古典时期的另一部有关道德教义的书。它的基础之一就是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源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雅利安社会早期的分裂。法典把这种分裂视为神定的。法典将种族分为四种，即：婆罗门（贵族、僧侣）、刹帝利 （武士）、吠舍（农民及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 四种种姓中还可分成三千多个小种姓。甘地一家属于第三种姓，即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被蔑称为“贱民”。　　不可接触者占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之多。他们虽然是印度人，但是由于前世犯下了罪孽，按法典要求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他们的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很容易被人认出。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因为其他印度人害怕与他们接触，受到玷污，如果一接触，必须举行洗身礼仪。据说，不可接触者的脚印也会亵渎婆罗门居住区街道。当一个不可接触者和一位享有种姓的印度人相遇街头时，前者必须站立路旁，避免自己的身影玷污后者。任何享有种姓的印度人不得和不可接触者一起进餐，也不得饮用他汲取的水，或者使用他接触过的器皿。不可接触者无权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禁止入学。直至死亡，他们终身是下贱人。死后他们的身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生活贫苦，不可接触者无力购买足够的木材火化，部分未能完全火化的遗体被抛进河里，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他们的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不可接触者可当奴隶一样贩卖，价格相当于一头牛。他们从事的劳动通常是认为最卑贱最肮脏的，如掏粪便，打扫街道，捡拾垃圾。不可接触者惟一的特权是可以不奉行素食主义。从这里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甘地以解救贱民为己任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气魄。　　《摩奴法典》还论述了人的再生状况，也叫生死轮回。说人如果因身体的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非动物；因言论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鸟兽形象；因思想错误将转生为最低贱的种姓。如果只行善事，则会转生为神。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视为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史诗。它的基本教导与宗教含义很多，明显的教导是个人应肩负他的种姓职责，种姓义务被抬高为宗教的责任。它也表现出对各种个人解脱之道的开放性。人可通过苦行、沉思、献身或者崇拜神，或遵从他的种姓的准则与各种途径达到涅槃。正是因为这一点，被视为世界性宗教中最宽泛的宗教。可见其它。　　印度教信仰三位神。认为“梵”是最实在的观点，是印度思想的核心，它有三个形象和作用：创造、维护、毁灭。而梵的每一个作用都是通过一个神来表现：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神；湿婆——毁灭神。　　穆斯林，意为“服从者”，为伊斯兰教信仰者的统称。它是最年轻的世界性的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拥有三亿多信徒。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安拉，实际上也是其他宗教以别的名字所崇拜的同一种神。他是宇宙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安拉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的先知使人民知道自己，但最好的最后的启示是在公元七世纪赋予先知穆罕默德的。根据他的教诲，信仰者的生命只有一次，信仰者怎么生存将取决于他们怎样度过永恒的存在。在一次生命期间，信仰者必须服从安拉的意志。要成为一个好穆斯林，必须要做的事称为“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五大支柱是：念清真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 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的礼拜 （每天五次——早晨、中午、 下午、黄昏、夜里）、纳天课（教徒应当与穷人分享自己的财产）、斋戒（斋戒期间白天不允许吃食物、喝水、抽烟、性交）、朝觐（每年一定的季节，到麦加城朝拜）。　　伊斯兰教的经典称为《古兰经》。“古兰”是“朗读”、“背诵”之意。　　《古兰经》记述的是安拉的训言。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恰逢良机，它产生在阿拉伯人形成统一力量的准备时期，又时逢拜占庭帝国内部腐败，残酷暴政即将崩溃之际，波斯帝国也脆弱不堪。在先知死后的一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统一的军事力量，它征服了巴勒斯坦、波斯、埃及，横扫北非，进军西班牙，以后又征服了整个中东，进入印度、中国，甚至太平洋的一些岛屿。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敏感，尽管这两种宗教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依然在印度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年。它们主要不同的特点是：　　穆斯林教是坚定的一神论者，印度教徒却倾向于信仰无限多的神；穆斯林否认能以任何形式表现安拉，印度教徒却用许多图像把庙宇装点得富丽堂皇；穆斯林偶尔向安拉献上一头牛作为燔祭，印度教徒却视牛为神圣，保护它们免遭伤害；穆斯林认为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而印度教徒一直遵循种姓制度，使社会划分成等级，高等阶级比低等阶级有更多的宗教特权。　　甘地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穆斯林。甘地年长八岁。他们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真纳也曾在伦敦留过学，当时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律师。真纳于1906年“选择了国大党作为自己活动的政治组织，因为只有通过这个组织，他才能为人民的政治进步有效地尽到自己的责任”。1920年12月在那尔普会议上，“真纳强烈反对改变国大党宗旨，他不顾大多数听众的激烈反对，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自此以后，真纳就脱离了国大党”《真纳传》）。　　早在 1931年秋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上，穆斯林代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发言中曾这样论述印度穆斯林国家的使命，他说：“如果从同族同种的印度这个概念出发来制定宪法，或者把英国民主精神所规定的原则应用于印度，那就是无意中试图在印度制造一场内战。……我希望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被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我认为，一个统一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形成将是穆斯林的最后命运。”　　到1944年，国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停止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更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更加明确坚定。自真纳脱离国大党后，便加入穆斯林联盟。现在他已成为穆斯林联盟的绝对主宰者。广大穆斯林表示坚信真纳的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这一年，甘地出狱，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获释。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日益加剧，显然不利于争取印度的独立。甘地面对这种形势，不可能等闲视之。他请求会见副王，没想到遭到断然的拒绝。　　他知道英国政府一直对穆斯林主张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隔开来的要求持鼓励态度，并利用这种不和谐作为继续占领印度的藉口。与此同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沙浦洛和前马德拉省省督拉贾斯进行谈判，意在团结穆斯林共同为争取印度责任政府而斗争，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就是以穆斯林不愿参加这个政府为由而拖延不干。但是会谈也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就在这年的3月23日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时候，真纳曾发出文告，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告说：“我们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巴基斯坦和赢得我们的自由更近了。……穆斯林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　　但是，圣雄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生炽热地相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理解并为此而努力工作。他还常为解决宗教间的对立而绝食。他从不轻易就相信失败，就算他对此忧郁不堪，但他绝不会感到沮丧。7月17日，圣雄给真纳写去一封信，建议他们俩在一起坐下来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甘地的信充满诚意并且非常恳切。信中说：“请不要把我看成伊斯兰教或印度穆斯林的敌人。我一向不仅是你本人而且是人类的朋友和仆人。亲爱的真纳兄弟，请勿使我失望。”　　真纳复信表示，愿意在家接待他。　　9月9日，甘地赶往孟买真纳家中进行会晤。两位领袖的谈判一直进行到27日。会谈结束当天，双方在一项声明中宣布会谈失败。并把会谈期间彼此之间的通信交给新闻界发表。　　事实上，甘地在会谈中冒着众叛亲离的危险，承认了巴基斯坦的原则。　　但是，他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应该通过西北和东北全体居民的投票来决定。　　真纳坚决反对。他们双方的态度，在他们会谈过程中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甘地给真纳的信说：“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真纳给甘地的信说：“你说你渴望代表印度所有居民，我很抱歉，我不能认为你的话是对的。你除了代表印度教徒之外谁也不能代表。不但穆斯林，而且印度其他人民的真正幸福都有赖于印度分治。”　　甘地回答说：“如果你的信是定论，那么希望就渺茫了。能否保留在两个民族问题上的分歧而只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