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4

领袖，而“红衫党”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他组织的游行实属“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几周内，全国有10万余名男女包括一些国大党领导和党员被投入监狱，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白沙瓦，两个排的印度籍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也遭到血腥镇压。　　非暴力抵抗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专做冒犯政府法律的事情。英国人很恼火，总督多次颁布针对非暴力抵抗的禁令，但是很难奏效。　　5月4日午夜，刚睡不久的甘地被3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了！”　　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一场风暴更加猛烈地席卷全印。孟买约五万纺织工人、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在甘地被囚禁的浦那，一些正义之士为了甘地的被捕表示抗议，毫不犹豫辞去了很体面的职务和工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地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与此同时警察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镇压，开枪杀人捕拿无辜。西北边省动用了军队、飞机和坦克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6日，500吨炸药被残忍地投掷到帕坦居住区。但是，越是镇压，人民越是奋起抗争，红衫党人数本来只有二三百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八万人，旁遮普在血腥的镇压下诞生了一个“自由党”。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带领群众赶往孟买附近盐场冒死抢盐，结果被捕。6月5日，也就在甘地日那天，国大党在阿拉哈巴拉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按照甘地的11点要求坚持斗争，并呼吁印籍军警放下刀枪，站在同胞一边，参与印度独立自治斗争，为自己争取一个光荣的经历。同日，孟买又有近七万工人罢工游行。这一时期尼赫鲁父子先后被捕。　　总督眼见天下大乱，失去民心，局面无法收拾，便有意放出风来，表示自治领地位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并决定授权贾雅卡前往狱中与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谈判，同时，准备召开圆桌会议。7月23日，贾雅卡来到耶拉伏达监狱，谈判可以，但是要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并致信尼赫鲁父子，表明自己的态度，请尼赫鲁先生定夺。与此同时另一名代表总督的特使则在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晤面。但是尼赫鲁父子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他们要得到工作委员会和甘地的态度才能表态，随后父子两人给甘地也写了一封信。　　为了便于谈判，政府把尼赫鲁父子从内尼监狱转移到耶拉伏达监狱，好与甘地以及同囚在此狱的奈都夫人一起同总督特使会谈。从8月10日起，谈判三天，甘地等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脱离英国的权力；同意按照印度人民的意愿建立对印度人民负责的、受印度人民信赖的政府。总督断然拒绝这些要求，并且在谈判之后，将国大党主要领导全部捕捉。这时国大党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如此，国大党一直也未放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城市罢工不断，焚烧洋布的活动不断，农民的抗税活动不断。强行镇压对于今天已经觉悟过来、敢于反抗的印度人民，已经没有多大效力了。政府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在这个情况下，英国政府突然从一个暴君的立场转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绅士立场”，决定召开圆桌会议，会议将由英王主持，英国三个政党和印度国大党以外的各团体代表参加，专门讨论印度问题。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召开。在没有印度国大党参加的会议上，工党政府与印度“代表们”讨论了印度立宪机构，“原则上同意”印度各土邦参加全印联邦，由印度人执政，但是全印联邦的外交、财政和防务仍由英国人执掌。印度“代表们”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表达印度人民的意愿。会议结束时，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故作姿态说，下一轮圆桌会议希望由国大党代表参加。而在这前三天，也正是这个麦克唐纳在会议上企图利用甘地来欺骗印度人民，暂许甘地出狱。　　1931年1月26日甘地及所有国大党领袖被释，欧文总督并下令撤销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这一天正是印度独立日一周年纪念。人们对甘地等获释欢欣鼓舞，全国各地纷纷集会以示庆祝。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庆祝活动，向新闻界发表演讲，表明这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谁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参加活动之后，甘地行色匆匆赶往阿拉哈巴德。　　德高望重的老尼赫鲁已经病入膏肓。这位元老，在这场斗争刚开始时，就预感到有此不妙，正如奈都所说，收拾好我们的牙刷，准备去坐牢。果然不出所料。当甘地与他的70多名敢死队向盐海前进到江布沙的时候，老尼赫鲁约了他的儿子一起在此等候，与甘地交谈了几个钟头，分手的时候，甘地一行再次上路继续他们的行程，他看到甘地拄着拐杖，走在群众的前头，步伐稳健，面容和平而勇敢，元老很有些感伤。他本来没有理由被捕的，只是儿子尼赫鲁被捕后，自己代表工作委员会主席，而且作了一系列决定，并在运动高潮期间，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号召警察和士兵不能把枪头对准自己的人民。他本来身体不好，加上负责非常时期党的工作，的确筋疲力尽。按照他的想法，只等尼赫鲁和甘地出狱，他就完全休息了。当然，他认为，作为达到伟大的民族目标的重大行动，他有着坚定的信念，虽九死也无一悔。　　甘地深夜到达阿哈拉巴德，老尼赫鲁还在等待着他。甘地的到来，以及与他简短的谈话，使老尼赫鲁感到了极大的安慰。老尼赫鲁的夫人也同样很兴奋，仿佛甘地一到，老尼赫鲁的病情就会好转一样。然而他这时已经像一只受了伤的狮子，奄奄一息。甘地面对这位战友，也不敢提出他最为相信的水疗、土疗之法了。老尼赫鲁拉着甘地的手说：“圣雄，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来不及看到独立自主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不久将获得自主。”　　国大党其他的领袖们出狱后也都赶来看望这位老人。不久却都因工作慢慢离开了，只有甘地仍然留在这里守候这位老朋友。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与世长辞了，他们一家都在悲痛之中。甘地主持为老尼赫鲁操办了后事，而且他一直都在这一家人身边。葬礼那天，甘地发表简短而感人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这位斗士为印度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正在这时，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印度“代表们”回到国内，一抵岸，他们就大肆宣布英国的诚意，说印度自治领地位有指望。面对这一个情况，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与欧文总督直接进行一次谈判。甘地非常乐意。　　立即给总督拍去一份电报，提议会谈。　　总督同意。　　甘地于16日到达新德里，17日开始谈判。这时国大党中青年也赶到该地，作甘地的后盾。　　对副王同意与甘地谈判，温斯顿·丘吉尔十分不快。他坚决反对放弃印度，认为丢掉印度，将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位强硬派人士对甘地十分瞧不起，谈判期间，丘吉尔发表了很不友好的言词，他说：“瞧那位伦敦法学院毕业的善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身子，瘦如骨柴，居然还心安理得地与副王平起平坐，进出王府，装模作样与英王的代表一起用餐喝茶，真是令人作呕。”　　这话传到甘地耳里，他并不表示什么，只是心里嘀咕，你丘吉尔还没有资格与我圣雄平起平坐哩！　　有一天下午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只将甘地的晚餐送到副王府官邸。那时甘地只吃枣子和奶。甘地用的餐具是从耶拉伏达监狱里用过，后来带出来的罐子。副王极有兴趣地望着甘地。当甘地用勺子从罐子里舀出枣子时，副王询问他吃的是什么，甘地笑着说：“先知的食物。”副王站起身来，探视着罐内，想看看甘地指的是什么，甘地则自豪地用勺子敲敲罐口，面无表情道：“这是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罐子。”欧文只好不置可否地笑笑，坐下。　　谈判继续进行。国大党坚持如下条件，始终不予让步：一是停止对国大党和印度公民迫害；二是允许印度人民自制食盐；三是禁止洋布；四是调走并处理警察的罪行。政府方面也不让步。谈判陷于僵局。甘地征得国大党中常委同意，为了使自己的条件在谈判中让对方接受，提出可以考虑停止非暴力抵抗。欧文表示可以商量，但是非暴力抵抗应该彻底放弃。甘地反对，他说，这是人民手中的武器，只能暂时停止，不可能中止和放弃。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终于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以茶代酒，举杯相庆。　　25年后，已是哈里菲克勋爵的欧文回忆说：“我十分尊重那位了不起的身材矮小的伟人。”　　1931年3月，甘地—欧文协议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包括：甘地同意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但要求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所有政治犯。在修改食盐的问题，双方意见仍不一致，但是英方同意松动，允许人民自采自制，不过只能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议并不满意。而政府方面则根本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比如释放非暴力政治犯，有的地方则公然不执行，有的则将政治犯改为暴力犯。在拉哈尔，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三名政治犯就即将被判处死刑，甘地到处游说，未能改变政府决定，导致群众集会示威，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死伤无数，入狱者达几百人之众。但是甘地仍然十分冷静地告诫国大党的同事，要坚守诺言，这样我们才能取信于社会。甘地的做法也使许多群众不理解，有些人还当面指责他出卖工人利益，并有人游行，高喊“打倒甘地”的口号。尼赫鲁这时身为主席，深深感到今天有了这个协议来之不易，不应该就让这个成果在没有运行之时就流产，在他的支持下，国大党全印度委员会1931年3月29日在卡拉奇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欧文协议，并提出由甘地代表国大党出席英国第二次圆桌会议。这个时候，甘地则反复与欧文总督交涉，5月中旬又与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照面，要求政府履行协议。没有结果。面对这种情况，甘地在出使英国之前，发表谈话说：“我极可能是两手空空而归。”　　同年8月29日甘地乘船去伦敦。　　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这一天是星期一，恰好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便只得在祷告时向上帝请示，希望允许他破戒，因为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利益前来参加会议，他不能在今天缄口不语。这一天他发了言。　　他相信仁慈的上帝不会怪罪他。　　甘地坚持不住豪华宾馆，而是住在伦敦贫民区服务中心，他感到自在舒适。他很快赢得了英国工人们的信任。他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诙谐幽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缠腰巾时，他机智地答道：“你们穿的是灯笼裤。而我穿的是超短裤。”　　的确，他的装束与会议代表那种西装革履格格不入，但是甘地丝毫不觉得别扭，哪怕他常常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也毫不在乎。12月1日会议结束那天，英王要召见所有代表，有人告诉甘地，再是如此装束似乎不大雅观吧。　　甘地则表示，如果你们觉得不雅，那我可以不见你们的英王。有人问他，你着这样的装束，是真的感到合适？甘地笑笑说：“英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让我穿。”　　甘地在会议上提出印度自治和发展问题，没有成功。参加圆桌会议的其他印度代表一概倒向英王方面，英国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点头。甘地看到这种状况，感到悲哀。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到会作了会议结论，大致内容是，印度政府只能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力，其他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控制。甘地不顾会议程序，当即站起来发表声明，强调国大党的立场，他说：“国大党立场并不是要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印度人民从奴隶的地位挣脱出来，获得自由。”　　趁这次会议的机会，甘地访问了英国一些地方。他先后访问英国四次，但是当年那位走在大街上，身穿英国战前绅士传统服饰，头戴丝质礼帽的甘地，谁也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他没有任何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圣雄，半裸、浑身充满传奇色彩，到处传着他的奇闻轶事，情况就与过去截然相反了。人们都在谈论他、报刊也在关注他，包括他的言谈，包括他的举止。许多英国人同印度人民一样，都渴望与这位圣人相见，特别是乐于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具有吸引力、启发性、外加煽动性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总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沟通。这使甘地想起早几年，在印度真理学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名来自英国的甘地的信徒。她对甘地是那样的崇拜。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贝恩。她后来在报纸上撰文回忆说：“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一位瘦小而皮肤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来。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识，只感到被一圈灵光笼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把我轻轻地扶起，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将是我的女儿’。我又恢复了现实境界的意识。我看到一张 微笑的脸，双目充满慈爱，柔和的眼神中闪烁着坚毅，这就是圣雄，我终于见到这位伟人了！”　　这次到英国，米拉·贝恩也来了，她正陪同甘地访问了失业人数最多的兰开夏。在那里，甘地与失业工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同情他们的遭遇。甘地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你们有300万人失业，而我们印度则有3000万人失业。你们失业救济金是70先令，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只有7先令6便士。那种悲惨的情景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失业，人们缺乏自尊和对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堕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带给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有给他们带来工作的神谕时，我才能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千百万失业者来说，对他们谈论上帝没有任何用处，对他们来说，面包和黄油才是他们的上帝。”听着他的演讲，兰开夏的失业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认为在印度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圣人关心着失业者，应该说，这是印度人民的荣幸。　　会议之后，甘地对法国、意大利、瑞士进行游行访问，每到一地，都有数千名当地群众热情围观欢迎，争相亲眼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著名作者罗曼·罗兰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罗曼·罗兰家住了五天。罗曼·罗兰是欧洲第二个为甘地作传的人。他与第一位为甘地作传的约瑟夫·多克所作的传记各具特色。多克曾经在约翰内斯堡与甘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对甘地的生活工作进行细致观察，而这位法国作家在撰写甘地传记时并没有见过甘地。　　罗曼·罗兰后来用他非凡的笔力，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带着眼镜，满口无牙，穿着白色外套，但赤裸的双腿如同苍鹭的双脚一样纤细，修过面的头上有零星粗发，未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了。他干笑着走近我，嘴巴张得很大，如同一条愉快的狗在喘气。他很快伸出双臂抱住我，将自己的面颊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他那灰白色的头贴近了我的面颊。我自己开心地想，这是圣多明和圣方济各在亲吻。”　　“这次访问使很多人像飓风一样冲向我的两幢别墅。电话铃从来没有停止。躲在灌木丛后的摄影者像伏兵一样连续向我们按动闪光灯。莱芒牛奶工人联合会告诉我， ‘印度之王’在我这里期间，他们打算提供他一切膳食。 我们还得到了 ‘上帝之子’的来信。一些意大利人写信给圣雄，恳求他为下 一次全国彩票抽签预言10个吉祥数字。　　“这个外表微弱瘦小的人物从来不知疲倦，他头脑中不存在劳累这个词”。　　甘地告诉罗曼·罗兰，他过去相信“上帝是真理”，现在则相信“真理是上帝”。　　甘地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待，并访问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但却遭到教皇的拒绝接见。他全然不计较这些，仍然泰然地站在教廷的圣像前，仰首翘望，喃喃地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受难者。”　　后来，有人问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他说，墨像一个刽子手，“在刺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带着旅途的疲劳和对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失望，甘地于1931年12月18日回到印度。这次三个月欧洲之行有得有失，得的是，他认为“如果你以信任与慈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你将得到十倍的信任，百倍的慈爱”。失的是，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意义”。原文网址: m/zhuanji/gd/m甘地传　　命中注定他的命运多灾多难。　　命中注定他领导的斗争有起有伏。　　甘地从英国返回印度，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呼。　　民众的痛苦，甘地是了解的，但是这位圣雄此时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解其味呢？　　就在甘地在英国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期间，印度国内的情况很是不妙。　　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明目张胆地撕毁了甘地与欧文协议，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国内现在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上英国政府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利用非国大党代表孤立国大党代表的政策，表明英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宪法改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大党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步新的解决方案，即教派自治方案。宪治方案一出笼，英国政府便向国大党发起猛烈进攻，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与此同时，与国大党联盟的、相互同情的、相互支持的进步组织均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平自由又成泡影。　　记得在德里那段日子里，他与欧文举行谈判期间，甘地每天早晨都喜欢散步，而尼赫鲁总是相伴左右。他们谈到了许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在谈到国大党的前途时，尼赫鲁曾经设想，祖国获得自由以后，像目前这样的国大党将自行消灭。而甘地则认为，国大党在下列条件下应该继续存在，即：国大党可以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甘地之所以这样想，意图在于使国大党始终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从而能够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监督压力，使他们不致脱离正轨。甘地的思想与现代政党的概念显著不同，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是要夺取政权，以使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去改造政治和经济。尼赫鲁就是这么想的。　　甘地也知道，在他前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之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内曾有人联手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将他开除出党。而事实上，如果开除甘地，就意味着开除二分之一的党员。这样一来，国大党就会分裂。　　据尼赫鲁回忆说：“在以往的15年中，甘地先生在国大党内乃至在全国内，是一个比任何国大党主席还要重要的人物。他是内定主席的人，他们的建议一贯得到采纳。他一再拒绝主席职务，而宁愿让他的同事或助手担任。　　我做国大党主席完全是由于他的关系。事实上是他当选，是他退让，竭力促成我当选。瓦拉平平·巴特尔被选为主席是由于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我们刚刚出狱，国大党各地方委员会还是非法团体，不能按照一般情况进行工作。因此，工作委员会便做主选举了喀喇嗤大会的主席。整个委员会，包括巴特尔先生在内，请求甘地先生接受主席职位，从而能在未来形势紧急的一年中，成为国大党的名义首脑，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名义首脑。但甘地不同意，坚持要巴特尔当主席。”　　这一两年，关于甘地的谣言也不少。有的谣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有一次的谣言是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甘地在某地或许在德里，未经通报便富有戏剧性地突然闯到副王面前跪下来，抱着副王的脚，泪如雨下地恳求副王把和平赐给这个不幸的国家。这是一名英国记者编的故事。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甘地只不过觉得这人有点滑稽。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甘地接受了一笔巨款，约有几万英镑，秘密地将它保存在朋友家里，而国大党正在追查此事。　　国大党惟恐甘地从国大党退出来以后，失掉这笔巨款。这个故事就有点荒唐了。　　甘地也清楚，国大党对这次圆桌会议并不抱什么希望，甘地自己也是这么看。但是甘地从不绝望，决心要努力到底。然而努力的结果却到了今天这步田地。现在连尼赫鲁在去孟买迎接甘地的路上也被捕两天了。圣雄说：“这是惠灵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大煞风景。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召开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这之前，甘地仍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企图和惠灵顿勋爵进行一次会谈。但是对方提出应该是有条件的谈判。这些条件是：　　他不得谈论最近在孟加拉、联合省和边省发生的事变，以及新的法令和根据法令全面进行的逮捕。甘地当即给总督发去电报，要求无条件会见。政府的答复是把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加以逮捕，并令全国开始严厉镇压。　　1月4日，这个曾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一起品茶的人，再次成为国王陛下的客人，不过这次是在监狱里。他和国大党主席巴特尔一同被捕，并未经审讯就被关押到浦那的耶拉维达监狱。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圣雄多次被捕监禁，与此同时，丘吉尔在伦敦多次雷霆震怒地叫嚣，必须“剪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诗云：“让你暂时离开幸福，在局促不安的日子里受些痛苦。”　　也是1月4日，关在内尼监狱的尼赫鲁被判处两年严厉监禁和500卢比罚款，如不交纳另加六个月徒刑。　　还是在同一天，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事变，示威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群众死伤多人，监狱充满了和平抵抗的囚犯，人满为患。　　甘地这一次就没有先前坐牢那样乐观地把它称为“修炼的日子”了。他预感到国大党领袖人的大面积被捕，群众运动的普遍被镇压，一定包藏着英国政府更险恶的用心。　　这个时期，英国政府正在抓紧酝酿教派自治问题，企图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持不可接触制度。　　甘地闻知此事，于3月11日从狱中致信殖民大臣，信中说：“你也许能回想起，在圆桌会议上，当少数派的要求被提出来，我在发言的结尾曾说过，我将誓死反对贱民实行单独制。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也不是说得好听。我的意见是，它是一项严肃的声明。”　　1932年8月，英国政府将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宣布，仍然将“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选举区。　　解救贱民！甘地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甘地称这次斗争为哈里真运动。　　哈里真是神之子民之意，这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他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指出他将终身抵制任何“贱民永为贱民”的措施和制度。并且声明，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肯改变这种态度和决定，他将绝食至死。　　信，如石沉大海，英国人不把他当回事。　　9月20日，甘地正式宣布从当日起绝食。那天凌晨，他从床上爬起，用土布围住下身，便开始给泰戈尔写信，信中说：“现在是星期二的凌晨三点钟，我将于今天中午走进炽热的洞穴。我的斗争很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一位耿直的朋友，一位真正的朋友。”　　信还尚未发出，泰戈尔便向狱中的甘地发来电报，电文说：“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满怀尊重和敬爱，伴随着你崇高的苦行。”　　当天，许多印度记者前来监狱采访。甘地对他的这次绝食“苦行”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百分之十的上层，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要的是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所有可怜大众，与他们生死与共。我想要提高他们的地位，光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是不够的，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提倡为他们服务，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绝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和对他们的限制。”　　如果说甘地的绝食在全印度引起极大震动的话，那么甘地的这番动之以情的话则唤醒了民众。无数的人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自己也曾诅咒贱民，以他们为鄙视，与甘地的态度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现在甘地决心以绝食至死的勇气来维护贱民权益，才是伟大的壮举和高洁的灵魂。假如甘地在这次绝食中丧生，那么过去诅咒过贱民的人也和政府一样有逃脱不了的罪过，法律不予制裁，就是上帝也不会放过。于是各方人士都纷纷参与解救贱民的斗争，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经过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的呼吁和抗争，种姓印度教首领与贱民首领签定了一些协议，拟取消单独为贱民区划定选举区的做法，并给贱民的席位增加一倍，同时取消阶级一说。甘地绝食五天之后，正在让医生作健康检查之时，传来消息说，英国政府同意这个新方案。　　感到焦躁不安的甘地，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26日下午，甘地恢复进食。　　几乎在甘地刚恢复进食的同天下午，被甘地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泰戈尔特意赶到监狱，为甘地咏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诗选自《吉檀·迦利》。诗云：　　当生命枯萎之时，应该洒以同情的慈霖；　　当整个甜美消失时，应该携带甘露的歌声。　　这次斗争初战告捷。从此，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种姓印度教徒与哈里真开始公开互相来往，不分彼此贵贱，许多庙宇也为那些“神之子民”敞开了大门。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等方面，过去的贱民已与印度教徒享受平等待遇。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同年年底，契拉诺邦的一所印度教庙宇就仍然不准许贱民入内朝拜。一些印度教徒保守势力，全然不顾什么协议和方案，他们只承认历史事实和教派法典。甘地知道此事以后，严厉指责了那些顽固派的行动，强调要立即改正这种错误行为，并声称，如果不改正，他将再次在监狱里绝食。谁知那些顽固派反而指责甘地，动不动就拿绝食相威胁，老是危言耸听。甘地说，绝食是只有宗教教养好的人才能掌握的武器，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但是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顽固派们依然不听，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离经叛道者，如果甘地果然绝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将同时绝食，奉陪到底。甘地与他们展开了公开论战。最后，经过公民投票，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赞成甘地意见，同意贱民入庙，从此消除一切歧视。　　甘地认定，这一时期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贱民，少问其他。到了1933年1月4日不合作运动纪念日的那天，几位领导人前往监狱请示甘地，是否重新组织不合作运动。甘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自己做主，他说：“我现在精力和时间有限，而印度还有4000多万贱民等待着有人去拯救他们。我要从事解救贱民工作。”对于甘地来说，思考便是决定，决定便意味着行动。他创办了一个新周刊《哈里真》，自任主编。先前自己主持的《青年印度》已经被迫停刊。甘地要掀起一个哈里真运动，非要一块舆论阵地不可。而这时的政府似乎也希望他在狱中从事这项改革活动，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注意力从政治骚动转移到社会改革上来。甘地亲自为《哈里真》周刊撰写发言词。　　这段时间，国大党与非国大党领袖，包括贱民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协议，对贱民的教派自治决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由于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为取消不可接触诫条和改善贱民的情况，举行一次全国性运动，英方当局允许甘地在监狱中进行有关哈里真的工作。这就使得监狱以外的国大党人把精力从组织不合作运动的工作上，转移到组织哈里真福利上去了。　　到1933年4月，甘地仍对全国解救贱民工作不满意，所以他又一次想到了绝食。29日深夜，他告诉随侍人员，到深夜12点时，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指示他绝食。他试图进行体能反抗，但是无效果，所以迫不得已，只得遵命。30日他即宣布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　　他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自己自洁的措施，通过这次绝食，纯化自己的清心和灵魂，使自己与上帝和真理更加接近。第二天，他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这次绝食与政府无关，请不要误会，完全是内心的趋动和自省。尽管如此，甘地已是年迈的老者，又宣布绝食21天，使政府当局很感头痛。原定5月8日上午10点开始绝食，结果上午9点就将甘地释放了。大概政府认为，如甘地要绝食以自洁，别死在监狱，死在监狱就有说不清的麻烦，至于在外面还绝不绝食，绝食带来什么后果，那将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甘地出狱后，仍不改决定，照常绝食21天，同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一个月，要求政府释放非暴力政治犯。　　接着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根据甘地的意见，拟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斗争形式改为个别不合作运动。甘地为这个决议作出解释说，群众性斗争风险太大，受迫害的受镇压的人太多，这是不合算的，而个别斗争，灵活性强，既可以前仆后继，又可以把战线拉长，保持斗争的持续发展。甘地致总督一信要求见面通报这一意见，总督表示这一意见不能接受，因而不予会见。国大党立即宣布实施这个意见。甘地首先将自己花了18年心血组织起来的真理学院解散，动员学员奔向各地开展个别不合作运动，自己则率领33名真理学院学员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他包括解救贱民在内的建设性方案。　　这是应该早就预料到的。真理学院刚刚宣布解散的第二天，甘地及夫人以及所有学员全部被捕。自从1930年3月甘地离开真理学院开始他的丹地之行时就宣誓，如果他的国家不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就不再踏进真理学院的大门。三年以后的今天他回来了，可惜是含着宣布这个培训基地不复存在的酸楚心境来的。然而，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放过他。他8月1日被捕；8月4日被释放，但是警察当局要求他不准离开浦那。甘地断然拒绝，再次被捕，判刑一年。政府表示，只要甘地表态不再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将他释放，但甘地不允，他就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条件的释放，并于8月16日再次宣布绝食至死。监狱对甘地的管制更加严厉，只准读些书报，不准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每天只准接待两名来访的亲友。　　与此同时，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发表一个声明，声援甘地，但是政府当局不准这个声明在报纸上发表。诗人受到沉痛打击，便以诗泄愤，诗曰《问》。　　诗人是这样责问上帝的：　　我的神，你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来到这个无情的世界，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　　“从心底里驱除仇恨的火焰”。　　他们具有一副高贵的心灵，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与怀念。　　而在这天的不幸日子，　　我却把他们撵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教礼给他们。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继续叹道：　　今天我的喉咙哽咽，我的芦笛吹不出悠扬的音乐，我的整个世界在漆黑一团的深夜的噩梦里消失。　　我因此含泪问你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人，　　那些扑灭了你的光亮的人，　　你能饶恕他们吗？　　你能爱他们吗？　　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在他那宁静的别墅里发出了失望的呐喊。这是对甘地强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持。甘地继续绝食，政府虽然并不让步，但是也深感焦虑不安。甘地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奄奄一息，他把身边的心爱之物都送给了陪在他身边的人，有气无力的告诉他们：“我可能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身旁的人望着甘地瘦干的身躯，泪似泉涌。甘地强打精神，给他们诵颂了一段 《薄伽梵歌》： 我是大地的清香，　　我是众生的生命，　　我是火中的光焰，　　我是苦行者的苦行。　　甘地要身边的人赶快拿笔来记下他的话，他要给在另一个监狱的尼赫鲁发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在这些痛苦地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你。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我多么重视你的意见，这是你所知道的。看到英杜（指英迪拉）和沙鲁普的孩子们，英杜①看来很快活，人长胖了。一切都好。盼回电。”① 英杜：英迪拉小名，也就是后来印度著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她的父亲是尼赫鲁，她的丈夫甘地与圣雄毫无亲缘关系，仅仅同姓而已。 　　被关押在内尼监狱中的尼赫鲁，听说甘地再次绝食，度日如年，心急火燎，常对别人发脾气。圣雄怎么这么干呢？他还说这是上帝规定的绝食日子，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尼赫鲁担心如果甘地真正长眠不醒，印度不知该如何。　　当他收到甘地的电报以后，他似乎有些放心了。他相信甘地的生命力很强，不会就这么死去。就是在绝食那么痛苦的日子里，在给瓦赫鲁的电报中，突然提出了尼赫鲁的女儿和妹妹的孩子们去看他的事，而且还不无幽默和乐观地谈到女儿长胖了，这真是奇人。当然尼赫鲁也知道，这恰恰是甘地的性格，他总是不会忘记生活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小实际意义重大的事情。　　尼赫鲁完全不赞成甘地的绝食，但又不想伤害他，于是他向甘地拍出了一份这样的电报：　　“电报收悉。我对于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能够表示什么意见呢？我急得好像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惟一的人所共识的指路神。我在黑暗中摸索，可是我跌跤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总常常想起你，敬爱你。”　　绝食已过一星期，政府看到甘地即将失去生命，便匆匆宣布无条件释放了他。此后甘地开始进食。在静养10天之后，甘地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这一年内，他只从事“解救贱民”的工作。　　最近连续两次绝食，两次被捕入狱，有人发现甘地在这期间思想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这一发现是甘地的私人秘书马哈德乌·迪赛，他有幸与甘地一同坐牢，他当时详细地记录了甘地的言行和来往的书信。印度作家克里帕拉尼在他的书中曾经引用了以下几段迪赛的记录。　　“甘地大儿子哈里拉尔的女儿摩奴来信告诉甘地，她的舅妈巴莉贝恩打了她那从不干好事的父亲。甘地回信说她干得好，她的行为是一种纯真的爱，而不是暴力行为。”　　“甘地原来一直坚持只用印度阴历记时，只要看到有人使用西方日历，就非常动气。但是现在他已放弃使用阴历，他说，欧洲的日历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它怀着仇恨。”　　“一位麻风病人给甘地去信，询问当生活成为一种负担并非常痛苦时，这人是否有权放弃生命。甘地回信说，我的见解如下：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要靠其他的帮助才能勉强生存下去，而他自己又确实不能做出任何公益事业予以报答，那他就有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说，绝食而亡要比投水自尽或悬梁自尽更有好处，因为这会考验他的坚强信念，并使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理想。”　　“米拉·贝恩被关在另一座监狱。甘地给她去了一信，信中说，你提到罪犯现在和你已成为同伴。在我们的字典里，应该禁用罪犯这个词，要不然我们都成了罪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起石头打她。’没有人敢用石头打那个犯罪妓女。尽管他半开玩笑地引用这句话，但却道出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甘地在贝恩的信中还写道：你不应该责怪自己不信任我和我的智慧，这是因为你没有马上看到我的特性，或者你已经看到了，但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是一个完人。当我有错时，你为什么要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呢？那只是盲目的崇拜。”　　甘地的威望虽然极高，高到像中天的太阳，人们都要沐浴着它的阳光才能生存成长。但是，他从不自恃高明，从不指望有人把他当作什么神一样的跪拜，每当看到人们对他过分的敬仰，他内心就有说不出的味道，他与老尼赫鲁尽管常常打打闹闹，但是仍然不失为生死之交，其感情就是建在相互合乎情理的信任和尊重基础上，并不是谁把谁当作高不可攀的存在。　　与尼赫鲁的交往也是如此。他扶植尼赫鲁，相信这位年轻人能够率领国大党干出一番事业。尼赫鲁对他则非常尊重，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大事小事全部请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双方如果就某个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时，完全可以做到各抒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阳奉阴违。　　甘地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往往总是伴随着想不通或者截然相反的态度来与他共事。就说1922年那次，甘地决定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代之以土布生产、改革、教育，似乎对大家是个打击。当时大多数国大党领袖们都在监狱里，对这一决定感到十分惊愕，并且使许多一般党员都感到愤怒。老尼赫鲁还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对他的主张提出愤怒的抗议。信中质问甘地，如果科摩林角上的一个村庄没有遵守非暴力原则，为什么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城市应该受到惩罚呢？　　这次与12年前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就是历史的重演。这时尼赫鲁同样还在监狱，他对甘地决定和声明与当年他父亲一样表示极为不满。他在狱中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说：“当我听到你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虽然我仍然会响应你的号召，但是你提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尤感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觉，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被刺破了，它是我最珍贵的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岂止是尼赫鲁，党内很多人士都不知道这位老人到底要怎么样。党内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了。这时的甘地一边开始从事他的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主要是想为募集解救贱民的基金，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党内作出他的解释。同时又根据新情况推出了新的策略。1934年4月7日，甘地在旅行途中再次发表一项声明，号召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果谁想组织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必须征得他同意。他希望所有国大党员必须学会自制和安贫的艺术及美德；都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参加土纺土织，推广土布、解救贱民的工作。最后他向国大党人忠告道：“以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同各界人士相处，来扩大教派之间的心灵团结，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触的肮脏，以亲自接近饮酒和吸毒的人并普遍培养个人纯洁来开展戒酒或戒吸毒品。这些工作可以使得穷人维护最低标准的生活。”　　他料到他的这项声明在党内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麻烦，首先想到的是给尼赫鲁写去一封信。信中说：“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发挥好手段的作用，目的就不难达到。”　　现在，该说的话说了，该劝的劝了，该公开声明的已经声明了，他要专心致志地上路，竭尽全力去做解救贱民这份有益的工作。　　一直随同他行走的米拉·贝恩记述道：“我们一直走啊走，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满腔热情的爱。这使与人民群众隔离很久的甘地精神大振。”　　甘地曾经说过，为了解救贱民，他可以用生命作抵押。这不是一般性豪言壮语。话出之甘地之口，就是誓言。现在他一步步地朝前走，正在逐步实现他的诺言。原文网址: m/zhuanji/gd/m甘地传　　甘地与泰戈尔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时，他答道：“自相矛盾。”当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时，他也答道：“仍是它。”他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这也难怪，大诗人的感情和心绪都缺乏应有的固定性。感情容易涨，也容易落；心绪容易起，也容易平。　　甘地从来没有这么以明快的态度承认过。他觉得他平生没有别的，有的只是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几十年来，他们致力和争取的达到的自我实现，面对面地看着上帝，达到“莫克萨”（摆脱生与死的自由）。他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他虽然不敢说他的体验就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承认他的体验像科学工作者一样，贯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他的整个性格凸现出的执拗、固执、义无反顾的色彩。惟独从来没有出现过犹豫、动摇、彷徨和徘徊。其实他的思想深处也同样充满着自相矛盾。尼赫鲁说：“甘地本人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只是甘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与泰戈尔同样都认为，他们是按照神明的旨意和召唤坚持他们的心目中的真理。　　今年甘地应该是65岁，因为这年是1934年。　　他在继续为解救贱民进行呼吁，募捐基金。一年之中，行走富有成效，长途跋涉12500英里，募得基金数额高达80万卢比。行程中，由于发生了连甘地都无法作出科学解释的意外，又导致了甘地与泰戈尔的一场争论。　　原来，当年3月，比哈尔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甘地正好来到此地开展解救贱民的宣传。地震发生后，他仍然不顾生命安危要坚持赶到灾区现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演讲，借题发挥，说：“贱民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因而带来了这场灭顶之灾的苦难，这是神明的惩罚。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不相信，神明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才引发地震的。”　　地震灾区损失惨重，人们流离失所。泰戈尔认为面对这种情景，甘地不应该在灾民之中唤起不必要的恐惧。针对甘地的演讲，他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指出甘地的不是。　　泰戈尔说：“圣雄指责社会保守主义的盲目追随者，他们那种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思想的罪过在比哈尔的地方召来了神明的狂怒，仿佛神明为了表示不满，特意选择了它。我以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更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同胞里为数不少的人，刹那间就接受了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道德原则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本性远比神明高尚，因为神明为了教诲人们行善，竟采用了下贱的手段。我们不可能想像，任何文明人的统治者，居住在遥远的地方，为了教训比它更值得谴责的罪行，竟进行了如此盲目的毁灭。不仅孩童，连不可接触者也被卷入。实际上，令人痛心的是，圣雄经常利用大自然的不测事件，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服务，比他的反对者更甚；如果他们也在这个神明发怒的时候幸灾乐祸，把过错推诿给圣雄甘地及其追随者，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甘地以上帝的惩罚为藉口，造成毫无根据的迷信和恐慌，实在毫无价值。”　　甘地并不认为自己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他和别的老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除了能接受他人的感情之外，一般都只认为自己的观点对，特别是作为圣雄般的人物，要使他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比登天还难。他撰写了《比哈尔接触与不可接触思想》一文，在他自己主持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进一步捍卫自己的观点。　　甘地在文中说：“我承认我对自然法则一窍不通，但我信奉上帝。尽管我无法向无神论者证实上帝的存在，同样我也无法证实贱民制的罪恶与比哈尔省的天灾人祸之间是否有何种联系，但我确实感到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我认为，这次地震的触发不是神明随心所欲的旨意，不是任何盲目力量相遇的结果。我们既然理解不了神明的法则，又不理解他的手段，那么最高明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犹如一粒尘埃。我坚信自然活动和人的行为之间联系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断使我接近神明，使我谦和，使我获得神明的亲证。如果我的信仰证明站不住脚的话，它仍然给我和相信我的人带来益处。它将鞭策我们，使我们精力充沛，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净化，证明贱民制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恶。”　　也许甘地真的就是这么认为，也许他有意这样将不平等制度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以调动人们用救灾一样的精神来粉碎不平等制度的激情。这我们且不去管它。圣雄与命名圣雄诗人之间的争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实在难以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正误。但是，尼赫鲁是站在泰戈尔观点一边的。他甚至由此联想到18世纪美国波士顿的宗教狂热者还断定马萨诸塞的地震是由于避雷针亵渎神明而引起的。　　甘地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要为解救贱民做一切努力。只是地震发生一个月后甘地关于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个人来从事这份工作的主张，也在国大党内掀起了波澜。不久，在国大党领袖会议上，甘地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解释，一再强调，他不是要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而是由他代表国大党从事这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他公开表示，如果国大党做出决定完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同事们一再劝告，待10月的全印委员会议再作决定。　　甘地清楚地记得，他是从1919年参加阿姆里察会议，才算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出席过几届年会，在每次年会上“只不过为了重申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如果从那时算党龄的话，现在也有15个年头了。　　10月份就要召开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上将讨论他要求退党的请求。现在已是9月初，甘地觉得应该赶在会议之前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退党的动机和理由，一方面以稳定党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要澄清别人对自己举动的误解。9月17日，他宣布了他的长篇声明。这项声明，明确地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其理由是，第一，使自己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建设性纲领上，比如发展土纺土织事业，解救贱民的事业，农村办教育的事业等；第二，能使国大党内的左派能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他们的活动，而不致受到他“行使道德压力的威胁”。他一再表示，他这样做的动机是试图达到“完全 的超然地位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境界，以毕生精力去实现自己“真理的体验”。当然，在声明中，他也不忘指出了他与国大党内的分歧，他说，他是把他的非暴力原则只作为信条和信仰，而不像国大党把它作为一种政策。他说，他把土纺土织当作实现自治的有效途径，而有人则把这项建设性工作看成没有意义；他说，他把解救贱民当作宗教与道德问题的大事，党内则认为他抓的只是枝节问题；他说，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他认为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在党内设议会代表团以实现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遭到多人反对等等。　　声明发表的同时，甘地又给巴特尔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他退党的理由。　　信中说：　　“此外还有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尼赫鲁就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相当了解他希望什么和主张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地代表他的看法，虽然他们的实行方式也许不完全是他们主张的方式。这个团体的势力和重要性当然会发展。我的见解和他们发表在权威性的小册子上的政纲，有根本分歧。但是我不愿意使用我能行使的道德压力，来压制他们传播自己书刊中所提出的意见。我留在国大党内就等于行使这种压力。”　　从此，他决心不在任何引起争议的政治问题上，发表公开的声明和演说。　　在他经常发表文章的《哈里真》周刊上，在全国范围内旅行所作的无数次演讲中，在与各类记者的谈话中，在他的大量信件中，全部只谈他关心的土布、农村工业、解救贱民、提倡办学和卫生、保护耕牛、节育，以及其他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情。　　1934年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在孟买召开。　　大会讨论甘地提出的退党议案时，引起激烈的讨论。代表们似乎感到其他的议案这时都不显得重要了，甘地要退党的信息布满了他们的脑海，惋惜的、担忧的、激动的，各种表情都只书写了一种心迹，那就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再三挽留甘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甘地表示不改变主意。　　10月28日，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对“甘地领导的信心”。决议指出：“大会坚决认为，他应该重新考虑退出国大党的决定。但为此事而作劝说的努力既已失败，本大会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同时，在记录中载明我们对于他为民众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的深厚谢意。此外，大会又欣然获悉，他表示在有必要时将对国大党提出建议和指导。”　　决议宣读之后，甘地进入会场与代表们告别，全场八万代表站立起来，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向圣雄致敬。他笑容可掬，精神饱满，他的愉快的心情感染了会场的人们。他那天真烂漫的神态使他富于惊人的魅力。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便带来了一阵新鲜的气息，活跃了场内的空气。　　在热烈火爆的气氛中，甘地向代表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以后他与国大党将保持一定距离，他只关注国大党所坚守的原则。后来，果然如此，甘地总是强调他不是国大党党员，甚至连四分之一的党员都不是了。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他放弃了国大党党员资格，但国大党却不能对他置之不理。正如尼赫鲁在监狱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所说的那样：“对甘地是无法摆脱的。由于印度的客观环境，他的人格感召着人们，不容你忽视。”　　甘地离开会场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继续开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　　甘地从此在离瓦德哈不远的塞瓦格拉姆村建立了自己的住宅，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和发展哈里真的道德和发展乡村经济，包括他心爱的土布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工作上。他在《哈里真》周刊上经常发表文章，阐述他当前的主张。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说：“印度社会只有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能成功地使农村摆脱贫困，我就赢得了自治。”　　甘地默默无闻地在乡村工作，但是政府对他极其不放心，以为甘地又在建立真理学院或者正在暗中组织农民进行大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于是老是派暗探到乡村打听消息，了解甘地的活动情况，监视甘地的行动。甘地知道后笑着说：“我现在只关心我向农民们推广土布、粗米和土面，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印度农村的乡村工业，如果政府不光是打探，也发点善心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其实，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我替他们做了事，他们还应该给我报酬才是哩！”　　当然，甘地虽然说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离开了国大党退休，但是他在乡村随时都准备接受国大党人的咨询，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委员们，在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上，几乎都要跑到他这里伴随鸡和狗的叫声向甘地请教。显然，他退出了国大党，也难以等同于他退出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仍然对国大党产生影响；他还要经常向那些写信来求教的青年复信开导他们；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向那些连绵不断前来向他求教的人晓之以理。甘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从来都是胸襟坦荡，不掩掩饰饰、吞吞吐吐。久而久之，这个乡村，又变成了政治朝圣的中心。　　不仅如此，甘地还经常对国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一次，一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青年写信给甘地，甘地在复信中告诉对方，要他去请教尼赫鲁，说尼赫鲁完全可以做他们的领袖，尽管这时他还在蹲监。他继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他就会稳步地急速地前进。我建议你们向国家提出符合印度国情的切乎实际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提出如你们纲领所称呼的好高骛远的假设。我感到高兴的是，你们送给我的纲领不过是一份草案，虽然它是由一个有力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如果你们在最后确定政纲的时候，能够邀请具有社会主义常识，同时对实际情况又有丰富经验的人参加意见，那便是很明智的。”甘地时刻惦记着尼赫鲁，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人推荐他，他总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当家。　　同时，他还经常应国大党的邀请，出席国大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并发表一些演讲。1935年12月28日，他参加了国大党50周年纪念大会，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他讲了话。从这次讲话中，人们可能看出他退休一年后的思想和他关心、思考的问题。他说，凡是能够担负起伟大事业重担的人，往往也都是从小的工作做起，而且做得很好。他希望大家不要光只顾喊些空头政治口号，只把大目标挂在嘴上，而不愿从实际工作做起，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如果事事只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　　这一两年，局势仍然动荡不已，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剥削看得越来越清楚。“印度人民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　　（马克思语）。经过这些年的斗争，风风雨雨锻炼了民众，大家早已丢掉了 麻木的状态，对政治越来越关心，投入反帝斗争的积极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自觉程度。尽管现在斗争处于低潮，但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时刻在等待着，只要圣雄一声呐喊，他们又会跟随而上，决不后退，为印度的民族和民族的自由而效犬马之劳。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甘地却过起隐居生活，不再站在政治斗争的顶尖领导大家，这不能不使许多人猜疑，有些人认为他逃避斗争逃避现实，是一个退缩了的躯壳。　　现在甘地慢慢又露面了，而且他的话中明明深藏着一种人们似乎又听得懂又只能心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甘地从活跃的政治舞台上引退下来，而实际上，这样做确实包含着重大策略意义。这种间歇的退却，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活动机会，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便需要时，能立即拉出自己的队伍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一点，慢慢地已被很多人看出。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同样邀请了甘地出席，甘地也毫不谦让地来到了会议上。虽然甘地不参加会议的讨论，但他提出国大党主席应由尼赫鲁担任的推荐方案获得通过。尼赫鲁在会后组成新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了左派，人数近三分之一，但右派仍在国大党机关占绝对优势。这次会上，批准否定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　　去年由印度颁布的这个组织法，丝毫没有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　　它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但是所有权利或称一切权利包括司法权只能由英王陛下实现。这样的方案，必然遭到印度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关于联邦机构部分内部引起的反对声高于其它，就决定先将此作冷处理，选举先从省自治中部分开始实施，选举时间定于1937年初。这时的总督已经换成林利兹戈勋爵。他为了保证英政府的意图的贯彻，极力分裂印度的反帝阵地，对左派实行打击迫害政策，并且号召国大党予以合作。同时主张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团体及党派，里外呼应。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则想通过这次竞选，大力宣传国大党的纲领，以壮大自己队伍，组成强有力的反帝运动。国大党提出了明确的竞选纲领，包括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实行男女平等，废除贱民制度，释放政治犯等。　　这里是轰轰烈烈的竞选宣传。而甘地这时却搬迁到西迦昂的一个偏僻的小村，住在一座破烂的茅棚里，准备长期在这里过悠闲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恶劣，卫生极差，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百姓穷苦不堪。甘地的本意是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部落住上几年，更便于了解真实的民情，与穷苦农民交上更深的友情。　　但是这种世外桃源生活似乎永远不属于甘地。他刚来这里不久，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里突然又热闹起来。甘地的到来使百姓们混浊的目光里闪出了光亮，疲倦的精神渗出亢奋。而且，国大党成员一群一群、一路一路在这里进出，社会各界的名流也都一时放下了架子赶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来朝见那位弱不禁风而又使所有人崇拜的圣雄，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或者希望他就某个重大问题提出更胜一筹的指导性思想。这里终究是塘小鱼大，茅棚容不下一位圣人。仅住五个月，甘地身体不适，不得不转移疗养。直到1937年6月才得以重返此地。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甘地的四个儿子，有甘地满意的，也有甘地不满意的，有有政治头脑的，也有不关心政治的，有好的，也有坏的。长子就是一个坏的典型。这小子叫哈瑞拉·甘地。他酗酒成性，好逸恶劳，什么偷鸡摸狗、招摇撞骗的事，都能成瘾。甘地在他身上花的心血也最多，在南非真理学院，他总是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让他们一同与自己从家里走到律师事务所，一路走一路给他们讲 《薄伽梵歌》，讲《摩奴法典》，讲《弥 勒奥义书》，教导他们怎么做人的道理，有段时间甚至把《薄伽梵歌》摘录成一段一段抄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可背可读，但是在几个孩子中，只有长子老是没有兴趣，老是心不在焉。记得《摩奴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坏心思的人，在世成为众矢之的；经常不幸，为疾病所苦，短命。有好习惯、信仰之心纯洁，不诋毁任何人的人，虽无吉祥征兆，也应寿至百岁。”其他孩子只读两遍就记住了，而哈瑞拉始终背不出。　　现在就是这个哈瑞拉又来了一个新花招，宣称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很明显，他是想利用甘地的影响通过这个途径达到什么不正当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真的从信仰出发。知子莫若父。甘地为不致使自己的儿子品行造成不良后果，他撰写了一篇《致穆斯林友人》的文章，坦率地告诉穆斯林友人，要他们对他儿子的行为采取慎重的态度，防止他捞名誉，骗好处。　　当国大党积极参加竞选时，甘地却突发奇想，在脑际中浮现出一个并非乌托邦的乡村蓝图，并为此做出了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称之为“理想乡村”。　　他在方案中写道：“这个理想乡村，应该具备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该取之当地。家家有菜园，有庭院，有畜栏。乡村道路通城，集市繁华。拜神有场所，吃饭有食堂，读书有学校。　　另外设立长老会，请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专门在乡村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活动。乡村中谷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给。”　　然而，这个理想乡村目前在他的手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可能继续如此洒脱地超越现实。　　他必须出山了。原文网址: m/zhuanji/gd/m甘地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火遍及40多个国家的国土。交战双方共出兵1.16亿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死亡者达5000万至5500万人。　　这场罪恶的战争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号召全印度人民准备应战，负起对人类的责任。面对这场毁灭人性的政局大动乱，作为彻头彻尾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他不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人民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祖国的神圣也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圣雄不可能袖手旁观。　　这一次他既不是到庙宇教堂去寻找上帝，也不是独自行走于百村千乡向北方教徒进行演说，而是要直接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去发挥他的力量。他要用自己的主张和威望去扑灭战火。　　早在1937年，圣雄在西迦昂偏远小村过隐居生活时，他就曾接待过一名来自纳粹报纸的特派员，向他阐明了他对武力征服的观点。他非常严肃而激昂地对来人说：“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的观点。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是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然代替野心的残暴。”　　甘地只笃信非暴力学说，认为只有它才是拯救人类免遭毁灭的惟一出路。　　还是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妄图凭借他的优势兵力，不宣而战，一举入侵埃塞俄比亚。　　甘地当时发表声明，按照他的一贯主张，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因为“无论如何，墨索里尼总不会占领一片荒凉的沙漠”。但是，埃塞俄比亚人民正在惨遭战祸，他们不畏强暴，奋勇抵抗，以落后的武器同以飞机、大炮、坦克等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才挫败了意大利速胜的企图。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法西斯得寸进尺，次年3月便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甘地这时又劝告捷克人要“徒手在希特勒面前死去，但不能屈服于它的意志”。直到面对犹太人大规模被屠杀的现实，甘地才大为震惊，大声疾呼：“如果人类史上有正义战争的话，那么对德国的战争将是一场正义战争，以阻止疯狂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不过，他接着又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不相信战争。手无寸铁的男女进行默默的、坚决的反抗，从‘吾主’身上汲取力量，勇于忍受痛苦，这将迫使德国人尊重人的尊严。”然而，纳粹分子始终是不会讲仁慈的，他们野蛮的暴行有增无减，数年之后，600万犹太人无可奈何地被送进毒气房，无情地将甘地的幻想打入地牢。　　种种无情的现实，对圣雄都是无情的打击。这个时候他在思想上虽仍坚持非暴力的主张，但也偶然出现了一些灵活性。在宣传非暴力时他也这么说：　　“如果在胆怯和暴力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我建议使用暴力。”正是因为 这种灵活性，使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很多人都感到这位圣雄有时的确捉摸不透。本来他一直坚持认为，“非屠杀致死，是勇敢的最高形式”，他却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招募官的身份为大英帝国招募战斗人员。他在访问西北边省骁勇好斗的帕坦人地区时，又在演讲中这样说：“如果你们理解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将武器收起来，你们就会感到更强大；但是如果未能理解这种力量的奥秘，如果你们因放弃武器而感到没有比以前更强大，而是缺乏战斗力，那么你们最好放弃非暴力运动的声明。”　　现在战事正在不断扩大，战火正在蔓延。甘地指出，“我完全同情同盟国”，“但是一切战争统统是邪恶的”。甘地祷告苍天，希望苍天做主，为人类输送一位英雄人物如冉冉升起的朝阳，从熊熊燃烧的燔祭品中飘然而起，为非暴力学说洁身牺牲，照亮人类前途的道路，拯救人类免于自相毁灭。　　国大党党内和党外许多人士感到现在正是印度向英国进攻的时候，因为英国的困难，就是印度争取自治独立的良机。甘地极不同意这种乘人之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有悖印度的传统道德，与国大党的纲领也不一致。他说：“我们不应寻求从英国的毁灭中得到独立。这绝不是非暴力运动所采取的办法。”　　丘吉尔正在伦敦鼓励他们同胞们奋起抵抗，不惜“流血流汗、承受艰难，牺牲生命”。甘地再次发表了荒唐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吁，他希望在英国人民身上实施自己的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建议他们走另一条路。他说：“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　　德国人的炮火在伦敦上空隆隆作响，甘地这位糊涂的先知想到的却仍是非暴力抵抗可以起到堵住德国人的炮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