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秘闻-斯大林的秘闻

引子　　“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 13 章，第 7、15 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学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因为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 18 章，第 21、24 节他的大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他的大名整天挂在广播员的嘴上，鸣响在歌曲中，出现在所有的报纸里。他的大名被授予工厂、农庄、街道和城市，作为最高奖赏。在那场最修烈的战争中，战士们喊着他的名字投入殊死的搏斗。在战时，斯大林格勒流尽了鲜血，损失了全体居民，大地变成了布满弹片的废墟，但是，以他命名的城市，没有向敌人投降。在他安排的政治审判中，受害者临死时高呼斯大林万岁。在集中营里，根据他的旨意驱赶来的千百万人，让江河倒流，在极圈内建起城市，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画像下完成的。在这个辽阔无垠的国家，到处都是他的雕像和塑像。斯大林的巨像曾耸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河旁，那是他的囚犯们开凿的又一条运河。发生在这座铜像上的一个故事，简直是对那个时代的嘲讽。有一天，铜像看守人吓坏了，因为他发现，候鸟迁徙时喜欢落在铜像头上栖息。不难想像，斯大林的脸会变成什么模样。鸟是不会受惩罚的，可是人就不一样了。吓得要死的州领导人想出了办法：把铜像头部通上高压电流。这样一来，铜像周围铺上了由死鸟积成的地毯。每天清晨，看守人把死了的小鸟埋到地下，被鸟的尸骨沤肥了的这片土地，鲜花盛开。铜像清除了鸟群的骚扰，俯视伏尔加河畔的旷野，被囚犯的乱葬堆——大运河建设者的尸骨沤肥了的、鲜花盛开的原野。对我们来说，他是什么人呢？　　当年的一位知名经济领导人尤里·鲍里索夫在 60 年代是这么讲的：“一天，斯大林同志召见我。在这之前我没有机会同他说过话。去的时候我在车上像腾云驾雾一样。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尽量盯住他的双目，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说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言：‘眼珠子乱转，就是心里有鬼。’ 听完了我的回答，他伸出手对我说：‘谢谢，同志。’我一触到他的手，像是挨了电击。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上了车，径直回家，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没顾得上答腔，走到小儿子的床边，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温。”　　温斯顿·邱吉尔回忆他的时候写道：“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他走进大厅，出席雅尔塔会议时，大家就像听了口令一样，全都站了起来。而且奇怪的是，大家都两手贴裤缝立正。”有一天，邱吉尔打定主意不起立。斯大林一进门，邱吉尔就像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拉了一下，还是起立了。　　战时，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很亲切，称他为“乔大叔”。　　1959 年，全世界都知道了乔大叔的罪恶，邱吉尔于斯大林 80 诞辰那天在议会下院说：“在艰苦考验的年代，领导俄国的是天才的、百折不挠的统帅斯大林，那真是俄国的大幸。”　　要是邱吉尔知道“百折不挠的统帅”在遥远的 1953年3月的念头，不知会作何感想！　　但是 1953 年3月1日，斯大林中风后躺在地上，就在他自己的帝国首都，他在一个空房间里孤立无援地躺了好几个小时，身下遗了一滩尿，虽说他受到无限的崇拜，成了活佛。　　有人说他是迫害狂，有人说他是恶魔，也有人说他是平庸无奇的暴徒。但是，他的个性、他的行为动机，正如他在阳光明媚的3月的死亡一样，依然是个谜。斯大林穿着一双柔软的高加索皮靴，无声无息地退入历史的阴影。　　而如今，在苏维埃帝国瓦解之后，他那威严的影子又飘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那个已经土崩瓦解了的20世纪最大帝国，越来越频繁地追忆起自己的缔造者，在新的恐怖神话的阴云中，“当家的”又回到俄国。　　秘密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我国的全部生活沉浸到一片看不透的昏暗中。他不停地消灭战友，随即把他们在历史上的踪迹抹得干干净净。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对档案不断进行无情的清洗。凡是同政权沾点边的，都被他弄得极其神秘。他把档案变成固若金汤的堡垒。即使今天，当你有机会接触这些原先的绝密文件时，你又会碰到??摸不透的秘密！他连这都事先想到了。请看总统档案中保存的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　　1920 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纪要。”　　1923 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1924 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　　1927 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这种全面保密的制度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这是谜一般的“带剑骑士团”（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对共产党的称呼）的传统。　　斯大林只不过把这一传统绝对化了。着手写有关他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总统档案　　当我还在历史档案学院学习时，我就知道有这套绝密档案。我们的教师把它同梵蒂冈的档案相比，因为两者都包含着无穷的秘密。这是苏共执政时存在的档案。它存放于一个特别保密的部门。那里保存着统治我国 70 年的党的所有最高机关的文件。这也是斯大林的个人档案。说得对，因为当时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历史。这套档案后来就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总统档案”的基础。新总统叶利钦从中找到了斯大林同希特勒德国缔结的密约。我获得了在总统档案馆工作的难得机会。这本书中还利用了另外两套档案中的文件。这就是苏共至高无上的圣物——中央党务档案馆。早先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禁区。在这个档案馆特制的又厚又重的大门里，在一只只钢制保险箱里，曾保存着苏共的历史——一群在 1917 年夺得了世界 1/6 陆地的地下革命家的历史。“绝密”是这个档案馆文件上最常见的印记。　　如今，在苏共崩溃之后，党务档案馆羞答答地改了名，叫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但是，对我来说，它将永远是党务档案馆，在本书中，我也将这样称呼它。只有现在，在本书主人公曾领导的那个永远保密的党的统治结束之后，我才接触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党务档案。　　当然，还有中央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的原秘密文件。苏联解体后，这个档案馆匆匆忙忙地被改名为“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叫它“十月革命档案馆”，因为这样才名符其实。那里有十月革命的文件和被处决的斯大林的战友们———些著名布尔什维克的文件，那里保存着 “斯大林的特别案卷”——写给领袖的秘密报告。　　这就是我从中寻找斯大林的三套主要档案。这是神秘的斯大林，隐藏了半世纪的斯大林。　　我在本书中还利用了一套迄今为止仍不公开的档案。那就是前克格勃档案。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血库”——被枪决的人的案卷。几十万个案卷。多亏了某些“第三者”的帮助，我才得以了解这套档案中我感兴趣的某些文件。顺便说一句，在改革开始后，这个档案馆自己也开始慷慨地公布文件??　　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说过的话：“记住：有时候这不过是克格勃玩的游戏——杜撰并公布。”可以说得更简单点：“当心给你送礼的人。”前克格勃官员的回忆录尤其如此。斯大林的间谍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回忆录，就是其中的典型。回忆录的名称很妙——《特殊任务》。所谓特殊任务就是让敌人追踪假迹而上当，败坏西方偶像的声誉，掩盖真特务，暴露假特务。他虽然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但还在继续斗争。莫非这些人的最后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临死前散布假消息？我曾发表谈话，说我在写有关革命沙皇斯大林一世的书，此后，我陆续收到大量来信。在我上一本书——关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闻世后发生的故事，又可笑地重演了一遍。　　这些来信中并无耸人听闻的信息，但却告诉我关于已经消失了的时代的珍贵细节，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假的东西和世界上最虚伪的文字。　　这些信一般都是老人写的，他们早已从积极的生活中退身，希望在告别人世之前说出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实。　　他们很少谈到自己。我通常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有时只知道发信的城市。这不是疏忽，而是恐惧。那种只有前苏联居民才懂的恐惧，那种由当家的从小灌输给他们的恐惧，只能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　　我在书中就这样引用上述信件，公布这些无私的共同作者的姓和他们居住的城市。这本身就是那个恐怖时代的象征。我感谢那些自愿帮助我的人，那个消失了的、名叫苏联的帝国的居民。一个猜不透的谜　　我常常回忆起一次谈话。那是在 60 年代后半期。当时我年轻，但已经写过两部时髦的剧本。就是在那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斯大林时代最神秘的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夫人。斯大林在世时，布尔加科夫就以几部被禁的剧本而出名。出名的有一部已上演的剧——《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戏由著名的艺术剧院上演，斯大林喜欢这个戏，方式很古怪，很少有人能理解：这出戏他看了无数遍。　　60 年代，布尔加科夫的多数作品依然被禁，关于布尔加科夫的生平，流传着许多富于幻想的故事。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他如何写有关斯大林的剧本。我就向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打听这件事。当时我们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把它写到日记里了。　　我问：听说在 1939 年，有人建议布尔加科夫写一部关于斯大林的剧本？她答：完全正确，提的正是这个建议。艺术剧院院长到我们家来，就是他建议在斯大林寿辰前写一部关于斯大林的剧本。米沙犹豫了一阵，同意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是特别的。于是，他写了一部有关科巴（斯大林年轻时叫科巴，这是他在党内的化名）青年时代的剧，一本有趣的，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剧。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剧院接下了剧本。连当时管文化的官员，都觉得很高兴。　　（此后我把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叙述同已经发表的她的日记作了对照。日记上是这样写的：7 月 11 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事业委员会朗读了他的剧本，大家很喜欢。）她还说，剧院曾考虑 1939 年 12 月前排完此剧，赶在主人公 60 寿辰前。但是，剧本送到斯大林那儿后，被斯大林禁演了。全部过程大致就是如此。如果我那时不是苏联剧作家的话，这件事我说到这儿也就打住了。可是，我是苏联剧作家，因而马上就理解了这段故事的古怪之处。　　当时是 1939 年，是斯大林恐怖的高峰期。全国一片恐惧。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错误，都会被说成是敌对行动。在这种时期，谁能向一个写过几部被禁戏剧的党外作家布尔加科夫订一部庆祝领袖生辰的剧本呢？而且还是给全国第一剧院——艺术剧院？当时吓得失去理智的艺术部门领导人中，准敢承担这种责任？当然，不是别人，只能是未来剧本的主人公本人，即《图尔宾一家的命运》的奇怪的崇拜者。当然，订剧本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第二个问题。我自己就是剧作家，很了解官员们永不消失的恐惧。即使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比较平安的时代，文化界领导人自己还是尽可能不作任何决定。难道在那可怕的 1939 年，这些吓得要死的官员竟敢斗胆欣然通过多次犯错误的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吗？！不可能！说得准确点，也许只有在一个场合下是可能的，即订货人本人同意这个剧本。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要禁演呢？我接着又问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 “剧本是在什么时候讨论的？” 她答：“夏天??是 7 月份。” “什么时候禁止的？”“8 月份。”“这之间出了什么事？” 她微微一笑，仿佛在猜我的心思。　　她说：“米沙同艺术剧院院方谈妥，要到格鲁吉亚去一次??他一直想找事件的目击者谈谈，找找那些还记得科巴年轻时代的人。当时，这些人已所剩无几，全被科巴消灭了??于是，该剧的艺术指导、导演，我和米沙就去了??米沙想找找格鲁吉亚的档案。”“找档案？！” “是啊，他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文献资料。当时他曾请艺术剧院帮助，找找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文献资料，人家告诉他：不存在任何文献资料。他就决定自己找。我们的旅途非常舒服，乘的是国际包房。正在包房里举办宴会时，来了一份电报：‘旅行已无必要，请回莫斯科。’到了莫斯科，领导上对米沙说，斯大林的秘书处读了剧本后说：不能把斯大林化为文学艺术形象，让他在台上讲一些纯属虚构的话。据说，斯大林本人还说过：‘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为什么关于斯大林的青年时代要写一部剧呢？’”　　这个解释很奇怪，因为当时出版过大量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同布尔加科夫的剧本一样，是在不引用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写的。作者引用的是官方有关伟大革命家科巴生平的材料??当然，当然啰！看来，布尔加科夫的致命错误恰恰在于他想看着档案文献，想跳出官方材料的框框。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结局必然是剧本的死刑。作者被历史的流弹击中，布尔加科夫得了病，死了。我回忆起了童年时代，当时我坐在房间里。我父亲正同斯大林时代那个最著名的作家帕夫连科谈话。那天，帕夫连科同我父亲讨论今后的计划。透过没有关严的门我听到，父亲出于好心问帕夫连科：“您为什么不写一本有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青年时代的书呢？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写过这方面的书。您在高加索生活过很长时间??”帕夫连科口气生硬地打断他：“不应该描写还没有升起的太阳。”我起先甚至以为这不是他在说话。事后父亲对我说：“他的口气非常生硬，简直是粗暴，以前我从来没有听他用这种口气说过话。”又一个谜：找不到生日“斯大林（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生于 1879 年 12 月21 日（旧历 12 月 9 日）”。你可以在世界上许多百科全书上找到他的这个出生日期。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因为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犯罪就同他的生日有关。不知道是在小学几年级，我们给他写每年例行的生日贺信。在一片鸦雀无声的神圣气氛中，我倾诉了对他的热爱。我同我的同学们一样相信，并且很动感情地想像着，他是如何看我们的信的。可是，我回家对父亲复述我写的信时，发现闯了大祸：出了个拼写错。这下子斯大林他老人家就会知道我书读得不好！这怎么行！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学校里，打碎窗玻璃，钻进老师的办公室，找到了一大摞作文。谢天谢地，老师还没有批改过。我改掉了拼写错！多年后，我坐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相复制件。　　“1878 年。生于 12 月 6 日，受洗于 17 日，双亲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里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教父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　　这么说，他的生日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整整一年零三天？！我们这么多年庆祝的是假生日？　　但这不是失误。这份档案里还有小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哥里教会学校毕业的证书，也是这么写的：“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此外，还保存着他本人 1920 年填的表格，他在上面亲笔写着：1878 年！　　是的，官方宣布的他的出生日期是虚假的！！但是，何时作的假？出于什么用意？　　对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虚构的出生日期是在官方吹捧斯大林之后立即出现的。　　1922 年 4 月份，列宁使他成了总书记——党首。就在同年 12 月份，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替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改了他的出生年份，改成1879 年。新的出生日期为 12 月 21 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人公就避免自己填表，由秘书代劳。他们亲手填上虚构的日期。他本人同以往任何情况下一样，与此无关。虚构的出生日期成了正式的出生日期。出于什么用意？用意　　我坐在前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此人在斯大林时代是受信赖的人物，直到 1935 年。那一年，他寿终正寝。确切点说，及时地寿终正寝，因为在 1935 年之后，斯大林左右的多数人都会被斯大林消灭掉。我翻阅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想找出点蛛丝马迹。他没有留下任何笔记，也根本没有日记。顺便提一句，凡是为斯大林供过职的人都这样。这是原则。不论是斯大林、列宁，还是他们的战友，都不写日记。革命者不应当存在任何个人的东西，除了党的事业。这项有利的原则帮助他们把本党的机密带进坟墓。休息时，我在走廊里散步，有个小老头儿朝我走来。他是一个在档案馆打发空闲时间的退休党员干部。　　他没作自我介绍，我也没问他是谁。我有一条经验：要想获得有意思的信息，就不要显得过于好奇。　　“我看得出来，您对托夫斯图哈感兴趣，我见过他，甚至跟他一起工作过??他高个子，瘦瘦的，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得肺结核死的，我到政府‘松树’疗养院探望过他，他临死前就住在那儿。他求我用吉他弹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歌曲，听着听着就哭了，不想死。斯大林把他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上，肯定了他的功绩。托夫斯图哈是斯大林的秘书，同时，这也许同样重要，他实际上领导了党务档案馆。他搜集了列宁的全部文献。后来，斯大林就是用这些文献消灭了自己的对头。斯大林有一个姓巴扎诺夫的秘书逃到了国外，他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写托夫斯图哈。但是，对托夫斯图哈最大的功劳，巴扎诺夫并没有理解。那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了我国的当家人之后。1929 年，准备全民庆祝他的 50 大寿。托夫斯图哈从所有的档案馆里要走了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说得确切点，是关于斯大林革命前活动的档案。从形式上看，是为了写一部完整的斯大林传记。但是，完整的传记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山生下了一只小老鼠，结果是一本薄薄的《斯大林传略》，明白了吗？”“那就是说，他搜集过档案??” “对，为的是永远也不公布。说得确切点，他抹掉了档案。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的主意。大伙儿全都是当差的??那时候，斯大林是当家的，他想什么，我们大伙儿就干什么。托夫斯图哈马上就把搜集到的档案转给了当家的。档案往往就不归还了。对我们这些跟托夫斯图哈一块儿工作的人，解释得很轻巧：斯大林不喜欢过多地提到自己。所谓的过多，指的是有关他在十月革命前的活动的档案。传达过斯大林的一段话：‘跟其他革命者相比，我当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工作。’”　　我在翻阅托夫斯图哈档案时，常常想起那个老人说的话。这里有托夫斯图哈同著名党的史学家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书信往来。1935 年，雅罗斯拉夫斯基打算写领袖传记。他写信给托夫斯图哈，说想查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生平的资料。他还问托夫斯图哈，对他写一部领袖详细传记的想法如何看？托夫斯图哈是这样回信的：“我持怀疑态度??迄今为止资料少得犹如‘猫的眼泪’??档案资料贫乏，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老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心里明白，托夫斯图哈的回信代表了谁的意见。并立即修改了任务：写了一部斯大林传??不引用新的资料。有一个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对高尔基冷淡的原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顽固地不想写领袖传记。但是，托夫斯图哈档案表明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看来，高尔基本人曾经请托夫斯图哈找一些写斯大林传的材料。托夫斯图哈只好这样答复：“虽然拖了些时间，我还是把有关斯大林生平的某些材料给您送去，正如我已经事先说明的那样，材料相当缺乏??”就这么一件大事，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拖延复信，只能表明一点：不必写传记。于是，高尔基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点：斯大林不愿意提起革命家科巴的生涯。也许，为了同这段生涯一刀两断，连生日都改了。　　可是，科巴的生平中究竟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东西？斯大林如此恐惧的究竟是什么？　　　　　　　前言这本书我整整思考了一辈子。我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思考这本书。我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我仿佛看到了 1953 年 3 月那遥远的一天，当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我国连想一想都会被看作罪恶——斯大林死了??　　我看到了亮得耀眼的 3 月的太阳和无尽头的长队——人们渴望同他告别。看到了在这群悲痛的人中间有我自己。在这群悲痛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中间，我是多么的孤独。因为我对他怀着仇恨。　　对斯大林态度的这一转折，发生在我上高年级的时候，从丧失理智的崇拜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在少年时代才会发生，发生在丧失理智的爱之后。　　这一转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关于斯大林的危险的叙述，关于真实的斯大林。　　每次谈话结束时，他都说同一句话：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父亲是个迷恋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对我引述据说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说的一段话：“什么叫幸福？这就是你有权走到中心广场上，放开嗓子高喊：‘上帝啊，我们的政府多差劲啊！’”父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当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君主制垮台时，他是一个年仅 28 岁的律师，春风得意。他兴高采烈地欢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是他的革命，他的政府。但是，寥寥数月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布尔什维克掌了权。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能流利地讲英、德、法语的人为什么不到国外去呢？这很平常，他一向深深地热爱这个伟大而凄苦的俄罗斯。20 年代初，当自由还残存的时候，他编过敖德萨的《暴风雪》杂志，写过几部苏联早期影片的剧本，他的好朋友有当时的名作家——散文家尤里·奥廖沙和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大导演爱森斯坦??父亲死后，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封夹在书页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爱森斯坦的信，还有大导演画的几幅不太正经但却出色非凡的画，那是他们年轻时代淘气作乐留下的痕迹。但是，斯大林摧残思想的时代来到了，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但是，父亲并没有发牢骚，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确切地说是生存着，不显山、不露水。　　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始写剧本，把斯大林最看重的作家之一——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搬上舞　　帕夫连科是斯大林亲自亮相的两部著名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的剧作者。　　他写过一部超爱国主义剧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的是 13 世纪一位打败了德国骑士的俄国统帅，该剧就是由爱森斯坦执导的。　　他还写过几部长篇小说。斯大林四次授予帕夫连科最高文学奖——一等斯大林文学奖。他不止一次地见过领袖，曾进入过这位神人左右的神秘小圈子。　　帕夫连科的大名救了我父亲的命。尽管我父亲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消失在集中营里，我父亲却没人碰。根据当时的逻辑，抓了我父亲，就等于给大名鼎鼎的帕夫连科抹黑。但父亲心里有数，这种局面随时可能结束。他等待着，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尽管过的是这种斧头悬在脑袋上的日子，尽管前程已经断送，他却总是微笑。　　他喜爱的英雄人物是法朗士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诸神渴了》中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希罗托·伊勒兹。法朗士的主人公苦笑着冷眼观望法国革命的吓人场面，父亲也冷眼观望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可怕生活。嘲讽和同情是他的信条?? 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总是嘴边挂着嗔笑。父亲死于 1969 年，当时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写书时对斯大林还没有丝毫的仇恨。我只不过是想理解斯大林。我写这本书时，周围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人的阴影。我在这本书中也列入了他们关于斯大林的故事。当初父亲很喜欢对我讲这些故事，结尾永远是：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译者的话　　关于斯大林这一位历史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个人品质、性格、功与过，在过去的有关传记著作，以及原苏联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已有过多方面的介绍。　　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 1996 年出版的这一本《斯大林》引用了最近时期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材料，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等，以鲜为人知的史料记述了斯大林这一颇有争议的人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他的家庭、个人生活，以及他的许多亲密战友和亲属的命运。　　作者还挖掘了许多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日记和书信，并采访了一些至今健在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叙述反映了斯大林当政各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气氛，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人物的戏剧性遭遇。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苏联数十年错综复杂且发人深思的历史画卷。　　本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俄罗斯剧作家，近年从事历史传记著作。除本书外，还著有《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等，拉津斯基出身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对布尔什维克党有成见的知识分子。他对斯大林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丧失理智的崇拜发展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因此，作者个人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推论和论断有些是我们不能苟同的和值得商榷的。然而，他在书中披露的大量档案史料，则为我们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以及有关人员提供了有用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斯大林这一矛盾的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认识原苏联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有助于我们总结这个伟大国家的成就、失误及其迅速解体的内在原因和历史原因。本书系根据俄文原稿译出。本书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一至五章由盛世良、王南枝、李维菊译；第三部的六至十三章由张志强译；十四章至十九章由李惠生、黄志渊译。全书由李惠生校阅。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97 年 8 月斯大林的秘闻第一部索索：生与死第一章小天使“你看看地图，高加索正好是世界的中心啊??”　　　　　　　　　　　——一位英国旅行家索索的城市　　那是 1878 年，格鲁吉亚的一座小城哥里静静地躺在远山环抱之中。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就诞生在那座城市。索索是格鲁吉亚语中母亲对儿子的称呼。后来，斯大林喜爱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上世纪末在高加索漫游时，是这样描写哥里的：“哥里是库拉河口的小城，跟一座像样的村庄差不多大。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小山，山上是城堡。有一种独特的壮美情调：烈日当空，库拉河流水奔腾，不远处是山峦，山中是一座座小屋构成的城市，远处是高加索山脉，终年积雪??”　　这就是本书主人公降世的布景。但是，一堆堆怪石嶙峋的废墟给这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添上了特殊的色调。当初统治这块土地的格鲁吉亚封建主城堡的残垣断壁，从陡峭的山崖上逼视哥里。当初，封建主们从这里开始了同格鲁吉亚历代国王的血惺争战。让我们通过库拉河上的桥走进哥里城。哥里人日出而起，牧童趁早上凉快，挨户牵出奶牛，阳台上出现睡眼惺忪的市民，教堂大门洞开，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们急匆匆地去做晨祷。湍急的库拉河上漂着一张张木筏，运水伕懒洋洋地目送慓悍的放排工顺流远去，把一只只皮袋装满水，赶着瘦弱的驮马，挨户送水。一条长长的中心街道把哥里市分成两半。当初，沙皇尼古拉一世巡疆哥里之后，这条街就被叫做“帝王街”了。当然，后来又成了“斯大林街”。小店铺和一座座两层小楼被绿树掩映。这里是城市的低平地区，由富人居住。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犹太商人从哥里贩货到各地做生意。在东方都这样，生活的中心就是市场，典型的东方市场。在一排排脏黑的货摊上，无数的小铺里，出售从火柴到珠宝等各种商品。裁缝就在街上揽活，衣服尺寸是这样量的：裁缝在地上铺好草木灰，顾客仰面躺在灰上，裁缝骑坐在顾客身上，把他的身形压在灰上。剃头匠在这里理发洗头，拔牙，摊主喝酒作乐。有个疯子常上市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顽童，拿疯人寻开心。　　摘自戈格利泽的信：“小索索常到市场来，那儿有个做生意的犹太商人把衣服包给索索的母亲洗。索索从来不逗弄疯子，而是保护他。犹太商人心很善，怜悯疯人，为此常给索索赏钱。索索总是把钱分给我们买糖吃。虽说索索家很穷，但他从不看重金钱。”家庭　　鞋匠维萨里昂（别索）·朱加什维利居住的该城山坡地区，是另一种生活。他的小屋就在这里，是婚后搬进去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凯凯）·格奥尔基耶夫娜·格拉泽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父亲早逝，但是母亲靠微薄的收入还是让凯凯读了书。她遇见别索·朱加什维利的时候，还未满 16 岁。领袖未来的父亲是个鞋匠。他是不久前来到哥里的，老家在一个叫季季一利洛的小村，他就生在那儿。危险的曾祖父　　这一家子在季季—利洛可有点名气。别索的祖上早先住在利亚赫维斯山谷。他们跟格拉泽一家一样，也是农奴，隶属于好战的封建主——阿萨季阿尼公爵。索索的曾祖父，扎扎·朱加什维利参加过流血的农奴暴动，被抓住，毒打后关进监牢。从那儿逃亡，又暴动，再被抓，又逃走，逃走后他就住到离第比利斯不远的季季—利洛村，娶了妻，总算安定了下来。　　老造反的儿子瓦诺却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动，平平安安地过了一辈子。他留下两个儿子——别索和格奥尔基。祖父的血性子又在孙辈复活了。脾气暴躁的格奥尔基在酒后斗殴时被人杀死，别索既能打架又常酗酒，离开了平静的家乡，到第比利斯去了。他没多大文化，就在第比利斯当了鞋匠，在一家叫阿杰利汉诺夫的大皮革厂干活。该厂为高加索的军队供应靴子。所以，斯大林毕生只穿靴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有一次，别索到哥里访友。他的朋友也是鞋匠，哥里有 92 个鞋匠，制鞋是该城最大的手工业。他遇见了 16 岁的凯凯。格鲁吉亚人早熟，16 岁早就是大姑娘了。是不是她爱上了别索？对这些成天为吃顿饱饭而奔忙的赤贫者来说，理智就叫爱情，她没有嫁妆，而他是个鞋匠，也就是说，不愁没饭吃。这样的结合很合理。这段文字摘自 1874 年婚姻登记册：“哥里临时居民、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东正教徒，初婚，24 岁；新娘为住哥里市的已故农民格拉泽·格拉泽之女叶卡捷琳娜，东正教徒，初婚，16 岁，于 5 月 17 日成婚。”这样，别索·朱加什维利成了哥里市民。格鲁吉亚的婚札要庆祝很长时间。一连好几天，客人们喝酒说笑，乐师吹杜杜克管。所以，她在婚礼上对自己的配偶就有了相当多的了解。格鲁吉亚人喝酒时兴高采烈，没完没了地祝酒。别索喝得很凶，阴沉沉地不吭声，很快就醉了。这样，他就不会像别人一样侃大山，而是寻衅斗殴，这人身上有一股无名孽火。他皮肤黑黑的，中等个头儿，瘦削，额头低平，留胡须。科巴很像他。凯凯长得秀气，白皮肤，有点雀斑，虔信宗教，识字，喜欢音乐。夫妇俩差别很大。婚后头几年，凯凯不断地生孩子。但是，孩子都夭折了。1876 年，襁褓中的米哈伊尔死了，格奥尔基生下不久又死。这两个都是索索的哥哥。老天爷似乎不想让阴郁的鞋匠生个儿子。恶魔阿米兰　　在哥里古堡废墟附近，有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一只巨大的石球。民间传说把它同巨人阿米兰联系在一起。阿米兰玩这块大石头就跟玩球一样。阿米兰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高加索版本，不过，只表现了恶的一面。他是被铐死在高加索山峰上的破坏之神。哥里有个古老的传统习俗：一年中有一个晚上，全体铁匠彻夜敲铁砧，为的是不让这个破坏之妖下山到人间。铁匠们白敲了1878 年 12 月 6 日，凯凯生了第三个男孩。凯凯不知向上帝祷告了多少遍，求上帝赐个儿子给她。祷告终于灵验了，婴儿活下来了。12 月 17 日，哈哈洛夫神父为他施洗礼。这个男孩将像阿米兰玩石球一样，玩地球于股掌之上。　　“30 年代初，在修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集中营里，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秃顶的、半盲的格鲁吉亚老神父，并说，是他为斯大林施了洗礼。集中营里的人都叫他‘教父’。”（摘自切普佐夫的信）　　鞋匠别索的小屋保留至今。在崇拜斯大林的年代里，小屋外面罩了一栋大理石的大房子。教会中学学生斯大林没忘记：人们对救世主降生的那座小茅屋，也是这么处理的。　　那是座砖砌平房??当初别索就在门旁，挨着马路边阴沉沉地缝靴子。只有一间屋，全家三口都挤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被烟熏得黑黢黢的地下室??有一小束光线穿过小窗户照到地下室里的一只木摇篮上，这是他的摇篮，在他之前，他的两个夭折了的哥哥曾在这只摇篮里啼哭。　　索索活下来了。为了感谢上帝给了孩子生命，凯凯决定把屠弱的孩子奉献给教会当神职人员。　　别索居住的街区当时称为俄国区，因为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兵营里驻扎着俄国兵。孩子们常常叫索索为“俄国人”，即俄国区来的人。这一概念奇怪地留在了他的潜意识里，从此以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感情就不会在他身上复苏了。只有头一个化名，带点孩子气的化名，同格鲁吉亚有关。他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搞地下活动只用俄罗斯化名。后来，他是以嘲讽的口气提到自己的祖国的：“一小块自称格鲁吉亚的俄国领土。”关于母亲的不光彩传闻　　我们主人公的童年很朦胧，罩着别索小屋的大理石房子，掩盖了猜不透的谜。“我的双亲都是平民百姓，但他们待我很不错，”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如是说。但格鲁吉亚人说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我在第比利斯一直生活到 17 岁，跟一个老太太很熟。她过去住在哥里，她说斯大林把自己的母亲叫成娼妇。格鲁吉亚连最恶名远扬的强盗也敬重自己的母亲。斯大林在 1917 年以后可能有两次去探望过母亲，但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一家妇女刊物的编辑马林娜·哈恰图罗娃）“他的母亲从不到莫斯科去找他。当了皇上之后竟然不请母亲路德维希（1881—1948），写过《拿破仑》、《俾斯麦》、《耶稣》、《罗斯福》、《三幅画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传记作品。去一同享福，这样的格鲁吉亚人能想像吗？他从不给她写信。连她的葬礼也不参加。据说，当着人的面叫她‘老娼妇’。事情是这样的：别索住在第比利斯，不给母子俩寄钱，钱全买酒喝掉了。凯凯只好自己挣钱供儿子吃，供儿子上学。她挨家挨户给有钱人洗衣、缝纫。她当时很年轻，后面的故事不难想像。就连斯大林在世，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时候，人们都说：‘斯大林不是那个没文化的别索的儿子。’人们说他是普尔热瓦利斯基的。”（摘自戈格利泽的信）　　普尔热瓦利斯基是俄国著名旅行家，确实到过哥里。斯大林时期百科全书上印的他那张长小胡子的脸，影影绰绰地像斯大林。　　戈格利泽来信摘录：“斯大林死后，恐惧消失之后，人们又说了几个可能是他父亲的人名，其中之一甚至是个犹太商人。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雅科夫·埃格纳塔什维利。这是个有钱的酒商，拳击爱好者。凯凯在他家也干过活，埃格纳塔什维利供索索在教会中学上学的费用。据说，斯大林为了纪念他，让自己的大儿子叫雅科夫。我看见过这位格鲁吉亚力士的肖像。不，根本不像瘦弱的索索。　　“不过，别索从第比利斯回到哥里后，会听到这些谣传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打索索打得这么凶？”　　对她，他也是往死里打。母子俩只好躲到邻家逃命。斯大林长大后，就像所有格鲁吉亚人一样，不可能不卑视这个放荡的妇女。所以，从不请母亲到莫斯科去，也不给她写信。　　诺季亚来信摘录：“还在他在世时，当时人们可能由于一句对他不敬的话而失踪，但大家都公开讲，他是大旅行家普尔热瓦利斯基的私生子。传这种话而不受惩罚，只能说明它受到最高层的赞同。这倒不光是由于他们卑视酒鬼父亲，还出于国家利益。当时他已经是全俄沙皇，希望有一个体面的俄罗斯生父，而不要那个没文化的格鲁吉亚人。但是，在格鲁吉亚，一个妇女出了嫁不守妇道，就被认为是荡妇。这样就产生了有关他母亲的种种不光彩传说。”母亲的真相　　1993 年夏，我获准查阅总统档案馆的资料。我通过救世主大门进入克里姆林宫。一串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也是通过这个大门进宫的，其中夹有一辆领袖坐的车。克里姆林宫内有许多教堂的金顶，有炮王——17 世纪最大的炮，可惜从未发射过，附近是另一件庞然大物——钟王，铸成后就裂了一块，从未敲响过。斯大林当初每天都会看到这两件具有嘲讽意味的俄国象征?? 同当初斯大林的车一样，我的车也向右拐，因为总统档案馆 1993 年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寓所里。　　这套房子经过了改建，不过高高的门和他摸过的玻璃把手留了下来，一面旧镜子想必照见过他的身影。我坐在他的房间里，翻阅他的档案：“克里姆林宫诊所，斯大林病历”、他那神秘地死去的妻子的病历、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一个可怕的人物留在纸上的温柔辞句、他写给孩子的信??　　他写给母亲的信！！　　对，什么他仇视母亲，什么“娼妇”，传闻全是假的。他热爱母亲，像一个做儿子的应该做的那样，给她写信，一直写，写到她去世。发黄的小纸片写满很大的格鲁吉亚文，因为母亲一直没学会俄语。　　革命后，他让她这个原先替人洗衣服和当佣人的妇女，住进了前高加索总督的宫殿。不过，她只占了一小间，就像他们原先的那间小平房。她常跟那些像她一样的孤老太太一起坐在那里聊天，她们全穿黑衣裙，就像一群乌鸦。他写给她的信很简短。据他妻子说，后来他也讨厌冗长的私信。　　1922 年 4 月 16 日：“我的妈妈！你好，愿你康健无忧。常言说宫的东门，得好：活着自己高兴，死了也让故里的蛆虫高兴??”　　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亲爱的妈妈，愿你长命万岁！”　　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的家信：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寄钱，寄药，劝她生病时别丧气。他还让妻子写长信，附在他的短信后。　　妻子给婆婆的信摘录：“我们一切平安，一直等着您来，可是您又来不了??”　　对，正好相反，请母亲来，但母亲不来。而且，母亲对终日忙碌过度的儿子关怀备至，弄得他只好去信解释：　　“你好，我亲爱的妈妈??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看来是生我的气了，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在上，我太忙了。”“你好，我的妈妈，我当然有错，近来没给您写信。可是，没办法，许多工作压到头上来了，抽不出时间写信。” 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她还是不来。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夏天快到了，也许能见面。要不，您上我们这儿来？对了，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样，寄包裹，但不去。不论怎么请求。让她住进宫殿，只占一个小间。　　不过，他也没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养，离她很近，但不去??或许是伯到老家去？不论怎么说，只有在 1935 年，得知她病得很重，看来，以后难以见面，他才探望了她一次。他的宣传工具把这场母子相会变成了一段圣经故事。但是漏了两段真实的插曲：“你为什么打我打得那么凶？”他问母亲。“所以你才变得那么有出息。”凯凯答。还有：“约瑟夫，你现在究竟当了什么官？”母亲问。　　每条街上都挂了儿子的像，她不会不知道他当了什么官，她只不过是想让他感到自豪。他的确自豪：“你还记得皇上吗？我现在差不多就是皇上。”　　于是，她就说了一句当时全国都认为很天真的话：“你还是当神父好。” 这段故事看来很合斯大林心意，当时广为人知，当然不无当局的帮助。当时，知识分子纷纷传告，给凯凯治过病的尼古拉·基帕希泽医师的回忆录中亦有这段故事。不过，在这位虔信宗教的妇女的回答中，包含了她的全部悲剧，也解开了母于关系的全部谜团。童年：挨打！　　当然，酒鬼别索是索索的生父，只要对比一下父子的模样就可断定。确凿无疑的是，凯凯是一位贞洁的、虔诚的女教徒。而且，在索索出生那年，夫妇俩还没有两地分居，别索当时就住在哥里，根据第比利斯阿杰利汉诺夫工厂的订货缝制皮靴，还喝酒，有时闹得四邻不宁。　　基帕希泽医生回忆起她讲的一件事：“有一天，醉醺醺的父亲把儿子举了起来，使劲扔到地上。孩子一连好几天尿血。”　　头几年，不幸的凯凯每逢丈夫醉后发疯，就抱起吓坏了的孩子，逃到邻居家。但是，凯凯的力气越来越大，是因为繁重的劳动锻炼的，这位少妇的反攻一年比一年有力，酒鬼别索身体越来越虚。现在，她毫不胆怯地同丈夫搏斗。别索在家里觉得不舒服，他感到已不能主宰一切了。　　这个阴沉的亚洲人呆不下去了，看来，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到第比利斯去。　　索索从一生下来就看到了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就这样，别索到第比利斯，进了阿杰利汉诺夫的鞋厂，留下了娘儿俩。但是，孩子不仅模样像父亲。可怕的家庭生活使他变得残酷。“他是个凶猛、粗鲁、倔强、脾气极坏的孩子。”112 岁的汉娜·莫希阿什维利这样描绘索索，她是个格鲁吉亚犹太人，凯凯的朋友，于 1972 年从格鲁吉亚移居到以色列。　　母亲成了一家之主，当初制服了父亲的那双拳头，如今用来教育儿子了。不听话，就毒打，所以，他后来完全有理由问她：“为什么你打我打得那么凶？”　　“打”永远地进入了他的潜意识。“打”就是教育。这成了同政敌斗争时最爱用的一个词。反犹太主义，还有一种残酷的情感是从小扎根的。　　反犹太主义本不是高加索固有的。高加索是一座巴比伦塔，那儿自古以来就是无数民族相邻杂居。格鲁吉亚人苏姆巴托夫公爵曾写道：“格鲁吉亚从不迫害犹太人。格鲁吉亚语中并不存在侮辱人的俄语词‘犹太佬’，只有一个通用词——犹太人。”　　格鲁吉亚的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做小生意。当裁缝，放高利贷，缝鞋。犹太鞋匠缝的格鲁吉亚靴子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要。正因为他们有家业，手艺娴熟，才受到倒霉的酒鬼别索的嫉恨。这样，父亲从小就教育索索对这个民族的憎恶。别索走后，凯凯继续履行誓愿：索索应当成为神职人员。念书要钱，她见活就干，帮人打扫、缝洗。凯凯明白，孩子记忆力非凡，能学科学。而且他乐感好，像母亲。而这对在教堂供职十分有用。现在，凯凯常常在犹太富商家做活，是好朋友汉娜推荐的。这个瘦瘦的男孩就跟在凯凯后面。她收拾屋子，这个机灵的孩子就同主人说话逗笑，很讨他们喜欢。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是哥里的犹太人戴维·皮斯马梅多夫。　　“我常给他钱，给他买课本。我像喜欢亲儿子一样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戴维这样回忆道。他哪里知道，这个男孩是多么傲，自尊心是多么强，多么憎恶他收下的每个戈比！后来，过了好多年，戴维在 1924 年到了莫斯科，想见见当时已　　成为执政党总书记的那个男孩索索。“起先没放我进去见他，但当他得知是谁想见他之后，亲自出来拥抱我，还说：‘老爷子来了，我的老爹。’” 也许，这次会见产生了有关犹太富商是他父亲的谣传??其实，他不过是想让当初的富翁戴维看看，小叫化子如今成了啥人物。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天真地继续同自己贫穷的童年算帐?? 但恰恰是在童年时代，亲娘的忍辱负重，永远的半饥不饱和贫穷，使这个自尊心强得近乎病态的孩子，产生了反抗和嫉恨之情，首先是对他们这些犹太富商。　　汉娜·莫希阿什维利回忆道：“小约瑟夫已经习惯了我们家，像亲儿子一样??小约瑟夫和我的丈夫大约瑟夫常常争吵。索索稍稍长大点以后，常对我丈夫说：‘我很尊敬你，可你得小心，要是继续做买卖，我饶不了你。’　　他讨厌一切俄国犹太人。” 这并不是想像。多年后他的儿子雅科夫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雅科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在受审问时说：“关于犹太人，我只说一句话：他们不会干活，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做买卖。”　　这里还加上了嫉恨受辱的情绪。当时，他母亲正替几家有钱的犹太人干活，关于她的恶毒谣传就是那时出笼的。于是，索索就形成了在高加索本不多见的反犹太情绪。　　他的朋友达夫里什维利回忆道，有一次，奶奶给他和索索讲福音书的故事——关于犹太出卖耶稣的那一吻的故事。索索气呼呼地问：“那耶稣干吗不拔刀呢？”奶奶说：“不应该这样，他要为了解救我们的灵魂而献出生命。” 可是，索索没法理解这一点，在整个童年时代，人们教给他的一直是以牙还牙。他就打定主意做他最容易理解的一件事：向犹太人复仇！他当时就善于策划行动，而自己躲在幕后，因为怕母亲的老拳。索索策划的行动是由他的小朋友们干的：把一头猪赶进犹太教堂。他们被发现了，但没有出卖索索。后来，东正教神父对来到教堂里的人们说：“我们这儿有迷途的羔羊。几天前，他们在一座教堂犯下了渎神罪。”这却是索索所无法理解的：怎么能庇护另一种信仰的人呢？！“天使般的嗓子”　　1888 年，凯凯的誓愿成了现实：他进了哥里教会学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主人公的同龄人的双目看到他：“索索穿了件新的蓝大衣，戴毡帽，脖子上围了一条漂亮的红围巾。”母亲费尽心血：他不能比别人差。于是，凯凯决定换雇主，现在要给他老师的家庭洗衣和打扫。　　哥里教会学校是一座两层大楼，二层是主教座堂。教会学校的另一名学生戴维·苏利阿什维利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并作了这样的描述：“在教堂斋期唱歌的是三个人，唱的是忏悔祷歌。挑的是唱得最好的人，索索每次都被挑中。“做晚祷时，三个身穿法衣的男童跪着唱祷歌??天使般的嗓音，教堂金色的大门洞开，神父举手向天，我们充满圣洁的感情，躬身行礼??” 此时此刻他们跪在小教堂里。我们从这幅天使肖像开始叙述的这个人物，他使人们受到的伤害甚于人类史上的一切战争。　　　　第二章童年和少年时代之谜三剑客　　也在哥里教会学校读过书的米哈伊尔·采拉泽在回忆录中写道： “索索最喜欢打群架。有两队拳手，一队是住在该市高坡上的孩子，另一队是住在低地的。我们无情地对攻，瘦弱的索索是最机灵的打手之一。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强敌的背后。不过，低地的孩子们肚里有油水，更厉害些。”　　于是，全城最强的拳手采拉泽对索索说：“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这个队厉害。”但他拒绝。这还用说，在另一队他是头儿！对“打”的爱好他始终保持着。采拉泽回忆道：“后来，我被赶出教会学校，但很快，整个格鲁吉亚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新的高加索冠军。1904 年，我在巴库出场比赛，在台上扫视一圈，看到索索在观众中间。索索假装没认出我，他当时处于地下状态。”是啊，虽然危险，索索还是不能不去，否则会错过一场拳斗。还有一个特点，他善于让人服从。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的团伙。他们被称为“三剑客”：彼佳·卡帕尼泽、上面提到的那个采拉泽和格里沙·格卢尔吉泽。他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个子矮小的达太安——索索的一切旨意。　　当他成了斯大林，消灭了革命者科巴的所有战友以后，还保留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很奇怪的感情——眷恋索索的这些小朋友。在饥饿的战争年代，他给彼佳、米沙和格里沙（卡帕尼泽、采拉泽和格卢尔吉泽）寄去了按当时标准看相当多的钱??“请收下一份薄礼。你的索索”——68 岁的斯大林在给 70 岁的格里沙·卡帕尼泽的便函里如此动情。这些便函都保存在他的档案里。采拉泽回忆道：“他从来都没有忘掉过我们，给我寄来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一句亲切的祝语：长命千岁。” 哥里教会学校是四年制，索索每年都是第一名。学生们晚上是不许离开家门的。他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回忆道：“被派去检查学生纪律的督察员，每次都发现，索索在家里做功课。”他趁妈妈还在别人家干活没回来，用功读书。她感到欣慰：他将成为神父。学校里的教师各种人都有。其中一个叫德米特里·哈图塔什维利的，学生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在课堂上实行棍棒教育。学生们必须一动不动地端坐，双手放在课桌上，双目直视可怕的教师。谁要是动一动，或是眼睛旁视，手指立即就会被戒尺敲一次。这位教师爱重复一句话：“眼珠乱转，就是动坏脑子。”对双目逼视的威力、不敢旁视的人的恐惧，索索这辈子永志不忘。我们又想起鲍里索夫说过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名言：‘眼珠乱转，就是心里有鬼。’” 学校对学生很严。不过也有例外。教导主任别利亚耶夫就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可是，学生不怕他，也不尊敬他。索索记下了这个教训。有一天，别利亚耶夫带学生去参观哥里山区的洞穴群。途中要过一条浑浊而宽阔的小河。索索和学生们都跳过去了，可是胖胖的别利亚耶夫跳不过去。有个学生走到河水里，弯下腰，让老师伏在他背上过河。大家都听见索索轻轻地说：“你是骡子啊？哪怕上帝让我驮，我也不干。”他傲气得近乎病态，受过许多凌辱的人往往会这样。魔鬼的蹄子　　像许多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一样，他粗兽得近乎挑衅。他不光瘦弱矮小，脸上还有麻点，那是 6 岁时得天花落下的。“麻子”成了他在宪兵密报中的代名。 “他游泳游得很好，但不好意思在库拉河中游：腿上有残疾。我的曾祖父是他高年级同学，有一次逗他，说他的‘鞋里藏了一只魔鬼的蹄子’。索索当时一声不响。过了一年多。这时，全校头号力士采拉泽已经像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跟着索索。曾祖父已经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时才挨了采拉泽一顿毒打。”（摘自罗斯托夫市吉维列戈夫来信）　　我在总统档案馆里查阅《斯大林病历》。其中一页上写着：“左足趾连生。”左手之谜　　在无数画像里，斯大林往往左手微屈，拿着烟斗。这只成了斯大林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烟斗，事实上要起掩盖左手残疾的作用。1917 年，他对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这样解释的：小时候给一辆轻便四轮马车轧过，当时没钱请医生，胳膊没长好，伤处溃疡，结果手就伸不直了。我在《病历》中找到的也是这个说法，那是根据他的口述记下的：“左手肩关节和肘关节萎缩，原因是 6 岁时碰伤后肘部长期溃疡。” 可是，又产生了疑问。的确，小时候是被马车轧过。但是，目击者是这样写的。　　戈格利齐泽回忆道：“在主显节那天，库拉河桥旁聚集了许多人。谁都没注意，一辆由惊马拉的四轮车顺坡而下。马车冲进人群，朝索索奔来，辕杆撞在他脸上，把他碰倒了。幸好只轧上了孩子的腿。人们把索索抱回家。母亲看到儿子给撞残了，号陶大哭起来，大夫说，内脏器官没有受伤。几星期后，他又去上学了。”另一位目击者也说是轧到了腿上。而且只会是这样，因为马车如果轧着了手，必然会碾过身子，轧坏内脏。这么说，定轧在腿上！而且既有大夫，又作了治疗，很快治好了。根本就没有提到手受伤！看来，致残的手同他的童年时代无关，而是涉及本书主人公此后那危险而黑暗的时代，涉及本书的后面章节。又一个谜　　我们把别索遗忘了。他不时地回家。妻子的自作主张依然使他怒不可遏。她想让儿子当神职人员？休想！　　摘自戈格利齐泽的回忆录：“别索常说：‘你想让你的儿子当主教？你永远别想见到这一天。鞋匠，他将来要当鞋匠！’他干脆把孩子带到了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去。”别利亚耶夫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她又一次战胜了丈夫，使丈夫丢了脸。从此之后，别索再也没回过哥里，杳无音讯。索索的同龄人和他的传记作者是这么写的：“别索死于酒后斗殴。”　　索索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在父亲“死于酒后斗殴”多年后，1909 年，索索因从事革命活动又一次被警察局逮捕，送到沃洛格达。保存在沃洛格达宪兵局第 136 卷宗“被监管人资料”上说：　　“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族，农民，其父维萨利昂·伊万诺维奇现年 55 岁，母亲是叶卡捷琳娜。母亲住在哥里，父亲过流浪生活??”1909 年 6 月 30 日又这样写：“父亲维萨利昂??过流浪生活??”直到 1912 年的宪兵档案中，索索的供词才改了：“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哥里。” 这是什么？是想给宪兵布迷阵，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可能父亲确实活着。别索的弟弟当初就死于酒后斗殴。人们是否把弟弟之死转于失踪了的别索？我从特维尔市科尔基亚那儿收到了这么封信：　　“1931 年，我在苏呼米认识了一个老头儿。他站在沿河街的油炸馅饼店旁乞讨。我没给钱，他醉得很厉害。突然，他喊了起来：‘你知道向你要钱的是谁吗？’骂了我一句。我家离炸馅饼店仅两步路，所以，我老婆从窗口看到了这个场面。我进了家门，她就小声对我说：‘他喝得大醉的时候，就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他儿子，是他生的。疯子！’第二年，我又上那儿去，老头儿当然已经不在了。他以前住在馅饼店旁的地下室里，有人看见，那天夜里他就被带走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失踪了，连坟都没有。哥里的生活昏暗，单调。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开处决两名罪犯。　　1892 年 2 月 13 日。上千人聚集在绞刑架旁。教会学校师生单独在一处。当时认为，“公开处决会使人相信法网恢恢，能震慑罪犯”。摘自彼得·卡帕纳泽的回忆录：“我们被绞刑吓坏了。十诫中的‘勿杀戮’同处死两个农民是相矛盾的。施刑时，绞索断了，又吊了一次。” 人群中有两名未来的熟人：高尔基和索索。高尔基描述了这次绞刑，而索索记在脑中。他懂了：可以违背诫条。也许，当时他就发生了疑问：教会学校是否在欺骗他们？疑问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1894 年，索索从初级教会学校毕业，进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一年级。　　上世纪末的第比利斯，美丽，欢快，醉醺醺，阳光明媚。这就是索索看到的世界了。翻翻本世纪初出版的《高加索风景图片集》，你会看到多姿多彩的人群：穿高加索骑士袍的自命不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小胡同的作坊里干活的大嗓门的手艺匠，叫卖格鲁吉亚发面饼的小贩，吹祖尔纳管的乐师，喝得微醉的小贩??　　学生住在学校楼内，食宿全包，院墙使他们同这个充满诱惑的南方城市相隔绝。学校里笼罩着一种准备为上帝服务的严肃的、禁欲主义的气氛。　　清早，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非得起床作晨祷。匆匆忙忙的早点，长长的几堂课，然后又是祷告，简单的午餐，短时间的散步，然后，校门就关上了。10 时，正当南方城市的夜生活刚开始时，他们就做完晚祷要就寝了。他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他的同学伊列马什维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群犯人，虽然没有犯罪，都要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 在这群血气方刚、早熟的南方少年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作好过这种生活的准备。他们渴望那种既能让他们享尽人生乐趣，又能满足他们从圣经中获得的献身愿望和崇高理想的学习生活。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学习方式。高年级学生向他们介绍某些地下组织。这些秘密社团就同初期的基督徒一样，宣布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讲几句革命史：“奴隶之国”　　俄罗斯帝国是个农民国家，带有世世代代的奴隶制传统。直到 19 世纪后半期——1861 年，才废除了农奴制。在那之前，绝大多数　　农民属于自己的主人——地主。血腥的农民暴动不时震撼帝国，但被同样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于是，这个一望无际的国家，重又处于无权、顺从的状态，一种明智的沉睡状态。　　俄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本国的评价是：“奴隶之国，自下而上全是奴隶。”农民像奴隶般顺从，部分是由于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古老的土地占有方式——村社。这种方式在西欧已经被消灭。单个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权，土地属于全体农民——村社。村社通过集体方式决定一切。任何一个富有造反精神的个人都融化在这个愚钝、恭顺的集体中。俄国沙皇很珍惜村社。同沙皇一起珍惜村社的，还有头一批革命者。如果说，沙皇从村社中看到了伟大的过去，那么，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俄国早期的激进派从中看到了伟大的未来。集体所有制、集体作决定，这些恰恰是使俄国能越过无情的资本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机制。只要让没有文化的农民革命化就行了。需要一批鼓动家——新的使徒。俄国革命者的福音书——著名小说《怎么办？》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呼吁道：“让俄国拿起斧头吧。”这样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学说。民粹派相信人民，相信愚钝的俄国农民潜意识中的社会主义。　　沙皇和革命者都对。没有村社意识，既不可能有 300 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此后在俄国的胜利，虽说革命者同现实的人民的第一次相会结果是悲惨的。1874 年，几百名年轻人（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搞了假身份证，化名下乡去号召俄国农民暴动。但这种“走向人民”引起的结果是农民的惊恐。这批倒霉的使徒多数被警察或是农民自己抓了起来。这时，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蓬勃发展。彼得·特卡乔夫成了俄国民粹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早在 17 岁那年，他还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后被捕，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过了一段时间，他逃到国外，成了俄国雅各宾党人的公认领袖。在流亡期间，特卡乔夫出版反政府刊物《警钟》。他始终未能回到俄国，在流亡生活中得了精神病，死在精神病人收容所，年仅41 岁。　　特卡乔夫发表了一种新的主张。他认为，为了革命成功，根本用不着搞全国的人民起义。革命是少数人的事，一群革命领袖搞一次成功的密谋活动，就能使革命胜利。他们应当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去改造已习惯于奴隶般服从的俄国社会，让俄国人民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但是，为了光辉的　　未来，要消灭大多数居民，因为他们不够开明，会妨碍奔向社会主义天堂。新使徒诫训录　　革命民粹主义有一批中坚分子，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的思想就成了秘密社团“人民的镇压”之缔造人涅恰耶夫写的名著《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基础。《教义问答》要求：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但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己。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的革命者，即不大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　　许多被禁止在首都居住的俄国革命家，选择了富饶的第比利斯作为居住点。教会中学有头脑的学生经常同他们见面，索索也同他们相识了。他就是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教义问答》。熄灯后，他借着烟头的火光看新的诫训录。　　离开了特卡乔夫，离开了《革命者教义问答》，那就既无法理解本书的主人公，又无法理解 20 世纪俄国的整个历史。但是，对教会学校学生来说，最有吸引力，使他们既惊恐又心醉的，还是革命恐怖的思想。革命者担心资本主义在俄国会破坏未来社会主义的支柱——村社，决定加速现制度的崩溃，对知名国务活动家不断地搞恐怖，以推翻沙皇制度，还要暗杀沙皇本人。他们得手了，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不仅没有唤起人民，反而招致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从民粹主义者中脱颖而出。革命的救世主　　他们的头几位领袖是象征性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个俄国地主的儿子，穷犹太人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他们以俄国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视之为能预言未来的圣经。根据这一伟大学说，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开始等待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而生成的果实。因为，根据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教导，资本主义会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诚然，令人难堪的是，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因为资本主义无情的掘墓人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俄国尚处于萌芽状态。不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从襁褓时代就把无产阶级引向革命，并为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迅速赢得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那儿出了许多革命家。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容易领悟马克思主义思想。献身穷人和被压迫者。反对不义之财，建立由新的救世主——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正义王国，这一切同宗教教育不谋而合。只取消了一个上帝。但这样一来，他们获得了和睦生活的机会，得到了安慰。还取消了他们这种年龄的人不易理解的“以德报怨”，但这样一来，这个好战民族的子孙，这帮南蛮子们获得了无情地对付新救世主的敌　　人的权利。“耶稣干吗不拔刀呢？”索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阶梯最下层的那种受屈辱状态，已被宣布为不公。他们获得了自己改变这种状态的权利。现在，索索是各种马克思主义辩论会的经常听众了。转变渐渐成熟。对这个高傲的穷孩子来说，伟大的革命诺言“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后来他写道：“从 15 岁就投身革命运动。”诗人　　“他的性格变了，不再爱说笑逗乐，”他的一位同龄人写道。“变得深思熟虑，显得阴郁，圃于自我，手不离书。”说得确切点，是手不离新书。在这个时期，他已经解开了谜团。他对同龄人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 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他就是在那时学会了隐瞒。他是个隐藏的非教徒，但在宗教课上出色地回答教师的提问。一心二用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内容。　　他同过去分手，他的孤独需要发泄，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很正常的，方式便是写诗。他把诗寄到《伊韦里亚》杂志。《伊韦里亚》可不是一本平平常常的杂志，它是由格鲁吉亚诗人之王——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公爵领导的。《伊韦里亚》刊登索索的诗，都是些少年多愁善感的幻想，风花雪月。1895—1896 年，《伊韦里亚》登了诗人索索的七首侍。第一首诗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愿伊韦里亚鲜花盛开，祝我的故乡狂欢畅怀，???? 最后一首诗却是悲伤的：昨日他琴声叮咚，人群欢呼赞美；如今他备受迫害，人群送上毒酒一杯：喝吧，该死的！你这是活该！我们既不要你的真理，也不要你的乐声如天籁。　　他在做准备，准备走一条献身的路。他记住了《教义问答》中的话：“革命者是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人。”　　据传，恰夫恰瓦泽本人曾相信这位诗人的前途，还为他祝福：“走这条路吧，我的孩子。”但这不仅仅是传闻：1907 年《格鲁吉亚优秀诗歌集》收进了索索写的诗。但是，我们的诗人 1907 年已经在创作另一类诗篇了??“杀父恶人”给了他革命化名诗歌成了索索的临别忏悔。这时，他的新名字产生了。既然他是诗人，当然喜欢用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科巴”是他少年时代喜爱的格鲁吉亚作家卡兹别吉作品主人公的名字。科巴是格鲁吉亚的罗宾汉，劫富济贫。还是像巴枯宁说的那样：“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他喜欢的那部作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杀父恶人》。没错，因为他奋起反抗父亲。恰恰是在这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杀了父亲。前教会中学的优秀生，如今成了革命者科巴。 “科巴”作为他主要的革命化名，将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导师　　这时，一个革命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他只比科巴大 8 岁，他注定要在科巴的一生起非凡的作用。这位革命家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20 世纪记下了他的革命化名——列宁。这两个人是多么的迥然不同啊！三等文官（在沙皇俄国，这个级别相当干将军）的儿子，出身贵族世家的列宁，是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俄国家庭中长大的。他的双亲细心呵护自己的孩子。父亲毕身献给教育事业，是位督学官。列宁小时候曾在祖父领地的小径上散步。另一个却是酒鬼鞋匠的儿子，从父亲那儿除了毒打，没得到过别的关怀，从人生那儿，除了贫困，没得到过其他东西。尽管这样，他俩又出奇地相像。列宁在童年时代像科巴一样倔强，百折不回。列宁同科巴一样，没有耐心，暴躁，同时，又可以出奇地有耐心、沉默、冷漠。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年轻的列宁在祖父领地的林间小道漫步，津津有味地读屠格涅夫多愁善感的爱情小说《贵族之家》。年轻的科巴写感情缠绵的诗。两人都是小个子，但都狂热地、近乎病态地争当第一，早在童年游戏中就如此。两人都自幼丧父，两人都是母亲的偶像。　　两人的本意都不是当革命者。列宁成为革命者是在哥哥被害之后。哥哥由于参与谋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列宁经受了空前的震惊：他的哥哥，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被吊在绞索上荡来荡去。母亲的悲痛、社会地位的突然改变，使他痛恨人生的不平。用列宁的话来说，哥哥喜爱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感染”了他。同样，《杀父恶人》感染了科巴。　　科巴读过的粗俗的、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市井文学同那位著名的革命哲学家的书很相似：呼吁暴力。　　两人投身革命后都判定：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是无情的，不伯流血。两人都有一批忠诚的战友，都掌握了对人施加超自然影响、统治人的秘诀。　　　　第三章索索的结局　　　　开除　　他同地下革命工作者建立了联系。诗是不写了，彻底封笔。他用课余时间领导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他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梅萨梅—达西”。　　1898 年，他的名字列入了学生记过册：“学生朱加什维利读禁书”，“朱加什维利出版手抄非法刊物”等等。他学会了用冷笑来回答教师的责备。他看不起这些为并不存在的上帝供职的骗子。他不再好好读书，不想浪费时间。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他成了学校生活中的一位主角。全校已分成两部分：他的朋友和敌人。就连敌人也害怕他那阴郁的、好报复的性格，怕他的刻薄挖苦和大发雷霆，怕他的朋友替他复仇。最强壮的学生像奴隶地般地听命于他这个长着一双小眼睛的瘦小个儿，每逢他发怒时，小眼睛会闪出逼人的黄色凶光。　　格鲁吉亚很重哥们儿义气。他有很多朋友。说得确切点，是相信他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但事实上，不论当时，还是今后，他都是孤独的。只不过有些青年以为他可信，够朋友罢了。他利用这些人同那些被他看作敌人的青年斗。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将在回忆录中大书特书同他的友谊，火爆脾气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曾同他形影不离??相信他的友谊的人当时很多，此后还会有很多。记过册里关于他的记载连续不断：“读违禁书刊”，“对校方粗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住处被搜查”——找“违禁书刊”。他好像是故意招惹校方，让人把他开除出校。他为什么不自己退学呢？他还是怕母亲。在那个时期，他放假已经不回家了，不想跟母亲解释。1899 年，他终于被开除了。“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逐出教会中学”——这是后来他自己的解释，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上，科巴采用的摆脱教会中学的方法要安全得多。我面前有一份档案材料：《教会中学校务大会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因不参加考试而被开除的记录摘抄》。他向来行动谨慎。在即将过去的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他确定了自己的道路。要成为下个世纪的一名主角。母亲知道了：他拒绝为上帝供职。当初的牺牲白费了。誓愿未兑现。虔信宗教的凯凯承受了很可怕的打击。她担心上帝会抛弃索索，会来一个魔鬼。圣诞节那天，科巴去工作了。在他一生中，这是第一件正常的工作，也是最后一件。保存着第比利斯总观象台记事摘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 1899 年 12 月 26 日上班。”换了世纪　　圣诞节后，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几天，他来到了观象台。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东布罗夫斯基的人描写过他的工作：“约瑟夫担任观象台的观察记录员。那儿没有自动记录仪，所以只能由观察员昼夜不停地记录一切气象变化，日班上到晚上 9 时，然后由夜班接替。”　　他只好在观象台当夜班观察员，以此迎来新世纪的第一年。帕夫连科写道：“他是在空荡荡的观象台迎来那一夜的，别人都去庆祝19 世纪结束??”　　那一夜是世纪交替。陌生的 20 世纪来到，而那个注定要决定 20 世纪走向的人，却眼望茫茫宇宙??　　观象台的工作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把非法出版物藏在观象台上自己的小房间里。还藏了不久前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的传单。他的党建立了　　在上世纪末，流亡国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言论转为行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曾坚持要成立马克思主义工党，终于大功告成。参加新党建立工作的有“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这是由两万多名犹太人结成的群众运动。这些犹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铲除反犹太主义。　　1898 年，在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积极参与下，在明斯克秘密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宣布成立各个地方委员会。会后，多数中央委员被捕。但地方委员会不断增多。在科巴的参与下，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在第比利斯出现了。火　　当时，列宁在流放中。流放结束后，就出国去了。在国外，列宁以一家不寻常的报纸的思想吸引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其他著名的流亡马克思主义者。这家报纸在俄国各地应当有自己的代理人。代理人应当进入已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引导它们去战斗。代理人们应当筹备新的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真正的能战斗的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革命者组织，我们就能使俄国翻个底朝天，”列宁曾这样写道。这家报纸叫《火星报》。报纸的刊头词“星火燎原”是一个纲领。列宁及其战友决心烧掉旧俄国。他们成功了。《火星报》的多数代理人都会见到革命胜利，不过，将在革命之后，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　　1900 年，列宁的《火星报》的代理人维克托·库尔纳托夫斯基出现在第比利斯。他带来了列宁的主要思想：新党应建立在高度保密的原则上。党内不许有广泛的辩论和任何言论自由。这是战斗组织，目的是革命。由此就产生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严格的纪律。马克思主义是新党最神圣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点作任何修正，都会受到谴责，被看作与工人阶级为敌。科巴立即看中了这种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立即成了列宁主义者。第一次流血　　对新思想的效力作了检验。开始筹备第比利斯工人游行。游行应当以流血告终。科巴和库尔纳托夫斯基希望流血。　　　　他在教会中学的一个熟人伊列马什维利回忆道：“科巴经常重复：流血斗争会迅速解决问题。”他不知道，科巴只不过是重复库尔纳托夫斯基传达的列宁的口号罢了。这时，母亲到观象台来了。她在观象台住了一段时间，看来是想让索索回到教会中学去。她还抱着一线希望。她不知道，她的索索已经死亡，出现了科巴。现在，新的革命者兄弟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女人很快就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上帝已离开了索索的心灵，她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怪吓人的科巴。母亲回哥里去了。　　游行前的一个月，开始抓人。库尔纳托夫斯基被捕。但科巴溜掉了。游行前夕，他递上了辞职书。3 月底被观象台解雇了。不过，小房间暂时还归他用，变成了非法出版物仓库。　　1901 年 5 月一个炎热的日子，市中心出现了一些穿厚大衣、戴羊皮帽的人。这是工人，准备面对哥萨克的马鞭。　　2000 名游行者在市中心集合。已经在喊“打倒专制政权”了，军警驱赶怒气冲冲的人群。　　这时流了血，有人受伤，有人被捕。对那个轻松愉快的南方城市来说，这很新奇。　　列宁的《火星报》满意地指出：“可以认为，高加索公开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城里在抓人，搜查。观象台里科巴的小房间也被搜查，不过，科巴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在关键的危险日子里消声匿迹的惊人本领，还会使用多次。伊列马什维利写道：“科巴是被通缉的头目之一，但他躲起来了??逃到了哥里??趁夜色潜入我家。”　　看来，他在哥里继续同母亲作解释。但是，做母亲的总该帮儿子脱身。她这样做了。但是，像她这样一个把索索献给上帝，期望他成为神父的女人能喜欢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的科巴吗？科巴在她的屋里很难生活，一有机会，他就回到危险的第比利斯。第二部科巴：生与死第一章科巴之谜　　“列宁的左腿”　　到了第比利斯，科巴就消失在地下革命者中。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这叫“地下状态”。“地下工作者”就是革命术语对他们的叫法。假证件，不断变换接头地点，藏着秘密印刷所的地下室??　　这是青年人的秘密团体，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 “那是 18—30 岁的人的时代。超过这个年龄的革命者屈指可数??‘委员会’、‘党’这类字眼还是新名词，透着新鲜劲儿，青年人听起来，犹如迷人的旋律。加入组织的人明知道，几个月后他就可能进监狱，去流放。尽可能不被抓住，在宪兵面前挺得住，这是很光荣的。”（托洛茨基）好几个月过去了，科巴依然没有被抓住。伊列马什维利：“我到科巴那寒酸的小房间探望过他几次。科巴穿一件俄式黑上衣，戴一条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常戴的红领带。他只穿那种肮脏的上衣和从不擦的皮鞋。一切会令人想起资产阶级的东西，他都讨厌。”　　托洛茨基挖苦地写道：“肮脏的上衣和不擦的皮鞋是革命者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在外省。”对，年轻而天真的科巴竭力做得像真正的革命者。一切都按规矩行事：穿肮桩的上衣，到工人小组向工人讲解马克思的学说。因为这样容易被半文盲的听众理解。正是这种风格，使他战胜了口才超人的演说家托洛茨基。东方需要崇拜。“亚洲人”——布尔什维克克拉辛这样称呼他——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列宁。革命家阿尔谢尼泽回忆道：“他崇拜列宁，把列宁神化。他以列宁的思想为生，处处模仿列宁，以至我们戏称他为‘列宁的左腿’。”　　科巴的上帝没有欺骗他。1902 年问世的列宁著作《怎么办》成了爆炸的炸弹。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毫无指望地重复：只要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专制政权连一根毫毛也不会动。革命被推迟到遥遥无期，革命者应当为未来几代人做工作。列宁的书使人重新产生了希望。他说，职业革命家强大的秘密组织借助于暴力政变，可以实现革命。俄国是一个世世代代俯首贴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只要夺取了政权，社会就会服从。英雄们的秘密组织可以推翻专制政权！这一切多么合科巴的心意啊！又一次流血　　继续呆在第比利斯，就意味着增加被捕的危险??不过，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被捕是革命者的必修课，因为这“会提供在法庭上讲演这一最激动人心的机会”。　　真正的革命家都渴望被捕，以便把法庭变成讲坛??但是，对科巴来说，这条路堵死了，因为他嗓门小，语速慢，格鲁吉亚口音重。　　只有处在保密的阴影中，他才感到自在。科巴被第比利斯委员会派往巴统。　　巴统是个南方港口城市，街道狭窄，海风吹拂，家家户户的小院都很凉快，晾晒的内衣和被单被风吹得啪啪响，就像船上的帆。这是适于谈情说爱、寻欢作乐的城市。科巴在这儿继续搞地下工作。同龄人恋爱，结婚，做官，　　科巴却忘我地在各个秘密接头点之间奔走，筹备工人大游行，要搞得像起义一样。会流很多血。他知道一句名言：大流血会诞生大革命。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开始有了详尽的编年史，是警察局写的。他在新世纪的头 17 年生活，将由警察局记录。警察会留下他的标准像：正面照和侧面照。警察局将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一同创作本书??　　我翻阅第比利斯宪兵局的档案：宪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组织的活动，关于朱加什维利领导的工人集会的密报。　　伊列马什维利写道：“他日益成为列宁在格鲁吉亚的一小撮追随者的领袖。”对，他一下子就成了领袖。　　而且，一下子成了专制主义者。警察的密报中写道：“巴统组织的头儿是朱加什维利。他的专制作风使很多人愤怒，组织内部就发生了分裂。”可是，他的专制作风却成果卓著。宁静的巴统被规模空前的工人大游行闹得天翻地覆。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死 15 人，伤许多人。流血和激情??又成功了！城里到处抓人。他又溜了，逃进山里。革命家卡托·巴奇泽回忆道：“大游行后，科巴不得不躲起来。他穿过一个叫克罗姆的山村。一个农妇收留了他，让他洗澡、休息。”　　高山、太阳、白色的小房子，老人们在树荫下懒洋洋地喝葡萄酒，时光在这儿仿佛停住了??他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不，这不是他过的生活。可是，回到第比利斯很危险，那儿早就在到处抓他了，呆在哥里也不行，那儿也会搜查。他走了出奇制胜的一步——返回犯罪地点——巴统。警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大胆。他整整躲了一个月。这时，他在密谋者的阶梯中又上了一个台阶，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高加索委员会委员。第一次被捕　　那是南方的一个春夜，革命家在举行秘密集会。出了告密者，屋子被警察围住了。于是，警察局继续写他的传记：　　“巴统市第四派出所所长报告：1902 年 4 月 5 日夜 12 时，约·朱加什维利在达里韦利泽家举行的工人集会上被捕。”　　正当科巴无忧无虑的同龄人走出小酒馆时，他被关在车里，穿过这座幸福的城市，送进监狱，而且一下子送进了可怕的巴统市监狱。他开始在监狱间漫游：巴统监狱，库塔伊西监狱??“学，一点一点地学”　　亚洲的监狱就是这样：肉体上的折磨——看守人的毒打，肮脏，犯人绝对的无权，刑事犯欺侮政治犯。起先，他张皇失措：通过牢房的小窗户扔出一个绝望的纸条，没有具名。他求人转告母亲：“要是有人问起：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你就说：‘他一直呆在哥里。’”当然啰纸条被狱长截获。在这个天真的举动之后，他绝望，走投无路。可是，很快他就适应了监狱的环境。　　彼得·帕夫连科写道：“学，一点一点地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重复这句话，略带口音和嘲讽。”　　学，一点一点地学。他发现，在监狱里除了看守人的政权外，还存在着刑事犯的政权。他这么个酒鬼的穷儿子，很容易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他是 “自己人”。他执行了《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诫训：同匪盗世界联合起来。他明白了他们的潜力，犯罪分子搞革命的潜力。　　列宁向来器重他同刑事犯找到共同语言的本领。在国内战争期间，每当由前犯人或酒鬼组成的部队暴动时，列宁就立即建议：“咱们是不是派斯大林同志上那儿去？他善于同这类人对话。”权力　　他的这些新相识尊重蛮力。可是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但是，他从小就惯于忍受毒打，向他们证明了另一点：藐视蛮力。这时，狱方决定给政治犯一点教训，亚洲式的教训。　　“复活节后的第二天，第一连站成两排。让政治犯从两排士兵中穿过，挨枪托揍。科巴手里拿了一本书，昂着头走过去，挨了揍也不低头。”（摘自革命家韦列夏克回忆录）就同在小学、中学和第比利斯委员会里那样，科巴很快夺取了权力，这次是在监狱里。刑事犯们慑服于这个长着一对狂暴黄眼珠的黑黑小个子所发出的奇异力量。他在监狱里给自己订了一条铁的规矩：早上做操，然后学德语（真正的革命者读马克思的作品应当读原版）。他毕竟未能学会德语，他在狱中的成功表现在另外的方面。凡是不承认他权力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动手的是他那些刑事犯新朋友。这时，科巴这个“黑头发、麻脸的小个子格鲁吉亚人”要准备去第一次流放了。　　韦列夏克：“科巴被人用手铐同他的一个同志铐在一起。他看见我以后，笑了笑。”他的笑容很古怪，有时会使人起鸡皮疙瘩。幸福的一天　　他被一站站递解到天涯海角——伊尔库茨克省的下乌达镇。这个南方人穿着唯一的黑夹大衣，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在他的故乡，雪只留在高高的山上，在这儿，周围全是雪。在流放中，他收到了上帝列宁的信！托洛茨基后来以嘲讽的口气解释道：“这是一封很平常的传阅信，是由克鲁普斯卡娅复写，列宁签名分发给一切崇拜列宁的外地人的。但是，这个天真的亚洲人不知道这一点，感到很幸福，上帝发现了他！”他记住了这个日子，把它写入了自己的简历。诞生在畜棚里　　在流放中，他获悉了一件大事的细节，这件事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报道过：1903 年 7 月 30 日，列宁的梦想在布鲁塞尔实现了。40 名革命者聚集在一间不大的谷仓里，里面挂了一张纸，写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　　他们要在这间谷仓里生下无神论者的救世主——一个将造福于全人类的党。　　在谷仓里主持代表大会的是普列汉诺夫。从头几次会议起，列宁就开始分裂这个尚未来得及问世的党，他领了一群年青的追随者，反对普列汉诺夫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权威。他要求建立一个类似教会的严格的集中制组织，对中央要绝对服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想保持某种自由辩论的表象，使之像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列宁不容商量。　　列宁使代表大会发生了分裂，把自己的追随者团结成一个派别。就某一事项进行表决时，反对他的人成了少数。列宁顺手就给他们贴上了“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标签。他们就以这个名称进入了历史。他给自己捞了个自豪的名称——“布尔什维克”。当科巴得知那群笨蛋居然会同意给自己起一个低三下四的名称——孟什维克后，想必会哈哈大笑：这帮人难道能领导一个党？　　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在所有的省委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争夺对党的领导权。此后，他们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将扯着大嗓门无情地斗，几乎要斗 20 年。　　直到 30 年代，科巴才会彻底结束这场斗争，把最后一批孟什维克革命者消灭在集中营里。如此成功又如此古怪的逃跑　　那是在 11 月份，西伯利亚已经是严冬了，忽而暴风雪，忽而酷寒，在这冷冰冰的无情的大地上，他怀念温暖，怀念高山，想逃跑。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回忆道：“他头一次想逃跑是在 1903 年 11 月，但冻坏了耳朵和鼻子，只好回到乌达。”　　可是，1904 年 1 月 5 日，警察局的记事本上又记上了一笔：“流放者朱加什维利逃跑。”他拿着一个假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俄罗斯农民的名字，穿过俄罗斯全境，逃往第比利斯。俄罗斯农民的证件，长着格鲁吉亚人的脸，有格鲁吉亚口音，穿过全国！没有被任何人扣住！他住在第比利斯，这也很古怪。托洛茨基写道：“知名革命家很少回故乡，因为在那儿太显眼了。”地下工作者一回故乡就会被警察盯上。根据统计，至多半年后就会被抓。但是，科巴从 1904 年 1 月到 1908 年 3 月，处于地下状态长达 4 年多！没有被捕！控制着整个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密探局，整整 4 年居然无法抓到他！在他的官方履历中是这样写的。不过，也有别的说法。“1905 年，他被捕并越狱”！（摘自第比利斯密探分局局长帕斯特留林1911 年写的约·朱加什维利材料）“1906 年 1 月 28 日，朱加什维利在米哈·博恰里泽寓所被拘留。” 这就是说，被捕过，又逃跑成功？而且不怕重回危险的高加索？为什么？科巴在第比利斯认识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　　“我是 1904 年同他相识的，当时，他刚从流放地逃出，”阿利卢耶夫回忆道。他从党成立时就入党了，在铁路工厂工作，科巴就在那儿的工人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阿利卢耶夫的妻子是个风骚的美人儿。不到 14 岁，她就同他私奔。现在虽说已年近 30，依然善于勾引男人。但是，她的每一部新罗曼史，都是以回到善良的谢尔盖身边而告终??有一个挺怕人的传闻：科巴的出现使这个风情女子怦然心动。阿利卢耶娃的小女儿——后来成为科巴第二个妻子的娜佳——的出生，可能同这场婚外恋有关。幸好这只是个传闻！科巴认识阿利卢耶夫的时候，小娜佳早已出生。又是谜和问题　　1905 年来临，迄今为止仍稳固的帝国动摇了。不论对布尔什维克，还是对孟什维克，第一次俄国革命都是突然的。正当他们就革命问题争吵时，革命已爆发了??到处闹事，进攻警察局、军队哗变、修筑街垒??革命永远像演大戏。出场的主角是口惹悬河的演说家。在这种演说家出风头的时刻，科巴不出头露面，而是躲在阴影中。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描写他的。但这种阴影是古怪的、神秘的。大家知道，他在第比利斯编过小报——《高加索工人传单》。还写过理论文章，转述列宁的思想??就这些？活动能力极强的科巴在革命的日日夜夜才干了这么点事？　　当然不！还有别的事！而这些事，伟大的保密家瞒着我们。还瞒成了！在这几年里难怪会发生他在履历中隐瞒不提的神秘的逮捕。难怪在这时列宁发现了科巴，科巴到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而且又是拿别人的证件，用俄罗斯姓氏！这个格鲁吉亚人穿越国境线很容易。况且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开往芬兰（许多革命者躲在芬兰）的火车里特工多得不可胜数！可是，科巴没有被抓住。科巴又走运了。走运得离奇。同他的上帝见面　　在塔墨尔福斯，他第一次见到了列宁。当时科巴的天真、无知和愚昧，全反映在他关于会见偶像的记述中：“列宁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巨人。当我看到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时，是多么的失望??开大会时，伟人一般都要迟到，为的是让与会者屏息静候他的光临??”但令人惊奇的是，列宁准时到会，“同普通代表随意交谈”。　　他确实感到惊奇。因为他自己??“开大会时，科巴总是迟到，稍迟一点，但必迟无疑??”女革命者克努尼扬茨写道。他在会上没有发言。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所写，当时他在会外也毫不表现自己。　　但是，列宁又召唤他到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囚次代表大会，随后，“毫不表现自己的”科巴应邀参加又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　　我们要注上一笔：对欧洲国家首都的这几次出访，没有给这位前诗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从不回忆这几次远行。倒是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初次巴黎之行时，替科巴作了解释：“要了解巴黎，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有一个不容分心的领域：革命。”　　但这方面，他们都彼此相似。女革命家玛丽亚·埃森这样描写她同列宁有一次在瑞士群山中的游览：列宁和这位年轻妇女站在山顶上，“周围的美景一览无遗，积雪亮得耀眼??我感到心旷神怡??真想朗诵莎士比亚、拜伦的诗歌。我看了看列宁，他坐在那里沉思。突然，他喊了起来：‘这帮孟什维克真能给我们使坏呀！’”科巴也是这样的人，既不参观博物馆，也不逛马路??　　对他们来说，这些资产阶级城市街道，只不过是前往革命目标途中的宿营地罢了。　　就这样，列宁不断召唤他去开代表大会，而他则依然不怎么表现自己。说得确切点，偶然也表现出列宁所仇视的特点。　　当时，革命者的圈子很窄，因此，科巴的某些能让人休克的高论不可能不传到列宁的耳朵里，例如：“列宁很生气，上帝竟然给他派来了孟什维克这样的同志。事实上，马尔托夫、达恩和阿克雪里罗德这帮人，全是行过割礼的犹太佬！还有扎苏利奇这老太婆??跟这帮人没法干革命，连喝酒也不痛快。”还有：“这帮背信弃义的小店主，不想斗争??犹太人全都背信弃义，对革命毫无用处??”（摘自戴维写的《高加索犹太人史》年轻的、桀骜不驯的科巴的语言很生动。还可以举科巴自己的文章为例。文章发表在 1907 年的《巴库工人报》上，科巴在文内谈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感想。科已又用那种调侃的口吻发表高论：“孟什维克是清一色的犹太帮”，“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派”，因此，“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在党内搞一次大扫荡倒也不坏”。列宁周围有许多犹太革命家，他本人也有犹太血统，究竟为什么他能原谅那种为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反犹太主义呢？而且尽管这样还请科巴去参加各次代表大会？只能用《革命者教义问答》去解释：“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对，因为事业需要科巴，列宁才不去注意他的怪论。在这方面，科巴是很突出的。科巴的秘密　　科巴和托洛茨基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见面的。托洛茨基去参加大会时，头上已有一圈荣耀的光环，使列宁这个上帝黯然失色。理论家托洛茨基同那群争议革命的流亡者不一样，是从俄国，从革命的中心来的。在传奇式的彼得堡苏维埃的危急关头，托洛茨基是其领袖，他一演说，听众便如痴如醉。他被捕过，在法庭上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被判终身流放，从西伯利亚逃出，乘鹿橇越过 700 公里荒原。托洛茨基压根儿就没有发现那个口齿不灵的外省人：看长相明明是格鲁吉亚人，却使用一个荒唐的俄罗斯化名：伊万诺维奇。引起托洛茨基注意的是另一个人，而且在文章中提到了那人。有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年轻演说家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举座震动。这位年轻人立即就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个人叫季诺维也夫，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基的党内化名，此人在党内一举成名。看到这个夸夸其谈的犹太人一步登天，自命不凡的科巴不知作何感想？看到另一个自视甚高的犹太人托落茨基出人头地，他明白，党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功劳。说得确切点，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功劳，列宁。伦敦代表大会后，列宁马上就前往柏林，上那儿去同他见面的是??科巴。多年后，他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自己说出了这一切。不过，列宁同科巴在柏林说了些什么，他是不会讲的??　　随后，又是乘火车，又是顺利返回第比利斯。不知多少次，走运得近乎奇迹！　　在科巴返回第比利斯不久之后便清楚了，他同列宁在柏林商量了些什么。金钱　　事情发生在 1907 年 6 月 27 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上午 11 时，第比利斯的埃里万广场像平时一样，人很多，熙熙攘攘，五光十色。　　两辆轻便马车由一队哥萨克兵护送，驶入广场。车上装了国家银行的大批现钞。几乎在同时，两辆四轮马车也驶入了广场，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制服的男子，另一辆坐着两位太太。军官一声令下，不知从哪儿突然冲出 50 来人，挡住了解款车的去路。炸弹雨点般地扔到哥萨克和行人群中。劫匪在爆炸声和硝烟中，扑向马车??　　据一位警察说，“歹徒”在呛人的烟雾中抓起装钱的口袋，用左轮手枪向广场四处射击，走了。　　广场上尸体横陈，哥萨克、警察和士兵被炸弹炸得血肉横飞。在炸成一堆木片的轻便马车中，血肉模糊的行人发出呻吟。　　后来，托洛茨基写道：“当时，党内认为，科巴肯定亲自参加了这场行动。”血，这个黑黑的小个子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流血。党内犯罪集团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著名报告中，愤怒地指出，斯大林贬低政治局的作用，在中央内建立某种有特殊权力的“六人集团”、 “五人集团”??赫鲁晓夫大发雷霆：“这种黑社会的黑话，算什么玩意儿？” 但是，赫鲁晓夫属于列宁后的一代党员，不知道（或许是装作不知道）他正好触动了那个叫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的一个最古老的传统。领袖在领导内部建立的、除了参加者本人和领袖以外谁都不知道的“三人集团”、“五人集团” 和其他种种小集团，是在列宁时代出现的。列宁搞的“三人集团”中的一员，同埃里万广场的袭击直接相关。毒药、刀子和绳套——革命的圣物　　19 世纪末，革命恐怖主义的思想曾占据过许多年轻人的心灵。为革命而杀人，被称为“革命复仇行动”。抢银行，劫富豪，为革命筹款，这叫“充公”。武装分子和战斗队搞暗杀和充公，被看成是革命的罗宾汉。“我们普遍受到爱戴和同情??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帮助我们，”女恐怖分子薇拉·菲格奈尔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时，曾想让不声不响的教士阿廖沙·卡拉玛佐夫成为恐怖分子。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是恐怖分子。斯大林在世时，官方意识形态顽固地坚持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不搞恐怖行动。所有的教科书都引用了似乎是列宁在哥哥被处决后说的一句神秘的话：“我们要走另一条路。”这是官方的杜撰。列宁年轻时非常尊重的革命家涅恰耶夫（后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主人公）就说过：“毒药、刀子和绳套是革命的圣物。” 雅各宾主义的信徒、年轻的列宁从未想到过要放弃恐怖活动。　　在 1905 年革命的日子里，列宁呼吁“教青年战斗队员暗杀警察和放火”，发起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但是，列宁知道：革命党一开始战斗，警察就会加紧活动，党内就会混入奸细。奸细世界　　著名的恐怖组织“人民意志”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奸细杰加耶夫。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的头儿就是奸细阿泽夫。所以，列宁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战斗组织严加保密。　　这帮了列宁的大忙，因为他不仅要对警察局，还要对本党隐瞒自己的战斗小组。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战斗小组日益变成普普通通的强盗帮。许多事例说明，充公的钱被用来喝酒，玩女人，吸毒。孟什维克要求解散战斗队。　　列宁和流亡革命者处于为难境地。托洛茨基写道：“在 1905 年革命前，革命活动的经费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就是来自激进知识分子。”　　但是，在血腥的 1905 年，俄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革命是什么模样。他们看到了俄国暴动的无情面目，吓坏了。经费来源断绝。　　可是，流亡国外的舒适生活——在巴黎的咖啡馆争论革命、地下革命者在俄国的活动，这一切都要很多很多的钱。“用暴力抢夺金钱，成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托洛茨基语）在斯德哥尔摩党代会上，列宁想替战斗队说话。但是，战斗队员抢劫的例子不胜枚举，孟什维克怕败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伦敦代表大会绝对禁止搞这种充公活动，决定解散战斗队。可是，列宁在那时已经建立了党内的秘密组织，而党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警察局倒是知道的。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动者和总领导人就是列宁本人。”前布尔什维克、当时很接近列宁的阿列克辛斯基说：“在党中央内部，成立了一个‘三人集团’，这件事不仅不让警察知道，而且不让党员知道。”托洛茨基指出了“三人集团”成员的名字：“波格丹诺夫”、列宁和克拉辛。党的秘密：伟大的恐怖分子　　在列宁著作的注释中，关于克拉辛说得很简单：“领导过党中央所属的技术局。”即使在革命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也写得含糊其辞：“现在，党员们都了解了克拉辛在武装战斗队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切曾是保密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这项工作。”　　伟大的恐怖分子列昂尼德·克拉辛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彼得堡工学院求学，是个出色的工程师，美男子，很讨女人的欢心。但是，这位登徒子的主要爱好是炸弹，为革命造炸弹。　　“他的理想是制造出仅有核桃大的炸弹。”（托洛茨基语）造炸弹很费钱，克拉辛就想方设法搞钱。　　1905 年 5 月，有名的富翁、慈善家萨瓦·莫罗佐夫住进了尼斯的一座别墅，他曾给过革命者很大帮助。　　萨瓦当时情绪很消沉。克拉辛登门拜访。这次拜访后，莫罗佐夫就立下遗嘱，死后把保险赔偿金付给演员玛丽亚·尤尔科夫斯卡娅—安德烈耶娃。这个女人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特工。不久以后，人们发现，莫罗佐夫心口中弹，死于非命。是自杀，还是他杀？这只有克拉辛知道了。但是，莫罗佐夫的钱可不止这些。尼古拉·施米特——莫罗佐夫的外甥拥有一家很大的家具厂。　　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成员，在 1905 年革命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了工人起义，因此被关进监狱。他曾不止一次地当众宣布，他把一份偌大的家业送给亲爱的党。1907 年，他在狱中自尽，情形颇为古怪。没有任何遗嘱。遗产继承人是他的两个妹妹。克拉辛自有办法。他先派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安德里卡尼斯去接近姐姐叶卡捷琳娜。安德里卡尼斯不费周折就娶了她。老婆是娶了，可惜，不把钱给党。于是，又派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瓦西里·洛津斯基（党内的化名为塔拉图塔）到小妹伊丽莎白身边。他同她发生了关系，并让她在法庭上提供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证言。列宁对中央委员尼古拉·罗日科夫说：“您干得了这一手吗？我可不行??塔拉图塔好就好在不顾一切。这真是个金不换的人材??” 金不换的人材就是不顾一切的人——科巴在列宁大学里又学了一课。“学，一点一点地学”?? 布尔什维克打赢了施米特遗产官司，得了一笔巨款，供克拉辛造炸弹。莫罗佐夫和施米特的钱被用于准备袭击和抢劫。而且，还有利息。现在，各省都开了克拉辛炸弹工场。 “炼金术士克拉辛与人分享专利，大大地民主化了，”托洛茨基挖苦道。正因为这样，在那几年，虽然革命半死不活，血却流得很多。1905 年，恐怖分子杀了 223 人，1907 年，杀了 1231 人。革命党需要的钱越多，暗杀和充公就越凶。这时，不声不响的科巴也带着克拉辛的炸弹在行动。列宁究竟是何时想到利用忠诚的格鲁吉亚人做“炸弹工作”的，我们只能猜测了。列宁正确地评价了他在格鲁吉亚的流血游行中闪现出来的组织才干和保密能力，还有同危险的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本领。于是，列宁把狡猾的科巴同传奇式的卡莫联合起来了。“他好像中了他的魔法”　　卡莫是亚美尼亚人西蒙·捷尔一彼得罗相在党内的化名。他的勇敢无畏和体力过人，在党内传为美谈。他干过的工作有在巴统、在第比利斯劫持交通工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从某个时候起，卡莫已经不是单干了。同他一起的是他的老朋友和主宰科巴。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共同历史。同科巴一样，西蒙生于哥里。他父亲的豪宅离科巴的破房不远。从童年时代起，西蒙就成了科巴温顺的影子。卡莫的妹妹贾瓦伊拉回忆道：“父亲气得发疯：这个小叫化子身上有什么值得你们羡慕的？哥里就没有好人家啦？你们跟着他，决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白费劲，科巴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我们。至于我哥哥，他好像中了他的魔法似的。”　　西蒙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像鬼一样机灵，有力，残酷，有头脑。他大胆无畏，傲气逼人，但只要科巴在场，他就一声不吭，惟命是从。卡莫的化名也是科巴挖苦的结果。有一次，斯大林派他去送一包文件。西蒙的俄语很蹩脚，口齿不清地问：“给嘛个（卡莫）人送？” “嗐，卡莫，卡莫，你这个卡莫！”斯大林笑了。别人要是胆敢嘲笑卡莫，早没命了。但是，科巴的嘲笑他不仅忍受。科巴还进一步发挥，把嘲笑变成了他的化名。奴隶是不能生主人气的。西蒙心甘情愿地成了卡莫。就这样，科巴“给他起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托洛茨基语）但是，埃里万广场的袭击盖过了卡莫的全部功劳。这场好戏从头至尾全是科巴导演的。卡莫则遵照剧本表演。这是科巴导演的轰动全欧的第一场戏。克鲁普斯卡娅从瑞士兴高采烈地写道：“瑞士老百姓吓得要死??成天就是一个话题：俄国极端分子。”第比利斯的《新时代》写道：“这次胆大包天的抢劫到底是怎么干的，只有鬼知道。看来，这次科巴没有忍住。如果说，其余的恐怖主义功劳他是以自己喜爱的悄无声息的风格完成的话，那么，他参与埃里万广场劫款案，很快就全党皆知了。” 犯下这个大案后，许多布尔什维克都进了监狱。连老练的卡莫，一到柏林也立即被捕。可是，科巴又是奇怪地毫发无损！广场劫款仅是科巴的恐怖主义功绩的一个插曲。伊列马什维利写道：“此前他曾参与 1906 年暗杀格鲁吉亚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将军本应被孟什维克恐怖分子杀死，可是他们动手慢了。于是科巴就策划了这起谋杀，当孟什维克宣布这是他们干的时，科巴乐坏了??”帕夫连科对我父亲说过：“斯大林是在一次充公行动中伤了左手的。他灵巧勇敢，在第比利斯的劫款行动中，他是扑向马车的人但是，科巴从来不会忘记党关于禁止恐怖活动的决议。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不应成为剽悍的劫匪的，哪怕是为了革命事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他成了斯大林后，要精心隐瞒科巴的恐怖活动。但是，人们对他的这项活动了解得太清楚了。1918 年，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说，斯大林无权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因为“当初他曾因参与充公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科巴要求由法庭判定。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党组织被批判过，从未被开除过。这是卑劣的诽谤。”但是，尽管他义愤填膺，却提不出一个证据，说明他没有参与恐怖活动。马尔托夫要求召来证人，引述了新的事实，说明科巴参与洗劫“尼古拉一世”号客轮等行动。但是，无法从战火纷飞的高加索召来证人。此事就不了了之。“同志们说服了他写回忆录”　　不过，科巴的过去还是使斯大林提心吊胆。科巴在搞强盗袭击时的许多同志，后来都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饮弹毙命。　　当然，科巴在好汉生涯中的主要战友卡莫要比别人更早地离开人世。这是紧接着斯大林高升后发生的，当时他成了党的总书记。1922 年 7 月 15 日，卡莫在第比利斯市内骑自行车。　　当时在第比利斯还很少见到汽车，但偏偏一辆汽车在空旷的大道上把卡莫撞倒。撞得很厉害。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写道：“撞击的力量极大，把卡莫同志抛了起来，头撞到人行道的条石上，他立即失去了知觉??在医院里没有恢复知觉，去世了。”外高加索党的领导人之一马米娅·奥尔赫拉什维利在他的葬礼上悲痛地说：“恰恰是在同志们说服了他写回忆录，并派去了速记员的时候，卡莫同志不幸死了??命运怎么就爱嘲弄人呢！”命运的嘲弄？也许是他过去的朋友的作弄呢？科巴并不走运　　正如巴勒斯坦革命家阿萨德别伊所写的，在遥远的 1907 年，“科巴是一个倔强而正直的青年，生活上并不苛求。余下的钱他全寄给了列宁。”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他一直在巴库的采油区生活，确切点说，是隐蔽着。科巴写道：“按照党的旨意，我被调到巴库。在石油工人中做的两年革命工作，锻炼了我。” 的确，他在石油工业企业做过“革命工作”。他同战斗队员们一起向石油大亨们敲诈勒索，威胁要放火烧油田。有时确实也放火??桔红色的火光和团团浓烟在油田上空数周不散。他们还搞罢工，不过这种罢工有利于油田的老板，这样，他们就可以抬高油价了。　　他们为此也要付钱??不过，科巴本人过的却是近于贫民的生活。所有的钱都原封不动地寄给列宁。现在，他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已结婚，妻子又生了孩子。爱情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党内化名为“阿廖沙”），后者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与科巴母亲同名。她的祖先也来自季季—利洛村??她是多么漂亮，又是多么温柔文雅啊！而且，她还是一位革命者的妹妹！对了，当时还有一个教会中学学生，戴维·苏利阿什维利自以为是她的未婚夫，他也是革命者。苏利阿什维利是个美男子，而科巴的长相，据克努尼扬茨当年毫不客气的描述，“是又小又瘦，像个受气包，穿一件别人穿过的斜领衬衣，头上扣着一顶古怪的土耳其圆帽”。可是，叶卡捷琳娜看人的观点不同??格鲁吉亚人爱戴的这位劫富济贫的侠盗，很有魅力，况且他自有一种威严，使人慑服。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 “他向来为女人所钟情。”这当然是爱情！她同他母亲一样笃信宗教。他俩的结合是秘密的，在教堂举行婚礼也是秘密的。不仅对警察保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教堂举行婚礼是耻辱。托洛茨基鄙夷地写道：“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娶一个教徒，这种情况几乎是闻所未闻。”可是，科巴虽说杀人越货，生活贫困，却很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庭，聊补童年时代家庭生活之不足。只有同一个虔信宗教的贞洁姑娘，才能建立这样的家庭。那些满脑子自由思想的女革命者，那些在男革命者的秘密接头地点和床铺之间来回奔走的“女同志”，不对他的胃口。他终于找到了她??伊列马什维利写道：“他被沙皇的密探追得走投无路，只有在自己的家庭才能找到爱。”　　他们在油田一个土耳其房东那儿租了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叶卡捷琳娜（卡托）当裁缝。他们的居室虽说贫穷，倒也窗明几净，到处都铺着她的刺绣和勾花。　　他的家，他的窝，是个典型的家庭??尽管这样，当时他仍然是个狂热的革命者。　　“他在政治辩论中是很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机会，他肯定会用剑与火去歼灭对手。”（伊列马什维利语）　　在这期间，她一直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可是他为了避免被捕，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深夜，而且天亮前就离开。　　她为他生了儿子雅科夫。她带着个婴儿，勉强度日。钱依然没有。他弄到的大笔金钱，立即送给列宁。尽管这样，这个身无分文的人都仍然鄙视金钱。对他来说，金钱只不过是他要打碎的旧世界的一部分。他只要一有钱，就慷慨地分送给朋友们。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写道：“1907 年 7 月底，我要坐车上彼得堡去，没有钱，我听了同志们的建议，就去找科巴。”　　科巴马上就给了钱。可是，阿利卢耶夫一看他一贫如洗，当然就谢绝拿钱。科巴听也不听，硬把钱塞给他，“拿吧，拿吧，会有用的。”他只好收下了。　　阿利卢耶夫一家欠了科巴很多情。科巴曾把谢尔盖的女儿从水中救上来，就是那个叫娜佳的女儿??科巴的妻子仍旧抱着饥啼的婴儿守在家里，身无分文。科巴仍旧彻夜不归。后来，她病倒了?? 科巴没钱给她治病，而且也不可能经常回家，太危险了。她奄奄一息??那年秋天，科巴不得不把她送到第比利斯，她的家在那儿，可以照料她。可是已经晚了。伊列马什维利写道：“卡托是在他怀抱中咽气的。”斯瓦尼泽家里保留着一张照片：茫然若失、头发蓬乱的科巴站在棺材旁，悲伤痛苦，六神无主。就这样，他断送了第一个妻子的性命。马上就冒出个谜　　雅科夫是在母亲去世前不久出生的，生于 1908 年，他所有的表格都是这么填的。可是，我在党务档案馆里找到了一条剪报的照片复印件：《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死于 1907 年 11 月 25 日》。那就是说，雅科夫是在母亲死后出生的？有一种说法：雅科夫当然生于1907 年，说他生于 1908 年，是同当地神父串通的结果，目的是想雅科夫晚一年被征召到沙俄军队中。看来，这是真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为什么后来，十月革命后，雅科夫领身份证时，无所不能的斯大林不把日期改正过来呢？没有改。因为凡是同神秘的科巴生平有关的一切，后来都被约瑟夫·斯大林精心地搅乱。　　新生儿由死者的姐妹抚养，雅科夫在姨母的家里迎来了革命，并一直生活到 1921 年。只是在科巴变成了斯大林之后，他才把儿子接到莫斯科。　　“妻子死后，科巴热心地策划暗杀公爵、神父和资产阶级。”（伊列马什维利语）　　但这时，也出现了谣言，对革命者来说可怕的谣言：每次都顺利地逃脱追捕的、无畏的科巴，其实是警察局派到革命运动内部的奸细。科巴的被捕攻破了这些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