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八年抗战-3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原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次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731部队防疫研究室内藤良一、9420部队大田黑猪一郞等组成或参与日本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最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这让王选非常愤怒，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中国的受害者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日的交易　　假如战争这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四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费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郞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郞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三次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1947年6月前，费尔的调查取得突破，弗尔掌握了石井进行人体实验的证据，并将8000份细菌武器实验的病理标本送回美国。但是如何解读这些病理标本却是一个问题，更核心的数据美国还没有拿到。　　于是第四任调查官希尔于1947年10月8日来到日本。此后，希尔带回来的东西让美国的细菌战研究专家们忙了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他们得到了至少不少于24种细菌和化学物品的人体实验研究报告。这些细菌是：烟雾剂、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霍乱、痢疾、河豚毒、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鼠疫、植物传染病、沙门氏菌、孙吴热、天花、破伤风、森林扁虱脑炎、户塚虫、结核病、野兔病、伤寒、斑疹伤寒。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这些数据美国用25万日元就收入囊中。而这是"日本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美国认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所付出的"同实际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的问题是：费尔怎么会成功？　　1947年5月8、9、10日，费尔和石井进行了关键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石井一身古风，他对费尔一行的接待就像是他们是经封建君主的许可拜访这位阁下一样。石井穿着最好的和服，笔挺地坐在床上，并在他赐予的美国客人的整个会谈中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死亡工厂》320页)　　费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日本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日本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郞为首的731部队及其相关者战争罪责的承诺。　　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是个大村子。早上的太阳出来后，青壮年都到地里劳动去了，年老的人三三两两坐在自家的堂屋前晒太阳，干一点儿小活计。村里的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青砖瓦屋也随着地形起伏有致。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7节：为了永久的和平作者: 南香红　　这里是王选的家乡，她的父亲出生的地方。尽管王选出生在上海，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时候，王选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王姓大宗族里。崇山村整个村子的人都姓王，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有祠堂有族长，长幼有序，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地方。　　%%%打官司的主意是崇山村人自己想出来的　　1966年，解放军拉练住在崇山村，他们到村民中访贫问苦，听到的都是日本人放鼠疫、放火的事，于是解放军就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这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的第一次调查，当时统计出的死亡人数是396人。　　到了90年代，崇山村听说其他地方有人去告日本政府，于是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就在一起商量，我们崇山村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去？于是他们决定一个死者向日本政府索赔3万美元，以村委会的名誉状告日本国政府。三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日本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受害，要求日本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1994年8月10日，他们将写好的诉状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但石沉大海，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崇山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和别的江南村庄没什么区别，生活平静而安详，但平静之下有一种阴郁的东西，这使这个村庄有一种沉闷的基调。走在村里的路上，很多眼睛会默默地跟随"外来人"的行走。一位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发老人，被告知是鼠疫感染者，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直到现在他身上鼠疫抗体还是阳性的。　　老人名叫王丙宏，今年90岁了。他十七岁那年，在感染上鼠疫之前逃出了崇山村。但当看到崇山村黑烟冲天房子被烧时，再也忍不住又跑回了村子。回来后他就发了烧，母亲看着他反正活不了了，就用缝衣针扎他大腿根部的淋巴，挤出黑血，用白酒擦，然后再扎。如此反复将所有的脓包都挑破。他口渴不已，向母亲要水喝，母亲不给他喝水只让他喝白酒。第二天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在崇山村的街上，我们又踫到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王景荣，他拉住我们，告诉我他家里死了六个人，烧了八间房，十六岁的堂兄弟死的时候连棺木都没有力量置办，用床板抬着出葬的时候，嘴里流出的黑血滴了一路。活着的人四散而逃，奶奶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走在崇山村的石板路上，不时停下脚步，每一次驻足听到的都是悲惨的事，每遇到一个老人，都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崇山村，六十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还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在一代代地传。这样对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好处。"王培根说，"现在是一个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这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崇山村的老百姓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日本人了，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日本鬼子，就是魔鬼。　　1993年8月森正孝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崇山村的受害情况。　　当时只是为了调查。王培根是崇山村人，但在义乌的乡镇作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开座谈会。但是，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一个人一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上千人。王培根当时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当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三份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另一张表是统计烧毁房屋的，也是有房屋的间数、面积等等内容。　　王培根拿着两张表，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出来，复印了八百张，每张五角钱。　　崇山村有两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十二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用二十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结果只用了十天，就出来了。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病死亡的不能混在这里面，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一张大纸，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日本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出现的最准确的数字。　　崇山村人想告日本政府，日本人愿意帮助打官司；王选加入给日本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王选第一次陪同的律师是一濑敬一郞、鬼束忠则、西村正治。他们自愿组成的辩护团准备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8节：带鬼子进村作者: 南香红　　王选带鬼子进村　　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打官司？他们是为了什么？　　在和王选认识之前，森正孝每次来带的都是浙江省外事办找来的翻译。崇山村的人讲一大堆话，翻译就发毛了，没有懂崇山村话的人，中国话和日语之间又隔着一个崇山方言。　　王选对森正孝说，只有我懂崇山村话，又懂日语，我来做翻译吧。于是一切都自然地契合在一起。　　1996年7月至8月，王选和森正孝从江西广丰开始调查取证，经过玉山，进入浙江的江山、衢州、金华、义乌崇山与稠城。当年11月，王选又偕律师一濑一行到宁波调查。发现湖南常德鼠疫受害严重，马上取道常德调查，取得了大量证据。然后又到义乌崇山和江山、衢州调查，12月再次到浙江义乌、宁波和湖南常德调查取证。这一年王选陪同日本律师一濑等先后五次来中国调查。此外还有几位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医生随律师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受害，都由王选陪同并担任翻译。1997年，王选的脚步依旧匆忙。　　王选常常被人问：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有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浑身发抖。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他们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稳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中国很多人都想告日本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他们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这是中国公民第一次提出赔偿要求。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但是这样的索赔要求大都没有任何回音。　　民间状告日本政府并没有一条路径可走。在国内，受害者曾经向有关司法机构提起诉讼　　五六次之多，但诉状递交上去，一般是没有任何回复。而在国外提交诉讼，中国的受害者们所能达到的就是递交到使馆。两国之间是两座壁垒，之间没有路，也没有桥。而在日本兴起的日本和平运动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各国人民的索赔铺设了道路。　　1995年6月28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五十周年的时候，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递交起诉书，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耿淳的带领下，在日本花冈举行了暴动，其中400多人悲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冈暴动。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没有忘记这场悲剧，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远在日本的灵祭的消息。生活在河南农村的暴动大队长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活在世上。　　1987年，花冈暴动42年后，耿谆老人在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日本。更为传奇的是，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谆的手放声痛哭，耿淳老人认出了这就是让暴动推后三天的"小孩太君"。　　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一段泣天地动鬼神的故事。为了保护这个被中国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人，中国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行动失败的风险，将暴动整整推迟了三天时间。　　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曾经是花冈劳工的监工，因为他年龄小心地善良总是暗地里帮助中国劳工，劳工们暗地里称呼他为"小孩太君"。小孩太君管粮食，经常偷偷给生病的中国劳工送米面。另外还有一个"老头太君"，看到中国劳工食不果腹无力劳动，就在他监工的时候让大家休息，自己望风。暴动原定在6月27日，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劳工们发现，27日监工的正是两位帮助过中国人的日本人。　　暴动的计划是杀掉监工的日本人，但是对这两个日本人，中国人认为是有恩的人，杀是绝不可以的。就是不杀，他们也怕连累他俩。于是为了这两位，劳工暴动推迟了三天。　　1995年8月，日本律师大森代理山西盂县四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随后，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两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诉讼。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日本和平运动开始在日本举行亚洲战争受害者的证言集会，通过书籍和多媒体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日本人开始了解了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1991年８月东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论坛》，参加会议的亚洲战争受害者公开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年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七件诉讼。　　在中国国内，1991年童增写出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2年，万言书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流传，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中国民间索赔的声音第一次上达国家最高权利机关。民间的呼声让国家感到不可忽视。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19节：向石井四郞宣战作者: 南香红　　全国七届五次人大会议上，安徽代表王工、贵州代表王录生等38名代表递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列为第七号议案，议案认为这是代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加害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向日本索赔，是政府之间放弃的战争赔偿之外的赔偿。　　就在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时，童增在北京发出了有1万多中国公民签名的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日本国会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谢罪和赔偿，其中要求对受到疯狂杀戮而死去和受伤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对被迫服苦役的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被日军狂轰滥炸中的伤亡人员进行赔偿以及归还掠去的文物和大量财产等。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王选向石井四郞宣战　　细菌战诉讼不同于任何一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件。因为细菌战从来就是一段被日本与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向世界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大于诉讼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是为了揭露。　　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的细菌战的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片子里讲述的是在一个阴雨天里，这个黑衣黑伞的中国女人来到石井四郞的坟前，突然她用日语开始喊："石井四郞，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　　在BBC的这部纪录片里，王选被当作一个符号：中国人。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半个世纪之后开始了行动。　　这呐喊是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沉寂了六十年，现在借用王选发出了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是王选的，只有王选这样的性格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向石井四郞宣战。　　石井四郞这个日本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多年中，不仅建立了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而且还直接参与、建设和领导了在中国北京、南京、广州设立的细菌部队，并开展了人体活体实验，直接指挥细菌战对中国的实战攻击。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策划、实施、指挥者，这样的一个应该作为战争犯受到审判和惩处的人，最后却逃脱了任何审判，安然地渡过了他的一生。1959年，这个本应该处以绞刑的人因喉癌死在东京的家中。　　不仅仅是石井四郞，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参与者都没有出现在被告席上，这是世间最大的不公正，石井四郞和他的同伙制造了人间最大邪恶，而这邪恶却逃脱了审判。　　王选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和石井四郞相伴着住了几年时间"。这件事是王选参加细菌战诉讼后才知道的。那一天，在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带领下，王选来到了石井四郞东京的家。在街角为石井四郞剃过头的师傅那里，王选听到了这样的评价："那是一个大人物"，语气里还有一种敬畏。　　当年石井四郞把从中国带回来的细菌战资料和器材箱埋进了东京住宅的花园里，然后在报纸编造了一个石井四郞被击毙的消息，请来和尚念经，精心安排了一个葬礼，逃脱世人的眼睛。　　为死者讨回"人的尊严"　　1997年8月4日，王选带着四名细菌战原告来到日本，准备起诉日本政府。这四位中国的农民是受害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到日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很害怕，心里也很不安。他们从来都不曾想象过那个给自己带来永生灾难的日本是什么模样，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没有走出过家乡，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他们被分成三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控诉演讲。　　8月1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播出专题片《隐秘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细菌战》。这是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拍摄的片子，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残酷的事实，很多日本人竟然是第一次听说，而中国人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对暴行的愤怒和仇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　　8月11日上午9点30分，中国原告代表王选、何英珍、何祺绥、王锦悌、王晋华，在律师一濑敬一郞、西村正治、鬼束忠则的陪同下，来到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接待处第18部递交诉状，诉状的原告项中赫然写着中国108名老百姓的大名，被告项中明确写着：日本国。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原告诉讼要求是：1、被告向每个原告支付1000万日元，并且在本诉状提交的第二天开始五年内分期支付；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1997年12月22日，原告又向法庭追加了一项诉讼要求：被告必须向每个原告提交由原告认可的谢罪文，并将谢罪文登载在官方报纸上，并将这封谢罪信作为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0节：尊严和耻辱之间作者: 南香红　　在向法庭递交的《诉讼总论》里，细菌战诉讼团向法庭指出：细菌武器是针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的最残酷的杀戮武器，其不分平民与战斗人员集体式屠杀符合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罪。　　《诉讼总论》还指出，细菌武器不但掠夺了人类生命，还污染了人类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污染在现在还无法去除；细菌武器还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使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受到长期的歧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信赖的和谐关系。　　这一天的下午，中国细菌战原告代表和辩护律师在律师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各国记者100人。"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事实。"王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108名原告向日本政府索赔10亿8000万日元"的消息在世界很多媒体出现。　　沉浮于尊严和耻辱之间　　回忆就是一种创痛，当历史的伤疤再一次揭开时，依然会鲜血迸流；现实是一种创痛，当你看到当年的伤口今天还在流血时，那是一种屈辱的感觉。　　王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诉讼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知道了叔叔的死亡情况，当年父亲由于悲痛而没有说下去的话题在几十年后续上了。　　绘制在上崇山村村头的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和日军烧毁房屋图上，标为122号的王化樟家是第一个因为鼠疫而死人的，王选家就在王化樟家的隔壁。　　王选说："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十三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有一天叔叔号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样子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号。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待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她们。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戾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家有八口人罹难，但不是崇山村死人最多的人家。在崇山村有的人家，几天之内死亡十多口，有的一家人全部死绝了。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些战争没有概念，而现在战争就在眼前。　　诉说，诉说，诉说。所有的一切都活在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而所有的诉说都要经过王选的翻译传递给日本律师。　　杨大方是举着父亲的遗像诉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弑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时父亲在衢州开一家钟表店，正值壮年，事业兴盛全家和睦美满。但是日军在衢州撒下了鼠疫菌毁灭了一切。父亲的钟表店正在被封锁的疫区300米之内。父亲首先病了，高烧不退，淋巴肿大，痛苦之状无法言表，一个星期后死了。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相信父亲会死，整天跟着母亲哭呀哭。直到今天为止，我也忘不了父亲临死前那双紧紧盯着我母亲的眼睛。父亲不想死，他要活。　　七十六岁的金祖池说："我们家正好在义乌的疫区内。我祖母染上了鼠疫，高烧口渴，不停地喝水，不停地在床上折腾，抓头发，撕衣服，死的时候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　　六十九岁的薛培泽是为姐姐的三个孩子来申诉的。当年日军从江山撤退时在市内大街小巷散布细菌，他们化妆成老百姓，把注入了霍乱菌的水果、米果（年糕）放在树下、农家门口，姐姐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吃了这些东西，"那天晚上，在灯下，我看到三个孩子蜷曲着的尸体，他们躺上连草席都没有铺的床上，全身黑紫，四周都是排泄物，苍蝇蚊子飞舞着……。姐夫含泪用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放进了三个孩子的尸体。"　　烂脚是因为受到炭疽的感染，这是日军撒播的细菌的一种。炭疽是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就是人的骨头变成了灰，炭疽菌还会活着，一个地方一旦受到炭疽的污染，就永远地被污染了。　　柳宅村柳木水老人八十岁了，全村烂脚病的老人相继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当森正孝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凤凰卫视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用一张扑克牌贴在伤口上，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保护伤口的东西了，当扑克牌揭开，伤口立即迸裂，血夹着脓涌出来。王选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怎么也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疗伤吧？　　没有。"中国的行政系统没有行动，也没有来自加害者日本方面的救济。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她在日本的生活："整个日本是那么的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所以我在日本生活，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中日之间的战争，更不要说是细菌战。"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1节：中国人的诉讼作者: 南香红　　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那么健忘？作为一个中国人，愤怒得像要爆炸，屈辱得难以自持，痛苦得泪流满面，这就是王选的感受。而作为中日之间桥梁的王选还要时时面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一个富有，一个贫困；一个是加害者，一个是受害者；一个高傲，一个卑微；一个是社会中的精英人群，一个是芸芸草民。　　在整个细菌战的诉讼中，王选时时沉浮于自尊与耻辱之间。中日两国隔绝太久，当共同面对那场曾经的战争的时候，感受必然是会不同的。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在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龄大身体弱的，是又穷又困苦的底层老百姓。他们还是弱势群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对于日本法律的了解是零。经济上他们得靠日本人赞助，除了依靠日本律师，他们没有人可以依靠。因此，他们根本不具备和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的话，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师作为诉讼的代理人，是在合法可能的范围内听从当事人的意见，但并不从属于当事人。当事人和律师的看法有分歧，或者双方所要达到的诉讼目的有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要说是跨国的诉讼。　　王选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出来，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子般地迸出来。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日本的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日本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　　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一百回架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郞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对于日本人来说，王选这样的女人绝对超出他们对女人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社会里，女人一般是温良恭让的，大声说话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所以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　　1995年，以耿谆为代表的十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2000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依和解条款，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拿出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中国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花冈诉讼的原告代表耿淳老人和日本律师产生了分歧。日本律师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耿淳等原告认为没有道歉和谢罪，5亿日元只是一个慰问金、香火钱，并不是赔偿，并永久地剥夺了花冈受害者再上诉的权利，这是再一次的侮辱。耿淳老人愤而拒领和解慰问金。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想达到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不会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这件事对王选是一个警醒，更坚定了她坚持原告自己意愿的主张。　　"给我一个位置。"王选对日本人说。直到1996年，王选还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调查团也只是日本市民运动的一个团体，王选只是一名义务的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没有中国的原告。"这是中国人的诉讼，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我开始抓权。"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有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工作会议。浙江和湖南的代表第一次在义乌相聚。来自义乌、崇山村、江山、宁波、衢州、常德的21个人聚在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火盆的小会议室里，外面天寒地冻，屋里激情四溢。王选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以她特有的热情感染着大家。王选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崇山村的原告王丽君说："我们崇山村人就选王选做总代表，她在日本通语言，可以和日本律师经常见面，我们什么事都全权由她做主。"　　王选笑着说，大家信任我，那我就做这个总代表吧。　　1998年11月第五次开庭一结束，王选就匆匆回到上海，义乌的首届细菌战受难同胞纪念大会在等着她。王选和义乌的王培根商量，各地代表都到了，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个原告会？王培根说，我也是这样想，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对外也好有个名称。这天晚上，大家决定成立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王选当选为团长。王培根为秘书长、陈玉芳为副秘书长。　　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组织。在此后王选曾经申请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非政府组织（NGO），但是没有得到同意。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2节：与日本律师合作作者: 南香红　　与日本律师的合作　　土屋公献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部，1960年获取律师资格。1974年担任第二东京辩护律师协会副会长，曾为阻止国会修改《刑法》做出过贡献。1991年土屋公献先后担任日本辩护律师联合会副会长、会长。1996年土屋公献卸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投入细菌战的诉讼中来，土屋公献以其在日本律师界的影响力使辩护团律师队伍迅速扩大，从1997年8月提起诉状的8位律师，到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时，已有212名律师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　　日本律师的调查取证在王选的帮助和翻译下进行很得顺利。有了王选，日本律师就一步都离不开她了。王选忙得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一濑敬一郞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有200多名律师报名义务服务。为了便于行动，推选一濑等担任为原告辩护的任务，组成原告律师辩护团，公推日本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作为事务局长的一濑，负责辩护团诉讼日常事务，他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制作的。　　辩护团确定首次起诉时间为1997年5月30日。一开始，辩护团认为原告在30名左右比较合适，因为10名以下不足以说明问题，而50名又会因为申请免除诉讼费用、准备材料而工作量太大，辩护团无法承担。　　辩护团确定的可以作为原告的条件是：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父母的人；由于细菌战而失去兄弟姐妹的人；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人；由于细菌战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这四个条件中具备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原告。　　没有想到的是，愿意作为原告控告日本政府的人达到了108人，他们是191位死于细菌战的人的亲属和3名身染疫病而幸存下来的人。　　108人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很多律师都是义务在做这项工作，他们常常是利用休假拿自己的钱来做，有时候时间很有限，但工作还要赶出来。仅义乌崇山村，日本律师就来了8次，律师调查团来了4次，会谈了54个家庭。他们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翻译全部由王选顶下来。日本人做事极度认真，晚上的时间整理录音并把它们打印出来。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王丽君、胡贤忠作为原告出庭。　　当听到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的消息，在日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特地赶来，成为唯一旁观了开庭的中国人。　　开庭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王选带领的原告团和一濑带领的辩护团分别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一濑的律师事务所，徐勇看到一濑和夫人以及参加辩护的律师们一直忙碌着。到了深夜，律师们离去，一濑和夫人还在忙。晚上三四点的时候，徐勇实在钉不住了，在一濑的办公室的椅子上睡着了，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濑房间的灯还亮着。一夜未睡的一濑，第二天一早就携夫人前往法庭参加开庭。　　此时的王选也是一夜未眠。这时她带着两名原告赶到法庭。大家在法庭外汇合之后，先进行"揭露"，由原告们向日本民众演讲、游行。游行的队伍前面走着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郞和王选，大家拉着一条横幅，这是一濑敬一郞前一夜准备好的。　　王选要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进行一个陈述。　　在等待开庭的时间里，律师、原告、教授四五十个人在喝着咖啡，王选因为一夜未睡，也因为紧张，手脚变得僵硬起来，在场的徐勇很为王选担心：在这样重大的时刻，不能出现差池。　　"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因为它太重大了，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王选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渐渐地她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情绪起来了，她特有的执着的劲头又回来了。　　王选为了她的法庭发言，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好好吃饭，千字的发言，她思考了整整一个月。闭上眼睛，王选就想到了一个一个身体蜷缩着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漫长征途的abada-txt　　王选感到一种逼迫，又一个老人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诉讼开庭的那一天。王选来到崇山村，王旌昌的儿子拉着王选的手来到老人的遗像前："我父亲临终前给你写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一定要我交给你。"王选拿着厚厚的控诉材料，一下子就哭了。　　"我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王选替我出这口气。"　　看着一个又一个历史见证人去世，王选感到一种逼迫。　　崇山村因细菌战死过人的208户，30个原告，从诉讼到现在的十年间，已经有10个人逝世了，剩下的20个，身体也不是太好，有几个已经八十多岁了，话都讲不清楚了，再让这些人到日本去出庭，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人也一天天地老去，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在王选身边一个个地滑向死亡的深渊，巨大的悲凉和巨大的压迫如影随形般地追着王选，让她喘不过气来。　　王选在王旌昌的遗像前点燃一炷香，闭上眼睛默默祭祷，眼泪从脸上无声地滑落。她想起了三年来所有的辛苦和艰难。想起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了开庭这一天的到来，从1995年到现在三年的努力。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3节：善悄悄潜伏着作者: 南香红　　她想到了王培根。没有王培根和那些老人们的努力，就不会有向法庭递交的调查报告。从义乌区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投入细菌战的调查和诉讼，现在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　　还有七十八岁的王荣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在交出调查报告的时候倒下了，住在医院里，喉部被切开，呼吸困难，心里还惦记着细菌战诉讼。　　善总是悄悄潜伏着　　那些日本人做这件事，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到中国调查的全部费用都是自己掏。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遭到日本右翼的打击和排挤。　　人类的至善与至恶如同冰与火一般地交织在一起。王选想起了那个看管六个"试验材料"的松本博，在说出邪恶的事实时，这位老人也亮出了内心柔软的部分--善良。　　他给这些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烟抽，想办法不让烟冒出去被人发现，他和中国人说话，中国人叫他"小男孩"。　　他一回到家就告诉了母亲他在中国做了什么，她的母亲说，你是个罪犯。他结婚之前，他告诉未婚妻自己是一个罪犯，让她做出选择。在这么强大的恶面前，善总是悄悄潜伏着，再暴虐的恶也无法把它泯灭。　　王选说："有一次，一个七十多岁的日本老兵，面对众人，面对越洋传输到美国的电视镜头，坦白自己在中国强奸过一个少女，然后把她带到军营里作慰安妇。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击中了我的心，从始到终我的眼泪就没有断过。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这样面对自己的罪恶，得有多大的勇气！"　　极大的恶与至纯的善的淬激使王选明白："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不是为了恨。我知道当我站在法庭上发言时，王选这个名字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灵魂，是人类的正义向邪恶发出声音。"　　漫长征途的abada-txt　　王选回忆说："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原告代表的《陈述意见》也许是过去的东西了，但它是一封百姓的宣言，记录了我们纯真的热情和理想；它是我们漫长征途的abada-txt，我们勇敢迈出的第一步。"王选的语调很轻，但很感人，说到动情处，她哭了　　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　　王选一身青衣坐在原告席上。　　原告总代表王选陈述起诉理由。原告王丽君、胡忠贤作受害证言。　　原告辩护律师席上，坐着10名日本律师，领头的是土屋公献。　　被告席上应诉的是日本政府代理人、日本政府内阁法务省大臣松蒲功派的代表川口泰司、渡部义雄、前泽功、川上忠良、近藤秀夫等五人。　　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首先陈辞："爽快地承认以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明确承担责任，向受害者谢罪，绝不违反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与亚洲邻国和世界建立信赖关系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用金钱换取不到的巨大的'国家利益'。所以，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不应回避对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强烈地期待本法庭能够诚实地遵守业已确立的国际法各项原则，认真积极处理数十年前发生的本诉讼案件，恢复受害者作为人的尊严。"　　接着，椎野秀之律师陈述《731部队的罪状》，萱野一树律师陈述《被告的细菌战所造成的中国六地区受害》，多田敏明律师陈述《细菌战犯罪逃避了战争责任》，西村正治律师陈述《发现井本日记的重大意义》，鬼束忠则律师陈述《本诉讼案所适用的国际法》，一濑敬一郎律师陈述《法院应依据事实彻底审判细菌战犯罪》。　　各位律师详细列举了日军对衢州、宁波、常德、江山等地直接实施细菌战导致鼠疫、霍乱流行，以及由于对衢州实施的细菌战引起了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的鼠疫流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并给原告造成损害的事实。而且用事实证明，侵华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等根据天皇"大陆命(大本营陆军作战命令)"和陆军参谋总长的"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在1940年到1942年间多次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实际受害地区比本案原告所在地广泛得多。　　在辩护律师陈述之后，来自浙江宁波的胡贤忠讲述他家在细菌战中的受害遭遇。　　"我叫胡贤忠，今年六十六岁，中国浙江宁波人。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下旬，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宁波开明街上空盘旋，洒下一片淡黄色云雾。11月初，我姐姐突然头痛、发烧、脸越变越红、意识朦胧，同时大腿淋巴结肿大，没有食欲，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家人想尽了办法，姐姐还是死了。姐姐死后不到10天，弟弟、父亲相继染上鼠疫。我弟弟刚死，父亲又病重。这时当地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来到我家，把我父亲送进了隔离医院，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父亲。没几天我母亲也染上鼠疫，被送进同一家隔离医院，最终死在那里。从八岁起我成了孤儿，备尝人间凄苦。我从内心里憎恨细菌战，不能饶恕731部队！"　　第二个作受害陈述的是来自崇山村的王丽君，她说："我的家乡崇山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民们勤劳善良，安居乐业。我和父母及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崇山村松树厅附近。最开始是哥哥王焕光和姐姐王福妹感染上鼠疫，然后是姐姐王佛菊和母亲也病了。日本兵烧村子那天，哥哥死了，两个姐姐病得不能动，父亲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们从着了火的房子里背出来。父母和我逃到了田里。父亲用席子给二姐做了张床，因为她还发着烧，其他人睡在地上。可是到了晚上，二姐还是死了。亲人死了，家中的财产也都被烧光，无吃无穿，无处居住。正是寒冷的冬天，没有人敢收留我们，幸亏母亲娘家的人有时给我们送点饭。您所在的位置：王选的八年抗战第24节：作意见陈述作者: 南香红　　日本军队除了撒放鼠疫病菌以外，还像用动物做实验一样，用活着的村民做活体解剖。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他们彻底践踏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