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卢梭决定了，乔治·桑甚至答应提取10万法郎稿费来做嫁妆，真是慷慨大方。 索朗芝憎恨奥古斯蒂娜，出来干预这件事，根本不愿由乔治·桑给这姑娘出陪嫁。此外，她也想为婆家，为克莱森热的弟弟做件好事。因为这个小叔也爱上了奥古斯蒂娜。 索朗芝叫人告诉卢梭说表妹另有所爱；况且，这婚姻只会给她带来怨恨。 卢梭很不安。他对乔治·桑说，他的确很喜欢奥古斯蒂娜；但是要娶她却…… 这是一幕可悲的杂乱无章的闹剧。乔治·桑不得不用计骗莫里斯，因为莫里斯眼看奥古斯蒂娜就要出嫁，他那犹豫不决的爱情又萌发了。 乔治·桑想再把卢梭拉回来。"如果您以为我原则上反对这门婚事，那您就从来没看过我写的书……" 卢梭让一封匿名信弄得十分烦躁，索朗芝也使他丧失了信心，他就躲开了。 奥古斯蒂娜如雨后的玫瑰一样，非常平静。但是，乔治·桑和女儿女婿之间的争吵，却变得十分激烈了。 乔治·桑特别怨恨索朗芝，说她心狠手辣、冷酷固执、厚颜无耻，从不感到内疚，毫无恻隐之心。 乔治·桑说："她刚刚出嫁，就撕下了假面具，把一切都踩在脚下。她挑动头脑简单、容易发怒的丈夫攻击我，攻击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索朗芝对奥古斯蒂娜特别恨之人骨。要说奥古斯蒂娜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对索朗芝太宽厚，太忠心了。是索朗芝耽误了可怜的奥古斯蒂娜的婚事。是他对卢梭大造谣言，恶毒中伤莫里斯和奥古斯蒂娜，并使卢梭一度神经失常。她竭力挑拨我和朋友们的关系。她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由于我偏爱大哥和表妹，她倒成了牺牲品！她玷污了她出生的家庭，肆意捏造谎言，胡说这个家庭卑鄙无耻，藏污纳垢。她连我都不放过，往后的争吵，令人难以相信，我们差点在这里互相残杀起来。" 雕塑师举起锤子要打莫里斯。乔治·桑为了保护儿子，打了女婿一拳。索朗芝一直在挑动打架。 这就是人间的生活。一天早上，撒旦突然附在一个漂亮女人的身上。索朗芝的理论是：不当刽子手，就要被砍头。 乔治·桑在给肖邦的学生玛丽的信中说："这对凶恶的夫妇，昨天晚上走了。他们背负了一身债，不知羞耻，反而趾高气扬，在镇里留下了永远难以洗刷的耻辱。总之，三天来，我在自己的家里受到伤害。我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他们了，他们永远不要踏进我的家门，他们太过分了。我的上帝啊！我做了什么错事，竟有这样一个女儿啊！" 索朗芝很清楚，自己能对肖邦施加影响。玛丽也不满乔治·桑。她俩合谋煽动肖邦来反对乔治·桑。她不说雕塑师动手打人才引起了家庭纠纷，反而含沙射影地说，乔治·桑是年轻的维克多的情妇，也许还是莫里斯画室的同伴的情妇，而乔治·桑不想让了解内情的人留在家里，所以把他们赶了出来。索朗芝又诬蔑他哥哥容忍维克多住在诺昂，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事作挡箭牌，好掩盖他和奥古斯蒂娜的关系。 这些流言蜚语，肖邦几乎都深信不疑。他津津有味地听索朗芝无中生有的诬蔑。乔治·桑出于关心，写信叫他到诺昂去，他连信都不回了。 乔治·桑认为肖邦爱索朗芝胜过爱她，他在跟自己赌气，站在索朗芝一边。 她认为像往常一样，被自己愚蠢的感情欺骗了。"六天来，我每个晚上不能入睡，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心。原来他却忙于同克莱森热夫妇一起设想和议论我的过失。真是大妙了。关于这些，有很多事，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我知道，在挑起成见和使人轻信这方面，我女儿是多么能干。我终于看清了！我将做出相应的行动。我不再把自己的血肉做为忘恩负义、腐化堕落之徒的谈论资料。" 对于自己的女儿，在写给肖邦的信中，她说："她也许很不情愿地说，她需要母亲的爱，可她又讨厌和诬蔑这个母亲。她用残忍刻毒的话玷污了母亲最圣洁的行为以及家庭！您兴致勃勃地听，也许深信不疑，我不会参与这种战斗，因为我感到厌恶。我宁可看见您成为我的敌人，而不愿对付那个我亲生的、用我的乳汁养大的敌人。" 最后，她对肖邦说："关心她吧，既然您认为为了她，可以不惜做出自我牺牲。我并不怨恨您。但您应该明白，我是被侮辱的母亲，我受尽了欺骗和折磨。我原谅您，并且从此绝对不责备您，因为您的仟悔是真诚的。这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但如果您觉得这样做了，心里更自在但然，那么，这奇怪的大转变，不会使我感到痛苦。 "别了，我的朋友！愿您的病早日痊愈，而且，我希望您现在就康复。并且我将感谢上帝，我们长达九年的特殊友谊就这样奇怪地结束了。请不时给我来信，谈谈您的情况吧。再也没有必要重提其他的事了。" 两个曾经十分恩爱的人闹翻了，这是件非常痛苦和愚蠢的事。实际上，这通常并不严重。在不介意的时候，讲出从来没讲过的话，或者不大相信的话，往往会被爱献殷勤和阴险刻薄的第三者张扬出去。由于愤懣或者自尊，被诬蔑的人又不愿做辩解。长时间的沉默，使谁都把对方当作死人，感情就这样破裂了。原来的感情越深，失望所造成的怨恨也就越深，多少朋友因为过去他们的友谊被过分地赞扬，而在友情破裂的日子里，焚烧他们钟爱的东西，变得过分严厉！ 但是乔治·桑相当仁慈。 在怨恨的道路上她十分克制，但是也感到精神衰竭。她今后唯一想知道的，就是肖邦的身体怎样。 1847年11月，乔治·桑写信给肖邦的学生玛丽： 索朗芝向我转告肖邦的意思：那架钢琴是一件贵重的乐器，但我可以留着用，由肖邦付租金。 我根本不想让肖邦替我出钱租钢琴。对恨我的人，我不愿欠他们的人情债。而且肖邦对他的朋友们吐露的知心话向我证实，他同我的关系从此究竟会怎么样。 我很清楚，他的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的眼睛睁开得太迟了。 我真心原谅他。我看他再也不能自制了。对于其他人，那是罪过；而对于他，只是失去理智而已。 我一直都预感到，他对我的友谊会转变为厌恶，因为他做事都是做到底的。 现在，我对此感到心安理得。所有过去的事，我都清楚。我仅仅希望他不要给我帮忙。" 此后，就是沉默。乔治·桑不再试图结束这冷淡的局面。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简短而又富有悲剧性。 1848年5月，肖邦到马尔利亚尼夫人家去，出来时，在前厅门口碰见了乔治·桑。 他向她致了问候。接着，他问她是否很久没有得到女儿索朗芝的消息。 她口答说："有一个星期了。" "前天没有消息吗？昨天呢？" "没有。" "我告诉您吧，您已经当了外婆了。索朗芝生了个女孩儿，我很高兴，是我最先告诉您这个消息。" 向她道喜之后，肖邦就下楼了。 一个仆人陪他出来。他想自己忘了对她说索朗芝身体很好，这对于做母亲的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他又不便再上楼，就请仆人上去，对她说索朗芝身体很好，孩子也很好。 他在楼下等仆人。她和仆人又一起下来了。 乔治·桑很关心地问索朗芝的身体怎样。 他对她说，本来觉得很痛苦，但她看到女儿，就将一切痛苦都忘记了。 她问他身体怎样。肖邦回答说很好。最后，他向她告辞了。 生活就这样前进。 两个人相依为命就会相互珍重。但是，日常生活的协调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把两棵植物移栽，让它们彼此分离，那么它们的根就在新的土地上生长了。从前，对一个人无话不讲；现在，要不要对他讲点小事也拿不定主意。 乔治·桑和肖邦分手，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回头。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六章 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第一节 逐情之外的淑女 ●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 ●共和国在额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六章 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第二节 丈夫·情人·朋友 ●肖邦临终前，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 ●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 1848年12月底，伊包利特去世了，他病了将近两年，在酒里找寻一种人为的刺激。他什么也不吃，每天喝酒，越喝越多。死神来到了，他却没有察觉到。 1847年，奥古斯蒂娜生了个儿子，取名乔治。 玛丽·多尔瓦尔的外孙也叫乔治。玛丽·多尔瓦尔变老了，她退出情场，断绝了一切来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的女儿卡罗琳娜，嫁给了喜剧演员勒内。小夫妇俩在事业上并不成功；但已有三个孩子了。玛丽的丈夫已经瘫痪，成了残废。沉重的负担压在多尔瓦尔的身上。她勇敢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巡回演出。因为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除她这个流浪女演员的演出报酬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小乔治身体很虚弱。 为了使多尔瓦尔能带孩子到南方去调养，乔治·桑给孩子出旅费。孩子却因患大脑炎而夭折，多尔瓦尔也只比孩子多活了一年。 临死前，多尔瓦尔曾叫人通知大仲马和桑多，说她想见见他俩。大仲马跑来看她。玛丽担心会被抛到公共墓穴中去，大仲马安慰她，并答应为她买块墓地。但是小于勒错过了这最后的会面，他来得太迟了。在她的墓前，竖着一个黑色木十字架，上面写着："玛丽·多尔瓦尔，死于悲伤。" 在她被诅咒、被抛弃和被侮辱的一生中，她是艺术和命运的牺牲品，乔治·桑慷慨地照顾她的外孙们——雅克和玛丽长期在诺昂度假。 肖邦没有再见到乔治·桑。1849年10月17日，他与世长辞。有人说他斯喃喃地说："乔治·桑对我说过，我只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肖邦临终时，有几个女士站在他的床前，其中有索朗芝。乔治·桑得知这个死讯时，把肖邦过去给她的一绺环状鬈发，放在一个小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可怜的肖邦！死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两年之后，小仲马在俄国与波兰边界，发现了乔治·桑给肖邦的全部信件。肖邦的姐姐把信从巴黎带到了密斯罗维奇，因为怕信被那里的海关截去，就把信留在朋友那里。那些人为了让年轻的小仲马开心，让他看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情囊，而他们根本不认得她。 自从玛丽·达古尔和李斯特分手之后，玛丽住在巴黎。她同家里的人（除了丈夫）言归于好，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主持政治沙龙，发表了一些严肃的作品：《论自由》《共和主义者的信》《伦理学提纲》。在写三卷《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的时候，她想和乔治·桑接触，希望这个当年参与这出历史悲剧的演员能帮助她回忆这段时间的历史。可是，这两个女人不和已经有十一年了。 1850年11月，玛丽·达古尔给乔治·桑写信：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人代表您向我淡了些知心话，说到我心坎上。但我还不敢沉浸在它带来的欢乐里。要是您是单身的话，我本来随时想去向您了解一下，我们间事实上破裂了的、美好友谊，是否还给您留下某些惋惜之情？您是否也和我一样觉得那友谊是永恒的，并且是一点也不能替代的呢？ 公众误以为我们相互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如果您发现我对不起您，我随时准备忏悔。但说实在的，我认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件事情是可责备的，那就是我们少不更事。我们那时年轻，就是说我们轻信，爱挑剔，又太暴躁。我们曾天真地相信了那些恶毒的，或至少是轻率的谣传。我们自以为强烈的温情被人出卖，流露过激烈的言词。但我怀着不能夺走的坚定信念：因为如果我们在那痛苦的年代的每时每刻，透过所有愤怒的谣言背后，都能了解对方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友情就会真挚深厚和牢不可破。 刚才提笔给您写信，我还很犹豫。我对您的感情对您是否还有些魅力呢？ 岁月也许是把我改变得比较好些了，但也使我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金发女郎翅膀不知留在哪里了，神奇的公主脱下了她蓝色的裙子，神圣的光芒已经离开了她的额头。在您充满才华的一切幻觉中，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性格倔强，更加勇敢，慢慢地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走在长长的送葬行列的最前头。 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我还是写信给您了。您将会感到这些话严肃而又真诚。我感谢您住日真诚地对待我。 乔治·桑，在我写这个如此亲切的名字时，我似乎看到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所有疑虑都消失了，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们的友情将会复活，不仅亲密，而且更加坚强。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热烈的希望了。 而您呢，乔治·桑？ 乔治·桑并不反对这种半和好的想法。但是，在同意和解之前，她坚持要把脓肿挤干净！要澄清一切事实。她给玛丽·达古尔写信，说明了这层意思。 说实在的，这两个女人间的友情，不可能继续存在。她们互相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手与伙伴对自己的看法。过分直率，就不能相互原谅。它使对方大清楚别人的评价。这评价过去残酷无情，现在可能依然如故。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而且，尊重对于友谊来讲，即使是虚情假意，也比严厉的真诚更有利。此外，真诚常常也只是一种生气或怨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亲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他老是说要成家，但计划总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亲在信中对他说："不对，你对结婚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悲剧性的，不要以为我责备你的过去。" 她劝儿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结交的范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种不同的团体里。"还有别的阶层：你愿意见见达古尔夫人吗？她接受伟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我们之间已经言和了。尽管我不愿常去她那里，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热情接待你的，因为她渴望和解，她有几个女儿，她会接待年轻人的。然后，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 她特别要莫里斯经过认真的选择之后再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不仅对莫里斯是这样，对她也一样。如果将来她和媳妇不和，就得离开诺昂。 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乔治·桑提醒儿子，只有一种方法可使夫妻幸福，这就是说要诚心诚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劝人们要保持忠贞。这可能使人惊讶。但对爱情的忠贞却是她的一贯主张。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终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听你说，你认为不能永远爱一个人，也不能保证结婚后永不变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结婚。因为那样你会成为戴绿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个愚蠢的牺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泼妇，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骗子。 人们在相爱的时候，总是确信对爱情忠贞不渝。人们完全可能受骗，但是相信保持忠贞，立下山盟海誓，能坚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专一的爱情不能维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人们可能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 莫里斯在诺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有画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们长期住在诺昂。乔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1850年以后，亚历山大·芒索升级为受宠的人，并且在诺昂留了下来。他使乔治·桑女士完全满意，她的政治偏见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满足。 芒索比乔治·桑小十三岁，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子单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卢森堡宫的卫士。他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给乔治·桑当秘书，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当乔治·桑去巴黎时，她不听莫里斯的意见，要往在芒索的家里。尽管母亲人到中年，莫里斯还是担心这样做又会招来闲话。但乔治·桑对莫里斯说："你希望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住在芒索那里，比住在你那里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里，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即使你不来睡觉，也不会有的。你想，除了看门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里！每天，一个男青年把他的套间，借给一个外省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夫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在诺昂又重新过起平静的生活，重新每天观赏美丽的鸢尾花和欧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闹而又快乐的年轻人的周围。 芒索要她去照顾，儿子要她去爱，这个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写二十页小说。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新的元首对乔治·桑并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轻时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烧炭党人。大概在1838年，乔治·桑在巴黎的一个沙龙见过他。当时，路易谋反的计划败露后，被送进了哈姆监狱。 亲王知道乔治·桑女士对他很感兴趣，便叫人告诉乔治·桑说，要是她能够到哈姆监狱来的话，对于他就是盛大的节日。她并没有去，但给亲王写过信，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时，乔治·桑真想相信这个年轻波拿巴的真诚。朋友们要她谨防上当；但是，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她还是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篇不抱敌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来到巴黎，参加她写的《维克托里娜的婚姻》的彩排。该剧于1851年11月26日在体育馆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护人多尔塞伯爵观看了首场演出。克莱森热夫妇若即若离，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这对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动荡不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这时，大家都在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政变。谁来反对政变呢？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是工人？他们为什么要捍卫那个曾经下令枪杀他们的国民议会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对乔治·桑说："如果总统不马上搞一次政变，他就是个外行，因为现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乔治·桑和索朗芝与芒索一起去看马戏。凌晨一点钟，他们走过爱丽舍宫，看见院子的正门关着。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那里，万籁俱寂；路灯光照着泥泞滑溜的路面。乔治·桑笑着说："这还不是明天！"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告知她："国民议会己被解散。"这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很久以来，丧亡中的共和国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国了。 大街上，人们都很平静，但是，晚上《维克托里娜的婚礼》在体育馆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 "现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乔治·桑对一个朋友说。"再也没有什么会激起我的气愤了。我对待反动派，就像是对待盲目的命运，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才能战而胜之。" 她坐在炉旁度过了这个路易·波拿巴晚上，细心地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有，到处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静。"在这几天里，她希望路易·波拿巴这个新主人将尽力使法国人和好。 但是，新政权一开始就充满血腥与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一些极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亲王做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公正的人，并要求他手持严酷的利剑，越过世纪。 凡是忠实于共和国的，都被残酷地消灭了。地方上的报复行动，使镇压有加无减。半个法国都在检举别人，依据匿名、诬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诉的判决，使无数不幸的人被囚禁、被运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贝里也笼罩在惊恐之中。诺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指定流放。有人说乔治·桑也要被捕。她不愿逃走；相反，她决定要去见路易·波拿巴。 其实，她根本没什么危险。亲王总统很尊敬她。她坚持要得到总统的接见，她要替朋友们的案子做辩护。 1852年1月，她来到巴黎，并写信给亲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对您满怀虔诚的信任。我认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声责备上天和民族，责备由上帝所降生和为人民所拥护的人，简直是一种罪过。" 总统亲笔回信给她："夫人，我将很高兴地接见您，时间由您定，下星期随便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吧。" 她担心时间不够，不能讲完自己的意见，事先准备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是一份要求宽容的呼吁书： 亲王，我来到您身边大胆地进行交涉。亲王，我童年和老年时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和我收养的孩子们，现在都已身陷囹圄，或者被流放。 在陌生的天空底下永远过流亡生活，这不是您的意愿吧？ 但愿您知道它使最平静和最漠不关心的人都感到沮丧啊！而且，在候审监狱，羁押着身患疾病和生命垂危的人。囚犯们都挤在铺草的地上。那里臭气薰天，而且冰冷难熬。母亲和女儿完全不理解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她们焦虑不安。温和的工人和农民都惊呆了。他们说："难道要把那些不谋杀和不偷窃的人，统统投进监狱吗？我们都要去吗？而我们那时投票选他，都是多么高兴。" 亲王，我过去爱戴的亲王，请您本人好好考虑吧！您还不至于为了进行统治，而变成无情无义吧。政治也许做出了伟大的事情；但是，只有良心才能做出奇迹。扪心自问一下您的良心吧！ 赦免吧！我的亲王！如果您不听我的话，我在临死之前做了这最后的努力，那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自己既不会使上帝不高兴，也不会损害自己做人的自由权利。我尤其不会有愧于您对我的敬意。我珍视您对我的敬意胜过珍视宁静地度过晚年和辞别人世。 路易·波拿巴握着乔治·桑的两手，听她慷慨陈辞，请求实行大赦，揭露以政治为幌子的公报私仇。亲王对她说，非常尊重她的性格，同意她为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并把她介绍给内政部长。她从这位部长那里获得了对一些贝里人的从宽处理。 接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了让不幸的人们获得赦免，她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斗争。这真是两头不讨好的任务：她坚持不懈的奔走，几乎激怒了当局；而她与当局的关系，又引来了共和派朋友的指责。然而，她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几个月里，乔治·桑在部长、亲王与警察局长之间周旋，来回奔波。她拯救生病的囚徒；为他们的家庭争取救济；阻止运送被流放者的囚车出发；给被流放者寄书汇款。为了维护请愿者的尊严，她替他们写请愿书，从行刑队手中抢救出几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 当乔治·桑碰到的麻烦太多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写信给总统，乔治·桑继续相信这个从前的哈姆监狱囚犯的善心，可是他已成了爱丽舍宫中的昏君。 总统差不多取得全国一致同意，当了皇帝。乔治·桑再也见不到他了。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六章 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第三节 心灵的变迁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 ●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徘徊…… ●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乔治·桑经历了爱情，保持着光荣，她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忧愁地自问着将会发生什么事。她记得过去发生的事。而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她由于年龄起作用，不可避免地衰弱了。但是，发现美貌消失对她又有什么关系？对于不愿只是做为一件奢侈品的女人来讲，承认不能再出风头的那一天来临，虽然不是无关紧要，却是可以忍受的。 乔治·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尽管上了年纪，她仍然有吸引力。她是统治诺昂的家长，有巨大的权利。莫里斯的朋友都十分崇拜地奉承她。家里住着那么多男青年。乔治·桑以为，她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是她保持青春活力的办法："大家在我家玩耍，我总是很愉快。" 当诺昂的房子里坐满了人，或者拉夏特尔的朋友们来到时，这里的生活仍然像以前一样有规律：午饭，散步，工作，晚饭，玩骨牌，然后大家围在桌旁读书。 乔治·桑经常做非常细致的活：默默地做绒花。午夜时分，芒索给她准备好了油灯，并且陪她到工作室去，她在那里一直呆到早上六点，一边写东西，一边吸烟，她把烟蒂都扔到一个水杯里。 下午，她收拾房子，料理花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人干活。平时有八、九个仆人，当城堡来了很多客人，或者在夫人做她的醋栗果酱时，还有一些散工来帮忙。她要自己亲手做果酱，她有自己的配方，为此颇为自豪。 在这里做工的人，都得到比较好的报酬。乔治·桑立了条规矩，要比邻近的庄园主多付点工钱给工人，她不愿意别人谈论主人和仆人。一个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主人的，在她那里有的只是家务工作人员，各负其责。乔治·桑喜欢完美的东西，因此，她要求很高，但她叫人做事。从不使人难堪。她既不同意仆人们穿制服，也不愿人家用第三人称对她讲话。在要求别人做事时，她都采用贝里人的习惯说法："您愿意做这事吗？"而她又最喜欢人家回答："我很愿意做。"她特别要求为她服务的人具备一种品德：严守秘密。谁也不能把在诺昂发生的事讲出去。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始终是个秘密。 大自然的景象，使人体的变化变得容易忍受。秋天黄色的树木，预示着冬天的来临，而不诅咒冬天。乔治·桑也泰然地迎接向她大步走来的老年。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仁慈是一种她本来就具有的美德，有时却被她强悍的个性所掩盖。她心血来潮，就和病善待人；她希望从此始终如一地做个好人，她以为她的研究结束了。并不是甘心罢休，而是暴力的效果使她讨厌暴力。从此她只愿无怨无仇地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这种思想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就像剩余的生命，要经历涨潮和落潮。乔治·桑将会有消沉、恼怒、邪欲、懊悔、失足和不公正。因此，她有时也会过分高兴。轻浮是一种狂热状态。而且，嘻笑声往往掩盖了内心的声音。这时，由于她希望自己前后一致，她不仅原谅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诚心要改变它，使它配得上这善良的决心。缪塞会怎样想呢？乔治·桑对于他只是一个忠诚的天使，那神秘的情欲呢？婚姻的恩怨呢？这都只不过是浪漫的形式。 在她写的书里，结婚越来越受人尊敬。是的，上帝希望的爱是由爱情决定的，但它又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理智干预了选择，选择是唯一的，要继续下去。 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问道："如果爱情死亡了，是不是要到别处去寻求呢？" 女主角反驳道："为什么要到别处去找呢？不如用您赋予爱情的强大力量，去医治它那罪恶的厌倦情绪呢！" 除去自身邪恶的欲念，很好地去了解与之结合的人，比另外找一个人要好，这就是婚姻幸福的奥秘。 巴尔扎克曾把这个道理告诉乔治·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比朋友的忠告更有效。 这种新的婚姻哲学出现在乔治·桑的脑子里实在是大迟了，以致不能挽救可怜的卡西米尔的婚姻。此外，挽救他们的结合也不可能。有时，一个女人越是尽力深入了解丈夫，她就越难以看到丈夫可爱的地方，怎样鼓吹和解也都是枉费心机。乔治·桑对此本来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老年妇人和年轻姑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悲剧。老年妇人想到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女儿、媳妇、孙女的利益，而且，她们也总是有相当的能力去抵御别人感情的诱惑，索朗芝母亲的判断与感受，不可能与卡西米尔妻子的一样。 索朗芝和母亲彼此关系很僵。乔治·桑和莫里斯一起反对这个凶恶的小姑娘。她振振有词地摇唇鼓舌，无耻地挑拨离间，致使她周围的人们，莫明其妙地互相仇视。她从童年起，就目睹母亲的私情。起初，她对此加以谴责，而后，就十分嫉妒了，乔治·桑说："当我向她谈起上帝，她就当面嘲笑我。"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这两个女人，一边在互相叫唤着亲爱的，其实并不相爱。在肖邦还在的时候，她们之间就暗里争风吃醋。后来，乔治·桑愿意原谅她。 乔治·桑两次给女儿办嫁妆：起初赠予纳博纳公馆；这幢房子被扣押后，又给一笔年金，她毕竟希望女儿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结果乔治·桑劳而无功。因为克莱森热是个疯子，只一年工夫，就欠下了一大笔债，不得不拿那个公馆作抵押。他使妻子破产，使岳母明显地穷了。虽然乔治·桑尽力挽救他，却枉费了心机。 然而，索朗芝热衷于栽赃诬陷，竟对她的朋友说母亲的债主向她讨债！她还鬼鬼祟崇地向乔治·桑隐瞒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让娜·克莱森热的出生，才使这母女间的关系有了缓和，却仍不能使她们亲近。乔治·桑说："如果说克莱森热是两个人中最疯狂的一个，那么他还不能算是最坏的。" 1851年2月，索朗芝带女儿来到了诺昂。 当时，乔治·桑给奥古斯蒂娜·写信说："我要告诉你，索朗芝比莫里斯早一天回到这里，同她的小女孩在这里住了四天。这小孩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好带。索朗芝决心回来，决定要讨人喜欢，显得泰然自若，就像一个贵妇胸怀豁达。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为索朗芝这次回来的动机和她的本意，谁也不知道。她说要到家乡来避暑几个月，而且设法祖个住所，但是，没有找到，理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不请自来的借口。我明确地对她说，不愿意接待她的丈夫、仆人、朋友、马匹和狗；我只愿意接待她和她的女儿。这是出于小心，提防争吵。她回答说，不打算住在我这里。因为她有很多仆人，恐怕我的家容纳不下。她说她丈夫挣了很多钱。这我相信，我只是想知道她的债务是否还清。她总是多方袒护丈夫，说他只是脾气不好，心地却很好。只要她满意，那就太好了。我觉得她只是把变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做为个人幸福的标准。而她对于所面临的社会，无情地加以损害和嘲笑。她身体不好，这是不好的方面，我认为，那是她的过错。她有一次小产，第二天就骑马，从此，几个月她都没能恢复起来。她假装温柔地给我写了些信。我对此已拿定主意，不再伤心，也不再受骗，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不可改变的事实。" 乔治·桑十分憎恶索朗芝和她的丈夫，认为这一对夫妇可能犯罪作恶。她恳求莫里斯不要去她妹妹家里吃饭。 她说："我不愿你在他们家吃饭。克莱森热是个疯子，索朗芝没心肝。这两个家伙缺乏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认为私利高于一切。残忍的嫉妒心，早就吞掉了索朗芝的良心，去他们那里要千万小心，但别忘了我说的话。对于罪恶，人们往往不相信会发生。这不是偏见，是必然的倾向，罪恶正在残忍的人的心里慢慢地产生。这是一种狂暴的行为，通常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她终于承认，对她的女儿，她已丝毫没有感情。乔治·桑给索朗芝本人写信说："你的生活太荒唐了。 索朗芝的行动很古怪。她有时到吉勒里她父亲那里住。可怜的卡西米尔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做她的父亲。虽然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却免不了被索朗芝埋怨。 克莱森热变了心，索朗芝也想效法。由于她长得很漂亮，有种特殊的美，思想又敏捷开朗，很容易打动钟情于她的人。1852年，她离开了克莱森热，因为丈夫对待她如对待模特儿。后来，她躲进一个修道院里去了。 从前的两个杜邦夫人，也就是乔抬·桑的奶奶和母亲，婆媳不和，全靠她在某些日子里把母亲和祖母联在一起。现在是同样的情形。乔治·桑和索朗芝在一起时，都喜欢听索朗芝的女儿说话。 1854年5月，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克莱森热得知妻子和意大利卡尔洛·阿尔菲里伯爵关系暧昧，强行闯进索朗芝的房间。经过一场可怕的争吵之后，他拿走了妻子情夫写来的全部信件，寄给了自己的律师。他离开自己的家，由人陪着到诺昂去找女儿，并且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通奸的妻子提出分居。可怜的孩子再次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寄养在她的教母那里，有时在她父亲那里，最后被父亲送进一所寄宿学校。 可是，这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初步结果。索朗芝十分激动，心碎欲裂，想改弦更张。隐居在圣心修道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依靠上帝，表现出了某种谦恭："应该出现奇迹，把我的女儿归还给我。上帝能够让奇迹出现，但是，我值得上帝显灵吗？" 盼望出现的奇迹，终于在1854年12月出现了，法庭在宣判这对夫妻离婚的同时，将孩子托付给外祖母。 元旦临近了，要是让娜这时回来，诺昂将会怎样祝贺她呀！乔治·桑想。可惜，要等待判决生效。克莱森热还会上诉，而且律师是冷酷无情的。 1855年元旦那天，索朗芝只得拿了些玩具去夏托布里昂街的德里尼埃尔寄宿学校。她就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寄宿学校门口。 大冷天，父亲让女儿出去，没有注意到她还穿着夏天的裙子啊！晚上，他把女儿带回家。女儿病倒了，而他却到离巴黎很远的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打猎了。可怜的孩子染上了猩红热，不久就病死了。 乔治·桑悲痛至极，感到要为小外孙女的死写一篇文章。乔治·桑说："上帝对于男人冷酷无情，对女人更厉害。" 让娜死了以后，莫里斯和别的朋友想带乔治·桑去意大利散散心。 这是一次很美好的旅行。他们先走海路，坐船从马赛到热那亚，在长满果实的橙树下露天吃饭。然后，他们走陆路，穿过罗马乡村，挤在公共马车里，朝佛罗伦萨走去。乔治·桑恢复了体力，登山虽然使她感到劳累，却很快乐。他们找到很多不知名的植物和昆虫。他们在废墟上捕捉蝴蝶。总之，乔治·桑感到幸福。 在年老时，人的思想变得像块墓地。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里徘徊。 格朗萨涅在1847年去世了，伊包利特则死于1848年，肖邦和多尔瓦尔死于1849年，巴尔扎克和马尔利亚尼死于1850年，拉杜什和吕茜姨妈死于1851年，让娜·克莱森热死于1855年。 然而，诺昂仍然贵客盈门。 莫里斯为母亲仍心神不定而担忧。他做了很多事，都做得相当好，可是没有一件做得十分完美。他的漫画画得很有趣，他的插图很精巧而且富有诗意，他为木偶戏谱写的音乐非常奇特，他甚至写起小说来了。但他一点也没有从郁郁寡欢中解脱。母亲的光荣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尽管乔治·桑蜚声文坛，她一直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儿子，一直用保护人的腔调和儿子谈他的作品："把你的小说拿给布洛兹看看吧。为了让我高兴，他会接受的。" 莫里斯将近四十岁，年纪也不小了，还只是母亲的孩子，他感到很难过。乔治·桑本来希望他早点结婚，但他对此犹豫不决。 乔治·桑还是很惋惜他没有娶奥古斯蒂娜，乔治·桑和她经常通信。奥古斯蒂娜和她丈夫总是有些事要求她办。 由于芒索经常咳嗽，吐出的东西十分可疑，而这只有乔治·桑才知道得最清楚。 至于索朗芝，她像个放纵的女人，在社交界里闯荡。她美貌绝伦，但品格低下，一味追逐男人。她去过比利时、伦敦和都灵。 乔治·桑因为要维持这个家，帮助被放逐的人们，资助玛丽·多尔瓦尔的孙子们，以及很多靠她和靠她的笔杆子生活的人，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倍工作。 在诺昂，她每天都要应付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很多女人请求借助她对拿破仑亲王的影响，为她们打通关节。她很恼火，希望有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干自己的活。 有一次，她和芒索到拉克勒兹河谷郊游。那里依山傍水，地势渐高，已是山区。她把那里叫做贝里的小瑞士。她发现了一个名叫加尔吉列斯的小村子，村旁有条同名的小河流过，她高兴极了。 这个村子建在一个漏斗状的洼地上，那里气温高，又保护得很好，有泉水，景色十分秀丽。村里有一个罗马拜占庭式的教堂，一座浪漫派的城堡。乔治·桑说："我们不是非要住在巴黎，我们梦想在村里安排个临时住宿处。所有热爱乡村的艺术家，都渴望在简单的生活条件下，甚至是田园式的生活中安度余日。" 她很快就想在加尔吉列斯买一幢房子。这要花五百到一千法郎。芒索征得她同意，替她支付了这笔钱，他在河边找了一幢房子，买了下来，接着花三百法郎请人包工把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另外置办了家具。他把房子装饰得像一只船似的，房间很小，但很舒服。 乔治·桑一开始就喜欢这地方。一旦她想要宁静地工作，就和芒索离开诺昂，躲到加尔吉列斯。他俩在这里享受田园诗般的乐趣。 1857年，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古斯塔夫·普朗什去世了。 普朗什一直到最后都用文章支持乔治·桑。乔治·桑把他看作是当代唯一严肃的批评家。 至于缪塞，他的心因太疯狂和太过分，已过早地疲惫了。他曾想替代乔治·桑，他从来也没忘记过乔治·桑。在1851年，他曾去意大利旅行，让当年美好的记忆重新浮现脑际： 啊！命运！盲目而又变化莫测！ 痛苦使爱情如痴如醉！ 走开吧！纠缠不休的记忆， 走开吧，我总看见的那双媚眼…… 威尼斯朝夕相处的情人，令人失望而又难以忘怀。每当他在梦中不由自主地看见"她那如天鹅绒般温柔的眼睛，带着深邃居郁的目光，从眼前经过，"他就反复吟咏上面的诗句。 乔治·桑保存了她和缪塞的全部情书，约在1860年时，她想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她确信，这些信件可以证实他们相互间真挚的感情。 但发表这些信是否合适呢？乔治·桑决定请教圣·勃夫。他是自己和缪塞关系破裂的见证人。圣·勃夫建议她还是不发表为好。 1861年2月，乔治·桑给圣·勃夫复信："您的意见很好，我将照着去做。这些信只在我百年之后才发表。我想这些信将证明，下面的三件事不会使您的女朋友在思想上感到有重压：一、当着垂危的缪塞的面，与新欢恣意作乐；二、威胁并想把他关进疯人院；三、在他神智恢复后，不顾他的意见，决心重新得到他和引诱他……" 乔治·桑对自己的信任，使圣·勃夫很感动。从索朗芝那里得知诺昂社团财政不佳后，圣·勃夫想通过法兰西学院，发给这个伟大的小说家价值两万法郎的戈贝尔奖金。但表决结果反对乔治·桑的有十八票，只有六票赞成。 于勒·桑多没有参加投票！为了乔治·桑能获奖，梅里美十分积极，写信鼓动小于勒。但是，桑多不能原谅损害他青年时代的人。 在皇宫里，不管乔治·桑愿不愿意，大家继续保护她。皇室因这次失败而感到很气愤。皇后提议说，法兰西学院不发奖金，也许可以给一个席位吧。后来，出现了一本叫做《妇女进法兰西学院》的小册子，作者描写了法兰西学院接纳一名女院士的情形。这只能是乔治·桑。 在1861年，莫里斯三十八岁，他母亲已五十六岁了。乔治·桑因感到年老体衰，极力坚持要莫里斯结婚。她又想抱孙子了。 "我更喜欢一个新教家庭……"乔治·桑和天主教的关系越来越松弛。在英国女修道院时，她喜欢天主教的仪式。后来，她不参加宗教仪式，只信奉有限度的基督教。 事实上，莫里斯没有娶一个信新教的姑娘，而是娶了一个二十岁不信教的意大利姑娘。她是雕塑师卡拉马达的女儿。他是她父亲的朋友，因而看着她长大。 丽娜·卡拉马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是个漂亮迷人、聪明能干的姑娘。在乔治·桑的眼中，十分重要的是，她是个热情的爱国者。这样，在婆媳之间将不会有政治上的分歧。 虽然如此，对宗教信仰上，莫里斯与乔治·桑意见相悖。 莫里斯在这点上，比他母亲更加不妥协，而丽娜赞成未婚夫的意见。因此，他们举行的是世俗婚礼。 在诺昂，这两个女人和睦相处。丽娜有一副美妙、爽朗、圆润的嗓子，这使她的婆婆很高兴："这是一种天性和特点：唱起歌来令人高兴，发脾气也温柔动听；声音甜蜜，使我们感到很意外。她把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都变成了快乐的节日。"乔治·桑说这个意大利姑娘感情细腻。不久，这对夫妻就要添个孩子了。 1863年7月14日，正好是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莫里斯的儿子马克安托万出世了。像所有激动诺昂人心的事件一样，他带来了生动活泼、近乎疯狂的气氛。 但是，乔治·桑想离开诺昂。 很久以来，莫里斯和芒索之间的关系紧张。莫里斯一向把这个同龄的伙伴视为部瞩，眼见他成了宠儿，不免感到痛昔。芒索做为秘书、会计，受权管理诺昂，不仅是代理人，而且是真正的经营者，莫里斯感到蒙受羞辱。 芒索出奇地像乔治·桑小说中的民众英雄。大公无私成了他的癖好。他手上有一点钱，都要设法拿了去给人，对乔治·桑夫人，他像只狗一样忠诚。对别的人则隐约地表露出骄傲。 此外，他也是个有才华的男人，不仅文艺批评家们认为他是优秀的雕刻家，而且他对戏剧也颇有见地，在乔治·桑的大力帮助下，他写了一出小诗歌剧，在剧场上演。他常为乔治·桑主持排练，给演员们读剧本。这个家庭的客人，诸如小仲马、福楼拜对他都很热情亲切。马蒂尔德公主请他去吃过晚饭；他的戏首场演出时，拿破仑亲王也前来观看。 乔治·桑向小仲马称赞芒索说："这就是您可以器重而不怕失望的人。一个多么好心，多么忠诚的人啊！也许是我和他朝夕相处十二年，才使我终于与人类的本性和解。" 1863年，诺昂的紧张气氛变得难以容忍。莫里斯和芒索为了玛丽·卡约争吵起来。玛丽·卡约因陶醉于演戏和做女人的成功，她变得轻浮和随便。因此，就像在肖邦在的那段时间一样，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一时间，乔治·桑似乎要牺牲芒索。 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后，乔治·桑认为，现在的情况和1847年不一样。莫里斯已经结了婚，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从此可以不需要母亲经常在身边；而芒索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不应该抛弃他。 二十四日，乔治·桑选择了芒索，决定出走。 接下去是艰难的日子。乔治·桑被这决定的严重性弄得心神不安，她病倒了。神情紧张的芒索，在诺昂和巴黎之间往来如梭，在乡间寻找一个住所。 在巴黎，乔治·桑和芒索住在斐扬底纳街九十六号。她装了一口假牙，每星期看四次戏，并且常跑郊区，打算在那里找一所小房子。 芒索的堂兄麦亚尔住在帕莱索，就在凡尔赛到利穆尔的那段路上。他给他们介绍了一幢房子。 德拉克鲁瓦刚去世。乔治·桑拥有这个画家的二十幅画。乔治·桑写道："这些画值七万到八万法郎。" 她决定卖掉这些画，只有两幅不卖：画家送给她的第一幅画《异教徒的仟悔》和最后一幅画《半人半马》。这笔买卖可以使乔治·桑送给莫里斯一笔三千法郎的可观年金，还可以买一小块领地。 乔治·桑别墅是用芒索的名义买的，芒索答应以后遗赠给莫里斯。 他们在诺昂做了最后的逗留，向乡亲们告别。年迈的镇长都哭了。莫里斯和丽娜劝告童心未老的母亲要审慎从事。 诺昂变得处在黯然神丧的状态，因为莫里斯和丽娜也不愿挑起管理这所大房子的重担，他们决定去吉勒里，到卡西米尔家去。卡西米尔一直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庇护者。莫里斯和丽娜十分热爱他。 乔治·桑喜欢巴黎的新住宅，它虽然很小，却令人愉快，方便适用，窗明几净，式样迷人。帕莱索使她感到高兴。 但乔治·桑在帕莱索刚安顿好，就接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孙子小马克安托万在吉勒里病倒了。 接到消息后，收拾好了箱子，他们就赶紧出发了，急忙奔向吉勒里。 他们下午两点钟到达。但半小时前，他们从乡邮员那里得知，来得太迟了，孩子已经在早上死了。 他们最先见到的是莫里斯，然后是乔治·桑的前夫杜德望先生和他的情妇，接着是孩子的母亲丽娜。 乔治·桑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 卡西米尔讨厌在家里看见她，但他说："我不能阻止她来看她的孙子。"当有人说男爵夫人的马车来了时，杜德望和他的朋友们出来，站在台阶上。 奥洛尔带着医生和芒索一起来到了。她喃喃地说："卡西米尔……" 他说："夫人，您认得您的房间，自您走后，它一直是空着的。" 小妾有礼貌地陪着正妻。乔治·桑对她说："我的老丈夫就托付给您了。" 乔治·桑穿着一条古怪的裙子，卷在红色底裙上面。她抽着特大号香烟。吃饭时，她什么也没说。在场的吉勒里人注意到她的神情沮丧，身体圆胖，耷拉着脸。第二天她就走了，后来，一位医生问卡西米尔："和您妻子最后一次见面，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他回答说："啊！我不想叫她奥洛尔，她更像一个落山的太阳了。" 莫里斯和丽娜回到了诺昂，乔治·桑回到帕莱索。 在这服丧期间，乔治·桑又一次使朋友们大为惊讶——她很快就平静下来。"多么痛苦啊！但是，我需要另一个孩子，而且我要支配他，因为需要爱，需要经受痛苦，需要哭，需要希望，需要创造。" 她在饭店吃晚饭，看通俗笑剧，去体育馆、剧场。生活重新又成了封闭线路。 迁到帕莱索后，芒索经常咳嗽。晚上，他常和乔治·桑玩纸牌。 1865年是痛苦的一年。芒索咳嗽、发低烧，身体迅速衰弱，快得吓人。乔治·桑也一样，埋怨着浑身的痛楚。但她还是很活跃。她跑到花园的泥地里，种下诺昂寄来的洋葱。每天晚上去巴黎看戏，使芒索在奔波中耗尽了气力。但她总是抵挡不住木偶戏的吸引。 乔治·桑像仁慈的修女，忠诚地照顾着芒索，亲自替他擦身、洗澡和湿敷。现在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芒索每天念日记。现在，她要显出不真实的乐观，又难免流露出使垂死的病人害怕的失望，她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地保持着平衡。 1865年8月，芒索整日整夜咳个不停。 8月21日，经过表面上完全平静的一晚，他在早上六点钟去世了。 整整五个月，乔治·桑没有一天离开这垂危的病人。当他一去世，乔治·桑就写信给莫里斯： "我们可怜的朋友不再受痛苦的折磨了。半夜里，他睡着了，神志十分清醒。不管怎样，我心都碎了。但是，我给他穿好衣服，并亲自把他安顿在他临终的床上。我还有能力控制自己没有哭。我不会病倒的，放心吧。一旦我替可怜的死者妥善地办完后事，整理好他的东西和我的东西，也是你们的东西，我就想去和你们团聚。" 尽管芒索还有双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妹妹，但他还是把他自己的东西留给了莫里斯。 安葬完毕，激动不安和悲痛的一天过去以后，莫里斯领着母亲回到诺昂。 1865年8月21日，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儿子就是我的灵魂，我将为他而活着。我将爱善良正直的人们——是的，至于你，你曾那样地爱我！安息吧，对你的爱是永恒不灭的。" 乔治·桑见到丽娜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她很精神，身体发胖了，房子收拾得整齐、清洁。莫里斯和丽娜似乎越来越爱诺昂了。媳妇勤快、温柔和顺从。 乔治·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后来，暑假结束以后，人们又见到她在巴黎：在剧院，在剧场。她忍受着痛苦，她不愿使自己感到痛苦。她谈到自己，像谈另一个女人一样："她像小孩一样痛苦，这使事情越来越糟，而不能唤起责任感，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到孩子的坟前，不是为了祈祷或思考人们不道德的行为。而是为了看看这小块的土地，那里只剩下他不朽的灵魂在人间暂短停留的躯壳。如果伤口不继续恶化，时间将使创伤愈合。" 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了一封信，十分真诚地描绘了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在她经受这次考验时，福楼拜时常来看望她，是个忠诚友好的知已。上一节目 录下一节□ 作者：安安第六章 乔治·桑的另一种生活第四节 大师福楼拜 ●房子依旧总是为朋友们敞开着，只是朋友们都变了。 ●"我们振颤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激动，频频吹来的微弱的欲念之风会把那些工具粉碎。" ●乔治·桑对小仲马说："小仲马，我打赌，你将要向朱丽埃特大讲爱情吧？" 乔治·桑孤独地在帕莱索隐居时，她踏进了老年的门槛。 芒索的去世，使乔治·桑又和诺昂亲近。她喜欢有多处住房，保留了帕菜索的小房子和巴黎的一个套间。她是个戏迷，要参加晚上聚餐，观看她的剧本的排练，这都常把她吸引到巴黎。她去法兰西剧院看过缪塞的一出喜剧《勿以爱情为戏》。她看过后指出："这是个古老的故事，迷人的戏剧。" 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她又重温自己说过的话，重忆已逝的爱情。 乔治·桑在帕莱索的房子，由住宅看管人夫妇俩收拾得很整洁。他们虔诚老实，家务管理得很好，就像芒索还在时一样，没有忘记按时给时钟上发条，也没忘记撕下每天的日历。这样，乔治·桑想在那里住上几天，就可以在宁静和沉思中，平静地度过几个晚上，单独一人，不太悲伤。不过，实际上她始终眷念亲爱的诺昂。 从小女孩到姑娘，直至出嫁以后，乔治·桑没有一年不回故乡老家，在林荫小径散步，同死去的亲人和故土取得联系。杂草丛生的墓地，残败老朽的高大榆树，瓦顶的小钟楼，粗木做的门廊，这一切，使曾在这地方长期平静生活过的人，一想起来就感到甜蜜和亲切。周围是农民们的小屋，住着她童年的游戏伙伴及其子孙。敲钟和殡葬的杂役是她的老朋友。也许这个女领主过去使全村人反感。有些人以为在公园里见到了鬼，听到了古怪的音乐。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乔治·桑现在是诺昂的老夫人，传奇式的人物，一个守护神，她为和谐的贝里增了光。 和乔治·桑一起生活的，不仅有莫里斯和丽娜，还有一个小孙女，她的名字也叫奥洛尔。 小奥洛尔长得很漂亮、娇嫩、快活。她有祖母一样的黑天鹅绒般的眼睛，即使是在笑的时候，眼神也显得很庄重。1868年，她满两周岁，奶奶为了庆贺她的生日，从花园挑了一束白色的报春花送给她。 房子依旧总是为朋友们敞开着，只是朋友们都变了。 乔治·桑老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古斯塔夫·福楼拜。芒索死后，福楼拜到帕莱索去陪伴乔治·桑，终于抓住了她的心。后来，乔治·桑做了回访。这种结合非常成功。 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一点钟时到了诺昂。我看见福楼拜和一辆车在车站等我。他带我去观光了市容，参观了美丽的古建筑物，真是美不胜收！福楼拜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老妇人。这里无比美妙，住房舒适漂亮，收拾得很整齐。清洁、供水、应急等生活设施完好齐全，应有尽有，令人满意。我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晚上，福楼拜给我念一本非常好的书《圣安东尼的诱惑》。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一直谈到两点钟。" 回来后，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信说："我受到您热情款待，十分感动。像我这样流浪的蠢货，出现在您舒适的家中，颇为反常，人们会觉得讨厌。可是，人们不仅不讨厌我，反而把我当成亲人一样接待，我看到发自内心的待人接物的好榜样。你与很可爱的女朋友在一起，可别忘了我。你是一个勇敢的好男子，尽管你是个伟大的人物，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后来，她又与福楼拜一起去了他的家一趟。 乔治·桑的日记再次记述了她的旅行："一点钟时和福楼拜一起从巴黎出发，车开得很快，气候适宜，景色迷人，谈话投机。在诺昂车站，我们见到福楼拜的母亲和她的另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在克鲁瓦塞，我们先在花园散步，然后聊天，吃晚饭，又再聊天和读书，一直到一点半钟。床铺舒适，睡得很熟。" 第二天："天气好极了，从花园一直散步到果园。工作。我在我的小房里觉得很舒服，很暖和。一起吃晚饭的人有福楼拜的侄女及其丈夫，后来，古斯塔夫给我念梦幻剧。剧里充满了值得称颂和迷人的事件，但太长了，太丰富，太全面了。我们还是谈到两点半钟。我觉得饿了，我们下楼到厨房去找些冻鸡吃。我们把头伸出院子，想去水泵那儿取些水，天气如春天般温暖。我们一起吃了起来。然后，又回到楼上，一起抽烟、聊天。早上四点，我们才分手。" 福楼拜称乔治·桑为亲爱的大师，或者亲爱的尊敬的大师；而乔治·桑则称福楼拜为我的本笃会修士，或我的行吟诗人。从表面上看，这种相互间的柔情是很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因为很难见到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这样亲近。乔治·桑喜欢走动和旅行，而古斯塔夫的生活总是不离开他的别墅、他的手稿和舒适安逸的生活。 福楼拜给乔治·桑的信中这样讲："在这里大家都亲近您。您身上集中了那么多罕见而又不同的优点，您是出生在什么样的星座下呀？我不知道我对您怀着怎样的感情，但是我对您怀着特别温柔的感情，我直到现在对任何人都还没有过这种感情。我们很融洽，是吗？这真好，我也常问自己，我为什么爱您，因为您是个伟大的人物，还是因为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们以往夜晚的聊天实在是好，有好些时候，我像个胖孩子一样，忍着不去吻您。" 世上除了文学，没有什么使福楼拜感兴趣。乔治·桑写作是为了生活。她说："神圣的文学，它在我的生活中，只是第二位的。我喜爱某个人更甚于文学，而我喜爱我的家庭更甚于那个人"" 福楼拜对一个词的使用，要反复推敲，花费很大的气力；而乔治·桑一个晚上就可以写三十页，并且在一本书刚写完以后，就又开始写另一本书。 乔治·桑曾对福楼拜讲："您艰难地进行写作，使我感到很吃惊。" 不过有时她也不那么自信："当看到老朋友很费力地写小说时，我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写完一本小说感到怀疑和泄气，并觉得我槁的一定是很拙劣的文学了。" 福楼拜很谦虚他说："您的思路宽阔流畅，奔流不息如一条大江。而我的思路，则是一条细细的水流。要形成一个瀑布，我就要在艺术上做很大的努力。" 他们经常讨论艺术家耽于声色的问题，乔治·桑对人类的这个方面十分感兴趣。 有了青年时代的经验之后，乔治·桑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艺术家尽最大的努力从事艺术创作，却常常不能享受他们所描写的欢乐。 乔治·桑对福楼拜讲："我不相信这个唐璜就是拜伦的化身。唐璜不会写诗，据说拜伦并不会谈情说爱。不过他也许有几次——生活中激动的次数，是可以算出来的。在心灵、思想和感觉上都完全处于狂喜状态。他经历了相当多次的激动，才成为一个爱情诗人。我们振颤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激动，频频吹来的微弱的欲念之风会把那些工具粉碎。" 福楼拜反驳乔治，桑： "维吉尔所说的关于贞洁的道理，正是我的看法。这种努力是美好的，并不是我的自我克制。不然的话，就要像天主教徒那样，诅咒肉体了。应该欢笑、哭泣、爱恋、工作、享受和受苦。总之，要尽可能地精神振奋，充满感情。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人生。" 他们讨论圣·勃夫的情况。圣，勃夫虽然年纪老了，却仍贪淫好色，总是遗憾不能常去拾花引蝶。乔治·桑责备他道："他现在惋惜那些不很值得惋惜的东西，仍像过去一样狡猾，精干此道。" 福楼拜是很宽容的，他说："这样对圣·勃夫老爹太严厉了吧。他不是耶稣会士，又不是圣母会员！男人们总是觉得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而女人，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个深不可测的……" 乔治·桑对此不能苟同："不，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禁止那些极端可怕的事情发生，我是指丑恶的老头千方百计要自己得到年轻姑娘。这不是爱情。因为，不是什么感情的意愿促使年轻的姑娘投到丑恶的老头的怀抱。那里，没有自由和相互友爱的关系，那是对圣洁的少女的残害。" 这是多么不同的观点，又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们是两个行吟诗人，相信爱情，相信艺术和理想。 乔治·桑本来想把福楼拜吸引到诺昂来。但是，福楼拜有书要写完，不同意休息。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去诺昂的原因。这都是女骑士们的故事。为了更好地拉弓射箭，她们连乳房都压扁了。" 乔治·桑认为，尽管穿哨兵的上衣和男人的裤子，但她从来不是女骑士。恰恰相反，她尽力要成为个艺术家和女人，既是艺术家又是女人。 1860年之前，朱丽埃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作家。她和一个难以忍受的丈夫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保守主义者，还是个坏情人，使她很恼火。朱丽埃特来到巴黎便十分讨人喜欢。她活泼迷人，不仅她政治上的朋友和共和主义者非常欢迎她，像梅里美这样的第二帝国的拥护者也欢迎她。她以一本小书打开了局面。她写书捍卫妇女的权益，特别热情地称赞乔治·桑和玛丽·达古尔，认为她们敢于自由地生活。困此，她很快就受到达古尔伯爵夫人的邀请。 当时，达古尔主持着政治沙龙和自由主义者办事处的工作。乔治·桑知道朱丽埃特时常到她的敌人那里去，就不愿见她。乔治·桑认为，坦诚的断交比说闲话要好，她对朱丽埃特说："到您也讨厌达古尔夫人时，您就会感到乔治·桑才是您的朋友，您才会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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