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3

有的却并不，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的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着便走……　　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五十多岁的半秃顶的男人凑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岂非怀旧心理之一例嘛！但是不管这些了，反正我之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怪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不禁地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么？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知道不？现代主义始作俑者！不久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当然也不打算回来了……”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呵，听倒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统统买走了剩下的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快感。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粘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么？”　　我反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怔愣……　　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么？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一边说一边等待地向我剪动手指。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　　他说：“我这有纸，那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张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色狼　　在杭州偶遇作家马原兄，率领一个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闯入我的住宿处，正儿八经地言说采访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曾以为此君一定做人也很“现代”，不料却是那般的厚道而实在。起码言谈和模样给我那么一种印象。没缘由的竟从心里喜欢上这小子。　　摄像机架着，镜头瞄准着，聚光灯举照着，面对面的，彼此故作斯文状地问答了些什么。　　他忽然说：“最后一个问题，希望你立即回答，不犹豫，不加思考——作为一个男人，你对性和漂亮的女人有何高论？”　　我说：“性是关于我们人自身一方面的科学命题。我们谈论它应和谈论我们的任何脏器一样坦率。不过我们并不会不分场合地谈论我们的肝、肾和肠胃，所以性不应是普遍的经常的高谈阔论的话题，大概因为多数人在性方面其实并不存在太大的危机。”　　“那么你对漂亮的女人呢？”　　“我欣赏她们。”　　“欣赏意味着什么？”　　“男人不可能使一切漂亮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欣赏是一种较明智的折衷心理。钟情于一个女人并不容易。同时爱两个顾此失彼。同时爱三个将筋疲力尽。欣赏在情欲方面符合节约的原则，而且弥补挂一失百的缺憾。”　　我的回答没半秒钟犹豫，而且也的确不假思索。之后我问：“满意么？”　　他给了我一句似乎刚及格的评语——“还行”。　　我说：“其实我更打算用卡特回答世界著名女记者的话回答你——‘更多的时候我想和她们做爱。’考虑到你们是为中央电视台……”　　录音师啪地关了机械，竖起大拇指，那意思是——OK！　　我笑了：“你们录了也白录，肯定被剪掉的。”　　马原兄说：“如果我们混过了红灯呢？”　　我不禁的发窘，赶紧解释：“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　　我真正的意思是——男人对女人的所谓德行。尤其对漂亮的她们的德行，虽然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确存在着君子式的范例，但以灵魂里，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是不大经得起认真探究的。我们之所以并未都变成色狼，乃因为她们并不都像一只鸟儿一只蝴蝶那么容易逮住。何况男人们在当代社会根本不可能都像贾宝玉似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不愁吃穿，不缺钱花，专厮混在女孩儿堆里作秀。如果每一个男人都有过一次当帝王的机会。据我推测，这世界上十之七八的女人则便肯定地都当过一次嫔妃了，不管她们情愿不情愿……　　“色”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标价最高的奢华“消费品”。一位不但是名人而且很是君子的男人说过——比金子更可贵的是珠宝，比珠宝更可贵的是钻石，比钻石可贵的是女人，比女人更可贵的……不存在。女人的“色”不可能不被她们意识到，是同男人的才智一样不用白不用的资本。迄今为止，挥霍成性的男人在个人消费方面最大的投资，皆体现在女人们身上。　　有男人们抱怨，目前在大宾馆大饭店的女侍者，形象是越来越欠佳了。据说拥有优先“选购”权的是男性的“老外”，其次是亚洲种的男性“大亨”，再其次是本土的男性“大款”。言谈中，似大有感叹世风不古的酸味儿。其实在这方面世风又何尝“古”过呢？男人们自己又何尝“古”过呢？　　归根到底，男人们最终衡量衡量自己活着的精力，大概刚够爱一个女人，谁都富裕不到哪儿去。这才是男女阵营间的最主要的安定的因素吧？　　一次我见一漂亮女郎在书摊前拿起一册封面很“色”的书刊，翻了翻，放下后不屑地问：“还有比这内容更淫的么？”　　书摊主立时刮目相视曰：“女的也爱看那类东西？”　　女郎坦言：“你以为色狼全是公的？”　　我大骇，暗自思忖——今后这世界八成将狼烟四起了……　　老妪　　有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十二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龙庆峡附近。儿子需作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　　卖茶蛋的皆乡村女孩儿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她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徕。偶发一声叫卖，嗓音是沙哑的。所以她的生意就冷清。茶蛋都是蛋煮的。老妪锅里的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能明白男人们为什么连买茶蛋还要物色女主人。　　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拨弄煮锅里的蛋。时时抬头，目光睃向眼前行人，仿佛也只不过因为不能总低着头。目光里绝无半点儿乞意。　　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她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愿，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　　老妪应找我两毛钱。我则扯着儿子转身便走，佯装没有算清小账。　　儿子边走边说：“爸，她少找咱们两毛钱。”　　我说：“知道。但是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她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个钱，怪不易的……”　　于是我向儿子讲，什么叫同情心，人为什么应有同情心，以及同情心是一种怎样的美德等等……　　两个多小时后，我和儿子从公园出来，被人叫住——竟是那老妪。袖着双手，缩着瘦颈，身子冷得佝偻着。　　“这个人。”她说，“你刚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找你钱，一转眼，你不见了……”　　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干枯的一只老手，递向我两毛钱，皱巴巴的两毛钱……　　儿子仰脸看我。　　我不得不接了钱。我不知自己当时对她说了句什么……　　而公园的守门人对我说：“人家老太太，为了你这两毛钱，站我旁边等了那么半天！……”　　我和儿子又经过卖茶蛋的摊位时，见一老叟，守着她那煮锅。如老妪一样，低着头，摆弄煮锅里的蛋。偶发一声叫卖，嗓音同样是沙哑的。目光偶向眼前行人一睃，也只不过是任意的一睃，绝无半点乞意。比别人，生意依旧冷清……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的，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类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感激　　有一种情愫叫做感激。　　有一句话是“谢谢”。　　在年头临近年尾将终的日子里，最是人忙于做事的时候。仿佛有些事不加紧做完，便是一年的遗憾似的。　　而在如此这般的日子里，我却往往心思难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么事也不做。惟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忆。朋友们都说这可不好。这就是怀旧呀。怀旧更是老年人的心态呀！　　我却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与怀旧是不太一样的。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中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的人生，决定着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现在的形态，而不是另外的形态。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频频回忆，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渐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播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长……　　我感激父母给我以生命。我将孝而未来得及更周到地尽孝的年龄，他们先后故去，在我内心造成很大的两片空白。这是任什么别的事物都无法填补的空白。这使我那么哀伤。　　我感激我少年记忆中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时期曾有两位母亲。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我们两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她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我家是两户人家的意识区别。经常的，我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放下手里的活，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饭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饥饿的年代。而我却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我们那个大院被动迁，我们两家分开了。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学，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脸色，便主动说：“又跟你妈赌气了是不是？准没在家吃饭！稍等会儿，我给你弄口吃的。”　　仍是饥饿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从不曾对大娘说过一个谢字。甚至，心中也从未生出过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见卖冰棍的大娘受恶青年欺辱，我一条凶猛的狼狗似的扑上去和他们打，咬他们手。我心中当时愤怒到极点，仿佛自己的母亲受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种方式。也仅那么一次。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　　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　　我写过一篇小说是《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和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由陈大娘于是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我没姐姐，视她为姐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也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于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态。我一向怀疑“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种男人的逻辑真的有什么道理。淑琴姐每对少年的我说：“不许学那些专爱在大姑娘面前说下流话的坏小子啊！你要变那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陈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儿那儿幸运地都获得过。似姐非姐的淑琴姐当年使我明白——男人对于女人，有时仅仅心怀爱意是不够的，而加入几分敬意是必要的。我对女性的情感形成过程，从小是比较自然饱满的，也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不仅是幸运，何尝不是幸福？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当年是少年的我对于女性情感呵护和关爱的需要，有了温馨、美好又健康的获得。　　六二年我的家加入到另一个区另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大院。一个在五八年由女工们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质量极其简陋。九户人家中七户是新邻居。　　那是那一条街上邻里关系非常和睦的大院。　　这一点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种幸运，也是我家的又一种幸运。邻里关系的和睦，即或在后来的“文革”时期，也丝毫不曾受外界骚乱的滋扰和破坏。我的家受众邻居们帮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后，倘我的家不是处在那一种和睦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中，日子就不堪设想了。　　我永远感激我家当年的众邻居们！　　后来，我下乡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学杨志松。他现在是《大众健康》的主编。在班里他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是全班下乡的第一批。而且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没带褥子，与他合铺一条褥子半年之久。亲密的关系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个连队，使我有了最能过心最可信赖的知青伙伴。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财富。实际上他年龄比我小几个月。我那时是班长。我不习惯更不喜欢管理别人。小小的权力和职责反而使我变得似乎软弱可欺。因为我必须学会容忍制怒。故每当我受到挑衅，他便往往会挺身上前，厉喝一句——“干什么？想打架吗？！”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学王嵩山、王玉刚、张云河。他们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点儿也不关心当年的“国家大事”。下乡前我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我力陈他们其实都是政治上多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惟恐一句半句不利于肯定他们“政治表现”的评语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为此我和原则性极强的年轻的军宣队班长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下乡时本可选择离哈尔滨近些的师团。但他们专执一念，愿望只有一个——我和杨志松在哪儿，他们去哪儿。结果在深夜被卡车载到了兵团最偏远的山沟里。见了我和杨志松的面，还都欢天喜地得忘乎所以。　　他们的到来，使我在知青的大群体中，拥有了感情的保险箱。而且，是绝对保险的。在我们之间，友情高于一切。时常，我脚穿的是杨志松的鞋；头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袄可能是王玉刚的；而裤子，真的，我曾将张云河的一条新棉裤和一条新单裤都穿成旧的了。当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里，我也许是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但我的好同学们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格外体恤我舍不得花钱买衣服的真正原因——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尽量往家里多寄点儿钱……　　后来杨志松调到团部去了。分别那一天他郑重嘱咐另外三名同学：“多提醒晓声，不许他写日记，开会你们坐一块儿，限制他发言的冲动。”　　再后来王嵩山和王玉刚调到别的师去了。　　张云河调到别的连当卫生员去了。　　一年后杨志松上大学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此时我有三个可以过心的朋友—— 一个叫吴志忠，是二班长；一个叫李鸿元，是司务长；还有一个叫王振东，是木匠。都是哈尔滨知青。　　他们对我的友情，及时填补了由于同班同学先后离开我而对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严重塌方……　　对于我，仅仅有友情是不够的。我是那类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当年是很冒险的事。我要感激我们连队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头脑中对当年现实的某些质疑，并不证明我思想反动，或疯了。如果他们中仅仅有一人出卖了我，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不曾被出卖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并不像与我的四名同班同学一样，彼此有着极深的感情作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给我的同班同学，思想却大胆地向高中知青们坦言。他们起初都有些吃惊，也很谨慎。但是渐渐的，都不对我设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和他们交流过许多对国家，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看法。　　真的，我很感激他们——他们使我在思想上不陷于封闭的苦闷……　　我还感激我的另外两名好同学—— 一个叫刘树起，一个叫徐彦。刘树起在我下乡后去了黑龙江省的饶河县插队；徐彦因母亲去世，妹妹有病，受照顾留城。一般而言，再好的中学同学，一旦天南地北，城里农村，感情也就渐渐淡了。即或夫妻，两地分居久了，还会发生感情的变异呢！　　但我和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却相当不可思议，因为分离而感情更深。凡三十余年间，仿佛在感情上根本就不曾被分开过，故我每每形容，这是我人生的一份永不贬值的“不动产”。　　我感激我们连队小学校的魏老师夫妻。魏老师是六六年转业北大荒的老战士，吉林人。他妻子也是吉林人。当年他们夫妻待我如兄嫂，说对我关怀备至丝毫也不夸大其词。离开北大荒后我再未见到过他们。魏老师九五年已经病故，我每年春节与嫂子通长途问安……　　七一年我调到了团部。　　我感激宣传股的股长王喜楼。他是现役军人，十年前病故。他使宣传股像一个家，使我们一些知青报导员和干事如兄弟姐妹。在宣传股的一年半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每每忧虑家事，简直可以说很幸福。宣传股的姑娘们个个都是品貌俱佳的好姑娘，对我也格外友好。友好中包含着几分真挚的友爱。不知为什么，股里的同志都拿我当大孩子。仿佛我年龄最小，仿佛我感情最脆弱，仿佛我最需要时时予以安慰。这可能由于我天性里的忧郁，还可能由于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瞎凑合。实事求是地说，我受到几位姑娘更多的友爱。友爱不是爱，友爱是亲情之一种。当年，那亲情营养过我的心灵，教会我怎样善待他人……　　我感激当年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他培养我成为兵团的文学创作员。他对于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起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　　他现因经济案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的监狱中。　　虽然他是犯人，我是作家——但我对他的感激此生难忘。如果他的案件所涉及的仅是几万，或十几万，我一定替他还上。但据说两三百万，也许还要多。超出了我的能力。每忆起他，心为之怆然。　　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这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干事、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有点庇护。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备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臂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对入党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诚，友情倍深。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学部对我任职于电影厂而埋头文学创作，一向理解和支持，从未有过异议。　　我感激北影十九号楼的众邻居。那是一幢走廊肮脏的筒子楼。我在那楼里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间背阴住房。但邻居们的关系和睦又热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给了我宽敞的住房，这使我总觉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亲的干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日，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给予过母亲许多世间温情，也给予过我家许多帮助……　　我感激北影卫生所的张姐——在父亲患癌症的半年里，她次次到我家为父亲打针，并细心嘱我怎样照料父亲……　　我感激北影工会的鲍婶、老放映员金师傅、文学部的老主任高振河——父亲逝世后，我已调到童影，但他们却仍为父亲的丧事操了许多心……　　我也要感激我所住的四号楼的几位老阿姨们。母亲在北京时，她们和母亲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给了母亲许多愉快的时光……　　我还要感激我母亲的干儿女单雁文、迟淑珍、王辰铎、小李、秉坤等等。他们带给母亲的愉快，细细想来，只怕比我带给母亲的更多……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初中班主任王鸣歧老师。她对哥哥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哥哥患精神病后，其母爱般的老师感情依然。凡三十余年间不变。每与人谈及我的哥哥，必大动容。王老师已于两年前病逝……　　我还要感激我的班主任孙淑珍老师，以及她的丈夫赵老师——当年她是我们的老师时才二十二三岁。她对我曾有所厚望。但哥哥生病后，我开始厌学，总想为家庭早日工作。这使她一度对我特别失望。然恰恰是在“文革”中，她开始认识到我是她的一名较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因而我又成了她最为关心的几个学生之一……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高中同学杨文超大哥。他现在是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给弟弟的一封信家乡的报转载了。文超大哥看后说——“这肯定是我最好的高中同学的弟弟无疑！”于是主动四处探问我三弟的住址，亲自登门，为我三弟解决了工作问题——事实上，杨文超、张万林、滕宾生，加上我的哥哥，当年也确是最要好的四同学。曾使他们的学校和老师引以为荣。同学情深若此，不枉同学二字矣！　　我甚至要感激我家当年所属派出所的两名年轻警员—— 一姓巽，一姓童。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做片警时，一直对母亲操劳支撑的这个破家，给予着温暖的关怀……　　还有许许多多我应该感激的人，真是不能细想，越忆越多。比如哈尔滨市委前宣传部长陈凤珲，比如已故东北作家林予，都既不但有恩德于我，也有恩德于我的家。　　在一九九八年底，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讶然，继而肃然，继而内心里充满一大片感动！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竟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终身难忘的世间友爱和温情吗？　　我此前怎么竟没意识到？　　这一点怎可被我漠视？　　没有那些好人，我将是谁？我的人生将会怎样？我的家当年又会怎样？　　我这个人的一生，却实际上是被众多的好人是被种种的世间温情簇拥着走到今天的啊！　　我凭什么获得着如此大的幸运而长久以来麻木地似乎浑然不觉呢？　　亏我今天还能顿悟到这一点！　　这顿悟使我心田生长一派感激的茵绿草地！　　生活，我感激你赐我如此这般的人生大幸运！　　我向我人生中的一切好人三鞠躬！　　让我借歌中的一句话，在一九九八年底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憎怨、敌意、细碎芥蒂，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再祝好人一生平安！怀念赵大爷　　“赵大爷不在了……”妻下班一进家门，戚戚地说。　　我不禁一怔：“调走了？还是不干了？”　　“去世了……”　　我愕然。顿时想到了宿舍区传达室门外贴的那张讣告——赵德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四月十四日晚去世，终年六十岁。行文简短得不能再简短……　　那天，我看见了讣告。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赵德喜是赵大爷。此前我不知他的名字。当时我驻足讣告前，心想赵德喜是谁呢？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许久说不出话，一阵悲伤袭上心头。　　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　　赵大爷是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勤杂工。也是长期临时工。一个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单身汉。一个一辈子没有过家的人。只在农村有一个弟弟……　　一九八八年底，我刚调到童影，接到女作家严亭亭的信，信中嘱我一定替她问赵大爷好。她在童影修改过剧本。赵大爷给她留下了非常善良的印象。　　童影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称他赵大爷。我自然也一向称他赵大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有次我和他打招呼，他挺郑重地对我说：“可不兴这么叫了，你老父亲比我大二十来岁，在老人家面前我算晚辈呢！”我说：“那我该怎么称你啊？”他说：“就叫我老赵吧！”我说：“那你以后也不许叫我梁老师了。”他说：“那我又该怎么称你啊？”我说：“叫我小梁吧。”过后他仍称我“梁老师”，而我仍称他“赵大爷”。　　儿子有次写作文，题目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　　儿子问我：“爸，谁值得我尊敬啊？”　　我说：“怎么能没有值得你尊敬的人呢？你好好想！”儿子想了半天，终于说：“赵大爷！”我问为什么。儿子说，赵大爷对工作最认真负责了，一年四季，每天早早起来，把咱们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开春，赵大爷总给院里院外的月季花修枝、浇水。每年元旦、春节，人们晚上只管放鞭炮开心，而第二天一清早，赵大爷一个人默默地扫尽遍地纸屑。赵大爷总在为我们干活儿……　　儿子那篇作文得了优。记得我曾想将儿子的作文给赵大爷看。为的是使他获得一份小小的愉悦。使他知道，一位像他那样默默地为大家尽职尽责服务的人，人们心里是会感激他的。起码，一个孩子在父亲的启发下，明白了他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后来我没有这么做。不是想法改变了，而是忘了。现在我好悔。赵大爷是该得到那样一份小小的愉悦的，在他生前。　　赵大爷无疑是穷人中的一个。五年多以来，我从未见他穿过一件哪怕稍微新一点儿的衣服。我给过他一些衣服，棉的、单的、毛的，却不曾见他穿。想必是自己舍不得穿，捎回农村去了吧？他不但负责清除宿舍楼七个门洞的垃圾，还要负责清除厂里的垃圾。他干的活儿不少，并且是要天天干的。哪一天不干，宿舍区和厂区的环境都会不大一样。据我所知，他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在今天，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干他天天必干的那种脏活儿，而且干得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人，恐怕是太难找了！　　干完他应该干的活儿，他还经常帮人修自行车。他极愿帮助别人。据我所知，他大概是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然而在我看来，他又是一个极其文明的人。一个极其文明的穷人。我从未见他跟谁吵过架。甚至从未见他和谁大声嚷嚷过。一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的文明人，包括我这样的，心里稍不平衡，则国骂冲口而出。我却从未听到赵大爷口中吐出一个脏字。我完全相信，在别人高消费的比照下，穷是足以使人心灵晦暗的。然而在我看来，赵大爷的心灵是极其明澈的。似乎从没滋生过什么嫉仇或妒憎。他日复一日默默干他的活，月复一月挣他那一百五十元钱。从不窥测别人的生活。从不议论别人的日子。他从垃圾里捡出瓶子罐头盒，纸箱破鞋之类，积聚多了就卖。所得是他唯一的额外收入……　　这使我养成了习惯，旧报废书，替他积聚。就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还想，又够卖点儿钱了，该拎给赵大爷了……　　每逢年节，我都想着他，送包月饼，一盘饺子，一条鱼，一些水果什么的……　　赵大爷，我心里是很尊敬你的啊！你穷，可是你善；你没文化，可是你文明；你虽与任何名利无缘，可是你那么的敬业，敬业于自己扫院子、清除垃圾那一份脏活儿……　　你就那么默默地走了，使我直觉得欠下了你许多……　　好人赵大爷，穷人赵大爷，文明而善良的穷人赵大爷，干脏活而内心干净的赵大爷，穿破旧的衣服而受我及一家人敬爱的赵大爷，我们一家，和在传达室每日与你相处的老阿姨，将长久长久地缅怀你……朱师傅一家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