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正月，行幸回中。 3月，诏更黄金为麟趾金币，以班赐诸侯王。 凿白渠贯渭，长200里。可灌田近5000顷（29万亩）。 秋9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御史大夫杜周卒。 以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旋拜为直指绣衣使者。 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 ［江充，赵邯郸人。曾为赵敬肃王客，得罪赵太子丹，乃诣阙举报太子阴事。太子生废。上召充入见，由是有宠。］ ［何按：江充，疑或匈奴敌谍也。 《汉书》充传：江充， 字次倩，赵邯郸人也。充本名齐。有妹，善鼓琴，歌舞。充媒嫁之赵太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 久之，太子疑齐以阴私告王，与齐悼，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遂绝迹。 亡，西入关，更名充，诣关，告：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书奏，天子怒，遣使者诏郡发吏卒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廷尉杂治之，法至死。赵王彭祖，武帝异母兄也。上书讼冤，不许。竟败赵太子。 帝召充，自请愿以日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谷单衣，曲裾后垂，交输。（张晏：曲裙者如妇人衣。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案：即燕尾服。）冠禅丽步日摇冠，飞翮之缨，（何案，疑实为胡冠。王先谦注谓步摇冠别名慕容。慕容，胡语。此冠乃燕代乡俗。）充为人魁岸，容貌甚状，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充至，问以当世政事，上悦之。 充言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不可预图。” 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旨绣衣使者（何案：锦衣卫前身）。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 ［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奏“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请求愿入钱赎罪，上许之。输钱北军凡数千万，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 皇子弗陵生。母赵婕妤，居钩戈宫。任身14月而生。上曰“似尧”。乃命其所居门曰“尧母门”。 ［何按：赵地近匈奴。而江充、赵倢伃皆来自赵地。此二人对武帝后期政治变动影响关系至大。导致了卫氏及卫太子的倾覆。其来历颇不寻常，岂偶然乎？］ 秋，大旱。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首起池阳谷口，尾入阳渭中，袤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锤成云，决渠为雨，水流窀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百万余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郑国，昔韩国之小水工也。韩患秦东伐，欲罢劳之，乃遣郑国说秦，令凿渠引泾水自中山以西抵瓠口为渠，缘北山，东注洛水，三百余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万余顷，收皆一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之忧，秦以富强，因以名为郑国渠。］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3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3岁 太始三年（b94，丁亥）63岁 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来客。 2月，令天下大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冬，赐所行过户五千钱，鳏寡孤独赐帛，人一匹。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4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4岁 太始四年（b93，戊子）64岁 春3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12月，行幸雍，祠五时，西至安定、北地。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5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5岁 征和元年（b92，已丑），65岁。 ［何按：以“征和”为年号，取“政和”即政通人和、和平之义也。又，征和，息征和平也。以征和为年号，表明武帝此时已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 夏，巫蛊祸始起。 ［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龙华门，疑刺客，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上疑以为奸鬼为祟，疑为巫蛊。 丞相公孙贺夫人卫君孺，卫皇后之娣。贺子敬声为太仆，骄奢无法，擅移北军钱千九百万，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贺请上逐捕安世以赎敬声，上许之。果捕得安世。 安世入狱，笑曰：“丞相灭族矣。”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使王当驰道埋儡人，诅上，有恶言”。上令案验之。］ 冬11月，发三辅骑士搜上林，闭长安城门大索。戒严十一日。 大搜上林苑刺客，又搜长安城。（公孙敖）坐妻为巫蛊，族。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巫蛊之祸起于武帝征和元年十一月，整个事件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以丞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为标志。事件的起因是当时诏捕京师大侠朱安世不能得，贺自请逐捕安世为其子敬声赎罪，安世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巫祭祠祝诅，并在甘泉当驰道埋偶人，公孙贺因而被族灭。第二阶段是整个事件的高潮，酿成了戾太子、卫皇后母子的悲剧。征和二年，江充等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少傅石德惧诛，劝太子收捕江充等。太子发兵斩充，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城中五日，最后败亡被杀。第三阶段主要以丞相刘屈氂腰斩而告终。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腰斩东市。此后巫蛊案虽时有余波微澜，然均无关宏旨。 巫蛊之祸延绵数年，牵连死者有戾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如石德、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江充、韩说、章赣、苏文、商丘成、张富昌、李寿、莽通、景建等。］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6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6岁 征和二年（b91，庚寅），66岁。 春正月，帝阴疑皇后、太子、宫人不忠，又避长安时疫，帝体亦不痊，乃迁居。行幸常驻于甘泉。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自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 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群臣宽厚长者附太子，而用法深酷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皇后、太子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 上与诸子疏，皇后久不得见。近臣常于武帝前谗毁之。］ 江充奉诏治公孙贺牵连巫蛊事，公孙贺下狱。死狱中，族其家。 ［征和二年春制诏：“故丞相贺，倚旧故，据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 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以困农烦扰富者，重马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离。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已正于理”。云云“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 以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屈氂乃中山靖王刘胜子。刘胜好内，多子，诸子计一百二十余人。刘屈氂亦庶子也。曾任涿州太守。其子娶李广利女儿，因得重用。 夏闰4月，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罪死。 司马迁完成《史记》。 武帝命刘屈氂及御史章赣督察巫蛊事。刘屈氂乃与江充合谋。欲废卫氏，而立昌邑王刘髆。 秋7月，江充掘皇后太子宫。太子斩充，灸胡巫上林中。时武帝久居甘泉，太子假诏起兵。 ［何按：其时，长安流行瘟疫。死者多，人心不安。民间及贵族皆信巫术。 《史记·龟策列传》：“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颀于朝廷。 至以卜筮射蛊遂，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之族。” 睚不快，因公行诛，姿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 “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鬼）遂祝诅。（《汉书》戾太子传）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牦车以渡弱水来献香云，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两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成闻香气，芳积凡月余日，香由（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博物志·卷二） 《通鉴》记：“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卢植曰：左道，谓邪道也。）变幻无所不为。 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则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 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蛊，字通诅、咒）。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巫蛊及夜祠，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逼之。民转相诬，吏则劾以大逆无道。 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既知上意，因胡巫（匈奴）檀何言：‘宫中有蛊气，邪不除之，上疾不瘥。’上乃使充入宫，掘地求蛊，黄门苏文等助充。 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坐床处。”太子乃起兵诛江充。］ ［《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乿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 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轩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 张汤系自杀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武帝令左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于长安。兵败，亡去。皇后卫子夫自杀。 ［《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洪迈《容斋续笔》“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嫠，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比重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 8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 ［“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慰，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搏太子急，太子自杀。（通鉴考异一。）］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长秋门。因长御倚华，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大乱。黄门苏文逃归甘泉，报太子反。乃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城，归报谎云“太子欲斩臣，臣逃归。”上怒。丞相屈耗闻变，脱身逃。上问：“丞相何为？”乃赐玺书令平叛。 太子宣言告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危，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亲驾，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令丞相将之。 太子亦遣使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长安囚人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太子立东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营门不出。 太子引兵，驱长安衍市人，集数万众，至长乐宫西阙下。逢丞相等，会战。计五日，死数万人，血流御沟中。庚寅，太子兵败，南奔杜门（复盎门）。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诸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太子逃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 8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自经。］ 9月，以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北军护军任安牵连卫太子案，以不忠下狱。任安赠书司马迁。 ［关于卫太子事变概述： 武帝晚年多病，总疑惑有人用蛊道诅咒，令江充“穷治蛊道”。江充说宫里有蛊气。于是武帝就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太子宫里，在御座下面，掘出桐木人子几个。武帝原是卧病在长安西北甘泉宫的（甘泉是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地），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收捕江充”等，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帝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杀江充。章赣和苏文两人逃回甘泉，说太子反了。武帝一听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牦发兵，和太子交战。他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表明了太子说他甘泉病卧，并非实事。戾太子在部署将帅的时候，召”监北军使者“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北军兵助战。可是任安在当时，节是接受了，却闭上了门，并没有发兵帮助太子。太子和丞相在长安城里交战五六天，死的有五六万人，太子终以不能取胜，从复盎门逃走了（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他逃到长安东方偏南的新安县附近的湖地（今河南阌乡县地），借住在一个卖草鞋人的家里，不久就被人发觉了。新安县吏亲自带了军队，去逮捕太子。留下太子的主人保护太子，战死。太子不得已，在八月辛亥日，自经而死。武帝从甘泉回到建章宫以后，愤怒城门司直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把他诛死。又愤怒御史大夫暴胜之当时阻止丞相直接斩田仁，说“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应当请示再加刑”，因此“切责胜之”；暴胜之自杀。汉武帝回到长安，赏赐那些击捕太子的人；凡是随从太子的，或是替太子作战的，统统治以重罪。壶关三老，上书给武帝，说太子当初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无处告诉，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并无他意。”高庙令田千秋（即车千秋）上书，申讼太子冤枉。他马上就擢千秋一直升为大鸿胪，后来不久又升为丞相；于是“以事族江充之家，焚苏文于横桥。”武帝心中，悔恨悲痛，达到极点，“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武帝原先认为任安是卫青大将军荐举的（卫青是戾太子的舅父），对他不次超用，竟然“坐持两端，以观成败”。因此他对任安不加原谅，而处以极刑大辟。］ 11月，武帝将幸甘泉，命司马迁从驾西行。 ［赵翼谓，司马迁于本年作“报任安书。”略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祥，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汉书·司马迁传》。）］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7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7岁 征和三年（b90，辛卯），67岁。 正月，武帝行幸甘泉。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军北至燕然山（今杭爱山）。 6月，丞相刘屈氂因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被腰斩，其妻枭首。 ［“贰师之出也，丞相为祝道。遂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之。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子。广利女为丞相子妻，故谋焉。时内谒者令郭穰在侧，归告帝：‘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将军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按验，罪大逆不道，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收广利妻子。］ 同月，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 ［广利与匈奴战，初胜，有斩获。后妻子被收，传至军前。广利不安，内生变。匈奴乘机集大兵围之。广利遂降。］ 9月，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书，讼太子冤，武帝感悟。征拜田千秋为大鸿胪。 同月，灭江充九族。 焚苏文于渭桥上。 武帝怜太子无辜，于长安作“思子宫”、于湖县太子死处作“归来望思之台”。 司马迁著《太史公记》（“史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名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司马迁父子之所作也。”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先人，司马谈也。因书为两代人所纂，故不无舛误矛盾不合之处。《汉书·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东平王思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允曰：“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8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8岁 征和四年（b89，壬辰），68岁。 3月，躬耕巨定。诏罢劳民伤财及神仙之事，驱逐方士。 诏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般，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于下愁苦，所为狂勃，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拜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候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上召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皆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何按：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尊崇方士，与当时瘟疫流行有关。） 夏6月丁巳，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心，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二千石以上俱寿颂德，美劝上。 上报曰：“朕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毒士大夫。）至今余巫颇脱不止，朕甚愧之，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 （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秦人，即西语china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励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备而已。］ ［田余庆说：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泊地区。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隐·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继之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遂“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 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同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赵过改革犁耕，及耕制，教农为“代田法。” ［汪篯曰：“汉武帝时赵过改进的耦犁，可能就是大犁的一种。据《汉书·食货志》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古制，九夫之田为一井，三夫之田为一质，一夫为田百亩，即一顷，十二夫共耕田十二顷。古以百步为亩，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古之十二顷，当汉制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其效率相当于古之十二夫，这是生产力的大提高。］ 秋八月，李广利死于匈奴。 ［“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卫律赂赏胡巫进言：“得贰师以祠社，可却母病。何故不用？”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单于遂收之祠社。是岁冬，匈奴遇大风雪，会连雨雪数月，畜死，人染疾疫。单于以为广利所诅，乃为广利立祠。］ ［韩儒林论武帝对西域之开拓： “匈奴是行国，只要使其漠南无王庭，汉人便可以高枕无忧。西域可就不同，那里是城郭国家，是匈奴的附庸和近邻；倘若汉人不屯兵防防，则匈奴铁骑一至，城廓诸国仍要倒戈相向，听匈奴的指使了。汉代参谋部要想达到凭借西域东制匈奴的目的，必须切断匈奴的右臂非在西域树立一个中心据点不可。 欲征服西域，首要问题是必须解决给养的困难，减轻国库的负担。汉家在西域载设屯田，乃是一件军事上必须贯彻的国策。 大青山、天山乃是我国古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界，这几个山系附近的地域，如归绥、后套、宁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土鲁番等地，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自古以来，西北比较适于农耕的地域也只有这几处。所以这几个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也就成了汉家和匈奴军事上必争的要点了。 这几个要点倘若落在匈奴手里，那未，不惟我国西北边出入陲人民不能安枕，中原人民的安全也要受严重的威胁了。反之，倘若这几个要点汉家都能守住，匈奴便不敢南向牧马，大青山下也决不会看见夜宿的毡车了。 汉代经营西域的目的既在凭西域以制匈奴，所以在河西开设四郡，肃清东西交通的大道后，便开始在西域的中央开设屯田，确立经营西域的根据地。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有渠犁、轮台、伊循、乌孙、车师等地，而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则为渠犁（吐鲁番），后来又迁移到车师。质言之，西汉经营西域，初以渠犁为中心，东向以争车师，及车师既得，即进而据之以威迫匈奴。屯田区域是自西而逐渐东移的。 按西汉国都远在东方长安，何以其在西域屯田不因近就便，自东而西，反而自西域的中央由西而东呢。我们在分别叙述西域的屯田和要害的争夺之先，不能不先解答这个问题。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下列几件事情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一）西域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之间是一片大沙漠，汉朝势力到了北道后，就把匈奴与南道诸国的交通切断。南道诸国既然孤立，他们在西域军事上的地位便无足轻重。 （二）北道诸国的地位便不同了，他们与匈奴为近邻，离合向背能直接威胁汉人在西域的地位。所以都护郭舜说：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因此，汉朝经营西域便特别重视北路，假若不在北路设立根据地，便不能得到稳定城郭、监视匈奴的效果。 （三）远交近攻是秦汉两代对付敌国的传统政策。汉人要利用西域夹攻匈奴，当然须在北路诸国寻求与国。 迨西汉与乌孙和亲，北路诸国闻内内附之后，为实现发动城郭诸国兵卒以东制匈奴的目的，自然需要在汉与匈奴势力范围之间选择一个西域根据地。 我们发开地图一看，这两个势力范围间的渠犁乃是最理想的地点，因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以西都是与国，渠犁东南一千一百多里就是南北两道分歧点。楼兰对内的交通既便利，距匈奴的根据地车师又远，是最好没有的了。 （四）在关西域设立都护之前，车师以东均在匈奴日逐王手中，汉朝没有法子从郭煌进兵北攻车师。要想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然要以凭借西域郭国的人力和物力，东向与匈奴争衡为最便了。 汉家在西域的势力既然是逐渐东进，匈奴的势力当然是逐渐东退了。当汉家势力未达到西域的时候，西域诸国本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有僮仆都尉，住在焉耆一带，征收诸国的赋税。《汉书·西域传序》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这个匈奴经营西域的专官，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城郭诸国悉归附长安，汉家在西域设立都护的时候，方才撤消了。 （五）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西汉为驱逐匈奴的势力计，自然要东争车师。匈奴为要保持他们在西域的势力和利益，当然也不甘轻易放弃。所以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竟达五次。 渠犁一作渠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曾来贡献。这个国家在今天山南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i）之间。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说： ‘（策特尔及车尔楚）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天）山者，乌垒故地。’这个地方十分适于耕稼，他的农业价值，汉武帝时桑弘羊已说得很清楚： ‘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 渠犁既具备这样优越的农业条件，当然可作为经营西根据地，所以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便选择这个地方开始置校尉屯田。 纪元前126年，张骞自西域归，汉人对西域始获得明确的知识。从此，降昆邪王，取得通西域的道路（前121年）；虏楼兰国主（前108年），安定了敦煌西域间的交通；结乌孙（前105年），得到匈奴西方的与国；破大宛（前102年），威震西域。汉朝前后不过经营二十五年，便在西域获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渠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汉廷削弱匈奴的迅速及其所得效果的伟大了。 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的成绩，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已经明白指出了。现在我们把各次战役经过略述于后。 （1）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遣赵破奴破姑师（即车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不过当时西域还没有通，汉廷对车师尚无力控制，可以不算。 （2）天汉二年（前99年），汉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路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结果是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兵士死了十分之六七，李陵食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为匈奴发数万骑救车师，也不利引去。“此汉争车师者一，汉末得车师。” （3）征和四年（前89年）汉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北击匈奴。莽通军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兵切断莽通的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服。尽得其民众而还。“此汉争车师者二，汉得车师。” （4）车师是西域的门户，匈奴决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到昭帝时候，匈奴又遣四千骑田车师。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遣常惠使乌孙，乌孙连年为匈奴所侵暴，因请求汉廷发兵夹击匈奴。汉朝远交近攻的目的这时才得达到了。 （汉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犁，积谷，谷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 这是汉与匈奴第四次争车师，车师屯田亦自此始。 （5）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元康元年）果遣骑来击屯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 诏遣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第五次争夺车师的结果，只好放弃了车师的土地，尽徙其国民于渠犁，土地虽为敌占领，人力可不致资敌。 （6）这时匈奴渐弱，内部也发生了破裂，由全盛时代逐渐衰落了。匈奴方面，经营西域的是他们西边的日逐王。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先贤禅与单于有隙，想率其部下降汉，使人到渠犁向郑吉通款，这算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兵五万人，迎日逐王，送他到京师。汉廷除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外，并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吉即择定渠犁北三百三十里的乌垒地，为都护治所，作为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从此“匈奴益弱，不敢争西域，僮仆都尉由此罢”。 质言之，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扫荡净尽，城郭诸国完全听受安的号令了。武帝以来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到这时才由郑吉完成了，上距张骞通西域，才不过六十七年。］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9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39岁 后元年（b88，癸已）69岁。 后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甫薨，谥曰哀王。 6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反。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光禄大夫霍光，太仆上官桀讨之，伏诛。 ［初，马何罗与江充善，而马通以诛太子时有功封侯。及上灭充家，何罗兄弟惧。遂谋反。 《汉书·霍光传》记：“后元年，侍中莽（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 ［“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侯。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羽。 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 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 明旦，上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日磾得抱何罗，围住曰：马何罗反。上惊起，擒之。］ 7月，削燕王旦三县。 是月，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因其年小母少，恐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先赐弗陵母赵婕妤死。 ［《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70岁、卒)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70岁 后二年（b87，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敝。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辨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也。胥，或作讠 胥。］ “这篇诏书即汉武帝临终之遗诏，是当时一个戍卒手抄，抄录不全。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 遗诏封金日磾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是武帝遗诏中应还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视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外戚传》］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若死矣！可立钩弋太人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时上年六十余，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御览》八十八。）］ 丁卯，帝崩于五祚宫。 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3月甲申，葬武帝于茂陵。 ［《晋书·禀林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二供宾客，三充山陵。汉武帝享年日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后)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后 ［武帝身后留下三子，太子弗陵，燕王旦及广陵王济。 关于燕王旦：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 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画龙点睛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公户满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所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内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 东方朔于武帝死后亦遁隐，不知所终。 ［刘向《列仙传》：“东方朔者，平原戾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释为郎。 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避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二是“督盗贼”，就是镇压吏民暴动、起义。如当“郡国盗贼并起”，武帝迁“以杀伐为治”的田广明为淮阳太守。岁余，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明倩起义，田广明觉知，发兵捕斩，血腥镇压。 ［《汉书·酷吏传》，武帝朝酷吏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以及张汤、杜周计十一。其中最著名者为张汤、王温舒、杜周、宁成等。］ ［张汤出身长安史，曾为宁成掾，田蚡征为丞相史，又由于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大事株连，杀三百余人。迁为太中大夫。元朔三年（前126），武帝重用张汤为廷尉。 ［汤见武帝好文学，就用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 张汤内修私德，居官廉洁，又善处理同僚关系，调护故人子弟及穷兄弟，造谒诸公不避寒暑。 元朔三年（前126），汲黯当着武帝的面责斥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导天下的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出空，为什么要乱改高皇帝的法度？我看你从此要灭种了！”张汤巧言善辩，汲黯辩论不过，怒不可遏，骂：“天下人都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这个张汤，要弄得天下人心怀惧，仄目而视！”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又因张汤治淮南、衡山两狱有功，进一步提升他为御史大夫。自此以后，“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 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时，打击“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郡中无犬吠之盗”。元狩三年（前120）迁为中尉。 元封二年（前109），杜周继王温舒为廷尉。杜周概以武帝意向治狱，从不依法，凡武帝想打击的，就罗织以罪，武帝想开释的，就拖延审理，一点一点地显示他的“冤状”。宾客问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公孙弘曾对汉武帝谈论宁成，说：“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武帝用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吏民出入关者皆畏之，云：“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何按：武帝一朝削平了困扰文景时代的同姓王问题。极大地加强了君权。但其结果，却使得皇帝孤立，失去了外部的屏藩。导致士人阶层及行政官僚集团的权力强大。皇帝不得不依靠外家即舅氏通过控制军权屏藩王室，又不得不加强宦官的权力（此武帝晚年的办法），即以内朝去监督和控制外朝行政官僚。又以酷吏去监督内外臣官僚。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矛盾（最激烈者即演为东汉党锢之祸），遂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一代常困扰以至汉朝亡国的根本政治问题。］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曾说：“案中国之政，始于汉武帝者极多。”其略述曰： “一、武帝即位，称建元元年。帝王有年号始此； 二、是年诏郡国举贤良方正进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擢广川董仲舒为第一。科举之法始此； 三、仲舒请不在《六世》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于是罢黜百家，用儒术，议立明堂，遣安车蒲轮，束帛加壁，迎鲁申公。专用儒家始此； 四、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征匈奴始此； 五、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信之。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之黄金矣。方士求仙始此； 六、是年女巫楚服教陈皇后祠祭厌胜。挟妇人媚道。事觉，诛楚服等三百余人，废皇后陈氏。巫蛊始此，废后亦始此； 七、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二十八万人降，置苍海郡。开朝鲜始此； 八、是年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选择以补右职，以儒术为利禄之途始此； 九、六年，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藏罪，置赏官，名曰开功爵。级十七，各有定价。卖官始此； 十、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及太后以叛。秋，将军路博德等讨南越，斩品嘉，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开南蛮始于秦，今再复之； 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叛汉，自称武帝。将军杨仆击东越，斩余善，遂徒其民于江淮间，其地遂虚。开闽越始此； 十一、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禅泰山下东北肃然山。封禅始此； 十二、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皆始此。 是中国之政治于汉武者，凡一十二事。］ ［何按：夏说遗漏设中书以内官参决机要，（史称“武帝数晏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设十三部刺史建立地方官吏监察制度，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铸五铢钱、以马蹄金改革币制统一金融，租及六畜、告缗（征财产税）等；以及由汉初节约自持，优礼宰相，垂拱无为的政治，演变为扩张皇权，收揽一切权力于君主的“大有为”政治。］ ［汉武帝很重视派遣使者“巡行天下”的作用。元狩元年（前122年）平定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之后，兴起大狱，为了表示与民“更始”，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后三年又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即冬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又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又派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举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元鼎二年（前115年）江南水灾，又派遣博士“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汉书·武帝纪》）。从元鼎四年起，武帝就多次亲自大规模出行，也或称为“巡狩”。当他一开始出巡，就发现郡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有的太守因此自杀，有的太守因此被诛。《史记·平准书》载： 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仓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 既然太守这样失职，监郡的御史又不举发，要天子亲自出巡方才知道，说明监御史形同虚设，所以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就废去监郡御史。大典本《汉旧仪》说：“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到元封五年，就创设十三部刺史，这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郡国的监察工作。 刺史制度有下列五个特点： 第一，刺史为中央派遣常驻在监察区的监察官，设置固定治所，便于就地监察和吏民检举告发。 第二，刺史隶属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纯为监察官性质，对于所监察的郡守等二千石地方官，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做到了《商君书·禁使篇》所说“监”与“官”的“别其势”，权势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督和检举的作用。 第三，刺史只是监察而不是行政长官，它和秦代有兵权、人事权的监御史不同，而且刺史有规定的监察范围。 第四，刺史秩卑、权重、赏厚，使便于监督察，乐于劾举。 第五，刺史定期巡行所部郡国，叫行“行部”。通过“行部”可以考察守、相治迹，广泛接触吏民，了解下情，因而对守、相的劾举，往往有事实依据，可以击中要害。 设置刺史确是当时比较有效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创设刺史之后十七年，又设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本为督捕诛杀巫蛊而设，后来就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成为类似刺史的官职。武帝也还为临时发生的天灾或事件，派出使者“巡行天下”，先后有四次之多。此后长期沿用这种制度。这种临时派遣的使者所担负的任务，多数属于慰问救济性质，所谓“存问致赐”；或者附带督察吏治，选拔人才，所谓“举贤良”、“举茂材异伦之士”、“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等等；或者着重平反冤狱，例如五凤四年（前54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宣帝纪》）。鸿嘉元年（前20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汉书·成帝纪》）。这些平反冤狱的使者就带有监察性质。］ ［武帝之孙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武帝所行之政术，外儒内法。所谓王道，即董仲舒所说“孔子主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王道，即国家主义。诸子皆私学，而儒学乃王道也。霸道，法令权术也。］ 贺昌群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表面上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则为儒道法三家所综汇。 儒家之王道，道家之无为，法家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中国古来第一流的政治家，莫不兼有这三种精神。如果缺少一种，或偏重一种，未有不失败的。 何按：武帝以酷吏行苛法重点打击宗王外戚显贵，又外施仁义而杂用王霸，改革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由汉初崇尚黄老，尊儒兴学，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全面崇兴学术文化。以经过改造的今文经学为主导思想，并延用法家集中权力的国家主义；遂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国宗法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古精绝国）遗址出土武帝时代武士织绵吉祥护臂，织绣凤凰、鸵鸟、獬豸、白虎、四灵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语。盖汉初以五星聚于东井为吉祥也。 毛泽东论汉武帝谓：“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1957年6月17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咏汉武帝汉武帝新传 咏汉武帝 ［清］王 昙 一 （祖龙而后得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度容方朔，问道儒公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虚。） 二 （求贤初诏下金门，一榜贤良百十人， 容得马迁留谤史，育成苏武做忠臣。 张汤峻法刑名好，汲黯狂言戆谏真。 明说才赋无大用，邹阳枚马任沉论。）（枚，枚皋。马，司马相如。） 三 （西域流沙古未开，氂牛边堠接轮台。 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 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得英雄靖九垓。） 四 （壶关一悔奈匆匆，思子归来仅有宫。 名将不曾封李广，用才毕竟误江充。 神仙大药无消息，方士招魂亦凿空。 不有茂陵遗恨事，怎教后人泣秋风。） 2002年3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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