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掠千余人而去。 11 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与诸将谋曰：“翕侯赵信为单于计，居漠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以粟喂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计其数焉。 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从东西二分军击胡。（九击） 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会于绝漠，夹击匈奴。 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漠北。与汉大将军遇，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北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杭爱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遁去，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不随单于。 李广兵失路失期，自杀。 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直单于复得其众。而右王乃去其号，复为右谷蠡王。 骠骑将军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左大将皆遁走。 骠骑封于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东之肯特山脉），禅姑衍山，临翰海（贝加尔湖）而还。 （此为卫霍联合统帅的漠北大战，此役完成第二阶段。汉匈大战经此役后，汉朝取得决定性胜利。） 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往往通渠置田官，设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至此，汉两将军大出围（即大迂回）单于，所杀虏八九万，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怒，留之不遣。 汉方复收士马。会霍去病死。（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其后多年，汉久不北击胡。 （本年再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游乌孙，副使到大宛。武帝开始考虑实施第二个大迂回战略。） 元鼎三年（前114），伊稚邪单于死，子乌维立为单于。 12 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国。遣公孙贺（太仆）将一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击胡，至浮且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十击） 又遗从骠侯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杭爱山南）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以见武节。而使郭吉讽告单于。郭吉至匈奴，单于见吉，吉曰： “南越王头已悬汉北阙。今单于能，即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也。不能，即南面而臣，何但远走？亡慝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单于怒，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于汉，为辞言甘，求请和亲。汉使王乌、杨信窥匈奴。 汉东拔秽貉、朝鲜立郡。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赵信死于匈奴。 元封三年（前108），汉遣赵破奴攻破楼兰国，汉使者王恢（又一王恢）助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乃河南战役、漠北及河西战役后的开辟西域战役。） 元封四年，汉自酒泉至玉门始筑玉门障。（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障，终点在酒泉，至是汉边西延至玉门矣。）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皆连以长城，即古“西塞。” 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死。 13 元封六年（前105），匈奴乌维单于死，在位十岁。子詹师庐立，年少，号儿单于。 乌孙与汉和亲。 单于益迁西北。立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儿单于初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左贤王，以乖（睽）其国。儿单于扣汉使。 14 是岁（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使人间告汉。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受降城待之。 冬，大雨雪，匈奴畜多饥寒死。 太初二年（前103）春，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居延北，今杭爱山南）而还。（十一击） 左大都尉欲发兵袭大单于，单于觉而诛之外，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击败之，还兵，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重兵八万骑围之。断汉军水源，浞野侯夜出求水，为匈奴捕获，军遂没于匈奴。单于喜，纵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西域之战之第二役。） 太初三年（前102），单于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句黎湖为单于。句黎湖单于立。 汉使光禄勋（光禄大夫）徐自为（徐息）筑五原塞（榆林）数百里，外列城，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芦沟山。（在今包头市西北，固原之西南。） 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卫青子）将兵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障于居延泽上（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 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障。 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掠数千人。 将军任文率兵至，尽复失所得而去。 （时汉之战略为北守、西攻也。） 太初四年春正月，李广利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 ［汉纪：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 初，广利将骑六千、步兵数万人至贰师城下取善马。西至郁（成）城，当道小国各城守，不肯给食，食乏而还。往来二岁，到敦煌，士卒十遗二三。上书请罢兵。 上大怒，乃益发兵卒六万人，负从者不豫。牛十万，马二万，驴骡驼以万数，多齐粮。转运奉军，天下骚动。广利遂进兵，当道小国皆送迎，给廪食。径到大宛城，围宛三十余日。 宛中贵人共杀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给军，悉出善马。汉择取其善马十匹，中马三千余匹。乃共（与）立宛贵人察为王，与盟而还。诸所过小国，皆遗子弟从入献见，因为质焉。 还玉门关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将吏贪，不爱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封广利为海西侯；封骑士赵弟杀郁城王为新寺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数百人，千户以下千有余人。 广利者，李夫人兄也。广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爱之。乃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丽，有宠。及夫人卒，上以厚礼葬之，图画其形于甘泉宫，而尊重其兄弟广利为将军，延年为协律都尉。］ 其冬，儿单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韑侯乃立为单于。 汉既灭大宛，威震西域。 太初四年，武帝复下诏动员击胡。 且韑侯单于立，恐汉来袭。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得归。单于致书卑词自谓：“我儿子，汉天子，我丈人也。”汉乃遣苏武为使，遭张胜之变，匈奴拘留而扣之。 其明年，赵破奴逃亡归汉。 15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十二击）（此乃西域之战之第三役。） 匈奴大围广利部，几不脱，汉兵物故十之六七。 ［汉纪：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斩首虏万余级。骑都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与韑汗单于战，斩首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陵者，李广孙，敢兄当户之子。 上使陵为贰师将军督辎重。陵稽首曰：“愿得自当一队。”上曰：“吾无骑与汝。”陵曰：“不用骑，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陵至峻稽山，与单于相遇，以骑三万攻陵。陵千余弩俱发，应弦皆倒。虏还走上山，陵追击之，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贤王，驰兵八万骑攻陵。陵且战且却，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复大战，斩首三千余级。遂引兵东南，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烧陵部，陵亦令军纵火以自救。 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自步斗树木间，复杀虏数千，因发连弩射，单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单于曰：‘此汉精兵也，晶夜引吾南行近塞，得无有伏兵乎？’诸军长皆曰：‘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胜，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 是日，汉军与匈奴力战数十合，复力战，杀伤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退去。会陵军中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汉军无后救，射矢且尽。”单于大喜，进兵使骑并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趋降！” 遂诸道并进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尽，即弃车去。 士卒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单于乃先入遮道，从山上坠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 “兵败，吾死矣！”军吏或劝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壮士也。”陵叹曰：“使人犹有数十矢，足以免矣，今无兵复战。”令军士人持三升火米，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虏鄣相待。 陵与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仅余数十人。虏驱千骑死追之，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以报陛下矣！”遂降。 士卒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边塞仅百余里。单于以大女妻陵，立为右校王。 武帝闻陵投降，大怒。大臣忧惧。太史公司马迁上言陵已立功，以陵若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遗贰师将军出时，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持，而李广利竟无功。上以司马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李陵闻之曰：“教单于为兵者，乃李绪也（汉军降将），非陵也。”李绪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绪诛，乃使人刺杀绪。 秋，汉复使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邪山，毋所得。（十三击）（公孙敖屡次出兵不利，筑受降城死伤士兵甚多，下狱，为部属所救，匿民间。后被举报，再下狱。太始元年死。） 以匈奴降将成娩为将，率楼兰国兵击东师。匈奴右贤王往援，汉兵不利，引去。 （此乃对西域之战役之第四役。） 16 天汉四年（前97年）春正月，汉使贰师将军将率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将军会师。 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武帝乃命因杅将军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十四击） 匈奴闻，悉远其辎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自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 汉军与单于相持连战十余日，伤亡略相抵。匈奴不胜，皆引还。 游击将军韩说无所得。因杅将军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此西域之战之第五役。） 太始元年（前96），且韑侯单于病死，在位五年。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 ［初，且韑侯有两子。长为左贤王，次为左大将。且病，言立左贤王。左贤王来至，贵人以为有病，乃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闻之，不敢进。左大将使人召而让位焉。左贤王辞以病。左大将不听，遂立为狐鹿姑单于。遂以弟左大将为左贤王。数年病死，单于命其子先贤掸转任日逐王，贱于左王，而自以单于子之子为左王。］ 新单于既立第六年（征和二年，前91），匈奴左部大入上谷，五原，杀掠。 征和三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17 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十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击胡。至浚稽山，多斩首虏。（十五击） 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弃其辎重，徙赵信城北抵郅居水（色楞格河，在今杭爱山北麓，流入贝加尔湖）。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退居兜衡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杭爱山东南）。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 匈奴乃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与李广利部会战（今杭爱山东南），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敌，杀伤胡虏甚众。至蒲奴水，匈奴不利，还去。 ［贰师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邀击贰师将军于夫羊句山峡（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城西）。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夫羊句山东北），匈奴奔走，莫敢与敌。 重合侯马通军至天水，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邀击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 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归道，乃遗闿陵侯成娩（原是匈奴人）将兵围车师国。马通至天山，虏引去，因招降车师，引还。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李广利部归汉途中，会贰师妻子坐巫蛊及刘屈耗案发，全家被收。李广利闻之忧惧。其掾胡巫夫亦避罪从军，乃游说贰师降匈奴。贰师狐疑，欲深入立功自赎，乃旋师北至郅居水上，匈奴兵已去。 李广利遣护军将二万骑渡水追击，逢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二万骑与汉军合战终日。汉军杀左大将，胡虏死伤甚众。 广利军长史与都尉、辉渠侯共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立功，恐必败。”乃谋共执贰师。谋泄，贰师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杭爱山） 大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道击汉军，相杀伤皆甚众。匈奴乃夜挖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汉军阵乱败，贰师将军被俘，投降。（河西战役，第五役） 大单于素知李广利乃汉之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武帝下诏捕太医令随旦，以其泄言贰师妻子事，促使广利降匈奴也。） 贰师入匈奴岁余（征和四年），卫律害其宠。会单于母閼氏病，卫律饬胡巫言欲激单于怒，曰：“胡战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祠社，今何故违誓？”于是命收贰师。贰师恨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多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乃为贰师立祠社祭之。” 18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无力复出重兵。 是时下民疲于兵革，国内方经历巫蛊之乱，创痛甚深，上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奏言： “故轮台以东皆故国处，有既灌田。其旁小国少锥刀，贵黄铁绵缯，可以易谷。 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置校尉二人，通利沟渠，田一岁，有积谷。募民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产业，稍稍筑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鸟孙，为便。” 奏上，上乃下诏拒之，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以助边用，是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田轮台。 曩者，朕之不明，兴师远攻，遣贰师将军。古者出师，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曰：‘匈奴困败。’方士占星气，大卜蓍龟，皆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失。卜诸将，贰师最吉。 朕亲发贰师，诏之必无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贰师军败，士卒离散略尽，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唯益扰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农，无乏武备而已。” 由是此后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而劝耕农，自是田多垦辟，而兵革休息。 《汉书》曰：“孝武之世，图利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关，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隔绝南羌、月支。单于失援，由是远遁漠北，而漠南无王庭。”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崩。 19 昭帝时，汉匈复和亲。 宣帝地节二年，汉军出车东师。 匈奴击乌孙，欲复收汉两翼。汉乃救乌孙，破匈奴。 匈奴力衰，丁零，乌桓皆反。人民死亡三成，商户亡失过半。匈奴大困。 元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时，虚闾单于死，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据单于庭，归降汉为藩臣。汉以昭君嫁呼韩邪。郅支单于部西迁中亚，漠北空虚。 （前46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境大旱，大疫，人畜多死。乌桓复叛胡，匈奴北徙。公元48年，遂王比自立为单于，率部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册立其为南单于，北部匈奴另立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部。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与南匈奴出击北匈奴，北单于大败，三年，北单于部西迁乌孙，又徙至中亚，遂入欧洲。151年，汉灭西域匈奴自立不服诸残部。 自此后，曾经作为中国北部一个强大草原帝国和联邦体的匈奴遂告灭亡。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汉武帝新传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中国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但迄今从未被史家所论及，兹综括史料，简述如下。 1 我在编制《汉武帝年表》时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希腊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希腊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linitza），又称秦尼斯坦（tzmista）。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sthan）。数名皆同一语源，由海道传播至西方者。（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53—54页）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语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28页。）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2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此事请参看本书《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3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4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万。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情况，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5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7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8 “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9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10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11 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录］匈奴失踪之谜汉武帝新传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论汉武帝汉武帝新传 论汉武帝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 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登基，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赏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曰“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有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而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我编制《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的目的，就是试图对中国历史上这位极其伟大重要的帝王，从若干新的角度给予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前 （本表原收入拙著《圣与雄》（金盾出版社，2003），刊误殊多。因重作校勘及详细补充。） ［何按：汉朝之得名，旧以为源自“汉水”或“汉中”，非也。刘邦始封“汉中王”，初不欲就国。有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刘邦乃就汉中王。取天下后，国号称“汉”。汉者，天汉，银河之古称也。武帝年号有“天汉”，盖以苦旱连年，欲“天汉”降雨，故名之。故汉民族之名，语源实来自“天汉”。］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甲申），太子刘启32岁。 夏6月，文帝病甚，托孤周亚夫、卫绾。以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嘱太子：“若有缓急，可用周亚夫为将。］ 乙亥，孝文皇帝崩。民出临三日，葬霸陵。 丁未，太子启即皇帝位，是为景帝。 尊母窦皇后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薄氏为皇后。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关于窦太后。窦太后，赵国清河人，《史记》《汉书》不传其名。“索隐”引皇甫谧云“名猗房”。 窦氏在惠帝时以良家子被选入宫侍皇太后。汉初时，国家经济不富裕，宫室开支很大。吕太后决定将部分宫人赏赐给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个。 窦氏也在列。她请托负责这次派遣工作的官员，将她的名册放在去赵国的人员之中，因为她是赵国人。 但那位负责人把窦姬托付的事给忘了，将窦姬的名册错放在去代国的人员中。这些名册都已经过吕太后的审批。无法更改。 当时的代王是高祖薄姬的儿子刘恒，后来的孝文帝。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窦姬给刘恒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景帝刘启。 刘恒做皇帝之后，窦姬成为皇后。 刘启即位是为景帝，窦皇后成为皇太后。 封太后弟窦广国为章武侯。户11，869。太后兄窦长君（已死）子彭祖为南皮侯，户6，460。 ［何按：西汉初叶，功臣（列侯）、外戚及刘姓诸王鼎足而立构成统治阶层的三大集团，皇帝亦受制之。 同时，在社会中，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小人”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游士（游学之士）。游士有文化知识特异才能而无财产及社会地位，往往寄食贵族阶层，成为其荫户为“客”。游士在战国争霸角逐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战略和政略设计、意识形态组织、舆论操纵。在始皇时代游士也已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边缘力量，可主导舆论威胁于政权，因而被秦始皇所压制（即“焚书坑儒”）。结果这一边缘政治势力，在刘邦起义和夺取政权及新制度构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韩信、陈平、叔孙通、陆贾之辈）。这一游士阶层，所操学术则颇不同，有黄老之学，有儒学，有方术之士，亦有习法术者。 贾谊、晁错正是汉初之际这个边缘层中的政治代表人物。］ ［《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廿余年，天下和治，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何按：贾谊是汉初之政治改革家，然其学术来源于李斯（曾从学于李斯）。贾谊早夭，其志未酬，而晁错则是贾谊之同道，在政治上继承了贾谊的事业。汉武帝一朝之更制改化，其源实本于文景两代贾、晁始倡之新政试验。］ ［刘邦是个实用主义者。轻视书本知识，不喜欢甚至是不尊重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儒士。 刘邦曾在儒冠小解，以示他对读书人的轻视。刘邦能成为气势恢宏的大汉朝开国皇帝，两个出身儒家的思想家，给了刘邦鼎力之助。一个是陆贾，一个是叔孙通。 陆贾是位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家。陆贾早就是刘邦的追随者，然而刘邦并没有重用他，经常拿他开心，天下初定，尉佗平定南越后，自封为王，意在割据。刘邦就派陆贾前往，授佗南越王印，陆贾的辩才使尉佗叹服，甘愿称臣。刘邦封陆贾太中大夫。 陆贾见刘邦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治国方略，便经常在刘邦面前称赞和引用《诗经》、《尚书》。 刘邦说：“我坐在马背上能打下天下，靠背诵《诗》、《书》行吗”？陆贾反诘道：“可以坐在马背上得天下，但可以坐在马背上治天下吗？” 陆贾将中国历代治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分析给刘邦听。陆贾说，商汤和周武王都是靠文武并用，才使天下得以长治久安。而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崇尚武力而灭亡的。如果秦王朝能在一统天下之后，施行仁义，仿效先圣治理国家。陛下，你能得到天下吗？ 他也觉得陆贾说得有道理。于是，就说，陆贾，你就给我写几篇文章，帮我分析分析秦王失天下和我得天下的原因，跟我谈历史上治国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陆贾总共写了12篇文章。合订成书，名叫《新语》。《新语》实际上代表了汉初治国的大政方略。 《新语》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过度使用刑罚、傲慢自大以及奢侈无度。陆贾一方面尽力地说明汉朝如何避免必然的消亡，另一方面也旁敲侧击地大谈灾异现象和其显示的警戒意义。他更强调一个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必须要注重儒家的伦理道德。几十年之后，贾谊在其《过秦论》指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汉初另一位重要思想家是使汉朝政治确定统治格局、编订朝廷礼仪的叔孙通。重新整合正式使用。中国的朝廷礼仪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叔孙通，秦始皇时的儒经博士。秦二世逃出秦宫，投奔早已兴起于山东义军，最后投靠到刘邦的麾下。在投靠刘邦之先，许多儒士都不喜欢他，说他只会讨好拍马，见风使舵，品德低下等。他发现刘邦不喜欢儒服后，他穿上楚制短衣。 叔孙通跟刘邦说：“知识分子都是文弱书生，打天下的时候用不上他们，但是天下取得之后，治天下时，他们还是有用的。”刘邦未置可否。古代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总是根据不同时代的人的要求而制定的礼乐制度。因为时代不同啊！我愿意吸取古代礼制和秦朝礼仪中有益的成份，再结合当今现状制定汉代礼制。刘邦说：“你去试试看。但原则是要简单明了，便于把握，利于适用。” 叔孙通找了32个鲁生。练习起朝廷上应该用的各种礼仪。刘邦检阅过之后，觉得并不像担心的那么难，就要求群臣随着学习。 高祖七年十月。汉朝沿袭历史上的纪年方法，仍是以十月为岁首。每年十月都是大汉帝国庆典之时，公元前200年，刘邦要求使用汉家朝仪。整个过程由御史大夫主持，隆重而有秩序。整个过庄严肃穆。 朝仪结束之后，高祖刘邦很兴奋。感叹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原来也是很威风的。”于是，高祖任命叔孙通为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为太常），主持国家的宗庙礼仪。同时，赐他五百金。任命叔孙通弟子们全部为“郎”。他使汉代开始以礼治国，即以文治国。司马迁评价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1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诞生 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乙酉），刘彻诞生。 7月7日景帝王夫人称言梦红日入怀，生刘彻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乳名阿彘。后更名“彻”，字“通”。 ［母王美人，共生三女一男。男即刘彘，后易名为“彻”。（《释名》：“彻，达也。”达，即通也。通达智慧，故名为“彻”。）汉制，美人俸比二千石。景帝共生男13子，彘为第9子。或言为第10子。时年，景帝32岁。］ 4月，孝文薄太后崩。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 5月，实行薄赋政策，复民田半租，三十税一。 匈奴入代边，劫掠而去。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议和亲事。 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凯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以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申屠嘉为丞相。 ［班固《百官志》：“太中大夫，掌论议，无员，多至数十人。秩比千石。属郎中令。中大夫掌论议，属郎中令，其位在大中大夫之下，谏大夫之上。后武帝拨擢中大夫，更名曰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如故。（此元狩五年事。）］ 诏减笞刑。 ［文帝时以笞刑代肉刑，（废除刖足剜目等残肢之刑）。本年又减少笞刑数，五百者减三百，三百者减二百。］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岁 前二年（b155，丙戍），2岁。 冬10月，梁王刘武来朝。 3月，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余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4月，文帝母、太皇太后薄氏崩。 令天下男子年20始傅（登籍征役）。（旧法依秦律，傅年为17）。（傅是一种户籍登记制。男子成丁登记曰“傅”，从此开始为国家服役。至五十六岁始免。秦简《编年记》，年十七傅，六十免。二十始傅，宽民政策也。） ［何按：傅者，夫也，父也。成丁曰夫，成年可为人父曰父。傅，夫，父字通。秦制男17而成丁，至此改之。男子成丁曰“夫”，未婚曰“匹夫”，已婚有子曰“父”。君子成丁曰士。士者，什长也。什长世袭。成丁有仪礼，曰“冠”。］ 6月，丞相申屠嘉卒。 8月，以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上议削藩。 秋，与匈奴和亲。 削赵王邑，又削去胶西王六县。 以卫绾为河间王太傅。 与匈奴和亲。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岁)汉武帝新传 之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3岁 前三年（b154年，丁亥），3岁。 冬10月，梁王武、楚王戊来朝。 ［时上未置太子，景帝与梁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窦太后喜之。时诸王有欲反之势，孝王乃亲弟，故景帝安抚之，非出帝之真心，乃抚络之术也。兄终弟及，殷商之制也。嫡长子继承父业，周宗法制也。儒家重宗法（礼），继承主周制。道家法自然，不反对兄终弟及。］ ［何按：《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记：“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者立弟，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董仲舒云：“殷道亲亲，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周道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子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七代虽父子相传，所立亦非皆为嫡长子。殷代帝王相继，自商汤至于帝纣，十七世中之九世皆为兄弟相继。 《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比九世乱。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见《公羊传》隐公三年） 徐中舒先生谓，兄终弟及之制，实乃氏族贵族选举之制，而有母系氏族文化之遗俗也。其说甚正确。故立子之争，涵有宗法权力之争。宗法制下，母以子贵。立梁王，则太后仍为母后，操权柄而贵。立太子，则太子母升为太后，太后成为太太后，其权削矣。 故景帝时立嫡之争，涵有母权残余与父权相争之涵义。汉世尚母权而重外戚。故《后汉书·荀爽传》云：“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逆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 洛阳东宫大火，焚毁大殿、城室。 晁错更法令十章，诸侯大哗。 楚王与吴王阴谋欲反。 春正月，景帝诏削吴国之会稽、豫章。书至，吴王叛。 楚、赵、胶东、济南王，淄川、胶西七国俱反。发兵西向，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从袁盎议，诛晁错。七国兵不止。 2月，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平叛，破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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