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新传作者：何新 编著汉武帝新传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老养生之术，无所不及。但表面上，却似乎丝毫未涉及当时的政治与时局。因此，古今论者，都以为这是一部杂驳斑烂的纯学术之书。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建元新政之失败　　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 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董仲舒与元光决策汉武帝新传 董仲舒与武帝之元光决策　　1　　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二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的建立。二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措施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隆虑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史称这一系列新政为“元光决策”。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2　　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历来论者多将董仲舒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而我则以为未必然。董仲舒反对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耕小农的利益。 《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上武帝书云：“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罪徒）充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他的建议是，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兼并田地。 “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业僮仆，皆入之于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庶民知识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汉武帝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从庶民中出身的一个“士”阶层，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贬抑和削弱横行不法的诸侯贵族、大地主（豪强）和大商人。其政策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显色彩。　　3　　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谶伟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威权。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建议。但是对董仲舒其人，刘彻却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主父偃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刘彻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　　但数年后，淮南王与田蚡政变的密谋暴露，证明董仲舒对田蚡的指责是对的。武帝表示歉疚，又派董仲舒的两位学生根据《春秋》经义审治刘安之案。董仲舒一生梗直，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不识时务，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迂夫子。　　董仲舒是孔子以后，自秦汉至清代二千年间，对中国政治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西汉学者刘向指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刘歆亦云：“仲舒遭汉承 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但是，在现代，他所受到的误解似乎也最多，至今仍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汉武帝新传 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　　1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2　　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3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　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4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5　　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6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可矫以节收捕（江）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并指出卫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师傅：“我是皇上的儿子，不能这样擅自去做。我还要见皇上陈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　　太子仍想面见武帝，陈情辩白。但是，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则通过他们不断诬陷太子，向武帝报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当发现自己已无可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江）充等。”发使前，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韩说拒捕被杀死。　　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临刑前，他责斥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颜师古注：“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蛊一案中扮演了一种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们今日也难以深考。但是，通过胡巫所带来的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萨满巫术，介入上层权争，乃是巫蛊之案的显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个助手御史章赣在混乱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太子杀掉江充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后指使江充的丞相刘屈氂。　　但是，刘屈氂逃脱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长史）乘驿站车马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7　　整个事件的最高潮，是卫太子、皇后卫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剧。　　武帝在甘泉宫起初听到章赣等来告变，尚不认为是太子发动叛乱，而认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过甚，所以太子杀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刘屈氂来报，他才相信太子实际是谋反叛乱，可能要篡位夺权。　　于是，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率正规军杀回长安，讨伐太子。武帝为此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接着，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宫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并遣使收缴卫皇后玺绶，迫使皇后卫子夫含愤自杀。　　太子除长安宫中卫队外，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他曾派人调任安指挥的北营军马，但任安接受调令后却紧闭营门，拒绝出兵。（任安也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后来还是杀了他。临死前他曾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回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太子手中无军队，只能以皇帝名义“矫制”释放长安中都官狱中关押的数万罪徒，散给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氂指挥的正规军对战。　　卫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杀江充的举动得到长安市民的支持，许多市民参与了太子的军队。太子军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嫠传》），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肉纷飞。经过五天的动乱和厮杀，太子被击败，不得不逃离长安。汉武帝下旨严令各地缉拿。　　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藏在泉坞里一户友人家。主人家贫，让家人织草鞋，“卖屦以给太子。”为了生计，太子使人去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发觉，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县卒张富昌破门而入，太子不愿被捕后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户自经”。其友人与来兵格斗而被杀害，跟随太子的两个皇孙也在混乱中被杀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寿及张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变的结果，是整个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已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汉武帝新传 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　1　　导致巫蛊之乱爆发的因素极为复杂，略言之有以下五端：　　1．武帝晚年多病，孤立，多疑。　　2.朝中形成了分别以武帝为中心和以太子为中心的两个政治中心、两种政治势力。　　3.为监督和制约刘姓及卫姓亲贵，武帝扶植了以江充为代表的超常规监察势力。　　4.朝中还出现了试图取代卫太子、卫皇后的刘屈氂（丞相）、李广利一派新兴外戚势力。　　5.匈奴背景的胡巫。　　巫蛊之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不仅存在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且在朝中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　　卫太子是卫皇后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当时他是武帝下诏预立的法定继承人，布告天下，在全国臣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此时卫子夫贵居皇后，太子之母，其弟卫青在太子出生前已任车骑将军，全面主持对匈奴的军事。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升任大司马大将军，不仅掌有重大兵权，而且成为武帝新设立的朝廷最高决策机构中朝的首领，卫氏权倾一时。　　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延中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积极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即“大有为”路线的一派朝臣，如桑弘羊等。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主张温和路线的所谓“宽厚长者”一派。　　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关系，而具有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和政治路线的性质。　　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　　2　　在武帝执政初期、开边攻伐匈奴的战争中，卫青立有大功。但随着其权势的加重，也引起武帝的猜忌。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使汉皇朝取得了开疆拓土的巨大胜利，也造成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的崛起。　　卫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一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三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周围聚集了一批战功卓著的军人，包括：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朔、苏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将入相，或为九卿郡守，成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　　而这一军事集团，通过卫青与卫皇后及太子以母系血缘纽带而相联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西汉政治中母权影响甚重，表现为后妃干政，如吕太后，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　　有这样的权力集团为后盾，刘据作为储君，太子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　　但是，卫氏亲属皆拥重权，且多跋扈，早已引起武帝警惕。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破格擢拔年轻的霍去病任骠骑将军。不久又擢升二十岁的霍去病与卫青并列大司马、大将军，分掌兵权。虽然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但此举显然也有制衡和牵制大将军卫青之意，分其军权，防止军权集中于卫青一人之手。“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为校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　　但对于卫太子，霍去病则也是其舅表兄弟，仍属至亲。　　卫霍集团的势力都环绕聚集在太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核心。这个集团中还包括部分刘姓诸王，权贵子弟。因此，在元狩、元鼎、元封年间，以太子为中心，事实上形成了足以牵制影响武帝一些重大决策的以卫霍集团为后盾的一种新兴政治力量。　　3　　围绕在卫皇后周围的卫氏集团之所以遭到武帝的疑忌和翦除，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集团与卫太子具有特殊关系。　　对此，谨慎而聪明的卫青并非全无知觉。有一次卫青部将苏建（苏武之父）劝卫青召士养客。卫青说：“过去魏其、武安侯多养士，上为之切齿。我作为臣下，只应当恭敬侍奉皇上，召士养客何为？（实际上，卫青对于这样一种权势集团的形成，是存有顾忌的。苏武的父亲，苏建曾告司马迁这样一件事：“吾常责大将军至尊重，宜择贤。”大将军谢曰：“自昔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带常齿。彼案附干大夫，招贤屈不肖者，人在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仿此意。”）　　惟名器与位不可久居。元狩六年（前117年），卫青的长子卫伉“坐法失侯”。五年以后，卫青的另外两个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皆坐酎金失侯”。这显然是武帝对当时权势盛大的卫氏的一种警告。　　卫青死后不久，其内亲、老部下公孙贺即被灭族。武帝对公孙贺将取先予，先扬后抑。公孙贺对此似也已有所察觉。当公孙贺被武帝任命为丞相时，他不喜反哭，拒绝受印，说：这下我家完蛋了。（太初二年，公孙贺被任丞相。“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苛严。公孙贺大哭，不受印绶。顿首涕不旨起。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受。”出曰：“我从是殆矣！”）后来果然巫蛊狱兴，“卫氏悉灭”，而事因起于公孙贺。在武帝杀公孙贺后曾说：“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占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　　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实际都是针对削弱卫太子及卫氏集团而发的。所以《汉书》记江充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侵犯卫皇后和太子，正是因为他已预先“知上意。”　　4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此前霍去病及名相公孙弘、大儒董仲舒也皆已死。董、公、卫、霍四人对武帝元光以后的新政影响极其重大。他们的去世令刘彻感到孤独和失落。　　天汉年间，武帝再次下诏辟征才士，谓“名臣文武欲尽。”他在诏中说，马有性烈奔踢不服人者却能驰聘千里，士有背俗特行而有奇才者可立奇功，他要求举荐这样的人。“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土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　　这一求贤诏，显示了武帝试图再次拔擢新人的雄才大略，但也表明了他对已存在于朝中的旧官僚权贵集团的不满意。　　武帝感到需要更新一批新的政治血液，来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彻底消灭匈奴的宏图远志。对朝中已存在的旧权势集团，汉武帝则决心不断任用酷吏，劾之以峻法，力求加以抑制。　　武帝一朝，始终大力拔擢重用来自下层社会平民出身的文法酷吏，利用这种人对贵族势力的嫉恨，来抑制朝中的权臣、贵戚和王侯。　　天汉年代以后，武帝重用江充，首先是看重他敢于出首举劾赵王，不畏诸侯权贵。同时也是为了让他能作为鹰犬来抑制太子周围的亲王、列侯、贵戚。因此他授予了江充很大的信任和权力。　　5　　天汉年代以后，随着汉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张，由于对外不断用兵，国家财力匮乏，人民的负担加重，社会中的不满在上升。　　元封四年，黄河水灾，关东流民二百万，流离失所，天下不安。天汉二年，山东流民暴动，群盗蜂起。　　与匈奴的长期战争，汉军节节胜利。特别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匈奴王庭远遁贝加尔湖。汉军已控制过去在匈奴境内的大片地域，汉对匈战争由此已由自卫战争变成侵略性的。　　持续不断的对匈奴战事和开拓西部新疆域的屯戌运动，已变得日益劳民伤财，其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在天汉年间匈奴单于向汉庭示好以后，朝中要求停战和绥靖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随着朝野上下内外批评声音的上升，卫太子周围的军功封侯集团也已厌烦艰苦的远征。他们的呼声无疑影响到太子的政治倾向。　　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卫太子提出对内与民休息，停止酷敛，对外与匈奴和解，停止征伐四夷的新政方针。迫于舆论和形势的压力，武帝一度也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6　　天汉以后，武帝乃以“征和”为新年号。征和，有息征和平之义，也有政通人和之意。以“征和”为年号，显然表明武帝也有转变内外政策之意。此时刘彻已年逾花甲，他将部分权力和政事授予了太子。特别是在他外出巡狩期间，由太子监国。　　《资治通鉴》记“征和二年”后，武帝“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而太子刘据“性仁恕温谨”，“宽厚”“守文”，与汉武帝政治风格多有不同。在其主持政务时，对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的做法“多所平反”，于是“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及太子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显然，刘据身边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而政治观点与主流观点不同的人士。　　“上每行事，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对此，了解刘彻性格极深的卫皇后知道是不行的。故她常对太子有所规劝，不愿他立即改变武帝的既定方针。但武帝知道后，反而说皇后错，太子做得对。　　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武帝已意识到太子政策与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宽慰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二。）　　7　　实际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方针和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武帝晚年以后明显地疏远于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　　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仍一直保持，但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则日渐困难。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惑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增多。　　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拥太子和反太子的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分歧与矛盾日渐加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开始重新考虑卫太子的继承权问题。卫青临死前，显然已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帝与卫青曾有这样一番谈话：　　“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大将军顿首谢，卫皇后闻知皇帝的告谕后也为此向武帝“脱簪请罪”。　　武帝还亲自安抚太子，“我为其难，你为其易”，你就安心等着做一个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为代表的反对卫氏集团的一派新兴政治势力看到了机会，乘机挑拨离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于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投机之心，又一度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这种矛盾而制造了“巫蛊”变乱。　　8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即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家族的崛起。李夫人原是一个美丽的歌伎，通过其兄乐师李延年来到武帝身边，深受武帝宠爱，但李夫人不幸早死。她只留下一个王子刘髆，封昌邑王。李夫人有三个兄长：李广利、李延年、李季。李延年是音乐家。李季是一个市井无赖。李广利后来成为贰师将军。　　武帝对李夫人爱得至深。以至李夫人死后常幻见其倩影，并且为了她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寄托怀念的“秋风辞。”李夫人临死时以儿子和兄弟相托武帝。但是，尽管武帝一生都是情色中人，却从来不会让情色或情欲操纵他的政治。象拿破仑一样，女人只是他用以调节紧张政治神经的药剂。以至他尊宠某个女人的家族，重用其亲戚，包括早年之重用卫青及霍去病，其中都往往是出于政治方面必须依靠谁的深层考虑。　　霍去病、卫青死后，李广利逐渐取代了卫青的大将军地位。与主张改弦更张的卫太子不同，李广利积极支持武帝的对外扩张路线，成为武帝后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统帅。　　但是，随着李广利军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团开始兴起。　　太始元年，卫青旧部宿将公孙敖因妻子从事巫蛊连坐被腰斩。征和二年，族灭丞相公孙贺。而公孙贺是卫青和卫皇后的姐夫，卫太子的姨父。这实际是对太子身后的卫氏贵戚集团沉重打击的开始。与此同时，武帝则擢拔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屈氂出任左丞相。　　刘屈氂是巫蛊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为中山靖王刘胜，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刘胜“好内”，夫人众多，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屈氂仅是诸子之一，原来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孙贺遭巫蛊案被罢相后，刘屈氂却平步青云由涿郡太守被调任中央，担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任命，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与李广利的关系，“贰师（李广利）女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于李广利的引荐提携。　　对这一牵涉裙带的任命，汉武帝实际仍是有所保留的。（“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东，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事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作为诏书，以奸传朱安安，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贤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他认为这种任命只是临时的安排，同时决定对丞相一职分权为两，“分丞相、长史为（左、右）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　　《汉书》记：“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其实，江充只是一个打手或鹰犬而已。利用巫蛊推倒卫氏集团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其实正是这位新丞相刘屈氂和背后的李广利。　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汉武帝新传 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　　1　　巫蛊乱后，武帝曾对田千秋反省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武帝的这番话古今之研究巫蛊事件者几乎都没有予以注意。所以过去一直认为巫蛊之乱的祸首只是江充，而不是刘屈氂和李广利集团。相反，甚至认为刘屈氂是站在刘彻一边受命平定了这场动乱的功臣。　　实际上，刘彻检讨这个事件的始末时还曾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俦、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　　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　　史料中这一段话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蛊之案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实际并不是江充，而是亲掘兰台（即太子宫）验蛊的左丞相刘屈氂与御史章赣。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孙贺之子敬声及部属李禹与匈奴有勾结（“谋入匈奴”）。所有这些大案，并未经有关检察执法机构举证核查（“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问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这些执法机构，而只信任刘、章、江组成的专案小组。　　还值得注意的是，“巫蛊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来廷尉是没有权力直接审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权，才可能审理王公大臣们。那么正是刘屈氂指使江充（抛开了“廷尉”），然后才与胡巫设谋，而把椒房中的公主们、公孙敬声及李禹之属牵连陷害，甚至诬陷他们与匈奴勾结。又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掘地，寻找证验，才制造了这起大祸乱。　　由此可见，正是李广利身后的刘屈氂所代表的新兴李氏集团（丞相御史），伙同江充以及来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势力，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与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政治势力。　　而对于李氏集团来说，搞垮卫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废除卫太子，改变继承皇位的人。这是巫蛊之变之所以引发的重要原因。　　2　　在卫氏集团被粉碎后，李氏集团开始着手筹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广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史载：　　“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此言颇耐寻味。屈氂时任丞相，本来又有什么忧虑呢？只能是担忧陷害太子的阴谋被皇帝醒悟发现罢？））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之子也。”　　然而，这一密谋却被内者令郭穰听知并密报武帝。郭穰又举报丞相夫人因为丞相曾遭武帝谴责，使巫师“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于是明白了真相，乃命有司案验，查证后属实。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李氏集团制造巫蛊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　　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李广利与刘屈氂阴谋暴露后，武帝可能由此意识到，巫蛊之乱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武帝毅然将李氏家族全部消灭了。刘屈氂被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同时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狱，“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髆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氂为儿女亲家。阴谋被告发，刘屈氂被杀，于是李广利在前方投降匈奴。　　但是这个叛徒被匈奴所轻蔑，不久就被卫律、阏氏找理由杀死。而曾积极参与江充陷害卫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马何罗，在江充被灭族后，又试图行刺武帝而被诛杀。　　征和四年（前84），汉遣使入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干。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而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此事对武帝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　　3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 “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只有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书，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所生也。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这位三老的上书，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于理性思考。但是，当时刘屈氂、李广利的阴谋尚未彻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为太子平反的决心。　　直到李广利叛变，马何罗谋刺，江充胡巫阴谋集团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渐一一暴露出来后，武帝重新反思，终于知道巫蛊事件是一场大冤案。　　恰在此时，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以此为契机而彻底感悟。于是，武帝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　　紧接而来的就是为卫太子彻底平反昭雪。于是，他“族灭江充家”，将江充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开始“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闻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灭族的刘屈氂为丞相。　　其后，武帝开始重新思考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停止对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转变政策的问题。　　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当年积极搜捕逃难中的卫太子，将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寿及县卒张富昌，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年内，全部一一被杀或被逼自杀，以至灭族。　　他们之死，史籍中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其实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和复仇，同时也为转变大政方针扫清道路。　　4　　问题更复杂的一面还在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始终忠实于武帝路线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们也反对太子与匈奴议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们虽然并未参预江充的阴谋，甚至与李氏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开边征战路线的。　　武帝临终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议在西域轮台扩大屯戌，修建亭障，将开拓西域战争向前推进。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后置卒戍守，这两者本来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进方略中的大计。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他由此而发布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自白和反思：　　“朕之不德……朕日时时弃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他拒绝了大臣们的颂贺之辞。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封泰山时，又一次对群臣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后元元年（前88年）七月，武帝准备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在武帝下诏公布天下之前，他却下令将其生母、年轻的钩弋夫人赐死。此一举措又一次将朝野惊得目瞪口呆。　　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表明武帝对未来身后之局是有深谋远虑的。　　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七十一岁高龄的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任命车骑将军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授予了军国大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霍光乃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　　一天后，武帝崩逝。临终遗命，命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为监护小皇帝的托孤大臣。这四个人的安排也是作了精心选择的。　　在这四个人中，被授予主要军政实权的霍光是卫霍集团的代表，田千秋是新进大臣，桑弘羊是一直忠于武帝军政路线的老臣。　　而金日磾则原是匈奴休屠王王子，而休屠部则是匈奴右路之大部落。东汉末（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收编匈奴王部，其中最大一支即是“休屠胡”，这一支匈奴的首长当时已被赐汉姓“刘”。此事表明，直到东汉末年休屠部匈奴仍是南归匈奴中的一支强大势力。因此汉武帝在临终前安排休屠前王子金日磾为托孤大臣，显然寓有安抚强大的南匈奴部落的深刻用意。　　6　　汉昭帝刘弗陵八岁即位，在位仅十三年，在二十一岁的青年时期病死。他没有后嗣。主持朝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倡议推立故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继位。　　霍光在诸王中提出这一人选是颇为奇怪的。刘髆是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刘屈氂当年就是因为策划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被武帝识破其有篡位阴谋而灭族的。刘髆早死，其王位由长子刘贺继承。　　霍光招刘贺入京的方式也是极为奇怪的。名义上是让他进京当皇帝，但采用的是武装征招的方式，“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由宗王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陪伴，实际形同武装押送。半夜朝命宣到，日中即起行离国，下午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实际在途中刘贺已　　失去行动自由。（“大奴善以衣载女子入侍王，郎中令龚遂入问王。即责善，交卫士长行法。”）　　这个新皇帝仅在位二十七天，实际是在皇宫中被软禁了二十七天。仅二十七天，霍光就指责其“淫乱不孝”，召集群臣廷议，向孝昭皇后奏废贺“归昌邑”，但已撤销其王国，改为山阳郡。　　消除了昌邑王刘贺这一政治隐患之后，霍光尊立卫太子唯一的遗孙刘病已为宣帝。（这位新皇帝的命运也是颇为奇特的。他是卫太子家族中唯一存活的遗孤，被狱吏丙吉所救，自幼变换姓名而匿藏生长于民间，至霍光主政时方得复出。于昭帝夭死后被立为皇帝。）　　“大将军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大将军）心内（仍）忌废帝刘贺。元康二年霍光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敝玺书曰：‘谨备盗贼，察往来宾客。毋下所赐书。’”即要当地官员密切监视刘贺。为此，张敞给朝廷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表明刘贺已无能作为，“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朝主政者中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田千秋等武帝旧臣为另一方；前者是卫氏集团中人，后者是追随武帝多年深受信任的重臣。二者同为武帝临终受命托孤的股肱大臣，武帝显然是希望他们能捎弃前嫌而合作的。　　7　　但是，巫蛊事变中两大集团的对峙和积怨已经太深。这种矛盾终于在宣帝一朝彻底爆发。先有对桑弘羊直接发难的盐铁官营政策的质疑和辩论。始元六年（前81），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事问题的政策性大辩论。　　《盐铁论·轻重》记述文学言曰：“大夫君（案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缕毫。”　　桑弘羊是为武帝理财的财政专家。江充曾任水衡都尉，协助从事财政事务。所谓江充“言利末”，是指他准许犯罪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在昭帝临朝霍光当政之时，文学之士出来揭发指证桑弘羊与已伏法的江充曾属于一个团伙，这即暗伏了桑弘羊后来被昭宣时代的首席执政霍光清除而杀头的原因。（昭宣二帝的谥号是颇耐人寻味的。昭，昭雪也。宣，光宣也。）　　支持辩论的丞相田千秋“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实际是支持桑弘羊但又不敢公开表态。　　盐铁辩论的最后结果是霍光推翻了武帝的这一政策。接着，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　　在武帝朝中，桑弘羊自少年入宫，从十三岁为侍中，自武帝即位初年起，长期侍从在武帝身边，作为一个经济奇才而深受武帝信任。由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对武帝忠心耿耿的兴利开边之臣的代表人物。　　清洗桑弘羊、上官桀以及燕王，实际是霍光走向大权独揽的一次政变。通过这次政变，卫太子之孙得以继大统成为宣帝。通过彻底为卫霍集团昭雪平反，霍光主持了昭宣两朝的大政。这些后继事件都可以视为巫蛊事件的余波。　　8　　但直得注意的是，在霍氏柄政的宣帝时代，霍光继续推行屯田、开拓西域打击匈奴右翼的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武帝所经营而未能完成的这一战略目标。　　翦伯赞先生在分析“巫蛊之祸”前后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由此开启了昭宣两代的国家安定和中兴局面，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汉武帝新传 汉武帝抗击匈奴之十五战役　　汉匈战争，是汉武帝一生中最辉煌壮烈的史篇。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发，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其规模之大，气魄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尤以元狩四年汉匈漠北大战最为惨烈。此战后迫使大单于向西方远遁，匈奴内部发生分裂。由此开始了古代史上一次重大的自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西去的匈奴人，汇合蛮族入侵，最终冲垮了西罗马帝国。但今人对此次伟大的汉匈战争之了解甚少。原因不仅在于史料语焉不详，有些记述错乱矛盾。还在于学术界至今缺少对此次战争有深度的研究。　　1　　匈奴，其种源据说与华夏本属同族。（《史记·匈奴传》：“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者，夏后也。夏桀败，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乐彦《扩地谱》）夏人拜龙，匈奴亦拜龙，故名大会处为龙城。　　秦汉之际，匈奴在北狄诸族中最为强大。建立了强大的部族和部落联邦，匈奴成为盟主。分为三大部，大单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贤王居东，控制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及西伯利亚。右贤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汉高帝刘邦击匈奴，被匈奴困于平城。自后用刘敬建议，对匈奴和亲。匈奴由此轻视汉。汉遗单于书，辞甚谦曰：　　“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赠物及言语云云。牍长尺一寸。而匈奴来书长大于汉文书，尺二寸，语气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2　　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转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后骑至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击胡。尾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骄，岁入边，杀略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汉患之，遣使复言和亲事。文帝死前一年，军臣单于立四岁，复绝和亲。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使三将军：（燕）屯北地，代屯勾注，赵屯飞狐口（今河北蔚县东南），各置守以备胡。又置三将军，驻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　　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和亲。终景帝世，匈奴仍时时小入盗边。　　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时往来长城下。　　3　　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招摹能出使绝域者，张骞应招出使西域。在外历十三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归。“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经）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　　此次出使，乃汉寻求盟友、战略侦察，为实施大迂回战略夹击匈奴所作的战略准备也。　　4　　汉军对匈奴反击战争之始，即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一击）　　元光二年，武帝开始筹划对匈奴之战。　　元光三年，武帝命朝臣议汉匈关系。朝中有和、战两派。大行五恢是积极的主战派，提出设计诱匈奴入塞，汉军伏击的战略方针。武帝采纳，王恢遂安排马邑（今山西大同）商人聂翁壹走私货物赴匈奴。　　汉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关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来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牧者，怪之。乃攻障，捕尉史。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乃引兵还。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盗路塞，往往入盗汉边，不可胜数。　　［汉纪：于是上议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匈奴轻疾之兵也，至如飚风，云如流电，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亲举，深入长驱，从行则迫胁，横行则中绝，徐行则后利，疾行则粮绝，难以为功。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私怒伤天下公议。故高帝始结和亲，孝文遵其约，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各因时宜也。且言击之者，固非发兵而深入也，将顺单于之欲，诱而致之於边，选骁骑羽林壮士阴为之备。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必可擒也。”上从恢议。夏六月，护国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屯骑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袭匈奴。阴使雁门马邑豪聂壹诈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以降，则物可尽得也。”单于爱信之，令归为间。壹乃诈斩死罪囚头，悬邑城上以示单于使者。使者边，单于乃将十万骑入武塞。是时汉兵三十余万伏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约从代出击辎重。单于未到马邑百余里，雁门尉吏行徼，单于大惊而还，曰：“吾得尉吏，天也。”以为天王。乃远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罢。上大怒，恢首谋，不出兵击单于辎重也，恢自杀。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胜必杀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　　燕人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坏，是谓土崩。吴、楚七国之时，是谓瓦解。今关东比年谷不登，民多困穷，不安其处，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明主之要，其在于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临淄人严安上书曰：“今天下奢侈，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夫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采，教失而伪。伪、采、淫、泰，非范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无已。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贫不相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万物蕃也。”　　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谓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举贤良，赴阙上书自者甚众。其上第者见尊宠，下者赐帛罢。若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忌等皆以材能并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论之，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甫五日。］　　5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　　（元光六年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二击）。遣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此次为汉军改变战略的首次主动出击。）　　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卫青奴隶出身，被拔擢重用为车辕将军。首战小捷。　　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　　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　　汉囚敖、广，赎为庶人。　　［汉纪：卫青者，卫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初，季与主家僮卫媪私通，生青，冒姓为卫氏。青长姊君孺，即公孙贺妻也。尝有相者曰：“贵人也，当封侯。”青曰：“人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僮得幸于上，立为夫人。陈皇后之大长公主捕囚青，欲杀之。公孙敖为骑郎，与壮士青。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子夫故与陈掌通。上乃召贵掌及公孙敖，卫青之宠始隆矣。其时诸将皆无功，唯青颇斩首虏，赐爵关内侯。而李广为匈奴所生得。单于闻李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广初被创，胡骑置两马间络囊盛之。广伪死，渐渐胜而上马，抱胡儿而鞭马南驰。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取胡儿弓射杀追骑，遂得免。后下吏，赎为庶人。］　　冬，匈奴入边报复。渔阳尤甚。　　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6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骑攻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　　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韩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　　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于是（元朔元年冬），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　　将军李息出代郡，击胡。（三击）此役得首虏数千人。　　7　　元朔二年（前127），遣将军卫青、李息复出云中以至陇西，西至符离，击胡之楼烦玉、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城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四击）（“河南”地是秦汉与匈奴争夺的第一焦点。　　其地包括河套，“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乃赵武灵王所首开。（《匈奴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正义引《括地志》：赵武灵王长城在阙州善阳县北）。　　造阳在今河北怀来（河北赤城北独石口），襄平在辽阳。　　“河南地，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梁书·诸夷传》）指黄河第二曲之南伊克昭盟诸旗，以及榆林靖边绥德诸县之地。朔方，在今内蒙乌特拉前旗东南。）　　封卫青为长平侯。校尉苏建有功，封平陵侯。校尉张次公有功，封岸头侯。　　（此役为河南之战，第一阶段。）　　汉亦放弃上谷之什（音斗/担）辟县（汉书作“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汉击匈奴，除由传统的车步军团改为骑兵团作战外，为反制匈奴之擅长弓箭，而使用大量强弩、连发弩箭，以高射速之密集矢箭压倒匈奴骑兵。此种新弩，工艺复杂先进，非匈奴所能制造，是一种新的军事技术。其战术是以骑兵集团奔远袭击，以车步重兵运送后援及后勤辎重补给。由此遂取得了对匈奴的优势，转变了战场之主动权。李陵以五千步兵屡战匈奴数万骑兵，即靠此技术。后弩箭用完，遂被俘。］　　元朔三年（前126）冬，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攻破太子於单。於单降汉。封涉安侯。　　（三年）夏，匈奴数万骑入边，杀代郡太守恭及，掠千余人。　　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前125）春，匈奴大入代郡、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右贤王怨汉之夺河南地而筑朔方城，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拢朔方，杀掠甚众。　（欲夺回河南地。匈奴发动反攻）　　8　　元朔五年（前124）春，汉以车骑将军卫青击胡。将六将军、十余万人。（五击）　　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　　骁骑将军公孙贺，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蔡出朔方，将军李息，将军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万骑，击匈奴右贤王。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长途奔袭。夜围右贤王部，右贤王大惊，乃将数百骑驰，溃围北遁，仅以身免。　　汉得右贤王部众男女五千人，畜数千、万，裨小王十余人。还师屯塞上。　　诏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封青三子为列侯。青固拜让诸子封，上不听。　　诸将公孙贺、李蔡，护军都尉公孙敖、校尉李朔、赵不虏、戎奴都尉韩说，皆以功封列侯。卫青贵为大将军，贵宠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无礼，或责之，对曰：夫以大将军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将军闻而贤之。（河南之战经此役而告一段落）　　秋，匈奴万骑入边，杀代郡都尉朱英，掠千余人。　　9　　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击胡。（六击）　　此役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长奔数百里击胡。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级。而汉亦亡两将军（苏建、赵信）。　　右将军苏建得以身脱。　　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　　［汉纪：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凡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虏三千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夏四月，卫青复出，将六将军逾绝漠北，大克获。苏建、赵信以三千骑独遇单于，战败。信遂降匈奴。建独以身免，归。大将军议其罪，议郎周酣等曰：“自大将军出，未曾斩一裨将，建弃军，可斩，以明军威。”军正闳、长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擒也’。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死，无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人无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待罪行阵之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军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宠不敢擅诛于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于是以讽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将吏皆善。遂囚建至长安。上赦之，赎为庶人，忧死。校尉张骞从卫青有功，封博望侯。骞者，汉中人也。初为郎，应募，使月氏。时匈奴杀月氏王，遂西徙。故汉欲与月氏击凶奴。骞行，为匈奴所得。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常持汉节不失。后亡到月氏，月氏未有报匈奴意。骞留月氏岁余，乃还，并南山，从羌中来归，复为匈奴所得。留之岁余，会单于死，国内乱，骞乃与其胡妻来归汉，拜为太中大夫。初，骞行百余人，十三年乃归，唯骞与邑氏奴二人得还。骞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国名，具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四国，皆在匈奴之西。　　南北有大山；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岭。中央有大河，其河有两源：一出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阳关三百余里，广长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道：行从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旁北山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鄢耆。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异俗，皆役属匈奴。匈奴赋税之，取给焉。］（漠北之战由此始发）　　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二号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绝北漠，以诱疲汉兵，相机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元狩元年（前122），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10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胡。（七击）　　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泽，攻祁连山，大破胡，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千余人。（八击）　　（由此开始霍去病统帅指挥的漠北之战，此为第一阶段。奔袭作战，距离长安达一千里至二千里。骑兵军团实施无后方深入敌后的远途。）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　　于是汉得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徒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即“河南”地。）而减北地以西戌卒半。　　（此战乃卫青指挥的河南战后，汉军对于匈奴的第二次决定性打击。经河南战役，匈奴右部遭受重创。大单于怒，欲责河西部浑邪王、休屠王，乃召二王赴龙城（今蒙古鄂尔浑河、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二王乃降汉，中途浑邪王杀休屠王，汉遣霍去病率部迎之。汉遂尽得河西走廊地。）　　秋，匈奴左贤王部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汉使博望侯张骞及将军李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　　左贤王围李将军，率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将军救至，李将军得脱。但尽亡其军。　　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敖后骠骑将军期，公孙敖与张骞皆当死，赎为庶人。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大入右北平及定襄各数万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