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幸福-5

在一根方形木棒的帮助下，金赫很快就招供了。他们用木棒打金赫的背，肩膀，腿和脚板，实际上，为了让他保持意识，除了头，他们哪里都打。他把自己蜷成婴儿状以避开击打。在那里，警察没有拘留所，只有办公室。所以他们把他铐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房间小的他无法躺下来，以至于他想将遍体鳞伤的身体靠一靠墙都痛苦万分。晚上他无法入睡，然而到了白天，即使在挨打的时候，他又昏昏欲睡，或者丧失知觉。金赫不知道还能期待什么。虽然历经坎坷，他以前只被抓过一次–就是十岁的时候偷糯米饼的那次。他是那种总是能够虎口脱险的孩子。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被当成一个成人，犯有严重罪行的罪犯。他感到无助，失败，没有尊严。在审讯期间，他絮絮叨叨。他告诉审讯人员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但他们只想知道中国商人在哪里，而这是金赫真的不知道的。几个月后，他们把他转移到普通的县监狱，在那里他又遭到新一轮的殴打。金赫没有接受审判，但是国家安全警察最终放弃了对他叛国罪的指控，因为他们找不到中国商人，也不想让案子悬着。金赫最后被控以非法越境。这本身就是很严重的罪行了，判处入劳动营三年。第十二教化所坐落于另外一个边境城市–会宁市，在稳城郡以南四十英里。金赫被手铐铐着乘火车到了那里。在火车站，他遇到了解送至此的其它几个罪犯。用绳子系成一串，他们列队从城里走向山里的劳动营营地。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引擎轰鸣，带动厚重的铁门吱吱呀呀，徐徐的打开。大门的顶上是金日成的语录。金赫对这里心生畏惧，以至于不敢抬眼看看这些标语。金赫先被送去医疗室，在哪里他被测了身高、体重。劳动营没有制服，犯人们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如果衣服有领子，他们就会把领子剪掉，因为在里面领子是地位的象征，被劳教的服刑人员是没有资格穿的。任何颜色鲜艳的衣服都会被拿走。金赫在中国买的蓝夹克就被狱警没收。另外一个囚犯拿走了他的运动鞋。具金赫估计，这个劳动营里大概关押有一千五百人，大多数都是年长男性。金赫是那时年纪最小的，但不是最弱的。金赫很吃惊在国家安全特工手里，他吃的很好–由于他们手上只有几个罪犯，因此警察们去市场上买来面条给囚犯吃。在监狱吃了第一顿之后，金赫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大叔看上去一个个皮打皱，瘦的不成人形，为什么他们的肩膀突在衬衣下面，像个衣服架子。一个警卫给他了一个叫米团子的东西，其实里面大多数是玉米，玉米棒，玉米壳和叶子。比网球大不了多少，金赫很容易一手就包了起来。这就是正餐。有些时候，除了米团子，他们会有些豌豆吃。囚犯们早上七点就要出工，开始劳动一直到日落。劳动营其实就是个繁忙的大工厂，有木料场，砖厂，煤矿和一个农场。劳动营制造从家具到自行车的所有产品。金赫被分配到伐木组。因为他很矮，因此他负责记录其它人砍伐的木头数量。他还要负责登记犯人的休息时间。金赫并不认为做这个很幸运。他怎么可能对那些早他进来十几年的老犯人进行管理呢“对他们的任何惩罚，你也有份，”给金赫分工的警卫这样向他咆哮。“如果他们任何人试图逃跑，他们会被枪毙，你也会。”虽然金赫没有看见，但是确实有人想逃跑。那个人偷偷溜出他的工作小组，穿过树林，找着逃跑的路。但是劳动营的围墙有十英尺高大约三米–译者，顶上满是带锋利尖角的铁丝网。那个人整夜都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最后还是回来，跪在监狱大门口祈求宽恕。实际上，他们绕了他的命，声称这是“慈爱领袖的宽宏大量”囚犯们除了在吃饭、睡觉和意识形态学习时之外，不允许停止劳作。在新年假日里，他们要反复诵读金正日的新年致辞，直到逐字逐句的背下来。“今年，我们的人民应该加快前进速度，坚定拥护我们在思想，军队，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方针。”到了晚上，囚犯就直接睡在水泥地板上，每个房间五十人。因为只有寥寥数床毯子，人们只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有时候一床毯子下能睡十个人。到了晚上，人们筋疲力尽，没人聊天，一个个背靠背或者相互抱着别人的脚就睡着了。为了让一床毯子多盖几个人，他们都是头、脚间隔着睡，按这样的方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臭脚给了别人。刚到的时候，金赫像害怕警卫一样害怕其它的囚犯。他以为那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都是些可怕的，暴力的人，都是性侵害罪犯。实际上，饥饿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人们丧失了**。在劳动营里，几乎没有性行为，连打架都很少。除了那个拿他鞋的人，其它囚犯的暴力程度大多都不如他在火车站流浪时所遇见的孩子。他们大多数都是“经济罪犯”，都是在边境或者市场上惹了麻烦。他们之中的盗窃犯也就是偷了些吃的而已。他们中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夫，原来在集体农庄里养牛。他的罪行就是没有向上报告刚出生就死去的小牛犊，而是把死牛犊带回家，给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吃了。在金赫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十年的徒刑已经坐了五年。金赫常常和这个农夫一起睡在一床毯子下，他的头躺着这个人的臂弯里。这个农夫是个很温和的人，说话细声细语，但是有一个高阶警卫非常不喜欢他。他的妻子、孩子来看过他两次，但是不被允许见面，也不准留吃的给他，这是留给那些招人喜欢的囚犯的特权。这个农夫后来饿死了。这来的很平静；他仅仅是去睡觉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人在夜里死去在这里也很平常。通常靠近他睡觉的人都知道，因为垂死的人的体液会失控流出，小便失禁，口吐唾沫。但是不到早上，没有人会那么麻烦去抬走他的尸体。“哦，某某人死了，”在报告警卫之前，有个人就这样麻木不仁的记录着。尸体就在他们伐木的那座山上火化了。也没有人通知家里人，直到他们下一次来探监才会被告知。单单是金赫的牢房里，每周都要死个两、三个。“没人想到自己会死，他们都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并重新见到家人，但是死亡就是发生了，”多年后，住在汉城的金赫这样告诉我。此时，他刚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人权会议，并在会议上作证。随后，他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诉说着他自己类似的经历。在他的劳动营，没人有休息–如果他们虚弱的工作不了，他们就会被送到其它的监狱。虽然有些人会被处决，有些人会挨打，但是最常用的惩罚是饿饭。饥饿是这个政权消灭异见者的手段。虽然要对金赫所叙述的在第十二教化所里的生活进行印证是很难的，但是也无从反驳。他所描述的细节同其它曾是囚犯和警卫的脱北者的证词没有什么出入。金赫与二零零零年七月从第十二教化所被释放。加上被警察拘留的时间，他三年的徒刑中，只坐了二十个月。他被告知提前释放是因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劳动党建党纪念日。而金赫却相信他被释放是为了给潮水般涌来的新人腾位置。北朝鲜有更多比金赫重要的多的敌人。“食品问题正在引发无政府主义混乱，”金正日在一九九六年在金日成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指责。他警告，私人市场和交易的兴起会导致劳动党的“垮台和消亡。。。正如过去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同世界上其它强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极权政权需要的是绝对权力。人生中美好的事物都是由政府赐予。他不能容忍人们自行获得食物或者用他们自己的钱买大米。“告诉人们按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食品问题，只会增加进入市场的农民和摊贩的数量。此外，这也将导致自私自利、利己主义的产生，这样党的阶级基础就会崩溃。这已经由过去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得到印证。”当食物短缺情况有所稳定，金正日认为他在危机期间太过于容忍，因此他决定收紧自由化。这样监狱里，新收监囚犯的数量就爆炸性的增长–都是些小贩，商人，走私者，还有曾在苏联或东欧等这些曾经的**、现在却背叛了它的国家接受教育的科研、技术人员。这个政权对可能威胁旧有体系的任何人都进行无情的打击。同时，金正日加强了在与中国接壤的八百五十英里边境在线的巡逻。增加在金赫第一次偷渡的那一带图们江浅滩处沿岸岗哨的数量。北朝鲜也请求中国政府抓捕并遣返叛逃者。中国的密探也开始巡逻于边境地区的市场和其它北朝鲜逃亡者可能前往的觅食地点。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北朝鲜派遣自己的密探至中国自行抓捕叛逃者。如果涉水过界仅仅是为了找吃的，逃亡者可能只会关在监狱几个月，但是如果从事跨界交易，或者同南韩人或传教士接触，就会被送进劳动营。在严打中，甚至连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不例外。金正日意识到如果任由国民，无论年纪大小，没有旅行证就乘火车，再涉水到中国，那他的体系将无以为继。他设立了后来称为九二七中心的机构，名字来源于设立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那天他下令为无家可归者建立收容所。在这个中心里，没有暖气，食物很少，卫生设施简陋。无家可归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将作为囚犯被关在里面，因此一个个都想方设法逃离警察的抓捕。清津则承担着设立这个中心的主要压力。作为地区的中心，清津从朝鲜王朝时期，就容纳了很多流放者、不同政见者和被社会淘汰人员，现在清津再一次同政治中心的意见相左。咸镜北道早于北朝鲜的其它地区就中断了食品供应。有人认为这是金正日故意切断这个省的粮食供应，因为他认为这个省的忠诚度在降低。可能除了咸兴，清津地区的营养不良率是北朝鲜最高的。但是，这也导致这个城市的地下经济飞速发展。“为什么政府把我们丢在一边，让我们自生自灭”市场上的妇女们聚在一起时常常这样抱怨。“没人会再理会政府，”几年后一个从清津来的年轻人告诉我。并不像北朝鲜的他城市，清津开始偏离党的立场。二零零五年清津的水南成了北朝鲜最大的市场，市场里的商品多过平壤的任何一家百货商店。这里，你可以买到菠萝，猕猴桃，橙子，香蕉，德国啤酒和俄罗斯的伏特加。市场里，你还能买到非法的好莱坞电影的光盘，虽然商贩们都把他们藏在柜台里。一袋袋的大米，玉米很明显是人道主义援助就这样公开的贩卖。性也公然叫卖。妓女在清津火车站前的拉客也不再遮遮掩掩。对比于刻板的平壤，清津简直就是狂野的西部。金正日不能让北朝鲜第三大城市偏离劳动党的强硬路线。虽然缺乏燃料，但是清津的钢铁厂，化纤厂，和机械厂仍然是金正日以期重建的这个国家工业引擎的关键部分。从军事方面看，清津由于靠近日本这个位列美国之后北朝鲜最大的敌人，因此也极其重要。清津南部的海岸线上遍布针对日本的军事设施，包括舞水端里导弹基地，该基地于一九九八年经行了长程导弹的试射。父亲死后一年，金正日开始肃整驻扎清津的人民军第六军。第六军是北朝鲜多达百万的二十个军的地面部队中的一个。军部设在罗南中心地带，一个清津市中心以南，煤矿以北的地区。一天深夜，人们听见几十部卡车，坦克的引擎轰鸣，还闻到引擎废气那刺鼻的气味。整个军，三千人及其坦克，卡车，装甲车一夜之间撤出了城。军人们先是在罗南火车站集中，随后，坐火车缓缓离开，其时产生着令人心悸的巨响。居民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没人敢从床垫上爬起来，偷偷看看门外。劳动新闻和广播里对此事没有一个字的报导。也无法获得第一手数据，因为北朝鲜人民军通常需要服役十年，而且士兵都被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服役也不准同家里有任何联络。没有正式渠道的新闻，谣言就满天飞。军队是不是在准备期待已久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南韩入侵了吗军队要造反吗人们之间流传着第六军的军官要控制清津的港口和军事设施，同时准备在平壤实施对金正日的刺杀计划也落空了。在医院，金医生从一个病人那里听说，第六军的计划是由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资助。在幼儿园，老师们聚在餐厅，听一个厨师讲述着，其自称从一个亲自参与计划的亲戚那里听来的第一手资料。他说计划是由南韩总统金泳三资助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声称她看见一个参与计划的邻居被带走了，因为不洁之血，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年仅三个月大的孩子。时间是半夜，被一辆卡车带走。“他们把孩子扔到卡车后货箱里，就像扔一件家具一样，”这个老师耳语着。孩子被扔到卡车后面的景象使美兰深深的感到恐惧，以至于很多年里，无论清醒着或是睡梦之中，这个恐怖的场景一直会反复的出现在脑海里。最终，第六军的番号被撤销，由从元山调来的第九军代替。交接工作进行了数月。直到今天真正的原因仍然是个谜。情报分析人员试图揭秘这只部队的真正意图。多年来在北朝鲜，有人说是叛乱，有人说是起义，还有人说是刺杀未遂–然而没有一种说法得到证实。对于第六军的解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金正日想控制其经济行为。在北朝鲜，军队运作着很多商社贸易公司，出口着从松茸、墨鱼干到冰毒、海洛因等各种物品–非法毒品成了这个政权硬通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一般认为，军队也染指人道主义救援，将援助的大米在清津或其它地方的黑市上销售。设想下，贪污**在第六军内横行，军官只为自己牟利，如同犯罪集团内部一样，就被大老板修理了。一个在一九九八年叛逃至南韩的前人民军军官告诉审讯者，第六军的军官靠着位于清津郊区农场种植的鸦片牟取利润。在整肃军队后不久，清津发生了更多奇怪的事情。平壤派来的称为groupa的特别检察官专门打击工厂的**行为。主要目标就是金策钢铁–北朝鲜最大的钢铁厂，而钢铁厂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几乎都是闲置的；任何时候，工厂里十个烟囱中只有两个会冒烟。工厂的管理者组织工人收集废铁去中国边境换取食物。当废铁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拆除设备，零部件，然后都在边境被卖掉。换来的现金至少部分用于为工厂员工购买粮食。钢厂的管理者–大概一共十人被行刑队处决。人民安全局在水南市场通往suseon溪之间的一块泥泞的草地上执行了这次枪决。之后，检察官转向更小的目标。他们处决那些从电线杆上偷铜线换取食物的人，偷羊贼，玉米贼，偷牛贼，还有在黑市上交易大米的人。在一九九七年，布告在清津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布告警告人们偷窃，储藏，或销售谷物属“扼杀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且最高将被处以极刑。北朝鲜的刑法将死刑仅限于故意杀人，叛国，恐怖主义，“颠覆国家行为，”以及“反人民行为，”但是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却很随意，以至于任何触犯劳动党的行为都可以归为其下。在南韩的脱北者谈及一九九零年代的处决包括通奸，卖淫，拒捕，骚乱行为。在稳城–金赫孤儿院所在的边境城市，据报导，四个学生因在一次酒醉后，赤身**而被处决。在过去，北朝鲜是一个有序、简朴及可预知的地方。如果有人被谋杀，通常都是黑帮火并或者由爱生忌。很少会有盗窃案，因为没有人比其它人拥有的多。人们明白什么是规则，什么是不能碰的。现在规则却被玩弄于鼓掌之间–生活因此变得无序，令人恐怖。第十三章井底之蛙一名在北朝鲜最大的图书馆–平壤人民大学习堂学习的学生俊相在一次回家度暑假的时候，曾亲眼目睹过一次处决。执行前几天，带着扬声器的卡车就开着四处转，宣布着日期、时间。人民班班长也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俊相不喜欢这种场合。他恨血腥，他忍受不了看一个人或者动物受难。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强迫他去宰一只鸡。当俊相抓着鸡脖子的时候，手不停的抖着。“你连这个都不敢做，怎么成为一个男人啊”父亲严厉的责备道。俊相只好顺从的用刀一挥，相对于一只无头的鸡，他更害怕父亲的斥责，但是当晚他拒绝吃晚饭。看着一个人死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发誓不会去看。但是当那天到来，所有的邻居都跑去看，他发现自己也跟不由自主的跟着人群一起走去。行刑地点设在离他和美兰夜晚散步去的那个温泉度假村不远的一条小溪的沙堤上。大概有三百人已经聚集在哪里，孩子们推搡着想挤到前头。男孩们都想争抢公开处决时落下的子弹壳。俊相也挤过人群，想找个好的角度。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把场地整理了一下，变成一个临时的法庭，摆了些桌子用做检控席和摆放有两个巨大扬声器的扩音系统。那个人被指控爬电线杆盗剪铜线贩卖。“这个窃贼导致了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意在破坏社会体系。这是叛国的行为，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敌人的行为，”检察官朗读着，他的声音夹杂着扩音器的啸叫通过扩音器远远的传出去。然后有个人作为辩护律师对所做指控做出反应，然而他的话却没有丝毫辩护的意思：“我承认检察官所做指控均属实。”“犯罪嫌疑人因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三人下令。被宣告有罪的那个人的眼睛，胸口及腿就被绑在一个木桩上。行刑小组会按次序瞄准绑着的绳子，每个部位三枪–从上到下一共九枪。先是头部瘫软，然后身体按顺序瘫倒在脚下准备好的袋子里。简练且有效。看上去像是罪犯死了都在祈求原谅。此时一股低声抱怨开始在人群中传出。看起来，不止俊相一个人认为对于这么小的一点偷窃就处以极刑实属太过于严厉。那些电线本来就没什么用。那个人偷的几米铜线可能换不了几袋米。“真可怜，他有个妹妹，”俊相听见有人说。“是两个，”另一个人说。俊相猜想那个人的父母可能都死了。他肯定清楚没人会替他解决问题。他可能家庭成分也不好。可能像美兰的学生一样，是个矿工的孩子。正当俊相思讨着这些可能性的时候，枪响了。头。胸。腿。头像个西瓜一样被打烂。鲜血立刻喷涌而出，几乎溅到人群的脚上。俊相立刻觉得想吐。他马上扭头挤出人群，回了家。对于俊相来说，每次去清津他总是会在自己的国家里有些令人不快的发现。在大学，俊相与最恶劣的现实相隔绝。他有足够的吃的，晚上也有电。平壤顶级大学的学生是这个特权城市里最具优先权的一群人。但是一旦离开了象牙塔，现实立刻面目狰狞的展现在眼前。曾伴随美好记忆的地方现在都关门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去过的餐馆，第一次邂逅美兰的剧院。除了偶尔的公共假日，例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生日，其它时间都没有电。夜晚都是摸黑在家，听着父母长吁短叹。他在东京富有的祖父已经去世，其它还活着的亲戚都不像祖父那么慷慨的给穷亲戚送钱。他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也严重到让她无法步行去市场或者踩买自日本的缝纫机。几乎每一个晚上都一样。父亲抽着闷烟，黑暗里烟头一亮一亮的。每吐一口烟，他就要重重的叹一口气，预示着他有坏消息要说。“你知道谁死了吗你还记得”他父亲提了俊相高中时一个老师的名字。他的数学老师。他的中文老师。还有他的老师，曾经也是个电影迷，还曾借给俊相几本电影的杂志给他看，那是关于东欧电影及电影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老师们大多是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学校系统停止发放工资后，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它的谋生技能。俊相过去在放假从平壤回家的时候，常常会去看望一下自己高中时期的老师们；老师们看到自己的学生如此优秀也是非常高兴。现在俊相会尽量避免联系高中的人。他不想听见谁又死了。死亡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俊相的母亲告诉他，他哪些同学饿死了，那些没有通过大学选拔考试不得不参军的人。俊相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曾经心安理得的想象他们应该能度过难关，因为士兵应该是优先供应食品的一类人。毕竟，是金正日自己宣称的先军songun观点，或者“军事优先。”中小学生要做出牺牲，所以强大的军队就能保护他们免受美帝国主义的轰炸。俊相现在可以看到那不是真的。清津附近的士兵们成群结队的，个个衣衫褴褛，用人造革腰带将不再适合他们骨瘦如柴身板的军服扎紧。因为营养不良，一个个的面露菜色，很多人身高仅及五英尺。因为年轻一代生长状况不佳，北朝鲜军队在一九九零年代早期也降低了新兵入伍所要求的五英尺三英寸的身高标准一到夜里，他们一个个都擅离职守，爬进私人菜园，挖泡菜坛子，把蔬菜连根拔走。住在附近的邻居们大多都加高了围着屋子的围墙，而无视于警方关于围墙不得高过一米五的规定，这样可以方便警察直接看到院内的情况。然而即使这样，窃贼还是光顾了三次，他们爬过围墙，将俊相家的菜园一扫而光。他们把种的大蒜，马铃薯和大白菜全部拔走。对菜园，俊相的父亲在他的蔬菜种植日志里做了很仔细的记录，记下他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种子，以及发芽所需的时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至少等这些菜长成啊”他哀叹着。当有人把狗偷走后，俊相的妈妈简直像失去了亲人。俊相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养了这只丰山犬。她非常溺爱这只狗，每天亲自给它做吃的。在写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的信中，也满是这只小狗的消息。她容忍不了这只狗很有可能已经被吃掉了的想法。实际上，他们非常的幸运，只是狗被杀了而已。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家来自日本，有钱，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窃贼盯上。他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在一次令人发指的抢劫中，全家被杀。俊相和他家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他们在高墙后的房间里快速吃完晚餐，希望不要被邻居看见他们有足够的吃的。自从对金日成的死无法挤出眼泪以来，俊相意识到他对这个体系的失望是与日俱增。任何他所看到，所听到的，所读到的，都使得他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思考渐行渐远。他在大学的经历改变了他。生命里第一次他有了全新的观点。当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俊相读所有他能弄到的书–小说，哲学，科学，历史甚至是金日成的演说。镇子上的书店卖的小说讲述着美国佬的凶残，南韩人的谄媚、懦弱，以及英雄的北朝鲜人。偶尔也会有俄罗斯的小说–托尔斯泰或者高尔基的著作。他高中时期所看的书都是来自教育器材及读物供应办公室以及他父亲那颇为可观的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藏书。俊相很爱读那些古代勇士的书–他喜欢关于汉尼拔是如何将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宁可服毒自尽也不愿接受失败的那些故事。等他到了平壤，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更现代的事物。在大学里，图书管理员的桌子后面，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翻译成朝鲜语的西方书籍。这些书是不准面向普通大众的；只有顶级的学生可以接触这些书。在政府的某个高级层面，有人决定这个国家也需要一些精英学生对西方的精华有所瞭解。这些书在封面上没有标明出版社名称，但是俊相听见有传言说它们是由inndaehakseupdang人民大学习堂，一个位于金日成广场，橱窗式的国家图书馆出版。这些书里甚至还有美国的书。俊相最爱读的是飘。这种通俗风格的书不同与朝鲜小说的语调。他惊讶于美国内战和朝鲜战争是何其相似。他很惊奇的发现同一人民之间的战争竟会是如此激烈、血腥–很明显美国人同朝鲜人一样慷慨激昂。他想美国人的结局更好，毕竟美国最终还是归为一统，而不像朝鲜人至今仍然分裂着。他很钦佩于女英雄郝思嘉，钦佩她的勇敢。她也小小的提醒了他，在北朝鲜电影里也有个女英雄，总是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为祖国而战，但是郝思嘉更多的是个人主义者–这在北朝鲜中是不值得赞扬的。而且北朝鲜的女英雄肯定是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按照北朝鲜的标准这些可是伤风败俗的。俊相还想读更多的书。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从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甚至还读了人性的弱点，卡耐基写于一九三零年代的自立励志经典。这是他第一次对西方商业的探索，而且这深深震动了他。他不能相信卡耐基给读着的种种建议。学会爱，尊重，并以愉快与人相处。一个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作品怎么会像这样写俊相问自己。难道所有的资本主义敌人不是生活在丛林法则中吗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俊相还从同学那里借书。在顶级的大学，很多学生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亲戚，他们时常出国，能买些书籍杂志。朝鲜语的材料在中国延边地区可以买到，那里有很多朝鲜族人口。通过他的一个同学，俊相还得到一本中国学校系统出版的性教育读本。真是大开眼界俊相意识到他和他那些二十多岁未婚朋友的性知识还不如中国的中小学生。为什么他要知道女性的生理周期那能解释很多东西。他还吃惊的读到一个在**代表大会上印发的讲话，讲话批判了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总有一天，他想，劳动党也会批判金日成。一天一个和俊相经常交换书籍的同学偷偷靠近他。这个学生四下看看，然后很神秘兮兮的塞给他一本书。“这本书很好，”他耳语到。“可能你想看看”书是一本薄薄的俄罗斯政府出版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小册子。那个男孩的爸爸在平壤一个书展上，在俄罗斯大使馆那里得到的。书看上去是一九九零年代初，当俄罗斯试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时写的。俊相立刻意识到这本书在手上的危险–北朝鲜人被要求将任何他们发现的外国上交给警方。他，男孩，还有男孩的父亲都会因为私藏这样的书而惹上大麻烦。俊相马上把书藏到自己更衣箱的衣服下面。他的宿舍有两张上下床–四个学生一间–所以他们很少有私人空间。他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的看。他读到：在早期阶段，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情的竞争，目的是追求财富。此时没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概念，或者普通工人福利的概念。经济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发展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化，已经纠正了之前的缺点。例如，反托拉斯法反垄断确保正常有序的生产，但是生产活动不由国家控制。这本书继续解释退休金制度和保险、福利的概念。它阐述了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是缘于他们的无效率。俊相发现他边读边不由自主的点着头。在一九九六年，俊相拿到了大学文凭。没有回清津，他决定继续留在学校，读研究生。他现在正式是个成年人了，有权搬出校园。他搬出了学校宿舍，租了间私房。这是一间破旧，肮脏的房间，没什么家具，但是他很喜欢他的房东，一对老年夫妻，耳朵有点背，眼神也不好。他们完全符合俊相的预想。一旦有个自己的房间，俊相用祖父最后一次来给的钱买了台索尼电视机。然后按北朝鲜法律，他在无线电监察局对电视机进行了登记。由于北朝鲜自己不能自行生产家用电器，进口的电视机必须将频道固定至官方电视台，然后将调频器失效北朝鲜版本的去功能软件，这样就防止电视被用于接收外部世界的信号。北朝鲜人自嘲他们就像个“井底之蛙。”世界对他们来说不会比头顶上的那一片天空大。技术娴熟的人很快就能搞定，避开这个系统。对于收音机来说，这很容易–只要打开后盖，切断联系表盘的传送带，再换上橡胶圈，这样就可以转到你想要的任何频道。电视就要多一些的专业技术。这个局会贴个纸封条在电视机的按钮处，这样证明电视机业已预设好，处于批准状态。要绕开封条又不损坏它，俊相用一根又长又细的缝衣针去按按钮。在他房间里有个后门通往外面的院子，在那他安了一部天线。在所有人睡了之后，他调试天线，通过调整不同天线的方位，最后找到了他想看的：南韩电视节目。俊相只有当夜深了，来自非军事区以南九十英里的电视信号最清楚的时候才开始听电视节目。他会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房东都已入睡–因为墙壁非常薄，他能听见他们打呼噜。由于电视没有设置耳机插孔，他不得不把电视的音量调到刚刚能听到的程度。而他要屈膝，把耳朵贴到扬声器上，直到他的腿和脖子酸的坚持不住这个姿势了。与其说他看电视，不如说他是在听电视。当打开电视的时候，他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几个门之外，有个邻居养有一条狗。如果他夜里听见狗叫，俊相就会马上把电视调到官方电台，并且飞奔出去把天线藏起来。电视核查人员确实会来。有一个眼睛非常毒，他注意到一片透明胶带纸贴在纸封条上。俊相用胶带纸掩盖针在纸上留得痕迹。“这个胶带纸是干什么用的”核查人员问道。俊相的心狂跳。他曾听说有一户人，家里有人看了南韩电视节目，而全家都被送往古拉格劳动营。他的一个朋友仅仅是被怀疑听了南韩的广播就被审讯了整整一年，而在此期间他从没有见过阳光。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脸色像死人一样的苍白，他精神几乎崩溃。“哦，我贴上胶带纸怕它松开，”他故作镇定的回答道。核查人员皱了皱眉，走开了。在这次侥幸逃脱之后，俊相更加小心了，但是他实在不能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他现在对信息，特别是实时信息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了。电视带给俊相的不仅仅是外面世界的新闻，更多的是，他以前从不知晓的自己国家的信息。俊相了解到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那些他曾经怀疑过但却从不知晓的。他听到比尔柯灵顿总统说美国已经提供燃油和能源援助，但是北朝鲜却没有停止研发核武器和导弹。他发现美国提供给北朝鲜以几十万吨的大米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数名美国国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举行了个新闻发布会宣传北朝鲜的饥荒导致多达两百万人死亡。人权组织估计二十万人被关押在古拉格式的劳动营里，北朝鲜有着全世界最差的人权纪录。在二零零零年，南韩的电视台报导南韩总统金大中即将在平壤同金正日进行历史性的峰会。峰会期间，南韩电视台播放了金正日的声音，当时他同南韩总统在谈话。俊相以前从没有听过敬爱领袖的声音；在北朝鲜广播和电视中他的讲话，都是由一个专业的播音员，以一种颤抖的、充满敬畏的嗓音朗读出来。这样可以保持他的神秘感。“你怎样看我们的历史名胜”俊相听见敬爱的领袖以一种听上去很苍老、无力但是却很清楚的声音说。“毕竟他也只是个人，“俊相这样对自己说。听南韩的电视节目就像是一个人一辈子第一次照镜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可人。北朝鲜人总是被告知他们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国家，但是外面的世界却认为它是个可怜的、破产的政权。俊相知道人们在挨饿；他知道人们被强制投入劳动营；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有多少。当然，南韩的新闻报导可能夸大其词，但是，会像北朝鲜宣传部门那样不靠谱吗俊相回家的火车之旅，让他不禁想到自己读的佛教经文中所描述的人间地狱。车厢里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无法去上厕所。男人就直接往车窗外尿，要不就等到停车的时候，到野外去尿，但是有时候他们连着都无法做到，只好在车厢里解决问题。当车慢些的时候，无家可归的孩子就会在车箱旁追着跑，乞讨，有时候还会尖声乞求食物。他们还会试图从破车窗外伸手进来抓吃的。火车总是严重晚点，因为在试图爬过平壤以北陡峭的山坡时，车头经常会趴窝。俊相有一次被困于发生故障的火车里长达两天，那时正处严冬，寒风肆虐着没有窗户的车厢。他也尽可能的帮助同其它乘客–一个妇女带着一个二十天的婴儿，还有一个因晚点而缺席了自己婚礼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弄了个金属桶，在里面生起了火，而不理会列车员要求把它拿出去的命令。如果不是这堆火，他们可能全部都因体温过低而见了阎王。在北朝鲜经济跌至谷底的一九九八年的一次旅途中，俊相被困于咸镜南道的一个小镇，通常他在那里转车，从向东的车转到沿着海岸向北的车。铁道被洪水淹了，暴雨把等车的乘客浇了个透心凉。俊相在站台上找一切可以避雨的地方。当等着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kochebi流浪的燕子，在卖艺讨钱买吃的。有些孩子耍些小魔术，有些跳舞。有一个男孩，大概七、八岁，在唱歌。他细小的身体藏在成人尺寸的工装里，但是他的发音听上去又远比年纪大。他紧闭着双眼，满怀深情的唱着歌，整个站台都被他的歌声感染着。uriabogi，我们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羡慕。我们的家园在劳动党的怀抱之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即使面对火海，可爱的小朋友们请不要害怕因为父亲在这里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俊相很小的时候就牢记此歌，除了现在的歌词有点更改。在这句个词中“我们的父亲，金日成，”这个孩子将名字换成了金正日。即使真的，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应该为能给予他保护的父亲唱赞歌，况且他的境况也很明显的与歌中所唱的不符。现在他在站台上，全身湿透，污浊不堪，而且毫无疑问的饿着肚子。俊相摸了摸口袋，给了这个孩子十元钱，对街头艺人来说这是一个慷慨的小费了。虽然有部分怜悯，但是更多的感激这个孩子带给他的反省。后来，他想他应该感谢这个孩子使他清醒过来。现在他明白了，自己完全不信那一套。这是真情流露的重要时刻，正如一个人决定放弃信仰成为无神论者一样。这让他感度无比孤独。从此他将与他人格格不入。就这样，他突然无意识被关押着的人后，她马上就能说出谁在中国待过。那些皮肤白皙，穿戴较好的，看上去气色不错的就是和她一样的。其它的人，憔悴，面黄肌瘦，通常都光着脚；他们可能是还没跨境就被逮着了。玉熙想还好，这两种人都混在了一起。她最好的生存机会就是当局不知道她是个经纪人。她也希望那个没收她收音机的警察能自己留着那个收音机而不要上报。对叛逃者的惩罚不一而论，要看阶级成分，和叛逃者在中国做了什么。如果仅仅是过界找吃的，那么惩罚就会比在中国生活、工作来的轻。那些拐卖妇女，买卖dvd影碟，同南韩人见面，或者去过在中国的教堂的人，就会被控以“背叛祖国，”，一般都被处以极刑或者关进古拉格。最后，警卫们按照籍贯，把收容室内的人们进行分类。当分好之后，玉熙发现很多人都是来自清津。警卫们没有手铐，所以他们三个人一组用塑料鞋带把他们的大拇指绑在一起。这些带子绑的非常紧，以至于血液无法流通，整个大拇指都淤青了。囚犯们之后被押送上了一列专列，他们三个人被塞入原本两人坐的位置。玉熙看到过道对面一个人艰难的在口袋里翻找着什么东西。那人设法藏了个打火机。他用打火机烧断了绑着的塑料带，然后三个人在警卫发现之前都翻窗逃掉了。女人们不敢动，除非有一个人不得不去上厕所；如果那样，那么三个人就要大拇指连在一起的一起去。当列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时，玉熙意识到她到清津火车站了。时间是二零零一年的九月，差不多离她穿着睡衣跑出来的那天有三年了。现在她灰溜溜的回来了，被绑着大拇指，像个被用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回来了。“baka,baka”–低头，低头，当囚犯们爬下车的时候，警卫们大声呵斥着。玉熙更情愿低着头。如果被丈夫或者他的同事看见怎么办他们列队穿过火车站候车室，走过她妈妈卖饼干的广场，然后正好从她家窗户下经过。在过去，她自己经常会透过那扇窗户扫视那些成群的囚犯，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然后他们被领着沿着清津的主干道走下去，穿过一大群好奇看热闹的人，然后再跨过两座桥，走过工业区和沼泽一样的洼地，那里是清津唯一可以有稻田的地方。之后再转向大海的方向，他们来到了一个被混凝土高墙和铁丝网环绕的院子。这个地方就是农浦拘留中心，建于日据时代，用于关押朝鲜的抵抗份子。农浦这两个字就意味着死亡。现在里面关押的满是叛逃未遂的人们。女囚就满满三大间，非常拥挤以至于女人们只能侧过来成排的睡在地板上。那些找不到地方的就只能睡在厕所里了。每隔几天就有更多的犯人到达，通常一次就有上百人。警卫们对新来的都要进行**搜身，把明显怀孕的挑出来然后送去强制堕胎，而不论胎儿是不是几乎就要降生了。他们都假设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在农浦男女囚犯的比例大概是一对二，这也大致反应了脱北者的一个性别比例。当玉熙和其它女人熟识之后，她很吃惊的发现她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是多么的类似。很多人都是离开丈夫和孩子，都辩称自己想着能给家里带些钱和吃的回来。玉熙对这些女人感到恶心，当然也对自己感到恶心。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抛弃了她的孩子们。我们都变成了怎样的少廉寡耻的贱女人。饥饿让我们丧尽天良，她想。在里面，她有大把的时间好好反省。长时间的奴役之后紧接着的是漫漫长夜的自我批评和学习。囚犯们食不果腹，动辄挨打。总的看来，其实农浦可能比其它的监狱还要好一些。在周六的下午，女犯允许从院子的井里打些水洗个澡。她们相互帮忙在头发里抓虱子。在待在里面的时间里，她只一次看到个女人被暴打。那次是在气愤之下，这个妇女试图爬上围着院子的一堵墙。其实也就是耍耍泼，而不是真正的意图越狱，而且她也没有机会逃脱，但是警卫把她拉下来，当着其它囚犯的面，拳打脚踢的把她打的神志不清。总的来说，在农浦的女犯给玉熙留下的印象是愤怒多于害怕。当她们被强制要求劳动的时候–制砖，田里除草–她们的脸上永远愤怒的扭曲着。我们一辈子都在听谎言。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整个系统就是个谎言，玉熙认为，而且她也确信其它女人的想法和她一样。这里每一个监狱教官都放弃了再教育。他们仅仅走个形式，麻木的读读劳动党分发的学习材料。每个人看上去都活在谎言里。有一天，当女犯被安排去收割玉米，监狱长跑来在玉米地做了一个即兴演讲。这是常有的事情。他要求她们用金日成思想武装自己，自觉抵御资本主义诱惑，献身祖国。然后他要求大家举手示意：谁发誓再也不跑去中国女人们一个个都气鼓鼓的蹲在地上。玉熙环顾四周。没有一个女人举手。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之后，监狱长说话了。“好吧，如果你们还想去中国，下次不要被抓住了。”实际上，玉熙已经在谋划好下一步的行动。一天，她被派去给菜地除草，菜地位于高墙之外，有刺铁丝网形成的栅栏之内。玉熙看见一个年长的妇女在附近，在栅栏另外一边放羊。玉熙迅速看看左右，没有警卫在附近。她透过栅栏和这个妇女说话。她想和她做个交易：玉熙把自己的内裤给她，如果她能去找玉熙的妈妈并捎个口信说她在这里的话。内裤在北朝鲜算是稀有之物，而且玉熙的内裤还是新的，刚刚在中国买的。这个妇女同意了。玉熙蹲下来，脱下了内裤。她把内裤揉成一个球，塞了个写着母亲地址的纸条，扔过了栅栏。十七章睁大眼睛，闭上嘴庆祝足球世界杯，汉城，二零零二年当得知玉熙在农浦，宋女士一点儿也不奇怪。她早就知道女儿会被关进监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从玉熙三年前从丈夫那离家出走，她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但是宋女士猜想她应该在中国，和那些妓女和叛国者在一起。如果她背叛了祖国，那么蹲监狱是她罪有应得。但是，女儿就是女儿。宋女士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第一个孩子在清津最臭名昭著的拘留中心里撒手不管。经过多年在死亡在线的挣扎，宋女士吞下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禁忌。现在她已经精明于人情世故。她早就知道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不是因为辱骂金正日而被抓，只要有钱，死刑犯都可以买出来。所以，她跑去黑市，以每包五十元的价格，买了十包烟。然后她四处打听，最后找到负责农浦监狱的国家安全局官员。就这样自己那倔强的女儿，一眨眼的功夫就花费了宋女士一整个星期的收入。几天后，玉熙出现在母亲家的前门，旋即昏倒在母亲怀里。当见到她时，宋女士尖叫了一声。此时已经是十月，天已经很冷了，但是玉熙几乎**着身子，光着脚。她的鞋被农浦的警卫切成一块块的，他们以为她会把钱藏在鞋底里。她把自己衬衣的袖子剪下来，以作卫生巾。她的内裤送走了。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头发里爬满虱子。但是在给她洗澡的时候，宋女士发现玉熙比离开的时候健康的多。即使在监狱里，每顿只能吃到稀粥和地里捡的生玉米粒，但是玉熙骨骼肌肉强健有力。面色红润。玉熙不停的说啊说。精力像山洪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她诉说着在中国的一切–他们早饭，中饭，晚饭都吃白米，那里的市场，那里的时尚。她的话一部分是旅游见闻，另一部分是那些抨击政治的陈词滥调。宋女士和两个女儿围着她，听着。“南韩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问道。玉熙也没有第一手的信息，但是在中国的时候，她看了很多南韩的电视节目。“南韩现在是个富裕的国家。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敢想象南韩有多么富裕，”玉熙告诉他们。“我发誓在死前一定要去南韩。”当玉熙发誓的时候，妹妹们盘腿坐在地板上。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又感到恐怖。二姐嫁给了个铁路上的警卫，是三个姐妹里最刻板的。随着玉熙的讲述，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半信半疑，因为玉熙原来总是唬她，她插话道。“但是我们的将军不知辛劳的为我们”她指了指母亲今天早上掸过灰的父子画像。“你还看不到你的将军把你都变成白痴了，”玉熙吼道。小妹，容熙，离婚后跟妈妈住，对玉熙的话表示赞同，但是她却担心姐姐的口无遮拦；她们的麻烦已经够多得了。虽然在宋女士的家里可以畅所欲言，但是外面可能隔墙有耳。“小心点，让我们都说话小心点，好吗”她提醒玉熙。在妈妈和妹妹们对她的故事感到厌烦了的时候，玉熙开始了同其它人的诉说。邻里的大婶们虽然一个个舌头打结，但是好奇心还在。她们一天下午来访，欢迎玉熙的回来，然后聚在她身边听着。“睁开眼睛看看吧。你就能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就是个监狱。我们就是个可怜虫。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真正是怎个样子。”无论何时，当金正日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玉熙就会暴怒。“撒谎骗子小偷”她都会朝着电视叫骂。宋女士最后发了脾气。玉熙的大嘴巴会陷整个家庭于危险之中–这是叛国。如果不是自己的女儿说些那样的话，宋女士早就履行人民班的义务而上报了。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宋女士仍然是**的追随者。“闭嘴。你这个国家的叛徒，”宋女士吵玉熙吼道。玉熙一下子懵了–她母亲很少提高她的声音–但是她是不会住嘴的。她马上反唇相讥。“为什么你要把我生在这个可怕的国家”玉熙喊道。“你更爱谁金日成还是我”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争吵就一直没有停。在母亲家修养了四十天后，玉熙完全从在监狱里所受的折磨中恢复了过来。她告诉母亲和妹妹们，她已经从先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她要再试试，去中国赚钱。不同的是，这次她不会再被抓住了。宋女士很不情愿的又给了玉熙一些钱。她非常担心，但与此同时，当女儿离开时又松了口气。一晃八个月过去了，玉熙没有稍一句话回家。之后，在六月里，一个女人到了宋女士家门口，声称有女儿的消息。宋女士振作了下精神。玉熙一定是又被关进监狱了。她又要不得不想办法把她弄出来。但是，这次却不是，这个女人说玉熙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工作，近况很好。她想把借妈妈的钱还给她，还买了些衣服和礼物给家里人，但是如果回清津的话，她害怕会被逮捕。所以宋女士能不能去她那里走一趟。宋女士犹豫了。她不认识这个女人。自从一九九五年出事故的那次，给家里带来巨大痛苦的行程之后，她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她其实不需要钱；她的饼干生意还过得去。现在松片市场提供摊位给商贩们，整个市场也安装了顶棚。她付租金，还领了执照。现在她觉得自己像个正正经经的女商人。她也再婚了–是形式上的。其实更像是一种安排，寡居、年长的女人家里需要一个男人相互照应，但是那人很善良，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宋女士现在的日子过的比以前舒适多了。她没有理由要冒险去中国边境，但是她又有点心疼上次弄玉熙出来时花的那五百块钱。这个陌生女人向宋女士许诺她不用坐火车–玉熙已经安排好了一部私人汽车。这打动了宋女士，之后她就同意了。在二零零二年六月一个闷热多雨的一天，宋女士出发前往茂山。她只随身带了个小行李包。她打算只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但是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根本没有玉熙的影子。一开头，宋女士只是被告知女儿在边境地区工作。但是这个妇女没有说是边境的哪一边，现在事实很清楚了：玉熙在中国。“你要去中国拿衣服和钱。你的女儿在那边等着你，”这个女人告诉她。然后她介绍了个说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给她。“别担心，他会带你去的。”宋女士已经走了这么远。难道她现在要回头吗于是，他们乘了另外一部车驶向通往另一个边境城市会宁的路。之后他们在那等着天黑。当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天还下着雨。河水暴涨，激流拍打着河岸，溅了他们一身泥水。宋女士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河岸，哪里是河水。两个穿着北朝鲜边境警卫制服的男人和他们汇合。一个人像拎孩子一样把宋女士背在背上，另一个则握住第一个人的手臂，在过河的时候帮助他们保持平衡。他们趔趄了好几次，几乎失足。宋女士以为她肯定会落水并被激流冲走。像她那一代大多数的北朝鲜人一样，她不会游泳。但是正当宋女士挣扎着冒出水面，并能喊出心中希望的–带我回去，带我回去–之前，他们爬上了对岸。一个向导给了这两个边境警卫一些钱，然后他们就掉头回了北朝鲜，消失在视线之中。宋女士和另外一个向导抹黑进入了中国，连夜翻越了一座小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之后他们坐进了一部出租车，这是宋女士从来没坐过的东西。汽车，卡车，摩托车，然后是马车沿着一条窄窄的街道，到了一个市场。市场里喇叭声此起彼伏，此时早上八点了，商店都开门了。橱窗前的卷帘门被拉起，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刮擦声。店主们纷纷打开音乐，声音从放在门口的扬声器传送出去。震耳欲聋，可怕的音乐，宋女士想。她想用手指把耳朵堵住。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她不喜欢。太嘈杂了。玉熙怎么能在这么可怕的地方待下去宋女士的向导停下脚步，买了鸡蛋、香肠和猪脚作为早餐。然后他们出了镇子，沿着一条土路来到了一簇房子形成的一个小村庄。他们进入了其中的一栋房子。向导把宋女士介绍给了这栋房子的男主人和他十几岁的女儿。他们都是朝鲜族的中国公民，说和宋女士一样口音的朝鲜语。他们带宋女士四处看了看。这栋房子没什么特别的–红砖墙，瓦屋顶，自制的木栅栏在房子前面围了个院子–但是屋子里塞满了各种电器：一个立体声音响，一个饮水机，一台彩电，一个冰箱。那个男人不断的打开冰箱，拿出很多吃的、喝的。啤酒，水果，泡菜。然后向导把买的吃的也摆在一起的时候，满满一桌子，比宋女士在婚礼上的酒席看到的还要丰盛。她可能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所有东西，除了玉熙。“我女儿在哪里”宋女士问道。那个男人看着她，嘟囔些她听不懂的东西。宋女士又问了一次，这次更急切了。“她出去找工作了，”他答道。宋女士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她的房东很好，简直太好了：宋女士认为他们正在隐瞒什么东西，但是她实在太累了不想去深究。她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当她起来后，仍然没看到玉熙，突然她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设想：她被绑架了。宋女士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该逃跑。她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她连自己身处何方都闹不清楚。最初的向导走了。因为自己的怀疑，她是不是该采取些反抗措施她女儿怎么样了这对夫妇不停的宽慰她，说玉熙有事情耽搁了，马上就会回来。第二天，玉熙终于打电话过来了。电话里声音很嘈杂，仿佛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她试图宽慰母亲她一切都很好，她很快就能见到她了，现在她应该好好休息。“你到底在哪里啊”宋女士疑惑的问道。“在hanguk韩国，”玉熙回答。宋女士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那是那里啊靠近沈阳吗”宋女士问道，提了一个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大概离她现在的住地有三百英里。“还要远。我明天打电话给你解释。”北朝鲜人称呼他们的国家为chosun南朝鲜，字面意思就是southkorea南朝鲜。而南韩人则用完全不同的称呼称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称为hanguk韩国在下一次电话中，玉熙说明了她实际是在南韩。宋女士简直不敢相信。她是如此愤怒，全身气的发抖。她担心自己会犯心脏病。在玉熙做的所有坏事中，从小时候的恶作剧，到后来她的一张臭嘴，再到被关进监狱，这次是最出格的一次。她竟跨境投敌了。她雇佣这些人诱骗母亲叛逃。宋女士一生里从未如此愤怒过。“你个叛徒你不是我女儿，”她对着电话咆哮着，之后重重的摔掉听筒。随后的几天里，玉熙反复的打电话过来。宋女士拒绝接电话。最后，她心软了。玉熙在电话里抽泣着。“妈妈，我爱你。我想你能来和我一起住在这里。”玉熙告诉了她一点自己现在的生活。她找了份工作。南韩政府也给了一笔钱作为安家费。“如果在汉城的生活这么好，干什么还哭”宋女士问道。宋女士认为南韩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定是用钱买通了她女儿。一旦从玉熙身上榨取到所需的信息，他们就会折磨她、杀害她。这就是宋女士曾经听说的南韩如何对待北朝鲜叛逃人员的传言。她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些。“不是这样的，妈妈，”玉熙反驳道。“我哭是因为我想你，我想你来这里。”宋女士不想听。她告诉玉熙一旦她休息好，她就要回到北朝鲜。她要休息几天，攒点力气。在此期间，她就房前屋后的转悠转悠，发发呆，吃吃东西，看看电视。房子里有个很大的白色卫星天线，可以接受南韩的电视节目。在这里，南韩的肥皂剧很受欢迎，宋女士也很快就喜欢上一部叫水晶鞋的电视剧，说的是两个父母双亡的姐妹，从小分离的故事。当没有电视节目的时候，她就草草浏览些其它的频道，找找足球比赛。二零零二年足球世界杯由南韩和日本联合举办。自从一九八八年南韩举办奥运会以来，还没有如此多来自汉城的镜头。宋女士对足球不感兴趣，但是她想通过那些比赛的背景镜头，看一看南韩。她不可能注意不到那些汽车，高楼大厦，商场。在电视插播广告的间歇，都是行动电话的广告还有些东西宋女士是闻所未闻。当南韩击败波兰，踢平美国，之后，又接连击败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杀入半决赛–有史以来第一支亚洲球队进入到四强–数以百万的人们涌向街头疯狂庆祝。人们都穿着红色的t恤，戴着会发红光的小犄角这种球迷俱乐部的装束，号称红魔。那里，他们都是朝鲜人，就像她一样，说同一种语言，但是他们看上去是如此俊美，如此欢快，而且如此自由。要相信电视上看到的一切，对于宋女士来说很难。在北朝鲜待了一辈子，她很清楚更不用提这些年里和一个记者二十五年的婚姻所见未必是真实，一切都是可以操纵的。劳动党的讲座也提醒她外国的电视节目是专门制作的用于颠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教导。“在美国中情局操纵之下，南朝鲜傀儡政权用心险恶的用一些专门制作的材料来美化帝国主义，”一个讲座里曾这样说。她怀疑正确的她那慷慨的房东也是玉熙雇来的，帮自己洗脑后去南韩。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都是假像。她不可能否认自己在中国看见的–充足的食物，汽车，家电。她的房东有个自动的电饭煲，带有感应器，在煮好饭之后就会自动关掉。他们大多数的家电都让她感到好奇，单单是这个电饭煲就是个无尽的神奇之源。很久以前，她也曾有个煮饭的电饭锅，但是和这个太不一样了。后来还被警察没收了，因为你不允许用电煮饭。每天早上，她都可以听见电饭锅哔的一声，说明饭煮好了，宋女士惊奇于现在的科技。这是真的，她现在认为，北朝鲜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落后于中国。但是谁又知道落后南韩多少年呢她怀疑她那可怜的前夫可能早就知道她现在在中国看到的一切。虽然到了之后，就没离开过那栋房子，但是仅仅是看看厨房，换换电视频道，对于她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奇遇了。她要将这一切同丈夫分享。她总是想到长博，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他是个多么爱吃的人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个香肠的。想到这里，她泪水涟涟。然后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她的记忆里满是负罪和愧疚，她甚至不曾好好和他推心置腹的谈过。他曾经是那么的强壮，那么的英俊–多么不幸啊，才二十五岁就去世了。他失去了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他们都失去了多少啊，自己，女儿们，被囚禁在北朝鲜，辛劳工作到死，为了什么呢我们按党的教导做。我们誓死为将军。我们无所羡慕。我们走自己的路。她曾经相信这些，她已经虚度年华。或者并不是。一切真的过去了吗她才五十七岁，身体还硬朗。当晨曦淡淡的光透入房间时，这些想法不停的在脑子里回荡。正在苦思冥想之时，她听见厨房的电饭煲哔的一声。她起了床，一天又开始了。这就是她的起床信号。她准备好走了。第十八章应许之地宋女士在汉城的一个市场，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二年八月末，一个周二的早上，宋女士登上了韩亚航空从大连飞往南韩仁川国际机场的班机。此次旅行她用的是一个假名，拿着一本伪造的护照。她只认识同机的另一个人–坐在几排之外的一个年轻男子。他早上六点到了宾馆房间，给了她这本护照，那是从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南韩妇女那里偷来的护照，原来的照片被小心的用刀片取出，换上了宋女士的照片。如果被询问，她要说她是一个南韩游客，从韩国越过黄海，来大连一个海边度假村度长周末。为了看上去和掩人耳目的故事相符，宋女士全身上下穿着在北朝鲜会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的新衣服–紧身的牛仔裤，亮白的运动鞋，背着个运动背包。她的耳朵打了耳洞–一般北朝鲜妇女是没有的–她的头发剪短了，并被烫成了她这个年纪南韩女人流行的式样。她还花了两个礼拜在中国增胖，打扮，让她看上去不至于像个难民。唯一会暴露身份的就是她的北朝鲜口音。因此她被建议尽量少说话。为了避免同邻座的乘客讲话，她被告知在接下来八十分钟的飞行里就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她坐着一声不吭，手放在膝盖上。她不像想象中的一个人在此情形中可能会的那么紧张。她的沉着来自于自己确定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她对于自己叛逃的决定感到平静。在农舍里听见电饭煲声音的那个早上，她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了。她已经答应接受玉熙去南韩的邀请。她想亲眼看看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她的女儿，她的孙儿女们有他们的机会–北朝鲜的形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她没有多少时间了。她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但是首先她想回一趟清津同女儿们道个别。她想同她们解释下原因，再把玉熙在中国留给她的，差不多一千美元的钱分给她们。“我不能让你妹妹以为我死了，”她告诉玉熙。玉熙反对这个决定，她担心一旦回到家，她母亲会失去勇气或者妹妹们会劝阻她，但是她却非常坚持。因为雨季，图们江水位上涨，她在清津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然而宋女士对自己的决定却没有动摇。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念支撑着她经历叛逃中最危险的时刻。玉熙雇佣的那个中间人也非常讶异的看到，这么个个子小小、和蔼可亲的阿婆，能够拿着假护照大气不喘的登上国际航班。从中国出境和登机是此行最危险的部分。一旦中国出入境当局发现她的假护照，她就会被立即逮捕，并被遣送回北朝鲜，面临她的就是劳动营。现在，在飞机降落至南韩之后只有一个难关。她的护照不足以糊弄南韩人，在例行的检查中，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被盗的护照。事实上，同机的那个年轻人在飞机降落之前就会收回这本护照，并且消失在人群之中。“假装不认识我，”他告诉她。她要待在女厕所里，直到他安全的出了机场。然后她就径直走去移民柜台，说出真相。她叫宋熙锡，五十七岁，来自清津。她在饥荒中失去了半个家庭，现在来南韩寻求自己和女儿的新生活。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按照南韩宪法第三条款规定，南韩将其视为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它的人口–包括北朝鲜人–将自动成为其公民。北朝鲜人成为南韩公民的权利在一九九六年被高等法院所支持。然而，现实却复杂的多。为了拿到公民权，北朝鲜人必须自行抵达南韩。一个北朝鲜人不能在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或者其它各地的领事馆主张公民权。基于残存的一点对其**盟友的忠诚，以及对数以百万计的北朝鲜人可能越境的担忧，中国不允许庇护寻求者出现在这些外交场所。中国人知道大批东德叛逃者于一九**年逃至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迫使当局开放柏林墙，而东德政府也随之垮台。南韩政府也尽力将收容的难民数量压低至一个可控的水平。潮水般的脱北者来到南方将带来极大的财政和社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