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幸福-4

当他们谈到尴尬的事实时，谈话就变得很别扭。他们两个都没有吃不饱的问题。俊相的父亲在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他们还可以用手中的日元在黑市买到食物。令人惊诧的是，美兰从学校宿舍回家后，吃的甚至比前几年还好。在这个经济危机之中，家庭成分差也就算不上什么了。美兰那优秀的大姐嫁的非常好，她姣好的面容还是战胜了不良的家庭成分。她丈夫在军队工作，而且利用这层关键，全家人都得到帮助。美兰的妈妈也不断想法设法去赚钱。在没有电力之后，她用来做豆浆冰激凌的冰箱运转不了了，但是她有开始其它的生意–养猪，做豆腐，磨玉米。十年后，当美兰自己也做了妈妈，开始做有氧运动帮助产后减重恢复的时候，那段经历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始终压在她心头。她常常对自己当时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去帮助她那些小小学生。她怎么能安心自己吃的好好的，而那些孩子们却在忍饥挨饿。不言而喻的是，当死一个人的时候，死亡是悲剧，当死成千上万的人的时候，死亡就仅仅是统计数据了。所以对美兰也是这样。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无动于衷是特殊时期必要的生存技能。为了活过一九九零年代，你就必须克服同他人分享食物的冲动。为了不发疯，你就必须收起爱心。她可以从一个濒临死亡的五岁孩子身边走过而不会觉得有责任去提供帮助。如果连自己喜爱的学生都不会与之分享食物，她当然也不会去帮助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第九章好人命不长艰难行军的宣传画据说在**国家长大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习惯于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北朝鲜的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人们不甘心坐以待毙。当公共配给系统停止供应粮食后，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一切办法。人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扑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一些植物的营养特性。他们回顾过去对饥荒的记忆，回忆父辈们对付饥荒的一些窍门。他们把带甜味的松树内层树皮撕成条，磨成细细的粉用于代替面粉。他们把橡子捣成一种胶状的糊，在用模子压成小方块，含在嘴里慢慢融化。为了保命，北朝鲜人学会抛弃他们的尊严。他们在农业饲养的牲畜的粪便里捡拾那些没有被消化完的玉米粒。船厂的工人发明了新的技术，他们把堆放过食物的货船舱底部仔细的刮一遍，把刮出来的那些散发着恶臭黏糊糊的东西放在路边上晾干，然后从中收集没有煮过的米粒和其它可食用的东西。在海滩上，人们从沙滩上挖着贝壳，采集海藻。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当局沿着海边竖起了一道围栏，表面上说是防止间谍潜入，但是更可能的是阻止人们捕捉国营单位想控制的那些鱼类资源人们只好去海边那些没有防卫的峭壁用长长的耙子去收集海里的海藻。没人告诉人们该怎么做–北朝鲜政府不愿意向外界承认粮食短缺–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妇女们交流做饭心得。在制作玉米面时，不要丢掉玉米的壳、芯子、叶子和根茎–把这些都扔到磨子里。即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也可以填饱肚子。面条至少煮上一个小时，这样看上去会更大些。找一些草叶放进汤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里面。用松树皮粉做成糕。收集和生产食物是所有人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来要去找早饭，吃完早饭，你就要想晚饭怎么解决。午餐是属于过去的奢侈品。你可以在午餐时间睡觉，这样就可以保留体力。然而，这还是不够。在服装厂关门之后，宋女士内心挣扎着，彷徨着自己该干什么。她仍旧是个坚定的**者，内心里憎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她深深爱戴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曾经反复告诫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恶毒的观点。”她喜欢引用这句语录。然后，现实是自从伟大领袖去世，家里再也没有人领到过薪水–即使是她丈夫，一个党员及在电台有着一份如此体面的工作。长博再也得不到那些作为记者常有的免费葡萄酒和香烟作为额外津贴。宋女士明白是时候把自己的禁忌丢到一边，要去赚钱了。但是怎么才能赚到钱宋女士不太像个一般人眼里的生意人。她五十岁，除了会用算盘算账，她没有什么其它的技能。当她同家里人发愁如何解决当前困境的时候，家人提醒她，她在厨艺方面的天赋。回到能得到食材的那些时候，宋女士很热衷于烹调，长博也很爱吃她做的美味。当然她的才能很自然也仅限于北朝鲜的风味，对外国的美食却没有尝试，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自己也很惊异的发现，虽然他们国家的名字现在几乎成了饥荒的代名词，但是北朝鲜的饮食文化之丰富也让人咋舌。实际上，南韩的很多餐饮业者都来自北朝鲜北朝鲜的饮食很具创造性，通常使用天然食材，例如松茸和海藻。他们把当季的时鲜混合以大米，或者参杂玉米的大米，有时候加入当季的红豆酱或者辣椒粉。这道著名的菜式就是平壤冷面，其中冷的酸汤荞麦面根据地区不同也是千变万化，在加一个白水煮的鸡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很忙，宋女士就会去商店买面条；如果有时间的话，她就会自己从淀粉开始做。利用从公共配给系统获得的一些的食材，她可以做炸菜，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在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就会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她也知道如何做玉米酒。她的女儿们也常常夸耀她的泡菜是邻里间做的最好的。家里人催促她在厨房里进行她第一次生意上的尝试，说最好的产品就是豆腐，在困难时期是一种蛋白质重要来源的食品。豆腐在朝鲜食谱中用处很广，可以用来做汤、焖煮、油炸或者发酵。宋女士用豆腐代替鱼，用油煎一煎再加上些红辣椒。为了筹钱买大豆，家里开始变卖他们的财产。第一件卖掉的就是家里引以为豪的电视机日本型号的，那是为了表彰长博的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做的情报工作而获得的奖励。如果劳动力多，制作豆腐就相对比较简单。先把大豆煮一煮，然后磨碎，完了放入凝固剂。之后，就像奶酪一样，用一块布挤挤。再之后，就得到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壳。宋女士想了个好主意，她盘算用做完豆腐剩下的豆渣来养猪作为副业。而且公寓楼后面刚好有一排用来储物的大棚。宋女士在市场上买了些小猪，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其中一个棚子里，并上了挂锁。几个月下来，这门生意成功了。宋女士把她家小小的厨房变成豆腐作坊，把盛满大豆的大桶放在公寓里的炕炉上煮。由长博负责品尝并确认。小猪吃着豆渣、豆浆还有宋女士每天清晨外出割到的草长的也越来越肥。然而，要找到木头和煤炭烧炉子却越来越难了。电每周只来几个小时，即使这样，每家只能使用一个六十瓦的灯泡，一台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没有燃料就没法煮大豆，宋女士也就做不成豆腐。没有豆腐，自然就没有豆渣喂那些猪。为了喂饱这些猪，宋女士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去割草。“看来，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对长博打趣道。略有所思后接着说，“如果毒不死猪，也毒不死我们。”于是，家里进入更严峻的新时期，他们再也不是那对曾自诩为美食家的有些身份的夫妇。宋女士每天都要从市中心向东、向西徒步步行很远的距离到那些地表没有被人工覆盖的地方，带着一把菜刀和一只篮子，沿途收集可以食用的野菜。如果走进山里，还可以找到即便在好辰光时人们也会吃的蒲公英和其它野菜。偶尔，宋女士会捡到一些农民扔掉的烂菜叶。她把白天捡到的东西拿回家，然后和其它买的起的任何食物混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碎玉米面–一种很便宜的由玉米壳玉米芯磨成的粉。如果连这个都买不起，他就会买些更便宜的松树皮粉，有时候里面还会夹杂些锯末。即使是表演天才也掩饰不了那种人憎鬼嫌的味道。她必须把野菜树皮切碎捣烂，弄成糊状，软软的才能下咽。这样的糊糊里没有多少东西，因此很难制成熟悉的面条状或者蛋糕状，虽然没什么分别，但是至少这些形状可以骗骗人，让他们以为是在吃真的食物。她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味道，也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粥。仅有的一点调味料就是盐。只要有一点大蒜或者红辣椒或许就能压住那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东西太贵了。食用油是有钱也买不到，没有油就很难做菜。有一次，宋女士去看望她姐姐的嫂子并被留饭，吃到的是豆秆和玉米芯做成的粥。即使那时候很饿，但是那一顿她简直咽不下去。又苦又干，卡在喉咙处，就像吞了一个鸟窝一样。她被噎住，脖子涨的彤红，最后还是吐了出来。她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在金日成死后的一年里，宋女士吃的唯一肉食就是青蛙。他在农村的兄弟抓了些。宋女士的嫂子把青蛙用酱油爆炒，然后切碎，和在面条里端上来。宋女士后来说那顿饭简直是美味啊。青蛙并不是朝鲜人的传统菜肴；宋女士以前也从来没吃过。不幸的是，这是她最后一次享用此等美味。到一九九五年，由于过度扑杀，北朝鲜的青蛙也几乎绝迹。一九九五年年中，宋女士和她丈夫已经卖掉了家里大多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电视机之后就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产的自行车，也被卖掉了，接着是宋女士做衣服用的缝纫机。长博的手表和作为结婚礼物的一幅东方水彩画都被卖掉了。大多数的衣服和放衣服的大衣柜也都被卖掉了。曾经总认为很小的，容纳全家及家当的两居室公寓，现在看上去空空荡荡，除了墙上的金日成、金正日画像，真正的是家徒四壁了。省下能卖的就只有公寓本身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北朝鲜，你没用自己房子的产权；你仅仅是有居住在里面的权利。但是随着人们收买官员走后门暗地里交换住所，非法的房地产市场因此也出现了。宋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妇女，她丈夫是曾在俄罗斯林场工作的北朝鲜工人，因此有些余钱想换一个更好的公寓。宋女士的公寓的位置极佳，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在没有公交车可以运行的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宋女士和长博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这也归功于她的性格，供职于人民班这么多年却一个仇人都没有。她和长博达成共识，他们不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现在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俩和长博的母亲。女儿们都出嫁了。儿子也搬去同那个年纪很大的，令宋女士很失望的女友同居，她只能想这样至少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公寓换来了一万朝元–按照官方牌价合大概三千美元。他们搬到了一个一居室里。宋女士决定用手头的钱进行另外一次生意上的冒险：做大米生意。大米是朝鲜人饮食中的主食–事实上，与大米baq同一个字也有饭和食物的意思。一九九五年之后，清津的居民只能用现金在黑市上买到大米。咸镜北道的气候寒冷，多山的地形不适于种植稻米，只有靠近罗南的小水湾有些田地能种植水稻，所以这个城市所消费的大米大多靠火车或者卡车从外地运来，而道路、铁路路况都不佳，因此大米的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宋女士盘算能南下从沿海地区低价收购些大米，然后坐火车运回来。交易大米–或者其它类似的谷物–在北朝鲜都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当局而言，买卖蔬菜或其它食品相对来说还能容忍，但是自从每个人都这么做之后，宋女士下决心冒这个险。这样，她可以赚点钱，还能给自己和长博留下些大米。想着这些，嘴巴竟然不由自主的流出口水。自一九九四年以来，他们家还没吃过一整碗的米饭。玉米只是大米的一半价格。宋女士把一万块藏在内衣里，外面再罩几层冬衣。她坐上开往平安南道的火车，在那里买了大概两百公斤的大米。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她踏上回家的路，其实也就是不到一天的路程，她把所买的大米堆放在自己的座位下面。长博利用自己记者的关系帮她弄到一张三等车厢的卧铺票–一等、二等车厢都是给劳动党干部及军官乘坐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宋女士对于自己享受的特权已是非常满意了。火车很长，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能看到后面长长的车厢，那里人们都没有座位，都站着。车厢里非常拥挤，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人爬到车顶坐着。在清晨八点半的时候，她刚刚爬下自己铺位，同包间里的其它乘客，一个军人，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老妈妈，聊着铁路糟糕的路况。整夜里，火车都走走停停，而且颠簸的非常厉害，以至于都没有办法吃早餐。他们的聊天也是断断续续的，每一次颠簸都会打断，直到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她震离座位，她重重的摔倒地板上，她的左脸撞到一个冰冷的东西上，后来才知道是窗户的金属框架。车厢整个侧翻了。她听见后面的惨叫声。火车几乎扭成了麻花。后面拥挤的车厢几乎整个都毁了，大多数乘客都遇难了。而前面的车厢很幸运的幸免于难。至于这次发生于新浦，清津以南大概一百五十英里处的事故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传言多达七百人，但是正如其它北朝鲜的灾难一样，这次事故没有被公开的报导。宋女士从车厢的残骸中慢慢爬了出来，脸颊上划了一道伤口，腿上也有块皮被扯掉了，背上也扭伤了。卧铺的床板落下来压住了她，但是因祸得福，可能也正是它的保护，她才幸免于难。在事故后四天，她才回到清津。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个受幸运眷顾的人–在金日成的关爱下出生成长，有了个美满的家庭–从火车事故中死里逃生后，现在这个感觉就更尤为强烈。她疼得非常厉害，回到清津时，只能从火车上被抬下来，在站台上她看见长博，还有几个月没有讲话的儿子。看到他们，即使在事故中损失了大部分的大米，她仍然庆幸自己的好运。宋女士受的伤其实她想象的来的严重的多。麻药过去了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受的伤有多重。医生给了她一些止疼药，并叮嘱她要卧床休息三个月。但是她却将医嘱抛之脑后。要有人出去给全家找吃的。在饥荒的时候，人们不都是饿死的。很多情况饥饿会先引发疾病。长期的营养不良会降低身体对抗病菌的免疫能力，而且饥饿让人们对结核，伤寒的抵抗力也逐渐丧失。饥饿使得人们非常虚弱，即使有抗生素，他们的身体也受不了，因此一点点可治愈的平常小病，突然就会使人们丧命。体内电解质等化学成分的剧烈波动也很容易引发中风、心脏病。人们也因为食用代食品而丧命，因为他们的身体消化不了那些东西。饥饿成为令人麻木的、飙升的儿童死亡率，或急剧降低的人口期望寿命的罪魁祸首。它导致了在此特定的情况下死亡率异常的情况统计显示在此时期，死亡率高过正常数据。死亡也有一个自然的过程。首先遭殃的是处于弱者的–五岁以下的孩子。他们先是患上感冒，进而恶化成肺炎；或是腹泻严重为痢疾。在父母们考虑求医问药的时候，可能孩子就已经死了。其次，死神盯上的就是老年人，从七十岁的老年人开始，然后慢慢降至六十岁甚至是五十岁的人。这些人都会死，只是快慢的问题。之后，饥饿带来的死亡开始席卷青壮年。男人由于身体脂肪含量少往往先于女人死去。强健者及运动员也是死亡的重灾区，因为他们的身体新陈代谢旺盛因此也需要更多的热量维持生命。然而更为残酷的是：死神光临的往往是最老实的，那些从来不偷，不骗，不坑，遵纪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死里逃生之后，写道自己以及些那些幸存者之间在战后却不再想见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见不得人，让人不齿的龌龊事情。当宋女士十年后回首那些时日，当她想起清津那时候死的自己认识的人，她仅仅说了句“老实，善良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听话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死的人。”自己家里，宋女士的婆婆是第一个走的人。长博的母亲按照朝鲜传统，长子赡养父母的习俗，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搬来和他们同住。照顾老人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媳妇身上，因此朝鲜的媳妇和婆婆的关系总是不和的。宋女士的婆婆早年也是，常常对媳妇厉声斥责，特别是她生下了三个姑娘之后。仅仅是孙子出生后，她才有所改观，但是宋女士总是非常孝顺，也想方设法让老人开心。春天在朝鲜是最为艰难的季节，因为秋天的收获快要耗尽而田里的下一季的庄稼才刚刚冒芽。而这一年，对从六个月前的事故中，刚刚恢复过来宋女士来说尤为艰难。她的婆婆现在七十三岁了，相对于北朝鲜人的平均寿命而言，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认为她的去世是“时日到了”，但是宋女士却坚信这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如果吃得好一些的话还能活很多年。由于不能做什么生意，也没办法到山里觅食，她把能在住所附近找到的野菜统统都扔进锅里煮汤。她婆婆也因此患上骨质酥松，眼睛周围也出现玉蜀黍疹。在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她吃坏了肚子，最后恶化成痢疾，几天后就去世了。宋女士以一种朝鲜妇女可能的，最失败的方式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政府当局秋天里呼吁所有市民努力工作渡过难关的宣传，加上婆婆的死，使得她的绝望达到顶点。海报上，拿着扩音器的男人向人民疾呼“以胜利的精神在艰难行军中向新世纪前进”，他之后跟着戴钢盔的士兵，手拿铁镐的矿工，戴着眼镜，手拿蓝图的知识分子，戴着头巾的农民，还有拿着红旗的将军。即使是金正日，在官方报导里，在此期间也只吃些土豆做的简单食物。现在只剩下夫妇两个了。宋女士和长博决定再次搬家，搬到个更小的地方。这次，仅比窝棚大一些，地板是水泥地面，墙面是斑驳的石膏墙面，脆的连金氏父子的画像都挂不住。她只好把画像仔细擦拭之后，放在墙角。他们没剩下些什么家当了。除了几本金日成、金正日写的书不能卖，她把长博其它的书都卖了。她还把她心爱的泡菜坛子也卖了。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两双筷子，两把汤勺，几个碗碟而已。长博辞去了省电台的工作，到了铁路的一个广播站工作。铁路也没有钱付他工资–他们也仅仅是承诺在下一次食物配给时，给他更高的优先权。但是食物却从没发放过。几个月后，宋女士和她丈夫就花光了上次卖房子的钱。他们的大女儿，玉熙，偶尔会从自家拿些玉米来，但是她要非常小心不被自己那脾气暴躁的丈夫发现，他会认为玉熙在“偷吃的”而揍她。他家里有些钱，但是却不愿意同自己的岳父母分享。由于宋女士还不能到山里去寻觅，她只有起得更早，先是六点，之后五点就起来了，希望找到些隔夜长出来的野菜，这些野菜比较的嫩，也容易消化些。她会把野菜树皮煮的非常软，加点盐熬成粥再加几勺玉米面。宋女士精疲力竭的时候反而觉得不饿那么了。在她吃完后，勺子就当的一声从手中滑落到金属盘子里。然后她就瘫在地板上，也不用麻烦去换衣服了，就这样昏沉沉的睡了，直到黑暗里，一种救生的本能告诉她是时候起来继续找吃的了。她现在没有任何意愿做其它的事情。她不再梳理她那曾引以为豪的卷发；她不再洗那些恼人的衣服。她的体重也下降的非常厉害，以至于单裤在她腰上就挂不住。她感到好像自己已经死了，好像魂魄飘出了曾是自己的身体的那副皮囊。长博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他有着在北朝鲜人当中属于异乎寻常的高大身材，体重差不多两百磅约九十公斤–译者。他实在太胖了，以至于几年前医生建议他尝试用吸烟来减肥。现在，他曾引以为豪的大肚子–在北朝鲜肥胖可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也成了鱼鳞状，貌似还得了严重的湿疹。他下颌下陷，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宋女士一次送他去了铁路管理医院，在哪里，他被诊断是患了轻度中风；之后，长博发现他无法工作了。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他的视力开始减退，甚至连提笔写字的力气也没有了。长博经常赖在床上或者躺着地板上他们仅剩的被子里。他的双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女士明白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的围绕着食物展开。他说起童年时刻他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还有他们新婚时宋女士给他做的异常美味的姜葱蒸蟹。甚至对宋女士十年前做的美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当说起这些美味的时候，长博感概颇多，甚至还有些浪漫。此时，他握着宋女士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回忆这那些已经很模糊的记忆。“来，亲爱的。让我们去好一点的馆子，再开一瓶红酒，”一天早上，当他们蜷缩在毯子里是，他告诉妻子。他们已经有三天滴米未进了。宋女士警惕的看着丈夫，担心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宋女士全然不顾背上的伤痛，快步跑到市场上。她觉得去偷，去讨–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给丈夫弄些吃的。她突然看见自己的姐姐在卖面条。他姐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缺乏营养，皮肤也和长博一样呈鱼鳞状–所以过去宋女士从不向她开口，但是今天顾不上了，当然，姐姐也不会拒绝。“我会还给你的，”宋女士承诺着，带着面条跑回家，此时双腿完全靠着意志力驱动着。长博在毯子下蜷缩成一团。宋女士喊着他的名字。但是他没有答应，她把他翻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体重降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他翻了过来，但是此时的他手脚都已经僵硬了。宋女士一遍又一遍的捶打着他的胸膛，大声呼救，即使她明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长博死后，他们的儿子，南玉搬回来和宋女士同住。自从他搬去和年长的女友同居后，母子就形同陌路了。实际上，宋女士同这个独子的关系，自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怎么融洽。并不是南玉顽劣难以管教，而是她很难打破他的沉默。现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变故，那么与年长自己的女友同居的事实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相依为命。宋女士寡居，而南玉女友家的境况甚至还不如他自己家，她们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了。南玉的整个青少年期间都用于拳击训练，但是体校里的条件也非常差，所以在一个冬天冻坏了一只耳朵后，南玉回到了家中。他回了清津，通过家里在朝鲜战争中宋女士的父亲死于美国轰炸的这层关系，在火车站上找了一份工作。正如他的父亲一样，铁路管理局付不了南玉工资，只是解释在食品分配系统恢复运作时，可以他一些优先权。宋女士的儿子很强壮，是个身材很好的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只是更健壮，全身肌肉发达，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在朝鲜人当中算很高的了。因此，他的生存也就需要更多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是脂肪消失，他看上去精瘦的，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但是后来，肌肉也消耗掉了，他几乎变成了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气温降至冰点以下，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后来转成肺炎。即使瘦的不成形，但是要把他送去医院，对于宋女士来说，还是太重了。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救护车开的动。因此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向医生说明症状。一个医生给她写了处方，要打盘尼西林青霉素，但是她去市场后发现，一支要五十朝元，差不多是一公斤玉米的价格。最后，她选择了玉米。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南玉一个人孤独的死在那个小窝棚。那次，宋女士又一次跑到市场四处为他乞讨吃的。他后来在城北的一个小山头上被火化，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那里离家很近，都能看见。铁路管理局也提供了个棺材，同长博一样的棺材。截至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多达六十万至两百万的北朝鲜人死于饥饿或者由饥饿引发的病症，这几乎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食品配给系统比其它地区更早中止的清津地区，死亡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然而真实的数字似乎永远无法统计，因为北朝鲜医院写死亡报告的时候，是禁止用饥饿作为死因。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五年间，北朝鲜总共接受多达二十四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而这些援助大多数来自美国。虽然北朝鲜当局愿意接受援助，但是它却拒绝外国人与之同行。试图提供帮助的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严格限制在平壤和其它精心准备的地点。当他们被允许走出宾馆或办公室的时候，衣衫褴褛的人们都被驱离马路；在参观学校或者孤儿院的时候，只有穿的最好、吃的最好的孩子才会出现。政府一方面要求更多的援助，于此同时又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隐藏起来。居住在平壤的援助机构人员也不允许学习朝鲜语。一九九七年，有些援助机构的官员被允许进入清津，在那里他们受到比在平壤更为严格的限制。曾为名为反饥饿行动的一个法国援助机构工作的工作人员在日记里写到，她不可以离开位于清津港附近的天马山宾馆，借口是她可能会被车撞到。这个机构不久就撤出了行动，因为他们不能保证救援能够抵达需要的人手中。随后，医生无国界组织也撤出了。装载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捐助的谷物的巨轮于一九九八年开始在清津港卸货，此时，这些援助却被装上军队的卡车并被运走。有些食品最终到了孤儿院和幼儿园那里，但是更多的都被堆放进了军队的仓库，或者流向了黑市。联合国的相关机构花了差不多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在北朝鲜建立起了一套令人满意的监督系统。到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严重的阶段过去了，也不完全是因为各方面供应都在好转，宋女士后来推测，可能是要吃饭的嘴也少了很多。“要死的人都死了。”第十章妈妈的发明清津的一个临时餐饮摊点宋女士没有参加儿子的葬礼。悲痛，饥饿和过去几年积累的压力彻底压垮了她的身心。她再也不忍心回到儿子死在里面的那个窝棚。“我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去，是我留下了他，”她反反复复叨念着。她开始绝食。她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直到昏倒。她的女儿们都外出去找她，最后发现她躺在在离家不远的荒草里，饿的已经神志不清，体温也很低。当时是三月下旬，但是夜间气温还是低的足以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毙命。当女儿们看见母亲的样子时，都被吓了一跳。宋女士曾经颇为得意自己那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现在却披头乱发的肮脏不堪。衣服上也满是泥土。她们把她带回二女儿的家，脱下衣服，就像个孩子一样，给她好好的洗了一个澡。实际上，此时五十二岁的宋女士瘦的体重和玉熙八岁的儿子差不多。女儿们凑了点钱买了一袋面条给她。经过十五天适当饮食的调理，宋女士慢慢恢复了理智，想起发生了什么，然而这又一次让她对自己的不幸陷入绝望。三年之内，走了三个至亲–婆婆死于一九九六年，丈夫死于一九九七年，儿子死于一九九八年。宋女士现在一无所有，包括伟大领袖，她对他的死与自己丈夫、儿子的死感到一样的悲痛。她最后鼓起勇气回到了家，那个让她充满罪恶感的窝棚；她一个人对于家里去世的人负有责任。回去的路上，她边走边看看那个光秃秃的小山，只看见几个简单的木牌子标记着最近填的新坟；她的二女婿为也埋在那个小山上的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做了个类似的标记。到了家，她发现门虚掩着。她记得，因为没有锁，离开的时候把门钉死了，很明显有人把它打开了。她推开门，先探个头张望了一下，确保里面没有人。窝棚空空荡荡的。没人。也没东西。煮饭的破铝锅，吃饭用的便宜金属碗，几双筷子，儿子死时裹的毯子，都不翼而飞了。窃贼甚至连金日成、金正日画像上的玻璃都没放过，只留下了画像。宋女士又出门了，现在连关门都省了。她现在没什么可以丢的了，只有自己一条命，就算这个她也无所谓了。她也想不通为什么她还活着。她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昏倒。她想倒下就死了算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始终死不了。于是她又开始找些事情做。饥荒中奇怪的一点就是：当事情坏到了极点，几十万的人死去时，一种从未有的创业精神反而冒出来了。社会主义食物配给系统的崩溃却给私人经济以机会。人们不可能所有人都长途跋涉到山里去采野菜，野果，或者扒松树皮；人们要去买吃的，就必须有人卖。北朝鲜需要商人：鱼贩子，屠户，面包师傅，去填补公共体系垮台后的空白。所有的这些都是严重违法的，金正日比他父亲制定了更严格的条框来针对私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粮食问题也要按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市场和摊贩都会导致人们产生唯利主义，“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道，这也是金正日为数不多的几次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除了能在家种些蔬菜，粮食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卖大米或者其它谷物是严格禁止的；北朝鲜将之视为非法及不道德，是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上扎刀。任何私下的努力都被冠以“经济罪犯”，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动营，如果涉及**，可能会被处以极刑。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个人不为自己着想，那么死亡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五百卡路里的热量维持生命；仅仅靠在吃在树林里所能找到的东西，一个人是很难活过三个月。死到临头给像宋女士这样不情愿成为资本主义者的人以新的勇气。在上次大米生意的血本无归之后，宋女士意识到，她要坚持一门最简单的生意，不要出差，不要很多启动资金。她最拿手的、也是唯一的畅销的技能就是厨艺。但是做饭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柴火越来越难找。附近的山都秃了，有树的地方人都到不了。深思熟虑之后，宋女士决定把她未来的重心放在烤饼干上面。饼干只需要在烤炉里烤十分钟就好了，一捆柴火可以烤四到五批。它们比面包容易烤熟，而且饼干是快餐食品很适合那些赶路的人。宋女士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的饼干生意，时年容熙刚刚离婚–她的婚姻，在容熙发现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之后，三个月就宣告结束了。容熙借了些钱，买了些废铁，让钢铁厂里失业的电焊工给加工成烤炉。烤炉大致上是方形，分成上下两部分，在底下一层烧煤，而上面一层用来烤饼干。她还做了个饼干架子。宋女士和容熙还来回穿梭于城里的各个市场，从其它卖饼干的小贩那里取经。当时很多妇女都在卖饼干，有段时间，宋女士还去给她们帮工，边看边学。她也从其它小贩那里买些样品尝尝，对比一下。找到她们喜欢的口味，然后试图复制其配方。她们的第一次尝试不尽如人意。第一批产品还不适合拿到市场去销售，即使是以北朝鲜的标准来看也是。为了不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宋女士和女儿把失败的产品都吃了。最后，她们发现要多放些糖和酵母。而且她在配方里还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样看上去真的很像是小甜饼–一种不是太甜且很容易消化的小零食。宋女士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饼干。市场竞争的很激烈，她的饼干必须保持新鲜。她没有手推车甚至连用来卖货的木箱子也没有，只好把饼干放在塑料盆里，然后在用一个带子把盆子像背小孩一样背在背上，到行人聚集的主干道去卖，那里的竞争者会少些。她徘徊于市场里和火车站前面的大广场上。由于背还没好，当疼的时候，她就会双腿交叉盘腿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由于在事故中受伤的背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她就对着来往的行人吆喝兜售，一如过去她负责人民班时，需要吆喝大家收集可循环利用的废品及给祖国收集粪便一样。喊声充满热情。“gwajasassayo。”这些话以朝鲜语一种单调的语调唱着。意思是“买饼干喽。”宋女士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人们都被她的热情感染着；如果有人想买饼干，他们就会到她那儿去买，虽然可能有多过数打的人在卖饼干。一天十四个小时下来，她口袋里大概会有一百朝元–都是些五毛钱的钞票，可能还会有几袋其它的东西，有时是红辣椒，有时是几袋煤球，都是用来和她换饼干的。赚的钱刚刚够她买自己的晚餐和下一批烤饼的原料而已。拖走两条沉重的腿回到家后，往往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了，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又要起来，一切都又要重复一遍。不同的是，她现在不再饿着肚子上床而已。数以千计的妇女做着同宋女士一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个体户。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或者店面；他们不敢设立售货亭之类苏联改革时期街头上司空见惯的那种摊档。关于商业，除了被灌输的，所有的私有经济都是唯利是图的之外，他们没什么概念。但是饥饿和绝望，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是当局宣传中所要求的永不涉及的禁区。在实践中，人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在易物交易中衡量物品价值的技能；体力好的年轻人，可以到深山中砍到柴火，而宋女士到不了那么远，就只能用她的饼干来交换柴火。如果你有梯子，你就可以从电线杆上收集到铜线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没有电然后用于换吃的。如果你有那些废弃工厂的钥匙，你就可以拆掉那些机器、窗户和地板以作他用。不论是烤盘还是小推车，都是个人手工制作的，工厂早就关门了。女人们把帆布剪成小块，把捡来废弃的橡胶融化，制成简陋的运动鞋。旧轮胎，木门，铁丝被用于制作那种往返于市场和家里的装货用的小推车。人们什么都是自学。一个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的矿工，找到一本关于东方医药的书，潜心研读后，瞭解了清津附近山上所能采到的草药及其功效。他成为和医生一样好的草药专家，而且由于身体好，他能到更偏僻的地区采到草药。医生，也不例外，有他们的赚钱之道。他们自己没有药，但是他们可以在医院或者在家进行简单的诊疗。油水最丰的就是堕胎，严格来讲在北朝鲜没有特别许可，堕胎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堕胎却是控制生育的一种通常做法。虽然饥饿降低了人们的**和繁殖力，但是仍然有妇女怀孕，家里不想要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养不起孩子。几年前，当玉熙带一个朋友去堕胎时，那时候花费大概是四百朝元，差不多相当于十七磅也就是八公斤大米的价格，但是近来价格低到甚至提一桶煤去就可以了。金医生没有受过做手术的训练。她靠她的笔生存，写医嘱说病人需要离岗休病假。旷工在北朝鲜可是要在拘留所被拘留三十天，即便是工作单位再也发不出工资。但是人们需要时间外出去找吃的和燃料。作为回报，他们会给金医生一些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吃的东西作为礼物。她厌恶写假的医嘱这违背了她入行时，对这个职业，对祖国的所有信约。美兰足智多谋的母亲又开始了另外一门困难时期非常红火的生意。通过大女儿的关系，她弄到开磨坊的许可。不像她的冰激凌和豆腐生意，没有电就做不成，磨坊用的是传统工艺，完全是人工运作。在煤矿为巷道做支撑的泰宇为磨坊做了一个木头的棚子。当安装棚顶的时候，邻居们都来帮忙，甚至恰好在家休假的俊相都来帮忙了。磨坊刚刚建成，四邻八乡的邻里们就带着玉米来磨坊了。对他们来说，直接买玉米要便宜的多，而且可以视需要决定将多少玉米磨成玉米面，包不包括玉米秆子，叶子，玉米芯子，玉米壳–甚至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混些锯末进去。而且只有磨成很细很细的粉末，这样的混合物才能被消化，所以磨坊是一门很重要的营生。如果你没什么可以卖的，你就卖了自己吧。虽然金日成早就取缔了妓生园朝鲜的妓院译者，卖淫却从来没有被消灭，只是在非常小心谨慎之下，由个人安排在普通人的住所里悄悄进行。饥荒不仅逼的妓女们走向大街，还产生了新的妓女类型–通常是已婚的年轻妇女，从事卖淫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买吃的。她们通常只要一袋面条或者几个红薯作为嫖资即可。她们一般聚集在清津主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在广场上，总有几百人长时间的等着火车，靠着这些人在广场上来回徘徊的掩护，她们也就变得无影无踪。找生意的女人们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来回穿梭于人群之中。她们的着装很邋遢低调，如果她们穿太短的裙子，太短太紧身的衬衣或者蓝色牛仔裤，或者佩戴首饰的话，马上就会被公众标准警察逮捕，所以妓女们就采用涂抹浓重的红色口红作为标记，并且用眼神挑逗过往的男人。玉熙住在丈夫所工作火车站的正对面。每当她看见这样的女人时，她总会很尴尬的低下头，尽量避免目光对视。然而有一个女人，却总是想方设法的同她进行目光交流，有时候还会对玉熙笑笑。她比其它人穿的要好一点，更自信，甚至可以说很职业。有一天，当离一出门的时候，玉熙发现那个女人就在她家门口几英尺之外的地方，看上去好像在等她。“听着，姐姐，”她很亲热的说着。“我兄弟刚刚到这里，我们有些事情想私下聊聊，你能借个房间给我们吗”此时，她朝在她后面来回踱步的一个男人点点头，他侧着脸。玉熙原来对这种皮肉生意感到有点恶心，但是当真的遇到时，她却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赚钱机会。她丈夫外出工作，孩子在学校上课。那个妓女用她一个房间一个小时付了五十朝元。后来她就经常会来，除了付租房的钱，有时候甚至还会给玉熙的孩子一些糖果。当然，这是非法的，但是回过头来说，现在也是司空见惯了。提供服务收取酬劳都是犯法–不管是卖淫还是修自行车。但是现在谁又在乎呢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在铤而走险。大多数的商品交易都在老的农贸市场上进行。即使在**的黄金时期，金日成也不得不默许某些市场的存在，但这只限于人们出售自己菜园里种植的副食品。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宋女士手头上如果有些余钱的话，就会常常去位于她公寓附近空地上的市场，买些鸡蛋，给孩子们当早餐补补营养。根据季节的不同，她还会买些在太阳下晒成的红辣椒干，咸鱼或者大白菜。人们还可以在市场买到二手的衣服，鞋子，和碗碟，在市场上交易全新的商品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些东西只能在国营商店里买卖。在一九九零年代，即使是在饥荒非常严重的清津，人们时时刻刻都被死神危险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市场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大白菜，萝卜，生菜，西红柿，洋葱和马铃薯都能在市场上买到。这些蔬菜都是来自分布于山村里的一些秘密菜园。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发现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在坡地上开荒，即使是在过去认为坡度太陡不适宜耕种的地方。所有的精力都被倾注到这些自留地里，一排排的蔬菜如同打字机的键盘整整齐齐的，豌豆和南瓜的蔓藤都爬上搭好的棚架，而集体农庄的作物就被随意的打理一下。市场上也突然有了白米，大量的白米，四十公斤装在粗麻布袋子里，外面印着罗马字母un联合国，wfo世界粮食计划署，eu欧盟还有联合国相互交叉的橄榄枝的标志，有些还有美国国旗，每个北朝鲜人都从宣传栏上认识了这些标志，不同的是，宣传栏上出现这些标志的时候通常都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为什么米袋子上会出现北朝鲜死敌的旗帜有人告诉宋女士这是北朝鲜军队从美国战争贩子那里俘获的战利品。有一天，宋女士看见一队卡车驶离港口，车上装着的都是这样的粗麻布袋子。虽然卡车都挂着民用车牌，但是宋女士清楚它们都是军用卡车–因为没有其它人会有汽油–她后来估摸着这是人道主义救援，军队有人把这些物资拿到市场上牟利。不管它来自那里，清津人看到这些大米都非常高兴，大米在公共配给系统中已经消失很多年了。每次去市场，宋女士总会见到很多让她吃惊的东西。桃子，葡萄，香蕉。她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见到香蕉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也许是二十年前，长博买了些给孩子吃。有一天，她还看到橙子，真正的橙子宋女士从来没尝过橙子–她只从图片上看到过。还有一天，她看见一种带着斑点的黄棕色水果，顶上还带有绿色的刺。“这是什么东西”她问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告诉她那是菠萝。还是第一次，市场的家庭日用品是如此廉价，即使是北朝鲜人也买得起了。邓小平开始于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渗透进了北朝鲜。市场上充斥着从中国来的信纸，钢笔和铅笔，沐浴露，洗发水，指甲钳，剃须刀，电池，打火机，雨伞，玩具车，袜子。长久以来，北朝鲜坚持什么都要自产，使得这些稀松平常的东西都变得珍贵无比。着装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外面世界的色彩也慢慢侵入了。粉红，黄，橘红，青绿–衣服的色彩也同市场上的热带水果一样多姿多彩了，面料也比北朝鲜自制的更柔软，更闪亮。偶尔，在市场上你还能见到去掉了商标，质量更好的衣服。商贩偷偷的说这些衣服是来自arehdongae，意思是“南边的村子，”意指南韩。人们都愿意付更多的钱去买产自敌国的衣服。每次宋女士去市场，都觉得它变得一天比一天大。现在那里不再是老年妇女蹲在泥地上铺着防水布的那个市场了；现在是数百计商贩的箱式或手推车式摊位的市场。商贩们买来桌子、柜台和大阳伞以免他们的商品被太阳直射。清津最大的市场发起于水南河suna近的工业废弃地，从那里经港口很快就可以到市中心。在荒凉的化纤厂旧址后面，水南市场最后成为北朝鲜最大的市场。它的形式同亚洲其它地方的市场没什么区别–几条走道是卖食品的，其它的有卖五金，锅碗瓢盆，化妆品，鞋类，服装。直到二零零二年，金正日才勉强将市场合法化。然而清津当局早几年就非正式的认可了市场的存在，并加以管理。市场管理部门对入场的摊贩每天收取七十朝元的租金–相当于一公斤大米的价格。付不起租金的摊贩就在市场大门处支起摊位，所以市场延伸的更远，一直快到河堤边的陡坡。宋女士的饼干生意从不曾到可以单独租用摊位的程度。她也不想付租金。但是她确实成为小贩组织的一员，在松片市场songpyeon的边缘做生意，这个市场位于港口的西侧，在那里一旦赚到一点钱，她就要换个地方。市场像个磁铁，吸引着各式各样的营生。在水南市场外，沿着歪歪扭扭的一排蜀葵后是一条刷着白灰的墙，前面排着一排木制推车。他们的主人通常就在车上睡觉，等着需要拉货的雇主。清津没有出租车，甚至连中国那种人力车，三轮车都没有。北朝鲜当局认为那些东西有失体面，但是人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搬运工填补这个空缺。理发师是由政府的便利局训练出来的，而这个机构应该提供人们需要的各项服务，此时也在市场设立了流动的理发服务点。他们要的只是一把剪子，一块镜子就可以开张了。他们一般在靠近食品市场的地方工作，因此也常常以为剪下来的碎头发飘到吃的上面而同其它商贩吵架。理发师要动作很快，一只眼睛要确保剪刀不把耳朵剪破，另外一只眼睛要小心警察，如果被抓住从事私人生意，他们所有的工具都会被没收。即便如此，这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即便饥肠辘辘，妇女们仍会用最后一块钱去烫发。在沿着铁道的市场上，人们用砖块支起一块木板，小桶反过来当凳子，设立了移动的饮食摊点。顾客也吃的很快，他们用勺子快速的扒着小金属碗里盛的汤或者面条。用来加热食物的圆柱状金属炉子不会比油漆桶大，采用传统的方式，摇扇子生火。女人们背上背着孩子、蹲着生火的情景也不少见。商贩绝大部分都是妇女。按朝鲜人的传统，商人的地位很低，所以一般也就是女人去做。即便在一九九零年代，市场有很大发展后仍然如此。男人们要待在工作单位，而工作单位是北朝鲜人生活的中心，一切都要围绕着它，但是妇女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她们可以找借口逃脱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清津逃出来的脱北者朱成夏，现在在汉城当了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正日为了减缓饥荒带来的压力，不得不默许妇女从事私人经济活动。“如果不准阿玛们已婚妇女去工作，可能会激起民变，”他说。结果就是，新经济体内，女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男人受困于拿不到工资的工作单位；妇女们则在赚钱。“男人还不如一条看家狗有用，”有些阿玛们私下这样抱怨。虽然女人们更高的收入改变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家长制文化，但是她们也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从外表看来，清津并没有什么变化。空空荡荡的柏油路傍，树立着一样的，灰色外墙的斯大林式样的办公楼。路边仍然点缀着褪了色的，颂扬金正日和劳动党的红色宣传栏。确实，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九七零年代的世界。但宋女士很清楚。她生活在一个浑沌的糟糕世界里。这里，黑白颠倒，好坏不分。妇女比男人有钱。市场上满是食物，数量之多，是大多数北朝鲜人一辈子没有见到过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大量饿死。劳动党员也被饿死；而那些从不在乎祖国的人却大把的赚着钱。“donbulra，”宋女士低声的咒骂着。金钱的奴隶。在过去，她觉得很心安理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一样的穷。现在，她看见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早十年，穿皮鞋、穿新衣服的人会被视为经济罪犯。有些人即使努力工作仍然改变不了挨饿的境地。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在黑市，大米的价格在一九九八年底飙升到两百朝元一公斤。即使工资恢复了，一个普通的办公室人员或者一个教师的月工资，还买不起一家人两、三天所需的食物。孩子们跪在地上四处搜寻，捡拾那些从麻布袋里散落在地上的米粒或者玉米粒。她认识一个男孩，成哲，九岁。他常常和父亲一起来市场，他父亲很粗鲁，因为卖梨子，其它商贩都叫他“梨子大叔”。但是梨子生意不好，梨子大叔很难靠此养活全家。“你为什么不像其它男孩一样，去弄点吃的”梨子大叔有一天在市场上这样告诉他的儿子。成哲是个很听话的孩子。他走到一个男人们喝酒吃蟹的摊挡傍边。就在他父亲摊点的侧面，突然他喊肚子疼。他吃了些丢在地上的一些煮过的鱼内脏。在梨子大叔能用仅有的一点钱送他去医院看医生之前，他就死于急性食物中毒。几乎没有一天，宋女士不是在死亡在线挣扎。虽然自己与自己家庭经历了这么多，她还是不能习惯于这种持续不断的死亡。有一天，从市场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去了下火车站，希望能卖掉剩下的饼干。工人们正在清扫站前广场。许多人拉着一架沉重的木拖车走过。宋女士好奇的想看了看他们拖得什么东西。里面堆满了尸体，差不多有六具，都是前一天晚上火车站死掉的人。一些瘦骨嶙峋的肢体伸在车外，一个头颅垂了下来，在地上拖着。宋女士睁大了眼睛；那是个四十来岁男人的头颅。他的眼睛依稀还在眨巴着，还没完全死去，但是也差不多可以用车拖走了。宋女士禁不住的想起自己死去的亲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而且她还能给他们体面的葬礼，想到这点她感到欣慰无比。第十一章流浪的燕子北朝鲜市场上的男孩由于经常去清津火车站，宋女士总会与一个小男孩不期而遇，他总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靛蓝色的工装，衣服很大下摆都盖过他的膝盖了。乱糟糟的头发里长满虱子，脚上裹着聚乙烯塑料袋而不是鞋子，看不出来又大多年纪，大概十四吧，个子却和一个美国八岁的孩子差不多。如果有没卖完的饼干，宋女士就会给他一些。不然，她就会从他身边走过，也不会专门去注意他。这个孩子和其它数以百计的其它在火车站流浪的孩子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北朝鲜人叫他们kochebi，“流浪的燕子”–这些孩子不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就是父母外出找吃的，把他们落下的。他们必须要自己照顾自己，也总是一群一群的像鸽子一样，在火车站附近到处翻找可以吃的东西。在这个国家，他们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之前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者。金赫虽然个子小小，但是他很健壮也很狡猾。如果你在火车站买一点小吃，还没等送到你嘴里，他就会从你手上一把抢过来，一口就吞掉了。商贩们一般都用布把装吃的的桶子扎的紧紧的，防止小偷小摸，但是就在罩布揭开的那一刹那，他就可以撞倒桶子，然后从地上捡起吃的就跑。这些小伎俩都是在更小的时候由于缺乏食物给逼出来的。如果不是靠着这些，他可能早就饿死了。金赫是怎样沦落到无家可归、在火车站流浪的历程，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说明的北朝鲜核心阶层的每况愈下。金赫曾是个有些特权的孩子，一九八二年他生于一个坚定的**者家庭。他的父亲在一个旨在对南韩进行渗透的军队精英部门工作。他后来被吸收加入劳动党，在军队运作的、出口鱼类和松茸以换取外汇的商社工作。金赫的家在水南区靠近他母亲工作的清津化纤厂。金赫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厂子里的日间看护中心同其它在职妈妈的孩子们待在一起。三岁时，母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后，之后金赫的生活开始陷入混乱。对于母亲，他只非常迷糊的记得她的脸–他所能回忆起最早关于母亲的记忆就是葬礼上焚香的味道。金赫的父亲很快又再婚了。金赫和大他三岁的哥哥，金哲，经常因为吃的和继母起冲突。这两个男孩非常调皮，还很野而且永远饿着。他们相信继母总是给自己的女儿，他们同父异母的妹妹更多吃的。他们就去厨房偷玉米芯，拿到市场去换煮好的面条吃。后来继母把吃的都锁了起来，他们就把她的毯子偷走拿去换吃的。金赫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偷东西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从一个商贩的推车里拿了一个红豆馅的糯米饼，然后跑掉了。他的小腿抡的比小贩快，因此就让他这样得逞了。但是祸根是，这个糯米饼又甜又香太好吃了，以至于他跑回去想拿第二个。金赫的父亲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金赫垂头丧气，泪如泉涌。回到家，父亲用皮带好好教训了他一顿，在他腿上留下一道道红印。“我的孩子没人会当贼，”他父亲怒斥道。“宁可饿死也比偷好。”金赫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仍然继续的偷，每次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找吃的。就在清津的南边，镜城县内，有几个煤矿。煤矿再往南就是果园。金赫和他的朋友经常扒在公交车后去那里。在一九九零年代，他几乎隔三差五就去一次。当梨子摘完了，他们就偷玉米。有一次他们被抓住，由于年纪太小，警卫只是警告了下就放他走了。金赫丝毫不为自己的偷窃行为感到羞耻。即使在金日成逝世的哀悼期，连那些为了让人们到铜像前寄托他们的哀思而准备的米糕，他都偷。金赫的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暴怒，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以至于金赫的继母带着妹妹回了自己的娘家。此时，金赫的父亲换了工作，他当上了一家精神病看护中心的党委书记。他把儿子们安置在原来护工住的房间里。金赫很喜欢住在看护中心同病人聊天的日子。那些病人同他一样孤独，因此他们把和金赫当成大人一样和他聊天，而不是把他看成个孩子。但是看护中心食物也很短缺。虽然父亲是看护中心的党委书记，一把手，比其它的人更有权力，但是他也没有额外的食物配给。他能做的就是利用关系，把儿子们送进孤儿院。同许多其它的**国家一样，北朝鲜的孤儿院里不只有孤儿，还有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像是全日制学校，孤儿院提供教育住宿，和膳食。能被孤儿院接收，这可是一种特权。donsong第二十四孤儿院位于稳城郡，是咸镜北道最北部的一个郡，靠近中国边界。父亲带着他们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坐火车到了那里，这样他们可以赶上新学年的开始。金赫十一岁，进入小学的最后一个年级；他哥哥十四岁 ，进入初中学习。去一趟路上要花六个小时，车上人满为患，父子们找不到座位，也一路无话。“你们俩是兄弟。以后要相互照顾。不要让别人欺负你，”他们的父亲在签完放弃监护权，由孤儿院负责看护的文件后，这样对他们说。当父亲往回走的时候，金赫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已经老成什么样子了。曾经高大、英俊的父亲，现在一脸憔悴，背也驼了，头发满是丝丝白发。起初，孤儿院的餐厅还能勉强控制住男孩们的饥肠。当时还是秋天，收获的季节，食物很充足。男孩们很高兴每天都能有一碗米饭。即使米饭里混着玉米，大麦还有其它一些便宜的粗粮，但是这可是他们这么多年来吃的最好的东西。到了春天，他们发现孤儿院里满是树木的院子里种着杏子。他们爬上树，摘杏子吃。可是在冬天，他们的食物配给被削减，孩子们只能吃到一碗只飘着几根玉米面条的咸汤。在一九九六年的头三个月，孤儿院死了二十七个孩子。金赫和他的哥哥开始旷课，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他们发现那里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金赫遇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大年纪的男孩，这个男孩的父母双亡，他和一个六岁的妹妹住在一起。邻居们定期会来给他们一碗粥，但也仅此而已，孩子们要自己照顾自己。金赫和哥哥还有他们新交的朋友一起到处找吃的。金赫是爬树的好手，长长的手，非常有力，补偿了他那又短又粗的腿。他可以轻而易举的爬上松树，用锋利的小刀，削去外层粗糙的树皮，得到内层的嫩皮。内层嫩皮是黄色的，很有嚼劲，有点甜，有时候他还抱着树的时候就会迫不及待的开始吃了。其它人也想学他，但是金赫总能爬到更高的地方，那里的树皮没人碰过。“你真像个小猴子，”他的朋友总是钦佩的说。金赫又成为猎人。他猎杀老鼠，耗子，青蛙和蝌蚪。当青蛙消失了，他就抓蚱蜢和知了。在清津还很小的时候，他曾经看过朋友在水南河边抓知了吃，但是他总觉得很恶心。现在他没什么挑剔的了。他用网兜和一些东西做个了逮松鼠的机关，里面用线挂一个玉米粒作为诱饵。他们把抓到的小鸟拔毛后，用火烤着吃。他还试图用篮子和绳子来抓鸽子，但是发现鸽子非常聪明不上当。狗却没那么聪明。金赫发现一只走散的狗，很小，很友好的摇着尾巴跟着他进到朋友的院子。金赫突然关上后面的门。他和朋友一起抓住它，把它塞到装满水的桶子里，盖上盖子。溺水的小狗挣扎了整整十分钟才咽气。他们把它剥了皮，烤着吃了。狗肉是朝鲜人的一种传统饮食，但是金赫很喜欢动物，事后觉得很内疚，暗下决心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了其实到一九九六年中期，狗都已经很少了。金赫继续偷。他和他哥哥翻墙，挖出人们埋在私人院子里的泡菜坛子。之后用手掏出泡菜直接往嘴里送。金赫始终记得他父亲的话：“宁可饿死也比偷好。”有时候，金赫想象再碰到类似情况，他会反驳，“如果饿死了，没人会当你是英雄。”现在，金赫很想家，他想父亲还有哥哥金哲。当十六岁的时候，达到法定成人年纪后，哥哥离开了孤儿院。金赫总是依赖哥哥当自己的保镖，在童年里那些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时光里，哥哥总是保护着他。金哲继承了父亲的大个子。现在哥哥离开了，金赫总是挨打。有一天，他在外面砍柴火时，遇到一伙来自稳城的男孩也在找柴火。城里的孩子经常找孤儿院孩子的茬，他们指责正当的孤儿院的孩子偷了他们的食物。起初，金赫以为有人朝他泼了一桶水。后来，他意识到他的脚被血浸湿了。对方用斧子在他大腿上砍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当伤口一好，他决定混上火车回清津。当金赫回到清津时，他几乎都不认识自己的家乡了。清津看上去就像一个死城。所有的东西是是荒芜的，破烂的，阴郁的。商店关门歇业。火车站附近也没有公交车。他就沿着平行于海岸线的第一大街走回了家。当他穿过水南河的时候，他清楚的看到沿着海边一排的烟囱之中，没有一个冒烟。过了桥，他转向通往母亲曾经工作的那间化纤厂的大路。化工厂的大门挂着锁，里面的房子看着让人伤心。窃贼洗劫了厂里所有的机器。天慢慢黑了，当金赫到了自己家那一带时，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没有月光的旷野之中。儿时家附近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不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变换了位置，就是躲在阴影之下。最后，金赫还是找到了自己家的那幢楼。推开没上锁的前门，他走进了黑乎乎的楼梯间，摸索着拾级而上，一层楼、一层楼的数着。楼里是如此之安静，好像整栋楼被废弃了一样，仅仅有孩子的啼哭声，而且越往上爬，哭声就越大。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他家在第八层，从顶层向下第二层。当他走到楼上，他看见门缝下透出一缕灯光也许是煤油灯–此时，他满心希望。他敲敲门。一个年轻、漂亮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的妇女开了门。她请金赫进了门，解释到她和丈夫差不多一年前从金赫父亲的手上买了这间公寓。他没有留下任何地址，但是他留有口信：“如果我的儿子们回家了，告诉他们到火车站来找我。”清津火车站。只有当人们一无所有，无处可去之后才会去的容身之所。那里和完全放弃，躺在路边不同。火车的来来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让人们对生留有一丝的希望。它让人们幻想进站的火车会带来些吃的，或者火车能带他们去好些的地方，而且他们能搭上车。清津在北朝鲜铁路网是个重要的大站沿着海岸延伸的南北线与通往中国边境向西的铁路线在这里交汇。人们争相涌向清津，期待能找到些吃的，因为其它的城市–咸兴，吉州，金策–那里的情况更糟糕。人们不停的迁徙流动。他们还没有放弃生的希望。火车站是个非常巨大的、用大理石装饰的、有着一排又高又窄窗户的两层楼建筑。屋顶上有一副巨大的金日成画像，画像的尺寸同建筑物成适当的比例。画像下面是一个石面的钟，偶尔它能报准时间。车站里，空气弥漫着火车排出的废气和香烟的烟雾。人们坐在自己的腿上，空等着。如果他们太虚弱，就会席地躺在候车室或者昏暗走廊的地板上。金赫在人群中徘徊着，寻找四肢细长，走路姿势像父亲一般的人。他弯着腰，凑近了仔细看每个人的脸，希望能找到熟悉的目光。他之前的邻居很多人现在都污秽不堪的挤在火车站，但是没人知道关于他父亲和哥哥的消息。由于无处可去，金赫发现一个凹槽，那里原本是用于容纳一扇厚重铁门的。他吸了一口气，爬进凹槽处，蜷缩在里面，然后在里面美美的睡了一觉。早上，他找到个有水的水龙头，所以好好的洗了把脸，但是头上的虱子却怎么也清理不干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鲜沦落成无家可归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因为，毕竟，这个国家花费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自己国民的体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地址，工作单位，这一切都和食品配给相挂钩–如果你离开家，你就没有吃的。人们没有旅行证都不敢去邻县去看望亲戚。即使夜里突然到访的客人都要去人民班登记，而人民班要把来访者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旅行证号，来访目的等信息一一上报给警察。警察会定期的在半夜里进行突击检查，确保没有人有未经批准的访客。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带着“公民证”一本十二页护照大小的本子，里面记载持有人的全面信息。那是按照苏联旧式身份证的模式制作的。在饥荒中，所有都改变了。没有食物配给，没有理由再待在固定的地址了。如果坐在家就意味着会被饿死，那当局的任何恫吓都不足以把人留在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北朝鲜人开始在自己的国家无所顾忌的到处游荡。在无家可归者之中，有异常大的比例是孩子或青少年。有些孩子的父母是外出找活干或者找吃的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看似非常奇怪的解释。面对这食物短缺，很多北朝鲜家庭采取了非常残酷的分配方式–他们放弃自己的食物，通常是年长的祖父母，以确保年轻一代得以存活。在这个战略下，就产生了异乎寻常多的孤儿，因为孩子们往往是整个家庭被毁灭后最后剩下来的。朝鲜语kochebi，意为流浪的燕子，站在火车站外的人群之中。就像金赫一样，他们都穿着成人尺寸的靛青色工作服，衣服看上去好像就是挂在他们身体上一样。由于工厂关门，现在工装有剩，当局有时候就把工装挂在外面，供人们免费取用。他们称之为“社会配备。”很少的孩子有鞋。如果有，他们马上就会用它换吃的，然后找几个塑料袋套在脚上。因此他们大多都有冻疮。在食品短缺的第一年，火车站的孩子靠乞讨维生，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大，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有多余的吃的可以施设。“自己吃饱了才有余粮做慈善，”北朝鲜人都这么说；当你自己的孩子都在挨饿，你不可能去可怜其它孩子。当讨不到吃的时，孩子们就在地上捡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如果找不到食物，他们也会捡烟头，用废纸把剩余的烟丝卷起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吸烟以缓解他们的饥饿。金赫有时候会加入一些孩子组成的流氓团体，一起偷东西。清津一直因其街头流氓而颇有污名，但是他们这样做也是在非常时期时，不得已而为之。也很自然的，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大些的孩子，跑得更快些，也更强壮些；另一类是小些的孩子，这样他们被抓后不至于挨打或者被捕。大些的孩子通常会去冲撞饮食摊点，把所有的东西打翻在地。当愤怒的摊主去追他们的时候，小些的孩子就去铲取地上的食物。另外一个伎俩就是找到开的很慢的运送谷物的火车或卡车，用很尖的杆子捅破货物的袋子。无论漏出来什么，对每个孩子都是公平的。最后，铁路公司雇佣武装押运，而且执行射杀命令以杜绝此类盗窃。他们的生活充满危险。孩子们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睡觉，时时刻刻担心有人或者是另外流氓团伙会偷走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他们之间还流传着恐怖的故事说有专门拐骗孩子的大人。他们拐骗孩子不是为了性，而是要吃他们。金赫听说有人会给孩子下药，然后杀害他们，吃他们的肉。火车站后，靠近铁道有一些用小炉子卖汤和面条的小贩，有人说肉汤里翻滚的灰色的肉就是人肉。不管是不是市井传言，吃人的说法传遍整个市场。宋女士是从和一个阿玛闲聊中听到这个故事的。“不要买任何来历不明的肉，”她偷偷警告她。这个妇女声称她知道谁吃过人肉，据称味道还很好。“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祈祷那是猪肉或牛肉吧，”她的这些话把宋女士吓坏了。故事越传越玄乎。还有人说，一个父亲饿的精神错乱后，把自己的孩子给吃了。一个市场上的妇女据说因为卖人骨头熬成的汤而被捕。从我对脱北者的采访得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而且至少有两起–一起发生在清津，一起发生在新义州，两起案件中，罪犯都被逮捕并且因为食人而被处决。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曾大规模发生，或者达到中国发生于一九五八年六二年，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所记载的程度。即使没有吃人现象或者其它捕食者，孩子们在街头还是活不了多久。年纪小的很难活过几个月。宋女士的大女儿，玉熙，住在火车站对面公寓楼的二楼，已经习惯每天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些孩子们。“这些小的可能熬不到明天早上，”玉熙会这样告诉自己，之所以这么想，部分原因是为自己做出经过这些孩子而不施以援手的决定做自我安慰式的辩护。大部分我采访的清津人都提到了，在火车站和火车上散落着大量的尸体。一个工厂女工告诉我，她曾经有一次坐火车从吉州到清津，她所在的车厢里有个人就这么坐着、坐着就死了。那个人是个退伍的军官，僵硬的手指还抓着他劳动党的党员证。她说坐在旁边的人对他的死一个个都是无动于衷。她猜火车到了清津之后，尸体就被拉走了。在火车站，清洁人员会定期巡视周围的公共区域，把尸体用木手推车拉走。他们会先在候车室里转转，然后再去站前广场，然后算一算地上躺着的从昨天开始就没有挪窝的人的数量。金赫说有时候他们一天要从火车站抬走多达三十具的尸体。要确认他们的身份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有身份文件，这些文件早就随好些的衣服、鞋子被偷掉了。由于这些人的家人可能已经死了或走了，这些尸体就被集体掩埋了。在儒家社会，这样处理对死者是非常不敬的，儒家思想认为祖先的坟墓所在地对子孙后代的兴旺发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靠近中国边境的这样的坟墓被南韩一个叫诤友的佛教组织所见证。安德鲁纳塔索斯–一个美国援助官员也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坟茔。他看见很多尸体用白色塑料纸包裹，放进墓地旁挖的一个大坑里面。之后，工人再在大坑旁，低头默哀。金赫相信他父亲就被埋在这样的坟茔里面。一年后他碰到个熟人，他告诉金赫，父亲在一九九四年的冬天待在火车站，到了一九九五年，他被送进了医院。这个自傲的人，发誓从不偷窃的人，可能是第一个被饿死的人。一旦放弃找到父亲的希望，金赫就没什么理由继续待在清津了。他又溜上了车。这对金赫来说很容易。在年久失修的铁轨上，火车开的很慢，而且频繁的临时停车。金赫只要跟着车跑一段距离，之后一把抓住车厢之间的把手，就用他猴子一般的手臂把自己提了上去。车厢里非常拥挤，以至于乘警无法通过走道去检查乘客的旅行证件和车票。金赫不喜欢封闭的空间，所以他爬到了车顶。车厢的顶部略带弧形，有点像面包。他在中间找了个稍平一点的地方，这样他可以平躺下来，以避开头顶上的电线。用他随时的包做枕头，他就这样一趟就是好几个小时，身体随着车厢晃动，眼睛看着头顶上飘着的白云。一开始，金赫只是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他回到镜城，小时候他曾经在那摘梨，偷玉米。但是现在想偷更难了–农场有武装巡逻–所以金赫只有去更远的地方。他回到了位于稳城的孤儿院。现在稳城看上去不会比清津好。他记忆里孤儿院里茂密的树林，现在也被砍的差不多了。他知道离孤儿院仅仅几英里之外，从宿舍的窗户就可以看见的山脊的另外一边是一条细长如灰带一般的河–图们江–一眼望不到头。河的另外一边，那里树木仍然郁郁葱葱，玉米地也没有用枪守卫。那个地方叫中国。中朝两国边境沿着两条河延绵八百五十英里，这两条河都发源于朝鲜称为白头山，中国称为长白山的休眠火山。向南流的鸭绿江是著名的一条江，在朝鲜战争中，中**队从此把美**队逼了回去。中朝之间很多的官方贸易就是跨过这条江，大部分是在鸭绿江位于黄海的河口处进行的。相对于鸭绿江，图们江就仅仅比小溪宽一些，很浅，水流很缓。图们江向北流去，蜿蜒扭曲，勾勒出北朝鲜的东北边境，在海参崴海参崴的西南入海。图们江很窄，窄到即使在雨季，丰水时期，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游过去。孤儿院的孩子们不允许在图们江附近玩耍。整个边境区域都是封闭的军事禁区。如果他们在图们江的支流里游泳时，太靠近边界的话，就会有边防警察把他们赶走。沙质的河岸很缓，岸边也没有什么长的够高可以提供掩护的东西。但是从稳城往南走一个或者两个小时，就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的河岸长有很高野草。边境守卫也离的很远，一个人很容易从这里溜过去。一般，一个边境哨位有两个人，一个人看守，一个人睡觉。但是凌晨一点一过，通常两个人都会睡着。金赫第一次跨过图们江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晚些时候。那是一个枯水期，江水的水位很低，江两岸沙质的河岸就象指尖一样几乎可以碰到一起。但是江水很冷，当金赫踏进去时，那刺骨的寒冷如同给他一记重击。虽然水深仅及他的胸膛，但是暗流不断的冲击着他的脚底。他不断的被推向下游，最终当跨过江之后，他发现自己走了一个斜线。最终当他艰难的爬上对岸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衣服冻得就像一件盔甲。金赫之前对中国毫无兴趣，对于中国，他认为那是一个和他自己的国家一样贫穷的**国家。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中国和北朝鲜没什么区别，但是当他从河岸继续往内陆走的时候，他发现延绵数英里的已经收割过的玉米地。在一个红砖小房子里，囤有一个食槽，脱壳的玉米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房子前面的棚架上满是南瓜和豌豆。他逛到了一个小镇上。这里比他想象的繁荣的多，有出租车，摩托车，还有人力车。商店的标牌用的是中文和朝鲜文。他很高兴的了解到，这里的很多居民虽然是中国公民，但是他们都是朝鲜族，说和自己一样的语言。他们很快就认出他是北朝鲜来的，不仅仅是因为他衣衫褴褛。十五岁了，他的身高才四英尺七英寸，因此相对于身体，他的脑袋就很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当孩子营养不好的时候，他们的脑袋会发育成正常大小，但是身体就会矮小的多。在一个市场，金赫预见一个卖碟子，首饰和小摆件的人。他问金赫能不能从北朝鲜弄些熨斗过来–那种用炭加热的老式熨斗。在北朝鲜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熨斗，但是人们很少用它–特别是当衣服面料变成化纤的之后。金赫可以以几乎白给的价格在北朝鲜收到这样的熨斗，然后在中国以差不多每个十美元的价格卖掉。这可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的、这么多的钱。带着赚到的钱，他可以回北朝鲜买更多的东西带来中国卖。瓷器，首饰，字画，玉石。他还专门买了一个podegi，北朝鲜妇女传统的用来背孩子的布。用这块布，他把收购的东西背在背上，这样他可以带比用背包更多的东西。金赫开始周期性的跨越国界。他仔细研究过边境的哨位，哪些地方的警卫心不在焉，懒惰，或者可以收买。他还发现跳进江里之前最好把衣服脱掉。他开始变得在将衣服和买的货顶在头上过江时，仍然能很熟练的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他不再偷东西。如果他想吃碗面，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一碗。他还买了裤子，一件t恤，一件蓝大衣，还有一双运动鞋，这样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难民了。他试想着就这样继续下去，掌握自己的生活。私下收购物品，并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售卖是违法的，没有旅行证件跨越国境更是罪加一等。在十六岁的时候，法律上金赫成年了，从现在起，任何不当行为就会被严肃处理了。第十二章人人自危北朝鲜警卫立正列队，平壤正如因纽特人有着丰 富的词汇描述冰雪，北朝鲜人有着大量的字眼形容罪犯。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微小的过错–例如翘班–就会被送去jibkyulso，拘留所由基层警察单位人民安全署运作的拘留中心或者被关进rodongdanryeondae，劳动锻炼队劳动营，在哪里会被判处一、两个月的重体力劳动，例如铺路。最臭名昭著的监狱是kwanliso管理所字面意义是”控制及管理所。”事实上，就是劳动营殖民地，在这个国家最北的大山里，延绵数英里。卫星图像显示，这里大约关押这二十万人。仿造苏联的古拉格苏联时期的劳动营译者，金日成刚刚掌权就建造了这个集中营，将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投入这里，包括政治上的竞争者，地主或通敌日本的朝奸后代，基督教传教士。在那里，有的人因阅读外国报纸，有的人因酒后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而被抓。“侮辱当局领导人”是被称为“颠覆国家”的最严重的罪行。宋女士工厂的一个女工，因为在日记里写了些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而被带走。我认识的北朝鲜人，他们常常会私下里议论，他们认识的或者听说的人，突然半夜里消失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旦被送进管理所，就是终身监禁。孩子，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通常会被一起带走，以铲除三代以内的所谓“不洁之血”。由于不是血亲，配偶通常会被放过，被强制离婚。管理所之内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没人知晓，几乎没人能活着逃出那里，讲述他们的遭遇。另外一种类型的劳动营称为kyohwaso教化所，字面意思是“管教中心，”反映设立这个机构的初衷是改造那些叛逆、顽劣之徒。这是针对那些非政治犯罪，例如非法越境，走私，或者仅仅是做私人买卖的人而设立的。这些劳动营不如那些关押政治犯罪的劳动营那么可怕，因为理论上说，这些罪犯可以刑满释放–前提是他或她能想方设法活下来。金赫在十六岁生日过后不久就被捕了。当时，他待在稳城一个朋友的家里，朋友家离孤儿院不远，是他认识的人里面家离孤儿院最近的，也是一旦他累的不行之后的去处。当时他刚刚从中国返回–由于频繁的往来中国，结果就是，他被警方盯上了。当时，金赫在等着八月里白天的热浪消下去，这样他可以出去砍些柴。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他从屋子走到后院。他看见一个人，然后又有一个，看着自己。他看到他们，就注意到这些人虽然都没有穿制服，但是他们的目光让他强烈的感觉到，这些人是来找自己的。他拿起斧子，慢慢的转到房子前面，想着翻过院墙赶紧跑。但是在房前他看到更多的人。可能一共有八个。所以他只好站住，镇定的开始劈柴，期待用劈柴时木片的四处飞溅来驱赶自己内心的恐惧，稳定下自己狂跳的心脏。便衣警察把金赫押到了稳城郡市中心一栋楼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来自bowibu保卫部，调查政治犯罪的国家安全局。事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在中国的时候，金赫曾经给几个想潜入北朝鲜的中国商人画了一张地图。在北朝鲜这几乎等于叛国，按北朝鲜刑法五十二条，叛国罪的规定：“任何共和国公民，潜入外国或敌国，包括在外国大使馆寻去庇护或协助敌对国家公民及机构，提供诸如向导，通译的服务或提供道义、物质上的帮助应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