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加拿大人在一战期间都有自己的悲情故事。战争破坏了加拿大成千上万的幸福家庭，悲伤、恐惧和仇恨情绪空前高涨。除了给个人带来的这些不幸之外，更大范围的全国性悲剧也接连上演。渥太华议会大厦的火灾把战争的破坏深扎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哈利法克斯发生的爆炸，从另一方面让加拿大人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惧，魁北克大桥的坍塌和西班牙流感，这两件标志性的人祸和天灾，加重了人们的厌战情绪。 在1916年2月3日的一个晚上，渥太华国会山庄这座精美的歌德复兴式建筑，被神秘的大火吞噬。猛烈的火焰迅速蔓延至中央塔柱，仅仅在子夜时分整个建筑便轰然倒塌。多亏是夜晚失火，大多数人及时逃了出来，不过仍然有七人在这次火灾中丧生。感谢上天的垂怜，议会大厦图书馆和里面价值连城的收藏由于有一道厚重的铁门阻隔而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出于公众舆论对德国阴谋的恐惧，当时很多报纸立马报道，这次大火是德国为了搞蓄意破坏而精心策划的行动。多伦多《全球报》报道，虽然官方所定的调子是因烟头导致的意外失火，但渥太华非官方的小道消息，包括很多议会议员认为，正是德国佬犯下了这一滔天罪行。 议会大厦焚毁以后，曾经的维克多利亚纪念馆（现在已经改为加拿大自然博物馆）被临时用为举办议会的场所。1916年9月1日，加拿大总督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为新的议会中心奠基，成为这位总督到前线指挥打仗前为加拿大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 就在加拿大政府刚刚消除了渥太华议会大厦遭焚的阴影半年之后，9月11日魁北克大桥突然坍塌，一股恐惧感象暴风骤雨一样袭遍了魁北克城。当时的魁北克大桥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产物，九年前就已经垮塌过一次，酿成了85名工作人员丧生的惨剧，为此自治领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进行了调查，所有加拿大工程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都收到了一枚“工程师之戒”的铁环（Iron Ring），以这起事件作为警钟，提醒工程师们要牢记工程建筑的合理设计和所要担负的责任。 第二次坍塌发生在重建大桥的最后阶段。当时，横跨大江的主体钢结构正在就位，几名摄影师无不专心致志地想扑捉这一历史瞬间。不料，摄影师拍摄到的是桥体中间一段掉入圣劳伦斯河的震惊画面，11人卷入洪流而亡。 德国蓄意搞破坏的报道几乎同时见诸报端。感情就算意识形态一致，只要涉及国家利益，西方媒体捕风捉影的特征早已尽显无疑，这就是西方思维与东方文化的区别，言论自由与儒家思想差别太大。不要天真地向人家讨回公道，而需要的是身正不怕影斜的底气。就像在人家的大炮底下签条约，不丧权辱国才怪呢，只有把自己更加强大的武器架起来才是正道。 真相很快查明，这此杯具事件纯属又一次的设计失误。多灾多难的魁北克大桥最后于1917年竣工，算是建筑商合该倒霉，本来战争时期钢材紧缺，几次架桥失败把最后一次用料的规格和要求提升到贵比黄金的高度。此后，凡是要通过大桥的人，都需取得专门的通行证。武装保安人员及后来的自治领警察都要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昼夜保护着大桥，直至第一次大战结束。 然而，一连串的恐怖事件自西向东依次出现。1917年12月，新思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港发生了剧烈爆炸，恐怖袭击和一战死伤的凝云顿时笼罩在加拿大的家门口。这次爆炸，据说是原子弹发明以前，人为爆炸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乎毁坏了哈利法克斯港周围 2 平方公里范围的建筑，甚至在爱德华王子岛都有人听到了这次爆炸声。 哈利法克斯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加拿大的海上神经枢纽。战争前线所需的军队运输、建造舰船、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地进出这个港口。12月6日凌晨，一艘为比利时服役的挪威船只伊莫号（Imo）和一艘法国军火船“白山号”（Mont Blanc）在港口最狭窄处（正是贝德福德盆地外围）发生碰撞。据调查认为，初次碰撞发生之后，白山号上装载着的2500吨粗苯燃料、三硝基甲苯 TNT 炸药、苦味酸和火药棉等易燃易爆材料开始泄露并着火。 船员知道大事不妙，弃船一头扎入水中，白山号向哈利法克斯港的6号码头漂去。不明就里的大群围观人员上前驻足观看装载着满船爆炸物的白山号向码头驶来。就在初次碰撞20分钟之后，一道巨大的火焰闪过，白山号这颗巨型炸弹爆炸了。当场就有1600人被炸死，随后统计的死亡人数达到2000多人，全城所有的通讯线路陷入瘫痪。和所有自然灾难一样，根本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损失，反正还有9000多人受伤，包括200到600人全部失明。几天前，在这同一码头，参加一战的一支“中国劳工旅”就是从这里乘船前往欧洲战场。 当然，全加拿大的救援也如波涛滚滚，世界各地都伸出了橄榄枝，帮助哈利法克斯人度过难关。今天，属于联邦老兵事务部的哈利法克斯救援委员会就是这次爆炸发生之后成立起来的一个执行机构，专门为受害者提供长期帮助，迄今为止已经运行了百年之久。 在天寒地冻的加拿大，人们对于打寒战、浑身酸痛和发烧这类痛苦的表征再熟悉不过了。不过，流感疾病成为全国性的威胁在加拿大还是很少见的。1918年秋，从前线返回国的士兵们从欧洲带回来了一种不明空传病菌，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说中的西班牙流感。一战后期蔓延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甚至比一战本身更加残酷地夺取了超过 2 千万人的生命，仅仅在加拿大，就有 5 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 可怜的加拿大，已经遭受了四年战争所带来的无穷创伤，还是躲不过这次流感的凶残肆虐。全国上下都派发口罩以防止这种空传微生物的相互传播，公共集会全部取消，公共建筑悉数关闭，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医护工作者渴望得到能够治愈病人的新方法。1918年到1919年是西班牙流感形成危害最为严重的时期，此后毒性细菌持续蔓延，还有更多的人成为牺牲品，直至进入20年代才有所缓和。 正是：死者长已逝如斯，举国沉痛国殇日。天灾人祸无休止，唯寄红花常哀思。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0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0-10 11:09:51 第一百零二回 倾全力帝国身份使然，功致伟民族主义高涨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加拿大来说，倒像是一种拼兵力游戏。不过，加拿大为这次大战所做的贡献，远非仅仅是为前线派去他们英勇顽强的战士。我们知道，1910年就已经提议的海军服务法案最后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时德国的潜水艇威力也着实让加拿大感到惶恐不安。德国一开始咄咄逼人两栖作战的声势，吓得那些对美国门罗主义抱有幻想的加拿大政客们不敢再支声。加拿大政府连忙装备了134艘军舰，征募了差不多10万人的海军部队，在东西两线的海岸往来巡逻。 在领空防御方面，加拿大还没有空军部队，但很多加拿大军人加入了英国空军（皇家海军空军服务队和皇家飞行队，即后来的皇家空军）。最初，飞行员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发现德军的炮兵阵地。随着战争进一步扩大，空军的用途越来越广泛，从空投军用物资、投送军队，甚至配合地面部队投放烟幕弹。到1917至1918年之际，空军开始用机枪向敌人阵地扫射。在一战中，曾经就有一百多架法国战机突破两个德军阵线的战例。 一战期间，空中战机的研制也是越来越大，有的飞机能够装载好几吨重的炸弹；飞速越来越快，当时最快的战机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在一战快要结束时，协约国空军曾经向离西部前线120英里之后的德国城市投掷了炸弹。为加拿大飞行员赢得最大声誉的是“空对空格门斗战机”（Aerial Dog Flight），皇家飞行队总共27架王牌战机中就有10架是加拿大军人驾驶的，其中三名加拿大飞行员获得了维克多利亚勋章。 加拿大本土的大后方，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基本金属、木浆和新闻印刷的需求量，加拿大的工业生产急速增长，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出。加拿大中部工业区简直成了协约国的飞机和军火的生产基地。据说，协约国军队在西线使用的榴散弹，60%都是加拿大制造。大量的商船和小型海上飞行器都来自加拿大船坞。加拿大的农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法国，成为英军和协约国军队的主要食物来源。 当然，一战时期，加拿大的开支也番了四番。到1921年时，为了支应战时花销，加拿大政府在国内发行“维克多利债券”募集资金而欠下的债务也番了七番。虽然这一切证明，加拿大已经有能力为国家间的大型战争提供武装力量和经济支持了，但战争带给加拿大的问题之巨大和任务之艰巨也是前所未有的。 本来向加拿大军团提供和维持后勤所需已经让加拿大经济吃紧，向协约国军队提供粮草和军需物资的责任更让加拿大国民经济雪上加霜。除了这些客观困难之外，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和政治结构矛盾，以及要限制（至少也会形成干扰）加拿大参加到这场冲突的呼声，的的确确搞得加拿大政府焦头烂额。 一战期间，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之间潜存的紧张关系公开摆到了桌面上。战前，法裔加拿大人就认为没有义务为英国的利益卖命。1917年，总理罗伯特.博登推出《加拿大军队服役法案》后，这一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全加拿大的许多农民和工厂工人都反对这样的立法，在魁北克省反对征兵工作的声音最为激烈。以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亨利.布拉萨和维尔弗雷德.劳里埃为首的法裔阵营大声疾呼，战争将会让加拿大陷入深渊。 在1917年的大选中，博登事先就给英裔自由党人打气，要求把票投给他的保守党。大选结果表明，自治领政府获得的总共153个席位，全部是来自英裔加拿大人，取得了多数党政府的胜利。但自由党也获得了82个席位，而且保守党的自治领政府在魁北克仅仅获得了三个席位。 战争初期征募的12万军人中，也只有47000人真正来到欧洲战场。英国和法国在一战中都是协约国，法国几乎遭到德军的灭顶之灾，应该说，大家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面对公敌，法裔魁北克人如此表现，保守党政府也只能忍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裂痕就此消除，他们有永远算不完的民族帐。 战争终于结束了，那么加拿大倾全国之力投入到一战中，四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机器，加拿大倒底获得了什么？或者说，一战对加拿大国体的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难道仅仅是帮助英国政府吗？很多历史学家对此争论不已。在二十世纪初叶，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把作为英国子民和同样是加拿大人看做是相互兼容的身份版本。很多加拿大人对这个国家的定义是忠诚于英国国王的北美伙伴。实际上，在1914年时，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都认为自己是混合式帝国子民。 还有学者认为，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独立于大英帝国的观念在法裔加拿大人中表现最为强烈，而帝国主义色彩则在英裔加拿大人中尤其浓厚。这些学者的论调是基于亨利.布拉萨反对向南非战争派军参战的事实。布拉萨辞去劳里埃内阁的职务被广泛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一次碰撞。 历史向来都给后人们放出无数的疑问手，即使短短几百年历史的加拿大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二十世纪初叶，仅仅一个加拿大何时脱英独立的问题就足以引来无数历史学家探讨不已争论不休。有人说，早在1914年，加拿大已经开始朝向更加独立于英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根据是，1909年加拿大政府就已经设置了自己的外事部或者事实上的外交部。但他们无法否认的是，加拿大外事部的工作是与英国外交官紧密协作的。《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1节作者: 漫游国际 另一些人认为，加拿大政府负责外事的官员亚历山大.高特（Alexander Galt）于1880年代同西班牙和法国谈判条约时，仅仅是象征性的英国外交官，但这些谈判给加拿大的外交史开创了先例。1919年，加拿大开始在没有英国外交官的参与下着手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加拿大从1914年之前就逐渐走向了独立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加拿大人在独立之路上的进程。 如果说大家对于“一战前夕的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怀有一种民族帝国主义情结”没有异议的话，“战争使加拿大脱离成一个国家”的观点则倍受争论。加拿大媒体通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维米岭战役，作为“国家诞生”的标志。有的学者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加拿大的“独立战争”，至少可以说，这场战争降低了加拿大人对帝国子民的认同感，强化了自己首先是加拿大人其次才是英国人的逻辑。 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这一观点的学者，是基于以下两个机理：一. 战场上加拿大军队取得的突出战果促进了加拿大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二. 战争使加拿大人与英国人产生了距离感，在西线战场上，加拿大军人被投进屠杀现场的同时，他们对英国人的反感之情与日俱增。 当然，英国正统学者就不这样理性地看待问题了，他们断然否认一战埋葬了英裔加拿大人的混合式帝国民族主义特征。“战争动摇了，但不是摧毁了，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属性。要说加拿大从战争中脱颖而出，对大英帝国产生失望之情，因此疏远了亲情关系，这简直就是神话传说。”这部分学者认为，“大多数英裔加拿大人仍旧认为，加拿大曾经是，而且会继续成为一个英国的国家，在英联邦大家庭中和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协作”。 不管怎么说，加拿大军团的战士里有许许多多出生于英国的非加拿大本土人，战争之于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即使在维米岭战役中，那些奋战在前线的加拿大将士中，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这次取得的辉煌战果也与来自英伦三岛的大炮增援和其他作战部队的紧密配合不无关系。相对于加拿大总人口来说，英国移民只占了11%，但在加拿大海外军团里，英国移民的比例高达70%。那些几代居住在加拿大的盎格鲁-萨克森加拿大人参军的数量和法裔加拿大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英裔加拿大人的混合式帝国民族主义特征并不是在一战期间或紧随其后，而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明显发生了转化。正是在后来这段时期，加拿大采用了自己的国旗，开始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与英国唱起了反调。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加拿大公然和美国一道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当时的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Bowles Pearson）提出了向埃及派遣维和部队的建议，成为现代维和理念之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为了顺利实施加拿大提出的维和行动，加拿大的国旗取消了任何与英国相关联的痕迹，仅仅以枫叶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国旗。这次危机也为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埃及等为数不多的国家的认可提供了契机，此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 且说一战期间，加拿大军人的征兵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要知道，谁都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到前线当炮灰的。一战爆发的第一年，征兵工作还不是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参军的人数远在征兵名额之上。1916年1月时，已经有两个加拿大分队派往战场。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的初步打算是答应为协约国军队凑足50万人的部队。这个数字要比加拿大现有军队数量多出一倍还多，每年需要额外征募30万人参军。国防部长山姆.休斯认为，加拿大还是可以满足博登的保证的。但很多内部人士觉得，50万人的武装部队好想超出加拿大的能力了。 1914年，第一轮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退却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尤其在魁北克为甚。说什么，根本就没有咱们加拿大什么事，却要派人参战，这不是加拿大的风格。叫嚣声音最大的要数亨利.布拉萨了。这位以前因为反对加拿大参与南非战争而辞去了众议院议员职务的独立自由党人士，这时在魁北克的影响已经与前总理劳里埃不相上下。他公开抨击劳里埃对征募自愿军人的支持态度。 布拉萨与劳里埃的纠结还得从1912年说起，那时的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颇具争议的17号规定，在安大略省的省立小学限制使用法语。尽管安大略省的法裔教会和魁北克全省提出了抗议，但是博登表示还是不想干预那些属于省政府自己的事情。现在，布拉萨就利用这个17号规定作为自己手里的棍棒，不断敲击劳里埃、博登政府和所有那些愿意把加拿大子女送到一战前线的政客。布拉萨通常会说，“国内那么大的一档子事都不能公平解决，却拿加拿大人的生命去国外维护正义”。由于布拉萨煽动反战情绪，英裔加拿大的媒体上一致指责布拉萨这是在叛国，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德国佬布拉萨”。 而在海外，因为国防部长山姆.休斯委派亲信行使权利，把生产炮弹的合同授予自己的朋友，加拿大军队的管理显得一塌糊涂。直到1916年博登总理任命乔治.佩莱（George Perley）作为海外军事部长（没有职位的官衔，相当于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当然，这样的人事变动提高了加拿大海外军事管理的效率，加速了向海外派遣更多军队的进程。 正是：临危匡扶报主恩，倾尽全力一战中。维米岭上显功名，民族豪气吐长虹。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2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0-22 10:36:11 第一百零三回 闹兵荒政府强施“服役法”，顶大梁妇女终获选举权 却说1916年1月之时，加拿大总理还看到加拿大人非常踊跃地报名参军投入前线，便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为大英帝国贡献出50万人的军队。激情归激情，但不能不想想，你加拿大总共才有多少人啊？全国9百万的人口，还要为数个协约国军队提供粮草弹药，国内的工人都不够使了，粮食也要人生产吧！最要命的是，在西线法国战场上的伤亡人数也太高了。到6月份时，志愿参军的势头急转直下，12月时，征兵工作勉强才能完成20%。 再说了，从年中开始，加拿大国内也是灾害频发，工业设施和农业生产的安全也需要加强保安以维护，加拿大军团需要源源不断的兵源以补充。博登政府无奈提出了义务征兵政策，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英裔加拿大人还好说，强制征兵无疑是加强加拿大防务工作的公平措施，他们认为法国和英国的防务就是加拿大的防务。而对于法裔加拿大人来说，强制征兵则等同于高压政策。 直到1917年4月份，才有不到5千人自愿参军报名，而同时期在维米岭战役和前后六天的作战中，加拿大军团就损失了近1万人。为了给以前派去的四个分队补充兵源，原来组建的第五分队只好解体，组建第六分队的计划也告搁浅。看起来，要实现博登的诺言，强制征兵已经在所难免了。 义务征兵法案还没有通过，征兵负责人山姆.休斯却已经鬼使神差地委任一些英国新教教徒，去魁北克执行征兵工作。这些人还拿着英文培训手册，念念有词地用英语给法裔军人宣讲军纪。布拉萨立刻火冒三丈，抓住为“英国战争”卖命、劳里埃的“帝国主义思想”和博登的“盎格鲁萨克森式新教政策”等辫子加以强烈抨击。 1917年5月，满面愁容的博登总理刚刚视察完前线的加拿大军团将士，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伦敦参加战争内阁会议。显而易见，大会讨论的主题还是兵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无奈之下，博登只好在英联邦诸国面前表态，要在加拿大实行选择性的强制征兵政策，争取征募10万新军，坚决维护加拿大军团在帝国军队中“最佳战斗团体”的称号。 博登宣布让英裔加拿大人的服役人数当为法裔的九倍。这个比例根本不是按照任何统计数据，而是根据1917年的国内政治氛围而定。可是两面都吃力不讨好，英裔加拿大人强烈抗议魁北克人的“怯弱”行为，而法裔本来就不想出这十分之一的人数，结果导致双方游行抗议和发生暴力冲突。 就义务征兵政策，与布拉萨严词拒绝的立场不同，劳里埃为代表的自由党主张对征兵政策来个投票表决。但魁北克人一贯的主张是，根本没有必要增派援军。当时，大英帝国的几个殖民地，如南非就没有义务征兵这一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倒是举行了投票表决，但都以反对征兵而终。 真的有必要让加拿大实行强制征兵政策吗？不错，加拿大军团在一战中的确表现英勇，是帝国成员中一支最能打仗的军队。可是现在的加拿大军队却也比其他帝国成员更为特殊，已经是一支独立于帝国的军队，加拿大军队实行的是自治化管理，有自己的编号，这就要求加拿大必须为自己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这才是造成人力短缺的原因。 就在为义务征兵辩论得激烈紧张之时，总理博登委派阿瑟.库里（Arthur Currie）中将担任加拿大军团的指挥官，加拿大军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首位加拿大指挥官。库里带着博登的疑问，到前线实地考察，证实加拿大军团确实需要补充兵源。 与此同时，自由党劳里埃的表决提议正在众院进行投票。结果一看，这个惨呐！对自由党的忠诚度都哪里去了？尽然有22名自由党议员投票赞成义务征兵（包括克利福德.西福通和威廉.菲尔丁这两位大员），只有几名魁北克保守党分子反对博登的“高压政策”。而舆论导向方面，自由党的几家报纸，包括颇具影响的多伦多《环球报》，清一色地抛弃了劳里埃，纷纷撰写专栏文章，表示支持征兵政策。表面上看，加拿大人似乎已经万众一心，开始往一条船上挤，然而，加拿大兵源危机才刚刚上演。 随着自由党内部的分化，博登的“军队服役法案”于1917年8月正式出炉，接着又颁布了一个“战时选举法”，赋予服役期将士的女性亲属以选举权，剥夺了自1902年出生于敌国的加拿大人和来自敌国的加拿大人的公民权。表面上看，博登颁布这项法律是出于爱国热情，实际上是给保守党更多的选票，因为现在的保守党更具有爱国心，而自由党对待这次战争和为战争付出牺牲的态度确实不尽人意。劳里埃和反对党当然要抨击这项法律，声称是对英国同等子民的歧视。但这一切已经不管用了，公众舆论毫无疑问偏向了政府。 紧随“战时选举法”的通过，加拿大进入了一场大选，即“卡其大选”（Khaki Election）。这么叫是因为这次选举正应了“利用战争形势举行选举会博取多数人的选票”。博登还重新改组了政府，把十名自由党人联合到政府班子里来，得到了自由党内部大多数英裔党员的支持，为这次选举加重了砝码。选举结果表明，劳里埃在魁北克总共65张选票中获得了62张，可谓大胜，但这个结果只是在魁北克。所有魁北克以外的地方，自由党才得到仅仅20个席位。显然，“战时选举法”很凑效的。英裔加拿大人对博登、征兵政策和协约国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3节作者: 漫游国际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国家统一进程，魁北克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英裔加拿大，从前滋生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的那种地方主义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先别高兴的太早。 加拿大不是没有明眼人，他们已经反复强调，义务征兵不能贸然实行，弄不好会在魁北克引发种群宗教冲突。可是，博登的态度非常强硬，“军队服役法”势在必行。1918年3月，义务征兵的工作开始了，但到了月末的时候，被明眼人不幸而言中，魁北克城发生了骚乱。对联邦警察抓捕逃兵役者的怨恨转化成为暴乱，随着暴乱而起的是纵火和抢劫。 有700来人的英裔军队前来恢复秩序，正好成了情绪失控的暴乱分子的进攻目标。这可是手里有家伙的大兵啊！那里都一样，老子手里拿着枪你还敢乱来？不由分说，几声清脆的枪声，倒下去了一片人。事后证实，有四人被打死，受伤无数，暴乱被镇压。 这时的一战前线，加拿大人手严重不足，急需补充兵源。博登政府没办法，就把许多应征入伍的类别扩大了，那些本来可以免除兵役的人，都成了应征对象。尤其是农民的儿子和技术工人的免除条件给取消了，劳工组织和农民协会齐声反对也没用，战事吃紧。 在可以入伍参军的40多万男丁中，有一半多人还是符合免除兵役条件，28000多人要么藏匿起来没有报到，要么临阵脱逃，再减除因其他免除条件的人之外，这次真正征上来的兵役也才12万人。经过体检和审核，总人数不到10万了，正好和博登在帝国大会上的表态数字相吻合。看来，博登的“军队服役法”取得了成功，兵源短缺的燃眉之急可以支应过去，可是，国家统一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 征兵危机和1917年的大选动摇了自由党的根基，但保守党长期以来为此所付出的积极努力则更伤内力。为了所谓“英国人的战争”，魁北克人被迫上前线充当炮灰。战后十多年来，保守党在魁北克几乎成了过街老鼠，而自由党在战后却轻而易举地重新唤回了英裔自由党人的浪子之心。征兵问题充分暴露了维系加拿大统一的纽带是多么脆弱。此前，在有些政客们的观念里，只要各方能够做出妥协的话，加拿大的民族团结应该可以实现的。然而通过这次实施征兵法案及其结果表明，在加拿大实现民族团结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容易。 如果说征兵危机是加拿大总理博登自作自受的话，那么两大铁路公司的倒闭却非他力所能及。大干线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从最初就是负债运作，可是，这俩家伙还不断地增修铁路，把铁路长度延伸到自己无法支撑的地步，再加上竞争十分激烈，盈利前景渺茫。就其根由，则始于劳里埃政府把铁路建设权分散给了更多的小型铁路公司之故。 1916年，连最大的太平洋铁路公司都吃不消了，在那里紧急呼吁铁路公司国有化。那时的加拿大政府已经被战争的无底洞消耗得够呛，哪里还有精力再为铁路公司买单。可是，刚刚修建的铁路总不能废弃了不是。最后，铁路公司的债务只好拿到议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铁路国有化提案。当然，还得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看看是否真的象铁路公司叫喊的那样不行了。最后得出结论，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大干线铁路公司、大干线太平洋铁路公司、跨殖民地铁路公司和跨大陆铁路公司由国家收购。 博登政府显然没有做好铁路国有化的准备，连忙拿出了一个议案，意思是给大干线铁路公司再提供一大笔贷款，把北方铁路公司给国有化。议案也被通过了，加拿大政府从腰包里艰难地掏出1千多万元，给那些不幸的投资人作为补偿。这种事在世界各地早就司空见惯了，实际上要是那些资本家真的亏了本，大概只有鬼才会相信。 加拿大终于在1919年颁布了一项“加拿大国有铁路法案”，任命了铁道部部长，负责接收那些会哭闹的孩子。从此，加拿大拥有了专门负责铁路行业的铁路部门，把那些早先的私营铁路公司收编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前面说到“战时选举法”赋予了服役期将士的女性亲属以选举权，虽然是博登领导的保守党为了赢得大选而走出的一步高招，但也在加拿大历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加拿大妇女的地位因“战时选举法”而一下子得到空前地提高。 与欧洲国家甚至美国的妇女相比，以往加拿大妇女的地位一直十分低下。早在1800年之后，就有人呼吁妇女应当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过了一百多年，加拿大妇女始终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也就在南非战争之后，由于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妇女因此才有了工作的机会。 按照1898年的“联邦公民权法”，公民权属于省政府的管辖范围。1916年，西部三个草原省开始赋予妇女同志们选举权，随后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相继准许妇女可以投票选举。不过到了博登政府的时候，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联邦政府非要把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这项权力收归联邦政府定夺，这让那些省份里的广大妇女同志感到很不爽。好在发生了兵源危机，“战时选举法”的出台为加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迎来了一线曙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18年的“选举法”授予妇女同志以充分的联邦选举权，1919年立法规定，妇女可以参选参议院议员。1921年，安大略教师艾格尼丝.麦克菲尔（Agnes MacPhail）以“安大略农民联合会党”的候选人参选，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院议员。 正是：兵源枯竭法可循，种群矛盾难调和。无奈男儿上前线，妇女终获参政权。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4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0-26 11:02:14 第一百零四回 中国劳工参加一战，胜利不忘敌后长城 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崩溃，也为中国摆脱列强蚕食提供了一线生机。这时，中国正值新旧交替、承前启后和天命维新之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号“中华民国”。1912年2月12日，大清皇帝辞位，中国实现立宪共和国体，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统治宣告终结。所以，一战开始，中国的清王朝已经灭亡，而中华民国也已经建立四年多了。 到1814年一战真正爆发时，已是中国的袁世凯政府。北京政府先是力求保持中立，其后在华各列强势力敦促当时的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而血口咬住中国的另一只恶狼日本，乘西方列强欧洲酣战之机，赶走了胶东半岛的德国人，在中国确立了霸主地位。 由于日本的淫威得到满足，不再阻挠中国正确站队，加上1917年3月一艘载有500多名中国劳工的法国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3月3日北洋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和德国断交并向其宣战。其实中国参加一战是“参战不出兵”，其义务只是提供原料和劳工。 倒是有一位叫徐树铮的将军，利用协约国给的借款组建了一支军队，按兵西北，乘一战协约国的胜利余威，兵发乌兰巴托，收复了曾经一度脱离北京政府的外蒙古，也算是一战中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壮举。可惜徐树铮的努力，最终也没能罩住外蒙古，后来竟然被苏联染指而独立。 一战期间，英、法和美国等三个协约国军队中，差不多共有14万中国人为协约国的事业而奋战在前线码头、战壕和战地工厂，约有6000多名中国劳工死于战火、疾病或恶劣的医疗条件，他们被埋葬在了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近十几处军人公墓中。 除了300多名华裔加拿大人加入加拿大军队参加一战之外，在协约国的秘密运作下，从中国的山东和直隶两省征召了差不多8万多名华工作为一战后方的劳工，横穿太平洋来到加拿大西岸的维多利亚，然后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横跨北美大陆转运到加拿大东部港口哈利法克斯，穿过大西洋，秘密带到欧洲大陆的各大战场。 据温哥华《快报》（Courier）披露的消息称，1917年4月，一艘载有1991名华人劳工的快船首次抵达温哥华，目的地是法国和比利时，主要任务是充当劳工，从前线战壕里挖出战死的协约国将士。这批被称为“中国劳工旅”的华人劳工将紧随第一批以每月6千到2万人的频率运抵温哥华，然后由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运到哈利法克斯。 加拿大官方的记录上记载着，“要特别注意加强保密工作，不能让这些中国劳工与本土华裔加拿大人之间有任何沟通之可能”。这份当时标记着绝密文件字样的材料还写道，“有证据表明，有些华裔加拿大人正在传播假消息，吓唬这些人，想让他们不要到前线去。” 加拿大官方的警告十分凑效，当地报纸仅仅报道说是普通的客船抵岸。据当地温哥华民众目击到的情况，好几千人的中国劳工旅身着统一蓝色制服，带着草帽，从快船跳板上下来，进入A码头的移民大厦，随后登上了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专列向东开去，没有人讲一句话。 这个时期，加拿大政府已经对进入加拿大的华人所征收的人头税提高到500加元。尽管这样，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还是十分害怕这批中国劳工会在穿越北美大陆时跳火车落地加拿大。因此，加拿大政府下令，把所有中国劳工旅的人员全部锁进车厢里，火车车窗全部钉上了坚固的铁丝网膜，并派遣武装人员随车押送，火车途中停顿的每个站台都有士兵巡逻。 1918年3月，是最后一批中国劳工旅的84000人经过温哥华运送到西部前线。那么，在中国境内，这些劳工是如何征召的呢？中国的官方记录中对于这些事遮掩得厉害，没有眼福看到。我们还是通过加拿大医疗队的哈利.利文斯顿（Harry Drummond Livingstone）上尉的亲眼所见来了解吧。 （未完待续）《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5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1-06 10:59:49 上接第一百零四回 那还是在1917年9月16日的一天，利文斯顿上尉看到大约有950名中国人从威海卫基地准备出发。这些中国人手里仅拿着一份文件，供军医检查。任何所带的包裹都要打开，禁止携带“赌博和火柴类物品”，一经查出便俱以没收。当时，所招募的中国人都还穿着自己的衣服，然后鱼贯而入进行消毒洗澡，晾干后发放统一制服。每人可以领取所需内衣、有CLC（中国劳工旅之英文缩写）标志的草帽及鞋袜等。制服包括深蓝色束腰外衣，腰部有一道白色条带，深蓝色裤子，缝边也是一道白条。在外衣胸前别有一行编号。 除此之外，中国劳工还领到一个工具包，里面装有毛毯、铺盖、饮水杯子和铁饭碗。这些领齐了以后，劳工们排队来到领款处，每人得到5墨西哥元（当时的威海卫所使用的硬币），外加5元的纸币（呵呵，利文斯顿也不知道给的是什么货币）。然后，劳工们来到码头，登上一种小型船，开始了他们的西行之旅。 利文斯顿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与此同时，成串的鞭炮声响起，当地人用这种爆竹声祈祷平安，风调雨顺。”当时，利文斯顿陪送中国劳工到船上之后，目送着这些特殊旅客启程，然后回到威海卫做自己的事去了。 利文斯顿当时29岁，是从多伦多招募的外科医生，在威海卫招募站工作。1917年9月8日到达威海卫之后，立即投身到对应征人员的体格检查工作中，主要检查内容包括：结核病、性病、沙眼（就是容易致盲的眼疾），每天要检查100到250人。凡通过检查的中国人，都会按手印，照相，然后带上一个标有证号的手链。 利文斯顿看到过由他过手的几批劳工，在英国和加拿大军官的带领下乘船离开。1917年10月29日，也轮到利文斯顿带队了，那已经是第五批中国劳工旅出发。当时有2290名中国劳工登上船只，劳工们纷纷各就各位，来到铺位上。当然，带队的军官都手里拿着军棍，一旦有人出了铺位界限，都要挨上一棍子。利文斯顿没说他自己打过人没有。 船只启程以后，可以允许劳工们来到甲板上，但与其他乘客隔离。“我们都有手枪，一到晚上，他们就必须在铺位上原地不动。”利文斯顿的日记上这样写着，“晚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坐在过道里或唱，或说笑，或躺在床铺上。这时候比较忙的是那些理发师，帮助他们剪发剃胡子。” 在13天的海上旅途中，利文斯顿建立了一个船上医务室，手下有六名助手，主要是帮助那些晕船的劳工，一般每天都会有50来人等在临时医务室外看病。由于船只在海上颠簸剧烈，劳工们又都愿意煮开水沏茶或喝热水，一不小心就烫伤了自己，利文斯顿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子。 利文斯顿和他的劳工们首先来到日本的大阪。在那里，他还收到过一些劳工们通过翻译写给他的字条，“报告尊敬的长官，我不尽晕船，还想家……”。 穿越太平洋就艰难多了。洋面上的海浪如山，“当时是11月11日，我们遭遇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我们的船只在浩瀚的大海中，真像一叶小舟，船上桌椅板凳之类的，左右滑动不停，餐厅的餐具摔得粉碎，过道根本不能过人。” 好在第二天，我们已经抵达离维克多利亚不远的威廉嘴（William Head）。11月13日，就有600多名中国劳工登上了前往哈利法克斯的火车。 至于铁路运输过程，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记事录里也有一些蛛丝马迹。那是由12辆“殖民者”号的车厢组成的一列火车，每车厢装有50人，车厢里有简单的铺位，可折叠座椅。铁路安保服务人员提供全程监护，每列火车平均配置50名安保，每节车厢有四名手持罗斯来复枪的安保人员，两人白天站岗，两人夜晚值班，两个门各站一个。 利文斯顿和其他军官及火车安保人员乘坐的是“旅游者”车厢，相当于二等车厢，有餐厅供他们吃喝。而中国劳工旅的人则不提供伙食，都是在列车上自己用火炉煮饭吃。按照利文斯顿的日记所述，劳工们一次从伙食工那里排队领取一顿饭的食物，主要是馒头，一块鱼，米饭和豆子等，然后回到各自的铺位就食。 这次，在列车运行途中，有一节车厢居然坏了，不得不用一节天鹅绒和红地毯装饰的头等车厢替换。“劳工们个个睁大眼睛查看个不停，那豪华的布置使他们无所适从。有一名劳工不小心在地毯上掉了点烟灰，赶紧跪倒地上用手搽拭干净。” 劳工们尽管有火炉子，但列车上还是特别的冷。劳工们白天袖着双手取暖，夜晚则和衣而睡。11月21日下午，火车终于到达哈利法克斯，劳工们登上了一艘巨轮。用利文斯顿的话说，就是“奥林匹克船，非常巨大，配有七门大炮，探照灯，用未来派艺术装扮的黑白船体，主要是防止潜艇攻击。” 由于等待护卫舰，奥林匹克船于12月1日才起航。在船上等待期间，劳工们用踢毽子组织活动，或者围成一圈玩一种体操来打发时间。有的劳工还与士兵们在甲板上打拳击，也有的在船上拉着二胡，吹着笛子，象乐团一样演奏着音乐。 10天的滞留期间，有一名劳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埋在了当地。还有一名“疯子”也不适于参加劳动，被带到了岸上。另外有26名劳工因犯各种疾病继续滞留在哈利法克斯。也就是利文斯顿他们的大船起航5天之后，哈利法克斯港口发生了那次悲惨的一幕，法国“白山号”军火船与挪威“伊莫号”相撞爆炸，夺取了当地居民2000多人的生命。利文斯顿说，他在到了英国利物浦的时候才得悉这一惨剧的发生。“发生爆炸的地点与我们停留的地方非常近，毫无疑问，若我们没有启程，后果将不堪设想。” 穿越大西洋用了六天。一接近英国，大船就冒着被敌军潜水艇袭击的危险。当听说来自美国的四艘驱逐舰将一路送行时，能看到每个人十分紧张的神情都放松了许多。英国的天气实在糟糕透顶，当中国劳工和随行军官上岸以后，冷湿和泥泞到处都是，帐篷被泥水浸过膝盖高。12月10日，劳工旅来到福克斯通（Folkerstone），然后乘渔船分别前往设在法国诺娃耶尔（Noyelles）的劳工总部。 从此，中国劳工旅终于直面战争的洗礼。就像利文斯顿在日记里描述的，敌机当空嗡嗡响，大炮身后震耳聋，前线伤兵离战场，蓝衣劳工起降忙。一边是YMCA（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一边是肮脏不堪的德军俘虏，身下泥泞难行，肩负物资抢运。 到了战场以后，中国劳工旅收到一套新制服，“嗯，和那些个穿梭在战壕里的英军士兵穿的军服一样”，有衬衫、长筒靴子和袜子等。到了战场以后，劳工们还要经过一次身体检查，然后由少尉带到不同的连队，开始在前线附近作业。 每支劳工连队有500人，476名中国劳工，24名英军（或英属殖民地）士官。中国劳工一般都没有军衔，但每支连队都会有一名带头大哥，相当于军士长。其次，还有班头（中士的角色），二班头（下士的角色）和三班头（一等兵/准下士的角色）。连队中也包括一名讲英语的中国翻译。 据利文斯顿讲，中国劳工在前线的工作安排妥当之后，他自己也被安排到一所医院工作。离别之时，他还和一名要好的中国劳工“冲子”握手道别。“他说，他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要离开他们了。我自己也一样的，冲子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想战后和我一起回到加拿大的。” 自此，利文斯顿就和中国劳工旅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他也不时去看过他们。1918年初，他看到正在劳动的中国人一字排开，铺设铁轨，装卸弹药或煤炭等物资。利文斯顿最后记载中国劳工的日子是1918年5月，然后他自己也到了英格兰。 在法国和比利时敌后战场上，中国劳工旅的工作相当出色。中国劳工们虽然没有在前线和敌人拼命，但在装卸船只火车、修建码头道路、建设铁路和机场、装置枪支弹药等后勤工作中，甚至在修理坦克等战备工作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战争接近尾声时，正是中国劳工旅的人留在了后面，在到处都是未爆炸弹和充满铁刺的战场上，他们要挖掘和掩埋尸体，把硝烟狼籍的战场恢复到安全状态，完成了非常危险而又难以忍受的战场清理工作。 中国劳工旅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坚持工作10个小时以上。遇到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劳工才会有机会休息片刻。有许多人因积极勇敢的行动，获得过英军铜质奖章。 战斗在前线的中国劳工中，有1600多人死于德军的毒气攻击、搬运弹药时的意外爆炸、疾病和伤残。也有个别人因为犯有谋杀罪，受到军事小组的处决。凡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战场上死亡的中国劳工，包括被处决的，都埋葬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一些军人公墓里。 现在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一战战场曾经埋葬着牺牲军人的墓地纪念。其中最大的一处华工墓地就坐落在索姆河战场，该墓地位于比利时的诺娃耶尔市，841块墓碑铭记着中国劳工旅在一战中所做的贡献。在这里，一排排墓碑整齐排列着，上面写有三种标准铭文：“鞠躬尽瘁”、“勇往直前”和“永垂不朽”，用中英文镌刻。墓址是中国华工自己选定的，坐落在一片缓坡上，脚下是一条小溪，完全符合中国风水。 1919年9月，中国劳工旅终于完成任务，开始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中国。他们首先乘船到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在通过铁路前往温哥华，在维克多利亚附近的威廉嘴登上大船返回。1920年4月，最后一批中国劳工旅穿过加拿大，他们的返回家园如同来时一样，始终默默无闻地进行着。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时，消息传至中国，当时的中国文化名宿蔡元培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受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羞辱，此次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中国北洋政府也成为战胜国之一，中国历次对外战争无一不胜的历史终于结束。 正是：勇往直前劳工旅，一战后方筑长城。默默无闻献青春，成败何须标功名。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6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1-17 11:34:15 第一百零五回 同是和会座上客，民族命运各不同 一战取得胜利之后，世界局势进入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在新一轮暴风雨来临之前，大家还是需要盘点一下各自的成败得失。加拿大在一战中唯英国的马首是瞻，在战争的血腥风雨中，始终冲杀在第一线。正是英国的战争事业，把逐渐疏远的殖民地伙伴们，再次团结在以首相大卫.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为首的大英帝国内阁政府周围。然而，籍以形成帝国精诚团结的产物，这些自治领对帝国战争的贡献，以及来自自治领的战士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大地激发了自治领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和独立意识。 1917年，因战争而拖后的帝国大会如期举行，这就是一战期间英国著名的五人“战争内阁”。加拿大总理博登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自治领在外交事务上应当享有发言权”的倡议，得到南非自治领的响应。各个自治领也因地理位置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外事权利要求。从经济利益来看，自治领已经势同竞争对手，也都各有各的经济政策和关税标准，一个统一的帝国显然不切实际了。 这时候，对于帝国战争取得的胜利，自治领的功劳开始显山显水，在谈判中的砝码可不是一般的重。不要说斩将夺关的冲锋陷阵，仅那可怕的伤亡数字，足以压得帝国大佬们不敢正眼对待。试想想，一个仅有900万人口的加拿大，在弗兰德斯战场上就有6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死的人比协约大国美国的死伤数字都多 在1918年法国巴黎举行的和会上，自治领的代表俨然成了英国的代表，他们不仅代表英国，还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发言，享受的待遇完全等同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不过，加拿大人更关心的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上，对一个国家的责任如何准确定义，特别是“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第十条款的内容。 这一条是关于成员国要保证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对于战后欧洲的新秩序，第十条似乎是“和平大厦的顶梁柱”，但很多加拿大人认为，这不啻于一种“无限制责任”，担负“直接和绝对的责任”有可能会把加拿大卷入欧洲未来的战争。正如一位自由党议员所说，“我们不想受制于日内瓦。”显然，那时的加拿大人追求“国家主权”更胜于“国际安全”。 《凡尔赛条约》签署时（包括国际联盟盟约），英国以帝国身份签字，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四个自治领也以自治国家的名义单独签约。1920年第一次国际联盟会议举行，加拿大及其他自治领代表的地位再度提升，从此完成了从帝国成员到英联邦国家的渐进式蜕变。 一个半世纪以来，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国，加拿大在1914到1919年期间结出了史无前列的丰硕成果。如果说，1812年战争种下了加拿大民族主义的种子，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看到了加拿大国家之树的花开绽放。凡尔赛和日内瓦的两次会议正式承认加拿大新的国家地位。 与之相反，中国虽然标榜为战胜国，也有14万多劳工奋战在敌后，上万人为一战献出了生命，但战争结束中国并没有摆脱列强的欺凌，甚至成为日本和西方列强相互争夺利益的牺牲品。当时，《凡尔赛条约》涉及中国的主要是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而恶狼日本早已经对中国的山东垂涎三尺，只等着通过巴黎和会坐收其成，好明目张胆地把山东半岛纳入恶魔的爪牙之下。 然而中华民族的灾难岂止是外敌唯独所致？就在维系民族前途的紧要关头，北方的段祺瑞政府这时已经认贼作父，投靠日本以实现统治中国的黄梁美梦。这使得出使巴黎和会的代表们南辕北辙，即使有顾维钧这样不辱使命的代表，赢得的也只是列强对他个人人格的尊敬，至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内有军阀的卖国求安，外有列强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只落得个美英法等国置于刀俎上的鱼肉，从此任由日本大块朵颐。 其实，日本人自从盘腿爬行到直立行走以来，历史上也从未遇到过如此好的机遇。那时的世界局势和东亚时事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版图中的一个行政省。可是，局限于日本人的岛民意识，偏偏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想到这绝对是日本人自救，为子孙万代寻求生机的正确路线。日本人自结束战国时代，很快就通过明治维新，快速走向工业发展的道路。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催发了日本人的贪婪与膨胀，加上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军阀割据，这一切表象蒙蔽了所有日本人的眼睛，使他们产生了通过武力侵略、通过征服中国、通过掠夺中国资源、通过奴役统治中国，才能实现他们弹丸之地不被毁灭的幻想。日本人错失几千年难逢的机遇没有去并入中国版图，却恰恰选择了一条最下下策，开始走向军国化道路，直至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后来的二战让日本人跌得不轻，可是他们仍旧心魔缠身，无法反省，恐怕往后走到悬崖边上，连马都不能勒得住，真为日本人感到可怜。试想想，在日本绝对领先强大之时，错过了并入中国版图的机遇，这以后还有什么值得拿出手的东西作为加入中华大家庭的见面礼呢？就那么几座海岛，人多地少，火山频繁爆发，地震经常光顾，资源匮乏无继，若经济科技发展再跟不上趟，那么一个破地方，又是那么一群人，凶多吉少啊！有人说正因为如此，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国策就是要向大陆发展。没错，大陆之于海岛，犹如母亲之于孩子，那里是孩子的生命之源，孩子只有善待母亲，才会得到无穷的力量。当然，孩子有长大强壮之时，但强壮的孩子通过摧残母亲来获得利益，这是天理不容的行径，多行不义必自毙。以往，每每听到国家领导人说要和某某人世代友好下去时，总感到有些脸红。人家把毁灭你的家园作为国策，已经是坏事做绝，还恬着脸说世代友好？如果理解了母亲的胸襟，这样的提法就不难理解了。 若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美好蓝图，那日本人怎么能做到呢？大家不免对日本人感到犯难不是？其实还是那条唯一之路：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省。现在还来得及的，不要心存侥幸，日本以前虽然祸害过中国，但绝对不能征服中国，将来也只有望其颈背而兴叹的份儿。毁灭的只能是日本自己。这是日本政要和所有日本人都应该脑筋急转弯才能萌发的智慧。《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7节作者: 漫游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列强仍然统治着世界，战胜国设计并重新瓜分了地球资源。但战后人类的进步过程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两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让帝国主义者本身也无法掌控：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一战的胜者王侯们精心设计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过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战败的德国不堪忍受屈辱苛刻的和约，一定要东山再起，报仇雪恨。而战胜的意大利和日本贪心不足，觉得分赃太少，伺机重新洗牌瓜分世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涅槃之时，怨不得日本人的智慧低下。先是军阀割据，后有南北政权，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建立中华民国政府的夙愿，随着他本人生命的终结而变为海市蜃楼。本来起初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新生力量，完全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力挽中华之颓势，无奈兄弟倪墙，同室操戈，使得日本野心越发膨胀，举国疯狂，不计后果，欲以疯狗之势，鲸吞沉睡巨狮。怎奈大好河山破碎，饱受疯狗的蹂躏，野兽般的摧残。涅槃将止，重生在即。 提起中国的这些往事，总让人很受伤。“团结”，在下看来，才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基石。至今在中国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知各位看过有什么感想。反正在下认为这是一句空话，倒不如退而求其次，让“中国人民大团结”起来更加实惠些。当然境界不同，提出的口号迥异。咱没有那么远大的目光，只希望炎黄子孙，无论在哪里，都有一种向心团结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面前，任何不同政见，私仇恩怨，集体利益，个人荣辱又能算得了什么。 言归正传，却说一战期间，由于加拿大成为协约国的主要粮草供应基地，战时物价飞涨，加拿大的经济形势延续了劳里埃时代的繁荣发展。基于钢铁、煤炭和铁路的首次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二十世纪的加拿大经济规模得到更大的扩展，基本金属、石油和水电把加拿大经济再次推向了高潮。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以后，加拿大的木材出口已经在世界上占有了相当大的份额。但随着进入1921年大选，诸多问题接踵而来。 这时的加拿大总理博登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于1920年夏引退，继任者是他的左肩右膀式人物阿瑟.梅根（Arthur Meighen）。梅根出生于安大略，在曼尼托巴当过实习律师，自从1908年成功参选议会以来，梅根的政治生涯几乎是平步青云，1915年已经是博登政府的内阁成员。梅根的智力超群，往往把对手辩驳得张口结舌。他勤恳工作，处事果断，在当时的加拿大，应当属于不可多得的有建树人才。但作为政治人物，梅根的致命缺陷是他耿直的性格，用他身边人的说法，就是一位虽受尊敬但不受爱戴的人。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这时候，自由党却出了一颗极其耀眼的明星，这就是1837年反叛头子威廉.莱昂.麦肯齐的外孙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麦肯齐.金虽然与阿瑟.梅根是多伦多大学的同学，但麦肯齐.金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更加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深知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问题，这从他在哈佛大学的著名论文《血汗工厂》就可见端倪。实际上，麦肯齐.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早在多伦多大学时就开始了。 在当了几年《劳动者大公报》（Labour Gazette）的编辑之后，麦肯齐.金便被劳里埃召入内阁，担任劳动部副部长。1911年的大选和1917年的“卡其大选”，自由党两次败北，麦肯齐.金也是鲜有出头之日。 1919年，自由党党魁劳里埃去世，麦肯齐.金小心翼翼地从美国回来参加了自由党举行的大会。自由党人在这次大会上重振旗鼓，宣布要勇于解决加拿大自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麦肯齐.金的回来正好如鱼得水。自由党历来主张的与美国互惠贸易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得到了西部农业人口的大力支持。在对外事务上，自由党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集权主义。这一切表明，自由党已经紧跟时代步伐，显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时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加拿大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推动了加拿大劳工组织的大发展，有组织的劳动者人数比战前番了一番。二十世纪初期，高昂的生活成本、战争期间资本家的暴利行为、转向和平后增加的失业人数，无不给这个国家增添了动荡根由。 1919年，温尼匹的建筑和钢铁企业的三万工人走向街头，发起了大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和承认工会。这次被称为“红色恐惧”的罢工很快席卷北美，盛传是由国外势力领导，旨在红河谷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场革命阴谋。加拿大政府出动了皇家骑警和军事武装部队，暴力冲突升级，导致至少两人死亡。 与工人罢工遥相呼应，加拿大西部的农民也对现状十分不满。早在1918年成立的全国农民组织“加拿大农业理事会”发表声明，要求实行“新的国民政策”。安大略农民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党派，准备在1919年的省选举行抗议活动。“安大略农民联合会”（United Farmers of Ontario）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立法议会的多数席位，在呃尼斯特.杜瑞（E. C. Drury）的领导下组建了安大略省政府。农民组织在安大略这样的大省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其他农民组织，在加拿大自治领组建一支政治新军已经水到渠成。 1920年温尼匹举行的全国农民组织大会上，新的“国家进步党”（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成立。在曼尼托巴农家男孩托马斯.克莱拉尔（T. A. Crerar）的领导下，国家进步党决心要在1921年的大选中有所作为。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党领梅根老调重弹，强调关税保护的重要性，自由党党魁麦肯齐.金则明智地选择了避重就轻的中间路线，把自由党的恩泽老练地广布于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 进入和平时期的保守党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用麦肯齐.金的话说，“梅根政府仍然摆脱不掉战争政府、高关税政府的影子，简直就是大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老板，根本没有解决加拿大的社会问题。”而国家进步党的克莱拉尔也没闲着，他提出了西部农民的观点，号召城市工人阶级支持“进步党”崭新的国家政策。 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获得了魁北克所有65个席位，在安大略和海洋诸省也有52个席位之多。保守党的席位大幅度缩水至50个席位，失去选票的尤其以安大略、新布伦瑞克州和英属哥伦比亚为重。值得一提的是，进步党一举获得65个席位，其中安大略有24席，西部省份多达41席。 在进步党部分议会议员的支持下，麦肯齐.金的少数党于1921年组成了政府。然而，刚刚跻身为加拿大第三大党的进步党，毕竟根基浅薄，在麦肯齐.金耀眼的光环下，两年之内就已经分崩离析。1923年，克莱拉尔辞去了进步党的领导职位，安大略的杜瑞政府也因丑闻和管理不当而下野。麦肯齐.金在同化了进步党之后，开始大张旗鼓地实施他的自由党政纲，关税降低了，尤其是西部农民关心的农产品及食品关税终于降了下来。其中1926年自由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次建立的老年金制度，让加拿大老人从此不再有老无所养的后顾之忧。 也许，麦肯齐.金注定要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直到1950年去世，麦肯齐.金三次当选加拿大总理，在此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影响着加拿大的风风雨雨。 正是：十月革命开新路，天下农工卷红潮。世事纷纭斥方遒，万类霜天竟自由。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8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2-05 12:19:09 第一百零六回 自由党重返历史舞台，加拿大终获独立地位 说白了，麦肯齐.金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在于他很好地整合了加拿大的政治资源。麦肯齐.金不是一个拍胸脯就可以做出决定的人，而是愿意就各项议题展开全方位讨论。他做出任何一项决策之前，都要首先征询到这个国家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他苦苦思索着加拿大不同地域的诉求，花很长时间做好深入研究，甚至要同各方代表进行无休止的协商、妥协和讨价还价。麦肯齐.金的做法虽然太过谨慎和沉闷，但很适合当时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氛围，对维护加拿大的和谐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实在刚刚执政初期，麦肯齐.金也是阻力重重。他和老对手阿瑟.梅根之间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一对互相讨厌的政坛宿敌都是很有野心的家伙，他们把议会当成了两人的拳击场。麦肯齐.金深藏在彬彬有礼和谦恭文雅的面具之后巧妙腾挪，而梅根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重拳出击。 梅根指责麦肯齐.金妄图通过搅乱政治格局，混淆视听，在浑水里蒙混过关，似乎讨取加拿大各方的欢心，实则根本没有制定任何明确的目标。而麦肯齐.金自然不甘被梅根的重拳击倒，或者说没有被对方的责难引火烧身，相反，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太极神功，以无穷的耐心忍受着梅根的指责，只是埋头继续着他不温不火的工作。 这两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25年的大选，结果还是不相上下。虽然保守党的席位提高到116席，比自由党多出5席，成为议会中的大党，但进步党的25席仍然是自由党的铁打营盘，再次呈现没有多数党的局面。不巧的是，自由党丢掉的席位居然是麦肯齐.金本人的，后来好不容易在补选中胜出才得以重返总理宝座。 恰在这时，自由党陷入了关税局从威士忌酒贩那里收受回扣的丑闻，麦肯齐.金在进退维谷之际，请求总督允许他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三次申请三次被拒（这也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总理要求解散议会的总督）。无奈之下，麦肯齐.金只好辞职。谁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段时间，加拿大人就是过了一阵子没有总理没有政府的日子。哦，还是不行，总督只好让最大党的保守党组成内阁，可笑的是，仅仅三天之后，新内阁就在众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中倒台。 对付刚直不阿的梅根，麦肯齐.金的政治才能太绰绰有余了，此前陷入困境只是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已，至少他还沉浸在自己的伪装面具后面悠然自得。一看下台了，麦肯齐.金的政治手腕立马活络起来，那如抖梨花的招数很快就把阿瑟.梅根挑落马下。 还是简单说道说道人家是怎么玩的。那时的加拿大，如果一名议员被指定成为政府内阁部长时，他就必须辞去议会议员职务，等待再次选举成功之后，才能宣誓就任内阁部长。因此，梅根被任命为总理时，就自然辞去了议会议员的职位。他任命了六名保守党人作为各个部门的代理部长。为什么叫代理部长呢？因为梅根对这些人经历再次选举后，是否能幸存下来心有凝虑，于是用代理部长的名义先把官当着，等以后有把握了之后再历练选举不迟。可是这六人中竟有一人是前内阁部长，这样一来，这个新政府的部长标准就参差不齐了。对，就这么点事。麦肯齐.金立马看到了鸡蛋上的缝隙，认为新政府是不合法的，指出新政府里有人宣过誓，有人没有，成何体统。他操纵进步党人在议会里给保守党投下了不信任票，很快就把刚刚三天的梅根政府给搞垮了。 梅根一看形势不对，也请求总督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这次总督同意了，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胜出，取得了多数党的席位数量。虽说这次大选自由党乱中取胜，但自由党也有亮点，那就是承诺降低税收和建立老年人保证金机制。从此，麦肯齐.金对加拿大的长期统治真正开始了。 麦肯齐.金对内稳定了局势之后，开始把矛头直指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对外政策。我们知道，博登政府凭借着加拿大在一战中的功劳和苦劳，为加拿大争取到在帝国范围内制定共同对外政策的权利。但在麦肯齐.金看来，共同的对外政策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帝国内部各个成员的独自利益相差悬殊。其次，英国绝不会放手让各个自治领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再次，共同的对外政策，会把加拿大等自治领在以往战争中赢得的新国家地位搞得模糊不清。 麦肯齐.金的上述观点，早在1922年的“查纳克危机”（Chanak Crisis）事件中就显露无疑。当时土耳其要出兵占领与希腊之间的中立区查纳克（Canakkale），威胁进攻当地的英法驻军。英国根本没有和加拿大政府通气，就决定要这些自治领增派援军。加拿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英国媒体早就把这事炒作得甚嚣尘上，这让加拿大人感到很不爽。麦肯齐.金正在多伦多参加政治野营活动的时候，英国政府请求援军的正式文件才到。这不明显地在玩政治游戏吗？哪有事先不商量一下就叫人家两肋插刀的。 麦肯齐.金告诉英国政府，如果没有在议会进行讨论，加拿大断然不能派兵。当然，他没有直接拒绝，只是说还没有做好支持英国对外政策的准备。查纳克危机表明，英国显然认为，只要她提出要求，自治领就应当无条件服从。你也不考量考量，加拿大在中东就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可言。难道这就是加拿大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同对外政策？《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49节作者: 漫游国际 自从“查纳克危机”以后，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共同对外政策严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没有了意义，那么，加拿大就应该拥有其自己的对外政策。此后，加拿大确实单独与许多国家达成了一些商业性条约，不过也没有太过出格，仍然是在取得了英国王室的授权后才进行的，条约达成后还要请英国代表和加拿大代表共同签字，条约签字后还要经过英国王室的批准生效等。当然，既然加拿大政府有请，英国政府还是很愿意签签字的，可加拿大政府觉得绕这么一大圈真让人受不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如果涉及政治主题，英国政府的派头往往就大得不得了，竟然要求请示英国外交部。 我们来看看，麦肯齐.金是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的。他先找了一个跟帝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协商主题，那自然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问题了。对，就拿太平洋沿岸的大比目鱼（Halibut Fisheries）渔场问题来试探一下。1923年美加两国达成“大比目鱼渔场条约”，分别由美国国务卿和加拿大海洋渔业部部长呃尼斯特.拉普万特（Ernest Lapointe）签字。英国得知后，决定由英国驻美国大使签字，结果被麦肯齐.金果断拒绝了。该条约直到加拿大议会都批准之后，才假惺惺地拿去让英国国王认可。最后乔治五世真的就认可了。自此，加拿大终于第一次用她自己的权利，同另外一个政权达成了一项条约。 1923年也是帝国大会再度重逢之时，麦肯齐.金首次参加了帝国各成员国总理碰头会。可是大多数成员国竟然赞成帝国范围内的共同对外政策，这让麦肯齐.金很郁闷，给大家撑撑腰打打气却不领情。算了，竖子不足与谋，还是单打独斗霸王硬上弓。麦肯齐.金坚决主张在帝国范围内各成员国自主对外政策的观点，绝不妥协。最后，英国政府只好同意了“在不涉及帝国利益的情况下，各成员国自主制定对外政策”的提议。 麦肯齐.金为加拿大谋得的第二大权利则是向外国派遣代表。如果有了自己的驻外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可以准确掌握派驻国的信息，进而与这些国家开展国际间的交往。显然，与加拿大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美国，自然成为加拿大首先要派遣外交使团的目标国家。继1924年爱尔兰自由邦向美国派遣代表团之后，麦肯齐.金也于1927年委派凡尚.马赛（Vincent Massey）作为首位驻美国的部长级人物，接着向法国和日本都派出了使节。 在1926年秋的帝国大会上，麦肯齐.金提出准确定义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在南非总理赫尔佐格将军（General Hertzog）的支持下，加拿大获得的独立国家定义为：“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区，等同于国家，无论国内或对外事务上不相互隶属，共同效忠于国王陛下的、自由加入英联邦的成员国”。 在过去50多年里，加拿大自治领坚定不移地朝着独立自主的道路迈进，现在，她的目标实现了，“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自治成员国现在可以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的体制是她的生命之根源，自由合作是她的方式，和平、安全和进步是她的目标”。紧紧围绕这些积极向上的宗旨，一个以英国为主导的国家联合体问世了。 具体怎么解释呢？国家的地位是平等了，但在功能上，自治领几乎难以平起平坐。就英国的权力和资格来讲，在实现国家联合体的目标时，英国必须承担特殊的责任，但英国不再要求无事实根据的外交统一，每个自治领可以制定其自己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否与另一国存在分歧。 在具体的实践中，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总督的作用。过去，总督是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派往自治领的代理。而现在，他仅仅是国王的代表，和大不列颠国王的部长一个档次。总督不再有权要求自治领的立法必须得到大不列颠的批准，也不再是自治领和英国政府之间沟通的官方渠道。事实上，总督变成了自治领国家的一个体制上的元首。此后不久，英国开始放手让自治领自己任命总督。1928年，加拿大接待了来自联合王国的高级专员，也向伦敦派去了自己的高级专员。 1931年，英国的西敏寺特议会通过了《西敏寺特法令》，规定自治领的法律不再与英国法律产生冲突之说。自1865年出台的《殖民地法律效力法案》，这部曾经禁止殖民地法律与英国法律发生冲突的法案正式废止。《西敏寺特法令》还规定，除非自治领有特殊要求，英国议会的法案不再对自治领产生效力。另外，自治领取得了在国界以外三英里范围内监督其公民行动的权利，从而能够对公海上的商船行使司法权。这样，加拿大议会就开始有了同英国议会的同等权力。 《西敏寺特法令》确保了英联邦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不过，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之间还是在以下两点保持了从属关系：一个是来自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上诉仍旧由英国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受理，一个是加拿大的宪法修订必须征得西敏寺特的同意。这两点是自治领走向独立之后幸存的法律关系，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人们相信会迟早改变的。 对于加拿大来说，《西敏寺特法令》的意义在于，自加拿大殖民地成功建立责任政府以来，长达80年的独立之路终于走完。三百多年前，早就在英国发展成熟，并在新大陆付诸实践的政治自由和民治政府理念，终于孕育出一个新的国家。 从以前的资料看，大多数加拿大人，对于这个国家在体制上取得的进步，远比物质上的繁荣更加让他们欢欣鼓舞。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加拿大的经济如同美国一样，取得了飞速发展的成绩。受到美国市场的刺激，加拿大经济连创记录。在那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年代，似乎北美已经建成了人间天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支撑这个人间天堂的世界是多么的飘忽不定，美好的日子很容易就会被搅得天翻地覆。 正是：权柄在手争外权，属国楛桎终脱散。物质丰裕不是梦，家国自主才坦然。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0节作者: 漫游国际2010-12-17 12:27:18 第一百零七回 资本经济遭遇大萧条，基础社会萌发新潮流 却说加拿大人刚刚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全国到处充满了乐观主义。可是好景不长，二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国际贸易大国们的繁荣景象，很快变成了蔓延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作为出口大国的加拿大经济首当其冲，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已经呈现出惨不忍睹的状况。 首先在政治上，加拿大的联邦体制无疑成为各界攻击的对象，以往的这些殖民地都想各扫门前自家雪。在危机面前，反对党的声音异乎寻常地响亮。有的批评“国家大政”不合时宜，有的主张走回原来的省权主义老路，有的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挽救加拿大。在不绝于耳的反对声中，老一辈领导人麦克唐纳和劳里埃主导的加拿大统一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时的加拿大国民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赖于出口，三分之二的出口产品是原材料。尽管加拿大人时刻防备着避免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但受制于经济规模和市场的狭小，加拿大经济始终摆脱不了寄生于美国经济的宿命。继西方各贸易大国在财政和商业陷入瘫痪之后，美国也由于生产过剩和投机钻营，其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和那时的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人一边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恨不得把产品都卖给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又大幅度提高关税，企图把别国的产品挡在国门之外。 从加拿大主打出口产品小麦的价格之低，就知道加拿大经济的严重性有多么厉害了。大萧条开始前的1929年，一个蒲式耳（英国的容量单位，相当于36升多一点）的小麦卖1.6美元，到1932年时竟然卖到38分还没人要。至于印刷产品、纸浆、鱼类资源、其他农产品价格更是一落千丈。工业比较发达的安大略和魁北克，得益于关税壁垒，情况还好点，而其他省份几乎都过不下去了。1934年，纽芬兰为了换取英国的资金援助，居然放弃得之不易的责任政府，听命于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 草原省份更是祸不单行，不仅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买不掉，还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旱情与热风。西部草原的热风可不是一般的热浪，它会把地表土壤全吹跑了，正如当时里贾纳（Regina，现萨斯喀彻温省首府）的一位记者说的，“那里已经成为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行走了五十多英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而在城市里，制造企业只好为国内市场提供商品，虽然加拿大也实行了关税壁垒，保护了价格免遭大幅度下滑，但相对于营业收入而言，资本家的日子简直难以维持。唯一能做的就是裁员，于是城市里到处都是无业游民，当时的失业率高达22%（现在加拿大的失业率在6-8%的情况下，工作都巨难找）。年轻的失业者只能靠政府的救济为生，到处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工作。 全球经济大萧条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所有的加拿大人。除了上面所述遭受直接影响之外，标志着加拿大经济命脉的铁路也是入不敷出，公务员和教师的薪水不得不缩减，靠股票和财产牟利者已没油水可捞，抵押贷款早就不能再提供了。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必须要拿出办法来解决。特别是失业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稳定。麦肯齐.金一开始要求各省政府要担负责任，为失业者提供社会援助。而省政府财政严重吃紧，无力满足如此规模的援助方案。麦肯齐.金这才授权联邦国库向西部省份拨款，而安大略省的保守党政府却得不到同样的待遇。接下来，麦肯齐.金发表了一个“五分钱”演讲，声称不会给任何拖雷党（就是保守党啊）省政府哪怕五分钱的援助。 “五分钱”演讲的冷言冷语彻底激怒了加拿大人，说明自由党政府根本没有拿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积极方案，来应对经济危机。1930年的大选，保守党党领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Richard Bedford Bennett）赢得138个席位，组成了多数党政府。 贝内特本来身高马大，声音洪亮。他在议会的演讲几乎就是导师训导学生们。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振臂高呼，决心要采取的措施，一般都不会受到批评。在贝内特的思维里，就没有妥协这一说法，那是传说中的高人麦克唐纳的艺术。加拿大人也算是被经济灾难折腾得完全糊涂了，这时候只要有任何积极向上的引领者，哪怕只会喊些空洞的口号也行，都会得到加拿大人的积极响应。 贝内特除了猛烈抨击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陈腐老旧之外，提出的鲜亮口号就是“要在关税壁垒后面，打造加拿大工业，帮助加拿大在世界市场打开局面”。落实到具体行动，无非就是提高关税，消减进口，增加就业，以此恢复信心，推动经济复苏。 最主要的还是同美国的贸易战，谁会比美国人更能算计呢？人家早就把加拿大小麦和畜牧产品的关税提高到48%。贝内特当然不甘心，他要寻求报复，也把关税平均拉高了10个百分点。这样一来，加拿大的进口完全针对那些自己生产不了的东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美国人干脆跑到加拿大建厂，大肆兼并加拿大企业，来规避加拿大关税，大量企业沦为美国人的打工仔，美国人活脱脱成了加拿大经济的业主。 虽然，贝内特的民族主义经济迎合了加拿大的情绪，但关税保护政策并没有推动出口，反而加剧了加拿大出口企业的困境，比经济止跌之前还要狼狈。贝内特唯一做到的是保护了加拿大的国内市场，可是有限的加拿大市场怎能吸纳得了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生产量呢？ 1932年，当全球经济吃紧之时，英联邦经济大会在渥太华举行，会议主题自然是如何在联邦范围内拓展贸易，相互照应度过难关。贝内特荣幸地主持了帝国大会，所有自治政府悉数到来，不过人心不齐，英国经济在全世界的当量完全和这些自治领不在一个档次上，商讨半天也拿不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次大会最终以失败告终。 贝内特政府并非一无是处。加拿大人在经济危机中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一个有效管理经融体系的机构，这让加拿大在经济波动中吃亏不小。于是贝内特政府组建了加拿大银行，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级银行，是属于国家管理银行，掌控黄金储备，独家拥有货币的发行权，管理加拿大债券，对外控制加元的币值。另一件值得被加拿大人记住的业绩是，创立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这家公司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用英语和法语广播。《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151节作者: 漫游国际 经济危机自然要带来政治危机，一开始还只是出现了反对声音和不同的主张，到了后来，各地方的政治骚动愈演愈烈。首先是魁北克的党乱。魁北克这个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来，大多数农民变成了工人，而他们的雇主却是英裔加拿大人、美国人或者是英国人。 这在魁北克人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旨在保护魁北克权益的“统一民族党”（United Nationale）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在毛里斯.杜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的领导下，统一民族党占据魁北克政坛长达25年。这个新成立的党派是权力至上的拥护者，提倡对一些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魁北克的问题。但上台之后，杜普莱西出尔反尔，立刻同企业家们打成一片，很少有实质性的社会改革措施和国有化政策。为了吸引投资，杜普莱西甚至把工人时薪控制到比较低的程度，把工会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打压各方不同的意见。 统一民族党一度想参与到联邦政治中，但始终没有走出魁北克一步。魁北克人虽然支持统一民族党，可他们同样没有放弃联邦党派自由党。 安大略的省权主义闹腾得不及魁北克那样厉害。“埃尔金县的洋葱农户”米歇尔.赫普本（Mitchell Hepburn）精心策划了一次抗议活动，然后乘机改组了省自由党，并于1934年大选获胜。上台后的安大略省自由党同样忘记了为农民兄弟和纳税人许下的诺言，反而摧毁了这个省的工会力量。在赫普本政府的管理下，安大略执行的路线似乎和联邦政策没什么区别，但其实质显然增强了安大略的省权主义势力。 埃尔伯塔省，这个世界粮食生产基地，由于粮食价格一落千丈，加上贝内特的关税政策，早已经陷入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纷纷思得新政。受美国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埃尔伯塔的农民们认为，只有实行“便宜的货币”政策，才能改善这个省的经济状况。 这时候，一位通过广播传播福音的卡尔加里学校校长，威廉.阿贝哈特（William Aberhart）立刻被推崇为该省经济的救世主。此人熟读苏格兰工程师梅杰.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一书，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资本主义的软肋，即一个社会的有限购买力与生产商品的无限责任之间的矛盾。如果提高购买力，就会稀释社会产出，从而达到满意的经济平衡。说白了，就是多多印制钞票，政府给老百姓发钱。 “我们要让埃尔伯塔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是受到关照的”，“要为老百姓提供生活所需”，“受上帝眷顾，我只是为生活所迫的老百姓寻求足够的衣服、住房和粮食”。一石激起千层浪，1935年的大选中，阿贝哈特发起的“社会信用”运动风靡整个埃尔伯塔省，以立法会63票中的56票获得大选胜利，还一度占据了渥太华议会中的17个席位。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阿贝哈特上任后，发现要实现他的经济理论绝非易事。银行和货币的调整，那是联邦政府的事。想通过降低资本利息，也属联邦经管范畴。出台了几项省法令，还遭到联邦政府的否决。为了实现“社会信用”政纲，阿贝哈特把省权主义发挥到极致，但社会信用运动向国家财政制度发起的挑战还是归于失败。 伴随着经济大萧条，人们在思想上的各种变化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群。如果说前面所提的一些区域政党，还只是应景经济危机的产物，那么“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即今天的新民主党前身）就有点社会主义性质了。 1932年，一些进步党党员、效仿英国劳动党组建的各种社会主义者组织、来自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大批大学教师，还有最重要的各色农民组织，齐聚卡尔加里商讨建立社会主义者政党，结果弄成了一个“平民合作联盟”。其实，按英文字面解释应为“均贫富合作联盟”，加拿大人称之为“农工社会主义者联盟”。“合作”是农民们的心声，“均贫富”是该党希望的社会秩序，人们应该共享富裕。“联盟”则指该组织是各类经济和社会群组的松散联盟。 1933年，平民合作联盟在里贾纳发布了“里贾纳宣言”（Regina Manifesto），提出建立“有序的社会化经济秩序”，对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运输和电力公司实行国有化，要求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效保护自然资源，鼓励合作化道路，政府认可集体劳资协定和推行大量社会福利。 加拿大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也提倡，建立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监督加拿大经济发展。当然，那是完全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象英国社会主义者一样，加拿大社会主义政党主张通过议会体制，和平演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总而言之，加拿大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每一位加拿大人的政府。这和同时期发生在加拿大的其他政治运动有着根本区别。 应该有人会发现，今天每当新民党党领杰克.莱顿（Jack Layton）发表讲话时，总有一种曾似相识的感觉。原来这位总是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党领袖，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政党性质的前平民合作联盟的传人。 平民合作联盟最早的精神领袖是著名的詹姆斯.沙弗.伍兹沃斯（Jame Shaver Woodsworth），早先是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在温尼匹以北的一个贫区任职。那时，伍兹沃斯就已经思索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质疑工业化带给人类的生活成本等问题。一战期间，由于伍兹沃斯主张无论贫富都应当参军，被政府解雇。他看不惯卫理公会支持战争，认为很多教堂中层神职人员对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因此辞去了卫理公会的职责。 1919年温尼匹总罢工期间，伍兹沃斯因发布煽动性言论被捕，旋即释放。此后，他当选为劳工代表，成为众议院议员直至1942年去世。伍兹沃斯的人生目标就是把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把加拿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体系”。平民合作联盟运动就是伍兹沃斯为了消除一个阶级统治和奴役另一阶级，让社会主义秩序代替资本主义体系，所做的一次尝试。他认为，基于经济平等的民主自治政府是可以实现的。 平民合作联盟在西部诸省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安大略也得到不少的支持，只是在魁北克和海洋诸省没有市场。总理麦肯齐.金对于该党的个别纲领也有所欣赏，比如老年金制度。平民合作联盟一度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但在二战后期工会势力加强后，开始广为人们接受。1943年，平民合作联盟获得安大略省立法会的34个席位，一年以后成为萨斯喀彻温省的执政党。 正是：经济危机蔓全球，意识形态争主流。社会秩序须调整，暴力倾覆为何由？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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