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回 中路反攻逢败绩，东线袭取华盛顿 英军围攻埃利堡失利之后，美军倒是更换了统帅，沙头盖战役中被萨拉贝利打晕乎了的乔治.伊扎德（George Izard）少将升任为尼亚加纳战局的总指挥。此人本来并没有多大能耐，属于纸上谈兵型的将领，只是路子走得很对。先是给汉普顿少将当营地助理，汉普顿在沙头盖战败退回普拉兹堡后离任，伊扎德成为了矬子里拔出的将军，镇守尚普兰湖。1814年作为援军带兵来到埃利堡，却发现这里也在闹人荒，因此来了个平行调任，当上了尼亚加纳战局总指挥。伊扎德好歹应付了一阵之后，竟弃埃利堡而去，带兵回到美国一侧。 这个时候，英军已经在欧洲战场战退拿破仑，15000名英军军人很快就来到北美战场，齐聚威灵顿（Wellington，欧洲战场滑铁卢战役英军主帅）的四位得力干将旗下。这批军人有一半是第比利斯半岛战争的老兵，其余也都是经验丰富的守备队。一同而来的还有英国政府对美国的180度态度转变，现在该轮到英军主动进攻了，英军现在每前进一步，都将为以后和平谈判增加一副砝码。加拿大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也接到命令要对纽约和佛门特地区发动一次入侵行动。 普雷沃斯特手头的军队已经远远超过普拉兹堡的美国守军，但能否拿下还是取决于是否能够控制住尚普兰湖。而这一带的双方水军旗鼓相当，英军舰队由乔治.道涅（George Downie）指挥，美军海军则由托马斯.麦克当劳（Thomas MacDonough）领衔。 普雷沃斯特来到普拉兹堡城下时，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等待刚刚完工的HMS“信心”号驱逐舰的到来。1814年9月11日，道涅乘着装有36门大炮的“信心”号战舰及时赶来，普雷沃斯特已经调动所有部队同时行动准备攻城，专等道涅的水军前来攻打美军舰队，配合整个攻城计划。道涅得令立刻向麦克当劳的美军舰队发起攻击。不料这次水战很快就以英军的失败而告终，道涅也被打死，美军完全控制了尚普兰湖。 普雷沃斯特一看水军形势不妙，抢先登陆进攻亚历山大.马库伯（Alexander Macomb）的守军，却遭到马库伯率军顽强抵抗。这时，道涅阵亡水军失利的消息已经传来，普雷沃斯特强力仰仗的水军竟然败下阵来，普雷沃斯特感到大势已去，不等高级将校醒过神来，急忙命令部队撤退，声称“失去水上优势，我们已经唇亡齿寒，若还滞留在敌人的领土上的话，将要大祸临头”。普雷沃斯特的政敌和军界高官要求撤换这位总督大人，伦敦的海军军事法庭裁定，此战失利主要是因为普雷沃斯特强迫准备不足的舰队仓促进攻，而且说好的陆上支援也没有兑现。确实是这样的，本来普雷沃斯特还可以从陆地上进攻城堡守军来减轻道涅的压力，可是这位总督大人早就萌生退兵的想法，一看形势不利，自己抢先逃跑，终于导致全面溃败。普雷沃斯特在他本人的案子开庭之前突然死亡，从此声誉一落千丈。尤其是加拿大军民对这位总督大人不敢恭维，同样的兵力，在巴洛克将军的指挥下与美军的战斗酣畅淋漓，不管结局怎样，人们都充满激情投入战斗，而这一切普雷沃斯特是做不到的。 远在西部的伊利诺斯，基本上都是英军正规部队在作战。在1812年战争期间，这一带的军备竞赛演变成了修建城堡大赛，竟然一下子冒出了65座城堡，当然大部分是美国当地定居者修建的。沿密西西比河谷一带，一边是美军与美国定居者，另一边是英军和印第安盟友，双方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812年战争爆发后，美国最西部沿米索里河的前哨战奥萨日堡早就荒废了，接着到1813年9月另一处相当于今天爱荷华州的前哨战麦迪逊堡也因为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而被迫放弃。这一带由黑鹰（Black Hawk）率领的索克和福克斯部落的战士最为强大，曾经在美国西部两次重创了向西进军的美国军队：即奥萨日（Osage）河口的科特桑德赛（Cote Sans Dessein）战役和圣路易斯附近的阴沟战役（Sinkhole），都是黑鹰带领弟兄们通过伏击战给美军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 当然，用美国人的话说，印第安人的这些敌对行动后面都有英国人的影子。那么顺便插一段有关印第安人黑鹰的史话，看看当时英美印第安人三者在美国西部地区恩怨纠葛。 黑鹰，或者叫“黑鹞”，于1767年出生于洛基河（Rock River）上的索克努克村（Saukenuk），即今天伊利诺斯州罗克兰镇（Rock Land）。一到夏天，索克部落就会来到这里从事一些简单的农耕，举办全族隆重的死亡葬礼。冬天的时候，索克部落会穿过密西西比河在河西一带打猎，用他们传统的陷阱诱捕方式获取动物毛皮，卖给英国人换回一些日用品。黑鹰是索克部落大头领雷鸟纳呐麦基（Nanamakee）的曾孙，经常带领索克战士出兵打仗，相当于索克部落的武将。在行政事务上，黑鹰始终没有当过索克部落的首领。黑鹰十五岁时就曾杀过人，十八岁时带领索克战士打过胜仗。 黑鹰向来反对给白人或白人的政府割让土地，不承认1804年印第安纳总督威廉.亨利.哈里森与索克和福克斯部落签订的《夸释夸姆》条约（Quashquame）中把索克努克割让给美国政府的条款。实际上，这个条约是索克部落内部的一些代表在未经部落全体酋长会议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与哈里森签订的，黑鹰和众多成员都反对这个条约的有效性。哈里森拿着这个条约开始在争议地区修建麦迪逊堡，因此黑鹰带着印第安兄弟们向白人发起了袭击，这也是黑鹰首次直接同美国政府军开战。 1812年战争爆发后，英国人毛皮商罗伯特.迪克逊（Robert Dickson）在格林贝（Green Bay，今天威斯康辛密执安湖西岸格林贝湾南角）一带聚拢起来了不少印第安土著，主要有珀塔瓦通米人、圣语人（Ho-Chunk），基卡普人（Kickapoo）和渥太华人，帮助英国人在大湖区的军事行动。当时迪克逊邀请黑鹰带领的200多索克和福克斯战士加盟，黑鹰欣然接受，不日就带着索克和福克斯部族的印第安战士到了迪克逊的帐下，被授予全部印第安战士的总指挥一职，同时赠送一面丝绸旗帜、一枚勋章和写有与英军同盟及端正行为等内容的书面证书。另外，迪克逊还拜黑鹰为名誉准将。 在早期的西线战场上，黑鹰曾协助英军陆军少将亨利.普罗科特在埃利湖西岸一带攻击美军据点，参与过梅格斯堡的包围和对斯蒂文森堡（Fort Stephenson）的进攻。普罗科特战败东逃，特库姆赛的印第安联盟解体后，黑鹰回到索克部落故地，组织索克部落和福克斯部落战士一心想把白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从此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黑鹰战争。《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0节作者: 漫游国际 二十年后的巴德阿克斯（Bad Axe）大屠杀惨案中，迪克逊组织起来的印第安武装被美军歼灭于洛基河口，黑鹰本人虽然侥幸逃脱，无奈美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密执安湖以西的印第安人家园，大多数索克和福克斯部族的战士在主和派柯奥库克（Keokuk）的带领下投向美国军队。而黑鹰本人和他的白人战友“白云”仍然继续潜逃，最后向北逃往拉克罗斯河（La Crosse River）时听从了圣语人和白云哥哥的劝告，放弃逃跑投降美军。当年迪克逊授予的旌旗和证书一同被人找到落入美军手里。 黑鹰投降美国政府以后，和索克首领尼亚波普（Neapope）、白云及其他八位印第安联盟首领一同关押在杰佛逊.巴拉克（Jefferson Barracks）监狱。八个月之后，即1833年4月，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下令将这帮投降的印第安人举国游行示众。可怜的黑鹰战士和他的战友们被带上蒸汽船、马车和火车，来到美国经济繁华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人们争相观看曾经让美军吃尽了苦头的印第安人首领黑鹰战士。在游行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美国总统杰克逊和国务卿莱维斯.卡斯（Lewis Cass）忍不住好奇心也接见了黑鹰等人，不过最后还是把他们送往弗吉尼亚的监狱。 在芒罗堡监狱（Fortress Monroe）逗留的短短几周时间里，黑鹰成为了众多画家的造型模特，成为人们玩弄的艺术品。就像圣火传递一样光荣，美国各大城市争先恐后地要求黑鹰们到此一游，他们先后到过纽约、巴尔迪摩和费城。而西部城市的反应截然相反，底特律的民众愤怒地烧毁了这些阶下囚的肖像。 监狱生涯快要结束之时，黑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向政府的一名翻译和盘托出。当地报界经过加工处理后出版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土著美国人的传记，接着各种版本的黑鹰文章铺天盖地先后出版，尤其以安东尼.乐克莱（Antoine LeClaire）口述，J. B. 帕特森（Patterson）编辑，由辛辛那提出版社出版的《黑鹰战争》最为畅销。 期满释放后，黑鹰回到家乡，在衣阿华河（Iowa River）一带过着平静的生活。1838年，黑鹰得疾，两周后暴病而亡。又一年，黑鹰尸骨被盗。衣阿华总督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利用个人影响，找到尸骨下落，安置于伯灵顿官邸，托与伯灵顿地质历史协会看管。 1855年，一场大火过后，黑鹰遗骨荡然无存。也有版本说，卢卡斯把黑鹰遗骨卖给了一位伯灵顿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又留给合伙人麦克劳伦斯（McLaurens）。果然在麦克劳伦斯迁至加利福尼亚后在他的原址上挖出了黑鹰的遗骨，最后葬于伯灵顿阿斯朋公墓（Aspen Grove Cemetery）。这是后话。 同时期，休伦湖一带风平浪静，可是因为美军在埃利湖上和上加拿大西部取得了胜利，重新占领了底特律，休伦湖一带的英军被完全隔离。1813年到1814年冬季，罗伯特.马克多尔（Robert McDouall）带领加拿大人修建了从约克镇到乔治亚湾的另一条新运输线路。当马克多尔带着物资和援军到达麦琪诺堡（Fort Mackinac）后，派兵收复更加靠西边的大草原狗（Prairie du Chien）商栈。1814年7月20日，英军取得了胜利。 早在7月初，美军五艘舰艇从底特律出发，准备攻占麦琪诺堡。8月4日当这伙正规军和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上岛之后，发生了一场麦琪诺岛战役，结果美军遭到印第安人的伏击，被迫退回船上。美军在诺塔瓦萨加湾（Nottawasaga Bay）一带游荡时找到了一处新的屯兵之所，怕被英军利用，这伙美军摧毁了这个屯兵地，放火烧毁了找到的帆船，只留下两艘炮舰封锁麦琪诺堡，其余全部返回了底特律。9月4日，这两艘炮艇也被英军和印第安人乘独木舟和小船俘获。经过这些军事行动之后，麦琪诺堡仍然控制在英军手里。 英军在大草原狗的守备部队也同样打跑了来犯的扎沙里.泰勒（Zachary Taylor）少校。直至战争结束前，英军在这些遥远的战争前线，通过赠送礼品和武器，团结当地印第安人，与几支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结成同盟，始终保持着对敌优势。1814年美军在借用岛（Credit Island）战役败退下来时，曾经想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约翰逊堡（Fort Johnson）驻扎，结果也被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赶跑，连同密西西比上游河谷地带都扔在身后不管了。 直至战争结束，麦琪诺和其他几座占领的城池才归还给了美国。但是美国人和索克部落以及其他当地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战斗一直延续到1817年。 美国海军虽然在一些局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英国海军加强了对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一带的海上全面封锁以后，美国海军还是显得只不过一只小虫子那么渺小。到1814年时，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人狗急跳墙，海军和私人武装舰艇一起扑了上去，也对英国港口实行封锁，截获了多达825只英国商船，对英国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对全副武装的皇家海军，美国人只好滞留在港口里不敢做声。 英国皇家海军牢牢地控制着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美国东海岸中段，许多重镇沿岸竖立）并建有一个海军基地。美军舰艇“切萨皮克号”非常勇敢地对这个基地发起进攻，无奈只是以卵击石，英军巡洋舰“香农”号（Shannon）海战经验非常丰富，轻而易举地擒获了美军的“切萨皮克”号，拖进哈利法克斯军港作为战利品保存。 在大西洋沿岸，切萨皮克湾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向西可以直接对美国首都华盛顿形成威胁，向东总扼大西洋沿岸海上封锁线。英国皇家海军在这里一直占据着一个海军基地，欧洲战火已近尾声，这时候英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从这个海军基地出发，打击美国任何一座核心城市了。从1813年开始，乔治.考克本（George Cockburn）带领一支皇家舰队开始封锁海湾出口，对切萨皮克湾口的诺尔佛克（Norfolk）到海湾伸入内地的哈佛格拉斯（Havre de Grace）沿岸的村镇完成了一番扫荡。 1813年7月4日，美国的一位独立战争英雄约书亚.巴尔尼（Joshua Barney）向海军出谋打造一支由二十多艘战舰组成的切萨皮克湾舰队，以便防备英国海军从切萨皮克湾发功的攻击。1814年4月，美军的切萨皮克湾舰队组建成功以后，立即下水盘踞在帕图克森特河（Patuxent River）一带，对皇家海军实行骚扰战术，这也是美军舰队面对强大的皇家海军唯一能做到的敌对行动。但是随着欧美战争形势的变化，皇家海军不再对美国海军这种胆大妄为的骚扰活动保持克制态度，决定发动反击。皇家海军一出动，美军舰队就像挡车的螳螂，毫无威力，反而引狼入室，最终导致“火烧华盛顿”这样的历史闹剧。 1814年英国的北美战争政策逐渐强硬起来，为了表达这种强硬政策，舰队司令瓦仁（Warren）由亚历山大.考克莱恩（Alexander Cockrane）替换，派遣考克本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将军于8月19日和29日期间带领一支远征军伸入美国境内，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 当时美军攻占约克镇并放火烧毁议会大厦之后，加拿大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就写信给逗留在百慕大的海军司令，请求皇家海军为美军在约克镇的行径采取报复行动。正巧，罗斯将军手下的2500名战士搭乘着“HMS皇家橡树”号、三艘护卫舰，三艘帆船战舰和十多艘运输船抵达百慕大港。这时的英军已经在第比利斯半岛战争中取得胜利，士气旺盛，英军就想利用这支军队向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沿海发动牵制性进攻行动。既然加拿大总督普雷沃斯特写信专门请求，这支军队连同整装待发的皇家海军和民兵武装一道立刻被派往华盛顿特区发动攻击。 8月24日，即使英军已经明显地向华盛顿挺进，美国战事国务卿约翰.阿姆斯特朗坚持认为，英军皇家海军的攻击目标应该是巴尔迪摩而非华盛顿。美国这边毫无经验的民兵武装集结在马里兰的勃兰登堡（Bladensburg）防守华盛顿。《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1节作者: 漫游国际 勃兰登堡位于华盛顿东北部郊外，是英军进攻华盛顿特区的必经之地。6000多美军阻击4000来人的英军，但由于美军仓促应战组织无序，布防严重失误，当时的美国民兵是最靠不住的一支军队。结果美军只放了几炮之后就四散开逃，只有400多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坚守阵地，最后也是寡不敌众被迫退却。英军虽然在美军的炮火下奋勇直前，伤亡重大，但终于打跑了守军。这次战斗被冠以“美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场惨败”和“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一段” 美军放弃战场，英军进军华盛顿已经畅通无阻。美军民兵实际上逃到了华盛顿大街上。美国总统麦迪逊和联邦政府官员也听到了枪声看到了炮火，差点当了英军的俘虏，最后逃跑及时才免更加可耻更加丢脸的一幕出现。多亏总统夫人多尔莱.麦迪逊（Dolley Madison）奋不顾身，临走从总统府里抓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画卷和其他艺术作品，当晚英军开进华盛顿城。 英军指挥官到白宫一看，为总统先生准备的晚餐还热乎着呢，他们不慌不忙享用完了丰盛的晚餐之后，放火烧毁了包括白宫和金融大楼在内的所有公共建筑。英军也美美地欣赏了一次他们为美军在约克所犯罪行的报复杰作。美军海军为了不让英军俘获舰只和军需物资，放火烧着了船坞码头，结果火海连天，好一副热闹景象。 当天晚上，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席卷华盛顿特区，期间夹杂着一两次龙卷风袭击，美国首都再次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所幸的是大雨浇灭了熊熊大火，也算老天有眼。暴风雨过后，英军离开华盛顿向巴尔迪摩挺进。 正是：总督挥戈杀气浓，却遇敌炮傲长空。直捣华府复仇战，总统逃命餐尚温。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2010-01-24 09:56:30 第五十九回 星条旗下炮声隆，弓箭湾堡报和平 巴尔迪摩是一个非常繁忙的港口，是美国私人海上武装的基地。接下来巴尔迪摩之战开打，双方均有伤亡。罗斯将军在指挥作战时遭到阻击手的射击而阵亡，该阻击手即刻就被英军射杀，英军随后撤退。同时期，英军还计划在9月13日水陆夹击巴尔迪摩，但在进入港口时无法攻克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而后撤。 所谓的麦克亨利堡战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具体的战斗。当时英军火炮与美军大炮形成对轰，但英军火炮射程长，能直接打到城堡上，而美军大炮只是白费炮弹，最后就放弃了对轰。水路进兵计划是配合陆上主力部队作战，现在看来这种两路进攻的配合作战计划已经不太可能，于是英军连续轰击之后放弃进攻，撤退离开了。在进攻巴尔迪摩的那天晚上，整个巴尔迪摩一片黑暗，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英军连续轰击了25个小时，只有在炮弹爆炸发出光亮时，依然还能看到城堡上飘扬的美国旗，说明阵地还在美国人手里。 这次战斗的场景激发了美国律师佛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的诗情画意，当时律师站在窗口亲眼目睹了英军对麦克亨利堡的进攻和美军的英勇抵抗。1814年9月13日凌晨，当弗朗西斯.斯科特.基透过炮火的硝烟，看到一面美国国旗仍然在城堡上空迎风飘扬时，他被这一场景深深打动了。随感而发不可收拾，他随手抓起一张纸写下了几行诗。第二天，他把诗稿送给法官尼克尔逊（Nicholson），得到大力赞赏，尼克尔逊建议用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为这首诗配曲，取名为“星条旗之歌”。这首歌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很快就传遍了全国。1931年被正式认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歌。 这位律师很有诗人天赋，一口气写下了四组歌词，而真正传唱的也就是第一组，后面有些内容还反映了当时这位律师对英国人的憎恨。还有一首与“星条旗之歌”很貌似的歌叫“星条旗永不落”，但不是美国国歌。 星条旗之歌（只是叙述故事需要，也许歌词可以结合情景有欣赏价值，绝没有他意） 哦，你可看見，透过一线曙光， 我們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 谁的阔条明星，冒着一夜炮火， 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碉堡上？ 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 它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 你看星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 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 1812年战争到了1814年末时，最后的战场转移到了美国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此时，欧洲国家已经停战急于签订合约，由于当时的通讯非得通过远洋海运才能到达大西洋这边，北美人乘着根特和平协定的消息还没到来，双方从北一直打到南方。 1814年末，美国未来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率军来到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迎战入侵而来的英军。次年1月8日经过新奥尔良战役，美军大胜，以很少的代价打死打伤英军2000余人，取得了自开战以来对英军的一次大捷，后来杰克逊因此而被推上美国总统宝座。 英军放弃新奥尔良，转战攻击阿拉巴马州的墨西哥湾沿岸一带。在1815年2月12日弓箭湾（Fort Bowyer）堡的战斗中，英军一千来人又修城堡又调用大量的大炮轰击这个战略要地。原来英军从新奥尔良战败后转战阿拉巴马，杰克逊为了让英军知难而退，号称弓箭湾堡没有十来万军队是攻打不下来的。这下好了，只有三四百人美军防守的弓箭湾堡愣是让英军炮轰多日，最后不得已宣布投降。 战争结束第二天，信使才猴急火燎地带着和平协定通知交战各方，英军只好放弃刚刚攻占的城堡，驾船回家了。英军盟友印第安人索克（Sauk）部落更不知道人家打架双方已经握手言和，到5月份还在攻击圣路易斯西北部的小股美军，甚至断断续续地在密苏里一带把战斗进行到1817年（当然，有时真不知道索克部落在后来的战斗中究竟是代表英军还是为了自己）。 又是一个圣诞之夜，即1814年12月24日，由美国、英国和爱尔兰在今天比利时的根特市签订了一个《根特协定》（Treaty of Ghent），英美双方在北美打了三年多，结果双方以平局的结局“握手言和”。该协定规定双方释放所有的战犯、侵占领土和捕获的船只。这样，美国得到了苏必里尔湖附近、密歇根、缅因和太平洋沿岸大约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西方人就是这样的做事风格，口里憋着气，绝不下大棋。打归打，谈归谈，即使原地踏步也绝不能让对方得了便宜还卖乖。看看北美历史上这些战争，不是你来我往，就是蓄意报复，从来没有韬光养晦这么个说辞。说来也怪，可是英国人愣是抓了些不少黑人奴隶，说好连同土地战俘一道送还，可是后来竟赖账，给了美国人35万英镑了事。美国人也不怎么样，把协定中第九条条款忘得一干二净，那时美国人对于土地的贪婪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乘着印第安人联盟分裂，疯狂地攫取了俄亥俄和密歇根大片土地。 英国人在摆脱拿破仑的纠缠之后，军事上的优势比起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可是英国人很绅士地在谈判桌上放弃了与美国人讨价还价，尽管心里对于1783年《巴黎和约》规定的边界线耿耿于怀，可是面对这个离经叛道的儿子辈美国来说，英国人可谓一位“宽容的父亲”一般，北美的老西北区这块战略要地就这样被美国人控制在手里，终于把加拿大变成了美国这只老虎身边的绵羊。英国人唯一得以安慰的是皇家海军仍然对大西洋沿岸掌控着制海权。 要说战争有好处，这回加拿大东部的海洋诸省真的时来运转。战争一开打，哈利法克斯港口就挤满了海军船员和经商的人群，贸易额飞速增长，有时顺手牵羊逮几只美国商船，新斯科舍的商人们兜里钱都鼓起来了。战争需要粮草，这里的农场和渔业忙得热火朝天。在新布伦瑞克，战争刺激了伐木业的发展，丰富的林业资源都统统变成钞票装进沿海居民和企业家的口袋了。饱暖思淫欲，富裕起来的殖民地人民直到这时才开始真正享受起了文化娱乐生活。《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2节作者: 漫游国际 1812年战争对于下加拿大的法裔人口来说，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表忠心，求同存异报国情”多年不遇的黄金机会。自1763年被英国占领以后，法裔加拿大人终于通过沙头盖战役明确表明了自己成为加拿大人的坚定信心。就是在这次战争进程中，上下加拿大人无论是本地的法裔人口还是从美国来的效忠派人士，他们对于加拿大的忠心耿耿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因为在沙头盖和伦迪小路战役中的同生共死和并肩作战，铸就了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要象爱护母亲一样保卫加拿大的一草一木。只有面对入侵的敌人时，大家才意识到，“哦！我们原来是一家人”。无论过去多少恩恩怨怨，现在只有一条心，就是要舍生忘死地保家卫国。自此，加拿大人已经把这个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地方看成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祖国母亲的血液在加拿大人的身体里沸腾。战争结束，双方的城堡要塞和领土恢复到以前状态，可是英国殖民地人民的内心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加拿大未来归属感更加肯定了，人们的心里燃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企图把加拿大合并为一的所有可能性彻底烟消云散了。 感谢英国政府的“宽容”政策，法裔加拿大文化才得以幸免存留下来。北美大陆上的大英帝国也是经历了一次风雨飘摇，在战争风暴中终于脱离苦海，总算没有倒下。只是由于仁慈惯了，在划定边界时被另立门户的美国人狠捞了一把，捡了个大便宜，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经济圈圣劳伦斯 – 大湖区盆地的一半就这样丢失了。 效忠派向北迁移改变了海洋诸省的格局，两个新殖民地出现了：新布伦瑞克和凯普布雷顿岛。只是在独立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海洋诸省殖民地缺少了与南方殖民地的贸易来往，大西洋金三角经济模式在少了一角的情况下，它们的发展依然缓慢。 对于魁北克殖民地来说，大批效忠派的到来终于改变了《魁北克法案》的旧版本，在明显具有英国殖民地特色的上加拿大确立了英国宪制。 在上加拿大克服发展和定居等自然问题的早些年，她的姊妹省下加拿大却不得不面对政治上和语言上出现的相互仇恨的局面，而且这些问题一度影响了下加拿大殖民地后来的发展。1812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上下加拿大都呈现出农业社区的新景象，它们同英国进行的谷物贸易逐渐取代了对毛皮交易的依赖，把以往圣劳伦斯经济的支柱产业毛皮交易推向了更加靠西的地区甚至到了太平洋沿岸。 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二次经受住了美国人对其生存的威胁，从现在起将要步入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新时代。 正是：硝烟呛得国歌出，战争凝就家国情。要知战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10-01-26 12:33:48 第六十回 加美关系新起点，新潮思想远涉关 1815年，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北美大陆上的英国人-美国人之间的战争终于偃旗息鼓，一个世纪的总体和平期“英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开启了帷幕。 现在，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只剩下了六个（上下加拿大、新斯科舍、纽芬兰、新布伦瑞克和凯普布雷顿），此后的五六十年，对于这几个殖民地的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来说绝对是黄金发展期。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打打斗斗，这几个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逐渐萌发了一种自我意识，我们到底是谁？难道命运注定要为别人活着？我们仍然是大英帝国在海外殖民地的子民，还是我们本来就属于加拿大这么一个国土？殖民地和帝国内部也矛盾重重，有时甚至到了拔剑张弓的反叛地步。大家以前都是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可是经历了这些战争之后，加拿大人已经不这么想了，不管别的殖民地如何，加拿大殖民地和宗主国以及帝国其他成员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一种新的政治隶属关系开始在加拿大人心目中酝酿开来。 刚刚结束的战争为海洋诸省殖民地带来了繁荣兴盛，同时也让加拿大人产生了体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在下加拿大，因战争而暂时熄火的政治斗争重新燃烧起来，法裔加拿大人对殖民地政府的反对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而在上加拿大，由于可恶的战争，效忠派人士连保家卫国的能力都要大打折扣，他们哪有时间考虑什么政治生活，更谈不上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适合于这片刚刚成为定居地的社会。不管什么样的人当政，如何抑制美国民主思潮在这个省蔓延开来才是他们必须马上要解决的问题。美国人的入侵，把各阶层兄弟推到了一条船上，把敌人拒之于门外，是高过一切的纲领。在上加拿大人根本来不及为自己设计政治生活的战争年代，固有的英国殖民地体制毫无声息地照搬到上加拿大政治舞台。 1812年战争以双方签署《根特协定》而告终，英美在北美打了三年多，结果双方以平局的结局“握手言和”，各就各位，美国人打仗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不少，而英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兴趣陪着玩。貌似双方这几年打仗没打出实质性结果，有点没事撑得慌的感觉。其实不然，经过这次战争，大多数北美存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少部分地解决了）。 1817年英美双方签署的《拉什-巴格特协定》确立了大湖区的不设防原则，结束了敌对状态。双方规定各方在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只留驻一艘百吨级的单炮炮艇。这个协议的非军事化原则还延伸到陆地边界，把3000英里的美加边界也变成了不设防线，双方都不以对方为假想敌，成为世界边界史上罕见的和平范例。至今如果您游览大湖区和尚普兰湖的时候，当年英军水师的军械和城堡依然尚在。 毕竟父子情深，为了修补1812年战争给爷俩留下的创伤，美国代理国务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和英国派驻美国公使查尔斯.巴格特（Charles Bagot）于4月28-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拉什-巴格特协定》，成为了加美两国关系的基石。 后来1871年两国签订的《华盛顿条约》完成了两国的非军事化关系；1946年双方同意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对于训练为目的的海军舰艇活动要提前全方位通知对方；2004年，美国海岸防卫队决定对留驻在埃利湖和休伦湖上的11艘巡逻艇装配M240 7.62毫米机枪，以便对付越来越多的走私活动和自2001年9-11以来的恐怖威胁。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军的这些武装并没有违反上述条约，机枪是用于维护法律的有效执行，而不是用于军事活动，但加拿大也保留用同样的武器武装自己舰艇的权力。美加战后边界极其相关关系大抵如此。 1818年，美国和加拿大再次就边界问题达成了另一项协定，把49度纬线确定为双方从伍兹湖（Lake of Woods）到落基山一段的边界，太平洋沿岸的山脉和地域双方暂时共同占有，没有做出最终的界定（直到后来1846年）。《1818协定》规定，美国渔民不得到英国北美所属领土（拉布拉多和纽芬兰的近海岸渔场除外）的水域捕鱼。这一条对于美国确实不算什么，因为主要的渔场一般都在远离海岸线3英里的国际水域。只有东海岸的缅因州和新布伦瑞克省之间的界限没有规定清楚，在1842年双方签订《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之前，这一段边界问题一直成为两国之间产生不睦的因素之一。 战争过后，对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来说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来自英国。英国现在很快跃升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和贸易国，这时的英国在欧洲已经是大哥大级的国家，正自春风得意，世界各地的附属殖民地，甚至比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甚至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积淀的国家都要强壮许多。尤其是在北美洲，大英帝国终于和美国了结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体味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方位收益终于兑现的滋润感受。技术的进步使得英国社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口的稳步增长和高水准的生活相得益彰。 可是，英国需要新的更大的市场，她需要更多的原材料资源比如棉花等，这些都是英属海外殖民地无法提供的。这时的大英帝国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非洲和亚洲。大英帝国内部也逐渐膨胀着一种思潮，即这个帝国应当由众多的种族和不同的信念组成，而老英国和由英国人定居的殖民地在这个扩大了的帝国内部所发挥的作用将逐渐缩小。说者绕口，但蕴含深意。啥意思？就是独霸全球，江湖一统。《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3节作者: 漫游国际 当时，大英帝国内部出现了一些思想改革家，为这种变革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这种思潮的带头人，他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以及众多学生提出了功利主义理论（Utilitarianizm），反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为纯自然的法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胡话”。边沁在实践上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他反对君主制，提倡普选制度。他对被压迫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心，支持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实践，还为农民创办了“节俭银行”。边沁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发明了“圆形监狱”。 边沁的立场包括倡议个人和经济自由、政教分离、表达自由、妇女的平等权利、结束奴隶制、摒弃体罚（包括针对孩子的体罚）、离婚自由、贸易自由和高利贷自由，以及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化等。他在有生之年所做的杰出成就就是对死刑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由于边沁的大力倡导，这种最高级别的传统惩罚手段在欧洲面临被废止的可能。 边沁们认为旧有模式下的殖民地对于英国纳税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毫无指望有所回报。这些个殖民地还是战争的祸根，北美殖民地就是明显的例证。边沁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政府现行政策的批评得到了唯利是图的制造业主和商人阶层的拥戴。 后拿破仑时代，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的浪潮瞬即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境内产生不小的冲击，激进派随之闻风响应，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商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各种现代性的症候—贫穷、失业、罢工、都市化、人际关系疏远等现象如影随从，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持续不断的抗争、示威运动，恰似暴风雨过后的洪流，不停的拍打着英国古老的政治堡垒，英国的政治也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关键时刻，1832年的《大改革法》(the Great Reform Act)实际上为自由化思潮的接纳普及和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完成铺平了道路。 而北美殖民地这边，在寡头政治的统治下，仍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斤斤计较。殖民地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一贯作风与大英帝国内部的新潮政治运动比起来，显然已经远远落伍了。这时，殖民地从更加自由化的英国收到了一份双重礼物：一方面宗主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了，或者说对于英属殖民地逐渐变得无动于衷了，另一方面头脑里满是新潮政治的活跃分子们为主的移民浪潮到来了。后者的到来完全扰乱了殖民地人民战后刚刚愈合的心，他们好不容易从战争废墟中爬出来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却被这些思想新潮的家伙搅得鸡犬不宁。 由于大批移民在这期间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殖民地人口得到了空前增长。退伍军人要么单独分散定居于殖民地，要么整营整营地安顿下来。战后由于英国失业率大增，工业革命把人们的生活节奏陡然加快，成千上万的英国人都愿意来北美殖民地碰碰运气。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上加拿大成为了这些新潮移民的主要落脚地，其人口从1814年的95000人猛增到1824年的150000人，而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也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满意的进步。 正是：工业革命酿巨变，落伍北美迎新客。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10-01-28 12:35:23 第六十一回 恩剑情仇三百年，弱肉强食欧亚缘 话分两头，欧洲人起初都是为了寻找古东方文明才在北美上演了三百多年的恩剑情仇，现在北美大陆上群雄俱灭，靠着老江湖大英帝国的关照，仅剩下加拿大和美国这兄弟俩。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到1815年，新一轮争霸战刚刚打完，一切迹象表明这哥俩终于踏实下来了，北美霸主的地位看来无法仅靠三脚猫的功夫就归于己有，加拿大虽然还在大英帝国的翅膀底下好乘凉，美国的翅膀也硬不到那里去，看来谁也吃不掉谁，于是摒弃前嫌，各自修炼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内功去了，似乎先辈们寻找古东方文明的祖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不然，自从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儿子辈的殖民地虽然为北美霸主地位争得你死我活，直至最后拼剩老江湖大英帝国的两个晚辈独占鳌头，但欧洲的江湖前辈们却没有忘记祖上遗留下来的任务，他们继续踏上了寻找东方文明的征途。 如果古东方文明一般是指古印度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话（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与欧洲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而千丝万缕，因此不在此文叙述），印度（今天巴基斯坦一带）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成为亚历山大帝的一部分，而当时代表欧洲的罗马帝国则于公元后100年至166年才开始与中国有了关联。 早期的亚欧接触是通过陆上通道完成的，古代印度不是被马其顿帝国占领就是被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所有，反正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铁骑一来，印度就只有乖乖地给人家当媳妇的份了。 而早期中国与欧洲的联系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比如公元97年，汉代班超派遣甘英经过塔里木盆地，出使帕提亚王国，一直到达波斯湾。甘英本来打算要乘船驶向罗马帝国（当时汉代史书上称“大秦”）的，但被波斯人忽悠了一把，说此去旅途危险，恐怕得用两年才能到达。甘英的欧洲之旅未能成行，但带回了许多相关大秦的一些详细资料，《后汉书》中提及的大秦王国恐怕就是通过甘英带来的资料书就而成。 公元500年到1000年期间（中世纪），就有犹太商人不仅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贸易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而且还远至中国唐代，当然这不能算在欧洲人头上。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用战争交流的方式把欧亚大陆来了个一锅端，曾有意大利天主教方济会传教士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年-1252年）于1246年奉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抵达蒙古帝国上都哈拉和林，晋见蒙古大汗贵由（窝阔台之子），但是未能说服贵由皈依天主教，于次年返回，著有《鞑靼蒙古史》一书。 约1254年，佛兰德人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Lubruch）通过中亚等国到达过当时的中国南宋和蒙古。1264年至1295年期间，十三世纪典型威尼斯丝路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与叔叔，也就是尼可洛．波罗（Niccolo Polo）和马菲欧．波罗（Maffeo Polo）兄弟到达过蒙古元世祖（忽必烈）的都城大都（今北京），书就了一本丰富多彩的游记，把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之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约1328年至1329年，又有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玻代诺内（Odoric of Pordenone）经过印度和马来半岛前来中国，在大都逗留了三年时间，最后通过中亚诸国回到意大利。 到十六世纪初期大航海时代来临，当印度已经被欧洲海盗频繁光顾千百蹂躏之后，欧洲人开始了对中国的侵扰。1513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的船队于1513年在零丁岛附近下锭。天朝的明代正德九年至十一年（即公元1514至1517年）间，葡国船只多艘在安德地（Andrade）率领下，几次来到广东。1556年-多明我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抵达中国广州。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在欧洲出版。大约在公元1598年，荷兰人林斯柯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出版了他的《葡萄牙人远东航海志》，一度翻译成英文和德文，揭开了葡萄牙人苦心修炼的亚洲贸易武功秘籍，打破了葡萄牙人亚洲海上贸易的垄断地位。 直至 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葡萄牙同中国订立澳门借地条约，条约规定澳门葡人每年向香山县缴纳地租五百两白银。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清朝，继续执行明朝在澳门订立的法律和制度。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在澳门关前街设立海关，成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其它三大海关是云台山、宁波及漳州）。《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4节作者: 漫游国际 后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日颓。1844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澳门总督亚马留（Joao Ferreira do Amaral）单方面宣布将澳门改为自由港，不准在澳门的中国海关和税馆继续存在，中国官员及家属被迫全部撤离。从此，葡萄牙占领澳门，不仅停止向中国政府缴纳租金和关税，反过来向澳门华人征收田赋，正式取得了澳门的行政权，并向东北扩展地界。 1637年6月27日是英国和中国首次接触之日。当时，约翰.温戴尔（John Wendell）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舰艇到达澳门，也想打开同中国的通商之路。但由于葡萄牙与中国有约在先，遭到葡萄牙人的拒绝。后来通过武力强行占领了虎门炮台，进行走私交易，被清军扣留些许人质，不得不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要回人质，于12月27日离开中国，是否回到英国不得而知。 随后有中国人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于1681年随比利时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由澳门启程前往欧洲，一路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六国。他们一行分别与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国王（会见沈福宗的是詹姆斯二世）会见，并结识当地社会名流。沈福宗出国时随身带有中国儒家经典和诸子书籍四十多部，因此也就把中国语言文字、儒家道德哲学和波动说等文化传到欧洲，帮助西方学家从事汉学研究，是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 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以庆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出使中国。实质是要求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租界等，遭清政府拒绝，1794年离华。 在同清政府控制下的茶银贸易中，大量银器从英国流入中国。大英帝国为了阻截对于英国来说也是极为昂贵的银器渐渐流失，想到了一出极不道德的损招，就是通过输入鸦片来替代银器，1820年至1830年英国商人几乎把珠江河口的伶仃岛变成了鸦片交易的中心。 清政府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把鸦片的毒害危险当回事，导致鸦片上瘾人群蔓延全国（据估计当时有2百万中国人已经成为瘾君子）。大英帝国一方面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戕害中国人民，另一方面越来越对当时腐化堕落的清政府蛮横无理。清庭喜爱的银器变成了鸦片，鸦片不仅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还消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清庭试图终止鸦片交易，于1839年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实行禁烟，英国图穷而匕首见，中英关系交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法阻挡英军炮舰的横冲直闯，于1842年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莫名其妙的是引起中英战争的鸦片在该条约中只字不提。 自此，欧美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当北美形势进入和平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民屈辱的一百多年历史开始了。 当初，海市蜃楼一样的东方文明刺激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序幕，而老江湖大英帝国最后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光彩的侵略行径，其在中国的江湖形迹截止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大抵如此。 正是：江湖险恶风云起，固步自封难御敌；丛林法则今也然，自强不息天行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2010-01-30 13:08:20 第六十二回 加拿大出口经济雏形现，老江湖自由贸易呈霸权 虽然今天的加拿大是世界上真正可以称得上“地大物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却是一个依赖型经济。人们都说加拿大号称是当今七大工业国之一，却处处显得非常平庸，充其量就是一个靠出卖资源的国家。那么，如果从其经济发展的根源上来看，就不难理解加拿大的这种经济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话说回来，欧洲拿破仑战争和北美的1812年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英属北美殖民地总算进入了休养生息的状态，特别是上加拿大殖民地终于回到了还是以定居为主要目标的创业初级阶段。1820年凯普布雷顿并入新斯科舍。借着战争带来的发展机遇，这两个殖民地的农业生产、捕鱼和伐木等经济产业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新布伦瑞克经济虽然也粘了战争的光，但此地能出产的东西也不过是木头而已，因此伐木仍然是这个殖民地能上得了台面的经济来源。这个时候，爱德华王子岛其实还没有人认领其土地权，即没有遥领地主（就是英国有钱人想要买下岛上某某地方，只须在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交钱拿地契就行），大家都是西一榔头东一棒地整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或经济发展。 英国人仗势欺人地抱怨清政府对英国商品课以重税、火冒三丈动不动用炮舰威胁的同时，却把进入英国和西印度殖民地市场的外国木料产品的关税提高到百分之275。这就给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伐木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优势，每年大批大批的方木材料被伐木企业捆绑成木筏子，从新布伦瑞克、渥太华河谷和大湖区沿岸连绵不绝地运往圣约翰和魁北克的木料场。当木料运往欧洲的轮船返回北美时，支付不起客轮船票的大批人群会选择更加便宜的货轮来到北美，伐木过后出现的大片土地又为这些新来的定居者提供了安家落户的场所和赖以生存的农场。 到1840年之后的几年里，锯木行业已经替代了方木业，成为当时社会各行各业中的一大行当，越来越多的偏远山区都点缀着锯木厂，甚至连美国也不例外。 没有巨大的变革，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句空话。随着长久以来在圣劳伦斯河谷兴盛不衰的毛皮交易帝国瓦解，漂浮在北美上空的战争阴霾也几乎烟消云散。毛皮交易驱动着毛皮商人永不停歇地去寻找新的毛皮货资源，加上国际市场上工业产品价格的高涨、运输成本的上扬以及毛皮价格的下挫，西北公司终于寿终正寝，于1821年把自己卖给了哈德逊湾公司。西部内陆地区的“越冬伙伴”们开始受雇于这家新的垄断经营者，现在，几乎所有的毛皮货都运到哈德逊湾公司的港口，然后转运到伦敦的仓库。蒙特利尔的商人们被迫为自己寻求新的商业机会，现在大多转型成为大湖区的转口贸易商。 原来，1812年战争刚结束，欧洲也是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到处都是大兴土木食物短缺，而新来北美的定居者又需要欧洲制造的日用品，这一切因素促使加拿大商人把谷物、面粉和木料等运到欧洲，再从那里进口大量的日用成品，因此成就了早期加拿大的出口产业。然而，这一现象对于加拿大经济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至少在以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英国进口便宜的成品导致加拿大工业发展在婴儿期就已经被英国远远抛在后面。 这时，殖民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渐渐显现其英雄本色，一种新型的经济成分出现了 – 在毛皮交易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河流”势力已经形成了以充足的土地和森林资源为后盾的农业经济。 蒙特利尔将一揽内陆（包括美国中西部）贸易中枢的旧梦似乎快要变得真切起来，但随着1825年美国抢先开通了埃利运河（Erie Canal），这一梦想再次濒临破灭的边缘。埃利运河连通了纽约港和大湖区的水上商路，把运费一下子砍掉了百分之95之多，美国中西部的产品现在可以流向美国的港口。除非采取措施另求他途，上加拿大注定将要成为美国经济圈的一部分。《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5节作者: 漫游国际 对于谷物和木料等大宗货物来说，只有水路运输才是经济可行的。加拿大虽然也修建了连接渥太华和金士顿的里多运河（Rideau Canal），但当时只是出于战争考虑，经济上的作用有限。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作为加拿大经济动脉的圣劳伦斯水道现在必须要花费巨资梳理一番了。显然，疏通圣劳伦斯水道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绕过从蒙特利尔的拉欣镇到渥太华河交汇之处的朗索特这一段一连串汹涌急流，其次就是如何避开尼亚加纳瀑布。对于殖民地现有能力来说，这两样工程无论投资哪一项都将是伤筋动骨的难事，而圣劳伦斯经济圈正好还被划分为两个政治阵营，实施工程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家底雄厚的下加拿大省说干就干。1825年，5英尺深的拉欣运河开工了，但是该省组成议会多数席位的农场代表说什么也不愿意为下加拿大以外的工程项目再掏腰包，毕竟他们看不到投资那些项目会有什么直接的回报。而上加拿大省偏是个人穷摊场大的主，居然要修建四处运河，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凑足钱了就先完成一条。即使这样，上加拿大人民还是在1845到1847年之间先后完成这四个项目。 第一个竣工的是韦兰运河（Welland Canal），连接安大略湖岸的达尔豪西港（Dalhousie）和尼亚加纳半岛上的鲁滨逊港（Robinson），于1829年通航。实际等于在尼亚加纳河以西平行挖了一条便于通航的河道。该河道于1833年向南延长到埃利湖岸的科尔本港（Colborne）。韦兰运河最初还是由大多数为美国的私营企业集资建成，因此后来竟然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这场物流水路的争夺战中，加拿大一方如若长期延误工程上马，不及时梳理河道或开挖运河，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贸易将继续通过埃利运河完成必要的运输，甚至上加拿大的商贸产品也只好穿过埃利湖或安大略湖流入埃利运河的商路上来。 可是，当圣劳伦斯河道好不容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完全疏通便于通航时，新的物流方式已经出现，铁路运输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水道运输，使得圣劳伦斯河道始终处于尴尬逊色的境地。无论如何，这时的大英帝国决定要同全世界搞自由贸易，而非以往“参照帝国”的商业体系，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帝国经济结构将迎来一次大震荡。 自1815年起，英国海军的优势在世界海洋上无人匹敌，制造业也引领风骚几十年。英国商船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和曼彻斯特纺织品出口全世界。 但是，当时世界上的江湖霸主大英帝国其实已经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英国商人交易所在世界贸易中投放的债务越多，或者伦敦的银行家们在阿根廷、美国和俄国的铁路建设上投放的借贷越多，英国国内经济基础的恶化程度就越严重。看似相互平行的这两条经济发展路线后面却暗藏伦敦金融城里那些操控着全球贸易的黑手，通过无情的法律找到了只有英国才能攫取财富的交叉点。 1814-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英国外交大臣通过外交手腕瓜分了欧洲，强取豪夺海洋控制权，自编自演了一出给予奥地利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妥协闹剧，实际上把这些中欧国家肢解开来，无力与英国的全球扩张抗衡。 英国控制了海洋，因而也控制了全球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当时大英帝国能够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三大支柱之一。欧洲大陆的制造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制造商被迫响应伦敦船运保险家们和银行财团（辛迪加）制定的贸易条款。当时世界上的超一流高手皇家海军在全球各主要海道维持治安，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的“保险”，而其他国家的竞争船队不得不通过伦敦的保险财团（辛迪加）投保海盗盗窃、巨灾损失和战争险。 全球大多数船运贸易公司的融资都是从伦敦金融城以外的银行以开具信用证和汇票的方式获得的。因此英格兰银行通过精密计算精心设计的贸易法则，把英国出口商品随意而无情地倾销到全世界各个竞争市场，操纵全球货币黄金的供应。私营性质的英格兰银行本身就是伦敦金融城那些举世卓绝的金融交易所（如当时的巴林银行、汗布罗斯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的产物。伦敦金融街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统治者就是大英帝国的第二根支柱。 即使两百年后的纽约华尔街依葫芦画瓢，照样玩得全球金融市场晕头转向云里雾里，把全世界的财富都聚集到华尔街金融大亨手里。然而没想到的是，今天的美国拿出祖传秘诀吸星大法大肆聚敛全球财富的时候，由于内力心法功底不厚，无法回归丹田，终于走火入魔，资金链断裂，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比起当年的大英帝国，今天的美国就逊色多了，当然也就输惨了，国内基础经济武功几乎废弃，还要大举外债度日。 大英帝国最关键的第三根支柱就是英国地缘政治在全球主要原材料市场（棉花、钢铁、咖啡、煤炭以及后来新的“黑色黄金”- 石油）所处的支配地位。 当时，英国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贸易的实质就是英国角逐全球贸易霸权攫取全球财富的幌子。1820年，迫于利益集团伦敦船运业和银行业（其核心操控者就是英格兰银行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压力，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思（Adam Smith）在几十年前倡导的所谓“绝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名义上是要引领变革，把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制约贸易转向自由贸易，实际上就是英国商业银行通过精心构筑的印度-土耳其-中国这么一条鸦片贸易商路收割全球财富，更不论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还在百年之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全球社会经济呈现一片狼藉。 1846年，议会通过了著名的《玉米法案》，正式肯定了1820年的原则声明，废止了英国国内农业保护政策。其实《玉米法案》的基础是伦敦金融城那些强悍的金融家们对交易利润精确计算的结果：既然都能支配整个世界，那么就要把刀子捅到底。他们要让世界上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商贸公司掏钱来保证他们的这种支配地位越来越巩固。 大英帝国掌握了全球自由贸易的霸权地位，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还公开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进一步保障他们的银行界的利益。 正是：当年英国聚富路，如今美国有样学。子承父业霸全球，强取豪夺何时休。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10-02-02 14:26:05 第六十三回 政改风暴汹涌起，政权渐移殖民地 正当江湖前辈大英帝国耀武扬威称霸全球攫取财富的同时，加拿大殖民地和新斯科舍殖民地也涌现出了政治改革浪潮，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下，加拿大终于成功组成了自己的责任政府。 所谓“责任政府”，泛指对人民负责的政府，相信世界上大多数统治者自然都会这样认为。不过这里在加拿大历史上人们常说的责任政府则是指向人民的代表负责的一届政府，也就是说，政府里面谁是掌权者或客观一点说谁将成为政府的内阁成员，取决于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议员的投票，而立法议会的代表则是通过普选选举产生。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就是政府必须赢得议会的支持，最初还是英国人的一套权力制约办法，嫁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后，殖民地人民就以此为依据开始控制他们的内部事务，因为一旦殖民地组建了责任政府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总督就应当听从殖民地部长们的建议（比如制定政策等），当然除帝国政务之外。加拿大政坛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慢慢地把责任政府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大，通过基于议会的责任政府渐渐地取得了对于政治事务的决策权，进而成功演化为国民自主的政体，最终的结果与美国的独立战争殊途同归。《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6节作者: 漫游国际 责任政府的理念最初是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忠于皇室向往英国模式的一些人传播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人一方面不满于宗主国经久不衰的君主专政，一方面还想保持殖民地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安全和自由。其中就有一些钟情于美国模式的激进派人物如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和路易斯.约瑟夫.帕匹诺（Louis Joseph Papineau）之流，也有甚至比达拉莫勋爵还更加深刻理解责任政府意义的约瑟夫.郝伟和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后二人甚至认为，组建政党才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关键。 当1848年新斯科舍省的郝伟、加拿大省的鲍德温和拉方丹组建了强大的温和派改革党，并赢得选举的多数席位，擅自组建责任政府之后，大英帝国的执政自由党随之也接受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选择，并分别于1851年、1854年和1855年承认了爱德华王子岛、新布伦瑞克和纽芬兰的责任政府。 一开始，英属北美殖民地内部都各怀鬼胎，甚至连同时期的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都因各自目的施加了不同的影响。在新斯科舍发起的改革运动实际就是英国保守势力与宪制改革斗争的翻版，只是由殖民地儿子辈领导罢了。而在下加拿大，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混杂着“种群”因素，什么语言啦宗教啦，一直是下加拿大政坛上扯不清的问题，同时期欧洲时髦起来的浪漫国际主义也掺杂其中，真可谓“理不清剪还乱”。上加拿大的政治氛围比较麻烦点，改革的发起人居然是截然相反的罗伯特·哥利（Robert Gourlay）与威廉·莱昂·麦肯西（William Lyon Mackenzie）两位苏格兰激进分子和本地出生的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虽然上加拿大不存在语言问题的困扰，但改革的进程远比其他殖民地的复杂。由于受英国和美国的影响至深，斗争阵营也是鱼龙混杂。 这些殖民地的基本问题和美国独立之前的状况别无二致：真正的殖民地人民的心声，得不到英国政府任命的执事官重视。于是殖民地人民怨气冲天，偏心的土地授权制度，无法参与的政治岗位，迟滞的道路和学校建设等成为了殖民地政治问题的热门话题。每个殖民地也各自都有特殊情况：法裔加拿大人担心会被淹没在英国移民的汪洋大海里；法裔加拿大人缺少行业就业机会；英国教堂在教育、结婚和葬礼仪式等领域的优先地位；英国教会独吞教会储备金；以及1835年之后捐赠给44名新教教区长的住宅合法化，却没有给其他教派任何类似补偿等一肚子苦水。 从宪政上来讲，殖民地都有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即全体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而不是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即内阁政府是由议会多数席位组成的党派组成）。由于没有实行内阁政府体制，貌似内阁的政府执事会就无法在议会中争取席位，所制定的殖民地政策就无法向殖民地人民交代清楚，当然也得不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因此，在宪制体系中，这两大要素（皇家任命的执行官和大众选举出来的议会）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也难怪，即使在英国宪制历史上，内阁责任制的理念也才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践，大英帝国的内阁政府是否真的体现了内阁责任，也还要打个问号。这一新生事物嫁接到北美殖民地以后，就更难保证责任政府在理论上和具体操作上的一致性。 英属北美殖民地是由寡头政治（不仅是在政府事务中服从少数人统治的政治，而且在任何团体，诸如一所教堂、工会、学校，或者任何其他机关中，系由少数人管治者，均可称为寡头政治）统治的。比如在上加拿大，所谓的“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就不是一个党派，而是由首府的知名保守党人与志同道合的当地贤达组成的松散联盟。在下加拿大，同样的寡头政治就是官僚党（Chateau Clique，也称英国党、保守党或托雷党），只是那里的情景因为英国人的比例太小而弄得比较复杂而已。 殖民地内部由此类组织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政治组织还不如说是政治观点一致。寡头政治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和为社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当时还几乎没有专门接受教育或培训而成的科班领导），这些人一般都是英国政府在加拿大所属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包括给予英国教堂以优先地位）。 约翰.斯特罗恩（John Strachan）是一名苏格兰学校教师，英国国教牧师，后来成为多伦多的主教。他为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树立了榜样，也把他的标志成就永久地刻印在上加拿大的教育、政治和宗教生活中。作为一位英国国教教义、英国宪政和贵族社会的笃信者，斯特罗恩走到了当时上加拿大政治舞台的前面，他给人的印象是自信和永不放弃的人生态度。斯特罗恩于1813年结束了在美国短暂职业生涯，回到约克镇参与到处于变革中的政治事务里。他相继成为立法会议员和执事会成员，并于1826年担任由他自己创办的国王大学校长。斯特罗恩没有什么光辉形象，也不怎么抢镜头，而是埋头在幕后管理一切，指导政治走向。斯特罗恩知道如今的加拿大到底需要什么政治土壤，完全集中精力实现自己认为符合加拿大最佳利益的政策。不过，斯特罗恩毕竟出身教会，面对新生政治观念的挑战时，他也随时准备好了为他自己的教堂和“盟约”实行的“正确”政治理念辩护，特别是在那些他认为经过美国及其民主洗脑的人面前总要维护他的正统地位。 与老一代加拿大人不加鉴别地接受激进宣传不同，上加拿大殖民地的寡头政治实际上组成的是一个不错的政府。那时的政府里，很少有人有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说通过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外乎执行一下多数人的意愿的话，这样的寡头政府已经足够好了。为殖民地派来的总督来来往往更换频繁，但实际统治着殖民地的当地寡头们都是终生在位。 这个时候，即使对于政府有激烈的反对声音，比如改变政府政策或人员变动等，过于激进的要求通常不会得逞，因为激进分子在政治上还略显不成熟，所要求的政改内容不是含混不清，就是过分强调与大政方针毫无关联的琐碎小事显得毫无意义。组成新斯科舍省执法和立法会的哈利法克斯成员老早就找到了应付政见不同者的一条好办法，即诱之以政府职位和社会地位让那些满腹牢骚之人保持沉默。在爱德华王子岛，虽然选举成立的议会赶走了不太受欢迎的副总督 C. D.斯密思（Smith），但这个殖民地的根本政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里仍然是“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太少的人手里”。 各省早期的政治运动既缺乏连贯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即使有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大声疾呼改革新政，甚至时不时发生一些骚乱和冲突，但只要人们还是以十八世纪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有组织的反对政府行为总是与反叛者挂钩。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政党，没有了政党的强力平台，当地寡头统治者们就会用各种方法轻易搞定那些不同的声音。 至于各个时期人们向寡头统治者们提出的个人批评意见，由于不能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自然无法影响到政治体制的改变。在上加拿大省，反复无常的苏格兰人罗伯特.哥利一度威胁要召集抗议集会来制造麻烦，但他本人很快就被政府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驱逐了。同样地，约克镇报纸出版商罗伯特.科林斯（Robert Collins）总是喋喋不休地批评政府，结果被政府投进了监狱而三缄其口。年轻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伊格顿.瑞尔森（Egerton Ryerson，又名怀雅逊，此人在多伦多教育界是很有名气的）曾经攻击过英国国教教堂把持殖民地人民的婚礼和教区储备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但还是没有形成其后，反而暴跳如雷的苏格兰移民威廉.莱昂.麦肯西因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过高而成为反对派的真正领导人。《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7节作者: 漫游国际 麦肯西不管真的假的一股脑地在他的报纸《殖民宣言报》（The Colonial Advocate）上发布了一连串的抱怨之声，质疑殖民地和帝国保守派官员对殖民地施政的方针与手法；反对征收新税、新的土地政策；反对圣公会和家族盟约（Family Compact）所拥有的特权；并要求政府拨款和给予新闻自由。他们主张所有公民都能行使投票权，而非由少数人独占。麦肯西的主要支持者大多来自最近定居下来的小农场主，正是这些刚刚移民过来的人把英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改革思潮带入了加拿大。在上加拿大的大多数人眼里，麦肯西和他的激进怀疑论调就是被美国洗脑的产物，是跟美国更加先进的政治现状比较而发出的不满言论。 家族盟约势力一时气不过，竟然捣毁了麦肯西的印刷车间，把麦肯西的报纸生意搞得几乎破产。在同“家族盟约”后人进行的损失赔偿诉讼案中，麦肯西胜诉，终于摆脱困境。两年以后，由于殖民地人民普遍对家族盟约的家长式管理大为不满，改革派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改革派迫不及待地任命美国出生的温和派改革家马歇尔.斯普林.比德维尔（Marshall Spring Bidwell）占据众议院议长这一深具影响的岗位。 在改革事业中，年轻的罗伯特.鲍德温几乎和激进的麦肯西或者温和的比德维尔同样引人关注。相对于几位“家族盟约”成员，鲍德温头脑敏锐，但他缺少的是逢场作秀的演说才能和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这两点正是改革派政客必不可少的素质。鲍德温早在1828年就提出了改革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从控制了议会大多数席位的政党里抽选出来。 鲍德温的这种提法无异于组建一个内阁政府。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鲍德温的“伟大理论”被殖民地官员拒之门外，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那样的话就等于把主权下放给了殖民地。 1830年的大选终于成为了上加拿大政治发展历史上的转折点。这次大选中，循序渐进式的罗伯特.鲍德温竟然败北，嘴皮子功夫了得的麦肯西似乎要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了。 很多年来，麦肯西认为自己和那位编辑卫理公会周刊《基督教卫报》（Christian Guardian）的伊格顿.瑞尔森是同盟关系。《基督教卫报》是当时很多报纸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瑞尔森曾经在教会不公正问题上大声疾呼，替卫理公会（Methodist）、浸信会（Baptist）、一些长老会（Presbyterian）甚至和一些英国国教会(Anglican)说话。但后来回了一趟伦敦，他发现麦肯西在英国议会的朋友，特别是激进的约瑟夫.胡姆（Joseph Hume）居然是个毫无原则没有宗教信仰之人。 瑞尔森把他看到的情况于1833年公诸于众之后，一下子好多温和改革派与麦肯西划清了界限，特别是把只倡导宗教平等的卫理公会给分离出来了。 这边改革派热火朝天，那边的殖民地总督却我自岿然不动。总督们一般都是保守派人士，差不多都经历过滑铁卢战役的考验，在制定政策时特立独行，不太受当地寡头们的影响。 这时，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接待了一波来自殖民地改革派的上访代表，把改革派的锋芒一下子消去大半。原来，殖民地改革派的感觉太好了，想绕过总督和参事会，直接以个人身份来到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办公室，就殖民地政治改革来了一次大摊牌。如果说改革派代表被接待了的话，只能说是一次冷遇，人家根本不理政改这档子事。遭到冷遇的结果也不错，改革派终于开窍了，他们明白改革的关键不能指望走上层路线，而在于是否控制住人们口袋里的钱包。 1831年，上加拿大议会虽然没敢向殖民地的主权收入和土地租金伸手，但开始参与控制关税收入。作为交换条件，议会同意了殖民地支付永久性皇室费（Civil List，即公职人员的工薪计划表），保证殖民地政府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由政府任命的公职人员的薪水，但不得控制其执行公务。麦肯西气得头脑发昏，言辞激烈地批评这项权钱交易，结果被四次逐出议会，当然这家伙也是屡次又能当选。 1834年，麦肯西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改革派赢得了大选，在随后的议会任期内，在麦肯西主持下的“第七牢骚委员会”几乎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抱怨全部倾泻而出，指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选举产生一个立法议会来替代经过任命的立法议会。 正是：政治斗争本黑暗，寡头几度夕阳红。要知加拿大政体如何造化，且看下回分解。2010-02-06 12:33:38 第六十四回 保皇势力刚柔并举，下加拿大法裔反叛 却说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威廉姆.莱昂.麦肯西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议会议长一职，他提出那么多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立法议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正当麦肯西准备实施选举之时，上加拿大迎来了一位新的副总督佛朗西斯.邦德.海德（Francis Bond Head），新任副总督还带来了一项任务，就是要给麦肯西举办一次听证会，就他提出的选举产生立法议会进行大辩论。 海德副总督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不过象驾车的马一样没有什么党派之分，可是当他发现这些个改革派人物提倡的政改就是要割断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纽带关系时，他还是为这一发现感到很满足，“小样的，终于抓住小辫子了”。因为海德从骨子里就是一个保皇派，见不得殖民地政治就这样逐渐脱离英国的控制。这位总督虽然任命了鲍德温和另外两位温和派人士成为执委会成员，但随后就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同这些人吵翻了天，最后不得不于1836年夏天举行大选。用海德的话来说，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上加拿大是否脱离英国将取决于这次大选。他个人请求选民要支持正确的事业，即皇家事业。 大选结果是总督大人（实际上行使着总督总理权力）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而对于激进改革派来说，在政治改革氛围如此浓厚的当口，改革派居然惨败，这可是一次可耻的失败。麦肯西立刻开始筹划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发誓要结束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要为他和改革派所遭受的创伤寻找一剂见效极快的治愈良药。 由于在大选中以麦肯西领导的改革派惨败，斗争阴云密布上加拿大。而在下加拿大，改革风潮却因语言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但其发展进程几乎与上加拿大的改革运动并驾齐驱。1822年，就有蒙特利尔商人势力试图把两个加拿大在政治上合并为一，这件事的结果虽然无疾而终，可是下加拿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因为这把火给点燃了。 两个加拿大省在政治上合二为一将会让下加拿大担负上加拿大的债务，公众舆论普遍反对下加拿大抗上这样一个大包袱，如此以来就把魁北克颇具影响的《大公报》主编约翰.内尔森（John Neilson）和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者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推到了同一个政改战壕。和鲍德温及其在上加拿大的朋友一样，内尔森主张按照英国政治经验来进行改革，而帕皮诺则和麦肯西一样，完全是激进的改革派，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见解更加固执。帕皮诺早于1809年就是议会成员，他领导议会同仁始终不遗余力地攻击执委会的政策和执委会成员的个人问题。《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8节作者: 漫游国际 下加拿大政坛除了所有殖民地政府共有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下加拿大的议会里，法裔加拿大人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英裔加拿大人则控制着执委会和政府管理层。1834年这一年，总共244名政府官员中只有47名讲法语，而这个殖民地人口的百分之85是法裔人口。当帝国政府提出以一定的财政控制权换取议会对永久性皇室费的支持时，帕皮诺领导的议会断然拒绝了这种在上加拿大已经取得成功的政改措施。其实，帝国政府也是为了应付一下越来越高的政改呼声而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帕皮诺一拒绝，反而给自己扣上了一顶蓄意阻挠改革的帽子。就这样年年僵持着，下加拿大的改革多数派总是拒绝帝国政府提出的一切合作意向。这么一来，帕皮诺领导的议会确实表现得象是要蓄意阻挠政改措施的样子，加上帕皮诺的论调越来越象共和党人的口吻，并且他的演讲往往带有反牧师倾向，这样，以内尔森为代表的英裔同情派和法裔中的温和派慢慢与帕皮诺渐行渐远，帕皮诺领导的议会激进改革派陷入了孤立。 1834年，议会通过了帕皮诺的“第九十二条方案”（即一种既象系列化的又象细琐的牢骚大荟萃）。温和派的初步反应就是直接给予批驳：有十六条是不切实际的幌子，有十四条纯粹是谩骂而非有意义的政改方向，而另外有二十条简直是荒谬而不值得一提的。大多数英裔改革派和几乎全部的教会派的代表退出了改革运动，认为这样的改革注定要与英国政府发生冲突。不过，公正地讲，帕皮诺的目标只不过是要利用宪法法案（即《魁北克法案》）让法裔加拿大人掌握政治权利，保留法裔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而已。 从根源上讲，正是帝国内部掀起的自由运动引发了殖民地的改革乱局，从另一方面讲，自由运动也阻碍了殖民地的改革进程。殖民地的改革家们先从宗主国的自由运动中吸取了精神食粮，然后在殖民地兴风作浪，而宗主国的自由运动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殖民地问题上转移开来。另外，1834年担任帝国首相并在1835年至1841年再次当选的辉格（Whig）党领导人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从本质上讲又是保守党人。他们认为帝国内部的改革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还清醒地认识到殖民地改革派对权力的要求并没有在帝国内部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如果仓促答应的话，就会导致帝国分裂。持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是殖民地办公室秘书长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罗素勋爵因为断然宣布“《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终身不再谈改革”而被人称为“终结者杰克”。不过，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表现得这样“反动”，而是想尽可能地满足殖民地改革家。但是来自殖民地雪片一样的请愿书、反请愿书、建议和投诉让政策制定者也对殖民地的政策无所适从。 1835年大英帝国向加拿大派遣了一位总督，即高斯福德勋爵（Lord Gosford）。高斯福德总督的任务就是要安抚帕皮诺党人。然而上加拿大副总督佛朗西斯.邦德.海德草率地公布了高斯福德的指令性文件，还挑明说帝国殖民地办公室对于下加拿大议会提出的解决方案附加了很多制约因素，结果把新任总督的良好意愿毁于一旦。 下加拿大议会显然被帝国政府这种口是心非的行为激怒了，既然证据在握，下加拿大议会宣布不再对交纳帝国政府运营费用而投赞成票。而帝国政府对于这种犯上行为的答复是1837年约翰.罗素勋爵著名的“十条方案”。“十条方案”规定激进分子不得当选执委会，还取消了议会对总督花钱的监管。三年前下加拿大议会在帕皮诺的带领下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九十二条方案”，等了三年，到头来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正式答复。“十条方案”变成了上下加拿大叛乱的导火索，暂且按下不表。 （待续）2010-02-07 02:51:56 却说这时的蒙特利尔局势早就变得剑拔弓张。原来自称为“爱国者”（Patriotes）和“自由之子协会”（Fils de la liberte）的法裔革命人士与保守派“宪法协会”的成员僵持在一起。宪法协会成员认为，在法裔政客的控制下，下加拿大的经济增长走到了尽头。凑巧的是，1836年蒙特利尔-黎塞留一带的农作物欠收，而上下加拿大在这段时间也陷入了陡然而至的经济衰退期。经济利益混杂着政治和“种群”因素，一下子把下加拿大的政治氛围推向了危险的高潮。 各路洪流齐聚一池，终于在1837年11月7日冲开了河堤，汹涌爆发。一些敌对阵营的年轻人冲到蒙特利尔大街上，商店被砸，公共设施全毁（蒙特利尔还真有人们爱上街游行打砸抢的传统，什么时候情绪都最容易失控。几乎每年都有牢骚满腹的人群走到大街上举行游行抗议，动不动砸车抢店。就连多年战绩欠佳的蒙特利尔冰球队好不容易赢一场比赛，贝尔中心周围的商店就要遭殃。就算这是民主的体现，也得有个积极的结果吧？随后就是有关暴徒的报道，全然不见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抗议人群年年不忘上大街，政府警察次次临敌严防范，早已司空见惯了）。帕皮诺这家伙一看自己的煽动性极强的演讲已经导致了公开的对抗，完全出乎了自己的意料，吓着了但是没傻，赶紧出逃，好在离美国边境线就那么60多公里，帕皮诺很快就逃到了美国，把自己煽风点火引起来的反叛活动交给别人收拾残局。 而另一位爱国者人士，即下加拿大叛军头目沃尔佛雷德.内尔森（Wolfred Nelson）早已经在黎塞留河谷的圣丹尼斯（St. Dannis）聚众反叛，设立了反叛大营，被下加拿大政府以叛国罪起诉。1837年12月4日，帕皮诺和埃德蒙德.贝莱.奥卡拉甘（Edmund Bailey O’Callaghan）加入了内尔森在圣丹尼斯的反叛阵营，拒绝政府军的逮捕令，大量购买武器弹药，宣告下加拿大独立。 1837年11月23日，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上校率领第24、32和66步兵团的300多人部队开进黎塞留河谷，想对那里由沃尔弗雷德.内尔森（Wolfred Nelson）领导的“爱国派”叛军来个摧枯拉朽的一网打尽。 当天早晨，戈尔的部队已经到达圣丹尼斯村庄外三公里处。由于头天晚上连夜行军，加上道路湿滑，天气寒冷，初冬冰雨连绵不断，戈尔所部就地休息，岗哨也放松警惕。这时，一群爱国者冲出房舍，以路障为屏障，向英军开枪。英军随即向路障开炮，爱国者退至石墙后面安全处，向英军连续射击，双方交火长达几个小时。 中午时候，圣丹尼斯周围村落的人陆续赶来助战，据守圣丹尼斯的叛军又添了援军，士气大振。而300来人的英军刚刚经过长途跋涉，又遭遇叛军的顽强抵抗，此时已经疲倦不堪，叛军的顽强抵抗出乎英军的意料，加上弹药快要耗尽，戈尔下令撤军。此战双方各有十几人死亡。 11月25日，戈尔所部在圣丹尼斯战败撤退至索雷尔两天之后，乔治.维特拉尔（George Wetherall）上校带领420名正规军人从圣希拉尔（St. Hilaire）出发向圣查尔斯（St. Charles）另一个叛军据点开拔。当时，圣查尔斯有本镇和周围邻近教区的100多反叛者据守。维特拉尔率军到来时，这些反叛者同政府军展开了相互射击。 维特拉尔在军营以外保持一定距离向军营开炮。战斗相当激烈，人数众寡悬殊（守御一方不过60到80人），尤其“爱国者”反叛队伍死伤惨重，根本无法阻挡政府军。随着政府军向前推进，叛军部分撤离，部分留在原地请降。政府军以为战斗结束，满心欢喜地地走上前去接受叛军的投降，不料叛军突然向毫无准备的政府军开火，当场打死三人。政府军大怒，全部处决了这一部分叛军。 政府军经过尚普兰湖撤回蒙特利尔，沿途旧有叛军余孽未除，屡次遭到叛军的伏击，但由于圣查尔斯战役之后，黎塞留地区已经全部掌握在政府军手里，这次伏击战，政府军以极其轻微的代价镇压了叛军的行动。政府军有三人阵亡，而“爱国者”叛军有150人被打死。 圣查尔斯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政府军准备好了对北方叛军阵营圣贝努瓦（St. Benoit）和圣欧斯塔齐（St. Eustache）的进攻行动。约翰.科尔本（John Colborne）带领1280名正规军人和220名效忠派志愿军前来镇压叛军。当时叛军的组织工作还是很原始的，很多成员甚至都没有武器。本来叛军认为能召集到800多人，到最后也只来了200来人，在简.奥利佛.舍尼尔（Jean Olivier Chenier）和阿穆里.吉罗德（Amury Girod）的带领下，叛军开始在村中心位置的修道会所、教堂、教区长府邸和庄园等处设置路障。《加拿大的那些事儿》 第69节作者: 漫游国际 战斗一开始，科尔本下令部队包围了村庄，然后让士兵分层推进，收缩对叛军的包围圈。将近中午，科尔本下令向村中心开炮，然后步兵推进到主街，砸掉了教堂的大门。政府军本来可以轻松拿下附近的教区长府邸，但士兵一哄而上把教区长的府邸付之一炬，庄园也没有逃脱被焚毁的命运。躲避在教堂里的叛军还没来得及从阳台逃走，教堂侧厢房舍已经着火。看到教堂大火，爱国者叛军开始从窗户跳出来逃走，其中就有简.奥利弗.舍尼尔。不幸的是，舍尼尔很快就被击毙。这时，政府军向叛军发起无情的袭击，战斗持续至少4小时，政府军打死了70多名爱国者，自己仅有3名士兵死亡。 随后几天，政府军士兵和志愿军人在都-芒塔捏（Deux-Montagnes）进行了血腥镇压。圣欧斯塔齐和圣贝努瓦两个村庄被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烧毁。在圣.约齐姆（Saint-Joachim）、圣.邵拉斯迪克（Sainte-Scholastique）和圣.特雷斯（Sainte-Thérèse），政府军烧毁了叛军头目的房舍。 有些叛军逃过了美国边境，但大部分人还是被政府军抓捕起来，被捕人数达到好几百人，其中有叛军领导人内尔森和记者简.飞利浦.布舍尔-贝尔维尔（Jean-Philippe Boucher-Belleville）。 内尔森被捕后于1838年被流放到百慕大（Bermuda），1842年得到殖民地政府的特赦返回蒙特利尔，1844年当选为新的加拿大省议会成员，1845年当选蒙特利尔市长，成为蒙特利尔市第八任市长。1863年，内尔森死后埋葬在蒙特利尔NDG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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