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二号人物-5

我们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年轻的和珅所处的时代。和珅的一生，都处在大清王朝最为鼎盛的“康乾盛世”的后期。这一时期，上距清军入关已经有一百余年，大清王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施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与励精图治，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全国统一，疆域扩大，政权巩固。与此同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使广大人民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生产与生活的氛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亲政伊始，为了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使百姓休养生息，康熙皇帝就接连发布了一系列的“惠民”的诏谕，宣布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开荒；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并多次亲临工程现场视察，指导治河工作；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蠲免钱粮，改革地丁银的征收方法，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此外，特别是在康熙皇帝统治的前期，还大力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惩治贪污，表彰清廉。这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实行了开豁“贱民”等措施，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解放了部分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繁荣，雍正皇帝还下令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样就减轻了无地、少地而人口众多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为了巩固边疆，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增加其“向心力”，雍正皇帝继续实行康熙皇帝所采取的重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政策。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边疆，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快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社会繁荣昌盛，面貌为之一新。具体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国库存银数量不断上升。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部银库实际存银为3262余万两，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就迅速增加到存银6000余万两，史载当时“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采取了“宽”、“严”结合的持“中”政策，缓和了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乾隆皇帝采取了“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与八旗家奴“开户”等一系列措施。为了发展生产，乾隆皇帝继续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加紧治理黄河、淮河，兴建海塘，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当遇有灾荒之年，政府还借贷灾民口粮、种子、“耕牛价银”，只要借贷人按期归还，一般都不收取利息；或以工代赈，甚至蠲免不还。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这一系列积极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至于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增长到683万顷，乾隆十八年（1757年）增长到708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增长到741万顷。与此相适应，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作物种类有了增加。当然，中国的人口数也大幅度提升：先秦时期，中国人口数在2000万人上下徘徊；汉唐时期，中国人口数在6000万人以内；宋明时期，中国人口数在1亿以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人口数是8800万，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达到1.4亿，乾隆三十一年超过（1766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超过3亿。到和珅出生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我国的疆域，北自恰克图，南到南海诸岛，西包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与太平洋西岸。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亚洲最大的繁荣昌盛的大国。当时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封建经济繁荣发展。和珅一生几乎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从降生，以至童年、少年到青年、壮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这种条件与氛围对他展示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也为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蠹国肥私，大肆贪污提供了可能。了解到了上述这些内容，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和珅之所以能够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宠，原因是多方面的：别的大臣不可替代的才能，和珅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和珅在与乾隆皇帝相处时候的态度——侍君如父。也就是说，和珅在与乾隆皇帝相处的时候，除了做到了一般大臣都能做到的诸如掌握乾隆皇帝的喜怒哀乐和个人好恶、利用各种时机在乾隆皇帝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等之外，还做到了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对待皇帝。具体说来，和珅的侍君如父，包含如下六个方面经验：第一，抓住机会，施展才华；第二，生活起居，体贴入微；第三，宗教信仰，紧紧追随；第四，理藩事务，不辱使命；第五，本职工作，无人能敌；第六，兼职工作，尽善尽美。有了这六个方面的经验，和珅自己又非常有才华，加之赶上了繁荣的好时候、爱才的好君主，和珅能够一直受到重用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听皇帝话，跟皇帝走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与乾隆皇帝相处融洽，就要在乾隆皇帝面前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大力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知道，这是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一项基本条件。那么，自己能够在哪些方面抓住机会、施展才华呢？和珅想了三个办法。第一，与乾隆皇帝和诗。关于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生活，大都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皇帝们大都是赳赳武夫，在文采上要差一些。这一点，和珅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和珅发现，当今的乾隆皇帝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诗、文俱佳，真可谓文武双全。就这一点来说，乾隆皇帝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中是水平最高的。而且，乾隆皇帝本人也是以此为荣的。在诗词方面，乾隆皇帝自幼饱受封建礼教文化熏陶，“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几乎无一不擅长精通，真可谓学识渊博。而且他还特别崇拜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坐上皇帝宝座后处处都以康熙皇帝为榜样。而他更陶醉于自己的文笔才情，时常卖弄。乾隆皇帝借巡视之名到处游玩，所到之处总要题碑写匾或吟诗作对，地方官员自然要大大恭维一番，乾隆皇帝免不了要受蒙蔽，而这蒙蔽却也成了他大量诗词创作的一种动力。在中国所有的古代帝王当中，最能写诗而且写诗最多的只有大清王朝的乾隆皇帝一个人。据载，乾隆皇帝一生总计写下了43000余首诗，其诗词创作的总量超过整部《全唐诗》（《全唐诗》，一共收录整个唐朝2529人的诗作42863首），不知要超过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数量多少倍了。因此，大清王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诗词产量最高的诗人了。在文玩方面，乾隆皇帝对青铜器、古砚、陶瓷、珐琅、雕漆、玉器等古玩物都很喜爱。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命尚书梁诗正、蒋溥率同内廷翰林，仿宋代《博古图》的体式，将内府储藏的古青铜器鼎、樽、觚、簋、盘、洗、盂、钟、铎、錞、鼓、刀、剑等“精绘形模，备摹款识”汇集成编，名《西清古鉴》，共收器1700多件。乾隆御制诗中，不仅有大量题画诗、题字诗，而且不少咏瓷、咏玉器及咏其他器物的诗句。在御制文集中仅砚铭就有112篇，诗集中有咏瓷诗199首，可见乾隆皇帝对文玩的爱好。有人说，乾隆皇帝是当时最大的“顽主”，这话不无道理。乾隆皇帝喜爱收藏的物件也种类繁多，瓷器、玉器、木雕、鼻烟壶等都是他平时喜欢把玩的东西。为了可以随时欣赏和把玩藏品，乾隆皇帝曾命人打造了很多“多宝格”。这些多宝格设计得非常精妙，真正实现了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东西。据说，一件长宽各30厘米、高16厘米的多宝格，竟然可以容纳下47件“珍宝”。这些存放在多宝格里的珍宝，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最名贵的“珍宝”。次一等的藏品则被放在“百什件”或“万宝箱”里。有的多宝格还设计有开合机关，而且机关隐藏得极为隐蔽，环环相套，不知情者即使取到了手，也是绝对打不开的。多宝格不仅设计精巧，而且做工也极为精细。有的多宝格中每个格子都用来盛放专门的物件，于是盒底就按物件的形状刻出凹槽，这样物件就可以嵌进去，不会因剧烈晃动而受到损伤。有一件名为“竹丝缠枝花卉纹多宝格圆盒”的多宝格的设计就颇具特色。它把圆筒形盒分成四个扇面，这四个扇面边缘用机轴相连。一字打开的时候呈屏风形状，翻转一周则围成一个正方形筒状盒子。每个扇面又被分成数层，可以容纳更多的小物件。多宝格被人们戏称为“皇帝的玩具箱”，这个说法很是贴切。多宝格虽不是乾隆皇帝首创，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乾隆时的多宝格都最具代表性。而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和珅自己在咸安宫官学学习的时候就比较了解的。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在真正接触到了乾隆皇帝以后，就决定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不但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更为重要的是，要以诗文作为突破口——要知道，当时的文玩，还是年轻的和珅一时半会儿玩儿不起的——来赢得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好感。乾隆皇帝一生喜爱写诗，和珅对乾隆皇帝所写诗词的风格、用典、喜用的词句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对诗文的偏爱，甚至闲暇的时候以“骚人”自居。与和珅同时代的钱泳曾评价他的诗说：他的诗偶有佳句，很通诗律。和珅的诗作统统合乎乾隆的审美趣味，乾隆阅后，怎能不喜，很多时候就命和珅即景赋诗，以代替自己亲为了。在和珅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就有很多首是奉乾隆皇帝的命令所为，如《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匣戊申》一首：木兰较猎乘秋令，平野合围呦鹿竞。霜叶平铺青嶂红，角方晓挟寒风劲。图来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彩莹。文修戒备双含美，犹日孜孜体健行。和珅还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第二，模仿乾隆皇帝的书法。乾隆皇帝不仅诗词、文玩俱佳，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在绘画方面的才艺也很优秀。在书法方面，清代的几位皇帝都写得一手好字，自负风雅的乾隆皇帝尤其如此。乾隆皇帝的字是有一定水平的，确实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书法也成为乾隆皇帝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乾隆皇帝的存世墨迹仅故宫博物院就藏有2000多幅。而他在古代书画和当时的名家绘画中题跋、题诗不下万段，为历代帝王之冠。此外，题字的刻石，在避暑山庄里就有多处匾额和碑刻是乾隆皇帝所题；在清代宫内、御园、行宫、寺庙，几乎到处可见乾隆皇帝题字的刻石。我们从乾隆皇帝书写的《敬胜斋法帖》中可以看到他写字的水平。乾隆皇帝最喜爱宋代黄庭坚的笔意，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还把日常居住的养心殿前殿西间隔出一个小室，把他认为是三件稀世珍宝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贮藏在这里，并命名“三希堂”。而后又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儒臣从内府收藏历代书法墨迹中选出珍品340件，钩摹编次勒石，名为《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共32卷，乾隆皇帝如此喜爱书法，宫廷近臣也颇受影响，有些人因此也练就一手好字。在绘画方面，乾隆皇帝的兴趣也是十分浓厚的。乾隆皇帝平时还可以画几笔山水或兰竹。乾隆皇帝对画的爱好、收藏是不亚于书法的。乾隆皇帝对内府收藏绘画的整理也极为关注，他在少年时代就已注意涉猎书画，登极后，宫中一切珍贵书画，更可尽情欣赏。他还常命画师创作写意画，自己描绘了蓟州盘山千尺雪，并命西欧画师郎世宁在避暑山庄描绘了《万树园宴请渥巴锡图》、《万法归一殿法会图》。当然，关于这些，也是和珅早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时就很了解的。正因为如此，和珅就刻意模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故宫重华宫内屏风上的诗文是乾隆皇帝书写，而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书写的。从中可以看出和珅书法之造诣。第三，言谈话语委婉动听。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多少人乐意听到逆耳的话语，尤其是像乾隆皇帝这样的一国之君。平日心高气傲，整日围在身边的都是歌功颂德的句子，一句违逆圣意的话，听起来会显得愈发刺耳。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因此他在侍奉皇帝的时候，就随时提醒自己要做到紧睁眼、慢说话——在说话的时候尽量做到将话说得委婉动听。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和珅在处理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前后的活动了。林爽文（1756～1788年），福建省漳州府平和人，农民出身。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随父母迁居台湾彰化县大理杙庄（今台湾台中大里乡）。少年时，林爽文曾做过衙役，后被辞退，以农为业。此时，旨在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在福建﹑台湾一带秘密流传。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为彰化地区天地会重要首领之一。清廷发现天地会活动后，派兵大力搜捕。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87年1月16日），林爽文率领千余人，在距彰化县二十余里之大里杙竖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3000人。林爽文等率众于夜间四更时刻往袭大墩营盘，击毙副将赫升额﹑知县俞峻及官兵数百人。随后又攻占离彰化县城40里的大肚溪，控制着水路，切断了通往彰化的交通。清知府孙景燧据城自守。十一月二十九日，林爽文等攻破彰化县城。后又攻下离大里杙40里的鹿港（亦名鹿仔港），以及离诸罗（今台湾嘉义）县城45里﹑被称为南北咽喉的斗六门。复派兵北进，攻下北路淡水厅（今台湾新竹）。攻占淡水后，林爽文发布安民告示，提出了起义宗旨是“保农业”﹑“安民心”，并申明军纪。林爽文亲自率军南下功克诸罗，又攻台湾府城（今台湾台南市），受阻退回。不久诸罗为清总兵柴大纪夺回，旋为起义军长期围困。由于林爽文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明，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到之处，群众纷纷加入起义军，造成很大声势。这时，庄大田在南路响应林爽文起义，攻克凤山（今台湾高雄）县城，并转战南路之南潭﹑中洲﹑大目降﹑埠头﹑茑松等地。起义军攻下彰化后，开始建立“军﹑政﹑会”合一的政权组织，推林爽文为大盟主，定年号为“天运”，第二年又改为“顺天”，以原彰化县署为盟主府（后迁大里杙）。顺天政权的领导者大多是农民和城镇贫民。此后，起义军陆续镇压了多名贪官污吏，并没收了一些地主的土地，给参加起义群众耕种，规定向顺天政府交纳米粮，山田按一九抽收，水田按二八抽收。顺天政权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派专人管理“开沟放水灌田”。使农业丰收，米价下跌，在大里杙﹑水沙连等地，米每石仅八百钱，而在清政府控制的鹿港，米每石达三千钱。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马上派提督黄仕简﹑任承恩带领官军万余人渡台镇压。在历经了几个月的努力之后，清军毫无起色。乾隆皇帝遂下令更换统帅，调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赴台湾统一指挥。此时，林爽文与庄大田兵合一处，南北两支起义军集兵10万，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开始大规模进攻府城。负责镇压林爽文起义军的部队屡屡受挫，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担心，此时的乾隆皇帝表示，自己要御驾亲征。和珅一想，就这几个毛贼，诺大的一个朝廷谁都管不了吗？非要让皇帝前去御驾亲征？台湾3.5万多平方公里一块土地，当时大陆乾隆爷管的面积有多少？1300万平方公里。您放着1300万平方公里不去管理，为3万多平方公里就御驾亲征，这不明显咱们大清朝没人吗？如果您去了台湾，那大陆这边这1300万平方公里势必会乱作一团。因此和珅要找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阻止乾隆皇帝亲征。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皇帝不去，人民起义谁去给镇压下去？您别着急，和珅在这个时候说话了：“皇上，我跟您说，台湾战事不佳有其深刻的原因。您看在您统治的几十年里，对老百姓多好啊，轻徭薄赋，人头税都不征收了，只征一点儿地税，哪见您这么好的皇上？但是台湾这里肯定不知道您的仁慈，不知道您的恩德，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领导者的责任。您派去管理台湾的人，他没有把您的恩德带到台湾，问题在这里。所以依奴才愚见，两手准备：一边继续用兵，一边换掉台湾的官员。换上一个新的官员，把您的恩德带给台湾人。”和珅短短的几句话，乾隆皇帝听了很受用。您别看和珅话不多，但是让人听着舒服，为什么呢？第一，和珅成功地阻止了乾隆皇帝亲征的打算；第二，和珅夸赞了乾隆皇帝的功德；第三，和珅指出了破敌的方略。几句话，乾隆皇帝还很高兴——原来就这么点儿事。您说，乾隆皇帝听着得多舒服？乾隆皇帝能不喜欢和珅这样年轻有为的大臣吗？最终，乾隆皇帝听从了和珅的建议，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免去了常青（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清朝将领）的职务，另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率军于同年十一月初一到达台湾。福康安到台湾后，一方面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则以优势兵力分五路解诸罗之围，此后又接连攻下斗六门﹑大里杙﹑集集埔等军事要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初五日，林爽文被俘，解往北京，后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一个月后，庄大田亦被福康安﹑海兰察俘获，在台湾府城被杀害。照顾好皇上和皇上的妈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乾隆皇帝是个皇帝。但是，在和珅眼中，乾隆皇帝不仅是个皇帝，更重要的，乾隆皇帝是个很普通的老人。和珅发迹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而且乾隆皇帝还越来越老。因此，在和珅看来，在更多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倒不像是个皇帝，而更像是个很普通的、很慈祥的老者。在乾隆皇帝身上，和珅似乎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他看到，乾隆皇帝也有我们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因此，学会如何照顾好老年的乾隆皇帝，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二项基本条件。那么，如何照顾好老年的乾隆皇帝呢？和珅抓住了两点。第一，照顾好老年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照顾好老年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这本来应该是宫女、妃嫔、太监们的职责。但是这些宫女、妃嫔、太监们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乾隆皇帝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乾隆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的交流。所以，和珅对老年的乾隆皇帝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的。更为重要是，年老的乾隆皇帝也与平常的老年人一样，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皇帝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关于这些，我们但凡看过朝鲜的《李朝实录》的读者朋友们，都可以知道：此时的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皇帝咳嗽吐痰的时候，他马上就能端个痰盂去接。史书亦记载：“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第二，照顾好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的生活起居。在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想要亲近什么人，如果能够从他身边的人入手，对他尊敬的人表现出同样的甚至更强的尊敬，对他关心之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往往会被引为同道，使人一见如故，收到奇效。乾隆皇帝这个人是非常孝顺他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的。崇庆皇太后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693年1月1日），是满洲镶黄族人四品典仪官钮祜禄.凌柱的女儿。乾隆皇帝即位后，她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曰崇庆皇太后。乾隆皇帝留下来的万余首诗作中，很多就描绘了他们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也表达了他对母亲无限的热爱和依恋。这些诗往往借节日中母子相聚共庆为题材，比如每年五月，石榴花开，端阳佳节来临的时候，乾隆皇帝总是陪伴着崇庆皇太后到圆明园中观赏龙舟。他的一首诗就记叙了这一热闹的场面：快霁天中景丽鲜，宜人都为利农田。轻阴乍晴招惊牖，永昼如迟竞渡船。斜叶焦云亭畔卷，低枝榴火沼中燃。五丝彩缕随风俗，愿比慈宁寿算绵。看出来了吧，母子之情跃然纸上。每当崇庆皇太后大寿之时，乾隆皇帝总是不惜财富，把寿庆办得隆重喜庆，场面宏大，让母亲满意、高兴。当时的一篇文章就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乾隆皇帝庆祝崇庆皇太后六十大寿时的情景，极尽人间能事：十余里中各在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视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满卷屋，九华三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依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右惊，右盼复眩，游者加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极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彻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这一大段烦琐冗长的描写，足以表现出当年祝寿的盛况，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他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的挚爱。每当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寿诞之日，和珅都会与侍卫们一起，亲自抬着崇庆皇太后的凤辇。乾隆皇帝看在眼里，心中不由得更加看重、欣赏和珅。乾隆皇帝孝顺他的母亲到了什么地步？乾隆皇帝每天命令宫女给他的母亲梳头，把掉在地上的头发一根一根捡起来，最后等到他母亲去世以后，把所有的头发都集中到一个盒子里，专门用黄金铸一个金发塔。这个金发塔现在故宫里面珍藏着，外面是黄金的，里面是空的，空的盒子，盒子里面装的是头发。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777年3月2日），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693年1月1日）的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以85岁的高龄崩逝，时年67岁的乾隆皇帝悲恸欲绝，当即剪发，服白绸孝衣，为太后守孝。乾隆皇帝罢朝三日，长跪不起，就跟灵堂那儿，谁搀也不回家去。那个时候您觉得他是皇上吗？很多人都劝乾隆皇帝，劝乾隆皇帝要节哀，要慎重，要以国家为重，要以大局为重，只有和珅没有劝过乾隆皇帝一句话。乾隆皇帝跟那儿跪着，他也在那儿跪着，乾隆皇帝不起来，他也不走，他自始至终陪伴着乾隆皇帝，一句话都没说。和珅没有劝过皇帝一句话，这个时候和珅知道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三天以后，乾隆皇帝瘦了，和珅也瘦了。您想呀，别的大臣都劝乾隆皇帝节哀，只有和珅陪着乾隆皇帝一起伤心、一起怀念皇太后，这情分就不一样了啊！后来，乾隆皇帝作诗一首，记录了他对故去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的深切怀念：游岁黑甜何处乡，从容掖辇祗如常。孙曾侍宴到不代，歌舞行时娱一堂。忽尔醒来余寂寞，泛焉涕出切悲伤。因思向日即真者，非梦原都是梦场。由于乾隆皇帝的宠信、和乾隆皇帝的情分，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他的权力之大，在大清朝296年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武职——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步军统领；文职——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王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学职——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石经馆正总裁、国史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钱官——崇文门税务监督；内职——兼管太医院、御药房事务；爵位——太子太保、伯爵、公爵。读懂皇帝的精神世界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会有一定的信仰；在任何一个社会，统治者都会宣传一定的主张，使之成为人们必需的信仰。没有一个主流信仰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的主流信仰无非是儒、释（佛教）、道三家。在这三家中，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主张，而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的影响程度则远远不及佛教。清朝的乾隆皇帝崇奉佛教中的喇嘛教，这不仅是他个人选择的信仰，也是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的纽带。清王朝的皇帝通过喇嘛教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无论皇帝信仰喇嘛教是出于何种目的，那对于和珅来说都不重要。他信奉的是：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我也要崇奉喇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成为了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三项基本条件。乾隆皇帝不但崇奉喇嘛教，而且对喇嘛教的经典颇有研究。乾隆皇帝还曾主持翻译并刻印了《满文大藏经》。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有其信徒、组织和活动场所。其中，佛教分汉语系佛教（公元前l世纪传入）、藏语系佛教（7世纪传入）和巴利语系佛教（13世纪传入）三大支。西藏佛教，指的就是这三大支系中的藏语系佛教，通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教，属于佛教中的密宗，7世纪传入中国。15世纪初，青海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改革了藏传佛教，把藏传佛教的教义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合，创建了喇嘛教，称“格鲁派”，因格鲁派的喇嘛僧人头戴黄色法冠，身披黄色袈裟，故喇嘛教也称“黄教”。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他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和珅知道乾隆皇帝崇奉喇嘛教，于是自己也认真研习喇嘛教的经典。很快，和珅就达到了能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到心意相通。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关于和珅同乾隆皇帝一起“修持密宗”的事。乾隆皇帝当满60年的皇帝退位以后，湖北襄阳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元朝末年的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做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做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明教”。他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一百多年以后，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后裔。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他们的领袖，叫作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因为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而被捕，在甘肃充军。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勒保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的姓名。陕甘总督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得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当然，常丹葵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借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在随后的九年时间里，川楚白莲教起义军纵横驰骋于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教号称“八大主力”，是为：达州（今达州市辖达县）青号徐天德，襄阳黄号姚之富、王聪儿（姚之师母），太平（今达州市万源县）黄号龙绍周，襄阳蓝号张汉潮，通江（今巴州市通江县）蓝号冉文俦，襄阳白号高均德，东乡（今达州市宣汉县）白号冷天录，巴州（今巴州市巴中县）白号罗其清。川楚白莲教起义军的所作所为，极大地震动了统治者。这其中，直到乾隆皇帝去世前为止，达州青号首领徐天德和巴州白号的继任首领苟文明所部的两支白莲教起义军仍未被镇压下去。徐天德和苟文明这两支白莲教起义军的日益活跃，也让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皇帝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在乾隆皇帝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话说乾隆皇帝禅位之后，忽然有一天，他单独传召了和珅入大内觐见。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皇帝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皇帝，则只坐在太上皇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皇帝说话，乾隆皇帝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皇帝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儿，乾隆皇帝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下的和珅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皇帝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才打发和珅出来，期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皇帝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地说：“太上皇背诵的是喇嘛教中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这个故事很明显地说明了和珅与乾隆皇帝在信仰方面的默契程度。说来也怪，就在乾隆皇帝死后不久，达州青号白莲教起义军首领徐天德于嘉庆六年（1801年）在陕西省紫阳县的渡河战役中溺水而死；巴州白号首领白莲教起义军苟文明也于嘉庆七年七月十七日（1802年8月14日）战死。到嘉庆九年（1804年），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最终镇压下去。这也算是最终了却了已经死去的乾隆皇帝的一份心愿吧。他是最优秀的外交官和珅本人精通四种语言文字，这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所有大臣中间是不多见的。所以，朝廷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关于蒙古语、藏语的翻译等兼职工作很自然地就落到了和珅身上。做好理藩事务，就成为和珅得到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四项基本条件。理藩事务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做好民族事务工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之时，朝廷上下都在紧张地安排祝寿典仪。此时的乾隆皇帝与众多大臣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中做准备，和珅等另外一些大臣则在北京留守。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大师飞骑呈来一份文书。乾隆皇帝接过文书，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粗通藏文的乾隆皇帝也看不大明白。乾隆皇帝立刻想到了精通四种语言文字的和珅，派人火速传和珅前来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候驾。和珅到来后，拿起信，随即念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奉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皇帝膝前，以达敝意。”此信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六世班禅大师知道乾隆皇帝七十大寿，非常高兴，他准备亲自带领几百名喇嘛、僧人前往北京给乾隆爷祝寿。您想，那乾隆皇帝听了能不高兴吗？人生七十古来稀呀，七十大寿如果有六世班禅大师亲自祝寿，那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呀。乾隆皇帝当即命和珅拟诏。和珅马上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书。乾隆皇帝见了更是高兴啦。为了奖励和珅卓越的外交才能，乾隆皇帝任命和珅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不但如此，乾隆皇帝知道六世班禅大师要来，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六世班禅大师住哪儿？北京有他的驻地——西黄寺，但承德避暑山庄没有，没有六世班禅大师的驻地，谁来负责修建？换谁谁也干不了这个工作。当时乾隆皇帝命令和珅：“你负责给我建造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的驻地，仿班禅所居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形式，给他专门建造一个宫殿，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须弥”即须弥山，藏语名“扎什”，“福寿”藏语名“伦布”。“须弥福寿”的意思是像吉祥的须弥山一样多福多寿。在细细看过和珅设计的图纸之后，乾隆皇帝连连称赞，并命和珅加紧督造，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这就是和珅督造的“须弥福寿之庙”，换别人这个工作做不了，因为建成必须符合西藏喇嘛教的规矩规章，而且又要适合中土的风俗，这个工作只有让和珅来做。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写道：“布达拉既建，伦布不可少。择向兴工作，亦以不日成。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金瓦映日辉，玉幢扬风舞。”说的是这座庙宇兴建的速度、形制和落成后的壮丽。建庙是为了接待班禅，所以这座庙又俗称“班禅行宫”。到现在为止，须弥福寿之庙依然矗立在承德避暑山庄北面狮子沟南坡。须弥福寿之庙共占地3.79万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寺庙建造在山麓之上，在寺庙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整个院落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据相关史籍记载，年已70岁的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专门跟精通藏语的和珅学习，掌握了一般常用的藏语，还研究了藏史。想一想也是，诺大的一个朝廷，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的人，他不见得会为官；会为官的人呢，他又不见得能流利地掌握四种语言。两者都精通的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一人——和珅。您说，乾隆皇帝如若不赏识和珅，还能够赏识谁呢？真的，没人了。第二是做好外交事务工作。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宜，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外交使命。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当时还是吏部侍郎的和珅就在朝鲜使者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据朝鲜使者记载：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望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乾隆使臣乎？”有一黄衣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此次后，和珅与朝鲜使者接触频繁，以至于我们在朝鲜使者的多种记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和珅的名字，成为我们现在了解和珅的一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珅为乾隆皇帝干了这么多活儿，让我们来看看乾隆皇帝是怎么评价他的吧。《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记：“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乾隆又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赞》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唯明切断。平萨拉尔，亦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干。”在和珅的外交事务中，最为有名的便是与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斗智斗法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详细讲述。他是皇上的“摇钱树”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明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拿出真实才干，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五项基本条件。能够典型体现和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李侍尧案”。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记载他：“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中看出下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对他颇为倚重，曾先后委以重任，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省总督。这样的人难免恃才傲物，再加上年高位重，更是看不起别人，尤其像和珅这样的青年官吏，他从未放在眼里。曾任云南粮储道与贵州按察使的海宁，因为与和珅关系不错，经过和珅的关照被调任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谢和珅把他调离了西南蛮荒之地，连同丰富的礼物一同带给和珅的，还有李侍尧在云南贪赃受贿的消息。海宁求见和珅之后，对和珅说：“当今圣上对纳贿、贪赃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可那李侍尧在云南作威作福，横行无忌，我有心要向皇上参奏李侍尧，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来求教。”说完还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罗的李侍尧受贿的证据。和珅听罢大喜，立刻把海宁夸奖了一番，并鼓励他不必畏惧李侍尧的淫威，尽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应。第二天早朝，海宁来到殿上，跪拜乾隆皇帝之后，把自己书写的奏折呈递上去。乾隆皇帝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当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赃一案。和珅到达云南之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毕竟是李侍尧的地盘，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底深厚。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来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亲信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撬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耐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代。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代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是被迫行贿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关于李侍尧的认罪，史书上写道：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乾隆皇帝接到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奏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皇帝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皇帝遂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第二件事情是创建“议罪银”制度。乾隆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普遍的规律。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想奢华，又怕人家说他挥霍；欲享受，又不想被人说贪图享乐。和珅为乾隆皇帝想了许多敛财的办法，甘心情愿地替乾隆皇帝背上奢侈的“黑锅”。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默契，乾隆一旦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珅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替乾隆敛财的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珅创建了“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皇上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和珅出了这么一招怎么样？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将来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了，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议罪银”实际是您将来犯错误的时候用的银子。这个议罪银有数吗？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珅出的主意。所以所有的大臣如果想交“议罪银”的话，就都要交到和珅这儿。这就等于是和珅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就连和珅自己也不大清楚，他只是知道小金库里面的金银多了去了。通过“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这点儿钱除了乾隆皇帝使用就是和珅使用。您想想，在后来嘉庆皇帝抄和珅家的时候，怎么抄了那么多东西呀——就是这儿的钱啊，都是大臣们交给他的。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和珅经营了内务府，一年就扭亏为盈，原来内务府可是一点儿钱都没有了。从这一点上看，和珅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本事还是非常大的。和珅这一招，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了，内务府的钱就有了很多。皇上一看，和珅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珅就是这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就因为他创立了议罪银制度。这个“议罪银”制度对乾隆皇帝是个好事，对官员们的前程是个好事，但是对老百姓呢？咱们真不敢恭维。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看来，这个“议罪银”制度真不是一个好的招数，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它会导致官场腐败，官场恶化。第三件事情是安排乾隆皇帝南巡。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经到过江南六次，康熙皇帝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根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便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并派大学士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去江南查看道路。讷亲从心里就不赞成乾隆皇帝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皇帝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皇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体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皇帝巡游湖州。乾隆皇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随后不久，乾隆皇帝就开始了先后六次的“下江南”：第一次下江南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乾隆皇帝“下江南”，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第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声音愈演愈烈。尤其是到了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之前。当然，此时的和珅是非常清楚乾隆皇帝的心思的。乾隆皇帝是极想出去走走看看，考察一下自己御宇这么多年来天下百姓的生活的，但是又怕被人冠以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恶名。和珅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乾隆皇帝排忧解难。他向乾隆皇帝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盛，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一心图报。若乾隆皇帝南巡，一应费用，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都愿捐献，可以不必动用国库。这样一来，那些说乾隆皇帝享乐的人就无话可说了。乾隆皇帝听了大喜，他当即决定令和珅全权安排南巡事宜，御驾即刻启程。和珅接到圣旨，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备，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皇上南巡之需。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的意思，可是，此事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官员们若是还想坐稳自己的位子，谁敢怠慢，纷纷不惜国本大兴土木，就怕让皇上不满意。有的人还想趁这一机会讨好皇上，以谋得升迁。他们又怎会甘心掏自己的腰包呢？弄到最后，各种负担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将江南装扮得一派亮丽，在这亮丽下面却不知有多少百姓的哀叹。乾隆皇帝南巡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他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在是好不气派，比起圣祖康熙来也毫不逊色。在和珅的精心安排下，乾隆皇帝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顺利、满意地完成了南巡，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乾隆皇帝将江南百姓的民脂民膏都当成了和珅的功劳，他还看到了和珅理财的天赋，任命和珅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珅手中。乾隆皇帝愈是明令节俭，深深揣摩透了他心思的和珅就愈发加紧催官员捐贡进献，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皇帝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足以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奢侈。但是，随后的乾隆皇帝也了解到，这许多花费，朝廷虽然不向民间征派，却交由商人承办。这些商人，多是两淮盐商。他们为讨好皇帝，不惜巨额花费，有的建造行宫，有的修桥铺路，有的购置珍奇宝玩，有的采买山珍海味，有的请来戏班，排演各种吉庆大戏。有的仅仅承办一次差务，就耗费白银10万两。商人大把花钱，乾隆皇帝乐得享受；乾隆皇帝赏赐官衔，商人得到实惠，变相卖官鬻爵，双方“皆大欢喜”。浮夸风愈演愈烈，造成国库空虚。南巡之外，乾隆皇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皇帝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皇帝亦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令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日后的乾隆皇帝对此也很了解，他在最后一次南巡后所写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皇帝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为皇上服务，让皇上满意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使之无人能敌之外，和珅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好一些乾隆皇帝临时差遣的兼职工作并尽量使之尽善尽美。他知道，这是自己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六项基本条件。能够典型体现出和珅做兼职工作也做得尽善尽美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编纂《四库全书》。和珅能够时刻为乾隆皇帝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皇帝换取好的名声。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乾隆皇帝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乾隆皇帝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皇帝觉得自己的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做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如宋朝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明代的《永乐大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乾隆皇帝借此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四库全书》。这样，便由《永乐大典》的辑佚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它收录书籍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它收录的书中，除了皇室原有藏书外，还遍征海内各大藏书名家的珍本、善本。这套书从1773年起，至1782年初步完成，共经历了10年。这期间，《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几易其人。能够负责《四库全书》修纂的必须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因为《四库全书》馆总裁绝不仅是虚挂其名的事，要切实地能够对书籍的入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做出决定。起初，《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于敏中病故后由和珅妻子的爷爷英廉接任；1780年又由和珅任总裁。和珅的学问自然不能胜任这么重大的职责，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被他当作生平中的一桩大事。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办起事来理所当然地投入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更何况，他还有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总纂官在一旁协助呢。然而，和珅在担任正总裁后，编书之余，多次上书建议乾隆皇帝严加查缴书籍，对有问题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全书》的书中，很多也做了删削或修改，去掉了几乎所有违逆的词句。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充分贯彻了“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了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一番清洗后的洁本。《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也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还有些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就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所以，修纂《四库全书》究竟功过如何，今人看来实在是不好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皇帝的业绩中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还被人经常使用。而这一笔中也确实包含了和珅付出的辛劳。和珅一生中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负责监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热河志》、《石经》、《大清一统志》等，为乾隆皇帝在立言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第二件事情是主持禅位归政大典。乾隆六十年（1795年），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准备在第二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颙琰。在中国历史上，把皇帝之位传给儿子，乾隆皇帝不是最早的一个。谁是头一个？唐高祖李渊。李渊是在什么情况下把皇位让给自己儿子坐的？是在李渊的三个儿子起了内讧，二儿子李世民杀掉了李渊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这就是说李世民唐太宗把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弟弟全给杀了。唐高祖一看，您是爷，皇上您当，我不当了，您当皇上吧，我可当不了。中国历史上，把皇位主动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人，唐高祖李渊是头一号。还有一个就是唐玄宗，他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唐肃宗。那就更被动了，那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唐玄宗的儿子自己没有经过唐玄宗的批准而擅自登基的，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儿子已经不让唐玄宗当皇帝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号把皇帝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北宋的宋徽宗。那是在金灭北宋之前，宋徽宗眼看北宋的江山保不住了，又害怕自己死在东京城中，于是在金灭北宋的大军出发以后，急急忙忙地把皇帝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宋钦宗。结果既没有能够保住北宋的江山，也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号把皇帝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人。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唐以来的禅让其实都是被迫的。主动禅让皇帝的位置给自己儿子的皇帝，乾隆皇帝其实是头一号。因此，大清朝的禅让典礼就无据可依了。如何把禅位归政大典办得隆重，以显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珅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他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皇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皇帝满意的是和珅提议的“千叟宴”。叟，是老头的意思。千，是虚数，很多的意思。宴，宴会的意思。千叟宴最早开始于康熙时期。所谓“千叟宴”，就是召集官员、缙绅中70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千叟宴创始于康熙皇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三月，康熙皇帝玄烨六十寿诞，他在畅春园举办了第一次千叟宴，宴请从天下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农历正月，康熙帝年届69岁，为了预庆自己70岁生日，他在乾清宫举办了第二次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千叟宴宏大的场面给幼小的弘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继位后，效法其祖父，也举办了两次千叟宴。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为了纪念继位50周年，75岁的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办了第一次千叟宴——当然，这次千叟宴不是和珅主办的，与和珅无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已是一个85岁的老人，为了不逾越祖父在位61年的纪录，他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第十五子颙琰，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四，禅位刚三天的乾隆太上皇在宁寿宫皇极殿再次举办千叟宴。此时，乾隆太上皇已是86岁的老人，60岁的老人与他已有26岁的年龄差距，因此规定，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这一次宴会成了历史上千叟宴的绝唱。说实话，前面我们讲到的这几次千叟宴的效果，都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您说，大冬天的，皇上从全国各地请来好几千个老头在这儿吃饭。炒菜，上一盘菜，没10分钟凉了，冬天的北京，没有暖气，在外头，在大街上，广场上，您想想，能吃好吗？虽然说没有吃好，但是皇帝的心意到了。因此，千叟宴这种形式便继续流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