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8

反抗成都王的中坚人物是那些前禁军将领，史上留名的有这么几位：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将逯苞、成辅，还有长沙王故将上官巳。这些都应该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单，早已被肉体消灭掉的人物，这些人却依然在招摇过市，这说明成都王的清算并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应该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够狠，否则他不会这么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洛阳人的阳奉阴违造就了这一群漏网之鱼。陈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是站错了队伍的失败者，是失去故主的丧家之人，在成都王没有称帝之前，他们还有一线生机，等成都王一称帝，他们就是逆臣贼子，天下之大，再也无处安身了。因此他们有足够动机进行反击，浓郁的仇恨气息弥漫在洛阳城内，这是绝佳的活动土壤，成都王的疏于防范也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陈眕等人很快就联络上禁军旧部，同时还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废黜的嵇绍，就从荥阳老家赶回洛阳参与这惊天之变。另一个掺和进来的重要人物就是东海王。半年前他试图逃离洛阳，但是不够坚决，没成功，如今灾祸自己找上门了。陈眕、上官巳表示禁军已经决定拥立他为首领，树立旗帜对抗成都王。对于东海王而言，惠帝的诏令也许还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对这群杀气腾腾的大兵，就很难拒绝他们的要求了。于是，东海王在出卖长沙王半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反抗执政者组织的领袖。被架上火坑的东海王与陈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经更上层楼，成为了丞相、皇太弟，东海王区区疏族皇叔与司空的身份，不足于与之对抗，当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压制成都王，不如将“挟天子以令诸侯”发挥到极致，让惠帝御驾亲征。携带皇帝出征本是长沙王的专长，曾在战胜张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为长沙王的故将，上官巳对于惠帝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记忆犹新。御驾亲征因此定计。可怜的皇帝司马衷，即将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战场，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惨败，并且平生第一次成为俘虏。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陈眕聚集禁军屯兵于宫城云龙门下，司空东海王庄严宣布洛阳戒严。接着，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议事，下诏任命东海王为大都督，随驾亲征讨伐成都王。大梦初醒的中护军石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逃出洛阳，回邺城报警去了。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将已在金墉城做了五个月囚徒的羊献容接回皇宫，重新册立为皇后；同时惠帝下诏褫夺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复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七月初四，己亥日，六军誓师完毕，惠帝御驾亲征。东海王传檄天下向四方征兵，诸镇都督都接到诏令，被要求领兵赴义，随惠帝进攻邺城。大多数都督将这一诏令看作笑谈，真正采取行动的有镇守宛城的安南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和镇守晋阳的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此中原因不是这两人特别忠君，而是这两人与东海王休戚相关，都是东海王的弟弟。不过这两路援军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走在半道上，战争就已经结束。皇帝亲征，随扈人员自然不能少，事实上东海王将大半个朝堂搬进了军营，使得三品以下官员进了军营都抬不起头。一干文臣往战场上冲，心甘情愿的估计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进来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辈，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奋不顾身必定是万不得已。东海王拉此辈入营，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此辈年老体衰弱不经风，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帮助敌方将士立军功；东海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一来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声势，更重要的是东海王吸取了前人经验，知道此辈的忠诚靠不住，留在洛阳是个祸害，万一他们也学自己在背后捅刀子，据城归附成都王，那就万事皆休。被胁迫上战场的战斗力肯定不强，心理上也比较悲观，在他们看来，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关照嵇绍准备一匹好马，吃了败仗好逃跑，他说：“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没想到嵇绍是个坚定的忠君分子，他严厉批评秦准的消极思想：“大驾亲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无战。”意思说此行有皇帝老大镇着，有征无战必胜无疑，不要担心。话说得漂亮，其实嵇绍心里也没底。己方获胜的唯一指望实际就是皇帝亲征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压力，赌的就是成都王与邺城守军对皇帝是否还有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良心未泯，那一切好办，成都王出降谢罪，王师不战屈人之兵；但是，万一成都王甘为逆臣贼子，那怎么办？邺城驻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就凭洛阳这些乌合之众……嵇绍倒吸一口凉气，话锋一转，继续说：“若使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意思是说万一皇帝老大镇不住，我们这些作臣子的大不了恪守臣节，一死了之，要骏马做什么？当场围在嵇绍身边的人不少，听闻此言，大伙都默默叹息，为嵇绍叹，也为自己叹。叹完了气，大家垂着头，随军上路。亲征军队刚从洛阳开出的时候，大家都还战战兢兢，士气参差不齐，互相鼓劲打气。不过心里的阴霾很快一扫而空，因为惠帝的凝聚力立竿见影，一路上从各地奔赴赶来的援军络绎不绝。出洛阳时勉强拼凑出来的万余人的杂军，等过了黄河，发展成几万人，又过了几天，发展成十万人。这个景象太振奋精神了，当站在人堆里看己方阵营，向前看不到头，向后看不到尾，旌旗如林军鼓雷动，豪情盈荡于胸，谁还会产生诸如战败等悲观的念头？要知道，洛阳以北向来是成都王的地盘，如今他们纷纷投入反对成都王的行列，可不就说明了成都王众叛亲离，离覆灭不远？如果有人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应该就会想到，这十几万人战斗力参差不齐，各部之间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甚至可能素不相识，凑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更加声势浩大的乌合之众而已，指望他们打劫也许有效，指望他们打胜仗只怕就很危险。而且，这十几万人中有多少是直正前来赴国难的忠贞之士，有多少只是攀龙附凤的投机分子，这根本无法统计，临阵脱逃或者临阵倒戈的风险有多高也就无法预料，反正就是浑浑噩噩地向前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东海王、陈眕等既然没有办法知己，总得想点办法知彼吧。这方面陈眕倒做了一点准备，他的两个弟弟陈匡、陈规早已潜伏到邺城中从事情报工作，只是目前还没反馈。没有反馈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先猜嘛。邺城在司州的魏郡最北端，与洛阳隔着一条黄河，还隔着河内、汲郡两个郡。如果成都王打算抵抗，他就应该在这两郡设防，可是王师一路走来畅通无阻。黄河天险，未遇敌军；河内郡的温县是当年成都王与赵王血战的地方，也未遇敌军；再向前，出河内郡入汲郡，有军事重镇朝歌，也未遇敌军；甚至进入魏郡，快逼近邺城成都王老巢了，敌人还是不见踪影。王师越走越开心，越走越信心百倍，种种迹象表明，成都王已经放弃抵抗，正在邺城等着束手就擒呢。七月二十四日，己未日，经过二十一天的跋涉，王师抵达魏郡荡阴县，横亘在面前的是一道浅浅的荡水，涉过荡水再向北几十里，就是邺城。这时，盼望已久的陈匡、陈规终于出现在军前，他俩的情报证实了此前的猜测，情报说：邺城内的守军已经四散溃逃，邺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胜利果实正摇摇欲坠。消息传开，一片欢腾山呼万岁，绷紧了二十多天的神经一下子全放松了，全军上下欢天喜地预先庆祝起胜利。庆祝活动还没开始，就听营外马蹄声惊天动地，随即四周连绵响起恐怖而绝望的惨叫。石超领着五万大军杀了进来。三、荡阴之役不能过分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历戎事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邺城内诸色人等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受打击最重的当然就是漩涡中心的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前途帝业终究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一逃那就万事皆休，不仅富贵难保，性命也难保了。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的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的断言：“勿动，南军必败！”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神道，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同时他也从最初的震惊失措中平静下来。头脑一恢复运转，成都王就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绝望，在军事实力上邺城并不落于下风，压力主要来自舆论。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内部统一意见，安抚邺城惊恐迷惘的人心。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官僚们都知道，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此时的一言一语都会影响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成都王心中其实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着群臣识趣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领兵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然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鲜卑人，察言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舆。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马上就有司马王混、参军崔旷表示成都王英明，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大军，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率军出城迎敌、救驾。荡阴，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阵形紊乱毫无章法，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侍卫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充满杀气的脸庞溅有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日夜兼程，一口气逃回了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依然会有灾祸上身，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的时候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也当即做鸟兽散，他们的命运各异，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显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当时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伤痕累累的君臣二人，从服饰上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当时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中。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聊以充饥。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成都王派出中书监卢志去将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随行护驾。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整个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乱、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史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众所周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诱因是“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一派与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势力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摘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2005年修订版，P26）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五胡乱华”的前三十年可以视为东海王、成都王两个阵营冲突的延续、升级与失控。这一点可以从西晋末年的政治格局中看出端倪：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都与成都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刘、石为敌的王浚、祖逖、刘琨、鲜卑段部，都曾是东海王的盟友，而在江南立足延续晋祚的司马睿政权，即日后的东晋朝廷，则更是东海王精心培育的结果。这两个壁垒分明、相互仇视的阵营是何时形成的呢？就形成于公元304年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惠帝北征。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所以此役是意义非凡的。不过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走出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的身份是皇弟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此外，与此役有关系的还有另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当时只有六岁，因此留在洛阳，随扈出征的是他的父亲吴王司马晏。除了皇帝，东海王阵营还有不少三公宰辅，比如说王戎，比如说东海王本人，比如说晋怀帝朝的太尉平昌公司马模（日后封南阳王），再比如说东晋名相王导。王导当时以司马睿幕僚的身份随军出征。三公之后，复有名将，比如说苟晞，他是晋怀帝一朝在东线疆域抵挡匈奴羯人的柱石，一度被怀帝引为外援制衡东海王，当时苟晞担任北军中侯，统帅禁军，失败后投奔豫州范阳王；再比如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他以豫章王从事中郎的身份随军赴邺。成王败寇，东海王那边全是朝堂显贵，成都王这边则涌现诸多乱世枭雄。比如日后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当时就在邺城担任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他的儿子刘聪也在邺城，担任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再比如成都王的帐下督公师藩、汲桑，日后纵横中原，搅得并、兖、冀三州不得安宁，他们帐下有一个羯族将军，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石勒，日后占领北方半壁江山，建立赵政权，一度成为威胁东晋朝廷最严重的敌人。四、潜龙惊永安元年七月二十五，也就是荡阴之役的次日。成都王率领邺城百官早早拜服在御道两旁，诸门大开，恭迎惠帝临幸邺城。天子卤簿隆重无比，开道的旌旗如同一片树林在移动，后面有骑兵、步兵内外数重，排着方阵缓缓而行，环卫着惠帝所乘坐的由六匹骏马拉拖的金根车，豫章王司马炽与司徒王戎等人跟随其后。隔着数千盔甲锃亮刀锋锐利、表情严肃虔诚的护卫，人们只能远瞻龙颜，但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惠帝望之不似人君。他神情委顿，这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眼睛红肿，这是哭了一夜的后果；惠帝身上的衮服光鲜夺目，实际并不合身，幸好坐在车中所以没有被发觉，惠帝头上的远游冠细看之下有破损之处，那是在战斗中被损坏之后紧急修补而成的，远游冠没有冕旒垂下遮住脸部，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惠帝的脸上带着伤。如此庄重盛大的迎驾场面是成都王的有意安排，其用意一来是炫耀武功，向天下宣告惠帝在他手中；二来是圆谎，他此前的出兵理由是救驾，要从劫驾的逆臣手中救出惠帝，如今大胜而归，若是惠帝悄无声息地现身邺城，或者现身时狼狈不堪一身血污，难免会有人发诛心之论：进邺城的究竟是当今天子，还是成都王的俘虏？为堵悠悠之口，成都王必须向天下人昭示他对惠帝的忠诚与恭谨，不能失礼。但为了惠帝这次亮相，成都王可煞费苦心，搅得半个邺城一夜未眠。皇帝卤簿按照护卫数量与副车数量的繁简，分为天子大驾、天子法驾、天子小驾三个等级。天子大驾最为隆重繁缛，三公九卿全部出动，属车八十一乘，护卫数万人，不过“天子大驾”只有在祭祖祭天等最神圣的场合才使用，按礼此处需用“天子法驾”。法驾相对简便，东汉蔡邕描述说“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给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任谁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后只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想借此扭转舆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他指出御驾北征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这确实是事实，但社会舆论其实并不关注是否符合事实，它只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纯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死后随即被公认为忠臣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进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撰《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将北征诠释为惠帝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这也无不可啊。车驾进入邺城的当天，成都王就让惠帝宣布大赦，改元，这已是当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并不是新鲜事，令人诧异的是新年号竟然叫“建武”，惠帝从洛阳来到邺城，无论诠释为被挟持也好、御驾亲征也好，都是灰头土脸的事，与“建武”两字根本扯不上关系；反倒是成都王打击了禁军俘获了惠帝，正在耀武扬威。很明显，“建武”两字不是说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夸耀成都王的强盛武力，这个迹象无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并且他已经急不可耐。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銮，到洛阳再进行禅让了，他打算撇开盟友河间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当然是令天下归心，成都王派人去东海国，试图招回遁逃的东海王，东海王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没有应征。鞭长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没办法。成都王接下来在邺城里搞整肃杀一儆百，以防止正式禅位时有人跳出来扫兴，不幸沦为祭物的就是此前曾劝成都王出城投降的东安王司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邺后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东安王，公然在邺城菜市斩首。以东安王的显赫身份，他的死当然震撼整个邺城，群臣是否因此变得更加识趣了，这不得而知，因为成都王预谋中的禅位并没来得及发生，但东安王的死却促成了另一个皇帝的诞生。司马睿当年二十九岁，他十五岁时那年，父亲司马觐、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马睿嗣位成为第三任琅琊王。司马睿韬光养晦，“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因此始终默默无闻，“时人未之识焉”。此前司马睿一直在洛阳，荡阴之役后与惠帝一同变为邺城的俘虏。东安王是司马觐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睿的嫡亲叔父，他一死，邺城内最惊惶不安的就是司马睿，这时幕僚王导劝他逃出邺城，回琅琊封国去。司马睿连夜遁逃。据说当天夜晚月明星稀，邺城防备严警，司马睿无计可施，突然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守军躲雨不暇，司马睿趁机出城。出了城仍有危险，原来成都王为了防止那些挟持来的朝臣遁逃，设下关卡，禁止显贵官宦通过。司马睿逃到河阳，被关卡挡住了去路，幸好有个叫宋典的随从十分机智，他用马鞭敲敲司马睿，打趣说：“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你怎么也被拦了？”关吏一听来人身份仅是个舍长，于是开关放行。司马睿先到洛阳接了母亲夏侯太妃，然后火速回到琅琊国。如此一来，琅琊王就坚定地投入了东海王的阵营，日后被委任管理江南，因缘际会成为晋朝的中兴之君。东安王的被杀与琅琊王的遁逃，对两晋历史意义非凡，但在成都王心里并不算什么大事。成都王正沉浸在皇帝梦中不能自拔，他已在邺城南郊祭过上天，并且已在安排新朝的文武百官。天不遂人愿，仅仅数天之后，幽州都督王浚的军队就打到家门口了。五、黄头鲜卑入邺都王浚是当年害死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元凶之一。背负着这个原罪，此后几年他一直蜗居在东北偏远的幽州蓟城，不敢踏进中原。后来赵王篡位，王浚的立场是中立、两不相帮，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姿态令成都王很不满。那时王浚盘踞幽州已久，势力稳固，并且还与当地的鲜卑、乌桓等一些武力强大的异族结成盟友。成都王存着讨伐王浚的念头，却没有必胜的信心，因此将计划搁置。赵王死后，中原内战打得乱七八糟，王浚虽然没有轻举妄动，但是心里的野心早就生根发芽，他进一步巩固与鲜卑等异族的关系，将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段氏鲜卑的段务勿尘，另一个嫁给宇文鲜卑的宇文苏恕延；王浚还替段务勿尘讨得辽西郡公的爵位，如此一来，段氏鲜卑更对王浚死心塌地了。随着王浚越来越强大，成都王对王浚的嫌忌也越来越深。兖、冀两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幽州就在冀州的背后，背后潜伏着如此强大的一个敌人，成都王芒刺在背，必欲拔之而后快，而王浚有染指冀州进军中原的企图，却被成都王挡住了去路。因此两位都督之间发生战争已是必然之势。最后忍不住先下手为强的是成都王。在长沙王死后不久，成都王得到消息，说王浚暗地里很替长沙王抱不平。这个消息真假与否如今已经无法证实，长沙王曾在冀州常山国蛰伏近十年之久，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王浚暗中往来、互相利用，也并非没有可能。成都王得悉王浚的态度，杀心又起，接常理当朝丞相想杀地方都督，只需要一纸诏令将他召到京城，剩下的就是廷尉的事情了，但是晋末的情况特殊，成都王只要召王浚进京，王浚立马造反。成都王总想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此前他就曾派人行刺长沙王，这次他又故技重施，向幽州派出了一位刺客。这位刺客是汝南人和演，此前是成都王的右司马，如今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前任幽州刺史石堪则被召回，成为成都王的右司马。和演前往蓟城赴任，成都王嘱咐他找个机会除去王浚，统领幽州兵。和演到了蓟城，发现王浚的势力盘根错节，在城内无机可乘，于是决定将他赚出城去；同时和演又发现蓟城官员全是王浚耳目，于是只好寻找外援。当时活跃在蓟城周围的有鲜卑段部、鲜卑宇文部、乌桓。鲜卑段部、宇文部较强，但他俩都是王浚的儿女亲家，和演只好退而求其次，结交乌桓。乌桓据说与鲜卑同出一源，都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称雄于北方，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故土被匈奴占领，族人流离失所，其中一支就东迁到了东北苦寒之地。汉武帝大挫匈奴，又将一部分东胡遗民迁至白山黑水之间，并且专门设立“护乌桓校尉”来管辖此地。世仇匈奴在两汉沉重打击之下，趋于沉落，于是鲜卑、乌桓等原东胡诸部又重新兴起，乌桓在东汉后期盛极一时，势力范围东至并州、西到辽东、南至冀州。东汉末，袁绍与曹操争做北方霸主，乌桓站在袁绍一方，官渡之战后，曹操追击袁氏，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的地盘，曹操于是征讨乌桓。此役乌桓惨败，包括单于蹋顿在内的诸多贵族成员被杀，投降曹操的部众有二十余万之多，曹操将降众内迁，分别散居于并州、幽州。乌桓从此一蹶不振，乌桓故地不久被鲜卑占领，残留故地的乌桓人也逐渐被鲜卑同化。和演要结交的乌桓，就是当年乌桓降众的后代，他们在幽州可谓寄人篱下，并不很强盛。当时的乌桓单于叫审登，和演投其所好许以重赏，说得审登心花怒放，当即答应与成都王结盟，定下暗杀王浚的计划。按照计划，和演将邀请王浚一同去游览蓟城南部的清泉水，审登则在清泉设伏。由于王浚对和演也颇多提防，随行护卫十分周密，所以和演打算与王浚合卤簿（即合用同一仪仗队），趁机接近然后诛之，同时审登伏兵杀出，驱逐王浚的护卫。从蓟城到清泉有两条路可走，当天和演与王浚各走其一。出发前还是晴空万里，途中却风云变色，下起了暴雨，王浚半道而返，和演与审登全身湿透，弓弦箭囊都浸水膨胀，无法使用，只好中止行动，沮丧而归。审登当初答应和演其实是一时冲动，也可能是酒酣之余壮了胆气，酒醒之后审登就感到了后怕。倘若暗杀成功，和演的诺言是否能够兑现是一个未知数，鲜卑段部与宇文部都比乌桓强大，治理幽州必须依靠他们，即便将来有好处，也是他们得大头，乌桓得点残杯冷炙；倘若暗杀不成功，那么王浚的报复足以使乌桓全族灭亡。审登越想越怕，但是有言在先，只好硬着头皮跟和演出兵。这场大雨突如其来，审登认为这是老天在保佑王浚，他对乌桓同胞说：“和演图谋王浚，将要成功之时突然天降大雨，这是上天在帮助王浚啊。违天不祥，我不可再与和演同谋了。”于是审登向王浚告密，王浚大怒，发兵与审登一起包围和演，和演在幽州的势力不堪一击，只好举着白旗向王浚投降。王浚将和演斩首，将幽州全部兵马划归到自己麾下，然后马上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成都王。恰在此时，惠帝御驾北征，传檄四境。此事不仅给王浚送来一个绝佳的出兵借口，还送来了一个绝佳的盟友。这个盟友就是并州都督东嬴公司马腾。王浚有两个理由与东嬴公结盟：一、东嬴公是东海王的亲弟弟，所以注定是成都王的敌人，对于王浚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王浚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在家族中被人瞧不起，但他毕竟是太原王氏的一分子。太原王氏是西晋一等一的门户，不过到了晋末有点中落，代表人物王浑、王济父子先后逝世，余下王湛等人名声不显，唯一位高权重的太原王氏子弟就是王浚，因此维护门户安危是他推辞不了的义务。太原郡隶属于并州，就在东嬴公的辖区内。王浚与东嬴公相约共同起兵，从幽州、并州两个方向进攻邺城。王浚的军队由鲜卑段部、乌桓部众与幽州兵组成，王浚任命主傅祁弘为前锋，领步骑两万人先行，自己领主力后续。当时鲜卑骑兵的悍勇天下闻名。匈奴骑兵同为天下精锐，但是据《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晋书·邵续传》里描述说羯人石勒也很畏惧鲜卑，曾有一次石勒正在围攻邵续，听闻鲜卑段文鸯即将赶来支援，竟然带着八千骑兵弃阵而走。史籍记载也许有夸张之处，但是鲜卑骑兵能征善战那是肯定的。祁弘借道冀州，一路摧枯拉朽，冀州刺史李毅派兵试图阻击，结果被祁弘轻易突破防线，打通冀州。王浚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和演的死讯与冀州失守的消息差不多是同时传到邺城的。当时荡阴之役已经结束，成都王正急于杀东安王做皇帝，听闻战报大吃一惊，勿忙派出北中郎将王斌去狙击祁弘，王斌出发后不久，成都王想到此番敌人非同小可，于是又派出右将军石超作为后援；同时，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进攻东嬴公。即使派出了三支军队，成都王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他的担忧形于颜色，结果就给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个人就是匈奴刘渊，他名为晋朝的臣子，实际上却是晋朝的人质。从曹魏咸熙年间起，他就作为担保族人不会反叛的人质，到洛阳过起受监视的生活，此后从洛阳到邺城，他始终只是一个人质，晋武帝也好成都王也好，都将他看做潜在的敌人而处处提防。“八王之乱”开始后，中原汉人自相残杀，晋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异族都萌发野心蠢蠢欲动，强国之余的匈奴当然不例外，他们秘密推举了刘渊为大单于，试图恢复匈奴故国。所以刘渊身在邺城却归心似箭，他曾找出种种借口要返回并州的匈奴部落，但都被警觉的成都王识破。此前不久，刘渊还请求还乡参与葬礼，再次被成都王拒绝，刘渊虽然怀恨在心，但是无计可施。如今成都王大难临头，心神大乱，刘渊的机会就来了。刘渊对成都王说：“并州、幽州二镇放肆跋扈，拥众十余万进犯邺城，兵力如此强盛，恐非殿下的宿卫军与邺城士众所能抵御，请殿下派我回并州，我将招集五部匈奴，共赴国难。”（注：魏武帝平定北方，将匈奴分解为五部，派遣汉人进行监督，晋朝延续了这一政策。）成都王又惊又喜，一时不敢相信匈奴会发兵救援，他问：“五部匈奴真的会来么？即使能来，鲜卑、乌丸疾如风云，能抵挡得住么？”成都王这时明显缺乏自信，已经想到逃跑，他接着说，“我想奉乘舆返回洛阳，先避其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招集义兵共讨逆军。你意下如何？”听到成都王想逃，刘渊表示反对，说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远播四海，天下人无不想为殿下卖命效力，殿下留在邺城岂会有难？王浚不过是个竖子，东嬴公是宗室疏族，这两人又岂能与殿下争衡？如果殿下离开邺城，那就是示弱于人，到时候军心动荡后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够到达洛阳。即使能到达洛阳，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殿下又岂能继续掌握威权？到时候殿下传檄天下，又岂会有人奉这纸檄尺书？”晓以利害之后，刘渊把胸脯拍得呯呯响，说：“东胡人再勇悍，也比不过我们匈奴。请殿下放宽心，只管在邺城安抚士众，这两个逆贼交给我来处理。我将用二部匈奴摧毁东嬴公，再用余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级，胜利指日可待。”成都王已是病急乱投医，听闻此言就如抓住救命稻草，大喜过望。他当场任命刘渊为北单于，让刘渊回并州收拢匈奴五部，救援邺城。成都王这一时的失察，给后世带来深重的苦难。刘渊回到并州，很快就纠集匈奴军队数万人，但成都王是永远不可能盼到这支援军了，刘渊很快就自立政权，做起了皇帝，直到五年后刘渊病死，他的直属军队都没有与王浚发生过战争。且不说刘渊阴谋得逞回并州复国，仅说前方战况，那是一败涂地。北中郎将王斌首先错失了战机，当他遭遇敌军时候，东嬴公与王浚已经完成会师。两方合击王斌，王斌理所当然的遭遇惨败。打溃了王斌，东嬴公回师并州，邀击游荡而来的王粹；王浚则继续北进，目标邺城。王粹的军队很快被东嬴公击溃，不过东嬴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进攻邺城了，他随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势力拖住手脚，泥足深陷，最后被匈奴逐出并州。没有东嬴公的援手，王浚仅凭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于死地，他的军队在邺城正北百里处的赵国平棘与石超部决战。石超的军队实际已是成都王最后的防线，但这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邺城，王浚的前锋骑军一直追到邺城城墙下。前所未有的恐慌降临邺城，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王公贵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谋生路四散逃走，卢志劝成都王放弃邺城，带惠帝去洛阳。当时邺城尚有士卒一万五千人，卢志已经部署完毕，如果成都王按照卢志的安排及时撤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逃得如此狼狈，紧要关头偏偏程太妃又出来捣鬼，老太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邺城。时机稍纵即逝，一万五千士卒很快逃得只剩下殿中虎贲千余人，卢志使劲劝成都王快做决断，程太妃说不忙，她认识一个圣人，可以作法赶走王浚。圣人于是被请上殿来。圣人是一个姓黄的道士，他喝了两杯酒，装模作样的使了几道咒语，很潇洒地抛杯而去。程太妃他们等了一会儿，只等到杀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到有鲜卑大声呼喝的鲜卑语，程太妃这才慌了神。此时千余殿中虎贲也全都逃散，只余下帐下骑兵数十名，成都王带着程太妃先逃；卢志找来几辆鹿车（所谓鹿车即是手推车），司马督韩玄又找来百余个黄门太监，一同去接皇帝。惠帝几天前刚做了俘虏，此次又要逃跑，很不乐意，他问卢志：“何故散败至此？”卢志懒得与他废话，只通知他事态紧急，卢志说：“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惠帝点点头，说：“甚佳。”卢志想佳你个头啊，赶快逃吧，于是找到一辆牛车，载着惠帝出城与成都王汇合，向洛阳方向逃命。惠帝这一路备尝艰辛。因为身后有乌桓追兵，大家只是夺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余都没顾得上带。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无功而返。后无追兵，心情陡然轻松，轻松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早已饥肠辘辘，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只有忍饥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于道中客舍，皇帝嚷着要用膳。幸好有个太监在随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钱，惠帝赶紧向太监借钱，派人去周围民居买饭。买回来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饭，还有一些蒜头盐豉之类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时，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与成都王眼里肯定是粗劣得无法下咽，但在此时惠帝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当天惠帝吃完粗米饭，就睡在太监随身带的粗布被褥中。第二天，一行人到达了汲郡获嘉县。依然只有粗米饭，盛在瓦盆里，惠帝一口气吃掉两盆，当地百姓还进供了一只蒸鸡，相信这是惠帝此生吃过的味道最鲜美的鸡肉了。沦落到这番境地，惠帝应该不用别人教导，也能独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这么一个经典的问题了。一行人继续前行，出汲郡入河内郡，路过温县。温县是司马氏老家，埋着司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礼要去谒陵。惠帝出现在祖宗坟前时毫无仪容可言，风尘仆仆神情委顿衣冠不整，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惠帝只能屈尊穿上随从的鞋，跪在祖宗坟前号啕大哭，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跟着痛哭不已。有理由相信，此时在深沉的地底，司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着地上的子孙们呜咽恸哭。应该有一个难解的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第十章　河间王一、邺都满城血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被成都王放虎归山的刘渊，祖父是於扶罗单于，即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兄长。匈奴自被分为五部之后大多取了汉人的姓名，各匈奴部帅相当于匈奴王室成员，都取刘姓，刘渊的父亲叫刘豹（此段观点来自《晋书》，按唐长孺先生的考证，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与於扶罗单于无血缘关系，此事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展开）。刘豹生前是匈奴左贤王，“左贤王”是以前匈奴王国内的官爵，匈奴亡国后只能在部落内延用，晋朝廷官方可不承认你是什么王，刘豹被官方承认的官衔是匈奴左部帅。刘豹也是个枭雄，他在曹魏嘉平年间曾统一匈奴五部，成为事实上的单于，后来司马氏用邓艾的计策，重新将匈奴分为五部：左部居太原兹氏县，右部居祁县，南部居蒲子县，北部居新兴县，中部居大陵县。作为刘豹之子，刘渊在曹魏末年就作为人质到洛阳居住。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仍保留着匈奴人好武善射的特点，“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文武双全的刘渊在洛阳很受注目，许多有同郡之谊的权贵，如上党人李憙，太原王氏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代，都对刘渊青眼有加，特别是王浑，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替刘渊延誉，但是刘渊非凡的声誉并没有引来晋武帝的赏识，反而招来了更多的猜忌。据说齐王司马攸曾直言不讳地对晋武帝说：“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幸亏当时王浑在场维护，刘渊才逃过一劫。刘渊在洛阳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归国无路渐渐绝望。曾有朋友王弥从洛阳回青州，刘渊给他饯行，痛哭着说：“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刘渊羁居洛阳期间，刘豹病死，刘渊继承了左部帅的官衔。到了武帝太康年间“部帅”改称“都尉”，刘渊转任北部都尉。后来晋武帝死了，新皇帝依然把刘渊扣在洛阳不放行，杨骏辅政时给刘渊加官进爵，任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名义上，刘渊有了统一调度匈奴五部的权力，但他人在洛阳，根本无法实行管辖。元康末年，有匈奴部众叛逃出塞，连累作担保的刘渊被免官。元康九年，成都王出镇邺城，觉得刘渊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把他带到邺城，替他求得官衔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刘渊在邺城其实与在洛阳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囚徒而已。刘渊虽不在并州，但是有曾任北部都尉的左贤王刘宣积极奔走，筹备复国之举。刘宣是匈奴族的耆老，此人的汉化程度也很深，“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刘宣也曾到洛阳觐见武帝，被赐予赤幛曲盖，在并州汉、匈奴两族之间都很有声望。刘宣眼看天下大乱，觉得复国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秘密会晤匈奴贵族，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这就是亡国之后全体匈奴贵族心中的痛，如今有希望恢复往日威权，当然没有人不同意。秘密会议的结果是众人共同推举刘渊为匈奴大单于，伺机起事。刘宣派出亲信呼延攸去邺城，将复国计划告之刘渊，刘渊因此更加归心似箭。这就是刘渊诓骗成都王，返回并州的背景。二、匈奴建国为了达到归国的目的，刘渊使出过不了少诡计，但都没有得逞。直到王浚兵临邺城，成都王病急乱投医，这才纵虎归山。刘渊所谓“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明显是在扯虎皮，事实证明东嬴公好灭王浚难除，王浚的王牌利器就是鲜卑骑兵，汉化了的匈奴面对粗犷原始的鲜卑人在军事上丝毫没有优势可言；不过刘渊也并非完全在说大话，当时匈奴的势力也并不弱小。按《晋书》记载，当时匈奴左部都尉有万余落，右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有六千余落，合计匈奴五部有三万落。“落”是指小部落，匈奴五部总共有多少户多少人已经不可考，即使按一落五户、一户五人计算，当时五部也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按一户出一个兵丁计算，五部可筹集匈奴军队十五万人。刘渊回到并州，直接就去了昔日匈奴的王庭左国城，刘宣等人正式推举他为大单于。刘渊招兵买马，二旬之间，已筹集军队五万人，都城设在离石。等刘渊拥师数万，整装待发的时候，成都王已经顶不住攻势逃之夭夭了。刘渊手里有了兵口气就硬，他嘲笑成都王说：“司马颖不用吾言，溃败逃亡，真奴才也。不过既然有言在先，我不可见死不救。”刘渊说是要实践之前救邺城诺言，当即命令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人率领步骑二万，做出讨伐鲜卑的样子。大军集合完毕却没有出发，因为刘渊在等人劝他收兵。果然，这时刘宣等人就站出来了，他劝刘渊要分清敌我。刘宣说：“晋人无道，以对待奴隶的方式奴役我们族人，此前曾有右贤王刘猛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试图反抗，当年晋朝纲纪还没有松弛，所以右贤王事败身死。如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这表明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晋人，而将天命授予我族人。“单于你是有德之人，连晋人也折服于你的风采，你应当领导我们复兴邦族，恢复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两族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我们怎么做抗拒盟友而拯救仇敌的傻事？“如今老天示意我族代替司马氏，这是不可违背的天命。违背天命会有不祥，拂逆众心肯定难以济事，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单于你不要再犹豫了。”刘宣这番说辞很有意思，因为没有一句是合乎事实的。首先所谓分清敌我纯粹是胡扯，鲜卑与匈奴结下的仇怨一点也不浅，如今在漠北匈奴故土上纵横驰骋的就是鲜卑人。匈奴强盛的时候没少欺负鲜卑，如今鲜卑兵强马壮了，也并没有给匈奴好脸色看。刘宣的真心话不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鲜卑人太强大，惹不起，汉人内乱有机可乘，我们还是打汉人好了。其次，刘宣在向刘渊呈说天命，而“天下有德者居之”这一套是中原士人的思维方式，刘宣的匈奴祖先可不信奉这个。尤其滑稽的是，刘宣呈说天命的结果竟然是“复呼韩邪之业”，需知当年呼韩邪单于并没有天命所归，他始终只是汉朝皇帝的北部藩臣而已，所以刘宣的话是有矛盾的，如果匈奴只是想“复呼韩邪之业”，他们就应该离开繁华富庶的中原，挥师北上去打鲜卑，夺回祖先的土地，而不是向南进发，与汉人为难。由此可知，刘宣他们并不是要恢复匈奴故国，而是打算在汉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甚至取代司马氏成为天下人的共主。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匈奴人，则根本不用顾忌“受天明命”那一套，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果他们是汉人，也可以学习陈胜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偏偏他们是汉化的匈奴，夹在中间不尴不尬，刘宣等人是读《毛诗》、《左传》等典籍长大的，吸收并且已经认同了儒家那套关于“天命”的说法，一说起称王称帝马上联想自己祖先的积德够不够。结果刘宣脸皮不够厚，忘不了自己的蛮族出身，追溯祖宗八代只有呼韩邪单于最拿得出手，于是就把呼韩邪推了出来，说出如此一番不伦不类的话。相比于刘宣，刘渊的脸皮可厚多了。听罢刘宣的话，刘渊点点头，说：“祖爷爷（刘宣辈分很高）所言甚是，不过——既然可以作崇山峻岭，我何必又去作区区小土坡呢！自古帝王出生可没有固定的区域，大禹是个西戎，周文王是个东夷，但他们都因为有德而得到上天授命。如今我有军队十余万，都可以一当十，擂着军鼓南下讨伐晋国就如摧枯拉朽一般，上可以一统天下，成就与汉高祖比肩的伟业，下不失割据北方，作魏武帝曹操；呼韩邪单于区区藩臣，何足效仿？“我虽然受天明命，但是晋人未必跟从。刘汉王朝曾统治天下四百年，恩德结于人心，百年前昭烈皇帝刘备凭借人心所向，崎岖于西蜀群山之中，以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是汉王室的外甥，并且我的先祖曾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如今兄亡弟绍，由我来继承汉室江山，这不是蛮合适的嘛？“所以，我们新的国号就叫‘汉’，向天下人表明我是汉王室后人，收拢人望。”从这番话可知，在刘渊眼里呼韩邪单于算是没出息的，刘渊巴不得自己是汉人，真的姓刘，最好真的是汉王室后裔。如果此时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同时显灵，估计刘渊就背宗忘祖，直奔汉高祖而去了。刘渊将都城迁回左国城。刘宣等人请他称帝，刘渊说：“当今天下未定，且可学高祖，先称汉王。”于是设坛在南郊祭天，刘渊发布诏书自称“汉王”，大赦境内，改元元熙。刘渊那诏书令后人忍俊不禁，因为他腆然以汉室后裔自居冒认祖宗，开口闭口“我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世宗孝武皇帝”云云，对于匈奴祖先则不着一字——刘渊似乎忘记了，这些他要冒认的祖宗是他真正祖宗的世仇，曾杀得他真正祖宗亡国亡种，几乎灭绝。因为冒出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玄孙，汉高汉文汉武等人的神位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出现在人间的太庙里。刘渊太庙里供奉的刘姓皇帝，估计是史上最全的，除了两汉的三祖五宗，连蜀汉的昭烈帝刘备与后主刘禅的神位也都在。刘禅客死他乡没有谥号，刘渊做主追谥他为“孝怀皇帝”。一年前张昌在荆州起事的时候就曾借用了刘汉的名号，一年后相似的事情又在并州发生，由此可见两汉王朝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汉”这一个朝代的国号最后成为我们民族的称谓，并非偶然。并州原是东嬴公的势力范围，突然冒出个汉国汉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刘渊还是成都王的党羽。东嬴公向并州北部的鲜卑拓跋部借兵围剿刘渊。鲜卑拓跋部从曹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称臣，此时在名义上还保持着臣服的姿态。当时拓跋部分为三部，分别居住于幽并两州，东嬴公接触的那一部首领是拓跋猗戦，北魏建立之后他被追认为魏桓帝。拓跋猗戦与东嬴公夹击刘渊，大败匈奴于西河、上党两郡，但在鲜卑人退却之后，东嬴公独立面对刘渊，则连遭败绩。当年十二月，东嬴公派将军聂玄讨伐刘渊，双方战于中部匈奴所在的大陵，聂玄大败而归；刘渊派养子刘曜进攻上党郡，得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县邑。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三、劫乘舆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说：“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这个“臣等”自然就是指参与联名上书的范阳王、东平王，所谓“藩屏皇家”指的也是豫州、徐州。由此可知范阳王是个笑面虎，他这份上书的真实意图是趁火打劫，趁成都王势力覆灭、长安与邺城的联盟实力大损的时候，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逼迫河间王承认这一事实，然后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这份上书递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河间王原先的美梦是拥立成都王作皇帝，自己总揽朝政。如今可好，政权也没得到，地盘也没扩大，搞了半天依然是个“分陕而治”，关中地区原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按范阳王的分割方式河间王其实是一无所得。不过既然敢拔虎须，就不怕虎咬人，范阳王捏住了河间王的软肋，河间王近年黩武穷兵，如今已是强弩之末。关中重镇在武帝末年是除了洛阳禁军之外的第一强藩，不过近十几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先有羌、氐叛乱引起的兵祸，然后是连年天灾，几年后刚恢复平静，马上派兵南下蜀中东入中原，不久后院又起火，秦州刺史皇甫重、雍州刺史刘沈先后起兵，连番折腾硬是把八百里秦川搞得地破人穷，关中军疲于奔命，损耗过半。河间王如果不打算服软，依然有心要作执政，此时他就应该大举出关，直接控制洛阳与惠帝，然后号令天下。可如此一来，东海王、范阳王、高密王、东平王一干人等全都不会答应，仅这些人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一个有鲜卑人做后盾的王浚，河间王那是有心无力啊，关中军倘若出关，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何况当时关中后患未除，秦州的皇甫重负隅顽抗，梁州的流民军声势正盛，河间王可不敢掉以轻心。出兵是行不通的，但是依范阳王所言乖乖撤兵又实在心有不甘，河间王就来个装聋作哑，看你怎么办。范阳王立刻用实际行动告诉河间王他想怎么办，范阳王将豫州军队从许昌移了出来，向北改镇荥阳。荥阳是著名的战略要地，秦末刘项在此处打过恶战，荥阳旁边就是著名的成皋关，过了成皋关，洛阳就暴露在前方了。范阳王的用意十分明显：河间王你撤不撤？不撤，我来帮你撤。与此同时，王浚撤离邺城，将邺城交给了东海王的弟弟平昌公司马模；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镇守宛城的高密王司马略也上书向河间王施压，高密王说他将要带兵移镇洛阳。形势对河间王很不利，张方的两万孤军看似已经陷入包围，有被人吃掉的危险。双方都不敢贸然动武，僵持到十一月，莽夫张方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河间王与张方是主仆关系，河间王是大脑，张方是爪牙，近年来随着河间王对张方越来越倚重，张方就日益显出骄横跋扈的苗头。张方在洛阳一待三个多月，该逛的都逛过了，该抢的也都抢过了，惠帝见了面反过来向他行礼，风头也出过了，文帝武帝诸位太后的陵墓他不敢碰，就把贾皇后早夭的女儿哀献皇女的坟给刨了一下，里面也没什么新鲜，一具小孩尸骸和若干陪葬财宝而已。眼看天气越来越凉，洛阳越待越没劲，手下弟兄们嚷着要回家过年，张方一挥手，走，启程回关中。没有河间王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撤军？张方说，没关系，先撤着，回头知会一声就行。如此自作主张，难道不怕河间王怪罪？当然不怕，此时河间王忌惮张方之心只怕要胜过张方对河间王的邀宠之心，而且张方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河间王派兵滞留洛阳，守的不是这座城而是惠帝，河间王只是生怕别人控制了惠帝然后对他不利，同时他又想控制惠帝对别人不利，如此而已。张方心想，只要把惠帝带回关中去，河间王的目的岂不同样可以达到？况且，惠帝在长安可以比在洛阳安全得多。被这个绝妙好计冲昏了头，张方轻率作出一个齐王、成都王甚至武帝都不敢想的重大决定，迁都。张方是个咄咄武夫，读书不多也不了解历史，否则他就该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董卓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做过，然后被人骂到至今。张方尽管得意，也知道迁都的事情非同小可，公然提出肯定是举朝反对。他找来几个手下商议，武夫们的思维简单直接，那些大兵说，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找个机会骗皇帝出宫，然后夹起皇帝往关中跑，谁也追不上。张方觉得这是个好计策，第二天他就进宫请惠帝去太庙看看祖宗。估计张方遇事不密，或者当时朝中有聪明人看穿了他的诡计，惠帝死活不愿意出宫。一来二去把张方惹火了，打算霸王强上弓。十一月乙未，张方带着大队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皇宫，吓得那些公卿作鸟兽散，吓得惠帝逃出大殿，躲在皇家园林的竹林深处，抓着竹枝不肯出来。关中军士兵将惠帝拖拽出来，张方连马都没有下，挥着马鞭邀请惠帝到他的军营作客，张方说：“世道乱啦，洛阳附近的胡人、盗贼那么多，而宫中的护卫却那么少，请陛下搬到臣的军营去住，由臣来保护陛下的安全”惠帝再愚笨，也知道这个邀请不怀好意，上次被挟持到邺城差点把命送掉，这次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灾难了。惠帝吓得号啕大哭，眼巴巴盼着左右来救驾，当时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中书监卢志，可卢志也无可奈何，只有劝惠帝委曲求全别吃眼前亏，卢志说：“请陛下听从右将军（指张方），臣没用，不能对陛下有所补益，但臣会竭尽全力保卫陛下，不离陛下左右。”惠帝只有哭哭啼啼的搬进张方军营，随行的只有卢志与十二个黄门。三天后张方启程回关中，惠帝舍不得宫中的宫女宝物，令张方收拾收拾一同运到关中。惠帝果然是傻蛋，这道圣旨害死人了，张方的手下奉旨进宫抢劫，奸淫掳掠纷争府藏，将宫中帷幄、流苏割下来垫马鞍。《晋书·食货志》里说此时宫中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被洗劫一空。为了掩盖罪行，也为了断绝还都洛阳的念头，张方甚至打算烧毁皇宫太庙，幸亏有卢志劝他别学董卓，说：“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罢手。张方带着惠帝西行，随行的有成都王、豫章王、卢志等人，大军走到弘农郡，河间王才得到消息，派出司马周弼来迎；河间王亲帅官属以及步骑三万，在霸上迎驾。河间王果然没有深责张方。惠帝进入长安，以征西将军府为行宫，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西台、东台。东台也称留台，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等人在留台主持大局，承制行事。东西两台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斗法通过已被废黜的羊皇后来实现。十一月辛丑，留台复立羊皇后，这已是她第三次被立为皇后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丙午，留台大赦，恢复之前的年号“永安”，张方此举等同劫驾，但当时东海王蛰伏海隅，其余诸王实力也不强，一时竟无人谴责。不过河间王也心虚，另外也因为惠帝依然在手，意得志满，所以河间王乐得慷慨，摆出高姿态与关外范阳王、东海王等人讲和。一讲和，成都王就倒霉了。因为河间王与关外诸王讲和的共识就是，成都王祸国殃民，一切罪过都是成都王犯下的，与河间王无关也与东海王无关，如今要惩奸扬善，继往开来。于是十二月丁亥，惠帝下诏谴责成都王“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搞得天怒人怨，所以废黜皇嗣之位，“以王还第”，另立武帝的小儿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在政权方面，惠帝命令东海王与河间王夹辅王室；安南将军范阳王、安北将军王浚、平北将军东赢公各守本镇；高密王为镇南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平昌公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军事，镇守邺城；镇南大将军刘弘都督荆州，镇守襄阳。同时，惠帝委任河间王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原是成都王的官衔，如今成都王既废，就被划给了河间王。惠帝又宣布天下大赦，改元为永兴，这已是公元304年的第四次改元了。论纷乱兵祸，“八王之乱”中以此年为最重。总体来看，这几道诏书与两个月前范阳王奏章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河间王与东海王共同执政，各都督划分势力范围，差别只在于范阳王要求河间王撤出洛阳，交出惠帝的控制权，河间王却竟然将惠帝带到长安，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河间王冒险得来的成果；不过东海王等人也并非一无所获，高密王占领洛阳、平昌公占据邺城这些都是擅自兴兵的结果，此前河间王已经任命豫章王为镇北大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但面对这已成事实，河间王选择妥协，通过这道诏书承认平昌公占据邺城的合法性。暂时来讲，关内关外都对这道诏书感到满意，永兴元年的年末因此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唯一的小波折出在豫章王司马炽身上，豫章王此前从没敢生过做皇帝的妄想，突然听说自己被立为皇太弟，吓得不轻。有成都王的教训在先，豫章王知道这皇太弟不是好当的，而且侄子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于是犹豫着不敢接受这皇嗣之位。这时有典书令修肃劝他不要犹豫，清河王还是个小孩不合众望，放眼天下已经找不到比大王你更适合的人来继承皇位了。修肃说：“河间、东海二王经营王室，志在使社稷恢复安宁，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借着皇嗣问题兴风作浪。储君人选非同小可，只有众望所归之人才能胜任，武帝的子嗣中以大王最有贤名，除了大王，谁还有资格做这储君？难道是清河王？国赖长君，清河王只是个孩子，无法担当重任，所以他此前即使被立为太子，最终还是被废黜。如今天下动荡，陛下流亡关中，胡人屡屡反叛，流民盗贼遍地都是，正是忠臣为国效力之时，请大王不要再推辞了。”豫章王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此言不虚，于是受诏作了皇太弟。豫章王称赞修肃：“卿，吾之宋昌也。”宋昌是汉初汉文帝的属官，当初周勃等众大臣消灭吕氏，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也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刘恒起先也很犹豫，生怕这是个陷阱，经宋昌分析鼓励才下定决心到长安即位。豫章王将修肃比做宋昌，那当然是自比汉文帝了，这两个皇帝前半生的遭遇倒也相似，都是在政治倾轧的血雨腥风中成长，通过韬光养晦幸免于难，但是这两个皇帝后半生的功绩则相差太远。汉文帝实现了汉室的复兴，开创了“文景盛世”；而豫章王即日后的晋怀帝，想扶晋室江山于既倒而不能。四、关外羽檄飞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初几个月，是“八王之乱”末期难得的太平日子。上一年四次改元、皇帝两次迁徙、皇嗣两次册立，这种乱局是史上绝无仅有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上年末达成的和解。年初的时候，张方回了趟洛阳，又一次将羊皇后送进了金墉城。当时镇守洛阳的是东海王的弟弟高密王，张方能废黜皇后显然得到了东海王的默许。羊皇后可谓“八王之乱”中命运最坎坷最无辜的一人。城头变换大王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但张方使劲与这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为难，其实也是不得已，皇帝、皇嗣在洛阳时是各方争夺控制的目标，如今皇帝、皇太弟都不在，皇后也就有了控制利用的价值，所以废黜以绝后患。结果到了四月份，还是出了一件乌龙事件。事件的主角叫皇甫昌，是秦州刺史皇甫重的养子。皇甫重在两年前起兵反河间王（事见第八章），不久之后就被围困在孤城与世隔绝，皇甫重以为弟弟皇甫商马上就会领着大军赶来支援，因此防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场围城战竟然两年没出胜负。不过两年下来皇甫重也被消耗到弹尽粮绝，眼看守不住了，他派皇甫昌逃出来搬救兵。皇甫昌出了孤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不仅叔父皇甫商已死，连靠山长沙王也已死去一年多了。皇甫昌在绝望中找出路，他先找到东海王请求进攻关中，时机不凑巧，东海王说刚与河间王讲和，不愿意出兵。走投无路之下，皇甫昌只好使诈。他回到洛阳找老朋友杨篇密谋一次政变，这个杨篇当时在殿中任职，行事很方便，于是两人假称奉了东海王的命令，从金墉城里接出羊皇后迎入宫中，然后又招集留台百官，让羊皇后下懿旨，讨伐张方抢回惠帝。这事突如其来，留台百官来不及反应，起先都信以为真，回过神来一琢磨才发现有诈，于是杀掉皇甫昌、送回羊皇后，假装这事没有发生过。皇甫昌已死，但重围之中的皇甫重并不知道，他眼穿秋水，可该死的援军总不出现。到了六月份，来了一个家伙自称是惠帝派来的御史，御史拿出一道说是圣旨的东西，说让皇甫重奉旨投降。皇甫重当然不乐意，而且对外面的局势很不解，惠帝怎么反过来帮河间王说话呢？这御史有假？皇甫重不能确定御史的真假，所以不敢贸然抓起来问个究竟。但是御史不能动，御史随从可以动啊，皇甫重就把御史的车夫给逮起来拷问。皇甫重问车夫：“我弟弟皇甫商怎么还不来救我？”车夫说：“早被河间王杀了。”皇甫重大惊失色，立刻杀车夫灭口，可惜消息已经走露，城内上下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外援了，于是杀掉皇甫重，出城投降。拔掉后院的那一颗钉子，河间王大喜之下将秦州改名为定州，可是他的好心情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个晴天霹雳。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传檄司、豫、徐、扬、荆、青、兖、并、冀、幽诸州，要与各州都督结盟，出兵进攻关中，相约“奉迎天子，还复旧都”。原来此前东海王的种种低姿态并非真心，只是在麻痹河间王而已，自从去年八月荡阴之役后，他就蛰伏在东海国，看似超然世外实际是在运筹帷幄。这一年下来，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了冀州都督（平昌公司马模）、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司隶校尉（高密王司马略），幽州都督王浚、豫州都督范阳王与新任的兖州刺史苟晞，都是盟友，晋王朝半壁江山已经听命于东海王。时机已经成熟，东海王猛虎出山。东海国隶属于于徐州，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是无能胆小之辈，去年东海王失意之时投奔于他，结果被他拒之门外。东平王生怕东海王怀恨在心，十分担忧，长史王修于是劝他讲徐州让给东海王，王修说：“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东平王听从了王修，于是东海王就以司空身份领徐州都督，而东平王则被打发到兖州接替苟晞为兖州刺史，东海王阵营里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徐州。扬州都督刘准与东平王一样也是无能之辈，此前他依靠度支校尉陈敏平定了石冰之乱，寿春大权实际就落入陈敏手中。东海王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扬州也加入了东海王阵营。至此从北到南，除了荆州的刘弘态度暧昧，其余诸州已响应东海王。范阳王、王浚等人招集各路都督会面，大家一起刑白马立誓结成联盟，推举东海王为盟主。这一幕场景是不是很眼熟？百年前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引来关东诸侯盟津会师围攻关中，这段历史丝毫不差地复制到西晋末重演了一遍。“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就是因为不长记性的人太多了。河间王眼睁睁被张方推进了火坑，事到临头后悔也来不及，好在东海王心中其实也没底，所以没有赶尽杀绝，给河间王留了一个机会。当时担任太弟中庶子的兰陵人缪播，曾作过高密王司马泰的祭酒，东海王因为他是父亲的故吏，所以引以为心腹。缪播的从弟缪胤，是河间王前任王妃的弟弟，东海王派缪播、缪胤两人去长安作说客，劝河间王送惠帝回洛阳，承诺与河间王分陕而治。此时河间王想当执政的雄心完全烟消云散了，只求能保住关中有个容身之地，他打算认输交出惠帝。结果张方不同意，他说：“今关中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张方这番豪言壮语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关中的真实处境他与河间王最清楚，如今关外联军几乎就是战国六雄的联合，外加鲜卑，而自己仅有半个秦国的力量（秦国当时有大粮仓蜀中，河间王没有），这仗打起来必输无疑，但张方又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河间王抵抗到底，他张方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河间王放弃抵抗，他张方就是罪魁祸首，必死无疑。因为张方的反对，也因为河间王对东海王的不信任，还因为河间王也存在侥幸心理，缪播、缪胤两人并没有完成使命，河间王表示坚决不交出惠帝，张方担心这两人继续游说会动摇河间王的决心，打算杀之而后快，缪播、缪胤吓得不敢再开口，滞留长安等待时机。此时张方已完全是赌徒心理。关中号称金城千里是因为它与中原之间有崤山横亘，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易守难攻。河间王最好据险而守伺机而动，因为关中有粮有空间，而关外联军则不可能持久，咬牙挺一下，最后拖不下去要求和谈的还是东海王，这个结局可以参考当年的“关东诸侯讨董卓”。可是张方当时保命心切，准备拿关中十万大军作赌注来个孤注一掷，他向河间王建议主动出关进攻，说什么：“我手下还有十几万兄弟，带着皇帝打回洛阳绰绰有余。大王留镇关中，派成都王收集旧部夺回邺城，然后我再北上消灭博陵公（指王浚，王浚的爵位是博陵公）。如此，天下就可安定，无人再敢反抗大王。”这个方案实在太冒险，直接被河间王否决。河间王让张方领十万大军屯于霸上，静观关东局势，然后再作打算。结果这一等还真等出了转机。先是匈奴刘渊帮了河间王大忙，东赢公在并州连遭败绩，腾不出手来给东海王助拳；接着冀州也发生变故，成都王此前在邺城经营多年，颇有恩泽，兵败之后不少旧部蛰伏到了民间，成都王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冀州，就有昔日帐下督阳平人公师藩等人为之鸣不平。公师藩自称将军招揽成都王旧部，汲桑、楼权、郝昌等邺中故将纷纷响应投靠，许多生活无依的贫民与背井离乡的流民也赶来投奔。公师藩军很快就扩充至数万，他们以迎接成都王为名，纵横司、冀、兖三州。在攻陷了阳平、汲郡两郡杀死太守李志、张延之后，公师藩攻打邺城。平昌公在邺城时日尚浅，左右将领中有人暗通公师藩，与之里应外合，幸好有广平太守丁绍与兖州刺史苟晞及时救援，平昌公才保住了邺城，保住了性命。事后平昌公对丁绍感恩戴德，为其生立碑。但是公师藩虽然被打退，却依然游魂冀兖，这两州也自顾不暇了；冀州之后是兖州，东平王让出徐州之后自己承制都督兖州军事，兼任兖州刺史。所谓“承制”意思就是代理皇帝行使权力，东平王并没有被惠帝授权，因此他这个“承制”实际是矫诏，不过苟晞还是顺从的让出了兖州，其中原因有二：一、东平王是王族，苟晞是庶姓；二、苟晞的兖州刺史也不合法，是范阳王承制任命的。东平王失一徐州得一兖州，心满意足，按说这事就该结束，偏偏又起波折，河间王见缝插针，派出了一个使者叫刘虔的给东平王下旨，表示惠帝承认他这兖州刺史。刘虔见了东平王，挑拨他杀掉苟晞，东平王也担心苟晞继续与他争兖州，竟然真的打算下手。这下范阳王不乐意了，他再次任命苟晞为兖州刺史，而将东平王转为青州都督。东平王不接受这一任命，兖州刺史是惠帝封的，你范阳王奈我何？再说大家都是郡王，我凭什么要听你指挥？一气之下，东平王带着兖州与豫州刺史刘乔联合，加入到河间王一方去了。东海王起兵时各藩镇势力分布图而令关东联军损失最惨重的，则是豫州刺史刘乔的易帜。刘乔与豫州都督范阳王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融洽，刘乔两年前临危受命出任豫州，平定张昌立下大功，在豫州根基已深，像范阳王这种年轻的权欲旺盛却又没有立过殊功的王室新贵，自然无法令刘乔这种老臣折服。刘乔是年过六旬的睿智老人，对于局势自有判断，河间王固然是劫驾，但是那些整天将忠君爱国挂在嘴边的也未必就是忠臣，因此他的反应与荆州刘弘相似，较为持重。此时范阳王正欲趁机扩展权势，充当征讨关中的急先锋，难免就觉得刘乔有点碍手碍脚了，特别是范阳王移镇荥阳之后，觉得许昌的反应越来越懈怠，心生不满，就起了换人的念头。于是东海王承制转任刘乔为冀州刺史，豫州刺史由范阳王兼任。当时的冀州刺史是太原人温羡，也是个有威望的老臣，被封大陵县公，比刘乔的爵位还高。温羡当时是双方都在争取的人物，河间王曾召他入关做中书令，温羡没有应征，他的冀州刺史是惠帝任命的，刘乔跑去赴任，温羡会不会让位还是一个疑问。刘乔声称这不是天子诏令，不接受东海王的调遣。范阳王去许昌赴任，结果半路上被刘乔派兵阻截，赶回荥阳。范阳王大怒，任命心腹刘舆为颍川太守、刘舆的父亲刘蕃为淮北将军，带兵攻打许昌。与此同时，东海王任命琅琊王为平东将军，镇守下邳监徐州军事，自己则领着三万人屯兵在萧县，与右将军陈敏率领的扬州军会师，打算攻打许昌。刘乔一边布置防线，一边派儿子刘祐屯兵于萧县灵璧与东海王对峙，同时刘乔还上书惠帝，声称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矫诏、擅动兵马意图不轨，因此请命讨伐。说是讨刘舆，实际就是讨范阳王，将司马家儿的过错推诿于旁人，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五、烟消云散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在短短一个月就有并、冀、兖、司、豫五州丧失战斗力，另外徐、扬二州被刘乔堵在半路，无法威胁关中。联盟摇摇欲坠，河间王心花怒放，他原本已在降与不降之间摇摆，如今又觉得张方那个冒险的建议有可行性，他让惠帝下诏给东海王等人，命令东海王等各自罢兵回国。这道诏书不出意料地被关东诸侯集体违抗了。河间王于是任命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千余士兵，去邺城招安公师藩；又派出建武将军吕朗去驱逐高密王司马略，镇守洛阳。吕朗很快占领了洛阳，高密王弃城而逃，一直向东逃到海滨做青州都督去了。十月丙子，惠帝再次下诏，责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共会许昌，与刘乔协同并举；另外又以张方为大都督，领关中军出关，与吕朗等人一同奔赴许昌，诛杀刘舆兄弟。次日，也就是十月丁丑，惠帝又下诏命令成都王作为刘乔的援军，据守河桥保卫洛阳；惠帝意识到刘乔的官衔不高，不够指挥如此多军队，于是给刘乔升官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这两道诏书的效果大打折扣，荆州都督刘弘与扬州都督刘准都对出兵的命令置若罔闻，唯一有实际行动的是宛城的彭城王。彭城王与刘乔会师，一同进攻范阳王，范阳王遭遇大败，与刘舆一起弃军北逃，一直逃出豫州，逃过黄河逃到冀州境内。刘舆的弟弟刘琨当时是范阳王司马，去向汝南太守杜育搬救兵，返回途中听闻范阳王军败，于是也弃军北逃，刘琨的父亲刘蕃逃得慢，成了刘乔的俘虏。几乎与此同时，萧县又传来捷报，刘祐大破东海王、陈敏联军，东海王退回徐州，陈敏退守扬州历阳——看中原大乱的陈敏此时已经萌生逆心，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江南造反了。张方十万大军驻扎在霸上尚未出关，关外局势就已经逆转，捷报接踵而来，乐得河间王信心盲目膨胀，又生出执政当权的野心。河间王正摩拳擦掌，荆州都督刘弘上了一份扫人兴的奏折，内容是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希望各路诸侯以大局为重罢兵言和。刘弘说：“如今边陲无兵把守，国家军队都被调到中原来打内战。各位股肱大臣不知大体，意气用事，相互仇杀，流毒越来越深，危害越来越大。万一此时散居边境的蛮夷乘虚而入，那我们就如同‘卞庄刺虎’故事中自相残杀的老虎一样，自己将自己送入了虎口。微臣恳请陛下快快下旨，诏令河间王、东海王罢兵言和，守土保境，抵御外敌。“近几年以来兵戈纷乱，各藩镇之间猜忌不断，从而引发战争不断，诸王合纵连衡，结党相构，灾难殃及许多宗室成员，使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如今诸王权柄凌驾于朝廷之上，朝廷已经无力裁断诸王是忠是佞，忠佞的标准堕落为成王败寇，那些权臣得势之时都被誉为忠臣，失势之后马上被指为佞贼，朝暮之间即有反覆，然后彼此指责，相互攻伐。有史以来，论骨肉之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烈的，令臣十分痛心。”刘弘此言可谓浊世清音，这个睿智的老人已经看出乱世的症结根本不在于臣子的忠诚与否，而在于朝廷权威的缺失，政治话语权已被军阀掌握，造成“今夕为忠，明旦为逆”忠奸难辨的原因就是臣子威权太重，“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朝廷无法进行约束。因此刘弘要求兵戎相见的各镇都督退兵回镇，从此服从中枢命令，刘弘提议“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当时天下汹汹，众人都在声嘶力竭标榜自己忠君爱国，指责对手心怀叵测，而实际上呢？鱼龙混杂。范阳王、东海王、河间王、成都王、王浚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打着惠帝的幌子争权夺利；刘琨、苟晞等人日后虽然成为国家的柱木，抵抗外敌流芳青史，但在内战中的角色也不过是一姓家奴，并不光彩；再如刘乔，算是忠诚耿直的，却也意气用事。在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时刻，唯有刘弘一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克制，一直在尽力斡旋局面。早在刘乔起兵之时，刘弘就写信给刘乔劝他忍让，他说：“范阳王擅自取代明使君（指刘乔）做豫州刺史，这是他不对，不过明使君反应如此激烈竟然刀兵相向，也不对。正所谓疏不间亲，范阳王姓司马，是国姓，而明使君只是庶姓臣子。“明使君是王佐之才，大肚能容。廉颇蔺相如只是区区战国武将，尚且为了国家舍弃个人恩怨，何况明使君这样的贤人呢？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如今天下纷乱，陛下流亡在外，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我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指东海王），扫除凶寇，解救苍生于倒悬，奉迎陛下回鸾。“我与明使君相交相知，情谊不比寻常，所以我披露丹诚，言无不尽。春秋时期，诸侯间先交战、后和亲，司空见惯，所以请明使君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担心范阳王等人记仇。范阳王必定会悔恨前日所为，而与明使君和好如初。”与此同时，刘弘又写信给东海王司马越，请东海王与刘乔讲和，刘弘说：“听闻吾州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足下要兴兵征讨，我认为此举不可行。如今国家多事，陛下流亡在外，于是诸王结盟勤王，吾州列位方伯，忠心赤胆，准备戮力王事，不料范阳王突然要取而代之，吾州自然难以从命，从而矫枉过正，因此获罪。“王侯都应有容人之量，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而赦免管仲，晋文公不记斩祛之怨亲近勃鞮。相比之下，吾州的过失根本不算什么。如今奸臣弄权，朝廷陷入困境，这才是最令臣子担忧的大事，各方伯应该冰释前嫌，共存大义，以讨伐逆臣为先，以奉迎陛下回銮为先，万不可因小失大。“足下如果存有忠恕之心，请与吾州讲和，吾州必将剖心析胆以报足下。我虽然是庶姓臣子，但是蒙受国恩，愿协同足下共同匡扶王室。外患未除同侪之间先自相残害，我以之为耻，想必足下心情与我相同，请足下深思。”（注：因为刘乔是荆州南阳人，所以刘弘在信中称刘乔为“吾州”，称东海王为“足下”）刘弘倒是肺腑忠言，可惜是在与虎谋皮，最终这拳拳忠心全都喂了狗。刘乔与东海王之间还是照打不误，河间王正野心膨胀，见了刘弘的奏章，一笑哂之。双方都逼着刘弘表态，战场上盛行混账逻辑，不是我的盟友就是我的敌人，刘弘想独善其身而不可得，只好叹一口气，选择阵营。择善而从是说不上的，那只好择一个相比之下没那么恶的，张方臭名昭著，刘弘预料河间王必败无疑，于是派参军刘盘为督护，率领荆州诸军接受东海王的节度。如此一来，刘弘就与宛城的彭城王司马释成了敌人，刘弘进军宛城，将彭城王逐出了荆州。荆州发生变化的同时，北方邺城的平昌公也腾出手来，派遣将军宋胄向南进军，目标是洛阳北面的河桥，目的是阻止成都王过黄河与公师藩等会师。当时刘乔奉旨驻扎河桥，吕朗驻军洛阳，成都王与部下石超等人在荥阳募兵。这是永兴二年十月的局势变化。整个十一月无战事，两方势力又通过一场政治风波进行了较量。当时洛阳有个立节将军叫周权，想拿洛阳为筹码投靠东海王，于是他自称平西将军，声称收到诏书，再次从金墉城里接出羊氏，立为皇后。有了四月份的那次遭遇，这回洛阳百官不轻易上当了，周权的诡计很快被识破，洛阳令何乔收捕了周权，斩首，然后再次将羊皇后废黜，送回了金墉城。这是羊皇后第四次被立，再第四次被废黜，与皇帝一样，她根本不是母仪天下的国母，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政治玩偶。当时洛阳在吕朗的控制之下，河间王一听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竟然有敌方势力渗透进了洛阳，怒了。河间王决定杀掉羊皇后以绝后患，于是派了一个尚书叫田淑的去洛阳，矫诏赐死羊皇后。这道诏书遭到了司隶校尉刘暾、尚书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的联合抵制。关中的催杀羊皇后的诏书接连下达到洛阳，刘暾等人就是不奉诏。刘暾等人还上奏替羊皇后求情，说洛阳遭遇了一系列兵祸，百姓都很惶恐，应该镇之以静，突然有使者带着毒药而来要杀羊氏，全城上下都很震惊，纷纷说这肯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而且“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若绝天地，无缘得与奸人构乱”，洛阳众人无论智愚都认为她是无辜的，如果“杀一人而天下喜悦者”，那是“宗庙社稷之福也”，如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只怕给凶竖提供口实，趁乱而起使洛阳发生变故啊，所以请陛下与太宰深思。河间王收到奏章，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勃然大怒，下令吕朗收捕刘暾。结果刘暾跑得快，逃出洛阳，到青州投靠高密王司马略去了。不过经此一事，河间王倒没有再为难羊氏，羊氏就此捡回了一条性命。到了十二月，河间王的好运走到了尽头。两个月前范阳王兵败荥阳，向北逃到了冀州。冀州刺史温羡与刘琨是亲戚，刘琨的妻子就是温羡的从妹，温羡听从刘琨的劝告，将冀州让给了范阳王。范阳王有了立足之地后马上派遣刘琨到幽州蓟城找王浚借兵，王浚派督护刘根率领五千鲜卑骑兵助战（《资鉴》说是八百，《晋书·刘乔传》说有五千，八百太少，所以采用五千这个数字）。刘琨领着鲜卑骑兵南渡黄河，遭遇成都王手下将领王阐，鲜卑骑兵势不可当，很快踏破王阐营垒，杀死王阐。渡河之后，范阳王与刘琨合兵进攻荥阳，当时成都王已进据洛阳，荥阳驻军是石超部。范阳王再次大胜，斩杀石超。石超一死，刘乔大惊，引兵南撤去与儿子刘祐会合，打算固守豫州。范阳王得了荥阳，派刘琨与督护田徽继续向东，进攻东平王司马楙。东平王当时在兖州濮阳郡的廪丘，东平王也抵挡不住鲜卑铁骑，廪丘很快失守，东平王走投无路，只好逃回东平国去了。刘琨得了兖州，马不停蹄继续向南，到徐州去迎接东海王。进入豫州境内，刘琨分兵二路，一路向东南邀击刘乔，另一路向西南进攻许昌。当时刘乔、刘祐父子都在豫州谯国，刘琨追到谯国，双方一场恶战，刘乔军四散溃逃，刘祐战死，刘乔领着五百残兵逃回荆州南阳老家去了。南阳是刘弘的地盘，有刘弘的庇护，刘乔逃脱了一死，后来遇到大赦，又重新出仕。刘琨的另一路军队也十分顺利，许昌人开门投降，刘琨兵不血刃拿下许昌，救出了父母。刘乔、东平王既除，东海王再次从彭城出兵，一路畅通无阻，一直抵达荥阳郡的阳武，屯兵于此，王浚派出更多鲜卑、乌桓骑兵，由部将祁弘带领，赶来支援东海王。此时河间王在关外的势力基本已被肃清，只余下成都王守着孤城洛阳，成都王故将楼褒守着河桥，还有吕朗在荥阳郡内游荡。天下大局已定，河间王大势已去。六、获胜者东海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的最后一个月对河间王来讲如同噩梦，过年都过得毫无喜庆。次年元日，晦气，竟然碰上了日食。话说这天气还真是应境，河间王当时的心情就是暗无天日啊。看到河间王惶惶不可终日，潜伏在长安给东海王做说客的缪播、缪胤兄弟又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找到河间王，说如今硝烟四起都是因为张方劫驾，只要杀张方以谢天下，关东诸军自然就会散去。河间王半信半疑，张方与他休戚一体，让他断臂求生一时还狠不下这心。但缪播缪胤看出了河间王的犹豫，于是他们出门就去找一个叫毕垣的人。这个毕垣是河间王的参军，与张方一样，他也是河间人，也很早就追随了河间王。也许是因为争宠或者别的原因，毕垣与张方的关系很不融洽，据说张方曾经公然羞辱过毕垣，令他怀恨在心。缪播缪胤找到毕垣，提醒他说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毕垣马上求见河间王，说：“张方带重兵屯守霸上，却久久没有行动，很可能他是忌惮敌军太强盛，所以盘桓不敢前进。大王要提防他反水投敌啊，张方的亲信郅辅目前在长安，张方的所有计谋他都知道。”河间王心中一咯噔，一阵紧张。心想常言道士为知己死，我还没有考虑出卖张方，难道张方已经打算卖主求荣？河间王急忙让毕垣带郅辅过来问话。这个郅辅是长安本地的一个富人，当初张方刚随河间王来关中的时候一穷二白，至郅辅有意结交张方，赠予给他不少财物。后来张方发达了，不忘旧恩，招揽郅辅做了帐下督，视为心腹十分信任。毕垣找到郅辅，劈头就说：“张方要谋反，大家都说你参与这事，现在河间王要召你问话，你准备如何回答？”郅辅被吓傻了，说：“我实在不知道张方要谋反啊，我该怎么办？”毕垣叫他不要惊慌，说：“河间王如果问起，你只管说‘是’，肯定不会有事，否则，可能就很难免祸了。”也许果真是人以类聚，河间王的手下设计起阴谋诡计来都是驾轻就熟，惊慌失措的郅辅被带到了河间王面前，河间王问：“张方要谋反，你知道不知道？”至郅辅说：“是。”河间王一听，心中那个恨呐，无可言表，他咬咬牙，继续说：“我派你去取张方人头，你愿意么？”郅辅听了吓得全身酥软，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河间王于是派郅辅给张方送信，让他见机行事。郅辅到达霸上张方军营已是深夜，因为他是张方亲信，所以带刀进营帐时并没有引起怀疑。张方拿到信，侧着头凑近火光去看，身后郅辅抽刀在手，一咬牙将张方砍翻，斩下头颅，赶回长安交给河间王。河间王很高兴，任命郅辅做了安定郡的太守。郅辅的太守官帽还没戴稳，随即又被河间王褫夺。原来河间王将张方的首级送给东海王请求讲和，东海王不仅不同意，反而督促各军加速向关中进发。河间王后悔莫及，迁怒于郅辅，派人将他给杀了出气。但是杀了郅辅除了消消气根本于事无补，关东诸军势如破竹。平昌公的部将宋胄攻克河桥，楼褒战败向关中逃窜；平昌公又派前锋督护冯嵩与宋胄一同进逼洛阳，成都王弃城而走，也向关中逃窜，逃到华阴将要进潼关的时候，成都王得知河间王正向东海王求和，生怕被河间王出卖，于是滞留华阴不敢向前。吕朗当时还屯兵荥阳，刘琨拿着张方的头颅去招降，吕朗一看张方已死，心知大势已去，于是投降。永兴三年（公元306年）二月初六，甲子日，东海王传令诸军，以祁弘、宋胄、司马纂为将，率鲜卑与各州将士西进关中，迎回皇帝车驾；同时又任命原河南尹周馥为司隶校尉，假节，屯兵弘农郡渑池都督诸军。河间王闻讯大惊，派出弘农太守彭随、北地太守刁默出兵驻守弘农郡湖县。湖县背后就是潼关，过了潼关就是关中，河间王此举是想阻止关东军入关。有了这道防线，河间王依然觉得不放心，又安排马瞻、郭传屯兵于霸水，这是保卫长安的第二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四月十五，己巳日，东海王北渡黄河，屯兵于河内温县。当时黄河以北已经没有河间王的军队，东海王此举应该是在防范势力日益强大的公师藩等人。五月初八，壬辰日，祁弘与彭随、刁默会战于湖县，大败关中军，河间王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鲜卑铁骑长驱直入关中；驻守霸水的马瞻、郭传也没有顶住鲜卑人的汹涌攻势，马瞻的军队最终被打散，马瞻逃亡。霸水兵败，长安的失陷指日可待了，河间王弃城而逃，单骑向西南狂奔三百里，逃进了太白山。太白山是秦岭中段的主峰，树木葱郁，山上终年积雪，翻过太白山就是汉中，但那时汉中已经落入流民军的手中，河间王前后都有敌人，已经走投无路了。祁弘进军关中示意图河间王走后，祁弘领着鲜卑骑兵进入长安，鲜卑人重复了他们当初在邺城的所作所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晋书》说“杀二万余人”，据说当时天地含悲，“日光四散，赤如血”。长安的官员、百姓惊恐万状，纷纷逃出城，躲进附近的山中，夜宿山林，饿了捡橡树果子等物充饥。五月十五，己亥日，祁弘留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留守关中，自己带着此次出征的战利品惠帝司马衷启程回洛阳。当时长安也已是残破不堪，无法筹备天子法驾，祁弘等武夫估计也不懂这个，惠帝是坐着牛车回去的，众公卿更倒霉，徒步。这么走了十五天，六月初一，丙辰日。惠帝终于回到了洛阳，重登旧日大殿，惠帝哀感流涕，群臣也再次陪着恸哭。哭完了，惠帝去太庙向列祖列宗问安，又派人到金墉城接出羊氏，第五次立为皇后。半个月后，六月十六，辛未日。惠帝大赦天下，改元光熙，这是惠帝第十一次改元，也是最后一次。关中局势余波未平。祁弘走后，马瞻等人假装投降引诱梁柳出城，将其杀死夺回了长安城，然后马瞻与始平太守梁迈一起到太白山中把河间王找了出来，迎回长安。河间王死灰复燃，可惜他只是回光返照。弘农太守裴暠、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联兵攻打河间王，从西面进逼长安；同时东海王也派出督护麋晃再次入关，从东面进逼长安，河间王派任命尚书牵秀为平北将军，驻守冯翊郡万年县，以抵挡麋晃。这时有河间王的长史杨腾打算投靠东海王，要借牵秀的项上人头作见面礼。杨腾与冯翊郡望族严氏密谋，假称奉河间王的命令，让牵秀罢兵。牵秀信以为真，不加防备，杨腾于是杀牵秀和他的两个儿子，向麋晃献诚。牵秀是当初参与陷害陆机的积极分子，结果他最终也得到了与陆机一样的下场。牵秀一死，麋晃就逼近了长安；不久，马瞻、梁柳也先后兵败被杀，贾疋等人实现了对长安的合围，河间王坐守孤城，日暮途穷。光熙元年八月，讨伐关中的各路诸侯坐地分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东海王司马越被任命为太傅，录尚书事，成为新一任执政；范阳王司马虓被任命为司空，镇守邺城，势力范围兖、冀二州；平昌公司马模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势力范围豫州；不久之后，司马模进爵南阳王，改封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秦梁益诸军事，镇守关中；博陵郡公王浚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领幽州刺史，势力范围幽、平二州。此外，其余诸王的势力范围如下：东燕王司马腾，都督并州诸军事；不久之后并州失守，东燕王改封新蔡王，改镇邺城，都督司、冀诸军事；高密王司马略，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领青州刺史；不久转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光熙元年八月势力分布图琅琊王司马睿，都督徐州诸军事，不久转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从名义上来讲，这个天下还是司马家的，但是长期内斗之后的司马已成病马，镇不住这天下了。光熙元年九月，东海王的心腹大患，成都王落入罗网。成都王自二月兵败就一直徘徊于潼关之外，考虑要不要入关，结果他还在犹豫，东边祁弘就杀了过来，抢先入关。成都王一看河间王自身都难保全，就折道向南，出武关奔新野，打算回荆州的成都国。按那时的游戏规则，诸王弃镇回国实际是弃权认输的表现，除非十恶不赦，归藩的王爷一般都能保全性命，如此前的东海王、东平王等。成都王很不幸，在世人眼里他就是那种十恶不赦之人，此前杀长沙王、劫御驾甚至试图篡位，这些行为导致成都王如今想苟全性命而不能。于是惠帝下诏，命令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刘弘收捕成都王。刘弘一向谨慎，不愿意过分参与皇帝家事，但是不奉诏又不行，因为此前他庇护刘乔已经引起了东海王的猜忌，于是刘弘折中从事，只派兵在半路拦截阻止成都王归国，却不收捕。可怜天下之大，从此再无成都王容身之处。此后数月成都王就滞留荆州，游荡于各郡之间，寻隙回国。光熙元年八月，刘弘病死于襄阳，刘弘的司马郭劢见有机可乘，就起兵反叛，试图拥奉成都王为主，占据荆州。刘弘虽死威信犹存，于是有故吏郭舒率领将士拥奉刘弘之子刘璠为主。刘璠戴孝出征，在浊水与郭劢大战，郭劢失道寡助，战败被斩。郭劢一死，成都王就再也不能在荆州逗留了。刘璠下令收捕成都王，成都王闻讯，扔下母亲程太妃与众妻妾，与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中都王司马廓调头向北，试图归附公师藩。成都王其实已经慌不择路，他乖乖束手就擒，也许还有生机，回河北做困兽之斗，那是必死无疑的。成都王渡过黄河，但并没有遇到公师藩，在朝歌，他收拢了一支数百人的小队伍，游荡司、冀之间，堂堂皇弟就此成为草寇，所过之处人人喊打，虎落平阳被犬欺，最终被顿丘太守冯嵩捡了便宜。九月，冯嵩擒获成都王，他不敢做主处置，于是将成都王父子三人送到邺城交给范阳王。范阳王看到落魄狼狈的成都王，不免兔死狐悲。早在两年前，成都王刚刚失势的时候，范阳王就曾提议废黜成都王，但是不伤害其性命，另封于一偏远小国让其终老，范阳王当时上奏章说：“成都王失道是因为被奸邪蒙骗迷惑，不宜深责。自从元康以来，先帝之子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令臣等痛心。如今废黜成都王，可削其爵位，另封一邑，但不可伤其性命，否则，既伤陛下矜慈之恩，又会使天下人嘲笑宗族无骨肉之情，臣等也会感到悲伤惭愧，无颜面对天下百姓。”因此有范阳王在，成都王父子的性命大可保全。可是老天已经抛弃了成都王，十月范阳王得暴病，死了，终年才三十七岁。范阳王一死邺城无主，而成都王在邺城盘根错节，至今还得到不少旧部拥护，范阳王的长史刘舆担心成都王死灭复燃，起了杀心。刘舆虽然是大英雄刘琨的兄长，自己也很有才能，但为人却不怎么样，在当时口碑很差，有世人给他编过这么一句骂人话：“舆犹腻也，近则污人。”意思就是说刘舆这人就像油腻一样，一靠近他就会被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