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7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祸胎依然是李含。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三、荆扬有寇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这些复辟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影响不小。当时孙吴故土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鼓吹孙吴复兴的歌谣能够产生并且广为传诵，说明当地平静的外表之下，潜伏着许多汹涌的暗流。晋武帝临终特地在长江中游、下游设立两大军事重镇，派出两个皇子镇守，也表明了他对此处的重视与担忧。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四、张昌建国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张昌连破郡兵、州兵，又占据了江夏府库，兵多粮足威震荆楚。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昌趁机另立政府，试图与洛阳分庭抗礼。张昌首先制造舆论，他派人四处宣扬：“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即是说有圣人出世领导万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临了，该改朝换代了。当时朝廷威信扫地，遍地硝烟，流民们自然是怨气冲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遭遇，所以这种谶言是很有诱惑力的。等这个谶言扩散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将信将疑，另有许多人坚信不疑的。这个传说中的“圣人”竟然还真的下凡人间来拯救万民了，而且十分凑巧，这个“圣人”在第一时间被张昌发现了。张昌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将“圣人”迎到了安陆。两人一见面，“圣人”果然长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而且张昌发现，“圣人”不仅有神仙气，还有帝王之相。一问“圣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贵的皇室后裔，该“圣人”姓刘名尼，是汉高祖的某某代玄孙。曹魏篡了刘汉的天下，司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轮回，如今物归原主，这位刘圣人奉天承运，前来恢复大汉王朝。随着“圣人”的到来，安陆发生了许多怪异现象。在“圣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总有珠袍啊玉玺啊铁券啊金鼓啊，这一类皇帝才能拥有的事物自己主动的跑到“圣人”身边；还有一天，“圣人”的居所突然百鸟云集，只听空中一阵鼓噪，群鸟黑压压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止于庭院，据说当时庭院中还栖息了一只硕大无比、五彩斑斓的怪鸟，此怪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归啊。张昌于是顺天应人，在石岩山修筑宫殿，拥立刘尼为天子，国号当然是汉，一切礼仪制度都效仿汉朝，年号定为“神凤”。张昌担任相国，他的哥哥张味被封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被封为广武将军，兄弟三人掌握军政大权。张昌又设立朝廷百官，征召荆州缙绅担任，有不识抬举不应招募的，诛杀全族。事实上神迹都是伪造的，那只凤凰先由竹子编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洒上无数肉丁，于是就导演出一个“百鸟朝凤”的祥瑞；“圣人”也是假的，那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这一套伎俩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已有无数成功与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过，在他之后，还将有无数野心家继续诓惑百姓。因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纵的。人心原本脆弱，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于有英雄与圣人出来指导迷津。这种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们有意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人间天堂愿景，用美好绝伦的实则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谎言去蛊惑处于绝境的可怜人，控制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将他们驱赶到战场，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自己通往权势的道路——古往今来，这种悲惨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些冤死的生灵啊恒河沙数。那些谎言千篇一律，几千年来却无往不利，诚为可哀。拥立了皇帝，组建了政府，张昌就不再是普通的流寇。他的影响力迅速扩散，向西覆盖汉江流域，向东直至长江下游，涉及豫、扬、江、徐四州（惠帝元康元年，从荆州、扬州划出十个郡，另立江州）。张昌散布谣言，说：“江淮已南都试图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杀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谣言快速传开，整个南中国人心惶惶，许多人也跟着揭竿而起响应张昌，旬月之间，张昌新收附的士卒就过三万人。可能是受荆楚地区的某种巫风影响，张昌军队的士兵都穿着火红的帽子，剪下马尾巴粘在脸上做髯须。流民叛乱如火如荼进行，而新野王始终龟缩在樊城，除了向洛阳报急毫无作为。此时长沙王正在替李含与皇甫重排解纠纷，蜀中未平关中正乱，如今荆州也出了状况，长沙王焦头烂额，他对新野王的回应是：下诏命令监军华宏出击戡乱。实则就是寄希望荆州军自行解决问题。可惜华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败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张昌击溃，狼狈逃回樊城。新野王吓破了胆，连忙再次上书洛阳求救，他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长沙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只恨洛阳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长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见力打力的办法。他让惠帝发出四道诏令：一道是命令河间王派出雍州州兵一万、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出蓝田关南下戡乱。没想到河间王不奉诏，留兵不发。刘沈看不惯河间王拥兵自重的行径，自己领着一万州兵打算出关，结果刚到蓝田就被河间王赶上，夺了兵权。长沙王闻讯又恨又无奈，只好妥协让刘沈回雍州，这道诏令作废。第二道诏令是任命屯骑校尉刘乔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发豫州兵西进。刘乔是名副其实的汉宗室后裔，他年轻时参加过渡江平吴之战，是两朝老臣，颇有声望。这道诏书实际是向范阳王借兵助剿，一来当时张昌已对豫州构成极大威胁，二来范阳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间王在关中那样牢固，所以范阳王不敢像河间王那般跋扈，刘乔得以顺利接任刺史，并且顺利出兵，为平定荆州立下大功。这道诏令对于豫州局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刘乔与范阳王反目，根源就在于此。第三道诏令是命令前将军赵骧带领八千禁军南下。当时宗岱已经在蜀中病逝，荆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诏令的内容是将宁朔将军刘弘从北方调往荆州，担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随赵骧一共南下。这道诏令授权刘弘调度赵骧前军、荆州州兵与南蛮校尉的府兵，长沙王此时已经觉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刘弘全权负责荆州军事。就在刘弘、赵骧向荆州进发的同时，张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新野王展开反攻。张昌自领主力进攻襄阳郡，同时他派出两支偏师：一支由伪都督黄林率领，人数为两万，向东北方向进攻豫州；另一支由伪别率（注：别率，魏晋军衔的一种）石冰率领，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扬两州。新野王望穿秋水，结果张昌比援军先到，当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晋书·新野王传》中说“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意思是说长沙王应当为张昌的坐大负责，他猜忌新野王与成都王有结盟的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镇压张昌。此说实在匪夷所思，长沙王与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当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则在五月；五月李含还没有死，河间王与长沙王还没有撕破脸，长沙王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战火会重燃，又怎么可能提前三个月就预防新野王与成都王联兵？而且，说长沙王不让新野王出兵这也不符合事实，监军华宏动用的不就是荆州兵？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但新野王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胶柱鼓瑟，以未受诏令为遁词坐视不顾，任凭疆土沦丧？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于养痈遗患，并非因为洛阳诏令不许出击，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无谋与胆怯。张昌大军压境时，从事中郎孙洵劝新野王主动出击，但是嬖幸王绥知道新野王胆怯，所以捡新野王喜欢听的话说，王绥说：“张昌不过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将裨将就足以将他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呀？”新野王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一直等到张昌兵临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这才出城对战，但此时军心涣散，刚一交锋马上溃不成军。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樊城失守，新野王司马歆死于乱军之中。樊城、襄阳与宛城是荆州三大军事重镇，当时樊城是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的治所，襄阳是荆州刺史的治所，宛城是南阳太守与平南将军的治所。新野王既死，张昌占领樊城，此时新任刺史刘弘尚未到任，襄阳不足为虑，因此张昌合并诸军，全力进攻宛城。其他两路偏师也各有战果：黄林进入豫州，派前驱李宫骚扰汝南，但是刘乔已在汝南布防，李宫遭遇刘乔手下将领李杨，被击退。首战失利的黄林绕过汝南，进攻豫州弋阳郡，将弋阳太守梁桓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黄林派部将马武南下江南，进攻荆州江南诸郡，马武在江南势如破竹，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章内史阎济、武昌太守刘根先后城破遇害，其余诸郡也岌岌可危。另一路偏师由石冰带领，攻破扬州占领建邺（今日南京城），扬州刺史陈徽弃郡而逃；石冰乘胜追击，又攻破了江州。于是江淮震恐人无固志，徐州临淮人封云在阜陵揭竿响应石冰，攻陷徐州诸城。至此，张昌占据了大半个南中国，势力波及荆、江、扬、豫、徐五州，疆域之广与日后的东晋相当，气焰之盛不亚于日后的刘渊、石勒。但是在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张昌也渐渐显露疲态。张昌毕竟不是安邦定国的枭雄，没有深谋远略。张昌的作战方式依然停留在流寇的层次，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呼啸而来饱食一顿抢掠一空，然后又呼啸而去，所过之处皆残破，这种作法无异是竭泽而渔；太安二年张昌之乱示意图张昌的军队也依然只是乌合之众，全凭数量取胜，当时流民趋之若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前来投奔，张昌的军队每到一处就制造出一块灾区，新的饥民走投无路，也只有加入叛军。因此张昌攻陷的城池越多，战线拉得越长，他的军队就越膨胀，军需补给就越紧张；张昌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则近乎陈胜的翻版。当年陈胜派出去的诸将最后都拥兵自立，张昌派到江南的石冰也隐然有尾大不掉趋势，至于在徐州起兵的封云，当然更不可能听从张昌号令。对于已占领的区域，张昌也没有着力安抚，反而草率任命部下担任地方官吏，他的这些部下都是盗贼出身，一到任就横征暴敛搜刮不止，“当有圣人出”的谎言不攻自破，民心快速流失。像张昌这种流寇，如果不改弦易辙，注定只能纵横一时，一遇良将就会覆灭，就如秦末之陈胜汉末之黄巾。万幸，受命平剿张昌的刘弘、刘乔都可以算是良将之畴。五、靖尘沙刘弘与刘乔，一出荆州一出豫州，由东西两路夹攻。豫州局势尚稳，刘乔可以好整以暇的调军设防；刘弘遇到的阻力则很大，他要面对的是张昌主力。新野王死后，朝廷诏令刘弘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阳；刘弘自己则与赵骧一起，率领八千禁军去解宛城之围。张昌攻宛城是倾巢而出，区区八千人力小难济，宛城最终失守，南阳太守刘彬与平南将军羊伊阵亡。这一失利影响很大，刘弘不得不撤出荆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县。危亡之际，刘弘安插到襄阳的陶侃、皮初等部发挥了作用，张昌回师围攻襄阳，久攻不下。此时刘乔已经击溃黄林，反守为攻，直指江夏郡，张昌军老师疲，一听后院起火连忙撤军回防，陶侃、皮初趁机出城，追着张昌打。随后的半个月对于张昌而言就是噩梦，打仗呢是逢打必输，逃跑呢总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两个月轻易得来的荆州诸郡，在刘弘、陶侃、刘乔三路军队的紧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后的张昌就像游魂，在三军的间隙之间游走躲藏。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彻底击溃叛军主力，迫使张昌只能龟缩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时虽然距离张昌最终被擒被杀还有一年时间，但是此役之后，荆州大局已定。张昌叛乱是西晋后期唯一被朝廷镇压的大规模变乱。论参与人数、论破坏程度、论影响范围，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关中、蜀中。关中、蜀中叛乱旷日持久，这次却被迅速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长沙王的知人善用与调度有方。光复荆州的主帅刘弘可谓大器晚成，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刘馥的孙子。刘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幼年与晋武帝同居洛阳永安里，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刘弘并没有成为武帝肱股大臣。刘弘此前数十年始终与行伍相伴，他年轻时曾是镇南大将军羊祜的参军，羊祜慧眼识英，预测他将来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后来刘弘又担任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边境治理得“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刘弘也因此被封为公爵。等到长沙王重用刘弘戡靖荆州的时候，刘弘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羊祜当年的预言实现了，刘弘果然也做到镇南大将军，并且不负众望，再次将荆州从兵火中解救出来。刘弘在两晋交替的非常时期拨乱反正，守住这片多战之地留给后人，其功勋并非后来的守成者所能比拟，失荆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刘弘平定上游，日后东晋能否在江南立足还是一个疑问。两晋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辈出的首推荆州，西晋有羊祜、杜预、刘弘，东晋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等名臣或枭雄在此建功立业，王敦与桓温、桓玄甚至试图凭借荆州强盛军事实力颠覆司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与刘弘二人的功业是开创性的，刘弘在历史上得到的待遇也与羊祜相仿：一、当年羊祜被授予权力自主任命荆州大小官吏，刘弘也受命在荆州“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二、羊祜在荆州被士民拥护，死后荆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死后“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三、羊祜临死前推举杜预，刘弘重用并且举荐陶侃，杜、陶两人后来都镇守荆州，杜预立下了平定孙吴的伟业，而陶侃则是平定东晋苏峻之乱的元勋；四、《晋书》替羊祜、刘弘两人都立了传，《羊祜传》排在西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祥；《刘弘传》排在东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导。西晋末年有一句时谚，“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如果当时少几个河间王之辈，多几个刘弘，那么天下大势肯定不会演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徐、扬两州恢复平静要比荆州晚半年，此中原因与朝廷的重视程度有关。徐、扬偏于中原东南隅，与洛阳隔着豫、荆诸州作为缓冲，动乱一时不会蔓延到中枢；出兵荆州已是长沙王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另派一支军队去远征江南，而且在荆州平定之后，长沙王随即陷入了内战，自身都难以保全，当然更无暇顾及遥远的徐、扬。因此朝廷对于徐、扬动乱的态度可归结为四个字：自求多福。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的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士族，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江南人对于西晋政府也是怀着很深敌意的，他们称呼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几十年来江南人始终有自立政权、与洛阳分庭抗礼的企图，不停有人据兵自立试图割据江南，相关的努力直到东晋建立之后还没有完全停止，《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尽管江南士族与西晋朝廷相互对立猜忌，但在对待石冰叛乱的问题上，两者却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江南士族固然不愿意臣服于北方“伧鬼”，但是他们也不能容忍一个流寇成为江南的新主人，何况这个流寇根本不成大气，无法给江南带来安宁与秩序，只会使江南生灵涂炭。于是就有义兴周氏、吴国顾氏、会稽贺氏等江南望族，率领着部典抵抗石冰。这次抵抗运动的谋主是义兴人周玘，周玘的父亲就是史上有名的回头浪子周处，周处后来出仕，在关中征讨齐万年的时候战死沙场，是晋朝的忠臣。据说周玘“强毅沈断有父风”，此前他“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多次推迟官爵一直在家乡隐居，后来被推举为秀才，授予议郎职位。石冰占领扬州，周玘秘密接洽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举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太安二年十二月，周玘起兵斩杀石冰所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石冰派遣其部将羌毒带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去攻打周玘，不料周玘实在骁勇，聚集的军队实力强大，反而击溃石冰军，临阵斩杀羌毒。于是会稽贺循、广陵华潭、丹阳葛洪、甘卓等江东士人纷纷起兵响应，驱逐石冰的官吏。周玘在东晋之前立有“三定江南”的功勋，威名远扬，以致于后来晋元帝明知他想谋反，也不得不假于颜色，平定石冰就是其中的“一定江南”（“二定江南”是平定陈敏叛乱，“三定江南”是平定钱叛乱。周玘后来自己也想谋反，没有成功。周玘和他的兄弟周札、儿子周勰是东晋初政坛的风云人物，这是后话，此处不禀）。几乎与周玘等人同时，西晋政府军也展开反击。当时石冰亲自领兵攻打寿春，寿春是扬州都督刘准的治所，广陵度支陈敏主动请缨，他对刘准说：“这些叛军本是逃避戍役的百姓，被逼成贼。他们只是易于击溃的乌合之众，我率领漕运兵出击，再请明公给予支援，必能破贼。”刘准一听很高兴，于是给陈敏增加兵马。陈敏麾下原本有大量漕运兵，当下合兵出击。石冰的军队果然只是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有限，一遇正规军就抵抗不住。陈敏与石冰交战数十次，每战皆胜，石冰从寿春前线往回逃，陈敏一路追着他打。第二年（公元304年）三月，陈敏攻克建邺，将石冰驱逐出扬州。石冰走投无路，到徐州投奔封云，陈敏趁胜追到徐州。最后叛军内部发生分裂，封云的部将张统斩杀封云，向陈敏投降。徐、扬两州叛乱被平定了，只是那时的中原又已经是乱得不可开交。徐、扬两州局势日后另有波折，平定石冰之乱的功臣陈敏通过此次事件，看穿了朝廷的虚弱本质，他的野心得到部分江南士族的鼓励，于是又在江南树起了反旗。但是很快，陈敏就被另一部分江南士族舍弃，兵败身亡。随后，洛阳派来了琅琊王司马睿，揭开东晋历史的序幕。太安二年七月，正是刘弘、刘乔与张昌大玩猫鼠游戏的时候，远在邺城的成都王突然上书洛阳，请求去荆州助剿。这个请求太光明正大了，长沙王找不到不准许的理由，因为无论于公于私，成都王都应该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战场上。于公，成都王是“大将军”，都督着“中外诸军事”，保卫王朝疆土是他不容推卸的职责；于私，荆州有成都王的封邑。成都王的封邑原本在蜀中成都郡，蜀乱之后成都国沉陷，惠帝在荆州南郡割出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又另立丰都县，合此四县设立新的成都国，以华容县为都（荆州长沙郡也有长沙王的封邑，张昌一造反，把这两个王爷的地盘都抢了）。但是，如果把成都王的主动请缨理解为忠君爱国，又未免失之天真。成都王经不起这么一问：倘若果真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何在五月份张昌气焰正炽的时候毫无作为？论距离，长安离荆州不比邺城近，刘沈在河间王掣肘之下，尚且试图带雍州兵出关，成都王在邺城唯我独尊，为什么当时按兵不动，偏要等新野王死后才突然良心发现，跑去要替新野王复仇呢？在长沙王心中，他未必愿意成都王到荆州去。新野王生前就有与成都王结盟的倾向，令长沙王很不满意。《晋书·新野王传》中说长沙王“疑（司马）歆与（司马）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此事上文已有论证是子虚乌有，但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长沙王不乐意看到新野王与成都王走得太近，这是可以料想的事实。《晋书·新野王传》中还说“（齐王）冏败，（新野王）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新野王确实不是什么有主见有作为的主，他习惯于找靠山，大概这样他才觉得有安全感，齐王倒了，新野王就屁颠屁颠地主动依附成都王，想引以为奥援。但是这次结盟大概只是新野王的一厢情愿，《晋书·成都王传》里对新野王不着一字，新野王深陷敌围，成都王也是见死不救。成都王对这位暗送秋波的族叔显然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是荆州这个地盘。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新野王以庸人之资坐镇这个人杰地灵的荆楚宝地，暗地里觊觎的人不知凡几，平时苦于没有借口，只能干咽口水，新野王一死，这些觊觎者就全杀出来逐鹿了。成都王还不是最先下手的，范阳王司马虓出手更在他之前。早在刘弘初战失利，退守梁县的时候，范阳王就不失时机的派出心腹、长水校尉张奕去占据襄阳，领荆州军政。后来刘弘赶跑了张昌，到襄阳赴任，张奕不仅不出让城池，反而加强城防，准备攻击刘弘。刘弘的“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是由惠帝亲自任命的，货真价实；刘弘也是两朝重臣一等公爵，手下兵精将足，并且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对于张奕这种等同叛乱的矫诏当然不能容忍，刘弘毫不迟疑地围住襄阳一阵猛攻，擒住张奕咔嚓一刀砍掉。杀了人之后，刘弘余怒未消，当即一纸奏章送到洛阳，把事情经过通报皇帝，表面进行自我批评，为宛城败兵与擅杀张奕请罪，实际软中带硬，把范阳王狠狠告了一状。这种情况当然是范阳王理亏，但是长沙王拿范阳王没奈何，只能做和事佬，略过范阳王不谈。惠帝下旨宽慰刘弘，意思是说宛城战败那不怪你，要怪就怪赵骧，张奕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将军你不要被此事影响心情，在荆州好好干，云云。成都王请求到荆州助剿就发生在新野王刚死，荆州名分未定的大背景之下，动机与范阳王一样，也是想浑水摸鱼到荆州分杯羹。成都王任命陆云为大都督、前锋将军，使持节督荆州军事，四十年前，陆云的父亲陆抗曾领着孙吴的军队屯守荆州，威名遐迩，为荆州士民所敬服，陆云年轻时也曾在荆州统领过孙吴军队，成都王这次任命显然是经过深谋远虑的。但是，刘弘的果断决然与陶侃的英勇善战不仅摧毁了范阳王的阴谋，也粉碎了成都王的企图。成都王的军队还在途中，刘弘派人前来通知，叛军已溃败荆州大局已定，贵军请打道回府吧。其实当时张昌尚在逃亡，成都王如果硬要进犯荆州，也并非没有借口，但是张奕下场告诉成都王，继续向前就意味着一场血战。成都王原是想去捡漏的，如今捡漏变成攻坚，这就不太妙了。经过权衡，成都王决定收兵。师出无功，心何以甘？就在这时，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遇到了河间王派来的使者。长沙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六、煮豆燃豆萁河间王再次邀请成都王夹攻洛阳，鉴于上次成都王犹豫得太久，河间王此次下足了砝码。河间王许诺：消灭长沙王之后，废黜惠帝拥立成都王为帝，自己担任宰相。这个诱惑太大了，成都王实在无法抗拒。此时的成都王与一年前判若两人，他的野心已经被勾起来了，对于权力的欲望就像附骨之蛆侵蚀掉他的忠诚与理性。虽然有昔日的谋士卢志激烈反对，劝他恪守臣节，但是这种陈词滥调显然已经无法打动成都王。一年前他曾经试过做忠臣，但是忠诚的代价是一无所获，而且他还遭到齐王的背叛，失掉了皇嗣的位置。参军邵续劝成都王顾及与长沙王的兄弟之情，邵续说：“兄弟如左右手，如今天下不太平，殿下匡扶晋室，必定要与那些乱臣贼子为敌，怎么可以自断一臂？邵续我实在想不明白。”成都王冷笑不已，这十多年来相互暗算使诡计彼此陷害可不都是司马家儿？我成都王顾及兄弟情谊，他长沙王是否也会顾及情谊，并且恪守臣节呢？成都王当时对长沙王已经满怀疑虑，此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前几个月从洛阳逃出来的诸葛玫。《晋书·应詹传》里说“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邺，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注：临漳即是邺城，晋愍帝名为司马邺，晋朝为了避讳，将邺城改名为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诸葛玫是武帝诸葛夫人的兄长，他的妻弟周穆就是当时太子司马覃的舅舅，诸葛玫与周穆后来在晋怀帝年间试图拥立司马覃，被东海王斩首。当时诸葛玫在邺城大造长沙王的谣言，想来只有拿皇嗣问题做文章，揭露长沙王想篡位——诸葛玫的行为被应詹所不齿，应詹叹息说：“古人乐毅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诸葛玫行事与乐毅背道而驰啊。”诸葛玫在邺城成功制造了舆论，成都王乘机假痴不癫，给自己寻找出兵的绝好理由。当时成都王身边得宠的牵秀、王粹、陆机、陆云兄弟等人，要么与长沙王结有宿怨，要么是梦想着飞黄腾达的攀龙附凤之徒。他们一致赞同成都王响应河间王，在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成都王马上决定出兵洛阳，与河间王夹攻长沙王。“八王之乱”中最名副其实的兄弟阋墙就此拉开了惟幕。主意虽定，但成都王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直接兵戎相见，他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达到与大军压境相同的效果，这条捷径就是暗杀。成都王派了个刺客到洛阳去，结果很不巧，刺客正要动手的时候被长沙王的左常侍，一个叫王矩的家伙给撞见了。王矩一看这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一盘问慌里慌张前言不搭后语，一搜身，好嘛，怀里还揣着凶器。审讯一结束，刺客就被处死了。刺客这一死，长沙王与成都王就彻底撕破了脸皮。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间王、成都王联合上书要清君侧。长沙王并没有犯什么过失，二王抓不到把柄，只好翻阵年旧账，把矛头转向皇甫商与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二王说，皇甫商与羊玄之是附逆赵王的腻臣，罪大恶极，长沙王不仅不将其治罪，竟然还委以重任。三人沆瀣一气，专擅朝政，杀害李含这种忠良，二王忍无可忍，因此发兵到洛阳来诛杀这两个佞臣，长沙王忠奸不分，请引咎让政等候处分。檄文递了上去，洛阳的反应完全合乎意料。惠帝下诏说，河间王胆大妄为，竟然敢举兵内向京辇，朕要亲率六军御驾亲征，诛杀这个奸逆。朕任命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抵御外敌——从这一份诏书可以看出，长沙王还是给成都王留有余地，他把全部的罪责都堆给河间王。二王各自点起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李含已死，这次河间王派出的是老臣索靖，河间王以索靖为游击将军、监洛城诸军事，统领雍、秦、凉三州兵马，又以张方为前锋，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向洛阳；成都王那边声势更为惊人，他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屯集在朝歌，然后他任命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部，南向洛阳。成都王的军队旌旗相联，从朝歌连绵到黄河边，军鼓声传出数百里远，据说自魏晋以来，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能达到如此声势。除了二王，豫州的范阳王也派出偏师加入征讨的行列。所以当时的形势是一边倒，河间王一方在以天下半数以上的军队围攻孤城洛阳，可谓杀鸡动用牛刀，长沙王的覆没是必然之势，而且有齐王的先例，时人预测二王将有征无战。可是长沙王令所有人眼界大开，他竟然扼守孤城长达半年。长沙王“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经过半年的努力经营，他在洛阳已经深得人心。濒临绝境的长沙王要做困兽之斗这完全合乎情理，出人意料的是全洛阳的人竟然也会与长沙王齐心协力。众所周知，这在惠帝朝属于反常现象。洛阳禁军原本有限，为了平定张昌叛乱，长沙王又派出前军八千人去了荆州，所以长沙王的军事实力比当年赵王还要弱小。惠帝依然是长沙王最有力的王牌，借着御驾亲征的名义，长沙王在洛阳招集六军。八月乙丑，惠帝将要出城到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督战。大驾驻停城东，满朝文武、洛阳六军都在场，长沙王向禁军征询意见：“今日西讨，欲谁为都督乎？”六军将士众口一心：“愿嵇侍中戮力前驱，死犹生也。”既然众望所归，嵇绍当即被任命为平西将军，使持节都督洛阳诸军。随后，惠帝大驾出城，长沙王派出左将军皇甫商领左军一万人先行，去拦截张方。皇甫商顺着洛水向西，进入弘农郡，在宜阳设防。此后半个月长沙王带着惠帝奔走于洛阳城外各个军事据点。四天之后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场；又过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东石楼；又过了七天，九月丁丑，惠帝视察黄河上的河桥防御工事；又过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栖息于城北邙山的军营之中。此时西线战火已经点燃，张方与皇甫商在宜阳交火，甲申之前两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败，逃回洛阳，张方趁胜长驱直入，逼近洛阳。西线告急的时候，成都王的军队也逼近城东，冲在最前面的是冠军将军牵秀。甲申之后三日，九月丁亥，惠帝抵达城东数十里外的偃师邀击成都王，未遇敌军；四天后的九月辛卯，惠帝后撤至洛阳东效的豆田壁，这时长沙王听闻牵秀军在东南方向，于是又向东南搜索邀击。九天之后，九月丙申，两军在洛阳东南数十里的缑氏遭遇，牵秀被击败，撤退。成都王势大，牵秀退了，马上又有石超领着生力军补了上来，牵秀收拾收拾残兵，跟在石超身后。长沙王在东线与牵秀、石超周旋，西线的张方没有遇到有力抵抗，进入洛阳，竟然把可怜的羊玄之给吓得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了。洛阳城内拥护长沙王的士众与张方展开巷战，城中朝臣不论文职武职全部投入战斗，三省尚书白天打仗晚上抽空办公，两不误。洛阳东南方的清明、开阳两道城门被焚毁，双方死亡过万。得知张方入城，长沙王即忙回师救援。此时已是十月，十月壬寅（丙申日后六天），惠帝离开缑氏回宫，石超紧逼在后追赶，撵着撵着，石超还抽空放把火将缑氏行台烧个精光，这一次惠帝走得狼狈，有许多御用物品没来得及带走，都付之一炬了。回到洛阳，长沙王带惠帝亲临前线，冲在最前头的关中士兵远远望见皇帝乘舆，都不敢攻击，纷纷后撤，长沙王趁机发动冲锋，关中军当即崩溃解体，张方无法阻止这退潮一般的溃败，只好丢下五千多具尸体，撤到洛阳城外。主帅索靖也在此役中阵亡，时年六十五岁。索靖以书法留名后世，他早年与卫瓘同在尚书台，都以善草书知名，世人称之“一台二妙”，结果“二妙”殊途同归，都殒命在这“八王之乱”中。西线的危机解除，但长沙王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东线的石超、牵秀又杀到家门口了。石超到了洛阳东效就与陆机会师去了，牵秀则憋着一口气，追到洛阳城东中门东阳门外，赶上范阳王也在那里趁火打劫，于是两军合并攻打东阳门。十月丁未（壬寅日后五天），长沙王与牵秀、范阳王大战东阳门，牵秀、范阳王再度吃了败仗，退出城外。二十万大军竟然频遭败绩，成都王有点坐不住了，他派出将军马咸作为援军去帮助陆机，马咸就是名将马隆的儿子，可惜他在史籍中唯一的露面竟然是在打内战。第二天，十月戊申，陆机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东北部的建春门。此役可以算是决战，双方都孤注一掷，建春门内是宽阔平整的御道，这给骑兵冲锋提供了有利地形（可参考第七章中的洛阳地图）。长沙王的司马王瑚带领数千骑兵做敢死队，王瑚在每一匹马身上都系上长戟，数马并行冲突成都王军。成都王军队的先锋就是马咸，马咸没料到巷战竟然还有这种打法，首当其冲，阵形一下子被冲散，于是兵败如山倒，马咸本人被王瑚擒获，斩首。前军大败解体，溃兵如洪流一般冲击着后面的军队。当时陆机领着主力大军驻扎在新建的河桥之畔，溃兵山崩地裂一般迅猛袭来，陆机麾下二十万转眼之间化整为零。长沙王军在后面呐喊追击，成都王的士兵在前面慌不择路的逃，一口气逃出数十里，溃兵被七里涧挡住了去路，情急慌乱之下，溃兵跳入七里涧的滚滚激流，心存侥幸希望自己能够游到对岸逃出生天。结果很多人淹死在水中，据说当日死者相积，涧水为之不流。此役成都王大伤元气，损失大将十六人，兵卒数万。速战速决的设想破灭了，成都王被迫在朝歌修整军队，等待机会。七、十年羁宦河桥一役大败，作为主帅，陆机的死期就到了。这原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之前人人都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可能有征无战轻取洛阳。结果他们都错了，二十万大军有一半沉到水底喂了鱼虾，有十六名将军被长沙王砍下首级，悬挂在天下人皆知的铜驼街上耀武扬威。如此惨败肯定得有人负责，不杀主帅，何以谢天下？陆机对自己的命运无疑也有预感。据说前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座车周围萦绕着黑色的帷幔，层层叠叠密不透风，就像灵车一样非常不祥。梦中的陆机在帷幔间穿行，试图走出包围，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没有尽头。陆机被噩梦惊醒，天明时分，牵秀带兵包围了他的营帐。陆机是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解下战甲头盔，换上宽松的布袍，头上戴起丝帛制成的白色便帽，这身打扮是晋朝人出席丧礼时的常见装束，陆机知道必死，算是预先替自己吊唁。陆机出营与牵秀相见，神色平静自若，他对牵秀说：“吴国倾覆之后，我兄弟蒙受国家隆恩，效力于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项重任时，我曾多次推辞未果，最终导致今天之难。也许这就是天意吧。”陆机请牵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遗言要留给成都王。左右拿来纸笔，这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了，陆机心底的悲凄难以抑制，史书上说这封信“词甚凄恻”。写完信，陆机掷笔叹息，追思千里之外的家乡，然后从容就戮，时年四十三岁。他的遗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险、知足不辱的警句。陆机看似因为战败而死，实际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边埋下，这次战败仅仅是将陷阱的盖子掀开，使他落并而已。陆机走上绝路有一个漫长的积寒成冰的过程，最早的杀机也许在他十五年前来洛阳，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潜伏了下来。陆机是陆逊的孙儿、陆抗的第四个儿子。孙吴亡国时陆抗已经病死，陆机与四个兄弟分领父亲的营兵驻守荆州，在亡国之役中，陆机的两个哥哥陆晏与陆景死于战场，因此晋国司马家与陆机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那年陆机刚刚二十岁，此后十年他一直与弟弟陆云隐居于吴郡故乡，著书立言，声名鹊起于江南。倘若陆机一直这么隐居下去，人生将毫无污点，他大可像后世的陶潜一样悠然自在，闲来读书赏花，月下弄琴清啸，华亭观鹤听鹤唳九天，留于后世的也将全是美誉，而不会有那么多非议。但是陆机蛰伏了十年之后还是重新出仕，求宦于昔日的仇敌司马氏，他人生的悲剧也从这里开始奏响。这一选择令人惋惜，近人朱东润教授就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唳，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以隐士终老只是后人预知陆机结局之后作出的假设，而在当时让陆机坚持做隐士，是不愿，也是不能。说不愿，是因为陆机并非甘于寂寂而没之人，所谓“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古时文人读书与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禄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归而已，陆机少年成名，被誉为王佐之才，当时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年华，怎会甘心埋没于偏远海隅？说不能，则有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压力来自洛阳，平定孙吴之后，吴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孙吴臣子也大多隐居不出，不与新朝合作。武帝认为这是一个隐患，于是听从了淮南相刘颂的建议，着意招揽吴人，“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姿态。陆机、陆云作为江南士人翘楚，自然在征召之列。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家族。吴郡陆氏是江东四大家之一，声势显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陆逊、陆抗二人更是孙吴政权的柱石，江南曾流传谚语说“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孙皓末年，有一天孙皓心血来潮，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凯回答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因此赞叹说：“盛哉！”如此盛况已是明日黄花，没过几年，吴郡陆氏就随着孙吴的垮台跌到了谷底，但是陆氏子孙并没有忘记这曾经的辉煌，先人的显赫功业成为他们追思寄怀与激励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陆机、陆云二人用力最深。《晋书·陆机传》中全文记载了《辩亡论》上篇，陆机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论（孙）权所以得，（孙）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此外陆机还写了一系列赞颂父祖功绩的文章，流传下来的有《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等，这方面陆云也不遑多让，他也流下了《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章于世。因此可以想象，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赋予重振家声，甚至重振江南士气的厚望，而两人也自觉的承担起这沉重的期望。二陆一生汲汲进取，甚至有时候显得冒进愚蠢不择手段，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肩负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而命运对待他俩也确实不太友好。二陆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还有同郡的顾荣，他们三人被为“江南三俊”。当时陆机的心情是复杂不安的，在他流传下的两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诗中，只见离家的无奈与不舍、路途的艰难与对莫测未来的忧虑，丝毫不见出仕一展宏图的喜悦与试图登阁拜相的雄心。“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赴洛道中作》其一）读一下这首诗，凄凄惨惨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陆机如此郁结其实也不难理解。从春秋时期起，以江淮为线，中华大地可以剖成南北两大块，北方为中原诸国，自喻为华夏礼仪之邦；南方为荆楚吴越，被鄙视为南方蛮夷。中原诸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荆楚吴越则发源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语言、风俗生活习惯都有较大差异。两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较深，中原人总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诸子的书籍，里面的楚人总是扮演着愚蠢可笑的角色，吴人越人则是断发纹身的赤脚蛮夷。这种偏见一直存在着，即使秦末楚霸王项羽得了天下，还要被关中的一个儒生讥讽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北人既然如此傲慢无礼，南人自然也视北人为鬼域，视北进为畏途。到了东汉末年，南人北人之间的裂缝又掺入了政治因绪，他们被人为地划入敌对的两个阵营，此后一百年，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统治下，南人生活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被征发入伍，到战场相互厮杀，成为功成名就的枭雄们脚下的累累白骨。南北之间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了，再加上政府之间有意引导的攻讦诋毁，南北之间相互妖魔化，同族之间视彼此为仇敌，南人蔑称北人为“伧鬼”，北人蔑称南人为“貉子”，即使不带贬义的称谓也带上政治色彩，南人被称为“吴人”。这一场争斗最终以北人攻克江南，孙吴政权覆灭而收场。获胜的北方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嘴脸，早在获胜之初，晋朝的安东将军王浑在建邺孙皓的皇宫里设宴，席间王浑就忍不住要往吴人伤口上撒盐，他对与席的吴人说：“诸位亡了国，此刻心中是不是很悲痛啊？”吴人虽然国破，傲气犹存，当即就有吴人周处回敬王浑：“汉末分崩，三国鼎立，曹魏灭亡在先、孙吴灭亡于后，有亡国之痛的，难道仅仅是我们吴人吗？”王浑自讨没趣。但是吴人也只能在口舌上挽回一点自尊了，在北人主导政权的国家里，他们无法摆脱亡国奴的标签，所以许多江南士人选择远离政治，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家乡做富家翁，要出仕，就必须渡江去昔日的敌国腹心洛阳，去看“伧人”的脸色。如此委曲求全，陆机心中怎能不悲怆？二陆到了洛阳，首先拜访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张华。这个举动是有用意的，因为张华是众所周知的忠厚长者，古道热肠，史书上形容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初受过张华恩惠的名人不少，比如左思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写完《三都赋》没人欣赏，就是张华给他出主意然后声名鹊起；许多远道而来的江南名士如薛兼、褚陶等人，都受到张华的款待和提携。张华也没有让二陆失望，老人家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这句话是莫大的鼓励，把初来乍到的兄弟俩感动坏了，后来张华惨死，二陆都写诔文悼念，还做了一篇《咏德赋》歌颂张华的德行。当时张华列了一份他认为值得拜访的名单，让二陆按图索骥。陆机陆云很快就领略到了北人的傲慢与故意而为之的侮辱，全洛阳的好人大概只有张华一个。比如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当时名士之间拜访的标准模式就是玄谈，天花乱坠逞机锋争口舌之爽。此前陆云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与颍川荀氏的荀隐在张华府上初遇，张华提议说：“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陆云举手行个礼，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回答：“日下荀鸣鹤。”（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一听对方自称鸟类，于是戏谑：“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隐当然也不甘示弱，回敬说：“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言下之意你自称云龙，凡兽而已。陆机显然没有陆云那么幸运，王济是王浑之子，孙吴就是在他家族打击下覆灭的。王济可没有打算用名士的标准去招待陆机，在他眼里陆机不过是一个亡国降虏而已，他端出几斛羊酪，羊酪原本是胡人的食物，魏晋时期已在北方普及，但还没有传到江南去。王济问陆机：“你们江南有这种好东西么？”陆机好不失望，不过他好涵养，趁机赞美一下家乡，说：“我家乡的千里湖里生产一种莼菜，用来做羹味道鲜美，不必加盐豉等调味品，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两人讨论了一番南北菜肴，陆机失望而返。不久，陆机与陆云去拜访名士刘宝，又碰了壁，刘宝把陆氏兄弟冷落在一旁，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听说东吴有一种长柄葫芦，你们带种来了么？”令陆氏兄弟大失所望，后悔自讨没趣。当时社会壁垒森严，以门阀评人高下。王济是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还是皇帝的女婿，而且一向以狂傲著称，他的怠慢或许尚在预料之内；而刘宝出身低贱，做过渔夫樵夫，还曾经沦落为奴隶，他的无礼可能就会让陆氏兄弟大感挫折，并且心生恨意了。但是还有更加伤人的，一天陆氏兄弟出席某个宴会，范阳人卢志公然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古代称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八、华亭鹤唳讵可闻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历来内臣与外臣、宦官与士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以外臣、士人的惨败而收场。陆云不可能不知道秦末的赵高与李斯，也不可能不知道西汉的石显与萧望之，他敢于公然得罪孟玖，底气就在于陆云认定成都王不是那无知的秦二世，不是那愚蠢的汉元帝，也在于陆云认为自己对于成都王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都超过孟玖。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这是可悲的错觉。成都王对于二陆的信任与日俱增，二陆得到的忌恨也与日俱增。此次成都王进军洛阳，二陆获得的恩宠达到了顶峰。人人皆知这次出征不是普通的征讨，而是在改朝换代，为了能从邺城顺利到达洛阳，坐上皇帝的宝座，成都王倾其所有，招募来二十万军队。然后，成都王任命陆机为大都督，将这支军队交给了陆机，这即是说，成都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陆机。这也意味着，如果成都王如愿以偿的成为皇帝，陆机将是新朝第一功勋，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卢志等人都得仰看他的脸色。对于卢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众多心高气傲的北方士人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卢志是文士，不能领兵上前线，所以即使忌恨而死也无法影响战局，但是成都王麾下的宿将也对这个任命极为不满，这就很致命了。当时聚拢在邺城的知名将领有王粹、牵秀、石超等，都是出身名门并且功成名就之辈，他们依附成都王也远远早于陆机，在他们眼里，陆机只是被武力平定的敌国残余，一个雕章琢句的无用之人，在邺城寄人篱下乞食而已。此次出征战功唾手可得，成都王却把它送给了陆机，陆机此前没有尺寸微功，如今后来居上，怎能让人心服？对于同僚的心理，处于风口浪尖的陆机心知肚明，所以他找了许多理由向成都王请辞都督，比如说三世为将不祥，比如说羁宦他乡资历不够，等等等等，搞得成都王很不解。成都王心想此役十拿九稳，多少人想当大都督争拥立的功勋而不得，我特意留给你陆机，你还推三阻四，不知是什么居心？莫非你向着长沙王？一来二去，陆机发现成都王恼了，不敢再推辞。当时同在邺城的吴人孙惠不知内情，看到陆机要往火坑里跳，急忙赶来劝陆机把都督让给王粹。孙惠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只有王粹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论官职，王粹是北中郎将，除了成都王，整个邺城就他官职最高；论出身，王粹的爷爷就是当年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城”的龙骧将军王濬（与陆机可算是冤家路窄）；论地位，王粹尚颍川公主，是惠帝的妹夫成都王的姐夫。如果此人来督军，无人会有异议，奈何成都王就是认准了陆机一意孤行。对于陆机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接受任命出征，那是凶多吉少，打败了必死无疑，打胜了将招来更多的敌意，也未必是福；但如果继续推辞，则意味着失宠，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此前十几年的辛酸荣辱全部付诸东流，光耀门第从此成为妄想。因此陆机对着孙惠苦笑，说不能再推辞了，否则成都王“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陆机心中应该还有一番话无法对孙惠实话实说，此次出征是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把握住了，不仅吴郡陆氏能实现复兴，他本人的功业也将超越父祖，流芳百世。巨大的诱惑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陆机最后决定咬着牙赌一下了，富贵险中求。出征之时，成都王再次勉励陆机，并许下重诺：“如果功成事定，当封将军为郡公，担任三公级别的官职。将军好好干，我不食言。”但是陆机显然不敢太乐观，他说：“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才得以成为春秋霸主；燕惠王猜忌乐毅，导致功败垂成。今日成败，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殿下对我是否有足够的信任。”陆机这话分两层意思，一是自比管仲乐毅，表示要为成都王立功；二是担心领兵在外后院起火，卢志等人趁机诋毁自己，所以给成都王打预防针。卢志一听陆机指桑骂槐，心里老大不痛快，一转身就对成都王说：“陆机自比管、乐，却把殿下比做庸君暗主，像这种自视奇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将领是很难成功的。”《晋书》上说成都王听了卢志的话，“默然”，看来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王爷对自己知人善任的信心并不是很足。在内部钩心斗争，军中人心不稳的情况下，陆机指挥着二十万无法统御的骄兵悍将启程了。一离开成都王的视线，军中那些不安分不服气的跋扈将军马上给陆机来了个下马威。孟玖的弟弟孟超当时在军中，麾下有一万多人，孟超部军纪涣散，还没交战却先扰民抢劫，陆机将为首几人捕获，准备军法处置。孟超竟然带着一百重装骑兵冲击主帅大营，将人劫走。临走，孟超还公然挑衅陆机：“貉奴能作督不！”主帅没有威信肯定是无法带兵的，时任陆机司马的江南人孙拯劝陆机杀孟超以立威，但是陆机看着一屋子武将寻衅滋事的嘴脸，犹豫很久，选择忍气吞声。陆机这么一忍，就不仅威信全无，连颜面也扫地无遗了。此后，各中层将领视帅令如废纸，自行其是甚至公然犯上，军中令出多门上下离心。这样的军队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吃败仗完全是在意料之中。孟超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宣称：“陆机将反。”他还写信给他哥哥孟玖，说陆机暗中与长沙王联络，首鼠两端，有意贻误战机。孟玖收到这封来自前线的密报如获至宝，赶紧添油加醋向成都王渲染，成都王则将信将疑。如果陆机最终凯旋，所有谣言都不辩自明。可是河桥一役，陆机战败了，孟玖不失时机的再次诋毁陆机有贰心；当时孟超不服节度，轻兵冒进结果战死，孟玖却指证陆机杀人灭口，死者为大，陆机的辩驳处于不利地位。在成都王看来，战败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难以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那就得找出原因，即使找不出原因，也得编造一个理由，将这战败变得合乎逻辑。最简单直接最能让死人瞑目活人逃脱罪责的理由，就是主帅叛变。墙倒众人推，那些平时就忌恨二陆的人纷纷落井下石，裨将王阐、郝昌、公师籓，冠军将军牵秀都指证陆机暗怀异心。人证有这么多，可谓铁案如山，事情发展至此，陆机是铁定要替成都王的一意孤行受过，也铁定要替部下的跋扈专横受过，非死不可了。成都王勃然大怒，派出牵秀去捕杀陆机，于是就有了上节开头的那一幕。与陆机一同罹难的有孙拯，还有陆机的两个儿子陆蔚与陆夏。但是卢志觉得还不够解恨，他提醒成都王除恶务尽。成都王于是下令将陆机“夷三族”，派人收捕陆云，以及陆机的另一个弟弟陆耽。成都王的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案，连忙替陆云求情。他们说，陆机指挥不力导致败绩，应当受刑，但是通敌的罪名查无实据，“夷三族”的处罚太严苛了，用刑必须谨慎，万一杀错人后悔也来不及，不如先将陆云等人收押，如果罪名查验属实，再杀也不迟。参军王彰则劝成都王冷静思考，他说：“今日之战，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即使是庸人都知道长沙王必败，更何况陆机？陆机是吴人，而殿下对他过于宠信，北土旧将因嫉生恨，所以才陷害他通敌呀。”王彰就是当年推辞做杨骏司马的那一个匈奴人，冤案的迹象是如此明显，连这个匈奴人都看出猫腻来了。诸人讲的都有道理，但在这种场合是讲权谋不讲道理的。卢志提醒成都王斩草要除根，他冷冷地说：“当初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其子赵骧。赵骧于是投奔殿下反击赵王，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蔡克一听这话，心知陆云很难幸免了，他在成都王座前不停叩头，直至头破血流，他说：“孟玖一向忌恨陆云，此事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陆云的罪行未经查实，如果贸然处死，必定会引来无穷非议，有损殿下的美誉。请殿下三思。”身后同僚数十人也刷刷下跪，流泪固请。但是眼泪救不了陆云的性命，一旁孟玖看到成都王有了松动，急忙劝成都王入内休息，撂下群僚直挺挺跪在空堂之上。到内堂后，孟玖拿来一份供词，上面是孙拯的口供，内容是承认陆机与长沙王暗中勾结。成都王原本正在犹豫，看到供词之后坚定了杀心，当即下令将陆云、陆耽等人斩立决。成都王还夸孟玖做得好，他说：“非卿之忠，不能穷此奸。”成都王不知道，这份供词是伪造的。孙拯下狱后，孟玖示意孙拯做伪证诬陷陆机，遭到拒绝之后对孙拯严刑拷打，但直至两脚的肉都被打飞，露出白森森的踝骨，孙拯依然不肯就范。孟玖只好伪造一份供词去糊弄成都王。孙拯有两个门生叫费慈、宰意，四处奔走，替孙拯与陆机喊冤，也被孟玖偷偷处死。陆云死时四十二岁，可怜他十几天前刚写完一篇《南征赋》，歌颂成都王“崇文德於缉熙，济武功而保定”，不料南征未遂，自己却受累身首异处。门生故吏将陆云葬在清河国，修墓立碑，四时祠祭。陆机兄弟的悲剧是整个江南士族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失败并非仅是个人奋斗的失败，还标志着整个江南士族的失败。伤心至极的孙惠写信给朋友说：“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不久，孙惠不堪侵辱，杀了成都王的牙门将梁俊，遁逃回江南；洛阳的顾荣、华潭等吴人也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江南。成都王在江南民心大失，日后东海王传檄讨伐成都王，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枉杀陆机陆云。成都王无疑也意识到这个不利情况，试图挽回人心。琅琊王氏的王澄当时担任成都王的从事中郎，他请杀孟玖以谢天下，成都王于是诛孟玖，消息传出人心大快，只是成都王的受损的声誉已经无法挽回。千百年来，二陆的命运一直被后世嗟叹不已。《晋书·陆机陆云传》中的“赞论”，也就是“人物盖棺定论”这一部分，是唐太宗亲自操刀写成的。唐太宗赞叹二陆的才华，认为他俩既是“百代文宗”，又是“廊庙蕴才，瑚琏标器”，但同时又认为二陆没有避祸保身的智慧。唐太宗的这一评判很有代表性，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行路难》有这么两句：“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李白将陆机与李斯并列，也对陆机不能趁早避祸远害，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惨死他乡的命运表示遗憾。其实李白只是旁观者清，因此才显得睿智从容。写完此诗的十二年后，李白就重蹈陆机覆辙，踌躇满志地加入了永王幕府，结果永王旋及垮台，李白因为“附逆罪”被捕，差点被杀，最后被流放。永王的声誉、权势都远不如成都王，永王对李白的重视也远不如成都王对陆机，从这一点来看，李白还不如陆机聪明呢。可见说人易说己难，今人一向苛求古人，却不知自己的行径也会被后人笑。吴郡陆氏的复兴最终由陆机的族弟陆晔与陆玩来实现。陆晔陆玩是与陆机陆云截然相反的人，他俩淡泊功名，孙吴亡国之后一直隐居江南，在西晋时期默默无闻。陆晔在东晋被封为江陵郡公，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成为晋明帝的顾命大臣，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陆玩的官职比陆晔更加显赫，他被封为兴平伯爵，历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又继王导、郗鉴之后，成为东晋的第三任司空。陆玩六十四岁的时候寿终正寝，皇帝特许“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可谓享尽哀荣。陆晔陆玩的才华、声誉都远在陆机陆云之下，他们的处世态度也相差甚远，但是平庸淡泊的陆晔陆玩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陆机陆云这两个天才梦寐以求而未得、为之殒命的荣华富贵。这种愿望与结局的严重错位，只能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推给玄而又玄的“命运”了。九、草木萌芽杀长沙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晋文公通过此役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奇怪的是，晋文公打了胜仗反而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直到几天后楚国传来消息：楚将子玉战败而归，被恼羞成怒的楚成王逼得自杀了，晋文公这才喜形于色，说：“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如果长沙王当时从史籍上读到这个典故，他将露出会心一笑。河桥之战的胜利并不能打消他对东线战事的忧虑，成都王是倾巢而来，后劲十分雄厚，如果全军上下被惨败激起同仇敌忾之心，长沙王万难抵挡二次进攻。但是陆机的死讯使长沙王彻底放了心，斩杀主帅说明成都王的锐气已经严重受挫，而更可笑的是斩杀陆机的理由竟然是通敌。陆机有没有通敌长沙王当然最清楚了，长沙王马上猜到成都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估计短时间内无法再发起有效进攻，东线可以暂保无虞。以长沙王的心机，当然不会仅仅求个消极防御，苟延残喘。长沙王的一贯战略是联合成都王打击河间王，即使后来战略受挫，兄弟间兵戎相见，长沙王仍然没有对成都王口出恶声，在征讨檄文中，长沙王也将全部罪恶推诿于河间王。厚此薄彼是有用意的，长沙王料想此时成都王元气大伤进退维谷，正是媾和的绝好时机。他派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作和事佬，与成都王相约分陕而治。长沙王智者千虑，但这回他却失算了，他低估了成都王的野心。如今的成都王已经不满足于做幕后操线的执政者，河间王许诺要拥立他成为皇帝，直接御宇天下。相比之下，长沙王给出的砝码太轻了，不值得成都王背弃与河间王的盟约，而长沙王又不可能像河间王一样拥立成都王为帝，在心理上长沙王不甘心、也无法接受弟弟成为皇帝，因此他成为了成都王的障碍，因此这幕兄弟阋墙的悲剧已经没有办法中止了。果然，王衍等人一脸失望的回到洛阳，成都王拒绝了缔和。长沙王无计可施，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信，试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帝受天明命，统摄四海，勤身苦己，才成就帝业，从此天下太平万民以安，恩泽流于后世。后来孙秀作逆，犯上篡位，是十六弟（成都王排行十六）你招集义军，拨乱反正；齐王恃功骄傲肆行非法，没有忠臣之行，并且听信谗言，伤害至亲骨肉，陛下因此不满，令我将其正法。“你我兄弟十多人同产皇室，被分封于外都，却未能阐扬王教，替陛下经国远略，已然心中有惭，不料你却还与太尉（指河间王）带兵百万，包围宫城。这太不像话了，洛阳群臣都感到很愤怒，陛下也授命我宣示国威，对你薄施惩戒。“我并未将你当敌人，非要除之而后快。前日交战你丧失惨重，死者累积成山、填满深谷，并非陛下与我不顾骨肉亲情，下手毒辣，而是你的行为实在国法不容，因此你派来的将领陆机都不愿意为你所用，临阵倒戈所致。“谋逆作乱不是儿戏，会令人身不由己，你明明只想向前跨一尺，结果却会不由自主的奔跑一丈。章度吾弟（司马颖字章度），趁你陷入还不深，班师回邺城去吧，不要再陷先帝的江山于兵火，不要再令我司马家先人蒙羞，不要再遗祸我司马家子孙。我顾念骨肉分裂之痛，所以写这封信给你，请三思。”成都王的回信则老调重弹，要求长沙王杀皇甫商、让政归藩，以作为退兵的条件。这当然只是托词，说明成都王志在必得，他根本没有讲和的意图。成都王回信如下：“我司马家在文帝、景帝时期，天命所归已经昭示，后来武皇帝受禅建国，功业比肩尧、舜，当时天下富庶安康，国力强盛。武皇帝广封藩王，期望各藩王做为朝廷屏障，拥护晋室百世不息。谁曾想，日后骨肉至亲纷纷为祸朝廷，先有外戚专权，杨氏、贾氏流毒天下，后有齐王、赵王夺权篡位。“如今这些叛逆都已服诛，但是天下未安，我心忧王室，每念至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这两人都是赵王一党的余孽，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在洛阳兴风作浪，令人愤慨。所以征西大将军（指河间王）羽檄一出，四海云应。本以为六哥（长沙王排行第六）与我同心，擒拿皇甫商等使其认罪伏法。不料六哥竟然自为戎首，上矫君诏下离爱弟，妄动兵马任用豺狼。六哥行恶求福，南辕北辙，如何可能实现？“前日我虽有河桥之败，但在温县打了个胜仗（注：此役不可考，估计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一彼一此，不胜不败。我麾下武士百万，良将锐猛，这些精兵良将足以攻克洛阳，也足以与六哥协手整顿海内。六哥如能听从太尉（指河间王），斩杀皇甫商，缴械退让，我马上班师回邺。“来信已收到，览信感慨不已。士度吾兄（长沙王字士度），请正视你的处境，深思进退。”长沙王的信中提到了陆机的惨败，成都王则在回信中有意强调自己未落下风，只能算是平局。成都王只是嘴上逞强而已，直到长沙王死亡，他都没有能够再次发动进攻。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西线。张方自从损失了五千士卒，就打消了速战速决的念头，他撤出洛阳，驻扎在城西的十三里桥西。十三里桥在水之上，毗邻洛水、谷水，向北走数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涧，向西南走数里就是千金堨。此处是洛阳城西的粮仓，张方占据此处，就截获了长沙王一半军粮；更要命的是，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全城饮用水由谷水注入千金堨，再由千金堨流入城内，最后排放到洛水，张方掘开千金堨，断了洛城水源。洛阳一下子陷入困顿，粮食告急，城内城外的水碓也全部干涸掉。水碓是古代用水利舂米的工具，水碓一干只能手动舂米，这需要大量人工，长沙王于是征发洛阳权贵家的奴婢舂米做军粮。长沙王又大量征兵，一品官员以下家庭、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应征，同时又有大量奴隶被赦免，招入军队，这些战斗力可疑的军队被称为“四部司马”。在这种困境下，长沙王当然盼望速战速决。张方偏偏不来攻城，他知道此时长沙王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锐不可当，但是长沙王坐守孤城，力量消耗一分就少一分。张方的战略就是拖，耗你个灯枯油尽满城饿殍，到那时洛阳城就不攻自破了。张方既然不来，长沙王只好主动出城进攻，结果张方在十三里桥与洛阳之间一口气修筑了十几道壁垒。十一月辛巳，长沙王杀出城来，张方退守壁垒，长沙王攻坚不利，退回城内。张方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长沙王日渐被逼到悬崖边缘，成都王估计也是知道长沙王的真实处境，所以才有恃无恐，坚决不讲和的。此时洛阳城内的士气依然很高涨，《晋书》上说“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已是强弩之末。那个日后中流击楫名留千古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在长沙王幕府担任骠骑主簿，他对长沙王说：“雍州刺史刘沈忠义果毅，治下雍州的兵力足以克制河间王，不如下一道诏书给刘沈令他发兵。河间王必定召还张方，这是围魏救赵的良策。”长沙王觉得这是条好计，在给刘沈下诏书的同时，长沙王还秘密派出皇甫商，携带另一份诏书去秦州找皇甫重。诏书的内容是让皇甫重、游楷等人罢手言和，然后联合出兵，与刘沈东西相应夹攻河间王。皇甫商秘遁出城，向西日夜兼程。可惜天要亡长沙王，皇甫商混进关内，潜行穿越长安，刚想松口气，就遇上了他的外甥（注：即同族姊妹的儿子）。皇甫商平素为人肯定不好，据说这个外甥一向就很憎恶他，于是这个外甥向河间王告发，皇甫商被擒获，河间王将他拖到长安菜市斩首，算是替李含报仇。皇甫商的离城、被擒、被杀，已是太安二年的年底。一转眼又是新年到，洛阳的新年又一次笼罩在恐怖与鲜血之中。太安三年正月初八，丙午日，尚书令乐广在忧愤交加中病死，乐广的女儿嫁给了成都王，长沙王因此怀疑他里通外敌。乐广说：“岂以五男易一女？”意思是说我的全家老小，包括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内，通敌是夷三族的罪名，我岂会因为一个女儿而赔上五个儿子的性命？不过这个说辞并没有打消长沙王的疑虑，乐广惊虑之中竟然生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按杜延业《晋春秋》的说法，乐广是自杀的）。但凡内战，都会有这种骨肉分离的悲剧。这时洛阳城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城里的粮食消耗殆尽，米价飞涨至一石万钱的天价，普通百姓吃不上饭，街道出现饿殍。饥饿也许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它就像一只无形的硕大毒虫附在人体上贪婪吸食精气，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更是精神上的侵蚀摧残，任你是视断头如断发的英雄好汉，还是视贞节如性命的烈妇贞女，都很难熬住那如附骨之蛆一样切切碎碎的痛苦。洛阳城内外绝隔，既已断粮，又无破敌出城的希望，还没有友军支援，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是绝境。长沙王犹在做困兽之斗，但是自己是否值得跟着陪葬呢？一些禁军将领意志崩溃了，他们决定背弃长沙王，就像他们以前背弃历届执政者一样。这些怀异心的将领主要是殿中禁军及三部司马，他们与左卫将军朱默密谋发动一场小规模政变，废黜长沙王与张方媾和。但是媾和也是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的，朱默等人地位低下，无法与河间王平等对话。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媾和无异于开门揖盗，张方可以肆无忌惮地赶尽杀绝，完全占领洛阳。所以仅凭禁军将领不足以成事，还缺少一位地位卓著的领袖，于是他们找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东海王官任司空，兼领中书监，当时洛阳城内除了惠帝与长沙王，就属他权势最重。恰好他也担心张方破城之时玉石俱焚，自己受到连累，当即与朱默等人一拍即合。当时长沙王还在焦急等待关中方面的消息，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手下的背叛，他永远等不到刘沈起兵的好消息了。太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癸亥日），殿中禁军劫持长沙王，软禁在宫中；东海王随即逼迫惠帝下诏免除长沙王的一切职务，囚禁于金墉城。长沙王在囚所徒劳地上书：“陛下笃睦于亲，委任臣处理朝政。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听信谬言，率众责难于臣，各朝臣出于私心，将臣收捕关押。臣不惜一死，只是担心大晋衰微，陛下至亲死亡殆尽，陛下将会陷入孤危。如果臣的死可以使国家从此安宁，使司马家从此不再有纷争，那么臣将欣然就死，但是事实显而易见，臣的死只能令乱臣贼子感到快意，对陛下毫无益处。”废黜长沙王只是部分禁军的意愿，另一部分禁军有的依然还在犹豫，有的则对长沙王誓死跟随。政变消息一传出，洛阳城内部先已起了混乱，东海王派使者出城媾和，使者回城后宣扬说，张方的关中军也是灰头土脸士气不振，离崩溃不远。于是殿中禁军后悔不已，有一些死忠分子就策划要劫狱，救出长沙王跟张方死拼到底。风声漏到东海王耳朵里，东海王大为惊恐，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长沙王如果得救，那他就必死无疑。东海王打算处死长沙王，来个釜底抽薪，断了众人的念头，这作法很危险，万一众人在激愤之下不管不顾的据城反抗，那后果是灾难性的。黄门侍郎潘滔连忙制止，他说：“千万不可，杀长沙王者，自有其人。”潘滔示意东海王借刀杀人，让张方动手铲除长沙王。东海王于是密请张方派兵入城，同时秘密告之长沙王的所在。正月丙寅，也就是长沙王被废的两天后，张方派亲信郅辅到金墉城，将长沙王转移到关中军军营中。张方是贫贱出身的武夫，性格残暴，与董卓是同一类人，此前长沙王让他损兵折将，张方恨长沙王入骨，而且当时河间王、成都王还有东海王，都盼着长沙王死掉没有后患，张方因此更加肆无忌惮。长沙王被转移到军营的当天夜里，张方将他绑在木架上，用文火慢慢烤死。长沙王临死前的惨叫传出数里远，让人愀然心悸，洛阳三军上下没有不哭的。长沙王死时年仅二十八岁，他死于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二十七日，正是草木发芽破土的时节，这个死期正好符合流传于洛阳的一个民谣：“草木萌芽杀长沙。”长沙王是第五个殒命的王爷，“八王之乱”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第九章　成都王一、二入洛阳太安三年（公元304年）正月，成都王的军队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洛阳城，此情此景初次上演是在赵王垮台的时候，那已是三年前的往事了。这三年世事白云苍狗，昔日与成都王并肩作战的齐王、新野王孤坟野外，已化为一杯黄土；另一个兄长兼战友长沙王，如今作为失败者陈尸城东，无人敢为其殡殓，最后有个不怕死的故掾名叫刘佑的豁出性命，单独推着丧车，步行替长沙王送葬。刘佑边走边哭，悲痛欲绝，哀感路人。败寇成王。在此刻，亲兄长的鲜血与刘佑的眼泪都无法在成都王的心中形成阴霾，三年前那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成都王已经死去，重新跨入洛阳的成都王是一个野心膨胀的征服者，矛头直指他另一兄长，司马衷的皇帝宝座，他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那雄伟辉煌的皇宫大殿，迈向那梦寐以求的御座。这是成都王的巅峰时期，一切似乎来得太早太顺利。这一年成都王二十六岁，这位皇子生命中的前二十一年在洛阳皇宫中优游度日，历练世事是从出镇邺城之后开始的，这短短五年也大致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他遇到过的最大挫折也许就是不久前的河桥惨败，但是这惨败马上就得到弥补，最终耀武扬威的胜利者还是成都王。坊间俗语所谓人生三大悲，头一件就是少年得志。成都王春风得意马蹄疾，浑然不觉一路走来，脚下铺着累累白骨。那些白骨都不是陌生人，他们是兄长秦王司马柬，死时三十岁，楚王司马玮，死时二十一岁，淮南王司马允，死时二十八岁，长沙王司马乂，死时二十八岁；这里面还可以加上侄子愍怀太子司马遹，他与成都王同年，不过他已没有机会活到二十六岁了，司马遹入土三年，如今坟头木拱。除了傻皇帝司马衷，武帝的嫡系子孙大多在鼎盛年华死于非命，已经所剩无几。作为幸存者，成都王显然没空去进行反思，也没有感到警醒，履尊称帝的欲望就是一枚致命的树叶，遮住了他的眼睛。成都王正逐渐接近顶峰，但他并不知道顶峰处就是一个断崖，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成都王正在重蹈诸位兄长的覆辙，他肯定没有料到自己的生命竟会与长沙王同样短暂，止步于二十八个春秋。因为踌躇满志，成都王没有察觉洛阳人的态度也与三年前迥异。三年前，义军进城惠帝反正，洛阳百姓山呼万岁、响彻云霄，这种热烈感人的场景在三年后被凝重屏息的静默所替代，静默的背后是洛阳百姓深沉刻骨的仇恨。播下这仇恨的倒不是成都王，而是张方，但是既然是盟友，成都王就少不得要替人受过。张方此前与长沙王苦战，相持日久损失惨重，军粮也已告罄。张方为人暴戾，在用惨无人性的方式杀死长沙王之后，继续迁怒于洛阳百姓，他放纵士兵在洛阳杀人抢劫，掠夺财物。幸亏河间王及时传令张方班师，否则洛阳百姓的祸难会更加深重。张方临走，还从洛阳宫中、诸公卿府中卷走奴隶、婢女一万余人，这一万余人只有部分活着抵达关中，因为关中军缺粮，于是半路上宰杀活人，掺杂在马肉、牛肉之中作为食物。此时正值“五胡乱华”的起始阶段。“五胡乱华”对于汉人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后世都记得当时有一个野蛮凶残的少数民族叫羯族，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羯族皇帝叫石虎，有一个残暴的羯族太子叫石邃，以杀人吃人为乐。但是细读史书令人惊竦，原来晋末首开屠刀，劫掠并杀戮同胞然后做成菜肴的，竟然是汉人军队，而且还是朝廷的正规军（《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了劫掠、吃人；《晋书·惠帝纪》记载了劫掠、人相食；《晋书·张方传》记载了劫掠，没有提到吃人；综上可知关中军劫掠百姓、宰吃活人是个铁案）。张方匆忙撤军是个意外，按原计划不该是张方进关，而是河间王出关，与成都王会师洛阳，共襄废立大举。但是长沙王临死前的一个挣扎，不仅将计划搅乱，河间王甚至还险些遭遇不测。这个挣扎的举动就是去年年底惠帝下给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的诏书，命令二人起兵攻击河间王。当时皇甫重正陷于重围，自身难保，刘沈则奉诏迅速传檄境内，试图集合雍州州兵以及七郡（七郡：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兵，不过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七郡之中，东北部的冯翊郡太守旗帜鲜明的站在河间王一边，其余诸郡也大多狐疑旁观，立场坚定出兵跟随刘沈的只有西北隅的安定、新平两郡，好在刘沈又集合了部分关中豪强的部曲，使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刘沈以安定太守卫博、新平太守张光、安定功曹皇甫澹为先锋，从背后杀向长安。当时河间王并不在长安，他带领着关中军后继部队，驻扎在离潼关不远的郑县，正准备出关。听说后院起火，河间王连忙回师布防，他进驻长安东北处的渭城，派遣虞夔率领步兵、骑兵合计万余人，迎击刘沈军。虞夔与卫博等人在扶风国的好畴县发生遭遇战，虞夔大败而归。河间王惊恐之下放弃谓城，退守长安，同时召唤张方赶快回来救主。刘沈占领渭城，又顺利渡过渭水，在渭水边构筑营垒，河间王数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刘沈分兵五千给皇甫澹、卫博，命令二人进攻长安。仅凭五千士兵就去攻打名都长安是十分冒险的，不过那时刘沈军连胜之余，气势如虹，竟然轻易攻破城门，一直杀到河间王府邸前。长安城内的守军在数量上并不落下风，被逼至死角后激起斗志，拼命反抗。双方激战于河间王府门外，僵持不下。按计划这时刘沈应该领着后继部队前来助阵，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沿途受到阻击，后援竟然没有及时赶到，河间王军看到对方是在孤军奋战，士气大增。而就在此时，河间王的援军先到了，冯翊太守张辅领着一支生力军从侧面袭来，皇甫澹与卫博的军队被击溃，五千人星散城内被杀戮殆尽。卫博父子死于战场，皇甫澹被擒获，河间王试图将其收降，但皇甫澹是皇甫重的族人，当然不肯为河间王所用，最后也被杀死。经此一役，刘沈大势已去，他退出长安，驻扎在此前渭水边上的营垒中。此时张方率领关中军主力已逼近长安，张方派遣敦伟为前锋，深夜突袭刘沈营垒。刘沈军已成惊弓之鸟，当即崩溃星散，刘沈领着麾下亲信百余人向西南方向逃窜，估计是想逃入汉中。去汉中必经陈仓，陈仓县令在境内严加防范，最终将刘沈擒获，送到长安邀功。刘沈自知必死，十分坦然，他对河间王说：“夫知己之顾轻，在三之节重，不可违君父之诏，量强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荠。”言下之意说我是奉诏来杀你，如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河间王自忖对刘沈不薄，刘沈却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十分恼火。河间王的暴戾不亚于张方，他下令先将刘沈鞭打个半死，然后拖到长安菜市示众腰斩（河间王似乎对腰斩情有独钟，当年夏侯奭也是腰斩）。新平太守张光也被河间王俘获，不过他的命运要好得多。张光是关中宿将，早在元康年间就先后在梁王、赵王的麾下用事，梁、赵二王屡战屡败，张光却是屡立战功，曾以百余人扼守孤营百余日，堪比东汉初年的名将耿恭。河间王自然听说过张光的威名，想收为己用，于是赦其不死，并且设宴款待，任命张光为右卫司马。张光败得不服气，他对河间王说：“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对于功臣张辅，河间王论功行赏，现任秦州刺史皇甫重死后，他表请张辅为秦州刺史；此役金城太守游楷切断皇甫重与刘沈的联系，也有功劳，河间王表请其为梁州刺史。河间王没有想到，他的回报反而断送了张辅的性命。当时蜀中绝大部分的领土已经落入流民军之手，梁州刺史的直接管辖区域仅剩下汉中郡，而且还暴露在流民军的攻势之下，因此游楷对梁州并不热衷，甚至都没有去汉中赴任。他试图割据陇上，于是与陇西太守韩稚联合起来驱逐张辅，将张辅斩杀于秦州遮多谷口。这是后话，略表不提。回到洛阳。刘沈、河间王交战示意图河间王在关中出不来，成都王就成为洛阳的唯一掌权者。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消除长沙王执政的痕迹。太安三年正月，惠帝下诏改元为永安元年，大赦天下。这个年号又是一个谎言，此前惠帝已经用过“永平”“永康”“永宁”等诸多“永”字开头祷祝和平安宁的年号，结果统统全是战火纷飞的血腥岁月。不久，惠帝再次下诏，任命成都王为丞相，封邑增加二十郡；又任命东海王为尚书令，东海王害死了长沙王，心里有愧，同时又觉得洛阳实在凶险不宜久留，正在向惠帝称病打算逊位，回东海国避祸，结果被驳回，被迫继续掌权。此时的东海王，野心还没有彰显，对于权力的欲望也不显著，他是被动推上风尖浪口，然后因缘际会获得了此前诸王汲汲以求而未得的权力。永安元年正月的东海王，作梦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将来会如此大喜大悲，他当时应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迷茫与惶恐中度日，不知道哪天就会有横祸飞来，使自己死于非命；他更不可能预料到，半年之后就有一场大风波将他卷走，从而彻底改变他的命运。成都王加官进爵之后就决定返回邺城，临行前，他又做了一件令洛阳公卿咬牙切齿的事情。此前成都王在禁军手中吃了大亏，因此他打算消除威胁，成都王命令心腹石超率领五万人分别把守洛阳十二道城门，瓮中捉鳖秋后算账，成都王的士兵全城搜捕当初与之作对的禁军将领，逮到之后格杀勿论。随后，成都王又将自己的将领安插入禁军，任命石超为中护军，留在洛阳震慑大局。当初是满城拥护长沙王，成都王采取血腥手段搞清算，自然令全城上下陷入恐怖，洛阳公卿纷纷去邺城向成都王谢罪，请求宽恕，侍中嵇绍等人因与长沙王走得太近，都被废黜免为庶人。搞清算的同时，成都王与河间王一唱一和，有条不紊实施着改朝换代的计划。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书废黜赵王所拥立的皇后羊氏，将其免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同时废黜齐王所册立的皇太子司马覃，司马覃继承父亲司马遐的爵位，重新成为清河王。三月戊申，即司马覃被废二十三天之后，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于是惠帝下诏，称“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立成都王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一如当年魏武帝故事。又过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诏任命河间王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间王原先的太尉一职由刘寔充任。刘寔早在司马昭当政时期就已经辅佐晋氏，是硕果仅存的元老，当时已经八十六岁，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的时候，刘寔家遭受乱军洗劫，老头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祸养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这个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标榜一下自己尊贤养老，刘寔当然经不起这一番折腾，当即上书推辞不就。刘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岁高龄逝世，比成都王、河间王、晋惠帝死得还晚。二、御驾亲征成都王想当皇帝，这已经路人皆知了。储位既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让贤，禅让给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驾崩，皇太弟顺理成章登基继位。惠帝暴毙这种情况显得残酷，不过它的可能性比“禅让”来得高。比起“弑君篡位”，“禅让”的难度其实更大，对继位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它会留下一个致命的后患：禅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帜，给所有异己分子提供动乱反复的机会。所以只有在根基稳固万无一失的前提之下，继位者才会摆出高姿态，用“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成都王显然没有强大到可以实现“禅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采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晋末的乱世中没有一方诸侯能做到唯我独尊，这个背景决定了晋惠帝的结局不会太妙。两年后，独掌大权的东海王想让当时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马炽提前登基，他也没有采取和平的“禅位”方式，晋惠帝在一夜之间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如果要成都王弑君，大概另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杀兄。不过长沙王一死，杀戒已开，为了帝业巩固，成都王可不惮于再死一个兄长。平心而论，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坏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这十四年是一场大灾难，过多的血泪冲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圣耀眼的光芒，肯定有无数人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朝廷的无力、皇帝的无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晋王朝是没有未来的。这时有人提出，换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能力有声望的皇太弟来接替这个无能的痴皇帝，领导万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只是成都王的时机并不好。三年前他的声誉如日中天，如果当时被立为皇嗣然后做皇帝，无疑是天下归心，可惜那时成都王并没有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声誉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誉毁参半。不过民意是外强中干的东西，中国历来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能表达美好的愿望，历朝历代的实际情况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民意。只要成都王与河间王联盟牢固，凭着关中、邺城两大军事重镇联手形成强大威慑，成都王的帝王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毕竟不是赵王，赵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抢族孙的皇位，篡位痕迹过于明显，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当时惠帝的子孙死亡殆尽，幸存于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长（吴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确实享有皇位继承权。当初齐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挠成都王变为储君。因为具有无可非议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的消息传出，诸强藩如豫州的范阳王、荆州的刘弘、扬州的刘准、徐州的东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东嬴公，内心其实并不认同，但他们都保持缄默。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荡，履尊称帝只是时间问题，谁曾想平地起惊雷，竟然从洛阳传来反对的声音。洛阳发生异动，完全是因为成都王的疏忽。按常规作法，执政者应该坐镇京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将洛阳交给心腹石超，自己回邺城去了。成都王此举的原因，一来据说是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愿意离开，而成都王是个孝子；二来也许是吸取齐王的教训，不愿意放弃邺城这个大本营，这一策略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强大的政治权力确实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当年齐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后才变得不堪一击的。如此想来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远离洛阳的后果就是失去洛阳，这个代价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受命留守洛阳的石超，祖父就是开国元勋、晋朝的第一任大司马石苞，叔父就是当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时人杰，偏偏父亲石乔是个凡鸟，曾经闯下大祸差点令石家血溅满门。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当时石苞以大司马身份出镇淮南，与孙吴对峙。石苞听闻吴军将要进犯，于是在淮南修筑堡垒巩固防御工事，当时监军淮南的王琛与石苞不和，向晋武帝告密诬陷石苞将要以淮南之地投敌，晋武帝吃惊之余，将信将疑，于是派人去召唤当时在洛阳担任尚书郎的石乔。按晋朝的惯例，出镇一方军事的统帅，必须留有家人在洛阳充当人质，石乔名义上是尚书郎，实际上是石苞留在洛阳显示其忠诚的人质。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去出游，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轻人不知轻重，反正晋武帝在皇宫里等了整整一天，石乔始终没有露面。晋武帝认为石乔这是畏罪遁逃，石苞谋反确有其事，赶紧派出义阳王司马望、琅邪王司马伷两路夹击，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缘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马骏都替他担保求情，一场误会才没有酿成血战，不过石苞也因此被免职，召回洛阳。武帝与石苞见了面，擦擦额头的冷汗，说：“卿子几破卿门。”石乔从此被废黜在家，一辈子不得志，最后与弟弟石崇一起被赵王杀死。石超是以战将的身份留名晋史的，对于政治，他似乎与父亲石乔一样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阳可谓所托非人。历代京城都荟萃人物精华，洛阳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辈，他们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筹划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样，丝毫没有发现平静外表之下的汹涌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