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6

显然不是。在他出镇许昌的时候，哥哥司马蕤与弟弟司马寔都在洛阳。按照晋朝的惯例，出镇地方军事的官员都要派遣至亲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司马蕤、司马寔其实就相当于司马冏的人质，司马冏在许昌起兵的时候可没有把兄弟俩的死活放在心上，若不是机缘巧合，兄弟俩肯定已经横尸于洛阳东市。赵王死后，司马蕤、司马寔两人恢复了自由，齐王进京的时候，司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齐王既然已经得志，就无需再掩饰对兄长的厌恶，当时赶去拜谒齐王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齐王很解气地把哥哥晾在门外，说现在没空接见，等着吧！粗人司马蕤吃了闭门羹，气愤难平，说：“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那意思是说，我差点被你连累死，现在却给我摆谱，一点兄弟情谊也没有！后来司马蕤、司马冏兄弟相残，司马蕤死于非命，重演了他父亲与武帝之间煮豆燃萁的悲剧，这是后话，容后再禀。二、三个军政府齐王入洛阳的时候威风无比。身后是浩浩荡荡数十万大军，进军的鼓声震天彻地，旌旗如林绵延几十里；身前有新野公司马歆亲自执戈开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所受的礼遇与县王相同，爵位仅仅比齐王低一个等级，他降尊给齐王开道，实际是在给齐王造势，做秀给成都王等人看。《诗经》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新野公通过这一举动暗示成都王等人：齐王是我们大家的领袖。成都王、河间王全都亲自出马，去迎接齐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劳齐王。为了炫耀军威，齐王直接将军队开进了洛阳（这应该是很无礼的行为，不过当时成都王、河间王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据说把全洛阳的百姓都惊动了，史书上说“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齐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想压成都王一头，争夺执政的位置。面对齐王咄咄逼人的态势，成都王与河间王不可能无动于衷。天下大权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们底气很足，所以不可能轻易言弃。当时的洛阳劫后余生，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爷正纵横捭阖，往来于公卿之间，密谋于暗室之内，他们以一次次筵席盛会为战场，在觥筹交错之中施展口蜜腹剑，他们还在朝堂上，以谦和的姿态用华丽的外交辞令，争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场博弈在十四天后有了结果。永宁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诏对各位勤王的王爷进行褒奖，任命如下：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辅佐皇帝处理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广陵公司马漼进爵为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新野公司马歆进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五天之后，惠帝又封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不过当时的梁王已是强弩之末（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强弩，只是张劣弓），无力再参与朝政，十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根据这道诏书可见，这场博弈的结果是齐王大胜，他如愿以偿地成为新执政，主导朝政“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成都王的收获则次于齐王，他得到了兵权，“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是这个兵权徒有虚名，因为从法理上讲，有权动用天下兵马的只有皇帝一人，成都王这个大都督只是一个执行者，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嵇绍这人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却是晋朝的头号大忠臣，《晋书·忠义传》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嵇绍写信给齐王，说：“夏朝的大禹王、还有唐尧与虞舜这些古代贤王，生前都安居于茅苇搭建的陋室里，他们也因此显示出贤德，留下了美名。华屋美宅，无益于拯救国家危亡，殿下大兴土木为三王扩建宅第，甚至不惜为此毁坏太乐寺等建筑，这岂是如今当务之急？如今大乱甫定，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朝廷的惠政，请殿下居安思危，停止这些奢华的营建。”嵇绍的话绝对正确，可惜却在缘木求鱼，不过当时齐王新官上任，还摆着求贤若渴的样子，对于像嵇绍这样的名人贤达，齐王表现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绍去大司马府议事，齐王都会亲自出殿迎接。收到劝谏信之后，齐王谦顺的给嵇绍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说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类的话，然后就你说你的我建我的，两不相干。嵇绍还上书傻皇帝，提醒当权者要居安思危，说“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嵇绍倒是苦口婆心，只可惜清风过驴耳，司马家的那些王爷们根本没放心里去。三、成都王退出弈局三个军政府架空了傀儡皇帝与傀儡朝廷，瓜分了洛阳，也瓜分了天下。洛阳城内旌旗林立，到处都有惹事生非的武卒，横行街头滋事扰民。有见识之人都意识到，和平仅仅是暂时的，兵祸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三王不可能并存于洛阳。在岌岌可危的和平表相之下，确实有人蠢蠢欲动。惠帝反正之后，觉得有必要向先帝祖宗报一下平安，于是组织了一次拜谒皇陵的活动，所有面和心不和的王爷全都参加。刚刚由新野公荣升新野王的司马歆与齐王同车前往，而与成都王同车的，是他的哥哥常山王司马乂。谒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对齐王说：“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新野王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劝齐王夺走成都王的兵权，所谓“今宜留之与辅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阳，不让他回邺城。而邺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麾下的军队都来自兖、冀两州，失去对邺城的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兵权，失去兵权就意味着失去参与政治角逐的资本，沦为齐王的附庸。新野王袒露了齐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们当然希望齐王能够踢开成都王，独擅朝政，他们也好附骥尾，跟着鸡犬升天。但新野王这是在冒险，齐王要是听从了这个馊主意，结果只有逼着成都王开战，喋血京城。无独有偶，在离齐王等人不远的另一辆车上，常山王也在怂恿成都王对齐王下手。常山王说：“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常山王的身份与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为长辈，却对齐王保持着谦逊的姿态。常山王的口气则比新野王来得坚决，来得理直气壮，他直接抬出父亲的名号，要求成都王向齐王收回旁落的大权。当时，常山王司马乂二十五岁，成都王司马颖二十四岁。常山王的母亲是武帝的审美人，成都王的母亲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俩打小没什么交情，成年之后又分居两地，十多年才见一次面，更谈不上什么情谊。帝王之家包罗万有，唯独亲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长身份要求弟弟维护家族利益，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冠冕的言语掩盖不住勃勃私心。常山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位，与成都王相比，司马乂可谓命运多舛。当年成都王还在皇宫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皇子生涯，司马乂已经披上戎装，成为守护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随同母兄长司马玮参与了诛杀杨骏、讨伐汝南王的两次政变，原以为这是谋取大权的良机，没想到竟是一个陷阱。最终司马玮堂堂皇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掉首级，以耻辱的方式终结了生命。当时驺虞幡一出，司马乂就明白大势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着兄长被擒被杀，无计可施唯有恸哭。随后，司马乂也被追究罪责，他被免去一切官职，封地从十个郡骤减到几个县，地点也从长江中游的长沙迁到北方靠近鲜卑，境内有匈奴杂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阳，在内史程恢的监督之下软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洛阳中枢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没有人在意到那个囚居于千里之外郁愤满怀的落魄王爷。司马乂看到侄子司马遹、嫂子贾南风、兄长司马允先后人头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马伦自取灭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马颖风生水起。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颖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马乂反观自己，无权无势无兵，这十年来他错过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弥补回来。所以司马乂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勤王，紧跟成都王的脚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洛阳。惠帝封赏功臣，司马乂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司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只能得到这么多。但是这不能使他满足，因此他使劲去撺掇成都王向齐王夺权。所谓的“先帝之业”，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天下应当由我们兄弟掌握，而在当时，武帝二十多个儿子死得仅存下了五个：惠帝司马衷、常山王司马乂、成都王成马颖、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惠帝与吴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闭门读书，韬光养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从齐王怀里夺权。如今是齐王执政，成都王相辅；如果赶走了齐王，就成为成都王执政，常山王相辅。成都王据说“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话十分可疑，《晋书》下文里说成都王临死，问狱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书，何以有此一问？怀疑又是后人妄污），他的决策常常会受帐下谋士的左右，幸好，当时成都王最信任的谋士是范阳人卢志，他是一个公忠体国顾全大局的人。常山王在怂恿成都王的时候，或许是他天生嗓门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制造矛盾，这原本应该十分机密的交谈竟然让在场许多人都听到了。大乱之后人心所向当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战争的，所以“闻其言者莫不忧惧”。而卢志担心成都王犯糊涂，忙不迭赶来劝谏。卢志说：“当初齐王的军队号称百万，却与张泓僵持不能下，是殿下你径直渡过黄河，拨乱反正，这等大功勋无人能及。如今齐王邀殿下共辅朝政，这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听闻一山不容二虎，时间长了肯定会有争端。邺城传来消息，说程太妃偶染小病，不如趁机回邺城，推崇齐王。殿下有此等谦让的壮举，日后肯定能令四海归心，这是最好的计谋。”成都王想了一下，经常山王这么一闹，二王肯定无法共存了，要么刀兵相见要么退避三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要开打的话，齐王的军队比自己多，胜算不大，况且自己确实也没有很大的权力欲望。成都王于是决定回邺城。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断行事。谒陵归来，惠帝在宫中东堂大殿召见成都王，成都王对皇帝哥哥推辞功劳，谢绝一功封赏与官职，说拨乱反正“此大司马冏之勋，臣无豫焉”。然后极力赞誉齐王的功德。当时洛阳城内虽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成都王平时都居住在军营里。他的军队驻扎在太学院，成都王不愿再在洛阳逗留，觐见完毕径直出宫，到太庙向列祖列宗道声别，不回军营，从东阳门出洛阳城，直接上道奔赴邺城。途中，成都王给齐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马府，齐王大吃一惊，当时他其实也在天人交战，彷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在阴谋诡计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见真诚，都会惊愕得难以置信。齐王冷静下来，立即跨马出城去送别成都王。齐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东北的七里涧，齐王极力挽留，成都王则绝口不提时事，只陈说忧心母亲的健康，要回邺城供养高堂。两人依依不舍，最后洒泪而别。这一幕是“八王之乱”中唯一令人感到温馨的场景，即令作者这样内心阴暗的阴谋论者，也绝不怀疑此时成都王的谦让有假，不怀疑齐王的歉疚有诈。据说当时正好有百姓在场，这个场景使世人依稀产生了幻想，也许，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可是很快这个幻想就破灭了，人们将看到成都王的军队再次杀出邺城，攻向洛阳，齐王则身首异处，曝尸于城门之外。那个时候回首此时之情景，让人只能空叹世事之无常人心之难测。成都王虽走，但齐王感激于心。他派遣驸马王粹追到邺城，再次宣诏任命成都王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给成都王加九锡。成都王接受了官职任命，推辞加九锡，态度很坚决。但齐王态度更坚决，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锡，同时再次邀请成都王到洛阳，共同辅政。这次邀请就带有表演性质了，齐王应该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邺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果然，成都王还是不受九锡，并且再次推辞要留在邺城供养母亲，谢绝了皇帝的恩宠，也谢绝了齐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说辞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实情，程太妃爱恋邺城不愿意随儿子去洛阳，而成都王是个大孝子。齐王见成都王始终坚持，于是作罢。成都王舍弃了权势，却获得了清誉。史书上说“由是士民之誉皆归颖”，成都王趁热打铁，给自己麾下邀功请赏，追随他的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石超等人都被封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请朝廷开官仓，赈济因战火侵扰而陷入困顿的阳翟百姓；成都王还以成都国国王的名义，收敛在黄桥一役中阵亡的将士，刊石立碑，嘉奖死者功绩，同时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敌人，赵王那方的阵亡将士也被他一并掩埋。相比于齐王苦心积虑地谋夺执政地位，结果却是自己往火坑里跳。成都王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麾下的拥护，还收买了全天下的人心，显得明智、有效而又实惠。成都王一走，河间王孤掌难鸣，只好怀着对齐王的不满退回关中；常山王势单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机解除了，洛阳完全落入了齐王的手中，齐王抖擞精神，开始应付朝政。齐王首先做的也是笼络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齐王一直在洛阳，他冷眼旁观了“八王之乱”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当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为了顺应民心，也是为了取得常山王与成都王的好感，齐王给楚王与淮南王平反：楚王司马玮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楚王的儿子司马范被封为襄阳王，官任散骑常侍。司马范很有气节，十年之后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马范与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虏，王衍对石勒奴颜婢膝，甚至向石勒劝进称帝，其余人等也纷纷向石勒乞求饶命，唯有司马范神情俨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最后从容赴死。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四、国事艰难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齐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从来没有为吃饭的事情操心过，现在一下子必须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呢？齐王找到当时的度支尚书想办法。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物资的收支，他辖下专管仓库的尚书仓部有一个叫陈敏的仓部令史，提议说：“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这是一个好主意，朝廷马上任命陈敏为合肥度支，去恢复漕运，不久之后陈敏又改任广陵度支，将江南粮仓里积储了几十年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陈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运有专门护运的军队，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这部分军队被称为漕运兵。江南水道纵横交错，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让陈敏统领大量漕运兵，六年之后，陈敏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叛乱，试图割据江南。当然，他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东晋，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没戏了。对于粮食危机，成都王也是有责任的。由他带入洛阳的军队有二十万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时候，并没有把军队带走。当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赞誉的壮举，而好像是在仓皇地逃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都王确实是在逃跑。成都王的二十万军队有一大半是从各地投募来的，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强的部队（注：即是地方大户的私兵），这些杂牌军严格来讲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晋朝的地方军基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响应成都王的表面理由当然都是忠君爱国，内心的真实动机却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爱国之余，兼顾着政治投机，还有人纯粹就是墙倒众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殴赵王，趁机替自己争取一下功名利禄。由此可知，追随成都王进京的那些人不仅带着他们的武器，还带着他们的胃，赵王既倒，成都王就应该论功行赏，满足这些追随者的期望。这是一个庞大的善后工程，要满足如此数目众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须进行规模空前地大封赏。而这个行为将比当年杨骏、汝南王更加愚蠢。因为当年杨骏等人笼络的是洛阳的京官与禁军，这是一种恩赐，受赏的那部分人是权力中枢的一部分，可以对执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则不然，恩赐变成了一种负债，受赏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会因此而心怀感激。而且伸手讨赏的都是地方势力，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杰、乱世的枭雄，平时对执政者并无帮助，反而是执政者要打压、防备的对象，封赏他们是饮鸩止渴，暴露朝廷中枢的虚弱，还会滋长更多人期望国家多难，好浑水摸鱼的非分之想。更何况，这次要赏的人实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滥赏一次就会贬值一次，惠帝朝已经贬值过三次了，这次如果再贬值，那晋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所以，赏，政治不正确；不赏，形势容不得。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形成这个两难境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经改变。在进洛阳之前，他们是地方势力簇拥而起的造反派，实质上他们是矫诏起兵的叛臣（赵王篡位掩盖了这一点）；进洛阳之后，他们就成为当权派，屁股决定脑袋，当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嚣张，更不想助长地方势力的气焰。成都王的最后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为自己心腹如卢志赵骧石超等人讨赏，还为一些有利用价值的地方官员，如王彦李毅等人讨赏，别的杂牌军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如前文所述，齐王为了抢执政地位，招募来的军队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临的困难比成都王更加严重。成都王一走，作为执政者，傻乎乎的齐王必须将成都王撂下的担子给承担起来。什么叫作茧自缚？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那些地方军队因此就滞留洛阳，吃光粮食事小，影响人心事大。齐王最后的决定是不赏，不过齐王做得又不彻底，与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齐王只给自己的亲信加官进爵。齐王给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车骑将军，然后让何勖领中领军执掌禁军，齐王又封心腹葛为、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为公爵，号曰“五公”。于是怨声载道，世人纷纷指责齐王“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却把所有赞誉给了成都王，所谓民心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齐王正逐渐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号召力则与他的声誉一样与日俱增。齐王的“不赏”不仅限于非嫡系地方军，对于洛阳中枢的旧臣，齐王也摆出一副有恶必咎、公正严明的姿态。上文提及的东武公司马澹遭清洗仅是一例，文豪陆机也因此差点遭遇杀身之祸。陆机在赵王伪朝担任中书郎。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地方，惠帝禅让诏书也出自中书省，所以齐王将中书省的官员一网打尽，中书监傅祗，右丞周导、王尊，中书郎陆机、杜育一干人等，统统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陆机吃亏在于名气太大，齐王怀疑那份诏书就是他起草的，要杀他以谢天下，幸亏有吴王和成都王两位王爷替他求情（吴王是陆机的故主，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通过做吴王属官出仕的），另外齐王也查清了禅让诏书出自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之手（《晋书》如是说，但很可能是笔查不清的糊涂账，所以推诿给孙秀、司马威，反正两人已死，死无对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陆机才逃过一劫，改为减死徙边，没几天遇到大赦，免罪。百无一用是书生。陆机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齐王要杀他，陆机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摇摇笔杆子，写了一篇《豪士赋》骂齐王出气。这篇《豪士赋》及其序文流传至今，陆机在里面拐弯抹角地讥讽齐王欺世盗名，说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就像树叶本来就已经根基松动，恰巧吹过一阵风，落下树来，从表面上看树叶是风吹落的，实则“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凑巧而已。齐王就是那凑巧的风，“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却又没有自知之明，骄横妄为，不知谦损，终有一天要倒大霉。不如功成身退，远身避祸，方可保全。《豪士赋》及其序文在当时流传甚广，但是就齐王而言根本无关痛痒。齐王要防备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不会写锦绣文章，不懂诗书礼仪，他们甚至可以说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们耳聪目明，擅长于钻营投机。在我们这个流氓横行、充斥强盗逻辑的历史中，这些人才是风流人物。齐王的“不赏”也得罪了他们中的一部分，齐王马上就品尝到苦果。永宁元年八月，禁军左卫将军王舆与齐王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密谋发动政变，废黜齐王。这已经是王舆第三次在“八王之乱”中出场，回顾一下他历次出场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反复之人。王舆第一次出场是在淮南王事件里，当时淮南王试图控制皇帝，时任尚书左丞的王舆紧闭宫城掖门阻止淮南王入宫，结果淮南王战死街头，王舆被赵王任命为左卫将军，统领殿内左卫禁军；王舆的第二次出场是在成都王兵临城下，赵王末日将至的时候。王舆与广陵公司马漼倒倒戈一击，杀孙秀、擒赵王、迎成都王入城；按说王舆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齐王嫌忌他曾替赵王为虎作伥，于是不升不降，王舆依然只是左卫将军。王舆对此当然是很不满的，不久齐王又给淮南王平反，王舆在不满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当时东莱王司马蕤对弟弟也十分不满，两人就一拍即合。东莱王的不满来自贪心不足。此前他已经加官大将军，兼后军将军、侍中、特进，食邑也增加至二万户，不过东莱王不满足，他向齐王要求开府，被齐王拒绝。齐王说，武帝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还没有开府，你先等等再说。东莱王是个好酒的粗人，他简单的大脑肯定经不起王舆的挑拨，也肯定不能策划细致周到的政变，所以政变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东莱王按计划向惠帝上书检举齐王专权，但王舆还没来得及发动兵变，齐王就已得到风声，将王舆抓捕，夷三族。东莱王一下子慌了手脚，王舆被捕的当晚，他只想着逃跑，穿着便服与几个奴仆在洛阳城里四处躲藏，结果发现根本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府邸等候处分。东莱王被免为庶人，不久之后被封为上庸县王，然后又贬为微阳侯。这种贬封实际是变相流放，上庸内史陈钟想奉承齐王，就把东莱王给暗杀了。可惜齐王并不领情，惠帝下诏诛杀陈钟，恢复东莱王的封地，以东莱王的礼节下葬。东莱王事件进一步损害了齐王的声誉，也挫伤了齐王对亲情的信心。豫州是齐王的根据地，齐王在洛阳执政，北海王司马寔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豫州诸军事，代替齐王镇许昌。东莱王事件之后，齐王对这个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马寔于是被留在洛阳，担任侍中、上军将军。由时任尚书的范阳王司马虓接替司马寔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范阳王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的孙子，当时三十一岁，此前一直以风流名士的面目示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齐王派范阳王出镇许昌，也许就是看重他是一个不通世情的名士，便于控制。但是齐王低估了这位族叔，范阳王也是一个枭雄，他是“八王之乱”后期的风云人物，出镇许昌就是他参与政治角逐的起点。齐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执政一年，齐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对他的非议与日俱增。齐王背上一系列罪名：骄奢、僭礼、专权、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则是齐王自找的。齐王在执政期间完全把惠帝视为空气，有近一年的时间没去朝觐，诸大臣议事必须要到齐王府请示意见，并且见面时要向齐王行跪拜礼（这一点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谀奉承，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向齐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须先送齐王府，审阅通过之后才能递交惠帝。有一个叫桓豹的殿中御史挑战了齐王的权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齐王竟然派人将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史书上说“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以上种种表明，齐王也没有克服权力对于智力的侵蚀，他得意忘形了。五、三谏不从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冲的皇太孙司马尚夭折了。晋朝医疗水平低下，儿童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连皇室也不能幸免，当年文帝司马昭有七个儿子，夭折掉三个；武帝有二十多个儿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马尚身份特殊，他是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也是惠帝最后一个嫡系子孙，司马尚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纠缠惠帝朝十年之久，引发过多次政变的皇嗣问题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齐王何其不幸。当时武帝还剩五个儿子、若干孙儿，等他们死光了才可能轮到齐王，所以按血缘亲疏，齐王是肯定不可能成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从武帝的子孙中选出一个来，立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这本是齐王投桃报李的良机，他可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当时手握重兵、誉满天下，被立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齐王顺水推舟促成其美，那么齐王这个中央执政者与成都王这个地方上最强藩镇将结成牢固联盟，无人能够撼动。对于国家而言，对于齐王、成都王个人而言，都应该是件好事。但是齐王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权力，惠帝只是一个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朝政重要参与者，甚至成为执政者。齐王独断专行惯了，让他分权无异于虎口夺食。同样的道理，齐王也不可能选择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长沙王、吴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齐王于是从武帝的孙儿中挑选皇嗣，最后他选中了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亲司马遐已经在两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马覃对齐王不构成任何威胁。齐王拿定主意之后才到邺城咨询成都王的意见，这种事成都王无法毛遂自荐，即使并不情愿，也只有吃哑巴亏，表示赞成。于是永宁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诏册立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时又给齐王升官为太师，东海王升官为司空。齐王此举算是把成都王彻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里，齐王这是在以怨报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最终却一无所得。这种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转变对权力态度的重要原因。而齐王得罪的不仅仅是成都王，还有长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论长幼，长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长，排行更靠前；不过以长沙王的智慧，当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皇太弟的，他恨齐王另有理由。司马覃并不是武帝的长孙，在司马覃之前的还有楚王的儿子司马范。齐王认为司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长孙，所以他舍弃了司马范，但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马范不好控制。长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马范如果被立为皇太子，他必定亲近长沙王而疏远齐王。齐王确实心机深沉，可惜这心机加速了他的死亡。当时有许多人已经预料到齐王难有善终。担任齐王主簿的顾荣与东曹掾的张翰就很担心自己会给齐王陪葬，两人于是终日酣饮，不务政事。顾、张都是旅宦洛阳的江南吴人，结果仕途险象环生。张翰因此感到厌倦，他原是豁达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称为“江东步兵”（注：阮籍曾担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称之为“阮步兵”）。不久秋风萧瑟洛阳渐寒，张翰想起南方温暖的家乡，想起江南的菰菜、莼羹、鲈鱼脍等美味，张翰于是长叹说：“人生贵在惬意自得，何必要为功名爵位这些身外之物羁宦数千里呢！”张翰决定抛弃官职返回江南，临行前邀顾荣同行，顾荣苦笑不已，张翰明白他的意思，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像你这样享誉四海的名士，会被盛名所累，难以脱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闲云野鹤，没有声望，所以来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谨言慎行，以防卷入灾祸，要给自己留有后路。”言罢，两人挥泪作别。顾荣此后整天沉醉，他的内心苦闷不已，写信给朋友说：“我作为齐王主簿，常常担心会有无妄之灾，每每见到刀与绳，就有自杀的冲动，这种惶恐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后来齐王看顾荣实在是不称职，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誉天下，不好责罚，于是将他转调闲职做中书侍郎。这正中顾荣下怀，顾荣做中书侍郎之后就不再滥饮，于是就有人很奇怪，问他：“为何前醉而后醒呀？”顾荣担心消息走漏得罪齐王，只好继续假装酒鬼。对比于顾荣的明哲保身，另一名来自江南的齐王僚属则要尽职得多，这个人是就任于大司马贼曹属（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的孙惠，来自吴国富阳。孙惠替齐王分析形势，他说，自从惠帝即位，十一年来“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对此人人都是有责任的，而执政者必须做出表率，长沙王、成都王都是“鲁、卫之密，国之亲亲”（注：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当年周武王分封诸侯，鲁国国君姬旦、卫国国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俩“计功受赏，尚不自先”，齐王却独揽朝政，这种行为就是“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不仅有损声威，而且还会引来灾祸。所以，孙惠劝齐王将政权移交给长沙王与成都王，解职归藩，这样才可以避开祸难，并且能够获得清誉。孙惠是在白费口舌，史书上说“冏不纳，亦不加罪”，冷处理了。三谏不从为逐客，孙惠于是辞官避祸，逃回家乡江南富阳去了。孙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引起齐王的警觉，据说当时齐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断，莺歌燕舞，心情十分闲适。于是有侍中嵇绍屡次劝诫齐王居安思危，无奈齐王总是阳奉阴违。齐王经常在宴会间处理朝政，曾经有一次嵇绍找齐王议事，结果正遇齐王与他的宠臣董艾、葛等人摆宴作乐。看到这情景，嵇绍当然是十分不满，偏偏董艾不识趣，他对齐王说：“嵇侍中善于丝竹，大王命令他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绝，当年嵇康在刑场顾日影而弹《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作为嵇康之子，嵇绍的琴艺也是独步海内。于是左右拿来琴，齐王请嵇绍施技一饱耳福。嵇绍原是豁达好相处之人，《晋书》上说他“诞于行己，不饰小节”，偏偏这时他端起架子拒绝齐王的请求。齐王不高兴了，对嵇绍说：“今天把酒言欢，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扫大家兴呢？”嵇绍本意是就想教训一下这年轻王爷，他接着齐王话柄说：“殿下匡复社稷，就应当率先遵从朝廷法度，为世人树立楷模。嵇绍忝任侍中，此时头戴貂禅武冠（按《晋书·舆服志》，侍中头戴‘武冠’，以黄金为冠竿，附蝉为饰，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于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与殿下商议政事，岂能操执丝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来，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会推辞，但是此刻，恕难从命。”《晋书》上说齐王闻言“大惭”，但齐王的惭愧并没能够持续多久，也没有转化为行动。舆论对齐王越来越不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齐王身处险境。有个叫郑方的百姓，专程从家乡步行赶到洛阳，给齐王进谏。郑方替齐王总结了五大过失：一是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二是没有弥补宗室之间的仇隙，反加剧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乱，北方边境不宁，齐王没有及时处理；四是赵王篡位之时，齐王招集天下共讨逆臣，战乱导致民不聊生，齐王却没有赈济灾民；五是齐王当初与追随者歃血而盟，本该赏不逾时，如今却食言，迟迟不兑现。郑方的五条总结都切中齐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条是齐王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余四条实际都超出了齐王的能力范围。郑方只是远离洛阳的一介草民，连他都能看穿的时局之弊，洛阳的那些公卿没有理由不清楚，他们只是袖手旁观而已。齐王对郑方的直言表示感谢，他说：“倘若没有你的直言，我无处听闻自己的过失。”越来越多的谏言使齐王对前途感到迷茫。《晋书·良吏传》里记载了齐王曾经就何去何从的问题询问过曹摅，曹摅是当时有名的长者，当时担任齐王的记室督。齐王问：“当初天子被贼臣所逼迫挟持，天下没人奋起，是我率领义军兴复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辅政，试图匡振这艰难的时局，却有人劝我弃政归藩。你看我该怎么办？”曹摅先是恭维一番齐王的功勋，说什么“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后他来一转折，说“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转了一圈之后，曹摅劝齐王放弃权势，解职归藩。他说“请大王居于高处的时候警惕从高处摔落的危险，在盈满的时候要考虑到盈满则亏的道理。请大王大公无私摈弃权欲，替朝廷精选百官，举贤进善，使每个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后秣马脂车，解职归藩。这样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庆，我等也会替大王感到庆幸啊。”曹摅的话说得十分明白，但是齐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权势，况且，即使放弃一切退还齐国也不一定就能免祸，齐王最终没有采纳。除了继续独裁与弃位归藩，齐王似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齐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议说，如果舍不得放权，那就适当分权。王豹写密信给齐王，说自从元康年间以来，处于宰辅位置的人无一善终，齐王一定要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河间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据一方，齐王这个执政有名无实。并且齐王立下盖世功勋，功高难赏，进（篡位？）则加速灾祸的隆临，退则恐怕日后会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来是很难。那怎么办呢？王豹说，当年周武王以“陕地”为界，将天下一分为二，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黄河为界，封成都王为北州伯，统领黄河以北的王侯；齐王为南州伯，统领黄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辅佐皇帝，选立百官，每年按时向皇帝进贡朝觐。如此既可以保证齐王的富贵，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举两得。王豹其心可诛，他在唆使齐王将好不容易才得以统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两半。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提议，因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种局面不可能复制到一千年后的晋朝，国家陷入分裂之后，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内战。王豹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从表面上看，纵横家是忠于诸侯不忠于周天子，但实质上他们朝秦暮楚，连诸侯都不忠于，他们只忠于自己。他们口绽莲花巧舌如簧，说动诸侯连衡纵横，目的看似是为谋取诸侯国的强盛，其实只是替自己谋取富贵而已。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齐王当前的困境进行政治投机，后来投机失败被杀，死后却被载入《晋书·忠义传》，这真是咄咄怪事。王豹劝齐王一定要考虑他的计策，他把齐王比做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比做献巧计定国策的娄敬、张良。当年娄敬与张良劝刘邦定都关内，一言兴邦，王豹也替齐王选好将来的新都城，他说宛城不错，“许可都也”。王豹的信递交齐王，一直没有回应。十二天之后，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笔写信，催促齐王早拿主意。这次齐王有了回复，齐王说：“你的两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齐王将王豹的信放在书案上，长沙王找齐王议事，恰巧看到了。长沙王读完信之后大怒，对齐王说：“小子离间骨肉，何不拉到铜驼街打杀！”长沙王的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与齐王两人瓜分干净了，那他该何去何从呢？齐王也觉得王豹的计策太过突兀，投机味道太浓，实施起来难度太大。既然事情败露，长沙王又如此表态，齐王于是检举王豹“不忠不顺不义，辄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可怜王豹投机未成赔上性命，他被拖到宫城前的铜驼街御道上乱棍打死。据说王豹临死前学习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遗言：“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这句狠话很快就会兑现，王豹死后没多久，齐王也跟着踏上了黄泉路。六、颦鼓动地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整个下半年，洛阳也好地方也好，过得都不平静。七月秋汛，兖、豫、徐、冀四州发大水，冬十月，又发生了地震。当时的人们认为，频频天灾是惠帝失权齐王专政，阴气太盛的缘故。这种见解虽然荒谬不经，但是反映出了人心所向，齐王确实已经处在一触即溃的边缘。到了十二月，也许是想鼓舞一下士气，挽回一点人心，齐王下令要在洛阳搞一次阅兵。齐王没有想到，这一道命令竟然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阅兵的命令一下达，翊军校尉李含就从洛阳逃跑了。李含这个名字在前文出现过，他是河间王的心腹。李含，秦州陇西郡狄道人，侨居雍州始平郡。此人很有才干，年轻时同时被陇西、始平两郡推举为孝廉。李含出身不高，是个寒门子弟，但是有张华的例子在先，说明寒门子弟未必就没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所以对于那些有潜力有才能的寒门子弟，高门大户也会着意笼络的，于是就有雍州望族子弟皇甫商向李含抛来媚眼。安定郡皇甫氏是关中有名的簪缨世家，其祖先皇甫棱是东汉中期的度辽将军，其后皇甫氏世代为武将，负责西陲军事，《后汉书》替此家族成员皇甫规、皇甫嵩立传，其中皇甫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从东汉末年开始，皇甫氏开始由武将向文儒转型，累世二千石，到了晋朝，该家族出了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据说是针灸的创始人）。皇甫谧在魏晋之交名满天下，晋武帝多次征辟他作官，都被他推辞掉。当年左思还没有成名，写完了《三都赋》却得不到世人的赞赏，皇甫谧于是替他作了一篇序，左思立刻声名鹊起，不久就洛阳纸贵了。豪族子弟有意来结交自己，按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道是因为皇甫商年少狂傲，还是李含这人性格乖戾，反正两人没结下交情却结下了怨，史书上说李含“距而不纳，商恨焉”。自尊心受损的皇甫商展开报复，他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毁损李含的仕途，李含因此被任命为最低等的小吏门亭长。这一来一往，两人就结下了死仇。当时没人能够料到，他们这场私人恩怨将在二十年后把全天下人拖向深渊。由于受豪族打压，李含此后几十年浮浮沉沉仕途跌荡。他当过刺史别驾，逐步升迁到秦国郎中令、始平郡中正，但是李含似乎总是处理不好与家乡人的关系，他又得罪了尚书赵浚。天水赵氏也是名门望族，既是杨太后的亲戚，又是贾皇后的亲信，手眼通天。赵浚也参与到打压李含的行列中来，找了个借口捡举李含，李含被害得不仅丢了官，还从二品贬为五品，政治生命几乎就此终结（九品中正那个品，并非官秩的品级）。李含被闲置了一年多，又被重新起用，作了几任县令。元康九年，河间王出任征西将军，镇关中，听说李含的大名，征辟他为征西司马，不久觉得这人确实不错，又转为更贴心的征西将军长史。河间王对李含言听计从，当初讨伐赵王时诛杀夏侯奭、执送齐王使者、派遣军队去援助赵王等等，都是李含的主意。李含抱定河间王这棵大树，再也没有豪门大族能够任意欺负他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打压过李含的皇甫商与赵浚却都落魄了。赵浚因为依附贾氏被赵王杀死，皇甫商则依附赵王，被任命为梁州刺史，但是赵王一死皇甫商就被解职。狼狈沮丧的皇甫商到长安求见河间王，大概是想请河间王帮他东山再起。皇甫商虽然失势，但是皇甫家族依然强盛，该家族仍然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当时就正担任秦州刺史。河间王不想轻易得罪在关中盘根错节数百年之久的皇甫氏，所以对皇甫商十分客气，接待热情周到。于是李含不乐意了，他对河间王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畏罪遁逃到长安，大王应该避嫌，不要与他频繁相见。”这话传到皇甫商耳朵里，新仇加旧恨，积怨更加深了。皇甫商在长安待了几天，然后启程到洛阳认罪，河间王给他置酒饯行，席间李含又与皇甫商发生了正面冲突，虽经河间王调解，两人还是不欢而散。皇甫商到洛阳后并没有受到惩处，齐王任命他为参军。不久，也许是为了变相拔去河间王的爪牙，或者是想向河间王表示善意，齐王任命李含为禁军翊军校尉。这个要职此前一直由宗室或者豪门子弟担任，齐王自己也曾担任翊军校尉，对于一个寒门子弟来讲，李含已经达到了顶峰，要知道豫章王司马炽（即后来的晋怀帝），在当时也不过是射声校尉，与李含平级。对于李含来讲，担任此职唯一不妙的是，他必须离开河间王到洛阳任职，而洛阳个不祥之地，那里是河间王仇人齐王的天下。李含到了洛阳之后发现情况更加不妙，当时他所怨恨的与怨恨他的人竟然全都扎堆在洛阳，更加冤家路窄的是这些冤家全都在齐王帐下任职：皇甫商是齐王参军；赵浚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赵骧正担任齐王右司马；还有夏侯奭的兄长也在齐王府中，整天向齐王喊冤叫屈，要替弟弟报仇。所以李含在洛阳终日惶恐不安，成为惊弓之鸟。齐王下令阅兵，李含以为这是为他而设的陷阱，因为翊军校尉必须出席阅兵仪式，到时候赵骧等人就会在阅兵场上将他擒获，杀掉。李含越想越怕，最后单骑出逃，仓皇跑回长安去了。李含挟恨出逃，在向西策马狂奔的同时，他思绪翻滚，酝酿着复仇。等到他抵达长安，在河间王府邸前翻身下马的时候，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复仇计划已经形成。李含想杀皇甫商想杀赵骧，但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唯有借助河间王的力量。但是如果无利可图，河间王不可能只为区区李含而得罪安定皇甫氏、天水赵氏两家关中望族。想要说动河间王，必须给予他足够大的诱惑。什么是河间王梦寐以求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的？答案路人皆知，权力而已。那么是谁阻碍了河间王的权力之路？答曰齐王。齐王是皇甫商与赵骧两人的靠山，只要齐王垮了河间王一得势，这两人就是李含案上的鱼肉。因此，李含想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鼓动河间王推翻齐王。这样既泄了私愤，又成就了河间王，同时还间接地成就了自己，想想孙秀的例子吧，只要河间王当权，自己离呼风唤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此举会引发战争，会使生灵涂炭，甚至可能葬送整个晋室江山，那就不在李含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所谓小人者，就是那种为了得到一枚钉子，不惜拆毁整座房屋的人。李含年轻时颇有清誉，武帝朝的名臣郭奕、张华、傅咸、卫瓘等人都曾对他青眼有加，卫瓘甚至曾经说“李世容（李含字世容）当为晋匪躬之臣”。卫瓘等人一向知人善任，但这一回他们彻底走眼了。李含抵达长安已是深夜，他马上求见河间王。门阍说河间王已经安寝，李含口气强硬，谎称带着惠帝的密诏，非见河间王不可。被吓醒的河间王立即召见了李含。两人一见面，李含就极力怂恿河间王出兵推翻齐王。河间王上次赴洛争权铩羽而归，李含知道河间王心里对齐王恨之入骨，只是忌惮齐王的强大而不敢轻举妄动。李含对河间王说，现在的齐王与一年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一年前的齐王是举国敬仰的英雄，上有惠帝支持下有强兵数十万，成都王、新野王都承认他为盟主，光芒万丈不可仰视，彼时的河间王当然难以匹敌；但是一年下来，齐王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惠帝嫌他跋扈朝臣怀疑他有逆心，手下军队人心离散，成都王、长沙王也与他龃龉不断。同时，齐王执政业绩乏善可陈，纷乱的天下并没有得到任何改观，蜀中越来越乱，灾民、流民越来越多，百姓怨声载道、哭声遍地——平心而论，局势如此败坏不能全怪齐王，举朝上下诸色人等都有责任，但是执政的位置万恶所归，天下人要找对象咒骂泄愤，执政者当然是首选。李含说，如今的齐王众叛亲离，就如朝露秋蝉，命不长久了。看到河间王的信心似乎依然不足。李含继续说，惠帝反正，虽然是齐王首先倡议起兵，但是真正攻克洛阳立下大功的是成都王，成都王功成身退，齐王却窃取了大权，天下人对此颇有非议。河间王可以联合成都王共同进退，这是顺应民心，必定有征无战。如果真能联合成都王，消灭齐王自然不成问题，可是对于河间王而言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还有一个长沙王，长沙王卧在洛阳君侧，他是至亲骨肉，齐王垮台之后成都王必定会与他联手执政。如此一来，河间王岂不枉做恶人，而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心思缜密，早料到了这一种可能。他说，长沙王与齐王之间目前也在相互猜忌提防，河间王不妨传檄洛阳，令长沙王讨伐齐王，到时候齐王必定先发制人，长沙王势单力薄，必定落于下风。等齐王杀了长沙王，河间王与成都王就可以宣称为长沙王报仇，大军压境，逼齐王让政。李含的这一招“借刀杀人”与当年赵王杀贾皇后时如出一辙，只是赵王换成了河间王，孙秀换成了李含，贾皇后换成了齐王，太子换成了长沙王。如果按照当年的轨迹亦步亦趋，河间王就可以同时铲除齐王、长沙王，一石二鸟岂不快哉！只可惜历史没有重演，李含的错误是低估了长沙王，最后他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害人不成，反死于长沙王刀下。河间王原本就是有野心的人，经李含一鼓动，那野心就止不住膨胀起来。于是永宁二年十二月丁卯，河间王向齐王发难，他上表揭发齐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奏章一开始，河间王就列出齐王的八大罪行：一、齐王当初在许昌的时候就已经僭礼逾制，仿照宫城营建东西掖门，还置官治书侍御史，而且当齐王议事的时候，长史、司马直立在左右，礼仪就如侍臣在朝堂之上；二、皇帝反正之后，赵王被诛，京城的逆臣已经肃清，齐王却带来百万大军围绕洛阳，其心可诛；三、齐王执政经年不去朝觐，公然视皇帝如无物，而齐王接见百官的时候，百官需向齐王行跪拜大礼，俨然以皇帝自居，不臣之迹昭然；四、齐王拥兵自重，一年来洛阳始终未曾解严，齐王又擅自取用武库兵器，装备私兵；五、齐王毁坏乐官市署，只为腾出空地，用于营建自己的府邸，又沉湎于酒色，不体恤百姓；六、齐王诬陷东莱王司马蕤，将其加罪黜徙；七、齐王树立私党，僭立官属，齐王后宫的受宠妻妾，名号都比拟大内中宫；八、齐王亲佞远贤，选用董艾、葛等小人操纵朝政，货赂公行，擅断杀生。平心而论，以上罪行大部分可以坐实，齐王确实不能算是纯臣，只是这番义正词严的辞令出自河间王之口却是一大讽刺。说齐王罪大不赦，难道河间王就是忠臣？当齐王与赵王短兵相接的时候，河间王正在做什么？正押送齐王的使者向赵王请功，正在长安街头腰斩夏侯奭。如今河间王却摇身一变，大义凛然了，他继续说道：“臣受重任，藩卫关中，看到齐王的倒行逆施，内心十分激愤。近日翊军校尉李含从驿道秘密来到关中，宣读密诏，臣伏读感切，五脏六腑就如火烧一样。”所谓的密诏纯属子虚乌有，河间王此举是明目张胆地矫诏行为。上次齐王等人擅自兴兵还算情有可原，这次河间王大动干戈则纯粹因为私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难怪后来河间王与其三个儿子同年同月同日死。河间王奏章接下来的部分颇为无耻，原文如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冏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所谓“君亲无将”出自《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完整的说法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说“即使是君王的至亲，也不能产生谋逆之心，如果生了谋逆之心，必会遭到诛杀”。此句的关键是这个“将”字，意思是“产生这个念头，将要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谋反的行为，仅仅是动了这个念头，就可以定罪诛杀。因此将河间王的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说：“《春秋》大义，君亲无将。齐王虽然还没有谋反的举动，但是臣揣测他已经有了谋反之心，应该受诛。齐王拥强兵，在朝中树置私党，朝中的权重机要的官职都被他的心腹充任。齐王在京城盘根错节，虽然他受到可诛杀的重责，恐怕他也不会甘心受罚，所以臣如今陈兵十万，将与诸州征集而来的忠义之士协同并举，共会洛阳。”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河间王的心虚与无赖。河间王虽然列举了齐王的诸多罪行，但是只能说明齐王跋扈专横，还说不上要篡位谋反，于是就搞“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河间王不忘给长沙王设陷阱，向成都王献殷勤，他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冏阿衡之任。”翻译一下，即是说：“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将与臣一同奋举忠诚，废黜齐王使其还府第，如果齐王不顺命，请长沙王将其按军法处置诛杀。成都王司马颖品德贤明，是皇帝至亲，功高勋重，去年功成身退，深得民心，他适宜成为宰辅，取代齐王担任‘阿衡’之任。”齐王当政期间各藩镇势力分布图河间王的奏章递交之后，随即派出使者去邀请成都王，同时他下令振武将军张方领兵两万，作为前锋部队向洛阳挺进；任命李含为都督，统领张方部与后继部队，出关讨伐齐王。河间王的使者很快抵达邺城。如何回应河间王？邺城内部产生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卢志劝成都王置身事外，静观其变。但是此时卢志对成都王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一年之前，最新得宠的是陆机、陆云兄弟，二陆差点命丧齐王刀下，当然乐得看齐王垮台，他俩都劝成都王响应河间王。成都王其实也颇为心动，因为使者还暗中带来了河间王的许诺：事成之后，拥立他为皇太弟。自从侄子清河王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成都王就对齐王颇有怨意，他将拨乱反正的全部功劳都让给了齐王，自己一无所取，齐王却阻挠他成为皇嗣。此举在成都王眼里就是以怨报德。成都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河间王满足了他内心无法言说的愿望，同时还可以向齐王快意恩仇，岂不快哉？就在此时，洛阳亲河间王的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也来到邺城替河间王做说客。于是成都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次下令招募军队，任命陆云为前锋都督，只等军队集结完毕，就进发洛阳。但是卢志等人依然表示反对，母亲程太妃还有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等人也一直撒娇吵闹不愿意离开邺城。成都王依违良久，谋而不决，招募来的军队始终等不到军令，军心就些浮动，有些人惦记着快过年了，干脆就回家去了，临走他们在邺城城门上留言：“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昔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由这些充满江湖气概的话语可知，当时成都王确实还深得人心。成都王始终犹豫未定，直到十二月底齐王兵败身死，他都没拿定主意。七、逃生的名士河间王的檄文送至洛阳，齐王大为震惊，他立即招集百官商议对策，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当初孙秀作乱，逼迫帝王，使社稷倾覆，群臣无人能够抵御此难。孤王纠合义军，扫除元凶，臣子之节，昭然天下。今日河间、成都二王听信谗言，擅自兴兵，将不利于孤王，请各位代为斡旋，以消弭矛盾。”朝臣们却都缄默不语，他们的心理可想而知：二王兴师问罪的对象是你齐王司马冏，与我何干？这一年来都是齐王府的人在操纵朝政，我又未曾参与，即使将来清算也祸不及身。如今这种生死关头，还是谨言慎行，不要招来无妄之灾为妙。既然都不做声，那齐王只好点名了，他对官任司徒兼尚书令的王戎说：“请您老替我出出主意。”王戎苦笑，心想如今大难临头了，你从谏如流又有什么用？王戎说：“殿下首举义兵，匡定拨乱反正的大业，这等功勋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但是事后殿下论功报赏有失公允，使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二王带甲百万，直指洛阳，其势锐不可当，为今之计，请殿下弃权让政，以王就第，可以不失王爵，这是求安的唯一计策了。”王戎为人一向乖巧，他作官也是“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这次连他都说出如此逆耳的话，说明局势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连敷衍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唯有劝齐王正视现实，让政保命。这不止是王戎一人的看法，也是在场大多数朝臣的看法。以司空兼任中书监的东海王司马越也附合王戎，劝齐王让政。齐王闻言犹豫不决。一旁的从事中郎葛见齐王有所动摇，大声呵斥王戎：“赵庶人听任孙秀胡作非为，移天换日篡位自立，当时群臣畏葸不前，无人恪守臣节，倡议反正。是我家主公亲冒矢石，率领义军冲锋陷阵，才恢复社稷，才有诸公今日的苟安。“事后计功封赏确有不周到之外，但这是因为‘三台纳言’这些部门失职，他们不恤王事，拖延封赏，责任并不在大司马府。如今二王听信谗言，矫诏兴兵构逆，诸公应当上下同心，讨伐这两个逆臣，王戎你却劝我家主公束手就缚，弃权就第。自汉、魏以来，执政者弃权就第之后，无不被夷家灭族。王戎居心何在？议者可斩！”（赵庶人听任孙秀，移天易日，当时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贯甲胄，攻围陷阵，得济今日。计功行封，事殷未遍。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僭逆，当共诛讨，虚承伪书，令公就第。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议者可斩。）葛此举与其说是想保卫齐王，勿宁说是想自保。晋朝对于宗室一向纵容袒护。武帝朝宗室诸王屡屡犯法，最终都是从轻发落，到了惠帝朝骨肉相残惨烈无比，众多宗室成员死于非命，不过细数之下，仅有义阳王司马威、赵王司马伦父子死于事后清算。义阳王的死纯属意外，赵王则是罪无可赦，即便如此，赵王也是鸩死保留全尸。相比之下，反倒是汝南王、楚王、愍怀太子、淮南王的死状来得更为凄惨，这四人都是直接死于政治倾轧，当时刺刀见红生死一瞬，没有手下留情的可能。齐王是宗室近亲，一年之前刚立下大功勋，这一年来虽然不尽如人意，毕竟没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恶。如果他听从王戎所言，宣布逊职让政，单身返回齐国等候处分，从此权势是肯定不可再得，有可能他的封邑、爵位也会被部分褫夺（就像当初司马乂由长沙郡王被贬为常山县王一样），但是性命大可得到保全。这个猜测可以从以下三个事得到证实：一、河间王想杀齐王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必须先诱使齐王去杀长沙王，由此可知齐王声威犹有残存；二、数日后齐王兵败被擒，“帝恻然，欲活之”，长沙王“叱左右促牵出”“遂斩于阊阖门外”。由此可知若非长沙王心狠、一意孤行，齐王完全可以免死；三、齐王死后第二年（公元304年），河间王执政，马上给齐王恢复名誉，赦免并且复封齐王的儿子为王。此后，东海王执政之初（光熙元年即公元306年）、晋怀帝永嘉年间、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朝廷多次追封齐王官职，嘉奖其勤励王事。由此可知齐王功过确有公论，罪不致死。因此对于齐王而言，解甲归藩是明智之举，但对于葛等人而言，齐王归藩就意味着死亡。齐王一失势，他们唯有束手就擒，新的执政者必定会剪除齐王羽翼，如果齐王最终被诛，他们自然会跟着陪葬；如果齐王被赦免，那么齐王执政期间犯下的过错必须有人承担，他们这些心腹是最好的替罪人选。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挟持齐王负隅顽抗，做困兽之斗，兴许会有奇迹发生。葛所谓“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这与其说是在斥责群臣，不如说是在恫吓齐王。王戎指责齐王“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这是实情，葛却倒打一耙，反将罪过推给群臣，他说：“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所谓“三台”是汉代的划分，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这里概指朝臣，“纳言”指言官。“三台”以尚书台为首，王戎时任尚书令，所以这是葛在反咬王戎玩忽失职，没有将功臣名单及时奏报，“论功报尝，不及有劳”的责任不在齐王大司马府，而在于尚书台。葛所言无异强词夺理，齐王招集群臣的用意在于群策群力共渡难关，葛如此杀气腾腾，甚至说“议者可斩！”那就根本不是问策求计的态度，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王戎尤其感到惊恐，他圆滑世故几十年，难得忠直了一回竟然又惹来杀身之祸。好在王戎机敏过人，“王戎夙慧”的名声早在童稚时期就已传遍洛阳，“道旁李苦”这个成语是他七岁的时候贡献给后世的，一甲子过去了，此时王戎已近古稀之龄，可谓老而弥坚，人人皆知“王濬冲（注：王戎字濬冲）谲诈多端”。王戎立即痛苦地捂住腹部，皱着眉头对齐王说抱歉，内急要上茅厕。人有三急在所难免，尚书令安丰侯爵王戎大人要求上茅厕，大司马齐王大人明知是个借口也无可奈何。如果在御前提出这种要求是“失仪，大不敬”的罪行，可齐王毕竟不是皇帝，没有权力呵斥王戎为老不尊，齐王当然只能放行。王戎快步奔赴茅厕。晋代当然不可能有洁厕设备，达官贵人家的茅厕也不过就是装潢华美的粪坑，王戎进去之后四顾无人，捏起鼻子往粪坑里一跳，然后高声呼救。等齐王等人闻声赶来，派人将这个老头打捞出来，王戎已经污秽满身臭不可闻。齐王惊问发生了何事？王戎做出神情恍惚的样子，用残存的一点神智告诉齐王，在来齐王府之前，他刚服用了五石散，现在药性发作了。所谓“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毒品，据说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圣张仲景发明的。与后世的鸦片一样，起先它只是一种治疗伤寒病的药品，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大名士何晏改良了五石散的配方，取其麻痹神经、滋阴壮阳的功效，大力推崇，说什么“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是魏武帝的养子且女婿，又是当时的清谈领袖，他开了风气之先，当时的贵族子弟、风流名士争相效仿。五石散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社会奢靡颓废的气息，很快风靡，几乎所有标榜风流的名士都曾服用，“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是有着几十年吸毒史的资深吸毒者，这事人所共知。与所有毒品一样，五石散在致使人体精神恍惚性欲旺盛，获得虚幻快感的同时，也严重的戕害人体。吃五石散被称为“服散”，服散之后全身发热必须不停行走将热量挥发干净，这称为“行散”，服散之人必须小心行散，如果行散不得法，就会性命不保。服散之人平时也必须调理药性，要做到“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即一定得穿单薄的衣服，吃冷的食物，洗凉水澡，总之越凉越好，因此五石散也被称为“寒食散”。在饮食上唯一的例外是饮酒，必须饮热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冷酒，也会性命不保。如王戎所言，他服散不久就被招来齐王府议事，还没来得及行散，眼下药性又发作，致使恍惚失神，坠落粪坑。既然是药性发作，那么刚才在大堂所言只是臆语，当不得真了。齐王气结无语，他当然知道王戎只是在演戏以求脱身，他想不到这个名满天下的大名士竟然会使出如此下作无赖的招数。不过此计虽然污秽，却十分有效，齐王无法揭穿王戎未曾服散，而王戎满身沾着粪便显然已经无法留在这里议政。于是齐王带着厌恶的神色，让王戎回府去换衣服，顺便行散调理药性，保命要紧。王戎的脱身计策大获成功，凭着一身秽物他离开了杀机四伏的齐王府。王戎平时喜欢骑着小马，从便门溜出府邸独自出游，路人都不知道这个老头竟然就是当朝宰相。朝中不少人知道他有这个癖好，按朝廷制度路遇三公必须行礼，所以官员们在街头远远望见司徒大人微服出游，纷纷绕道回避。不知道这一天，王戎是否与往常一样独来独往。设想这个须发皆白的七旬老人孤身踯躅于洛阳街头，全身污秽淋漓，所过之处人皆掩鼻退避，倘若不幸路遇熟人，这等场景情何以堪？或者出席这种重要的会议，王戎还是严格遵照三公的规格，头戴高七寸长八寸的进贤冠，身穿华美的皂色朝服，坐着乘舆，卤簿在前护卫在后，所到之处事先清道，庶人回避，威风至极。夹道百姓既惊恐又企羡，偷偷观望，却发现德高望重的司徒大人全身屎尿横流，此景想来也是人间喜剧。此情此景极赋象征意义，因为王戎有着多重身份，他是晋末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领袖人物，他是西晋社会最有钱的富人，却又是西晋社会最有名的吝啬鬼，他是惠帝朝的品衔最高的官僚，却又是惠帝朝人所共知的老滑头。西晋这个短命王朝的种种特征，比如门阀政治、比如统治阶层的极度吝啬虚伪、比如政府官员的苟且失职，都可以在王戎身上找到印证。而王戎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则是他的名士身份，西晋名士纵横，举朝公卿都是清谈误国的好手，王戎则是这群名士中资格最老、声名最高的领袖。后世将魏晋名士分为四批。最早的一批是“正始名士”，这批名士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活跃于魏曹正始年间，因此得名。这批名士是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清谈清言的始作俑者；第二批名士是“竹林名士”，代表人物即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并不像此前的夏侯玄、王弼等人那样，在玄学理论上进行抽象凝远的思考，而是直接以他们俊逸的神采、潇洒的身姿，实践“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信仰，他们将魏晋风流带入一种清逸脱俗的美学境界，“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宗白华语），其风采千年之后仍令人怀想；“竹林名士”之后，魏晋风流开始泥沙俱下了，第三批名士是“中朝名士”，中朝即是指西晋。西晋是一个堕落的王朝，西晋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中朝名士”也是一群堕落的名士；第四批是名士是“过江名士”，即是指西晋灭亡之后，渡江避难江南的东晋名士。“八王之乱”时期的名士即是“中朝名士”，王戎与其族弟王衍、王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王戎又不仅仅是中朝名士，他还是“竹林七贤”之一，是竹林名士那批中唯一活到惠帝朝的人，然而他在惠帝朝的表现成为了“竹林七贤”形象上的一个污点。因此可以说，王戎综合了西晋王朝的气息，他是西晋这个堕落王朝的产物，他带有一切西晋王朝的特征。所以，王戎往粪坑里这么一跳，沾上污秽的不仅仅是他这一个人，还有整个西晋王朝。《晋书》称王戎晚年“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仿佛此人明豁通达从容面对生死。让人不禁生出疑问，既然“未尝有惧容”，又何必自投污秽，与虫蛆为伍呢？听其言观其行，王戎浑身上下都透着虚伪：身为名士，自称超然世外，却始终栈恋权势，步步高升；做官本来也没什么不对，可是王戎身为王公贵臣，却尸位素餐，“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眼看着社稷危亡却袖手旁观。自古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那用意原是说既为贵族就必须要有贵族的尊严，不可用刑法来辱没，士可杀，不可辱。这一说法到了汉代被推行到极致，汉代的大臣如果犯法受责，要面临审讯受刑的命运，他们将采取自杀的极端方式以维护尊严。可见对于士大夫而言，尊严的重要性远高于生命，很难想象一个有尊严的人会主动去跳粪坑。普通士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清高豁达的风流名士乎？同为魏晋名士，夏侯玄将死，“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阮籍平时明哲保身圆滑处世，当他被迫必须表明态度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了立场，在《为郑冲劝晋王笺》中阮籍说：“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这句话即是劝司马氏恪守臣节，立功曹魏。可见虽为名士放浪形骸，但是方寸之间坚若磐石，有所为有所必不为，如有必要，视死如归，这才是真名士风采。哪有号称风流名士，却荣华享尽、权势占尽，最后奋不顾身勇跳粪坑的？由此可知王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雍容是假，豁达是假，风流也是假，以上种种都只是装饰，他骨子与常人一样，不过是贪生怕死、贪财好利的风尘俗物而已。他的聪明才智一成不落的花费在沽名钓誉之上，花费在经营家产之上，花费在苟延性命之上。《晋书》还说王戎晚年，曾坐车途经当年“竹林七贤”时常聚饮的“黄公酒垆”，王戎对同车人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老而不死是为贼，王戎就是典型。阮、嵇生前早已识破并鄙薄他的为人，后期的“竹林之游”王戎已很少参与。曾经有一次王戎不请自来，却受到阮籍嘲讽：“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这个俗人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阮、嵇已死几十年，还被王戎拿来嚼舌根，两人地下有知必定耻与其为伍。王戎可以休矣！阮、嵇与你并非一路人。八、激战洛阳葛这么一呵斥，王戎再这么毅然决然地一跳，齐王想借助朝臣斡旋困境的企图就彻底破灭了，百官纷纷告辞离开，各自准备逃生保命去了。齐王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兴兵御敌，成王败寇孤注一掷。但是齐王无兵可使，洛阳的禁军除了从豫州带来的旧部，其余都暗怀异心；洛阳之外那些昔日的盟友，豫州的范阳王与荆州的新野王反应冷淡，都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齐王其实已是坐守孤城，日暮途穷。张方军队抵达洛阳之日，就是齐王授首之时。齐王要面对的不止外患，洛阳城里还有长沙王这个内忧。齐王心想攘外必先安内，他急忙派遣心腹董艾领兵去抓捕长沙王。董艾点起麾下人马，直奔骠骑将军府，结果扑了个空。原来长沙王得知关中兵起，料到齐王必定会对自己发难，到时候洛阳虽大却无藏身之处，索性先发制人。长沙王立即率领左右亲随一百余人飞奔出府，驾车径赴宫城，当时董艾已经上路，危机迫在眉睫，长沙王嫌马车太慢，挥剑斩断车上的帷幔以减轻负担。等董艾杀到骠骑将军府，长沙王已经冲入宫城，紧闭大小宫门，据城而守。长沙王原本无兵无权，处于绝对弱势，可是正确的战略、果断的行动使他由弱变强逆转颓势。齐王没能阻止他入宫，就已经判了自己死刑。入宫之后的长沙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此刻齐王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其内部人心惶恐，士气不高；所谓地利，宫城是洛阳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结构坚固易守难攻；所谓人和，一是指控制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长沙王攻击齐王那就是“讨逆”，而齐王攻击长沙王就变成了“谋反”，齐王的士兵也跟着成为“附逆分子”，政治上的主动大大提高了长沙王一方的士气，同时又瓦解了齐王一方的斗志；二是指宫城内有两万殿中禁军，这部分军队堪称天下最精锐，长沙王有机会说服他们为其所用；三是洛阳城内那些观望的公卿，一看齐王覆灭指日可待，纷纷转向支持长沙王。晋代洛阳城大致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宫城在城内中部偏西北，呈南北放置的长方形，宫城西北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墉城。西晋洛阳平面示意图有一道宽达五十一米的御道东西贯穿宫城。洛阳东西两面城墙各有三道城门，此御道连接其中最北一对，西曰阊阖门，东曰建春门，建春门也称上东门，阮籍《咏怀》诗中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指这道门。此御道旁种满了榆槐树，两侧是朝廷的官署，太仆寺、武库署、太仓署、河南尹官署等都在此处，此外在众多王公贵戚的宅邸也在御道旁（此御道并非著名的铜驼街，铜驼街是南北走向，连接宣阳门到宫城南大门）。齐王的大司马府也在此御道旁，在宫城以西阊阖门以东，二王交战的战场就顺着此御道东西走向展开。交战的第一阶段冲突并不剧烈，董艾抓捕长沙王未果，回到大司马府前，屯兵宫城之西准备强攻；与此同时，长沙王正在宫中竭尽全力收罗禁军，准备带着惠帝出宫进攻大司马府。此刻长沙王军心未稳处于守势，为了延缓对方的进攻，长沙王派遣部将宋洪射火箭焚烧大司马府，而董艾则派人焚烧宫城西部一些楼观和宫城的西大门，千秋门（也称神武门）。尽管失了先机，齐王仍想夺回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监视惠帝，齐王在宫中安插了不少眼线，如今派上了用场。齐王派人潜入宫城联系黄门令王湖，让他将宫中全部驺虞幡都偷出来。齐王打算用驺虞幡对付长沙王，齐王部下举着驺虞幡绕宫城高喊：“长沙王矫诏！”当年楚王就死在这驺虞幡之下，长沙王自然不会重蹈覆辙。驺虞幡只是惠帝的信物，如今惠帝本人都在长沙王控制之下，驺虞幡就成为一个没用的道具。长沙王让惠帝下旨，对外宣告：“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黄昏时分，交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发起进攻，血战开始了。《晋书》上说“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主战场就是皇宫内院。此时千秋门已经烧毁，大门两旁的楼阁火焰正炽，千秋门之后是皇家园林西游园，著名的凌云台就在这个园内，此时园中的亭台楼榭都有伏兵，宫城内诸殿、诸楼阁上也都布满强弓劲弩。齐王的军队从缺口处潮水般涌进宫城，顿时箭矢如雨，从四面八方射来，齐王的军队予以还击，持弩仰射，并且杀入西游园与伏兵短兵相接。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尸体相枕一片狼藉，论人数目前还是齐王一方占优势，但是长沙王将皇帝司马衷的乘舆摆在内城南部的南止车门，令齐王投鼠忌器。在黑暗与混乱之中，战况陷入僵局，对于齐王来讲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原把长沙王当做皮肤之痒，没想到竟演变成心腹大患，真正的敌手河间王、成都王尚未交锋，自己已然损兵折将。齐王下令加强攻势，箭雨比之前更加猛烈了，连惠帝也不再被顾惜，不时有冷箭飞到御前，射死射伤众多朝臣，惠帝奇迹般地毫发无伤。面对齐王迅猛如潮的攻势，长沙王被迫后退，从宫城西部撤到东部，惠帝也撤至东边的宫城上东门（是宫城上东门，并非洛阳城上东门）。此时已是半夜，战场火光冲天，照亮半个洛阳城，越来越多的朝臣赶来护驾。既然是护驾，那肯定是要簇拥到惠帝周围，因此他们纷纷投向长沙王这一方，长沙王声势复振，由守转攻，从东往西逐渐又将齐王逼出宫城。与此同时，齐王一方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濒临瓦解。等到东方既白，胜负已分。齐王退守大司马府，这已是洛阳最西端，背后就是阊阖门了，可以说齐王已经失去了洛阳，败局无可挽回。此役长沙王以寡敌众，凭谋略取胜，说明他确实是良将之才，如果早生十年，肯定是安远绥边的一员大将。长沙王没能有机会在沙场上扬名立功，却在京都同室操戈，可谓天不佑人，天不佑晋室。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齐王一方内部崩溃了，齐王长史赵渊临阵倒戈，他斩杀了中领军何勖，生擒齐王向长沙王献诚，巷战结束。是役禁军死伤过万，此外还有不少朝臣死于乱兵之中，或者葬身于火海之内，侍中嵇绍就差点被冷箭射死。齐王被押至殿前，惠帝虽然智力有缺陷，却还记得齐王是当初解救他出金墉城的功臣，他想赦免齐王死罪，但长沙王不依。长沙王侥幸得胜，心中没有自信，他此刻在洛阳根基薄弱，留着齐王就好比打蛇不死，是个严重的隐患，所以他不顾皇帝意见，呵叱左右快将齐王拉出去斩首。齐王再三回首望着惠帝，惠帝却始终没有再说话，齐王于是被斩首于阊阖门外。长沙王将齐王首级传阅六军，所有齐王党羽都被夷三族，被处死的人超过两千；齐王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寔，儿子淮陵王司马超、乐安王司马冰、济阳王司马英都被押入金墉城，齐国王位由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炤继承。齐王的尸体被遗弃在宫城以西的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收敛，最后齐王故吏荀闿、李述、嵇含冒险替他殡葬。齐王的败亡迅如山崩，从执政大臣到阶下囚，再到一具死尸，其中只间隔三天。此时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只剩下十几天了，但是长沙王与天下更始的心情无比急切。于是就在齐王被斩的当天，惠帝下诏大赦天下，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这个年号一改，齐王执政的痕迹就彻底清除了。西晋历史又翻过了血腥的一页。齐王被诛，朝廷改元大赦的消息，通过像血管一样遍布全国的驿道，飞快的传遍大江南北。局势的发展如此兔起鹘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中最惊讶的应该就是李含。长安离洛阳并不远，急行军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但是为了给齐王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杀死长沙王；也为了等成都王出兵，双管齐下夹击洛阳，李含指挥关中军缓慢行军，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前锋张方出关之后也止步于司州弘农郡。齐王死讯传来时，李含甚至还没有出雍州地界，他只到达了长安以东几十里处的阴盘；而张方则屯兵洛阳以东一百二十里处的新安，熟悉秦汉史的朋友对这个地名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百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此处坑杀过二十万秦国降卒。齐王的死使李含措手不及，关中军以讨伐齐王为出兵的借口，齐王一死就变得师出无名。李含只好下令班师，撤回长安，一番辛苦最后竟然是替长沙王做了嫁衣，李含与河间王心中懊恼不已。齐王死讯传到邺城，成都王也后悔当断不断，坐失了良机。如今除狼得虎，洛阳落入长沙王手中，自己依然一无所得。两大强藩全都心怀不满，那么新得志的长沙王处境就很危险了。第八章　长沙王一、天下未乱蜀先乱明眼人一望便知，齐王虽死但祸乱未已，河间王劳而无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长沙王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河间王，即使他歪打正着取得执政地位，终究还是会落入他人之手。长沙王对于自己的力量与处境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初齐王有几十万军队作为后盾，他没有；齐王有豫州、荆州两大军事重镇引为奥援，他也没有；他骤得的权势目前就像无源之水，很容易干涸掉。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长沙王不可以像齐王那样独断专行，长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谨慎低调，态度最谦和恭谨的一位。长沙王的谨慎低调主要表现在他对权力欲望的克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官职。齐王执政期间，长沙王由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后来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秩越来越高的同时手中的实权却越来越少，这种明升暗降的伎俩是历代当政者都熟稔精通并且屡试不爽的把戏。齐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职任免权就落入长沙王的手里，此前赵王、齐王都趁机替自己加官进爵，但是长沙王没有。《晋书．惠帝纪》中说齐王死后，惠帝“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说法有误。“太尉”是三公级别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载入传记，但是《晋书．长沙王传》里并没有记载这一次升迁；考察《晋书．河间王传》与《晋书．成都王传》，可知当时的“太尉”是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是成都王；再细读《晋书．长沙王传》中长沙王与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长沙王执政十个月后）的往来书信，二王都用“太尉”这一官职来指称河间王，由此可知整个长沙王执政时期，“太尉”一职始终由河间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长沙王极力依靠拉拢，试图结为盟友的对象，长沙王必定不会也不敢与成都王争夺那华而不实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头衔。因此，所谓“以长沙王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长沙王执政之后并没有给自己升官。此中原因并非无官可升，比如齐王生前担任大司马一职就已经空缺，凭长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胜任，可长沙王没有这么做。惠帝朝历届执政者全都位极人臣，唯独长沙王只是骠骑将军。骠骑将军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将军、河间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显，长沙王刻意保持这点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谦逊，不敢与二王并列。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反，他杀死了继任的益州刺史耿腾与西夷校尉陈总，打算学习刘备割据蜀中。赵的叛变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当时赵王正在洛阳忙着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后就无暇多顾了。罗尚于是领着一支七千人的军队穿越剑门关，他抵达成都时已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当时赵已死，不过罗尚并无尺寸微功，杀死赵的是关中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李氏兄弟原本是赵的爪牙，赵能够反叛成功，依仗的就是李氏兄弟手中的关中流民军。李氏兄弟有五人，老大李辅、老二李特、老三李庠、老四李流、老五李骧，其中以老三李庠出力最多，杀耿腾杀陈总都由他亲自操刀，替赵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赵不足以成大事，还没过河就想着拆桥，他忌惮李庠功高难赏，将其诱杀。李庠一死，赵就与关中流民反目成仇，李特领着流民军攻入成都城，赵仓皇出逃，结果被家仆出卖，死于半路。李特消灭赵之后向罗尚投诚。罗尚见流民军人多势众，留在蜀中必有后患，于是催促流民返乡，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约定让流民再在蜀中待半年，等秋季谷熟，有了资粮之后再启程。当时中原鼎沸，赵王在永宁元年年初篡位，引发轰轰烈烈的勤王运动，杀个流血千里，死十万，伤者倍之。关中流民看家乡烽火未熄，都不愿意返乡。一转眼到了七月，罗尚频频催促流民启程，流民以秋汛方盛、秋粮未收为理由，请求延期到冬季。罗尚觉得这个请求很难令人接受，双方谈判未果，猜忌越来越深。此时广汉郡太守（注：广汉郡，隶属于梁州）辛冉等人眼红流民的财物，企图杀流民冒功，同时劫掠流民的财产，他与梓潼郡太守张演（注：梓潼郡，隶属梁州）在境内大设关卡，勒索过往流民。广汉、梓潼两郡是蜀中的北方门户，著名的剑门关即在梓潼郡境内，这两郡一封锁，数十万关中流民就被困于蜀中，呈瓮中捉鳖的态势。流民们大为恐惶，纷纷投靠李特兄弟寻求庇护，李特在绵竹安营扎寨，防备官军偷袭，大战一触即发。李特又派人向辛冉请求延期，辛冉不仅不答应，而且大发官威，他使人到处张贴悬赏告示，求购李特兄弟的首级。李特兄弟却偷偷将告示改成求购关中流民大小首领的首级，由此激起流民同仇敌忾之心，而流民对官军的敌意也更加浓厚了。到了永宁元年十月，按捺不住的辛冉不经罗尚同意，擅自派兵偷袭李特绵竹大营，大败而归，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打响了。这一打旷日持久，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十月打到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年初，罗尚节节败退，丢掉了梁州、益州大部分的土地。他向洛阳告急，不幸恰逢政客们正钩心斗角，做以邻为壑的勾当。执政者齐王与河间王不和，而蜀中毗邻关中，所以齐王视之为河间王的地盘，任其自生自灭；河间王则一心想要与齐王争雄，到洛阳做执政者，所以只派了偏师进蜀戡乱，结果大败而归。蜀中局势因此就更加不可控制了。二、秦兵复东来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李特偷偷渡过郫水，绕过罗尚沿郫水设立的一系列防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城外。成都自古都是蜀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是东汉初年公孙述伪朝的都城，也是三国时蜀汉的都城。它由太城与少城两个部分组成，相传太城与少城都是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蜀国后由张仪建造的，张仪先建太城，一年之后，又在太城西部建立了少城。当时罗尚在太城，蜀郡少守徐俭在少城。徐俭一看流民军从天而降，吓破了胆，献出少城向李特投降。成都内外的蜀人也纷纷向李特投诚，幸亏太城城防坚固，李特一时攻不下来。成都岌岌可危了，而成都如果陷落，那蜀中败局就不可挽回了，可是罗尚回天乏术，他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向洛阳告急。幸好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不比齐王、河间王，他听到了罗尚的呼救声。于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去支援罗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取代罗尚，统领益、梁两州军事。长沙王并没有能力像当年平定关中叛乱一样，直接派出禁军良将去蜀中对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荆州都督新野王司马歆的力量。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派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关中的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宗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只是祸福相倚，宗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长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后再禀。诏令下达后，宗岱就率领着三万荆州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入长江上游的支流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长驱直入蜀中腹地。长江上游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原本奇险无比，但是因为战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为进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宗岱水师未至，但是官兵大军压境的消息已经传遍成都内外，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已经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军，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李特及其长兄李辅，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几乎与宗岱出师同时，侍中刘沈也启程赶赴蜀中，他走的路线与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刘沈走的是北方的陆路，借道关中，由关中入汉中，经剑门关到达蜀中。但是刘沈最终没有到达蜀中，他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