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2

杨骏十分愤懑不解。论门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显赫两百年，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之时，曹魏君主的祖先不过只是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一个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长久以来杨骏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我手，杨骏觉得自己大器晚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但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并且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灵位获得搬进太庙受永世供奉的资格，庙号为世祖。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斩衰”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通常是子女为父亲、妻子为丈夫，嗣子为嗣父，重孙为祖父等最近的亲属所穿的丧服。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们比如晋朝的和峤，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答案是三年。这三年孝子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于是有伟大而体贴人意的汉文帝牺牲了自己身后的哀荣，替他的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的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汉文帝临死下了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有了先例，两汉的皇帝就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从权颇有非议，但是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这种从简的仪式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当年文帝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粗麻布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公然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到了第四天，司马衷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朝会隆重庄严，仪式繁缛，参考《晋书·礼志》，可以推想出当时盛况：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已经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司马衷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也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然后太常说：“王悉登。”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然后，君臣开始吃饭，之后又有一系列费心费力的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由此可见，朝会是一种耗时又费力的仪式，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若论实际意义，估计皇帝和朝臣全都没吃饱），它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它的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民产生敬仰与依赖感。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种朝会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丝毫不能让他产生丝毫作为皇帝的优越感，只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而朝会的冗长而沉闷也会使司马衷感到无趣。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臣子面面相觑，心中无限悲凉。皇帝要肩负的仪式义务不仅仅是主持朝会，按照传统，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己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事实已明显，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义务，哪怕是最简单的主持仪式，他也无法胜任。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晋朝皇帝的敬畏与崇拜。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来朝廷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但是这个信仰被司马衷轻而易举地打破。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三、两位受惊的祖父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给杨骏佩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并且允许杨骏“持兵仗出入”禁宫的时候。所以杨骏一点都不低调，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这些举动给国丧平添几分杀气。太极殿里设有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却看见虎贲环侍，身边刀光闪闪，令人心惧。这个惊悚场面暴露了杨骏内心的虚弱与不安。武帝在世的时候，有这棵大树撑着，无论杨骏在树荫下如何胡闹，都不用担心无法善后；如今大树轰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杨骏这才认识到自己是如此单薄瘦弱，他感到非常无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都认为这是杨骏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体弱多病怠于政事，实际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谋划下亦步亦趋。武帝要将政权、军权分别交于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职掌中央禁军。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没有史料显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相关部署从太康初就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前后近十年。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攸、太康八年对于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是武帝默许的。到了武帝快驾崩的时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变生腑肘，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的最后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顾命的行列，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分、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还会想到在千里之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默默操练，这些军队的统帅都是姓司马的，这些司马家儿或许正在勒马长啸，遥望洛阳呢。在武帝生前，杨骏认为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病夫；如今杨骏才发觉这个病夫设下了天罗地网，令自己的意志在死后继续得以贯彻，杨骏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这枚名叫杨骏的棋子任意妄为，破坏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为弃子的危险。杨骏的不安在武帝死后第七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歇斯底里地发作了。《礼札》上说“天子七日而殡”，也就是说皇帝死后第七天要出殡，即将梓宫从后宫含章殿运到宫城前殿太极殿。武帝将在太极殿停殡到五月，然后运到峻阳陵下葬，与虫豸穿山甲盗墓贼为伴。杨太后、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宫，人群中唯独不见杨骏的踪影，他躲在太极殿里死活不出来，不仅不出来，还严令虎贲环卫太极殿。杨骏如此紧张失态，原因是有流言说汝南王正在纠合禁军，准备攻打禁宫，清君侧。汝南王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长子景帝司马师、次子文帝司马昭，最有才干的莫过于老五瑯琊王司马伷，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风王司马骏，可惜两人都短命。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马干、老四汝南王司马亮、老六梁王司马肜和老九赵王司马伦，这四个宗室的元老都在“八王之乱”里发挥过作用，汝南王、赵王更是忝列“八王”的行列。但皇帝这四个爷爷都不是好货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先说皇帝的三爷爷平原王司马干。史称平原王司马干“有笃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说这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正常、有时发病。正常的时候还好，就是有点木木讷讷，史书上夸他“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但是这老头发起病来就整个人都错乱了，有人拜访他，会被晒在门外晒一天；到了下雨天他把牛车拉到雨里，把车盖打开晒；他的爱妾死了，尸体盛在棺木里，司马干几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奸尸，一直到尸体腐烂不堪了才埋葬。因为有精神病，所以这个王爷始终没有参与朝政，得以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司马干竟然一直活到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司马干咽气的时候，他的九个兄弟已经死光，他的侄子辈甚至孙子辈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后三个月，洛阳就陷落了，晋怀帝成为匈奴人的俘虏，包括他的儿子司马永在内的数十名晋朝王爷被石勒活埋。西晋末司马家命最好的一个王爷是个精神病，由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我们感到老天爷对司马氏确实不怀好意。再说皇帝的六爷爷梁王司马肜与九爷爷赵王司马伦，这两位是为老不尊的典型。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出了大乱子，这是后话，容后再禀；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后来赵王伦篡位自立，把原本只发生在中枢的政治斗争扩散到了全国，这也是后话，容后详禀。由此可知，齐王攸一死，宗室里面其实无人可托付后事，矬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所以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攸，冒颜犯谏触龙鳞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这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地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在镇守方岳。这说明晋武帝不会用人，他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这一点与两汉时期唯才是举的情景实在相差太远，而司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汝南王与杨骏患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武帝临死，有明显迹象表明汝南王将会入朝辅政，当时杨骏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却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其实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这对汝南王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不过汝南王错过了遗诏，却还是处于有利的位置，因为洛阳军权不在杨骏手里，而且杨骏素无人望，此刻晋朝的臣子们大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观望。北军中候王佑的态度目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他不会倒向杨骏这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当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王爷您，王爷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皇宫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但是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外的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这个原因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综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杨骏慌了手脚，当即招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三弟杨济是武将，曾出任过地方都督，也任统领过洛阳禁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杨骏对他的期望最高，等着杨济主动请缨。杨骏的指望落空了，杨济杨珧异口同声地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一旁附和，说二舅三舅说得对。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杨骏连连点头，这话真是说到他心坎里了。可是，兵从哪里来？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是魏晋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闲时租种国家的土地，缴纳极高的赋税，战时出征），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誊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胆怯的汝南王、失控的杨骏再加上急于立功得富贵的张劭，三人一台戏，武帝尸骨未寒，内战却一触即发。幸亏司空石鉴保持着冷静。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在朝曾名列九卿，在外也曾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没被武帝重视，仕途跌宕，两次遭陷害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了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老头修炼成为人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是先朝老臣，已被封为子爵，并担任三公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石鉴发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会把自己吓走。石鉴是对的。当城内的张劭催着要发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了许昌。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军营，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随后，他接到了张劭的禀报。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马上又豪情万丈起来。由于对手临阵脱逃，杨骏胜了这一局。但是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运么？四、乱弹琴汝南王丢下洛阳的宗室逃之夭夭，余下的宗室成员大多担任散骑常侍之类的闲职，没兵没权；而各地都督群龙无首，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对于宗室而言，中枢陷落了。杨骏趁胜追击。在杨济的提醒下，他随即解除王佑的北军中候职务，并将王佑赶出洛阳，贬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杨骏任命外甥张劭为中护军，控制洛阳禁军。兵权在手，杨骏开始随心所欲的编排朝政。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人心，于是异想天开，打算通过大幅度赏赐官爵来换取好感，史书上形容这是“求媚于众”，用贿赂的方式收买人心。杨骏这一招是在学习魏明帝曹叡。曹叡是在父亲曹丕临死时才被确立为太子的，之前威望不高，当时大部分朝臣连他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所以曹叡登基之后，给全部臣子赐爵，笼拢人心。魏明帝曹叡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杨骏跟着东施效颦就莫名其妙了。原因很简单，魏明帝是皇帝，他要求全部朝臣都向他效忠，而在理论上，全部朝臣也必须向他效忠。皇帝拍臣子马屁，这体现的是皇恩浩大，臣子必须心生感激；而杨骏只是个权臣，权臣的权力都是从皇帝那里偷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得到全体朝臣的拥护。做权臣最明智的方法是党同伐异，打击一批提升一批，恩威并施，使同党把持要职，使异己心存敬畏，最终达到主宰朝政的目的。杨骏这一股脑的赐爵，结果只会得不偿失。在异己者眼里，这些爵位是皇帝恩赐的飞来横福，与你杨骏无关。再说这点小恩小惠也不足以让人家改变立场，杨骏礼物是送出去了，可照样还是挨骂；而在那些投靠了杨骏的人眼里，又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古人云“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我把我心托明月，不曾想在你杨骏眼里我不过泯然众人，于是难免有点心灰。此外，杨骏的时机也把握得不好。左军将军傅祗就对他说：“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武帝刚死不久，你就跟庆功似的大发赏钱，你什么意思啊？散骑常侍石崇、何攀两人也劝他：“哪有像你这样把爵位当传单一样滥发的，当年武帝受禅和平定江南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赐爵，晋朝的天下要流传万世，照你这样乱搞下去，几代以后这普天下人都是王侯，就没有平民百姓啦。”杨骏不听劝，他觉得自己如此锦囊妙计，怎么可能有错？于是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丙子，武帝下葬五天后，惠帝下诏：“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同时又加杨骏升官为太傅、大都督。晋王朝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侯爵。爵位滥赏是乱世的特征之一，如今国未乱、赏先滥，令有识者忧心。随后，杨骏又开始排挤武帝朝的老臣，也就是当年轻视过、嘲笑过他的那帮老臣。杨骏采用的手段是学习当年武帝对付齐王攸，永熙元年八月壬午，惠帝册立十三岁的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杨骏说太子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贤能来做太子的师友。以此为借口，杨骏开出名单，将他所嫌忌的老臣统统赶到东宫去陪太子读书。这张名单华丽无比，其中有武帝时期的尚书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右军将军裴楷、中书令张华、中书令和峤。这六人之中，何劭、王戎、张华后来都做到了晋朝的三公，当时太子东宫的阵容比惠帝朝堂之上还要强大。有经验的老臣去了东宫，朝堂上就由杨骏独断专行，结果他却连连出丑。早在惠帝即位的当天，杨骏就狠狠地出了一番丑。司马衷登基当日，改武帝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其实是违反礼数的。按照《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都是逾年而后才改元的，为什么呢？东晋的习凿齿对此做了解释：“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所以未逾年就改元的行为）今可谓辄不知礼也。”那意思是说，年号是皇帝御宇的一个标志，臣子们对先帝存着敬爱与思慕之情，不会忍心一年之内就忘怀先帝，舍弃先帝的年号。晋惠帝迫不及待的改掉了父亲的年号，是不懂礼数的不孝行为。仔细推敲一下，其实这件事杨骏也很无辜。改元这种事情不需要杨骏亲力亲为，直接经办人是太常卿，太常手下有太常博士、太常祭酒等等一整套人马，个个都是饱学广识的专业人士，精通礼仪儒法是他们的基本素养。杨骏不学无术，但是这拨人没理由不知道“逾年改元”的规矩，可能他们是想谀媚杨骏，所以才违心地依从杨骏的瞎指挥；或者他们就是想看杨骏的笑，所以不插嘴，任你去胡闹。等着看杨骏笑话的大有人在，惠帝一改元，朝野上下就哈哈笑开了，风声传到杨骏耳朵里，又气又无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杨骏想办法补救自己的名声，于是到了第二年（公元291年）年初，惠帝再次改元永平。惠帝是这么解释改元这件事的：“乃者哀迷之际……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那意思是说，去年之所以有改元的举动是因为朕太哀恸伤心，太想遵奉先帝的遗志了，先帝的年号叫“光熙”，朕就改叫“永熙”，所以永熙这个年号仍然属于先帝，朕改元不能算是违礼。现在新年到了，朕要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这才是朕的“开元易纪”，是完全合乎礼数的。这篇诏书面世，世人都认为杨骏这是文过饰非，结果却欲盖弥彰。如果当时杨珧、杨济依然当权，或许还可以给杨骏查漏补缺，不至于闹得如此不堪。可惜此时杨氏内部已经彻底分裂，杨骏的心胸狭窄到连自家兄弟也不能相容，他掌权之后马上与两个弟弟算起了陈年旧账。“三杨”的名号在太康年间就已经朝野皆知，当年齐王党气焰正炽，杨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终于把齐王攸搬倒，确保外孙司马衷顺利嗣位。杨珧与杨济成名都很早，当时兄长杨骏的名声反在两个弟弟之下。二弟杨珧在武帝朝做过尚书令，晋朝在创始期间许多制度都出于杨珧的建议，杨珧素有名望，只是后来因为陷害齐王攸，晚节不保名誉受损；三弟杨济是员武将，做过镇南、征北将军，统领一方雄军，以武艺高强闻名于世。司马炎曾经夸朝中彦秀云集有“恂恂济济”。“恂恂”是两文臣，说的是王恂、孔恂，“济济”是两武将，说的就是王济、杨济。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在齐王攸事件中，“二济”分别处于不同的阵营，二人都勇冠三军，于是难免要争个高下。曾经一次，两人跟随武帝到北芒山下打猎，骑着马手执硬弓，在武帝乘辇前开道。前方草木茂盛蛰伏野兽，突然有一只猛兽出其不意地杀出，直奔乘辇，武帝慌忙命令王济射杀。王济擅长骑射那是天下皆知的，只见他张弓搭箭，猛兽应弦而倒，杨济当然不甘示弱，不多时又有一头猛兽冲出，也被杨济一箭射倒。这一箭难度颇高，护卫武帝出行的禁军齐声喝彩，最后武帝判定二人平局。但是这两个弟弟都伤了杨骏的心。先说二弟杨珧。杨珧当年就极力反对侄女杨芷做皇后，杨骏认为他可能是出于妒忌，没理睬他。后来杨芷入了宫，杨珧还向武帝写了一个密折，说什么“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所以他要求将这道密折封存在宗庙，万一如他所言灾祸从天而降，他能够得到赦免。武帝把这道密折当笑话讲给杨皇后听，杨皇后又告诉了杨骏，杨骏听得心寒无比，从此将杨珧当外人看待。惠帝即位之后，杨珧始终坚持还政给宗室，在朝堂上处处与他唱反调，杨骏一气之下索性将杨珧废黜，杨珧此后一直以白衣身份居家养花养草。至于三弟杨济，也十分讨厌，整天和傅咸那些扯淡文人混在一起，结果被洗了脑，一次又一次的劝杨骏留住汝南王。不过杨济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他建议杨骏收回洛阳军权，再比如说他劝杨骏早日册立太子，这两条建议都被杨骏采纳了。太子册立之后，杨骏觉得杨济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实在是讨厌，因此任命杨济为太子太保，与那些老臣一同赶到东宫眼不见为净。摊上这么一个愚蠢颟顸的兄长，杨珧、杨济无疑都很灰心。杨珧无官一身轻，从此闭门不出。杨济被槟弃在朝堂之外，眼看兄长不停的出乖弄丑，郁闷无比，他问朋友侍中石崇：“外面人们怎么说？”石崇回答：“令贤兄执政，却疏离宗室，这个似乎不妥，还是容纳天下贤良之士为善。”杨济叹了口气，说，“你去见我大哥，劝劝他吧，我劝了都没用。”石崇于是求见杨骏，结果被杨骏拒之门外。石崇接着上奏章进谏，结果这些奏章引来了一纸委任状，石崇被赶出洛阳，到南方荆州做刺史去了。杨济又向朋友，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述苦，无比沮丧的表示他已经看到了杨家悲惨的结局，“如果家兄现在征还大司马（汝南王），退位避贤，那么我杨家门户可能还可幸免，否则，恐怕要赤族了。”傅咸陪着他一起叹息，说，“只要征还汝南王，天下人就会认为令兄是大公无私的贤臣，杨家肯定会太平无事。不仅太平无事，而且无需退避，可以确保权势。臣子不可以专权，不仅仅外戚如此，宗室也要如此。外戚、宗室最好唇齿相依、共扶王室，如今宗室失势，如果外戚能施以援手，他日外戚有危难，必定可以倚重宗室，引为奥援。这是一个互利同荣的，你还是劝劝令兄吧，唉……”傅咸与父亲傅玄都是西晋名臣，傅咸为人“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傅咸曾对杨骏说：先帝刚死，皇帝要服丧，所以托你代为掌管政事，但是天下人都不认为这样做妥当，都替你感到担心。历史上有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是圣人，尚且不免被人诽谤，可见周公这个位置是不容易坐的。何况皇帝早已成年，不是成王幼年时那种情况，如今先帝已经下葬，皇帝也已经除服，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还政给皇帝了吧。这种话当然是杨骏最不爱听的，傅咸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杨骏恼了。他计划着想把傅咸赶出洛阳，到关内去做太守。幸亏有杨济和外甥李斌帮着说情，说：“傅咸德望很高，为人正直，把他贬斥走影响不好。”杨骏这才住手。政坛鬼蜮莫测，越是位高权重越应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杨骏却懵里懵懂，身处险境却不知畏惧，还如此恋权不知好歹。这样的人简直是在插标卖首，有很多人预料到他的结局不会太妙。因此大家都刻意与杨家保持着距离。不仅朝臣们达成了共识，连朝野之外的人也瞧出了端倪。当时有个匈奴人叫王彰的，杨骏召他做司马，王彰推辞不受。别人感到奇怪，王彰说没什么好惊讶的，杨骏“昵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败无日矣！”他可不愿意跟着一块倒霉。有一个隐士叫孙登的，杨骏要强行召他做门客，他就通过装死来逃避。还有一些人，因为是杨骏的亲戚，想疏远也无法疏远，那怎么办？有一个叫蒯钦的，当时官任弘训少府，他是杨骏姑妈的儿子，两人从小玩到大的。蒯钦想自救，于是使劲地给杨骏挑毛病、言词犀利尖刻，让别人听得都很寒心。蒯钦叹口气说，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杨文长虽然笨了一点，但是他不会因为我骂他而杀我，只会疏远我，我被他疏远才能保住这条小命不陪他一块儿玩完啊。要不然，我宗族都要受他连累不能保全啊。这些预测很接近事实，杨骏在朝堂上颐指气使，他不知道，贾皇后偷偷派往荆州联络楚王司马玮的使者已经上路了。在洛阳街头，又开始传唱一首新的童谣，童谣内容是讲述一队远征的将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擒获敌酋斩首杀头。童谣的内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是它的名字很让人联想，这首童谣叫《折杨柳》五、盟友倒戈此前世人普遍认为贾、杨两家是政治盟友。当年贾充与杨珧联手，是挤走齐王攸、拥立司马衷的哼哈二将。如今他们如愿以偿把司马衷捧上了皇位，分别掌握着后宫与朝政，正好相互扶持，挟天子以对抗强大的宗室。如果贾充和杨珧还在，贾、杨两家的联盟也许还能维持。可惜贾充已经病死了，如今贾家的领头人是他的女儿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杨珧也已经被废黜了，代表杨家的是他的哥哥杨骏，老而恋权并且气量狭小，他连亲兄弟都不能共享权势，遑论异姓的贾家？所以这个构想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实了，贾皇后与杨骏彼此都嫌对方碍眼，贾、杨两家分道扬镳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杨骏而言，他独揽朝政靠的是三张牌：一、先帝遗诏；二、女儿是太后；三、外孙是皇帝。前两项资源归他单独占有，可恨第三项贾皇后要与他分杯羹，贾皇后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傻皇帝对老婆的依赖远甚至于外公，杨骏对此耿耿于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所以杨骏要嫌忌贾皇后。嫌忌归嫌忌，杨骏可以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或笼络或排挤。要笼络的话，那就给贾皇后分权，让贾氏亲族参与朝政，但这似乎是行不通的。一来杨骏舍不得，二来贾皇后的乖戾、贾皇后的心毒手辣、贾皇后的权谋，在她做太子妃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这些杨骏尽收眼底，足以证明她是一个欲壑难填的人，与贪得无厌的人搞分权，无疑是与虎谋皮。要排挤的话也有点难度，毕竟皇帝皇后是夫妻，外公插手管外孙、外孙媳妇的感情，这传出去都是笑话。如果杨骏当断则断，就应当趁着贾后羽翼还没有丰满，废后另立。比如可以立太子司马遹的生母谢玖，一来母以子贵，理由又现成又实用；二来谢玖的父亲是屠夫，谢家是没有背景的草根，将来会是一个大好的傀儡；三来进一步巩固太子司马遹的地位，再次标榜杨骏是遵循先帝遗志的，有助于消弭流言。如果做得好，这还将是一个与宗室改善关系契机。但是杨骏用来对付贾皇后的手段拙劣无比，不仅无效反而激化了矛盾。他任命外甥段广为散骑常侍、侍中，段广的任务是什么呢？监视皇帝、监视贾皇后，与贾皇后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这一事件的民间比喻就是：外公妒忌外孙、外孙媳妇感情太好，就派了一个表舅常年睡在外孙卧房里，不准小夫妻俩讲悄悄话。杨骏还决定，以后凡是皇帝下的诏书，都要先送到杨太后处审核，通过之后才能生效颁布。不用说，这一招也是为了阻止贾皇后干政。此时的杨骏把大部分精力用来防范宗室，并没有重点防范贾皇后。也许他还自恃杨家对贾皇后有恩，若不是他父女俩替着求情，贾皇后当年早就进金墉城了，所以他指望着贾皇后能知恩图报，收敛一点。杨骏也许没意识到，他已经将贾皇后彻底得罪，贾皇后恨杨家那是恨得心头滴血。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覆国祸水的女人不少，从商周时期的妲己褒姒，到明清之交的陈圆圆，漫漫三千年间层出不穷，一代又一代奇女子前赴后继地活跃在祸国殃民的最前线，给那些编正史写野史的腐酸文人提供大量发挥想象的空间。贾皇后是其中这类女子中绝无仅有的另类。其他祸水都是美貌红颜，长袖善舞，狐媚善谄掩袖工谗，贾皇后不是。史书上说她“短形青黑色”，即身材短小皮肤呈青黑色，武帝曾用四个字形容她的外貌，“丑而短黑”。按正史记载，贾皇后是个集万恶于一身的人物：丑陋、荒淫、暴虐、冷血、阴险、狡黠、狭隘、鼠目寸光。贾皇后的生长环境也相当恶劣，她的父亲奸佞不忠，她的母亲凶残善妒，她的妹妹也是个不守妇德的荡妇。一个万恶所归的家庭产出一窝恶人，这事本身已经十分诡异。然而还有更加诡异的，这个恶人家庭中出了一个恶魔般的女儿竟然通过层层选拔，淘汰掉一系列名门闺秀，最后由武帝做主钦定成为太子妃。这让后人感到匪夷所思，武帝莫非与自己儿子有仇？如果仔细推敲贾皇后的所作所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她并没有历代史官说的那样不堪，除了那些难辨真伪的风流韵事，还有末年逼杀太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原因后表），贾皇后并没有其他显著的劣迹。若从政治家角度来衡量贾皇后的优劣，这个女子可以说是西晋后期的政坛第一人。西晋的宗室力量是桀骜不驯的猛兽，各手握兵权的蕃王先噬人后相互噬咬，最后将晋朝的江山撕成碎片。杨骏、汝南王以及后来的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先后倒在这头饿虎的爪下，他们的执政时间都没超过两年，唯有贾皇后可以压制宗室九年之久。从武帝驾崩到西晋灭亡共有二十七年，唯一的太平岁月就是贾皇后治下的元康九年，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除了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还需要冷静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因此有理由相信，贾皇后与司马衷一样，也已经被后人涂抹得面目全非，她的真实面目也是一个谜。贾皇后可能并不丑，脾气也不暴躁乖戾，她甚至可能是一个绝色的美女，温腕可人但是性格刚毅坚韧。就如一切有所建树的政治人物一样，贾皇后内心坚硬，不会受个人感情的羁绊，行事干脆果敢，因此显得冷酷无情。贾皇后贵为中宫，有机会目睹芳容的人少之又少，晋朝的史官也不至于奋笔直书，留下“贾皇后既丑又乖戾”的史料。西晋灭亡之后是一个纷乱无序的大乱世，这个大乱世盛产流血漂杵的战场和饱食的秃鹫，也盛产枭雄尔虞我诈和急剧膨胀的野心，这个大乱世里连空气都充斥着阴谋、谣言与诽谤。等这一切尘埃落定已是三百年之后，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唐朝的史官竟然可以一眼就辨认出贾皇后，然后指出那是个超极大丑女，奇哉！史家本该惜墨如金，而他们竟花费大量的笔墨来渲染贾皇后的丑，怪哉！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唐朝人真的那么关心一个已成往事王朝的宫闱秘闻，真的在乎那个尸骨已经彻底腐烂成灰前朝皇后的美丑？不只是唐朝人，历朝历代的史官都有这个毛病，他们总对于皇帝皇后的床第之事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现代的史学家不同，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官僚，第二身份是文人，第三身份才是学者。作为官僚，史官们有义务进谏君主勤政爱民，有义务规劝同僚忠君爱国，也有义务教化黔首循规蹈矩；作为文人，文章千古事，史官们必须做到“文以载道”。他们的老前辈孔丘给历代史官的树立了榜样，“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历代盛世修史，其目的也被唐太宗一语道明，“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刘知几在《史通》中更是明确点出了史官的作用，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官的“微言”必须富涵“大义”，才能称得上是良史。因此，历代所谓的史书不仅是历史学术著作，同时它还是政治教科书，还是道德宣教课本。这种史书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可以说它其实是一种政治武器。所以历代的史官才会有浓厚的兴趣去关注宫闱秘闻，去绣前朝皇后的花边新闻。不是他们真的很八卦，他们在说妲己褒姒红颜误国的时候，真实用意是在变相的劝谏，警告当时的君主好色可能亡国，千万不要重蹈商纣王周幽王的覆辙；他们在说吕氏篡汉的时候，实际是在劝谏君主千万不能纵容外戚，同时也在警告女主不得干政。史官们其实根本不关心前朝王后皇后的真实长相，褒姒妲己息妫夏姬齐姜等等等等，关于她们的传说往往荒谬不经，她们都没有画像流传世间，后代的史官更不可能穿越时空去确认芳容，但是她们无一例外被定格为狐媚的绝色美女。原因很简单，这是政治教育的需要，这是道德教化的需要，如果她们不是风华绝代，何以让君王明白明眸皓齿的背后隐匿着亡国灭种的陷阱，从而悚然心惊？何以让君王避免落入温柔乡，摆脱好色不如好德的恶习？因此古代佳人动辄倾人国倾人城，显得威力十足杀气腾腾，她们并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被评判的，她们的外貌被涂抹上了厚厚一层功利色彩，史官在浓墨重笔描写她们“巧笑情兮，美目盼兮”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或明示读者，她们都怀着一副蛇蝎心肠，简言之，都是“妖孽”。给“妖孽”披上人皮，是史官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她们不“妖”就无法为“孽”。而贾皇后是个例外，她无需含睇宜笑，照样可以祸国殃民，因为她的丈夫司马衷是绝无仅有的白痴皇帝。这个发现令史官们惊喜无比，他们终于可以不走曲线救国的道路，终于可以直抒胸臆，表达内心对女人干政的痛恨了。于是他们就像积怨已久的泼妇，把全部脏水倒向已成冢中枯骨、毫无还手之力的贾皇后。然后，我们这些后人就看到了一个恶魔般丑陋狰狞的皇后贾南风。贾皇后为什么这么丑？答曰，因为她的丈夫司马衷是一个痴呆，贾南风的“丑”与司马衷的“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史料的限制，如今作者已无法给贾皇后辩污，只好采取与司马衷一样的处理方式，因循旧说，把贾皇后描写成旷古烁今的女魔头。然后，作者只好按照女魔头的标准去揣度贾皇后的心思。历来普遍认为，贾皇后这种人是只记仇不记恩，并且睚眦必报的。所以当年杨皇后父女的竭力维护，贾皇后已经全部抛之脑后，相反她以小人之心揣度杨太后曾经在武帝面前进她的谗言。贾皇后的脑海之中，只记得当年杨太后受武帝派遣到东宫责骂她的场景。杨太后与贾皇后同年，境遇却相差这么大，当时，杨太后的美艳与她丑陋、杨太后的趾高气昴与她的唯唯诺诺，形成鲜明对比，贾皇后想起往事就咬牙切齿。贾皇后一直怀恨在心，在升级做了皇后之后，她“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婆媳之间龃龉不断。如今杨骏又企图锁住贾皇后的手脚，不许她参政。新仇旧怨，贾皇后还没来得及爆发，杨骏又在她伤口上洒了一把盐。这把盐就是广陵王司马遹。杨骏立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这绝对损到了贾皇后的牙眼。杨氏与贾氏的分歧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说到底，杨氏与贾氏的利益毕竟是不一样的啊。杨骏昏聩贪权，他只是想揽权过把瘾，并没有政治野心，所以皇太子并不损害他的利益。司马遹今年十三岁，刚刚加冠礼，等他长大时杨骏已经行将就木啦，即使没死，他是皇帝的外祖父、太子的曾祖辈人，根本无须担心富贵优宠；贾氏则不同，对于贾氏而言，广陵王司马遹是把双刃剑，在用来扫平司马衷的登基障碍时，它是削弱对手的王牌武器，但从现在开始，它要割伤自己了，而且以后会越割越深。贾皇后才三十三岁，司马遹不消五年就会长大，势必会与她争权，这是矛盾之一；贾皇后一直忌恨着司马遹的生母谢玖，把谢玖软禁在冷宫别室里不让他们母子相见，贾皇后与司马遹之间，只有积怨没有慈爱。依着贾皇后对人性的理解，她不相信世界上有以德报怨这种事，这是矛盾之二；矛盾之三是最致命的，贾皇后相信自己一定会生出皇子来。司马遹只是皇帝的庶长子，她是皇帝的嫡妻，她的儿子才是皇帝的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司马遹做太子就把贾皇后儿子的嗣君位置给抢走了，这不仅有违宗法制度，在情感上也难以令贾皇后接受。而且，万一皇帝发生什么不测，太子登基嗣位，到时候贾皇后母子搞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说太子司马遹是贾皇后的眼中钉，那还是轻的，明明就是悬在心头的一把刀。但是贾皇后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天下人都知道，司马遹的嗣君地位是武帝指定的，谁敢违抗先帝的旨意？贾皇后只能迁怒于杨骏，谁让你立太子立得那么早？杨骏不知道，在贾皇后眼里，他已经非死不可了。六、张开的罗网同样是皇后，当年汉武帝的陈皇后想让皇帝的新宠卫子夫死掉，她就找来一堆木偶，扎上钢针埋进地里，焚香虔诚，每天请女巫作法，祷告老天把卫子夫那个狐狸精给收了。贾皇后可不是那个傻乎乎的陈阿娇，不相信巫蛊之术能把大活人活活整死，她觉得还是红刀白刃比较可靠。但是贾皇后要诛杀杨骏谈何容易，内有表舅段广为耳目，外有另一个表舅张劭领中护军震慑京城。贾家男丁不旺，贾充的两个儿子先后早夭，几乎要绝后，最后由武帝作主将贾充的外孙韩谧立为嗣孙，过继入贾府，改名为贾谧。贾充死后，贾家已无人在朝中担任显职，贾皇后的唯一依凭就是丈夫司马衷，但是这个资源是她与杨骏共享的，并且极其不可靠。指望皇帝成为打击杨骏的主力，贸贸然让他下一份诏书使杨骏归政，那是自寻死路。贾皇后只有偷偷地联络外援，自古中宫干政，肯定不缺少阉人作为连接内外的眼线。有个叫董猛的大黄门，早在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担任东宫寺人监，管理东宫的大小黄门。贾皇后是当年东宫实际的主子，这个董猛即是贾皇后的心腹，董猛后来被贾皇后带进宫，继续充当贾皇后的手眼。通过董猛这条线，贾皇后的触手在杨骏视线不到的地方偷偷地伸展，她的策略是从殿中禁军内部开始慢慢拉拢，先抓兵权。贾皇后刚抛出饵，就游来两条鱼，他们是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史书说孟观与李肇之所以投向贾皇后，是因为“素不为骏所礼”（杨骏对他俩的礼数不怎么周道。），这是一个细琢之下就会觉得搞笑的理由。在政治上什么叫做无礼？当年刘邦当着黥布的面洗脚算不算无礼？可是一回头赐了华屋美宅、美女侍妾，出门用与汉王一样的排场，黥布马上喜笑颜开，一点都不在乎有礼无礼了。所谓无礼，不过是杨骏给的利益没有达到两位的预期罢了，或者说，杨骏给的利益比不上贾皇后给的多罢了。说杨骏不重视孟观与李肇，这是肯定的，原因无他，像这样的小角色太多，杨骏大人记不过来。殿中中郎是禁军底层将领，微不起眼的八品官，晋朝的禁军与两汉一样，都是挑选良家子弟充当，到京师轮值宿卫。西汉的兵源主要是陇上，晋朝则主要是燕、赵地区，比如孟观就出身于渤海东光的普通家庭。在晋朝，世家子弟靠门阀出身就能享受高官厚禄，坐地就是二千石，起家就是将军；这些禁军士兵没有那么好的福气，他们流血的仕族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但是就如左思所叹息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他们再有才华也不会入权贵的法眼，他们只能担任低等的官职、军职，他们永远都被那些世家出身的纨绔子弟领导。殿中中郎掌管殿中武贲数百人，殿中中郎之上有殿中将军，殿中将军之上有左、右卫将军，左、右卫将军之上有北军中候。连北军中候路遇杨骏都得下马避让，行礼恭让杨骏先行通过，所以孟观、李肇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物，杨骏忽视他俩也是情理之中。这也从侧面再次说明杨骏的无能，连权臣都做得不够用心，当年霍光在记人方面可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据说他对在宫中任职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官衔、籍贯，都了如指掌。殿中中郎官职虽低，但职权范围可是帝国的心脏部位，怎么可以等闲视之？孟观、李肇虽然是条小鱼，却是长牙齿的食人鱼。在此后一次又一次血洗宫庭的惨剧中，充当急先锋的都是像孟观这样的殿中禁军将领。贾皇后渗透到殿中禁军内部，逐渐拉拢了与孟观等一大批禁军中下层将领。但即便如此，她的力量还是不足于与杨骏放手一搏，准确地来说，这点力量还不够杨骏塞牙缝的。贾皇后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必须继续寻找外援，于是她又把目光转向了晋朝最庞大的力量，那个至今缄默不语的庞然大物，宗室司马家。宗室一直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从咸宁年间被驱逐出洛阳开始一路积攒下来的，之所以隐忍着，只有因为没有领袖。汝南王作为宣帝的儿子，宗室嫡系中硕果仅存的长辈之一，原本众望所归，但他却令人失望地不战而逃，威望扫地。在这个时候，楚王司马玮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与年老气衰的汝南王迥然不同，二十一岁的楚王有将帅之才，性格勇猛果断，武帝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危托付给他。楚王因此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威权不在汝南王之下。汝南王已经倒下，楚王于是成为宗室新的希望，这种人心所向早在永熙元年五月，武帝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得很清晰。永熙元年五月辛未，武帝下葬峻阳陵。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大小郡王、县王，还有大大小小的公爵、侯爵，纷纷赴洛阳奔丧。楚王远在襄阳，来得较晚，但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那些诸侯，还有许多朝臣都赶到东门外去迎接，当时洛阳城万人空巷，无数百姓也跟着涌到东门去瞻仰少年王爷的风采。当时楚王行为十分低调，看来在荆州两年已有所历练，他没有在东门外逗留，径直去了峻阳陵。在陵前楚王与他的同母弟弟长沙王司马乂单独会面，聊了许久，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会晤结束后楚王履行完相关礼节，就匆匆返回襄阳去了。楚王的惊人号召力引起了贾皇后的注意，也引起了杨骏的注意。楚王因此成为贾皇后重点拉拢的外援，也成为杨骏首选的防范对象。永熙元年（公元290年）磕磕碰碰地过去了。第二年，永平元年（公元291年）正月乙酉，杨骏让惠帝下了一道简直贻笑后人的诏书，诏书说：禁止宗室子弟与群官去拜谒皇陵。皇帝竟然禁止同族亲友拜祭先帝祖宗，这事未免太荒谬了，杨骏却一本正经地告诉同僚：不要大惊小怪，不谒陵是司马家的祖训。于是有好事者去查阅朝廷典章，结果发现还真有这么一条祖训，留这个祖训的还是司马家最权威的祖宗：宣帝司马懿。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政权是骗来的。当年司马懿通过装病卖傻，麻痹了政敌曹爽，然后趁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到高平陵拜祭魏明帝的时候，成功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后司马懿总结经验教训，生怕别人偷学他的绝招，于是在临死的时候嘱咐儿子，千万不可谒陵，要时时刻刻提防别人背后捅刀子。司马师、司马昭果然遵循老父遗志，一次都没去司马懿陵前拜祭。到了武帝统一天下，江山巩固，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司马氏的统治，于是武帝两次大张旗鼓的拜祭了父亲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伯父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武帝是知道有那么一条祖训的，大概是怕爷爷跳出来骂他，他也没敢去拜祭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但是司马家标榜以“孝”治天下，却连祖坟都不去拜祭，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司马懿的那条祖训只适用于江山未稳的非常时期，既然武帝已经破了例，这条祖训就该自动作废。如今又被杨骏捡起来，只能说明杨骏心虚。因为不提这条祖训，惠帝就不得不去谒陵，杨骏怕有人趁机端他老窝；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杨骏怕那些诸侯王以谒陵为借口，到洛阳汇合图谋不轨。杨骏虽然接管了洛阳军事，增强了少许安全感，但是洛阳禁军号称天下最精锐，却存在着数量上的劣势，想凭此来号令天下明显力不从心。武帝遗志中追求的那种实力均衡的格局，中央部分虽然崩坏，但是各藩镇的格局依旧保持原样，关中的秦王司马柬、邺城的赵王司马伦、许昌的汝南王司马亮、襄阳的楚王司马玮、寿春的淮南王司马允，几十万雄兵包围着洛阳，虎视眈眈，这让杨骏夜不能寐。诸藩镇之中，秦王司马柬是杨骏的外孙，性格“仁讷”，诸镇之中他与杨氏的关系最为亲密，所以关中地区是杨骏最放心的；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一个是手下败将，另一个素来不肖，这两个锐气全无的老人也可以先搁在一边；令杨骏感到紧张的是年轻气盛的楚王司马玮与淮南王司马允，特别是楚王司马玮，在杨骏眼里简直就是，“心腹大患”的代名词。就当杨骏绞尽脑汁，谋算着怎样才能收服司马玮的时候，楚王突然从荆州上书，主动要求入朝为官。这可把杨骏乐坏了，心想荆州山高路远兵精将广我还真拿你没办法，你想自投罗网岂不正中我下怀？杨骏丝毫没察觉有一张罗网已经慢慢张开。铺设这一张罗网的人是贾皇后。贾皇后一面加紧往禁军内部渗透，一面在宗室里寻找树立旗帜的人。贾皇后很明白，要打倒外戚杨骏只能借助宗室的力量，而洛阳的宗室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于是她派遣李肇去联络真正有实力的人。李肇第一站去了许昌，找汝南王司马亮痛陈晋室危亡，说杨骏这人可能想当王莽，你是宗室元老你不能不管。此时汝南王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有担当的长辈，绝对辜负武帝的期望，他对着李肇打哈哈，说什么：“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李肇一听这论调就知道找错了人，他扭头就去了襄阳。在襄阳见到楚王司马玮，两人一拍即合。随后李肇离开襄阳，又赶往寿春去联络淮南王司马允。楚王则恭敬谦逊地上书，陈述了对洛阳、对母亲审氏以及皇帝哥哥的思念，希望回洛阳做京官。杨骏以为这只老虎要拔掉尖牙利齿，自己跳到牢笼里来。他很高兴，欣然让惠帝准奏，这老头昏昏然不知死期将至，楚王可是带着刀上路的。于是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辛亥年）二月癸酉，二十一岁的楚王司马玮与十八岁的淮南王司马允抵达洛阳。晋朝两个最年轻却最有权势的王爷同时进朝，当然不是巧合，李肇这趟路跑得真够辛苦的。七、喋血的暗夜楚王抵达洛阳，杨骏并没有立即给他安排官职。杨骏也许正沉浸在除去一个劲敌的喜悦之中，丝毫没觉察到楚王正与贾皇后加紧策划政变。有了楚王的直接参与，政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这不再是贾、杨两家外戚之间的争斗，而是宗室在向杨氏复仇雪恨，洛阳的宗室成员都很踊跃，纷纷加入政变的行列，而作为主谋的贾皇后则巧妙的隐藏到了幕后。从二月癸酉到三月辛卯间隔十九天。这十九天，响彻洛阳的是磨刀的声音，街头巷尾传唱着新的民谣，内容是“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搞政变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三百年前，汉代的吕太后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当时她知道朝中的那帮老臣不怀好意，于是临死之前让侄子吕禄、吕产控制长安的北军、南军，并告诫他们说：“我快死了，幼帝年少，那些大臣恐怕会对吕氏不利。你们一定要抓住兵权，牢牢控制皇帝，千万不要替我送葬，不要为人所制。”可惜吕禄、吕产没听老人言，被骗走兵权，结果被宰。诸臣诛杀吕氏是一个政变的模范标本，表明要发动一次成功的政变，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要有兵权，有了兵权才有发言权；其次是要具备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制皇帝。有贾皇后在，皇帝那边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要掌握禁军。惠帝于是下诏收回兵权，任命从叔祖下邳王司马晃接替张劭领中护军。杨骏曾经规定，皇帝下诏书必须要经太后过目才能颁布生效。但他忽略了一件事：只要是皇帝的旨意，都是圣旨，只要盖上皇帝玺印的青纸诏，都是诏书，即使不给太后过目，这诏书也照样能够生效。惠帝的这道诏书肯定没有经过太后过目。若换了老奸巨猾的政坛老手，必定找借口不奉诏，甚至可能先下手为强反戈一击，但张劭初出茅庐，竟然没有任何抵抗，乖乖把兵权交了出来，这让原本忐忑不安的楚王等人欣喜若狂。夺回中护军，就等于斩断杨骏的左右手。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了，惠帝快刀斩乱麻，连着下诏书，任命弟弟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北军中候；任命从叔东安公司马繇为右卫将军；任命从叔高密王世子司马越为左卫将军；任命弟弟长沙王司马乂为步兵校尉。这一系列任命都发生在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当天深夜，贾皇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出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向惠帝告发太傅杨骏图谋造反。惠帝当即龙颜大怒，诏令宫城内外戒严，命令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兵殿内；北军中候楚王司马玮屯兵宫城外的大司马门下；左卫将军司马越护卫东宫；右卫将军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虎贲四百人屯驻云龙门。同时惠帝下诏废黜杨骏一切官职，以临晋侯身份就第，若杨骏抗诏不从，则责令东安公率兵讨伐。参与政变的清一色都姓司马，刘颂虽然姓刘，但他是淮南国的相国，二月份随着淮南王一起来到洛阳，是淮南王的代表。宗室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一朝爆发，杨骏休矣。作为杨骏安插在宫里的眼线，侍中段广知道大事不妙，但是当时宫门已闭、内外戒严，逃已无路可逃。这位表舅只能作一些微弱而无谓的抵抗，他对皇帝说：“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惠帝不做声，只木讷地盯着他看。段广还想再说什么，贾皇后一挥手，有虎贲冲上来，把他拖了出去。三月辛卯政变示意图皇宫里面正厉兵秣马，外边杨骏也已经得到了消息。杨骏住在武库南，处于西宫与东宫之间，与西宫隔着云龙门，与东宫隔着万春门。这是当年曹爽的故居，杨骏即将面临与曹爽同样的命运。杨骏赶紧招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可是赶来与杨骏共患难的人并不多，司徒王浑、司空石鉴等元老重臣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杨骏的心腹，还有少数几个忧愁国事的臣子。杨骏很不解，他扪心自问并没有篡位的野心，天下人都知道杨文长女儿生了一大把，一个儿子都没有，说他篡位，那百年之后传位给谁呢？杨骏执政那是先帝托付的，他自觉也没有得罪谁啊，怎么就搞得天怒人怨了呢？难道真如杨珧所说的“一门两后，未尝以全”，荣华过盛物极必反？杨骏想起几年前胡嫔妃的父亲，镇军大将军胡奋对他说的一番话：“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你是倚仗着女儿才更加嚣张的吧？历观前代，与皇家结婚的家族，最终没有不灭门的，这只是时间问题，我看你这个嚣张模样，正好加速灾祸的降临。）杨骏当时就很奇怪，他反问胡奋：“卿女不在天家乎？”（你女儿不是也嫁在皇家么？）胡奋那老家伙哈哈一笑，说：“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我女儿是给你女儿做婢女的，身份低微，能有什么损失？）胡奋在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寿终正寝，朝廷追赠车骑将军，谥号为“壮”。今天他杨骏想像胡奋一样得以善终，其可得乎？杨骏一筹莫展，连连叹气。霭霭夜色中，从皇宫深处开出的禁军队伍悄然上路。生死关头，杨骏的府邸内却是一片慌乱，杨骏与群臣面面相觑，彼此看出大难临头的神色。这时，太傅主簿朱振向杨骏献计：“深宫出现变乱，其目的可想而知，一定是那些阉人唆使贾皇后，要对大人您不利。请大人焚烧云龙门以示威慑，追索肇事元凶，同时打开万春门，引东宫太子卫率与外营禁军入宫，大人亲自拥翼太子去捉拿奸人。到时候，惊惶失措的殿内禁军必定弃暗投明，主动送斩肇事者，以求免祸。”朱振是个人才，他轻描淡写，说这场变故只是贾皇后与几个被阉掉卵子的黄门想对杨骏不利，绝口不提宗室。这是朱振在安抚人心，也是给杨骏台阶下，否则这天下是姓司马的，现在司马家儿要你性命，如果你果真忠君爱国，岂不应该引首就戮？朱振的计策分为两步，先烧云龙门立威，表明态度，然后到东宫拥太子入宫，借东宫与外营的兵力入宫平乱。此时杨骏、朱振等人还都不知道中护军已经换人，朱振所谓的外营兵力应该就是指张劭的中护军与刘豫的左军；东宫的兵力则指负责保卫皇太子的左、右卫率，合计约有五千人，当时维护东宫治安的是杨骏的弟弟杨济。朱振的话其实还只讲了一半，点到为止。试想一下，如果杨骏真的“拥翼太子入宫捉拿奸人”，奸人是谁？当今皇后。取了皇后怎么办？既然动了手那只有将她废黜。这将使太子陷入十分尴尬凶险的境地，因为不管是否违心，名义上都是太子率兵逼宫，强使父亲废黜嫡母，如此一来骑虎难下，没有中途收手的可能，唯有一条路走到黑：让皇帝做太上皇，太子提前接班。所以杨骏若要依照朱振的计策行事，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效仿霍光伊尹，行废立大事。这太骇人听闻了，杨骏做梦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必须要逼外孙退位。变生肘腋，想让杨骏这样的人仓促之间做出如此重大的决断，实在太强人所难了。五十年前，魏明帝的顾命大臣曹爽也遭遇过相同的困境，当时他正陪着魏帝曹芳在洛阳城南九十里的高平陵。祸从天降，据说病得快要死掉的太傅司马懿突然痊愈，并且生龙活虎地占领了洛阳城，挟持了太后，用太后的名义下旨治他的罪。智囊桓范劝曹爽以皇帝名义招集天下兵马，打回洛阳去，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曹爽显示出了常人不可企及的智力水准，他叹了口气决定投降。曹爽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告别凶险莫测的宦海生涯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说，“我不失为富家翁”。桓范气得破口大骂，“你父亲曹真曹子丹是何等的伟人，怎么生出你们兄弟二人蠢得像猪，连累老子今天与你陪葬！”曹爽后来的结局是“夷三族”。如果曹爽地下有知，他可以不再羞愧，因为马上就会有一个更蠢的家伙到地府来给他垫底。杨骏听了朱振的计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杨骏呢喃不清的说了一句令时人绝倒、令后人嗤笑的昏话：“云龙门，魏明帝所造，功费甚大，奈何烧之！”此言一出，在座的各位就明白杨氏的大势去矣。都是生死关头了还在心不在焉，考虑什么保护文物，真是不知死活！那自己怎么办？跟着一起陪葬？还是侍中傅祗反应最迅速，他站起来对杨骏说：“我愿意和尚书武茂去云龙门探探形势。”傅祗这是想溜之大吉，不过杨骏这时已傻掉了，点头说好。傅祗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对那些还在发愣的同僚说：“宫中不宜空。”言下之意是：“你们还傻愣着干嘛？想送死啊！”那些人恍然大悟，都站起来跟着傅祗溜走了。傅祗又一回头，看见尚书武茂还坐着发呆，他冲着武茂大喝一声：“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子？如今内外隔绝，不知天子安危，你怎么可以不去护驾，而在这里傻坐着？”武茂这才如大梦初醒，惊起，追随傅祗溜走。群臣做鸟兽散，空荡荡的大殿上只剩下杨骏一人，左右徘徊、唉声叹气，无计可施。外面已经杀声四起。傅祗等人刚出殿门，东安公已经带着孟观、李肇，率领四百殿中虎贲杀到门前，杨家家兵紧闭府门御敌，将傅祗等人阻在院子里，情急之下，傅祗等人只好翻墙逃走。当时的情景凶险无比，这边傅祗等人在翻墙逃命，那边殿中虎贲已开始四处放火，弓弩手登高放箭，杨家的家兵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但很快就被杀散，四散逃逸。殿中虎贲冲进杨府，见人就杀，有不少没来得及逃走的朝臣毙命于刀下。孟观等人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没发现杨骏的身影。有人报告说黑乎乎的马厩里有动静，孟观喝令里面的人出来！没有回应。孟观断定里面就是杨骏，但不敢冒险入马厩，一时拿杨骏没奈何。正僵持间，孟观抬头看见杨骏府前有一排长戟幡旗。这是晋朝的风俗，达官贵人都喜欢在门前摆上两排兵器幡旗，用来讲排场显威风。杨骏府前的都是真武器，孟观指挥虎贲拔出长戟，将杨骏乱刃捅死在马厩之中。杨骏死状正好应了那首民谣：“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八、哀哉秋兰洛城戒严，杨骏伏辜，余下的从党被困在城中插翅难逃。杨珧早已废居在家中，孟观领着殿中虎贲破门而入，杨珧在睡梦中束手就擒。杨济倒没有在家中坐以待毙，他望见杨骏府第方向火起，心知有变乱发生。这时太子派人来召他去东宫，也许这是个陷阱，杨济很踌躇，就去向姻亲、太子太师裴楷问计。裴楷说：“你是太子太保，应该去东宫。”裴楷并非有意要诓杨济，他也未必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杨济一进东宫就被擒获。杨济素来亲贤好士，很得人心，他门下养了四百秦中壮士，个个武艺精湛善骑射，这四百壮士听闻杨济去了东宫，急忙去追赶，结果晚了一步，东宫大门已闭。壮士们只能含泪恨恨而返，连夜遁逃。从杨济的被擒可以看出，即使当时杨骏按朱振的计策行事也为时已晚，他想到的贾皇后也早已想到了，当时下邳王司马晃正领着中护军守在东掖门下，准备伏击杨骏；即便杨骏冲过这一道关达到东宫，也不过是自投罗网，司马越已经捷足先登，控制了太子，也控制了东宫五千精兵。当时杨骏的另一个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反应十分灵敏，他匆忙招集麾下，陈兵列队要去救杨骏。如果有左军支援，杨骏还不至于一触即溃，但是这时老天已经下定决心要灭杨家了，所以刘豫走在半道遇到了右军将军裴。刘豫想确定杨骏的方位，就问裴：“太傅在哪里？”裴忽悠他：“刚才我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他带着两个随从坐车向西逃走了。”刘豫也是傻帽，他也不想想裴的话怎么可以轻易相信，裴的姨妈郭氏就是贾皇后的母亲，而且裴从小就受贾充的赏识提携，贾家对他有恩。此刻裴已经打定主意，要拿刘豫的鲜血去涂自己的顶子。其实当时杨骏还没死，正在太傅府里唉声叹气呢。刘豫一听说杨骏逃走了，当即傻掉，他问裴：“那我怎么办？”裴假装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到廷尉那儿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刘豫竟然真的丢下左军，屁颠屁颠地跑到廷尉那儿去报到了。裴兼领左、右两军，屯兵万春门下。于是杨骏这个脆弱的庞然大物，就像山崩一样，在几个时辰之内轰然倒塌，变成尘埃。永平元年三月辛卯夜，据离武帝驾崩一年还不到，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月亮躲进厚厚的乌云之中，不忍照见地面。洛阳城里正在进行一场屠杀。此前进攻杨府时，东安公司马繇下令，遇到抵抗就地格杀，因此已有包括杨骏的女婿裴瓒在内的不少人死在乱刃之下。在大局已定之后，司马繇将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河南尹李斌、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军将军刘豫、尚书武茂、中书令蒋俊等十数人，统统夷三族。这些人的阖门老幼几千号人，不分男女，尽数斩首。杨珧临刑前大声号叫，声称当初向武帝求有赦免。他对司马繇说：“先帝有赦表在石函之内，此事张华可以作证。”一旁有议者说，当年钟会造反要夷三族，钟会的哥哥钟毓曾向文帝密报钟会不可重用、用即造反，因此文帝赦免了钟毓一家。援引旧例，杨珧也该被免罪。东安公不听，他长着一副美髯，时人称为“美髯公”，但此刻他狰狞着面容，一心想着斩草除根。杨珧一直哭嚎着，行刑者手起刀落，哭嚎声戛然而止。一直杀到东方既白，刽子手才行刑完毕。初升的太阳照向刑场，雾气散开后，露出一座座尸山，尸体散乱无绪地堆起，无数头颅滚落在一旁，有白眉皓首的老人，也有垂绦稚齿的儿童，有的嘴唇微启，似在喊冤，有的双目圆睁、心有不甘。太阳是冷的、空气是冷的，但鲜血还未完全凝固，有血流仍在蜿蜒向前、延绵数里，最后染红了洛水。第二天是三月壬辰，洛阳的百姓打开家门，他们首先闻到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浓浓血腥味，然后他们会发现街道戒严了，从御道铜驼街到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小巷，都站满了手执长戟、面容冷峻的士兵。朝廷颁布了改元的诏令，“永平”这个年号才用了三个月，被丢弃到角落里，从今天起，“永平元年”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元康元年”。这只是个开始，往后每经历过一次兵火，都会改一次元。惠帝朝长达十六年，总共改元十一次。此刻朝堂上正在进行着另一场争论，争论的中心是怎样处理一个棘手人物：杨太后。有人拿着一支飞箭为证，箭上系着一份帛书，上写“救太傅者有赏”。据说这份帛书是杨太后所写，然后飞箭出宫，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杨太后参与杨骏谋逆的铁证。且不说别的，堂堂太后在父亲被杀之时竟然只能使出飞箭传书这种几乎没有作用的求救方式，这个太后也实在太可怜了。要知道，太后与太子一样，有自己的属官，有自己的卫队，杨太后竟然指挥不动自己的卫队，那只说明她平时很不得人心。禁军将领之中，长水校尉赵浚是杨艳的舅舅，赵浚的女儿赵节是武帝的充华，也是杨艳的表妹。这两个人都倒向了贾皇后这一边，可见杨太后和她父亲一样，连自己的亲人也笼络不住，难怪会在贾皇后面前一败涂地。也许因为稳操胜券，或者是出于玩弄弱者的阴暗心理，贾皇后让惠帝保全杨太后母亲庞氏的性命，允许她入宫与杨太后住在一起，同时又把杨太后迁到永宁宫去住。永宁宫地理位置较偏，离皇帝较远，其实就是冷宫。迁居冷宫只是杨太后噩梦的开始，贾皇后看这个婆婆不爽已经好久了，现在天赐良机，不把她整死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卓著恶名？她让朝臣们上书揭发杨太后的罪恶。于是就有人跳出来充当贾皇后的打手，上书说道：“皇太后的阴谋奸计逐渐显露，她试图危害社稷，通过飞箭系书的方式招募将士，与逆臣杨骏同恶相济，自绝于天下人。当年鲁庄公与他那弑父害国的母亲文姜断绝往来，为《春秋》所赞许，这是因为君王奉顺祖宗，肩负至公天下的重任。陛下即使怀着深厚无边的孝心，免于追究皇太后的罪行，我们这些做臣子不敢奉诏。请陛下宣敕，将此事交由王公贵臣在朝堂上公议。”朝臣们公议的结果，当然是皇太后罪不可赦。皇后是一国之母，皇太后就是一国之祖母，现在孙子们出于拳拳忠君爱国之心，不惜犯险弹劾祖母，可见这皇太后确实恶贯满盈，稍有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是皇帝出于孝心，总不能人家一说弹劾马上就点头，总得推辞一下做个姿态。所以皇帝说：“这事非同小可，你们再考虑考虑。”朝臣们不答应，继续上书：“杨骏凭借外戚的身份，居处于宰辅的职位上。陛下‘谅暗’期间委托杨骏处理政事，杨骏因此阴谋叛逆，在朝廷里布树私党。皇太后作为杨骏在宫中的内应，协同杨骏谋逆，阴谋败露之后，皇太后等人悍然违背诏命，拥兵负众血染宫廷，（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皇太后又飞箭传书招募将士，鼓励他们附逆奸党。“皇太后的所作所为，上有愧于祖宗之灵，下辜负亿兆臣子的期望。当年鲁国夫人文姜参与弑杀鲁桓公的阴谋，被《春秋》贬斥；汉初外戚吕氏阴谋叛乱，高后吕氏因此被汉光武帝清理出太庙，不受子孙供奉。有这些成例在前，请将皇太后废黜为峻阳庶人。”朝臣们起先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他们的耐心或者说贾皇后的耐心极其有限，还是迫不及待的亮出了底牌：他们要废皇太后为庶人。这个要求就十分无理了。太后的“太”与太上皇的“太”是同一个含义，表示是皇帝的长辈，凌驾于皇帝之上。并非所有先帝的皇后都会被尊奉为太后，如果皇位是兄死弟及的话，皇帝一般是不会把嫂子尊为太后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皇后犯有大罪恶，不配做天子之母，所以也不被尊为太后。历史上有过太后犯法被废黜的先例。西汉时，汉成帝暴死没有子嗣，由宗室定陶王刘欣入继皇位，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尊奉成帝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但是不久有人揭发赵飞燕曾杀害成帝的皇子，罪行确凿。于是汉哀帝褫夺赵飞燕的太后称号，贬为汉成皇后。除此之外，还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把吕后剔出太庙也算是一例，东汉汉和帝也差点把窦太后给贬了。不过，汉哀帝等人的权限仅限于此，他可以不承认赵飞燕的长者地位，不尊奉她为太后；他也可以对赵飞燕不尊敬，不对她行子侄礼。但是他不能褫夺赵飞燕的汉成皇后称号，这是已成事实，也是先帝汉成帝的意志，只有汉成帝本人才有权力收回。同理，如今惠帝也没有权力废黜杨太后为庶人，他最多只能把杨太后贬为晋武皇后，想要免为庶人，除非把武帝从峻阳陵里请出来。太子太傅张华看不下去了，这人仕途跌宕，脾气却一直没改。张华被武帝发配到幽州后，政绩很卓著，于是在太康末又被招回洛阳。杨骏当政时，他被打发到东宫陪太子读书。张华认为那些朝臣不学无术，太胡来了。他上书说：“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如今至亲犯罪连累了她，免为庶人太过，可以援引汉代孝成皇后赵飞燕的旧例，贬为武帝皇后，打入冷宫养老送终就行了。”这显然不合贾皇后的心意。贾皇后最不愿意人家提武帝了，在武帝时代她受的委屈太多了，现在是后武帝时代，武帝时期的一切都该推倒重来。贾皇后要借题发挥，杀很多很多她不顺眼的人，杨太后只是头一个靶子。因此，马上就有左仆射荀恺与下邳王司马晃再次上书，请求治杨太后的罪，免太后为庶人。这次皇帝不再矜持犹豫，诏曰：“可。”荀恺接着上书，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步步紧逼：“杨骏谋反，家属理应受诛，陛下先前赦免杨骏夫人庞氏的性命，只是为了宽慰太后之心。既然太后已经是庶人了，那么庞氏就该作为犯妇交给廷尉行刑。”也许是惠帝真的不忍心，或者是贾皇后还在作态，诏曰：“听任庞氏随女儿待着吧。”但是朝臣坚持国法为重，一定要置庞氏于死地。最后皇帝做了让步，诏曰：“可。”于是可怜庞氏一老妪，在昨晚的杀戮场中侥幸死里逃生，到女儿处避难，席不暇暖惊魂未定，又有一群虎狼扑了进来，被倒拖着出宫去斩首。杨芷，这个昔日的太后抱着母亲嚎哭不止，一直跟到刑场。在极度的惊惶哀伤中，杨芷已失去了理智，她把头发剪掉，理成女囚的发型，她上书乞求儿媳的怜悯，她不顾身份地向儿媳献媚认罪、自称为“妾”。但这一切的一切，最终还是没能让庞氏免除那一刀之厄。许多人都不忍看这一幕人伦惨剧，有个叫董养的太学士，愤然说道：“朝廷为什么要建这个太学堂？是想培养我们这些太学士成为贤良之士吧！我翻看历朝历代的赦书，里面有的连谋反大逆的犯人都会赦免，唯独杀害祖父母、父母的忤逆之人坚决不赦免，这说明不孝忤逆确实是王法不容的。现在皇帝想杀祖父母，还摆出个交由公卿商议讨论的姿态，这未免将天下人都当白痴了。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杨芷本人从此被打入金墉城，起先还有十几个宫人服侍，后来都被贾皇后赶走，杨芷以囚徒的身份走完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二月，政变发生的十一月之后，杨芷八天没有东西吃，活活饿死在金墉城，死时三十四岁。贾皇后担心杨芷死后与武帝会面，于是将她脸向下殡葬，身上贴了许多厌劾符书之类的东西，让她做了鬼也无法去申冤。九、洛阳三月血满街杨骏就像一个纸糊的巨人，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杨骏的倒台换来一大群人的欢乐。那些宗室成员很高兴，从武帝末年开始“三杨”就一直在欺负宗室，杨珧把他们驱逐出洛阳，杨骏将他们排挤出朝堂；到了武帝驾崩的时候，宗室原本有机会扳回一局，可是怯懦的汝南王不战而降，使宗室几乎彻底失去出头之日。如今可好，宗室全面收复失地，今后的朝政依然是姓司马的人说了算。贾皇后也很高兴，杨骏和太后一死，就没人有资格与她争夺皇帝的控制权，也没人有能力阻止她染指朝政，贾皇后可以将亲信渗透进朝堂，明目张胆地干预朝政。虽然离她独占朝堂的目标还很远，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一个障碍已经粉碎，下一个就轮到……贾皇后望着年轻的楚王那春风得意的表情，嘴角浮现一丝冷笑……政变之后照例有政治大清洗，该赏的赏，该杀的杀。惠帝下诏封赏功臣：东安公司马繇进爵为东安郡王，食邑两万户；陇西王司马泰的世子司马越封为东海公，食邑五千户，不久又封为东海王，食邑六县；下邳王司马晃，爵位已经是王，到顶了，于是封为司空，加侍中，兼任尚书令；孟观封为上谷郡公，李肇也被封为郡公，两人都升官为积弩将军；黄门董猛被封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也都被封为亭侯；裴诓刘豫有功，被封为武昌侯；傅祗及时翻墙逃命有功，被封为灵川县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又封其子傅畅为武乡亭侯、侄子傅隽为东明亭侯，三人合计食邑四千户。犒赏完了继续杀人。左仆射荀恺上书，奏请诛杀杨骏的所有属官，还请诛杀卫尉、太子太师裴楷，理由是裴楷的儿子娶了杨骏的女儿，裴楷是杨骏的同党。那是胡扯，谁都知道裴楷与杨骏一向不和，杨骏当权时也没有重用裴楷，何况裴楷的儿子裴瓒已经被乱兵所杀，天下没有如此株连的道理。真正要杀裴楷的是贾皇后。裴楷一向看不起贾充，在贾充生前给他添过不少堵，裴楷曾对武帝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后来贾充差点被逐出中枢出镇关中，也是裴楷捣的鬼。贾充因此衔恨在心，但一直没有机会报复，现在贾皇后替父亲解恨来了。不止贾皇后，东安王等人也在趁机公报私仇。东安王“是日诛赏三百余人”，随心所欲，一时之间洛阳城的公卿王侯人人自危，就怕血光之灾从天而降。东安王睚眦必报，得罪他的当然要杀，得罪他亲戚的也要杀，最离谱的是他还搞诛连，如果得罪他亲戚的正主已死，那就杀他的后人。东安王的外公是诸葛诞。当年文钦、诸葛诞都曾是魏曹的扬州刺史、都督淮南军事。文钦因不满司马氏，跟随毋丘俭起兵造反，失败之后逃往吴国。之后不久，继任扬州刺史的诸葛诞也起兵反司马氏，向吴国投诚。文钦于是带着吴国的军队来接应诸葛诞，正好碰上司马昭亲领二十六万大军讨伐诸葛诞，两人被司马昭围困在寿春城内不得脱身。文钦与诸葛诞两人素来不和，只是被迫无奈才卷入同一战壕，后来两人的矛盾激化，文钦被诸葛诞斩首，文钦的儿子文鸯带着家人逃出寿春，投降司马昭。诸葛诞据城顽抗，城破之后被夷三族。文鸯是三国后期的一员猛将，在晋朝他参与平定了关中叛乱，后来官任护东夷校尉。元康元年距离那乱世中的恩怨已有三十多年，文鸯也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是东安王没放过他。据说东安王担心文鸯要报父仇，威胁到他的舅氏（诸葛诞被夷三族的话，那他的舅舅应该都死光了）。文鸯的下场与诸葛诞一样，被“夷三族”。太多的鲜血，让越来越多的朝臣看不下去了。张华、刘颂、裴等劝贾皇后适可而止。傅祗针对荀恺的奏折，在朝堂之上抛经引据，与荀恺辩论。最后荀恺词穷，皇帝下诏赦免裴楷、赦免杨骏的属官。消息传到刑场，差点就晚了。原来监斩的东安王杀人杀出了瘾，不等圣旨下达就先动起手来。当初给杨骏献计的朱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余下的人在排队等死，这些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其中有两人值得我们关注，以后还会出场。这两个人中一个叫阎缵，是杨骏的舍人。此人有情有义，杨骏曝尸数日没人敢收敛，他招集了以前的同僚替杨骏收尸，结果被人告发。葬礼进行了一半，大伙一哄而散，他豁出一条命使杨骏入土为安。另一个人叫潘岳，就是那个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人称“潘郎潘安”是也，当时他是杨骏的主簿，职位与朱振相同。他“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长大后果然才学很高，擅长写悼词。只是潘岳时运不济仕途不顺，先是做了十几年的三公从僚，然后做过两次小县令，好容易攀上杨骏，杨骏却又倒了。不过潘岳并没有气馁，此后他将再接再厉继续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被夷三族。临刑前潘岳抱着老母亲痛哭流涕，说：“负阿母。”唉，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容后详表。元康元年三月壬寅，政变发生的十一天之后，杀人者终于厌倦了，洛阳逐渐恢复了平静。惠帝颁布诏书，布置新的政权格局：“以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份诏书横看竖看都觉得用心险恶。惠帝的用意似乎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存心挑起天下大乱。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一、凶狠的诏书严格来讲，“八王之乱”是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那场政变开始的，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政权尽数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河间王司马顒被人扼死在赴洛的马车上为止。这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旷日持久、流血千里，由起初的宫廷政变，逐步升级成为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持续的杀戮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紧随其来的永嘉乱世，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究其祸乱本身，残酷惨烈，空前绝后；究其后患，更是血泪盈河，无数人死于兵火流离，令后人千年之后想起，仍咬牙切齿。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恨其无能。《晋书》中如此评论“汝南（王）以纯和之姿，失于无断；楚隐（王）习果锐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职参近禁，俱为女子所诈，相次受诛，虽曰自贻，良可哀也！”这个评论十分到位，汝南王司马亮的无谋无能，在他与杨骏争做顾命大臣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是个不足忌惮之人；楚王司马玮则不仅表面性格果锐、行事狠辣而已，他年轻勇武的身躯内，跳着勃勃野心，他存着侥幸之心，凯觎着他哥哥的皇位。就此一念之差，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楚王落为贾皇后的手中屠刀，然后如过河小兵一般成为弃子。三月政变结束不久，楚王与贾皇后之间短暂政治联盟立刻危机重重。杨骏消失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在这个问题上，贾皇后与楚王各怀鬼胎。诛杀杨骏整个过程的现场总指挥是楚王司马玮，急先锋是东安王司马繇，两人居功至伟。论亲疏，楚王是先帝亲子、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九年之后，皇帝的另一个亲弟弟淮南王讨伐赵王，他很理直气壮的高呼：“赵王欲破我家！”楚王也完全有资格将国事包揽成家事，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他是先帝临终特意安排、托以厚望的一个儿子，位高权重，楚王“性开济好施，能得众心”，人缘威望也不错。楚王唯一的缺憾是很无可奈何的缺憾：他太年轻了，资历太浅，元康元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的人“习果锐之性”完全在情理之中，况且楚王是年轻人中的那种狠角色，做将军犹可，但如果做为辅政大臣则肯定不能服众，而且肯定要坏大事。所以，当时朝廷里并没有声音提出让楚王司马玮辅政。按着贾皇后的心态当然恨不得满朝公卿都姓贾，可是她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有心计之人，杨太后父女刚刚因为吃独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骏坟上的土色还是新的，难道她想步杨骏后尘？楚王领着禁军三十六军就在宫城之外，冲进来只需要一盅茶的工夫。贾皇后这边心存忌惮，在楚王司马玮那边，也觉得这个嫂子心机深沉得可怕，不像正常人。此刻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军事方面，楚王控制着洛阳的大部分禁军，但是最关键的殿中禁军掌握在贾皇后的手，她的心腹李肇、孟观已升为积弩将军，各领二千五百强弩手守卫在殿中；后军将军荀悝是贾后党人，右卫将军郭彰是贾皇后的从舅，车骑司马贾模是贾皇后的从兄。在政权方面，郭彰、贾模还有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与楚王、东安王司马繇共预国事。暂时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很快双方都会感到不满意的。东安王虽然是宗室疏族，但是这人野心不小，并且对贾氏存有意见；贾氏这一边，贾谧是个轻浮子弟，宾客盈门，排场比皇室还大，而且行事张扬，早晚会惹出祸事来。贾皇后未雨绸缪，于是就有了三月壬寅那份令天下人惊讶的诏书：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仔细嚼嚼这一份诏书，就可感受到贾皇后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这个女人的心计，就如闹鬼山村中的一口千年老井，终年水气缭绕；这份诏书是一个井口，从中可以窥见井里黑沉沉的深不见底，贾皇后躲在最阴暗潮湿的地方露齿狞笑。对于贾皇后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楚王对她的威胁，避免成为杨骏第二。但是，她的力量不足以与楚王抗衡，她现在对于洛阳、对于政权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当初的杨骏，想要直接动武那是以卵击石，而想保持现状一来心有不甘，二来也不可能，以楚王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势态，双方交恶其势必然。权力中枢实在是险地，智者不立危墙之下，那么不如以退为进。贾皇后索性卖乖，摆出高姿态让出政权，专门从外地找一个辅政大臣来，把她和楚王手里的政权全收了，到时候她无欲则刚，有矛盾则是辅政大臣与楚王之间的矛盾，与她无关。反正贾家的势力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再不济也比杨骏当政时强。再说她对惠帝的控制这张王牌是谁都抢不走的，有惠帝在手，再加上她主动让权的良好态度，郭彰、贾谧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占一席之地那是不成问题的，贾家的声音还是会有分量的。那么，政权让给谁呢？这是一个问题，人选只能从宗室里面找，否则根本让不出去。杨骏血的教训摆在哪儿呢，不姓司马的谁敢接着这烂摊子？即使有不要命的蠢货敢接，他也拿不住，楚王一刀过来，连权柄带他的性命一块儿取走，这样一来就是间接让给楚王，到时候楚王两次立威，谁还敢与他争锋？因此，只能从宗室里选辅政大臣，贾皇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汝南王司马亮。汝南王司马亮简直就是为贾皇后量身订做的一枚棋子，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做替死鬼的了。首先，他是宗室元老，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楚王的祖父，宣他入朝辅政，绝对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楚王也没理由表示反对，只能吃哑巴亏；其次，他与楚王等人的关系并不紧密，宗室虽然都姓司马，但是内部并不团结，这一点贾皇后观如洞火。汝南王在与杨骏的交锋中屡次败北，在宗室心中的形象大损，政变发生前他推三阻四不肯参与，政变成功了他赶来分杯羹，这肯定令楚王等人寒心反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汝南王与杨骏相似，也是老而昏聩不知死活的人，肯定不拒绝这天上掉下来的权力。他入朝之后，势必要与楚王争权，而楚王肯定不会因为他是祖父就自认孙子。两人做鹬蚌之争，贾皇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贾皇后心思缜密，为防止汝南王入朝后与楚王协手联合，让她的如意算盘落空，她又让惠帝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担任尚书令、东安王司马繇担任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秩千石，官职不高，但却掌握着实际政权，“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史书上对下邳王司马晃的评价不错，说他“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但是此人在朝议处置杨太后的时候，充当了贾皇后的打手，一心要置杨太后于死地。司马晃死于贾皇后当权的元康六年，生前历任三公，死后追赠太傅，享尽了殊荣。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下邳王司马晃是结党于贾皇后的。尚书仆射也是重要的实权岗位，它的服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有时置左、右两仆射，以左仆射为主。让东安王出任这个职务，一来是褒赏他在政变中的积极表现，二来是由他来扯汝南王的后腿。东安王是个狠角色，“性刚毅，有威望”，汝南王如今名誉扫地，让东安王来服从这个族叔的管教，看来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