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张璟琳　著内容简介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一、临终的皇帝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是权臣父子的传统分工模式：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当年曹操、曹丕父子也是如此。但是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充分信心。这一年年初，奉命远征的镇西将军钟会消灭了蜀汉之后，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立，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血战最终并没有爆发。此前司马昭对钟会的野心有所预料，特地任命能谋善断的卫瓘为监军，随行入蜀以备不测。卫瓘不辱使命，钟会刚树起叛旗，卫瓘就策动魏军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到了晋朝，益州一分为三，由北到南分别为梁州、益州、宁州。随着蜀汉的灭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九锡也受过了，对内的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剿平，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给晋王，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所谓三十而立，司马炎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司马炎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泰始，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也是晋朝的第一个年号。泰者，安也。司马炎是想诏告天下：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但是天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安定，三国乱世尚未完全谢幕。江南孙吴政权依仗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时有交锋。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咸宁，这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还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孙吴当时国贫民困、人心思变，晋军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江南。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从上游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破碎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司马炎于是再次改元，将咸宁六年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太康，这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所谓盛世，标准竟然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可见这不是一个繁华似锦的盛世，而是大乱之后喘口气的盛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但是对比之前兵连祸结、“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惨况，人们已经感到相当的幸福和满足。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盛世也仅仅昙花一现。不久，天下重新分崩离析，战火延绵不止。几十年后，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见惯了杀人盈城、尸横遍野之后，文人干宝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千载之后重读干宝此文，令人欷歔不已，乱世中人说愁是泪、说喜也是泪。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字字血泪。太康盛世的终结有诸多原因，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炎怠于朝政。名为开国君主，实际上司马炎根本不具备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伟略，他能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幸生在司马家。众所周知，司马家的江山是从曹操后人的手中连骗带抢得来的，过程卑鄙并且充满血腥味。司马家的前二代人物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阴霾狡诈、心狠手辣，这一形象直到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的时候才有改观，但这个改观是建立在前二代人物辣手扫平一切政敌基础之上的。对于司马炎而言，创业时期的艰难险阻已由父祖克服，皇帝的宝座瓜熟蒂落，被他悠然拾起。西晋太康二年疆域图、西域部分有省略所以本质上司马炎是个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天性里安逸享乐的成分远多于坚忍谋国。在平定吴国之前，他还能稍稍克制自己，摆出一副有为明君的姿态，屡次下诏严禁浮华、严禁奢侈。不过这也仅仅是个姿态而已，比如他标榜从谏如流，却无法真正做到择善而从，最后姑息养奸；他宣称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却始终优柔寡断，在苟安与奋进之间摇摆不定。等到吴国灭亡，天下人都只认他司马炎一个皇帝之后，司马炎就连“明君”的姿态都摆得三心二意，压制已久的纨绔子弟习气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晋书》上评论他：“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所谓“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是暗示司马炎好色。司马炎好色是个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寻常巷闾，凡有适龄少女却敢隐匿不报的，都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诛三族，司马炎一向标榜仁恕，可是为了美人，他愿意承担暴君的骂名。讨平吴国之后，司马炎的“寡人有疾”一发不可收拾。他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导致洛阳后宫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一万余人。这一举动使司马炎沦为历史笑柄，宋朝诗人邓林写有一首名为《晋武帝》的七绝，劈头两句就是“秋风铜爵曲池平，吴主宫娃满掖庭”。而更大的笑话还在后头。因为后宫人数太多，繁花入眼竟然使司马炎不知所从，在这个时候皇帝变成了一个极富有闲情逸致的登徒子，他每天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以吸引羊群。司马炎因此成为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羊车”一物也经常被后世用来指代帝王的宠爱与临幸。所谓“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说的是司马炎重用杨骏、杨珧、杨济三兄弟，其中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太康年间离晋朝开国已近二十年，许多开国元勋已经逝世，杨骏兄弟成为最得司马炎宠信的臣子。司马炎热衷于在后宫寻花问柳，杨骏等人就趁机专擅朝堂，任用私人，排挤卫瓘等功勋卓著的老臣。《晋书·杨骏传》中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沉溺于酒色会间接造成君主大权旁落，不过它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戕害君主的身体。没过多久，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司马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自从西汉武帝年间，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杂糅，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之后，谶纬之学、阴阳之说就再次成为显学。数百年来人们很真诚地相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句话，认为天地间各种现象都会与人世间的所有祸福得失相契合。两汉魏晋各朝的史官不厌其烦地记下天上地下各种异象，用来附会当时各种政治现象，这些史料后来被记入《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中的“天文志”、“五行志”等篇章。按照那时的说法，皇帝是上天之子，动静都有天神庇佑，连皇帝的座位都上应天上的“帝座”星，上天会不时的降下昭兆预示祸福。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食再现，不利于王者。果然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槽糕，天下妖异频现。先是年初，江南会稽郡传闻，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荆州南阳郡传闻，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只有两只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然后，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太康十年四月，宫城崇贤殿火灾，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灾。恶兆频繁出现，司马炎无疑慌了。太康十一年春（公元290年）正月，他又一次改元太熙。熙者，光明、和悦。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重新焕发光芒，君临天下。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改元之后冬去春回，天气越来越暖，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孟春、仲春、阳春，春天去过了，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接下来是四月，孟夏草木长，处处欣欣向荣，而司马炎却已沉疴不起。许多人预料到，“太熙”很可能就是司马炎所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了。果然，熬到四月己酉，有消息传出：皇帝大渐弥留。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殿上帷幕重重，还遮起了屏风，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痛苦地做沉思状，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皇后杨芷、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殿下，不少被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整整齐齐地跪好，只等里面一声号召，恸哭举哀。殿外，数以千计的黄门、宫女匆匆穿梭往来，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皇帝大行（注：驾崩的另一种说法）后梓宫（注：即棺椁）已经放置妥当；皇后、太子、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衰”丧服（注：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已经缝制完毕；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但是白缣帐、蓐草、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即可完工；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表情肃穆，列队等候于偏厅之中；宫城外，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以供百姓哭祭。总而言之，万事俱备，惟欠皇帝一死。皇帝偏偏不肯死。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双腿发麻、发冷最后失去知觉，可皇帝还是不断气。终于有人等不及了，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傲然上殿，揭开帷幕走了进去。没人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因为这人就是当时权倾天下的国丈杨骏。杨骏见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双眸紧闭，肤色灰暗，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递给皇后杨芷，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这一举动叫“属纩”，“属”是放置的意思，细小的绵絮叫作“纩”。绵絮很轻，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测看其是否断气，如果绵絮一动不动，则说明病人已死。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司马炎猛一抽搐，双眼突然睁开，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杨芷吃了一惊，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不被司马炎发现。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顺着这道目光，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瞬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他是不放心身后事，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二、痴呆的太子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有二十六个，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七人死亡，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邺侥幸活了下来。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朝成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只有四个儿子：正室杨艳生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柬，侧室生司马景。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年初，司马炎立次子司马衷为太子，这时司马衷才九岁。时光荏苒，太子一天天长大。宫中传出这么一个流言：太子是个痴呆。有这么一个笑话作为佐证，说有一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有蛤蟆在叫，太子静静听了半晌，问左右随从：“此鸣者为官乎，私乎？”随从哭笑不得，只好蒙他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太子听了这个答案，相当满意。消息传了出去，百官哗然，司马炎也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皇帝与太子的相处方式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父子。寻常父子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对彼此的性情、能力了如指掌，皇帝与太子则不同，皇帝、皇后、太子分别居住于不同的宫殿，彼此相隔甚远，按规定太子定时都要向父母请安，但那是例行公事，过程充满繁文缛节，未必对亲情有益，而且像司马炎这样的风流皇帝，一退朝就坐着羊车到处猎艳，国事都可以荒废，当然更顾不上对太子的教育培养，即使当时太子想与皇帝亲近加深了解，恐怕也找不到父亲在哪里。太子成年之后都要搬出宫城，单独居住于东宫，每隔五日回宫朝觐请安。朝觐有现成的规矩可按部就班，请安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会有东宫官僚事先叮嘱指点，所以这种觐见形式重于实质，目的是向天下人展示父慈子孝的姿态，实际上并不能增进父子间的了解与感情。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被自己的儿子蒙蔽欺骗，甚至死于儿子之手，这种扭曲亲情的父子相处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司马炎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太子是个痴呆，这一点都不奇怪。震撼之余，司马炎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传言，因为宫闱深处自古都是盛产谣言阴谋的地方，宫内嫔妃们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其惨烈不亚于战场，而目的不外乎争宠夺嗣。司马炎潜心观察，他发现自己好似雾里看花，一方面有人不停地提出种种证据，来说明太子是痴呆，另一方面又有人不停地把太子粉饰成圣子贤君。司马炎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终于确认传言是残酷的事实，这时候太子十岁刚出头，现在撤换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君王家天下，撤换太子是国事，但首先是家事，司马炎先向太子的生母皇后杨艳征询意见。杨艳在司马炎还是曹魏臣子的时候就已经嫁入司马家，算是糟糠妻，她出身弘农杨氏，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若不是司马炎做了皇帝，他绝对是高攀。史称杨艳“聪慧，善书，姿质美丽，娴于女工”，与司马炎成亲后“甚被宠遇”，生有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司马炎称帝之后纳了一个又一个的嫔妃，后宫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他还是十分尊重这个皇后。司马炎对杨艳表示，司马衷也许不堪社稷重任，为了江山永固，应该另选佳儿做皇嗣。比如说，可以另立杨艳的幼子司马柬。司马炎未必有什么深刻用心，但是杨艳显然十分敏感。她出身书香门第，应该听说过汉武帝那有名的李夫人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当时她已年过三十，自谓年老色衰，皇帝已经很少在她那儿过夜，而且皇帝三天两头的纳妃，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子，令她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司马衷的皇嗣地位现在是她唯一的保障，也是弘农杨氏未来的唯一指望。即使皇帝答应立司马柬为皇嗣，她也无法感到安全，因为司马柬不是嫡长子，废长立幼这种铁的法则不能破了口子，如果发生了第一次，谁能保证不发生第二次？所以杨艳坚决反对换嗣，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立嫡以长不以贤”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它出自《春秋·公羊传》，是被奉为圭臬的法则。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司马炎脾气超好，史书上称他一生“未尝失色于人”，也许他不想太拂了妻子的心意，也许他想太子还小，长大了就会慢慢变聪明。反正换嗣的事情就搁下来了。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杨皇后病逝，那时候皇太子十六岁，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杨皇后临死，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太子的嗣位不安稳，于是推荐自己的从妹（注：堂房亲属为从）杨芷接替她做皇后，司马炎是重情义之人，他当时就“流涕许之”，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册立杨芷为皇后。从此，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时又多了一个心理障碍，总觉得冥冥天际，杨皇后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但是，虽说君王家天下，毕竟这天下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君王的贤与不才，关系到悠悠苍生的福祉。朝中百官议论纷纷，有相当一部分臣子对太子感到失望与否定，时不时地来劝谏一番。有一次皇帝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皇帝御座前，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卫瓘是太子少傅，最清楚太子的情况，他说可惜，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可是司马炎实在狠不下心来废太子，他只好装糊涂，说：“公真大醉邪！”——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一边凉快去吧，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另一个臣子，中书令和峤，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的对皇帝讲：“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被他说得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人世间的诡异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一边有人说太子确实白痴，另一边又有人说太子成年之后。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说太子聪明的那些人，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果然，司马炎兴奋不已，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荀勖回来后，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皇帝很高兴，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太子圣质如初。”——太子还是老样子。史书上说皇帝的反应是很不高兴，“帝不悦而起”，拂袖而去。和峤未尝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皇帝很不想听到的，但是在这关系国祚江山的大事上，他不允许自己说谎。忠臣与奸佞的区别就在于此。皇帝还在继续摇摆，在他心里其实并不想换嗣，但是，他又知道太子确实不成器，他需要借口来说服自己，来说服心怀异议的朝廷官员。于是皇帝继续进行对太子的测试，他布置了一次考试，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交给太子，让他写上处理方案。为了防止太子的从僚替太子捉刀，司马炎把东宫的大小官员都召到宫里来喝酒。但是即便如此，太子还是作弊成功，帮他作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皇帝没有意识到，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已经有许多朝臣牵扯进来，如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他们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皇帝拿到太子作弊得来的答卷，喜出望外，他把答卷展示给群臣看，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山呼万岁。最后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是太子的儿子司马遹。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子与贾南风成亲，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不懂男女帷房中事，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谢玖出身低贱，是屠夫的女儿，史称她“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但长得“清惠贞正而有淑姿”。她去了东宫，六年后，竟然怀了孕。若非这意外怀孕，皇帝皇后肯定记不住谢玖这个人。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凌驾众生之上的是皇后，皇后之下是三夫人，分别是贵嫔、夫人、贵人，位比三公；三夫人之下是九嫔，分别是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仪、容华、充华，位比九卿；九嫔之上算是后宫的大小主子，九嫔之下则都是服侍人的角色，这些人按官秩依次为美人、才人、中才人，处在最底层的是无官秩的普通宫女。谢玖谢才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而已。皇孙从天而降，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但谢玖眼下却忧心忡忡。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甚至亲手杀害。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太子妃知道后，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母子俱亡。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龙颜大怒，打算废掉太子妃，打入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阳西北角，是当年魏明帝曹睿修筑的，后来成为一个专门关押皇家重犯的监狱。杨皇后、荀勖等人纷纷替太子妃求情，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长大脾气就变好了。而且太子妃的父亲贾充曾立下大功，他死去不久就废黜他的女儿，未免让人齿冷。司马炎的耳根一向比较软，而且对于皇帝、皇后来讲，区区一两个宫人的性命是不足以打动他们的，他们心疼的只是少了一个皇孙。现在皇孙没都没了，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司马炎派杨皇后去把太子妃骂一顿，教训一下，此事就算了结。谢玖获准回到西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她生下皇孙司马遹，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太子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对于司马炎来讲，皇孙司马遹绝对是个傥来之喜。老天先降下一痴儿，然后又让痴儿生出一个机灵乖巧的孙儿，看来冥冥之中实有天意。作为后人，我们知道老天其实不怀好意，但是那时司马炎并不这么认为。所谓隔代亲，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他给司马遹取字“熙祖”，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孙儿身上，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发扬光大。至此，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司马炎已不再犹豫，他有了绝好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并希望说服群臣。不错，虽然皇太子愚憨迟钝，但是将来会有太孙继承大统，太孙睿智聪明，是难得的佳儿，将来肯定是个贤君。为了使这个借口更有说服力，司马炎开始给孙儿造势。他经常在百官面前夸司马遹聪明，说“此儿当兴我家”，还说司马遹的长相、气质都像宣帝司马懿。这完全是信口开河，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见过司马懿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司马懿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当世不可能有人知道。不过既然皇帝开金口，说这皇孙长得好、长得像祖先，作臣子的难道还能反对？自然是山呼万岁，向皇帝表示祝贺了。司马炎经常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皇孙司马遹不同凡响。第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皇宫失火，司马炎倚着高楼看救火，年仅五岁的司马遹牵着他的衣角，走到暗处，对他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这个例子一来说明皇孙有孝心，二来说明皇孙机敏、沉着、处乱不惊。第二个例子，是皇孙看到宫中园林里养着一些很大的猪，皇孙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这个例子说明皇孙心忧天下，并且知道爱士。经过司马炎的努力，还在冲龄的司马遹很快誉满天下。皇帝的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些嚷着说“太子不堪使命”的臣子是否明白呢？他们当然明白，但是他们不接受。那些臣子不接受，是因为他们有人选，而这个人选恰恰是司马炎万万不能接受的。三、兄弟怡怡在平定吴国之前，张华是司马炎最最信任倚重的臣子之一。当时满朝文武不思进取，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开始贪享淫逸，竞相奢侈。例如太傅何曾“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掉一万钱，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驸马王济用人奶喂猪，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赤石脂涂墙，外戚羊琇连温酒用的炭，都要先雕刻成奇珍异兽的样子，然后才拿来温酒做饭，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向他学习。司马炎很痛恨这种奢靡的习气，并在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下诏“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有一个叫程据的太医马屁拍在马腿上，他向皇帝献了一件雉头裘，被皇帝借题发挥，在大殿上当着百官的面烧毁。皇帝下诏重申，以后谁还犯禁做这种奇装异服，一律问罪。可是皇帝的诏令扭转不了社会风气，况且皇帝自己也不能以身作则，他一方面倡导朴素节俭，另一方面却又不停的选秀女、扩充后宫。群臣既然忙着享乐，就很少有人操劳国事。司马炎每次提到要对孙吴用兵，总会招来一大片反对的意见，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主张趁着吴国内乱频频国力大损，将其一举讨平，不要将这个难题留给子孙。羊祜、杜预相继都督荆州军事，在前线与吴军对峙，张华作为内援，在朝中任度支尚书，供应军需。等太康元年吴王投降的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这个猜想落空了。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去处理民族事务了。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从小就表现优异，史书上说他“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对于司马炎而言，这个优秀的弟弟是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司马攸更胜他一筹，祖父司马懿对弟弟的宠爱也远甚于对他。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绝望的认为皇帝的宝座已经离自己远去。他的伯父司马师有五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司马昭便将次子过继给兄长。司马昭掌握大权之后，经常拍着身下的座位说：“天下是景王（注：即司马师）的天下，我只是代理摄政，我百年之后，这个是桃符的座位。”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司马炎听到父亲说这番话时心情该有多么惊惶不安。为了得到世子的位子，司马炎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而司马昭犹豫了好久，终于在死前半年，才确定司马炎的嗣位。知子莫如父，司马昭知道司马炎心里对弟弟有怨恨，所以他临死特地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贻笑世人的故事，握着司马攸的手，托付给司马炎。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子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这个王太后不是一般女子，当年钟会还在得势的时候，她就对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后来钟会果然谋反。王太后这次也没有看走眼，司马攸最终没能逃脱与刘长曹植相似的命运，十五年后，三十六岁的司马攸在忧懑中发病暴卒。司马攸的死因，固然是他太优秀，冒犯了兄长脆弱的自尊心，但这还不足以勾起司马炎的杀机。与鼠肚鸡肠并且毫不掩饰自己鼠肚鸡肠的魏文帝曹丕不同，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涵养非常好，即使被臣子当面批评，比做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即位之后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就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七位司马家族的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藩王按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藩王的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藩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藩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藩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分别是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被封为“次国”藩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有司马攸是“大国”藩王，食邑万户。司马攸不仅与嫡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嫡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请入朝堂，委以重任，《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实际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注：“开府”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址建立府署并且自选僚属，在晋朝之前一般只有三公才享有这个特权；“仪同三司”是指比三公之下的官员享有三公的待遇。），这项殊荣在当时连皇帝的嫡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屡建战功，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他俩都是论功行赏才享有“开府”殊荣的，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晋书·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册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帮党人该老实了吧？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己也染上了。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长女了。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己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究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尹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这下可闹大了。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五、亲兄弟明算账张华被贬是皇帝放出的强烈信号，表示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杀将出来，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设一个阳谋，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司马炎认同荀勖的看法，他下诏任命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其实就是要齐王离开洛阳，回齐国去。司马炎下这道诏书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考虑到此举可能会引起宗室的误会。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实际就是接任齐王卸下的职务。对于皇帝来讲，外姓臣子是仆人，无须担心他们的反对，怕的是宗室的离心离德，所以司马炎废一个立一个，示意同族，他的目的只在于逐出齐王攸，并不是想削弱室宗。这两道诏书颁布于十二月甲申，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及待地开辟战场等敌人反攻，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齐王党人是不会让皇帝如愿的，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向皇帝施加压力。他们众口一词，将齐王攸比做周公旦，说“（齐王）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这样的“至亲义者，不可远朝”。这个比拟是十分应景的，当年周朝建立不久，天下还未稳定周武王就病死了，弟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建立制度平定叛乱，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的基础；如今太子司马衷是痴呆，上天降下齐王攸这样的贤人来做周公，再度演绎历史佳话，这难道不是天意？他们还暗示说，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想让外戚杨氏辅政，所以要排除与杨氏不和的齐王攸。但是陛下别忘了，外戚祸国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吕后擅权、王莽篡汉的教训。他们又搬出死去已久的文帝司马昭与文明王太后（注：“文明”两字必须拆开理解，“文”是指文帝司马昭，“明”是王太后的谥号），说陛下如果派齐王攸到青州去，“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实则就是发配，“去离天朝，不预王政”。这样有负父母期望，“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因此，他们提议说，最稳妥的办法是留下齐王攸，让齐王攸、汝南王亮与外戚杨氏共同辅佐新君，“三人齐位，足相持正”，可保江山巩固。他们并没有说动司马炎，他们的立场使司马炎感到愤怒与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皇帝的亲信，个个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扶风王司马骏，他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他都督着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两朝元老；侍中王济、甄德是驸马。这些人如果想搞一次政变真是轻而易举，自己在世时还可以镇住局面，但是将来太子登基，如何治理这群跋扈老臣？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攸已经让司马炎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司马炎认为齐王攸不是周朝的周公旦，而是西汉燕王旦，有篡位的野心。即使齐王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也无法消除司马炎的疑忌。他是如此受欢迎，竟然有这么多重臣敢于为他顶撞皇帝。很明显，齐王攸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将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王浑等人的上书如泥牛入海。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请皇帝留住齐王攸。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眼泪这种武器只能打动女人心，如果王太后还在，向太后哭谏一番，由太后向皇帝施压，那可能还有点效果。这时王太后已经死了十五年啦，宫里有分量的女人只有一个杨皇后，而杨皇后一家恰恰就是视齐王攸为眼中钉。于是两个公主只能去找皇帝哭，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皇帝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他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我和齐王攸是至亲兄弟，今天我让他出镇，那是我的家事。甄德和王济两个派妇人来哭我死啊！皇帝的委屈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皇帝看来，虽然齐王攸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不愉快，但是作为兄长，他一点都没有亏待这个弟弟。这十多年来齐王攸享尽恩宠，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已去世的皇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所享的礼遇可以与齐王攸相媲比。司马炎认为自己对弟弟仁至义尽。皇帝所能给臣子的，他已经给了全套，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居心可疑了。其实这只是皇帝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明眼人看来，皇帝与齐王攸的兄弟之情则有另一种方式解读。所谓无可复加的恩宠只是假象，皇帝始终不曾信任齐王攸，始终对其心存戒备。齐王攸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担任的职务都是虚职，不掌握实权。此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么是安享晚年的朝廷耋老，要么是吴蜀的降臣。比如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汉武帝时专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所谓骠骑将军听上去很威风，实际已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再比如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攸呆在洛阳未曾出征，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晋朝人才奇缺，司马炎对异姓又很不放心，因此许多宗室成员，不管长幼贤愚，都被任命为各地都督，掌管一方军事。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作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他那个傻侄子、太子司马衷读书。如今，皇帝想把齐王攸赶走，他的诏令里说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看似是要让齐王攸掌一方大权了，但是熟悉王朝兵力分布的人都知道：青州以北的幽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鲜卑人的；青州以南的豫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江南吴人的；偏偏青州，没兵驻守。所以，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只是一句空话，皇帝真正想说的是，你回齐国养老去吧。就当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时候，齐王党人又捅了娄子。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这次驱逐齐王的诏书肯定又是杨珧在背后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打算设埋伏手刃杨珧。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告状求救。羊琇这回闯大祸了。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统率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事情快要恶化成流血冲突，司马炎龙颜大怒。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官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齐王党全线崩溃，不过皇帝在过年之前驱逐齐王攸的计划也没有得逞。纷纷扰扰间，太康三年接近尾声，双方中场休息，准备过年。皇帝也好公卿也好寻常百姓也好，都在除旧迎新，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钉桃符、彻夜守岁，平常百姓祭祀祖宗，皇家设坛拜社稷、摆上三牲去太庙问候先帝。到了元日，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个个冠带整齐鲜艳，逢人道喜道贺，相互敬着泡以桃汤柏叶的椒酒；在皇家照例有朝会，热闹非凡。皇家朝会仪式繁缛，一搞就是一天，朝会结束还要用膳，用膳完毕，往往已是夜晚，君臣一起欣赏歌舞。如果有雅兴，还要吟诗唱和一番。晋初傅玄曾写《元日朝会赋》，描述如下，“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元日的朝会照常举行，皇帝神情欢娱；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日皆有朝宴，君臣共乐，尽兴而归；正月晦日，皇帝领着众臣到洛水泛舟，绿波徐徐春枝袅袅，新鸟欢歌，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众臣中不见齐王攸，听说是病了。就在大家认为齐王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司马炎突然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郑默这才知道，原来皇帝还惦记着这事呢，他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己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这一商议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攸。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个名字后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曹志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的曹植曹子建。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不如说是替自己父亲鸣不平。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两份谏章一起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司马炎大怒，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这时有人推波助澜，廷尉刘颂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大家一看皇帝动真格了，都不敢再劝。太康四年二月，皇帝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但是皇帝不许。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作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冯紞只有一点可恨。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六、画皮的人撕开伪装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驯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凯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武帝安排的藩镇分布图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己深居后宫养病去了。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己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作秦末的赵高。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己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皇帝招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质，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漏。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丝。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做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份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出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潭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戮千万人的诏书：“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指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来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第二章　杨　骏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己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帝的尊号。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象，当时的街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些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只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诘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辨真伪。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祉。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印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前燕是东晋时五胡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象一下，如果这部书披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未必。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二、无法肩负的重任既然是痴呆，那么司马衷对做皇帝的感觉就仅限于从东宫搬到西宫，住的地方更宽大了一点，身边的宫女更多了一点，臣子们对自己的态度更加恭谨一点，如此而已。真正兴高采烈的应该另有他人。比如说皇后贾南风。她十五岁嫁入皇家，十七年来一直担惊受怕，皇帝公公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一会儿说要废黜她丈夫，一会儿又派那个不是婆婆的婆婆杨氏来训斥她，十分可恶。更可恶的是，那个杨氏与她同年，只因为嫁得好就以长辈自居，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让人讨厌。如果东宫有这么妖艳的女人用这么倨傲的口气说话，贾南风一定会往她的脸上砍两刀，可是作为儿媳，当时的贾南风只能忍气吞声，这股怨气即使事后鞭打了几十个宫女都无法发泄干净。如今守得云开见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己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自己不利。贾皇后看着身上绣着日月星辰的袆衣，满脸掩饰不住的笑意。再比如说太后杨艳。她十九岁入宫时，司马炎款款深情都倾注在胡芳胡贵嫔的身上。虽然她以前自负美艳，但是一进这繁花似锦的后宫也不过泯然众人，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从姐杨芷还有旧情。所以司马炎对她一直恭敬有余而恩爱不足，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姐的一个会动的灵位。十四年过去了，杨艳已韶华不再，而宫里满眼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一个又一个皇子出生长大，而她的儿子司马恢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虽然她从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夺走了年幼的司马炽，当作自己儿子哺养，但毕竟不是亲生的。论才情文蕴，她比不上左芬左贵嫔；论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贵嫔；论温婉可人，她比不上诸葛婉诸葛夫人；杨艳只有身处幽冥的从姐和从姐留下的痴呆太子可依仗，还有一个并不太可靠的轻浮老子作为外援。一切荣华都在司马炎的一念之间，倘若哪天司马炎移情别的嫔妃，废掉太子另立别的皇子，那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后宫深不可测，所谓“女无好丑，入宫见妒”，何况是处在皇后这个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这里，杨皇后就不寒而栗。现在可好，杨皇后升级成了杨太后，连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礼，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够威胁她的地位了。而最高兴的可能还是老国丈杨骏。前文已经提到，杨骏以前名声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楷却从不正眼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