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群豪与萧大王有父子兄弟之仇，不可谓不深；民族家国之恨，不可谓不厚。这些仇恨比起抽象的“仁政”带来的利益，更是直接切身得多。然而饶是如此，他们仍不敢上前挑战，而寄望于别人先去送死。仁政这个东西，人民群众感情上当然都很支持。别人为了捍卫仁政而流血牺牲，大家也乐于致以崇高的敬意，但自己是否愿意为它把命搭上，那就另说了。 然后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把人民群众的士气都调动起来，甚至对他们也进行了足够的武装，加以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做到了比士气比装备比训练，咱们的正义之师都不比那些邪恶部队差，胜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这点孟老师当然不信。外部条件双方都均等，比军队规模，得道自然多助，支持仁政的肯定比支持暴政的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有不赢的吗？孟老师和齐宣王之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梁惠王》） 邹国小，楚国大，所以邹国一定打不过楚国；同理，齐国小，天下大，所以齐国一定敌不过天下。 齐宣王当时是被孟子唬住了，也许今天仍然有人觉得这番话听来很有道理。 但这偏偏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秦国就不可能取得天下。 很多人指出过，天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一国要与天下争锋，只要各个击破就可以。 其实，即使天下是一个整体，它对齐国的优势，也不能与楚对邹的优势相比。 原因很简单，等比例放大，是行不通的。 这个道理如同你把我的书撕一页下来折纸飞机，可以飞得很流畅；你拿一整张报纸折飞机，软塌塌的，根本飞不起来。你想挖一个一米深的坑，随便挖；你挖十米深的坑，不给四壁加固的话你就自埋吧。猎豹可以腰间无骨灵活自如；大象、犀牛却必须要有一副粗笨的骨架才能支撑沉重的身躯。 同样，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人数超过一定上限，组织、后勤的成本就会高到无法承受。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天下的军队集合起来，是怎样一个过程，看看汉朝怎么打匈奴就知道了。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汉书.匈奴传》） 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天的军粮，必须东到山东沿海，南到江淮地区全国总动员。花费一年时间，集结都无法完成。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却已经被前线军营的恶劣条件长期折磨，人员疲惫，设备损耗，失去作战能力。 楚国打邹国，有能力从容组织一支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部队；天下打齐国其实做不到这点。如果齐国被天下揍了，那牵涉到的因素一定有很多，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规模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总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像孟老师这么玩高屋建瓴，把难度如同挟着泰山蹿过北海的事情，看得像给老人按摩肢体一样容易，结果只能是三个字：不靠谱。 宋国推行仁政，引起齐、楚等大国的警觉，导致后来宋被齐国吞并。 孟老师对滕文公的姿态，几乎可说是耳提面命。但当滕国面临危机，滕文公向他问计的时候，孟老师的主意不过是要么你像古代太王那样流亡，要么你就死守。 像太王那样流亡是不可能的。那是七八百年前的往事，那还是地广人稀的时代，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在滕国所在的山东地区早已日渐拥挤，再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 死守的话，滕国太弱小了，那就是受死。 于是滕国很快就灭亡了，宋国在自己被灭之前，把它给灭掉了——学者估算，时为公元前318年。当时孟老师早已放弃了最崇拜自己的滕文公，滋滋润润地在齐国享受客卿的待遇，并高谈阔论仁政有如何神奇的功效。 在很长时间里，耳朵软，好脾气又富有好奇心的齐宣王对孟老师很尊敬，但孟老师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齐国。《史记》说，攻打燕国是孟子的主意，而齐国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却是后果严重的失败。当然，《孟子》书里提供了很多有利于孟老师的说法，认为还是齐宣王理亏，齐王甚至还表达过对孟子的愧疚之情。但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齐国方面是怎样看待此事件的，毫无文献记录。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是这事上孟老师馊主意出得太多，齐王才不得不把他尽可能体面地送走了。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大概是在公元前319年，孟老师和梁襄王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梁襄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老师答：“统一了才能安定。” 梁襄王又问：“谁才能统一天下？” 孟老师答：“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 就在这段对话之后不到百年，以狂热嗜血，斩首无数著称的秦国，横扫六国，天下一统。 从“民本”到“民主” 孟老师注重“养民”，强调的是“民本”。这一点，大概只有一些最极端的反儒人士才会否认。 但孟老师的观点算不算民主，争论可就多了。 刚受西方影响的时候，学者和志士仁人们一边想西化，一边对自己的传统还比较有信心，所以乐于寻找“民主”这个西方概念的本土资源，于是孟老师自然被看上了。康有为说，“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谭嗣同说，孟子“畅宣民主之理”；郎擎霄说，卢梭的主张“与孟子之意相近”。最有意思的是谭煊吾先生。 总观孟子的民本思想，实概括现代民主思潮的一切：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法国革命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林肯不惜南北一战所换来的民有、民治、民享；国父集中外大成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老子的小国寡民，等等。成为理想的追求，或是进步的建设，要皆离不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思想范畴。故孟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保姆，也是世界先知先觉者的革命导师。孟子这人，真千古伟大的哲人。 说得真是兴高采烈。只是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又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等到了对传统完全失去自信力的时候，面对西方文明，只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思之弥光辉灿烂，学者们就普遍精于界定民本与民主的区别，甚至认为民本也不过是君本的另一种面相。总之，民主这么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中国古代是不可能也不配有的。十几年前我念书的时候，就到处看见这种论调。 到了最近这些年，大国崛起的心态愈演愈烈，儒家思想里，就又仿佛什么价值都能开出来了。 其实，要问孟子思想里有没有民主，首先有一大难题很难克服，就是到底什么是民主。 这个难题，不仅我这种不通现代政治学的人存在，专家们也一样困惑——其实应该说是更困惑，因为他们不能打马虎眼。如菲利普.施米特教授曾感叹道： 曾几何时，民主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贬值的通货在政治市场上流通。犯有大量罪行的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占有这一招牌；学者们则正相反，犹豫而不愿用它，因为前面没有加上合适的限定词时它具有太大的模糊性。杰出的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甚至试图引入一个新的术语，“多元政治”（Polyarchy），以（徒劳的）希望获得概念上的精确性。 要判定孟老师有没有民主观，却使用不同的民主概念，结论当然没法一样。 有人拿孟老师跟古希腊的雅典政制比，判定民本不是民主。孟老师确乎做梦也想不到公民大会这种东西，不过，那种全体公民凑到一起投票或抽签以此来决定城邦事务的搞法，现代也没有哪个国家保存下来。所以若用雅典人的眼光看问题，民主制于今绝矣，那么就算孟老师不民主，“吾何慊乎哉？” 若拿现代西方世界的民主制作标准，孟老师当然也不算有民主观念。但仍引施米特老师的话说，把民主等同于“现代的、代议性的、自由的政治民主，像在民族国家实践的那样”的民主，是个“不幸的习惯”。如此界定，则民主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古典世界无传焉。自由、法治、宪政这些价值也难说是民主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雅典，就是典型的法律粗疏，个人自由匮乏，更完全不知道宪政为何物。按这个概念，跟任何古代世界的人物谈政治，民主都属于伪问题，岂独孟老师为然？ 如果仅仅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理解民主——学者们当然坚决反对这么干，不过看这两年网上关于民主的大讨论，这么理解大概很有群众基础——民主就是民意决定政策的存废，领导人的去留。则孟老师的民主倾向很明显。 孟老师理解的“尧舜禅让”是这样的：舜登上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尧把天下让给了他，而是因为尧去世之后，人民群众坚决要求舜来治理天下。同样，禹死后，继位的是禹的儿子启，这个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巨变之所以会发生，也不是因为禹自私，而是人民群众就乐意接受启的领导。 孟老师理解的“汤武革命”是这样的：商汤、周武王杀死桀纣不算是弑君，只算是“诛一夫”，因为民心要求他们成为新的天子，他们就“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了。 齐宣王打下了燕国，问孟子要不要把燕国变成齐国领土的一部分。孟子回答说，燕国人民如果欢迎你的统治，那就接收；如果他们想继续做燕国人而不做齐国人，那么您就撤兵。 民意选择统治者，让选出的统治者来保护选民的利益，如果他做不到，那就再换一个。这个制度，要贴标签的话，奥唐奈尔的“委任制民主”近似之。 当然，以今天的标准看，在这个框架下换届实在危险。实践方式，只能是政变、革命或者外国入侵，这必然意味着社会大地震，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才能推出一个新领导来。而且还未必就能保证这位新领导是个好领导。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想法。据孟老师的描述，舜取代丹朱自然而然，周武王伐纣有征无战，都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光荣，是不必流多少血的。 选了天子之后，民众平常也不是不问政治。下面这段是常被引用的。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 “国人”这个概念，本来有特殊含义，是特权阶级的最低一层。不过到了孟子时代，就当普通人看，或许也是可以的。 这三段里，前两段体现了民众的选举权，后一段体现了民众的司法权。你可以说，这些都只是舆论而已，看不出可行的制度和程序，落实起来根本不靠谱。舆论干预司法，代表民粹倾向，影响还尤其坏。但你不能说，因为没有设计出民主制度，所以就不算有民主思想，显然，那就等于说孟老师没有思想，他老人家的政治主张，一旦面对落实的问题，啥时候靠谱过？ 中庸还是乡愿：论孟子的说话艺术 孟老师的为人如此高调，主张却是如此不着调，很多时候即便是他的粉丝也暗暗憎恨偶像的不着调。但是当孟老师的粉丝且格外坦然的，我印象最深的数王安石老师，有千古名句云：“何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不过众所周知，有“拗相公”之称的王老师也是以“不靠谱”著称的。 如果有谁学习孟老师这样“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估计十之八九一出门就会被人砍死。但事实上，孟老师不但没被砍死，相反混得很不错。他在齐国当了“卿”，虽然学者一般坚决主张这个卿是虚的，但怎么也是副总理级别；至于物质待遇，更是舒坦得连自己的学生都看不下去了。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滕文公》） 出门的时候，随行车辆几十部，跟班几百人，从一个国家吃到另一个国家，是不是有点舒服过头了？ 这就不得不注意到，孟老师的谈话中，另有一些八面玲珑的东西。 他宣称，得了民心，就有权禅让或者革命，这个观点听起来很前卫，但在齐国讲这一点，却是最安全的。因为姓田的能够夺取政权，据说靠的就是民心。这是等于在论证齐宣王王位的合法性，属于小骂大帮忙的性质。 孟子又很善于给君主找台阶。齐宣王看见一头准备拉去衅钟的牛，簌簌发抖的样子很可怜，于是说，放过这头牛吧，拿只羊去衅钟。 这消息传出去，不好听的话就多了。你说牛无罪却要被杀死，你起了同情心，那羊又有什么罪呢？说穿了，你还是抠门，舍不得一头大牛，才换上一只小羊。 对齐宣王这样纨绔子弟来说，你说他小气，可能比骂他昏君还让他难受。于是孟老师就出来解释：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情境还原，还有对人性、人心深刻的洞察。要在这个问题上把齐王伺候舒服了，有哪个弄臣能比得上孟老师？ 你齐王怎么样才能保民而王，无敌于天下呢？孟老师开的方子也很入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内文有删减） 齐宣王说，我有毛病，我喜欢猛人。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周文王也很喜欢猛人，只要你为人民服务，喜欢猛人就是好事情。 齐宣王说，我还有毛病，我特别贪财。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公刘也很贪财，只要你和老百姓一起发财，那贪财就是好事情。 齐宣王说，我还有毛病，我喜欢美女。孟子说没有关系，想当年太王也很好色，只要你和老百姓一起好色，那好色就是好事情。 看着奥运，数着钞票，搂着美女，就把天下给办了，这情景真是太美妙了。这其实很难做到——那么愉快的聊天气氛里，谁又能想那么长远呢？ 齐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宗室的势力比较大。孟子在齐宣王面前，也说了很多宗室的好话。齐宣王问孟子，当卿相的原则是什么，孟子把卿分了两种，一种是异姓之卿，一种是贵戚之卿。 国君犯了错，异姓之卿要劝，劝不通，就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孟子把自己摘出去了，因为当时他自己就是齐国的异姓之卿，这意思是，咱们要是谈不拢，我老孟最多走人，你别多心。 贵戚之卿就不同，“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你国君太不像话，那就换我来。所以难怪齐王听得“勃然变乎色”。当然，孟老师这么说，确实有他的历史依据，不过儒学大师提供了这么条理论证明篡位的合法性，某些想入非非的宗室，其欣喜之何如，也是可以想见的。 孟老师又谈及治国的策略，以“不得罪于巨室”为大政方针。他还声称：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孟子.梁惠王》） 啥叫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看有没有大树，而是看有没有连续干了好几代的老干部。国君您选拔贤能，如果迫不得已，要让出身差的超过出身好的，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不能不谨慎啊！ 照这样的选官逻辑，劳动人民好像有点吃亏。不过，要说关心人民的利益，强调民意决定成败，谁能比得上孟老师？孟老师既主张减税，又主张对弱势群体多发放福利，尤其是还把群众舆论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先把经济政策亮出来，然后再在先秦诸子中票选个“人民思想家”，墨巨侠都未必是孟老师的对手。 顺带说一下，有顶帽子曾经被错误地戴在儒家头上，就是轻视商业。其实真主张对商人出虎爪绝护手的，是法家。孔、孟、荀对商人都没啥意见，孟老师在工商业最发达的齐国活动时间最长，更没有跟大环境过不去。前面引过孟老师与许行的辩论，他显然比较倾向自由市场。还有这一段：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 “廛”是空地或者空房子，“廛而不征”就是政府给商人提供门面房或者摊位，但不收营业税（甚至有可能连租金也不收，原文太简单，不好妄断）。“讥”是“呵察非违”“讥而不征”，就是打击违禁品，但不收关税。总之，都是招商引资的手段。 只有“法而不廛”一句，不大好理解。比较通行的解释是，货物如果滞销、长期堆放，政府就应该去收购掉。政府税收很少，监管权有限，却要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实际操作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反正对商人来说，这乍一听是动听的，孟老师在他们中的得票率也是不会低的了。 太人精了，自然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 往坏了理解，就当孟子是个乡愿，刀切豆腐两面光，跟谁都说好听的。尤其是那种似骂实夸的技巧，听着不但不肉麻，而且有回味，简直是做佞臣的天才。所以骂孟子的人一直很多，比如荀子就骂得很恶毒。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大意是，学过一点关于古代圣王的知识，却没抓住要点，但不可一世的样子，乱七八糟的杂学倒是懂不少。搞出一套深奥难懂的理论，说这就是孔子的精义，忽悠了一大批人。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啊！ 到宋朝，一方面尊孟的风气很盛，另一方面倒孟派也很活跃。有个叫郑厚的儒生，甚至把孟子和孟子最鄙视的“妾妇”相提并论。他说孟子是个狠心绝情、巧言令色的人，比苏秦张仪还苏秦张仪。 但往好了理解，孟老师这种作风，正是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 啥叫中庸之道？不是找中点，那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仍然算偏执狂。中庸，就是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而寻求一种均衡的状态，也就是罗伯特.达尔想用来取代民主的那个词：“多元政治”。 确实，战国诸子当中，还有谁能像孟老师这样，同时关注到方方面面的立场和利益？而且，他没有把不同立场理解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却企图寻求一种共赢的结果。商鞅、张仪、范雎、李斯这些人，没有政治立场（即我持什么主张），却绝对有组织立场（即我抱谁的大腿），而制定具体执行方案的能力，绝非孟老师所能梦见。但孟老师确实一句话，就点中了他们的死穴。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 按照你们的办法和作风，即使把天下给你们，你们也立马就得完蛋。 ——这是对秦帝国命运最准确的预言。 说起来，也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不可能有明确的分工意识，没谁会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本来就应该是两种人。不然，把孟老师从齐国王宫里拉出去，办份《东方都市报》让他专心当主笔，没事就跟咸阳的《晚报》《时报》你拍我一砖，我投你一枪。虽然不免会被骂几句“臭公知”，但总比让他真的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愉快而有意义多了。第五章 逍遥庄周 《庄子》的字句，非常不好懂；而庄子之意，又公认不可从字句中求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传统庄学集大成的著作。但王先谦为之作序，说庄子若见到这本书，只怕倒会说：“此犹吾之糟粕。” 引子 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往往可以不大计较眼前的得失，而专注于世界本质永恒价值感的人，也容易对繁琐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佛教关心成住坏空的轮回，以四十四亿年为一劫，然后动辄千劫亿万劫无量劫。舌头一翻，多少个地球都没了。视野这么大，则释迦牟尼在世的年月误差个几百年，也就是小焉者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开创了诸多学科，但却没给历史学留一席之地。毕竟，人家的第一个身份是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往下看，文学挨得比较近，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是在玩演绎法，就有些哲学意味。相反，一板一眼地记录历史事实，像是卖把子笨力气，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通人烦恶，壮夫不为的。 中国也一样，讲究对历史负责的儒家，比较重视记录事实。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六部大经典其实全是史书。而据说“哲学上高出诸子”的道家，要么纯说理，要么讲故事，但事实与否，他们是真没上心。 也不妨套孔夫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而智者乐水。一般印象，当然是儒家重仁，山势地貌比较稳定，难得有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忠实记录很有意义；道家人物更聪明，虽然他们经常反智，但水无常形，记不记就无所谓了。 六道之外议庄子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位大家的生平，是模糊不清的。老子何许人？云山雾罩。庄子的行迹要清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庄子》书里，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讲了很多，但主要只能作为了解庄子思想和性格的材料看。当事实，则往往假得太明显。 司马迁为庄子写了篇两百多字的传，流沙河先生分析了一下，刨去评论和不可靠的寓言，就剩下来五句话。但就这么几句，分量还是很重的。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蒙是地名，不是说庄子特别会蒙人——虽然《庄子》这书后来确实成了蒙人利器。 蒙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当时属宋国。宋国被认为是出蠢人的地方，大家都爱拿宋国人开涮。但守株待兔的故事也好，宋襄之仁的史实也好，这种蠢是透着认死理的固执，耍诈弄奸而老是穿帮的那种蠢，则和宋国人是无缘的。 庄子耍滑头的言论有很多，似乎和宋国的国民性正相反。 周尝为蒙漆园吏。 漆园是地名还是漆树园子，无定论，两种理解都可通。拿官职称呼人，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老传统，过去书上经常说“漆园”如何如何，就是在说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自然也就是和孟子同时。奇怪的是，这二位却谁也没提过谁。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人说，其实他们彼此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孟子骂杨朱，是指桑骂槐冲着庄周去的；而庄子虚构过一个叫“孟子反”的人物，就是要和孟子反着来。作为考证，这番见解可说证据相当薄弱，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并世两大高手竟然没过过招，这可实在太遗憾了。 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康王。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宋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也是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宋国嗑了药似的，把身边的魏、楚、齐三雄挨个给揍了，但最终结局是身死国灭。《史记》说，宋康王是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把自己老祖宗纣王（宋是殷商王室的后裔）的暴行，全套复演了一遍；韩非子则说，宋康王是好人啊，推行仁义啊，但在战国中后期搞仁义不是找死嘛，所以他完了。 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但对庄子来说，这倒完全不成问题，反正不管仁君暴君，他都不喜欢。 其学无所不窥。 庄子学问很大，啥书都看。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庄子并不是很穷，至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那年头没纸，没印刷术，书之竹帛成本很高，一部书的流传范围也不会很广。能接触到这么多知识，需要钱，更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 颜世安先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生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出头机会大把抓的时代，绝望得那么彻底，从头到尾一点努力的兴致都没有，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人可能性大一点。换成苏秦、李斯那样的苦孩子，才没工夫这么矫情呢。 庄子如果想富贵，他的生活条件一定可以大大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这个判断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说他有多穷，倒也不至于。忙于操心一日三餐的人，未必有工夫写那么多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文章。庄子打打鸟，钓钓鱼，是生活方式，但不见得是谋生方式。兴致一来就把钓到的鱼都倒掉，真饿着肚子的人，很难做出这个举动。 他有时很缺钱，也许是急不是穷。比如下面这件事——庄子找监河侯（掌管一段黄河水道的官员）借钱。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把税收上来，借三百斤金子给你。庄子怒了，就讲了著名的“涸辙之鲋”的段子：小水洼里的鱼，需要一盆水救命，你不能跟它说到吴越去引西江水给它。同理，你跟我扯三百金有意思吗？ 历来的分析，都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监河侯的心理。但似乎也不能排除下面这个可能：监河侯确实想给庄子一大笔钱，赞助文化人说起来也是很有脸面的事情，太少了也确实拿不出手——对比一下，稷下学士是列大夫的待遇，孟轲老师收黄金，也是整百整百的收——他是真没想到庄子急需用钱到这地步了。 另外，文人喜欢在文章里夸张自己的穷困程度，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断言庄子就一点没沾上。庄子见梁惠王，穿补丁衣服，上台阶时衣带、鞋带挣断。咱们不说他是刻意耍酷，但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就在身边，如果庄子同意换身好点的衣服，一定也不难置办。 在《列御寇篇》里，还说到过庄子的学生想厚葬庄子，庄子没接受。如果这段不是寓言，那倒也说明厚葬的经济条件是有的。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司马迁说，庄子学说是对老子的发挥。司马迁的爹司马谈最推崇黄老道家，认为老子综合了一切学说的长处，理所当然会这么认为。儿子受爹的影响，如此写也很正常。老庄是一家，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 但庄子自己不承认。《天下篇》里，他把关尹、老子算一派，自己算另一派。章太炎给作了解释： 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诸子学略说》） 意思是，庄子的理论似乎和老子相同，但用心则和老子完全不同。庄子对老子赞誉有加，是因为老子“道法自然”之类的观念是自己所取法的；不愿意跟老子待一块儿是因为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很多，庄子嫌脏。 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这牵涉到《庄子》这部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 今天的《庄子》，六万五千多字，没有“十余万言”。全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总计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里提到，《庄子》共五十二篇，可见现在是不全了。 司马迁说《庄子》是庄周的个人创作，这个观点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不认同。但哪些是门人弟子的作品则不好说。全书观点不一致，文风不统一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看《庄子》的大多数篇章，你会认同前面章太炎的观点。但有些地方，因为讲得细，脏得比老子还油腻。如果说，老子的阴谋像冲人脸上泼污水，庄子这些阴谋则像往人眼睛里糊油泥。有些热爱庄子而勇猛精进的学者，碰到这种地方往往会认定这不是庄子的思想而主张直接删去。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得说太史公不愧是太史公，“洸洋自恣以适己”七个字，实在概括得好，创作立场和文风气势，都说在里头了。 庄子这种态度，很难得。咱们的先秦诸子越细看越精彩纷呈。但站在庐山之外打量，则很容易发觉，他们关心的问题其实挺狭隘，就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庄子对这个问题当然也说了话，但主要是在爽自己的，时代主题面前，他是跑题者。 所谓“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得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王公大人瞧不上庄子，因为庄子没法当统治工具用。西汉初推崇道家，讲的是黄老之学，没有老庄这一说；一个是庄子也不愿意被王公大人瞧得上，被你当伙计使，有意思吗？ 彼此干净利落地无视对方，省了不必要的对话，其实也是良好的状态。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相忘于江湖。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上） 这一节的内容，说得严肃一点，可以叫“游世思想”。 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客观标准是没有的。基本上，普通人推崇的东西，庄子都开过涮。 荣华富贵不重要。 《庄子》书里，讲了不少庄子本人有机会当官的故事。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来请他去做官（《史记》中说是相国）。庄子拿着钓鱼竿头也不回：“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你们大王把乌龟壳当个宝供着。请问从这乌龟的角度说，是喜欢死了享受这种待遇呢，还是宁可活着在烂泥潭里甩尾巴玩？”二位大夫说：“应该还是宁可在烂泥潭里吧，好歹活着。”于是庄子说：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的老乡兼老朋友惠施做了魏国的相国。庄子去找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是来谋夺自己的相位，在魏国首都大梁城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结果庄子主动走到惠施面前，说南方有种鸟，名字叫鹓鶵，从南海飞到北海去，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再累，不是梧桐树绝不停下来；再饿，不是竹米绝对不吃；再渴，不是特甘甜的泉水绝对不喝。这时候，猫头鹰抓到一只死老鼠，看见鹓鶵了，心里很紧张，于是对鹓鶵发出威胁的咆哮声。 这都是有名的段子。故事里称庄子而不是庄周，大概是学生记录老师的轶事。是不是事实不一定，但确实表明了一个态度。 还有一种套路化的情节：一个隐士在家待着，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的正是当今天子——无非是黄帝、尧之类的人物；这个大人物说：“我挺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如您，要不我这活儿，您来干得了。” 隐士们一听，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这种东西你也给我。极端点的还要跑到河边洗耳朵。 说实话，个人对这类故事说不上喜欢。需要通过拒绝当官当天子，才能证明自己隐居是清高而不是无能，真是挺可悲的。 但庄子为什么那么讨厌当官？ 第一从政有危险。庄子跟惠施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像“狸狌”，也就是狸猫、黄鼠狼之类。 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不管白猫黑猫，玩到最后都是死猫。 实际上，当官的风险性，庄子肯定是夸大了的。选择夸大，恐怕是他厌恶官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这条理由相对不重要。 第二是官场很肮脏。 把相国的尊位比作死老鼠，听说别人要把天下让给自己就去洗耳朵，这些行为都是在形容政治脏。 庄子眼中政治到底有多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下面这个。一个叫曹商的宋国人，游说秦王很成功，秦王赏赐了他一百辆车。曹商就来跟庄子炫耀：“要说人活着就该困在贫民窟，打草鞋糊口，脖子像枯枝，脸色像病危，那兄弟我的确无能；不过要说一番言辞让大国的国君接受，弄支车队显摆下，兄弟倒还有一技之长。” 庄子说：“听说秦王生病，能给背痈开刀排脓的，赏车一辆；能给肛痔吮脓舔血的，赏车五辆。原则是疗法越下作，赏车就越多。你得在痔疮上反复舔吧，不然车子怎么多到这地步？” 庄子看起来很无所谓，但在对官场的态度上，我觉得庄子有洁癖。很多学者都提过这个问题，学者不愿意当官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庄子连稷下都不去？待遇好，说话比较自由，也没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有人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啊。 其实，稷下虽是学术圈，但和政府挨得那么近，事实也是按照行政级别定待遇，衙门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你可以从事比较纯粹的研究工作，但官面儿上你至少也得大体敷衍得过去。举个例子，稷下黄老之学最盛，谈老子算是情有可原，怎么把黄帝也扯了进来？因为黄帝据说是田姓齐王的老祖宗，“黄老”这种齐国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自然是要往篡位者脸上贴点金的。 如果你的性格只是比较有原则、比较高洁，这种程度的妥协也没啥不可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庄子没接受。 第三是当官不自由，约束非常多。 有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个旅馆老板，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漂亮一个丑，但这老板就喜欢那丑的。别人问为什么？他说：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嚣张），我就不觉得漂亮；难看的自知难看（所以谦卑），我就不觉得难看。 这个故事，理解的角度很多。可以认为是在讲男人怎么管媳妇。对漂亮的，就得打压，借助一个丑的来打压漂亮的，更是妙法。甚至于，可以由此引申出帝王术，君主整治臣子的手段也是如此——要知道，古代文人，自来喜欢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屈原作楚辞，一写到楚怀王，自己就发出了女人腔。 从女人（臣子）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教导人要低调，别因为自己漂亮（有本事），就自以为了不起。要记住，讨主子欢心，多磕头少说话，低调是王道。 但我要是就不喜欢低调怎么办？ 庄子其实不低调，所以他会写大鹏鸟，写任公子钓鱼，写秋水时至的黄河和万川归之的大海。骨子里，他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惠施骂他，也是说他“大而无用”，跟领导没法处。 再说，何止是被人管很烦，其实管人也很烦。到了魏晋时，庄子有一条大粉丝，叫嵇康，他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说到如果当官，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甚不可”是说风险性，“必不堪”是说不自由，其中既说了怕见领导，也说了怕带下属，总之，把自己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就很烦。 所以在《至乐》篇里面，庄子描述极致的欢乐，不但要“无君于上”，而且要“无臣于下”，然后才能“从然以天地为春秋”。 【段子为证】 自来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庄子虽然没当官，但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越世家》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范蠡离开越国后，做生意发了财。后来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事，要被斩首，范蠡就让小儿子去通关系。这时大儿子挺身而出，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救弟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让我去，我就自杀。范蠡无奈，就让他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庄生”，说具体该怎么做，你完全听他的。 大儿子找到住在贫民窟的庄生，奉上千金，拜他说项。庄生一口答应，钱收下了，但其实是打算事成之后还的，之所以先收着，是让范蠡的儿子放心，表示自己会尽力。这个行为不算难理解，我们今天有时也会听到外科医生因为不收红包，所以被患者家属认为开刀马虎，然后被劈了的新闻。 庄生“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去跟楚王说了点天文，就让楚王下了大赦令。范蠡的大儿子得了风声，不知道这是庄生施加影响的结果，觉得二弟本来就可以没事，心疼那千金，就去跟庄生把金子讨了回来。 于是庄生怒了，又跟楚王打了个招呼，楚王还是把范蠡的二儿子给杀了。 范蠡得了消息，表示早在自己预料之中：“我当初想让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从小娇生惯养，不把钱当钱，扔出去也就扔了，老二的命也就能保住。老大是跟着我一道创业的，知道钱来得不容易，舍不得乱花，老二的命也就没了。” 这个故事本身很有意思，但这里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这个“庄生”是谁？ 唐朝的司马贞给《史记》作注，在这个地方写了句很好玩的话： 据其时代，非庄周也。然验其行事，非子休而谁能信任于楚王乎？ 意思是：对楚王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只能是庄子。虽然年代上有一百三十年的误差，但我坚持认为是庄子。 真是神逻辑。他得有多么不能接受，庄子是个纯粹的隐士啊？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下） 仁义礼法不重要 《庄子》里反感仁义礼法的内容，起码分四个层面。 一、仁义礼法和活着冲突； 二、仁义礼法是胡折腾； 三、仁义礼法导致虚伪； 四、仁义礼法是统治工具。 第一个层面，要参照孟老师那句名言来理解。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求生和取义往往不可得兼，这是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孟老师主张取义，但《庄子》中有一部分篇章则主张求生之外无所求。 甚至于在庄子的《盗跖篇》里有个人物就叫满苟得。你孟老师不是说“不为苟得”吗？我就苟得了，我就苟且了，我就苟活了，我还特满足，你怎么着吧你？ 第二个层面是对第一层的扩大和论证。人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很完满。庄子的本事是把经过仁义礼法修正过的世界形容得特别凄凉。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崎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在宥》） 当今世上，惨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戴着刑具的一个推着一个，受刑残废的人一个看着一个。就在这满是伤害和罪恶的世界里，儒生和墨者踮起脚振臂高呼，好像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太过分了，不要脸竟可以到这个地步啊！ 我怎么知道，那些圣人智者，不是在打造刑具？我怎么知道，那些仁人义士，不是在为枷铐上锁？我怎么知道，曾参、史鱼这样的好人不是在为桀纣盗跖放出进攻的响箭？ 同时，庄子可以把原始状态描述得如梦如幻——至于这到底是不是真相，他也不打算跟你讲理。他态度很明确：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第三个层面，是仁义道德的调子太高，实际上做不到。所以越鼓吹这个，人会变得越虚伪。讽刺别人的虚伪做作，这是庄子的绝活，下面这段，尤其精彩。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大儒小儒去盗墓，小儒墓里开棺，大儒墓外把风，引《诗》据《礼》彼此传递信号。 大儒上课点名一样地喊话：“日出东方，进展如何？” 小儒回答：“身上有啥不知道，发现口中有珍珠。”意思是，老师该怎么办？ 大儒于是引起了《诗》：“青青的麦苗啊，长在坟丘之上。生前并不乐善好施，死后含颗珍珠你好意思吗？”——这首诗不见于《诗经》，不知道是逸诗还是他即兴创作了冒充古典的，但反正是一下子给盗墓行为找到了道德依据。 大儒接着指导技术动作：“抓住他的鬓，按着他的嘴，再用锤子敲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了嘴里的珠子！” 关于第四个层面，《庄子》外篇里的《胠箧》讲： 一般人的防盗思维总是设法加强防盗系统。但要来一个超级大盗，直接把你的防盗系统拿走，你的建设工作就都是为他做的了。 仁义礼法，都是器，不是道。落到好人手里可以干好事，落到坏人手里就会干坏事，坏人总比好人多，所以负面影响总比正面的大。 没有仁义，坏蛋仅限于小偷小摸；有了仁义，坏蛋可做的事业就大了，所以叫“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国，那么富庶强大，姓田的说拿走就拿走了。所以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杀一个人是犯罪，几乎把印第安人斩尽杀绝那是叫清扫通往现代文明世界的道路，饿死几千万则是为了建设理想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左派、右派骂对方都很容易，要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就难了。 仁义是舆论导向，但传播媒介在大盗手里；礼法是统治策略，但组织基础在大盗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能够成功当上统治者，还能不是好人吗？田氏明明是窃国大盗，但大义凛然浩气冲天如孟老师，不是拿着尧舜之道送货上门吗？ 聪明智慧不重要 庄子反智，是很自然的事。先提供一个参考案例：苏轼在幼子苏遁满月时，写了首《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和庄子一样，苏东坡也是绝顶的聪明人。聪明人过得不爽，于是反个智，心态恐怕总是比较复杂的，就好像女孩对男孩说：“我恨你！”一般不会只有恨在里头。 反智确实是个很容易让人舒心的态度。对聪明人来说，反智是发泄；对我们这些笨蛋来说，反智则是很大的精神安慰。我们没有的，恰恰是不值得拥有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于是本来最没共同语言的人就有了共同语言。难怪古今中外的各种反智主张，总是很容易流行。 当然，反智不能只讲感情，也还是要动脑子整理论的。庄子的名言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 中学里教这句话，把后半句给吞了，单留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来提醒你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其实这和庄子的本意刚好相反。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拿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停下来吧卖弄知识的人，找死啊你！ 这是说求知不现实。 然后，求知也没意义。庄子说，叫“去小知而大知明”。 从比较庸俗的层面说，有小聪明，花样百出的人做不出什么大事。子贡比不了颜回，杨康比不了郭靖。 更本质的问题是人类智慧在终极真理面前本来就是多余的。相反，绕过智慧，直接用心去面对大道，倒是可能的。 庄子说，南海之帝叫儵，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浑沌。儵、忽两个跑到浑沌的地盘上，浑沌对他们很好。这二位一合计：“人脸上都有七窍，混沌偏偏一片空白，咱们给他也凿七个洞出来吧。”于是一齐动手，每天开一个窍，七天后七窍开完，浑沌也就死了。 混混沌沌一片空白是最幸福的状态，然而浑沌毁于时间。有了七窍获取各种信息，幸福也就终结了。要回归混沌的幸福，要做的自然就是尽可能隔绝信息和智慧。 有一种小聪明，庄子特烦它。就是科学研究。 孔子的高足，以善于市场预测著称的子贡先生，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抱着瓦罐浇水特辛苦。于是商人爱推销的本性发作，上去介绍说，我这儿有一高科技新产品，名叫桔槔，是用木料做成的一种机械，一头重来一头轻，取水像吸管，泼水似倾盆，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不老先生您也来一套？ 结果这个老爷子一听怒了，于是有了下面一段话。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这就像学生上课偷偷玩手机。 手机带进教室，就忍不住要玩，这叫“有机械者必有机事”；一玩心思就在短信、游戏上了，这叫“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然后就听不到老师讲什么了，这叫“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但是你毕竟要担心老师过来管纪律，所以不时要往讲台上瞄两眼，这叫“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然后你考试的时候就完蛋了，这叫“道之所不载也”。 这个问题，现代人自然感慨更深，更有所谓“异化理论”，在此亦不多言了。 能说会道不重要 桓公读书时遇到一个叫扁的做车轮工匠——按当时的习惯，可管这工匠叫轮扁。一次，轮扁就去问桓公：“国君您在读什么啊？” 桓公说：“都是圣人的教导。” 轮扁说：“圣人还在吗？” 桓公说：“早死了。” 轮扁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啊。” 桓公心想，你一个做车轮的，我对你态度这么好，你倒这么冲。心头火起，于是说了当时国君的一个标准句型：你给我一个解释，“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于是轮扁解释说：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 意思就是说，咱们做车轮，核心技术是接榫头。动作慢了，榫眼太松不牢固；动作快了，榫眼太紧又插不进。怎样才能不紧不慢，得心应手，奥妙在于每个匠人心中，有口也说不出。我教不会我儿子，儿子也没法跟我学，所以临近七十了我还不能退休。古人的奥妙和古人一同逝去，能留下来给国君您诵读的，也就是糟粕了。 可见，能说出来的就是糟粕。真正的好老师，都应该上了讲台就一言不发，所谓：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荃是钓鱼竿，鱼钓到了，钓鱼竿就用不着了。 蹄是捕兽夹，兔子逮到了，捕兽夹就用不着了。 说话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心中已经领悟了意义，哪里还会想得起来说话？ 所以庄子很孤独，他说，我哪里去找那忘了说话的人来和他交流呢？ 我经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骚方式，可见发骚都是暂时的，闷骚才是永恒的。 闷骚的真谛，就是得意忘言。 美貌健康不重要 首先，审美观念是很不靠谱的东西。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 毛嫱丽姬，这是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可也就是人这么看啊。要换个其他物种呢？ 说毛嫱在水边站着呢，一条鱼过来了，一抬头，“这什么人啊，怎么长这么恐怖啊，我躲远点罢。”“咕嘟咕嘟”，鱼沉底了。 大雁从空中飞过，一低头看见丽姬，“扑通”，心脏病发作，它就掉下来了。 当然我这里改了一下，庄子说的是“沉鱼飞雁”。不过不管怎么说，形容女孩子漂亮得“沉鱼落雁”，出典是在庄子这儿。可庄子这么说的时候，却不怀好意！ 其实不用扯到其他物种，什么叫漂亮，人类自身分歧就很大。 如果算上时间因素，审美观的变化就更惊人。看两句《诗经》里形容美人的诗：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今天你要是跟哪个美女说，“你很硕大”，这已经很欠扁了。什么叫“俨”呢？下巴肉一层一层的。 甚至不用扯那么远。我教大众文化课的时候，有一次讨论课，一女生发言，她说：“刘老师你说得对，我也觉得审美观变化特别快，比如说很多古时候的美女，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我说成，你举个例子吧。 她说：“比如说江青，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看。” 当时我有点晕，这好歹也是咱新中国的人呐，怎么能叫古时候？但下课后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她说得对。时代变化太快了，过个几年一回头，就觉得往事特别遥远，恍如隔世。没准到了明年，你们聊天就会说：“古时候啊，刘老师给我们讲庄子……” 而且庄子还很强调，一个领悟到了道的人，他身上应该有一种超越形体之上的魅力。《庄子》里残疾人特多，各种稀奇古怪。比如内篇里的《德充符》几乎就是一个丑人集中营，比巴黎选丑人王还热闹。有下巴一直挂到肚脐眼儿的，有俩肩膀比脑门子还高的，有大腿骨直接接上肋巴骨的……可就是这么一些丑人，魅力太大了。他们的学生比孔子还要多；男的见到他，都要跟他交朋友；女的见了，不仅是要嫁给他，还会回去跟爸妈说，与其给别人做大老婆，不如给他做小老婆。 诸侯、国君跟他们相处久了，再看我们就都别扭了。“你这人怎么长的呀？你怎么脑门子比肩膀还高啊？你怎么下巴还没到肚脐眼啊？畸形！” 总之，世界上的一切热点，与我无关。 滑稽的“自卫术” 为什么要调戏世界，而不是躲开它就完了？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世界不是你想躲就躲得了的。春秋战国之交，还有躲的余地；到了战国中期，就真的很难了。 在讲齐国的文化气氛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叫陈仲的人，他品行高洁，主动放弃贵族生活，自己打草鞋谋生，饿得头昏眼花也不放弃原则。他的名声传到国外，外国的当权派却发表了这样的议论： 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齐策四》） 隐士对国家没有用，所以就该杀。这其实宣告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人，没有没用的权利。 后来，韩非子更讲过这样的故事： 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太公望当了齐国国君，去拜访住在荒野中的一位贤士狂矞。就跟刘备访诸葛亮一样，访了三次。但是狂矞比诸葛亮固执，还是不见他。于是太公望就不再像刘备，而变得像李逵了，把狂矞抓起来，杀了。 周公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太公望于是解释自己杀人的理由：“狂矞公开鼓吹不给天子做大臣，不跟诸侯交朋友。我怕他会破坏法制建设，干扰舆论导向，所以要杀的第一个就是他。这就好比说，有一匹马，看起来倒也是宝马良驹，但它就像阿凡提的小毛驴，脾气倔，‘叫它往东不往东，叫它朝南偏向西’，就是个奴隶也不屑骑它。你还留着它干什么？” 会编出这么个毫无历史依据的段子来，正反映了韩非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取消人们的没用权。而把贤士比作马，简直就像是冲着庄子来的。《庄子》外篇里有一篇《马蹄》，写的就是没有为人所用的马有多么自由快乐，而伯乐这样相马者的出现，专爱给一匹马有多大用打分，结果毁了马的幸福。 对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氛，庄子显然有深入领会。 庄子带着弟子们出行，看见大片树桩间，有一棵大树大得树荫可以当停车场。一打听，原来别的树有用，所以被砍了；只有这棵树，木材质地太差，做啥啥不成，所以没有砍它的必要。于是庄子总结说，看看，做人也要做没用的人。 晚上在老朋友家借宿，主人杀鹅款待。会打鸣而可以防贼的鹅留着，不会叫的没用，就该杀。对于隐士来说，这是个相当恐怖的信号。 你不许我躲着你，那我就只能调戏你了。就好像你不想来上课，硬是给拘到教室里来了，那总是要来捣捣蛋的。 前面说到了，庄子是轻视语言的，觉得精义不能用语言表达，所以最好不必说话。 但这个境界庄子自己达不到。实际上他说得比谁都多，经常是借着一个小由头，就滔滔不绝讲上一大篇。否则，也就不会有《庄子》这本书了。 知道不该说，憋不住又要说，那就只好追求一种境界，叫作“言无言”。这三个字据说很难翻译，但我觉得也不妨直接上一句大白话——“说了等于没说”。 那话该怎么说？《庄子.寓言》里有过概括。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这段话，公认很重要。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就是庄子自己为《庄子》全书写的序言。 但问题是，这些话该怎么翻译，没人说得准。 首先比例似乎成问题，十分之九的寓言，十分之七的重言，再加上天天说的卮言，远远超过了百分之百。当然，这个容易解释：庄子说的很多话同时具备多种属性，既是寓言又是重言还是卮言，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肯定很多男人是又傻又呆又坏的，不然十个男人不够分配。 寓言，就是把自己的话放到别人嘴巴里去说。你自己发表观点没人信，放到某大人物嘴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同了。而且有些容易惹麻烦的话，由大人物来说，也是挡箭牌。我的话你不爱听是吧？不是我说的，老子说的，孔子说的，马克思说的——不爱听你找他们去，别来跟我烦。 照这么说，寓言本不是讲故事的意思，不过是不直接发表意见而假托别人之口。这就要设置对话场景，安排聊天人物，一来二去，自然也就讲了故事了。 讲故事是好习惯。讲道理太小众，而且最可怕的是碰到那种认真的人。有些道理其实以他的智商根本不可能懂，他还非要给自己找一种已经懂了的感觉，那就不知道要把我说的给歪曲成一个什么玩意儿了。你还是听故事罢，虽然这个故事我讲得很悲凉，但是你就当笑话听，但也比讲道理好。 什么叫重言？这个最难理解。是念“仲言”还是“虫言”，也没有统一意见。我是习惯理解为“重复的话”。《庄子》里确实有不少同一句话来回说的情况，似乎有意营造一种不确定感。重复真是件神奇的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真理重复一千遍就成了聒噪。 卮是酒器，满了就倾倒，空了就仰翻，总之没准谱。所以卮言指盈缩变通，不着边际的话。 老是说寓言、重言、卮言的结果是有意让庄子显得滑稽。荀子骂庄子，就说是“庄周等猾稽乱俗”。 和寓言、重言、卮言相对，《天下篇》里提过一个相反的概念，叫“庄语”，也就是庄严的语言。 滑稽还是庄严，都是说话方式。另外，根据说话内容可以简单地分为真话和假话。于是产生了四种组合： 1.庄严地说真话； 2.庄严地说假话； 3.滑稽地说真话； 4.滑稽地说假话。 庄子反对庄严，他说：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 这个世界太黑暗，太肮脏了，你不能跟它严肃地对话。 庄严地说真话，当面痛斥暴君，基本马上就壮烈了。 你要庄严地说话，只能是昧着良心，打起官腔，为暴君歌功颂德。 这是说“庄语”的两种结果：要么成为烈士，要么沦为帮凶。这两种人，都不是庄子。 有这么个说法，一度很流行：“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要做到尽量不要说假话。”就是保持沉默。 但实际上，想沉默哪有那么容易？不许你归隐，不许你没用，自然，也就不许你不表态。前面故事里的那只鹅，不正是因为沉默而死的？ 我想大家上网的时候大概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不知所云的帖子，起个标题，叫《是中国人都进来顶》。我顶不顶，和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这路标题，不就是要挟人表态么？现在你还可以不搭理他；但如果给他点权，后果就难说了。 在“表态思维”非常厉害的文化气氛里，沉默可以被认为是“腹诽”，是“心存怨望”，是消极对抗。这些，已经足够一个杀罪了。 只有两种人，说真话的余地相对大一点。 一种是小孩。看着皇帝的新装，只有小朋友可以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远别长大。很遗憾，这不科学。 另一种，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御和闪避效果要好得多。 这点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国语》中说：“我优也，言无邮。”我一演滑稽戏的，说啥别人都不见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也来个“all—licens'd Fool”，即百无禁忌之傻瓜。庄子和他们比，当然有雅俗之别，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谈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换安全。 比如前面那个树因为没用而活，鹅因为没用而死的公案，庄子的应对，就是滑稽甚至滑头。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庄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搁在有用没用之间。你要杀有用的人时，看我没啥用不构成威胁；你要杀没用的人时，看我还有点用可以装门面，那我就怎么都安全了。 我们可以替庄子举例论证：中国的皇帝，好多死于非命（相形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被谋杀的比例低得多）。刘宋以后，有个改朝换代（哪怕是用禅让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总被斩草除根。因为皇帝这个身份太有用，沾过边的，留着就不放心；法国大革命，拿贵族开刀的热情特别高，虽然当时的贵族压迫远没有中世纪时沉重，但问题是你除了依附王权，别无他用，还占着那么多好处，不杀你杀谁？ 但日本的天皇、罗马的教皇、还有好些欧洲国家的国王，政治实权不掌握，作为文化象征却很有影响力。这就是典型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能够血食至今。 但庄子自己，对这个状态看来并不满意，所以他说，我活得很累。 后面他说了不累的办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这么理解：驾驶着道德（这两个字含义跟今天完全不同）飞行器，就不止是“处材与不材间”那个样子了；夸也好，骂也好都是浮云；龙也好，蛇也好随时变化；立场是没有的，上下是投机的；和谐才是标准啊！浮游到了万物的初始状态，把别人当东西，而不被别人当东西，那时候还有谁能累着我啊？ 想当年刘老师年轻气盛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还算正式的场合，说到巴金的小说。我说：“巴老人很可敬，小说嘛，说实话很差。”这下就把在场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饶地问我：“你觉得巴金的小说到底有多差？”我说：“我觉得跟郭敬明一样差。”这下又把在场的年轻人都得罪了。 现在想想，这就是太“肯专为”，而没有“与时举化”。其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问题纠缠个什么劲呢？现在想来，我应该这么答复：人家问我巴金的小说怎样，我就说“巴老的小说反映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巴老那时的影响，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问我郭敬明的小说怎样，我就说“郭敬明嘛，反正我觉得他写得也未见得比巴金差。” 这就皆大欢喜了，我并没有说违背自己观点的话，他们听着却都很顺耳。真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是因此骂我乡愿，我肯定只能老实接受。这个乡愿范儿，庄子一方面推为最高；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自己没做到。为什么？不知道。不过可爱的大概正是这个达不到最高境界的庄子。 唯逍遥与调侃不可缺 下面好像也应该谈谈庄子鼓吹了什么——虽然我很想放弃这一部分。《庄子》里，对很多人物和境界，当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话，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觉得卑之无甚高论，结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实还是没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说反话。 努力够着说两句。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逍遥游》开篇，讲了大鹏鸟和斥鴳之类小鸟的故事。 鹏飞九万里，穿越整个世界，小鸟觉得它瞎折腾，自己玩跳树枝的游戏，反而更开心。庄子说，这是小和大的分别。同理，往返于郊区市区之间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环游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万年龟；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晋以来，很流行一种解释，说大鹏有大鹏的本性，小鸟有小鸟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过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这反映了注释者自己的价值观，今天也容易讨大众读者们喜欢。通常优越感极强的思想家们则不喜欢，他们管这叫“庸俗的快乐主义”。 不过从《逍遥游》的文本看，这确实不是庄子的原意。庄子是怎么也不会认同小鸟和大鹏是平等的——就像他鄙视惠施的相位是腐鼠，嘲笑曹商是舔痔之徒。那时候，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和惠施、曹商们平等。 《庄子》这书，还是挺喜欢给各色人等分档次的。只是不同档次该怎么命名，常常比较随意。《逍遥游》里，刨去平庸之辈，把最低一等的智者牛人，叫作“圣人”。然后圣人之上有“神人”，神人之上还有“至人”。但看其他篇目，除了圣人经常是拿来调侃挖苦的之外，神人、至人、真人之类的名词，经常混着用，也没什么严格区分。 绕过这些未加精确定义的概念，我觉得《庄子》很多时候，是把人分成了四等。 最低一等，是被世俗价值观裹挟着过日子的人。这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他们是傻瓜。 略高一等的，是企图改变世俗价值观的。儒家、墨家的理想人物就在这一等。这拨人是添乱的，他们是自己傻，也逼迫别人和自己一样傻之人也。 再高一等，是鄙视世俗的价值观。但鄙视完了就算，绝不多事的。《庄子》书中如果出现庄子本人，通常就是搁在这个位置上。 最高等的，彻底无视世俗也不需要世俗（所谓“无待”）。站在他们的高度看，一切都是一样的，所谓“万物一齐”是也。《逍遥游》中，描述这种最高境界云：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大意是，遥远的姑射山上有个神人，冰雪一样的肌肤，处女一样的身姿，不吃饭不拉屎，没事满天飘。对他来说，宇宙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类社会这点破事，他断断懒得操心。最恐怖的自然灾害，他感受不到。他身上搓下来的脏东西，稍微加工就变成了尧舜级别的圣人。 接下来，我想说几句特别庸俗的话。 这个最高境界，想想很美。通过心斋、坐忘之类的修炼方式，人在某些瞬间，也可能感觉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但大概没有人能一直停留在那种状态里。所谓最高境界，就是最适合骗子活动的地方。 从这点上说，庄子很老实，自己始终没达到最高，这是他素来承认的。 次高境界，个人感觉是达到很容易，但如果你不是庄子，达到了也没什么意义。 对庄子来说调侃就像庖丁解牛，“进乎技矣”。本来挺粗鄙一事儿，被他玩成了艺术。既精致又简朴，既雄浑又飘逸；鄙视知识但其学无所不窥，打起反艺术的大纛，但每一句话都精彩绝伦；嘲笑观察但捕捉细节如痀偻承蜩；跌跌撞撞像个醉汉，可是左呕右吐，每一下总能喷人脸上……从而在日常生活之外，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空间。 这才配得上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然的话，鄙视世界骂倒一切而已，谁不会啊？ 【段子为证】 《达生篇》里有痀偻者承蜩和醉汉的比喻，可以证明庄子的态度。 孔子到楚国去，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抓知了，只见竹影飘飘，精准无比。孔子上去请教，老者说，我已经练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拿自己当断树，拿胳膊当枯枝，除了那片透明的蝉翼，世间万物对我来说一概不存在，所以怎么点怎么有。 庄子又称道醉汉。他说，喝醉的人从车上摔下来，虽然也会受伤，但可以不死。醉汉的身体构造与人相同，而伤害却比人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神全”，即精神完备。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车上，也不知道自己摔下来，不考虑生死，也不存在害怕。 美好社会不需要是非 开始本节的内容之前，画面切回希腊雅典，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苏格拉底面对死会作何反应？ 雅典，苏格拉底被控不信神，于是被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 按说，他是有三次不死的机会的。 能否胜诉，取决于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我们知道，跟没什么文化的普罗大众打交道，煽情的效果远好于说理。中国的小说中，被好汉打倒的流氓匪类，都会哀告个“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孩儿”，这就是很聪明的办法。雅典的法庭，陪审团素来大而无当；苏格拉底这事，不算大案子，但陪审人数也高达501人。对这么庞大的群体，起作用的就更加是感情而非理智。事实上，雅典法庭上也流行被告让妻儿到场，哭哭啼啼感动听众。但是苏格拉底老师拒绝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这是一，不煽情。 被告被判有罪后，他可以提出一种惩罚。然后由法官在死刑和这种惩罚之间选择一种。如果他提出的惩罚足够重，也可以令民众消气，至少是可以免于一死的。但苏格拉底显然认为这样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起先要求法庭奖励自己，随后又纡尊降贵提出一个低得过分的罚金数额。结果是民众更加愤怒，原来不过280票对221票要判他死刑，这下就变成了361:140。这是二，不认错。 死罪已定，苏格拉底的学生为他策划了一个越狱逃亡方案，但苏格拉底当然不同意。苏格拉底老师眼里，即使判决是荒谬的，法律本身却是神圣的，“在各个国家中，那些最好的统治者总是把对法律的服从看作公民的最大义务，难道这一点你都不懂吗？一个国家的公民遵守法律，它在和平时期就幸福，在战争时期就坚定。”（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所以苏格拉底老师觉得自己留下来受死，是捍卫雅典的法律权威。这是三，不跑路。 面对指控，苏格拉底老师一不煽情，二不认错，三不跑路，可以称之为“作死精神”。碰到同样的情况，我估计孔老师会跑路，因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老师会煽情，玩大逆转，把群众煽乎起来，将原告拍得立毙当场也是可能的；庄老师呢？按“齐物论”的精神，他会认错，同时心里面说，对就是错错就是对，雅典人真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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