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3

窃准兵部咨：“闽省调拨轮船赴粤，谨将大建、小建银数笼统具奏，其管驾、舵水、管轮、升火人等如何配雇、薪粮如何酌定，均未妥议章程奏明定案，至所称番银是否洋元，抑系实银？公费一款据称每月用过若干，俟月底由管驾官据实报销，是每月用款由管驾官临时酌定，并无画一款目，核与奏案不符，应另行详议，一并附奏立案”等因。查闽厂成造各轮船，官弁、舵水名额及薪粮银数前经核定，二百五十匹马力者，额设一百八十员名，月支银二千八百五十两。一百五十匹马力者，额设九十八员名，月支银一千六百九十两五钱。八十匹马力者，额设六十七员名，月支银一千一百七十八两。大建则照额开支，小建则照数核扣。兹查“伏波”、“安澜”、“飞云”各船额支银数虽属相符，而二等水手额应一十名，各该船共设一十四名；二等升火额应六名，各该船仅设四名；副号手并医生各应一名，各该船迄未募补。现臣札饬各该管驾官，自本年正月起，分别裁补，以符定章。前督臣英等奏请添拨弁兵，以资练习，除分派各省之船应由各该省酌办外，现在工之“万年清”、“飞云”各派千总一员，月给薪水十六两；兵四十名，每名月加行粮三两，惟“扬武”额设水手既多，现经费孔艰，拟从缓添拨。至公费一款，前因成船伊始，需用浩繁，管驾官力难赔垫，不得不准其实用实销，每月自三四百两至八九百两不等。现饬其极力樽节，自本年正月起，二百五十匹马力者，限每月四百两；一百五十匹马力者，限每月三百两；八十匹马力者，限每月二百四十两。所有船中应用各色洋漆、油斤、棉纱、砂布，同幕友、书识、各口引港经费，更换旗帜号衣以及购办应用零星物件，均于此款动支。唯帆布、绳索价值甚巨，届限朽烂，准报明由厂换给，其寻常修补亦于公费动支。应需煤炭、火药、弹子各项，准予随时具领。闽粤通行番银，轮船薪费概以番银给领，稍资樽节。然系属实银，并非洋元。天津、牛庄等处向不通行番银，仍给纹银，以示体恤。相应各船薪费银数并管驾员弁衔名开单恭呈御览。谨会同陕甘总督一等恪靖伯臣左、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李、福建巡抚臣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谨将现委管驾轮船员弁衔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计开：“万年清”轮船，五品军功尽先把总沈顺发管驾。“湄云”轮船，都司衔屠宗年管驾。“福星”轮船，五品军功杨永年管驾。“伏波”轮船，尽先游击补用都司贝珊泉管驾。“安澜”轮船，尽先游击补用都司吕文经管驾。“镇海”轮船，五品军功尽先把总陆伦华管驾。“扬武”轮船，副将衔补用参将南澳左营游击贝锦泉管驾。“飞云”轮船，准补湄州营游击吴世忠管驾。谨将各号轮船官弁舵水员名，并月支薪粮公费银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计开：二百五十匹马力轮船（即“扬武”舰）管驾官一员，月支银二百六十两。大副一名，月支银六十两。二副一名，月支银四十两。三副一名，月支银三十两。正管队一名，月支银四十两。副管队一名，月支银三十两。水手正头目一名，月支银三十两。水手副头目一名，月支银二十两。头等水手六十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二两五钱，共月支银七百五十两。二等水手三十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两，共月支银三百两。管帆桅头目六名，每名月支银二十两，共月支银一百二十两。舵工头目一名，月支银二十四两。舵工八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五两，共月支银一百二十两。舢板头目一名，月支银一十六两。正管轮一名，月支银一百二十两。副管轮一名，月支银六十两。三管轮一名，月支银四十两。管小水缸一名，月支银二十四两。管油三名，每名月支银二十两，共月支银六十两。管水汽表三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六两，共月支银四十八两。头等升火一十二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四两，共月支银一百六十八两。二等升火六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一两，共月支银六十六两。总管枪炮一名，月支银二十六两。管炮头目二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六两，共月支银三十二两。炮勇二十六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两，共月支银二百六十两。正号手一名，月支银一十两。副号手一名，月支银九两。正鼓手一名，月支银九两。副鼓手一名，月支银八两。铜匠一名，月支银一十五两。铁匠一名，月支银一十五两。木匠二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五两，共月支银三十两。医生一名，月支银一十两。以上官弁舵水人等一百八十员名，计月支薪粮银二千八百五十两。公费月支银四百两。统共月支薪粮费银三千二百五十两。一百五十匹马力轮船（“万年清”以及“伏波”级炮舰）管驾官一员，月支银二百两。大副一名，月支银五十两。二副一名，月支银四十两。三副一名，月支银三十两。管队一名，月支银四十两。水手正头目一名，月支银二十五两。水手副头目一名，月支银二十两。头等水手二十九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二两五钱，共月支银三百六十二两五钱。二等水手一十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两，共月支银一百两。舵工八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五两，共月支银一百二十两。正管轮一名，月支银一百两。副管轮一名，月支银五十两。三管轮一名，月支银四十两。管油三名，每名月支银二十两，共月支银六十两。管水汽表三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六两，共月支银四十八两。头等升火一十二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四两，共月支银一百六十八两。二等升火六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一两，共月支银六十六两。正管炮一名，月支银二十五两。副管炮一名，月支银一十三两。炮勇一十名，每名月支银八两，共月支银八十两。正号手一名，月支银一十两。副号手一名，月支银九两。鼓手一名，月支银九两。木匠一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五两。医生一名，月支银一十两。以上官弁舵水人等九十八员名，计月支薪粮银一千六百九十两五钱。管带练兵千总一员，月支银一十六两。练习水务兵丁四十名，每名月支银三两，共月支银一百二十两。以上官兵四十一员名，计月支薪粮一百三十六两。公费月支银三百两。统共月支薪费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两五钱。八十匹马力轮船（“湄云”级炮舰）管驾官一员，月支银一百六十两。大副一名，月支银五十两。二副一名，月支银三十两。三副一名，月支银二十五两。水手正头目一名，月支银二十五两。水手副头目一名，月支银一十四两。头等水手一十六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二两，共月支银一百九十二两。二等水手一十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两，共月支银一百两。舵工六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五两，共月支银九十两。正管轮一名，月支银一百两。副管轮一名，月支银五十两。三管轮一名，月支银三十两。管油一名，月支银二十两。管水汽表一名，月支银一十四两。头等升火八名，每名月支银一十四两，共月支银一百一十二两。二等升火四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一两，共月支银四十四两。正管炮一名，月支银二十四两。副管炮一名，月支银一十二两。炮勇六名，每名月支银八两，共月支银四十八两。正号手一名，月支银一十两。副号手一名，月支银八两。鼓手一名，月支银八两。木匠一名，每名月支银一十二两。以上官弁舵水人等六十七员名，计月支薪粮银一千一百七十八两。管带练兵千总一员，月支银一十六两。练习水务兵丁二十名，每名月支银三两，共月支银六十两。以上官兵二十一员名，计月支薪粮七十六两。公费月支银二百四十两。统共月支薪费银一千四百九十四两。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423-429页。【注释】(1)高宗鲁集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2)钱刚、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9页。(4)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柏林使署，光绪十二年石印版，卷一，第20-21页。(5)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柏林使署，光绪十二年石印版，卷二，第15-16页。(6)Conway’sAll The World’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年版，第315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8)“扬武”舰的各项数据综合参考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9页。《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5页。(10)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英] Richard N J Wright：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Chatham Publishing，2000年版，P.39，均记载“扬武”装备了11门火炮，而沈葆桢奏报“扬武”试航时称装备火炮13门，从“扬武”舰存世照片分析，该舰的武备数量确应为13门，多出的2门推测也属于70磅炮。(1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12)《世界の艦船》增刊《日本軍艦史》，（日）海人社，1995年版，第13页。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年版，第231页。(1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1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3页。(15)“清國軍艦揚武號入港”，（日）国立公文书馆藏，《太政类典》第二编。“清国軍艦渡来丿節接待丿儀上申”，（日）国立公文书馆藏，《公文录》明治八年第三十三卷。(16)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5、40页。(17)《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7页。(18)黄季良家信原稿影印件，福建马尾马江海战纪念馆藏。(19)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年版，第315页。战时该舰添装机关炮的情况见纪荣松：“参与清法战争的法国巡洋舰、炮舰和杆雷艇”，发表于2004年台湾淡水“清法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孤拔元帅的小水手》，（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4年版，第16页。(21)《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22)高宗鲁集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页。承前启后——福建船政转型期的军舰船政成功1874年5月16日，福建船政“伏波”级改型军舰“大雅”号成功下水。至此，船政共造成了150马力军舰“万年清”、“伏波”、“安澜”、“飞云”、“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80马力军舰“湄云”、“福星”、“镇海”、“靖远”、“振威”；250马力军舰“扬武”等共计15艘军舰。其中，“扬武”舰的蒸汽机功率最大，舰型也从最初的炮舰改制成了巡洋舰。根据事先约定，这种大型军舰一艘可以折抵建造计划中的两艘150马力军舰，因而船政建厂五年计划中要求的一共建造16艘军舰的目标已经全部完成。计划中其他的考核指标，诸如建设齐全配套的生产车间、建成拖船坞、建成炼铁厂，使船政具备近代化造船企业所需的所有硬件设施，以及培训中国技术人员，使之学会自行建造锅炉、蒸汽机和蒸汽军舰等，也都一一完成，船政建厂五年计划终于大功告成。虽然从1866年末，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等洋员签署合约的日子算起，时间上早已超过了五年。但是马江之畔本来如同一张白纸般的土地，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居然建设成了规模宏大的远东第一大造船企业，船政所制的军舰已经在中国海防、运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在巨大成就的光辉面前，一丝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当时朝野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及此事的。早在“伏波”级最后几艘军舰安排生产，建厂计划完成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时候。船政大臣沈葆桢开始为船政今后的发展竭尽思虑，开始提前谋划安排五年计划到期后的持续发展事宜。1873年12月7日，沈葆桢会同陕甘总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等重要官员，联名上书了两道奏折，四百里加急呈送北京。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道，就是关于船政今后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规划，就此申请清政府做出决断。由于左宗棠当初制定的五年计划只规划了船政建厂期的内容，当建厂计划完成以后，船政后续应当如何发展，则没有做出安排。这便成为了迫在眉睫，需要从速定夺的事务。奏折主要针对当时社会舆论里“节省经费”的论调，展开阐述。首先称“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除修船养船外，一切皆可节省”，旋即话锋变换：“惟既绝难续，不免尽弃前功”，随后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方案：船政的造船工程继续，按照每年建造两艘的基本进度开展工作，同时选派成绩优异的学生出洋留学，以保证造船、航海人才的持续供应。“若每岁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欲日起而有功，当选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分赴英、法两国，深究其造船、驶船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尽管奏折中是要求清政府从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定夺，但就列出的“尽弃前功”、“日起有功”之间选择，只要持正常思维的人，理所当然的就会选择后者。沈葆桢在“尽弃前功”方案的铺垫下，提出“日起有功”的计划，说明这就是他对将来船政后续发展的主要思路。(1)另外一道奏折涉及船政建厂计划到期时的外国雇员事宜。船政创建时，外籍雇员的雇佣合同实际是和建厂计划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建厂计划完成之日，也就是这些洋员合同到期之时。沈葆桢等认为，船政的外国雇员到期后应该不再续约，鉴于洋员们在合同期间表现出色，尽心尽力完成了东家安排的任务，应当按照当初定下的赏格予以奖励。普通洋员之外，项目总承包人、洋员正监督日意格“始终是事，经营调度极费苦心，力任其难，厥功最伟”，应当予以破格重奖。船政建厂初期与日意格发生矛盾，但是与左宗棠私交甚好，后来改投入西北左宗棠军中的原洋员副监督德克碑，也被列入推荐褒奖名单，原因是“经始之时度地计功，购料雇匠，驰驱襄事，亦未便没其微劳”(2)。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完成时，清政府向有功人员颁发功牌作为奖励。功牌分为金牌与银牌，材质分别为银质与铁质，性质类似现代的勋章。照片中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实物。两份奏折经同治皇帝御览后，均批发由总理衙门负责讨论，拿出参考意见。1874年1月6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领衔奏报商议的结果。关于洋员的赏赐方案，除驳回了封日意格为男爵的请求外，总理衙门对于其余各项要求的答复非常爽快，均建议予以准奏。同治皇帝立刻谕旨批准。按照建厂合同的约定，一共发给十五万两银巨款，用作洋员的奖金和回国路费。日意格、德克碑还各得到一枚一般只授予外国元首的一等双龙宝星勋章，此外日意格格外获得了加一品衔，赏穿黄马褂等无上荣耀。(3)同时，清政府向所有船政建设的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功牌）以作奖励，勋章正面为双龙簇拥下的“大清御赐金牌”文字，背面则是激情四溢的“福州船政成功”六字。(4)当闽海关、福建税厘局解送的十五万两银和清廷颁发的各种赐物到达船政时，“各员匠感戴皇恩，欢声雷动”。随后在欢天喜地中，雇佣的英、法洋员尽数按约离开船政，带着大笔奖金喜归故里。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那种洋人到达中国后，就凭借技术百般要挟、勒索，不肯离去的情况，在马尾没有重演，船政雇佣外国技术人员的计划获得善始善终。关于建厂计划完成后，船政究竟应当为了节省经费而尽弃前功，停止造船，还是继续发展，争取日起有功的问题。总理衙门商议的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先是称船政“图始维艰，既费百万之帑项，复竭六七年之经营，现甫立有基址，中国匠徒且能放手自造，若尽弃前功，诚属可惜”，认为沈葆桢建议的继续发展方案，“系为中国力图自强之意”。但之后又说“惟每岁造船之费尚有限制，而以后成船日多，养船修船之费，层迭加增，诚恐为数愈巨，势不能支”。建议原则上支持继续造船，但是需要就经费问题由南北洋大臣会商解决后，才能做出决断，将资金问题这只大皮球踢给了地方督抚。受悬而未决的资金问题制约，船政继续发展的方案就此搁置。无论是清政府中枢，还是南北洋大臣，都没有再接续下文的。船政建厂时设定的从闽海关提取的经费，只够维持船政的正常运行和拨发船政舰队所需的养船费用和薪粮开支，无力满足新造舰船所需。自第十五号轮船“大雅”下水后，船政厂区就变得冷清了起来，一座座船台全部空置，满目的萧条景象。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到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后，才出现了重要的转机。当年8月25日，沈葆桢从海防等实际需求出发，再次上奏清廷。这次没有再婉转地提出两项方案，要求二选其一，奏折直奔主题，请求批准船政继续建造军舰。强调平息台湾事件，军舰已不够使用，而且“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清廷受寇氛日逼的形势触动，当即发上谕：“闽厂轮船，即照所请，准其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5)外敌进犯的刺激给清政府打了一针激素，船政继续发展的大方向终于定局。但是和当初制定的五年建厂计划不同，这次转型再启动时，既未对资金保障作多少安排，也没有对技术发展提出系统方案，显得仓促、草率。不过，如果不是受到外敌的刺激，清政府可能连这样草率的决策也不会做出。临急抱佛脚，这就是晚清政府在洋务事业决策上存在的一个典型通病。“元凯”舰船政再度启动造船计划时，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受命奔赴台湾防务，原先组织了“扬武”、“伏波”级军舰生产的船政提调夏献纶，也早被调任台湾兵备道，船政急需一名干练的官员来担起全厂的指挥、调度工作。与以往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此时船政外国雇员已经全部解聘离去，在已无西方技术人员指导和技术顾问的情况下，领导船政重开造船事业的这副重担显得格外艰巨。经过反复思量，沈葆桢最后推荐了福建侯官籍的船政提调吴仲翔，委任其来领导厂务。吴仲翔，字维允，与船政大臣沈葆桢不仅仅是同乡，二人还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关系。吴仲翔既是沈葆桢的妹婿，同时还是亲上加亲的儿女亲家（吴仲翔的女儿嫁给沈葆桢的儿子）。船政开办之初，沈葆桢上任船政大臣时，吴仲翔就随其进入船政，担任文案等职务。船政第一艘蒸汽军舰“万年清”建造工程中，吴仲翔还曾跟随当时的总工程师达士博赴暹罗等地采办船料，办事极为得力。正是看到吴的行事能力，以及在船政的资历，沈葆桢举贤不避亲，在渡台以后，就将船政接续的具体事务交由吴仲翔负责。得到清廷批准船政继续造船的上谕伊始，沈葆桢就立即致信吴仲翔，命令其抓住时机，从速着手新军舰的建造，以使船政的继续发展成为既成事实，防止旁生枝节。紧接其后，妹婿的办事效率丝毫没有让沈葆桢失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新军舰所需的船料已经大致采购办齐。1874年10月30日，闲置已久的船政木工车间里，重新忙碌起来，新军舰所需的肋骨开始加工。一切前期工作准备停当后，12月5日，吴仲翔主持仪式，为新军舰铺设龙骨，宣布开工。这艘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完成后新造的军舰，在船政工厂序列内列作第十六号轮船，沈葆桢为其命名为“元凯”，是为福建船政第一艘在完全没有外国技术人员参与情况下建造的军舰，船政发展的新时期就此开始。(6)根据沈葆桢的要求，“元凯”舰选择的仍然是150马力炮舰的设计，即船政建造数量最多，也是设计、建造最熟悉的“伏波”级船型。由于“伏波”级最后几艘军舰被改型为商船，沈葆桢特别强调，从第十六号军舰“元凯”开始，150马力军舰的舰型回复为军舰式样。没有另辟蹊径，独自进行新的设计，而是选用旧有的舰型，无外乎是从稳妥保险出发，属于船政国人自造阶段的最初尝试，也是进一步的技术积累。以“伏波”级作为母型的“元凯”舰，舰体木质，属于炮舰舰型。舰长66.56米，宽10.24米，吃水4.16米，舱深5.28米，军舰外观和“伏波”级相似，都是飞剪船首，双桅单烟囱。“元凯”舰排水量为1258吨，选用和“伏波”级后续军舰相同的动力系统，即船政自造的150马力蒸汽机，配套两座方型低压燃煤锅炉，主机实马力580匹，单轴推进，设计航速10节。(7)虽然蒸汽机型号、舰型等都与“伏波”级军舰类似，但是“元凯”是诞生于完全国造时期的军舰，因而本书并不将其作为“伏波”级军舰考量。舰型是熟门熟路的老设计，加之所需的蒸汽机、锅炉等又是船政早已造好的库存，“元凯”舰的建造速度显得非常之迅捷。在已无洋员顾问、协助的情况下，建造过程也并未遇到多少技术上的困扰。至1875年年初，全舰工程已经完成大半。然而就在此时，经费不足的问题如同恶魇一样出现了。由于事先未从清廷获得如何解决船政经费的意见，船政从1874年10月重新启工以来，各种费用累积相加，已经亏欠了二十万两巨款，船政职员的工资、薪饷都无从支付，迫使沈葆桢不得不从台湾防务经费中借用。“元凯”舰仅仅只能勉力购办造舰所需的各种材料，至于军舰所需的武备购置，成了无米之炊。1875年6月4日，“元凯”舰建造完成，顺利下水。经过一个多月的舾装，7月30日，全舰竣工，随即在船政旁的马江江面试验轮机。一番调试、磨合后，8月16日，在船政的著名舰长贝锦泉管带下，“元凯”舰驶出闽江口，前往大洋航试，于8月31日抵达台湾安平，恰好迎接调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返回大陆。乘坐着船政完全国产自造的“元凯”舰，沈葆桢感慨万千，军舰的建造质量令他十分满意，“发轫之始，即涉横洋，船身完固，轮机灵捷，与‘伏波’等。”然而站在飞桥上，一眼就能望见一个个空荡荡的炮位。“元凯”舰的炮位布置样式和“伏波”级大体相同，即一门换门架式主炮，配合多门侧舷副炮。“元凯”建造时对“伏波”级的设计略有变动，将侧舷副炮的炮位从六个增加到了八个。可是因为缺乏资金，无力购置火炮，船政从库存中勉力调用了三门火炮装备上“元凯”，舰上还空缺着六个炮位，只能期待将来“元凯”舰找到一个好东家，认领调拨后再配备完整了。(8)“元凯”建成之际，带着对船政事业的无限留念，和对未尽的资金问题的万般忧心，沈葆桢离开福州，赴任两江。对于其走后的船政接班人人选，沈葆桢先是推荐了著名的湘系开明官员郭嵩焘，因郭嵩焘已被派任为驻英公使，遂又推荐“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的山东巡抚丁日昌。在丁日昌到任之前，船政的厂务仍由吴仲翔负责料理。(9)“船政足为海军根基”就在沈葆桢调任北上的时候，“元凯”舰也踏上了北上的旅程。浙江是当时中国东南重要的财富之区，作为重要通商口岸的宁波，在浙江沿海的地位十分重要。港口航路繁忙，船舶众多，为了预防海盗劫匪，同时兼顾海上救护，宁波港对于蒸汽化军舰的需求十分迫切。早经船政调用了150马力炮舰“伏波”号前往驻扎听用，但是浙江沿海洋面广阔，岛屿众多，航运繁忙，仅仅一艘军舰并不敷调派，经浙江巡抚杨昌浚商调，新造的“元凯”舰花落浙江。1875年9月12日，在首任管带贝锦泉指挥下，“元凯”驶离船政码头，开航浙海。两天之后，通过甬江口，顺利抵达宁波，与停泊在港的“伏波”舰会合。船政两代150马力军舰，同时在异地相会，同军服役，上演一出佳话。得悉“元凯”到来，浙江巡抚立刻安排宁绍台道和浙江提督黄少春等官员登舰验收。经检查验看，认为“元凯”舰“坚固结实”。之后，验收官员又乘坐“元凯”由宁波驶往镇海进行航试，水手们使用测速板等工具，测得航速近10节，符合设计指标。对于“元凯”舰欠缺的六门火炮，浙江提督黄少春提出了一个方案，准备全部添置安装120mm口径的火炮。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浙江省始终没有完成这项工程，因为这艘军舰难保将来不会再被调拨他处，到时候为其所花的钱款都将为他省做嫁衣。由此“元凯”在浙江服役期间始终只装备着三门火炮。为尽量节省钱粮开支，船政在“元凯”建成，配置船员时，可能仅仅编制了轮机、水手等必要的人员，到达浙江后，空缺的人员便由浙江补齐。浙江水师从派在“伏波”舰，已经训练纯熟的提标左、右营的官兵中，抽调了二十人补缺。此外，“元凯”舰的管带贝锦泉并没有留在老家宁波，只身返回船政，“元凯”的管带一职由浙江省委任游击陈文英担任。至此，“元凯”成为浙江沿海水师的一员，担负起了宁波、温州等处巡缉洋面的任务。(10)1884年，中国沿海风云骤起，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清政府急令南、北洋水师派出军舰南下支援，加强闽台防御。1885年2月12日，南洋水师派出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五舰编队，航行至浙江石浦附近海面时，遭遇法国舰队追踪。“澄庆”、“驭远”就近避入了石浦港，后来不幸损失。突遇法国舰队后，南洋军舰统领吴安康不敢再前往闽海，率“南琛”、“南瑞”、“开济”三舰南逃后不久，于2月13日折返甬江口，抵达镇海。与南洋水师南下军舰的狼狈表现不同，当时由贝珊泉管带的“元凯”舰与船政同门兄弟“超武”舰正好配属在镇海口，依托甬江口阻塞线，担负了防御镇海的任务。中法战争后，“元凯”舰依旧在浙江服役。一直到1895年，兵部因为其舰龄过老，下令从浙江拨回船政，“拆卸另装”。在外服役近二十年的“元凯”，带着岁月风尘，重新回到了出生地。船政工程技术人员对“元凯”进行检查，发现船底捻缝松动，有渗漏迹象，轮机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决定拉上船坞，实施大修。时任船政大臣裕禄鉴于船政自“扬武”舰沉没后，用于学堂教学的练习舰是80马力炮舰“靖远”，无论是舰体大小，还是船上设施的齐全性，都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于是奏请清廷，准予将“元凯”此后留用在船政，乘着大修的机会，依照练习舰的需求，对这艘军舰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经船政提调徐建寅、总稽查沈翊靖、工程处道员魏瀚的会商，决定将“元凯”的舰体全部更新。重新制配船壳时，加大露天甲板的宽度，以方便操练、教学。船内增设学生舱、课堂舱等多个功能舱室。为了适应海军学生实习课目中的桅上操作，原计划将“元凯”的双桅形制，改造成三支桅杆，后来因军舰舱面空间不够，仍保留双桅，但是加大横桁的长度，方便学生上横桁实习，以及籍此加大可张挂的风帆面积，便于军舰挂风帆航行等。此外，又重新更换了船底铜皮、锅炉、螺旋桨。在这次大改造中，“元凯”自出生时就欠缺的六门火炮，最终还是由娘家给配齐了，为满足教学需求，从船政库存中挑选了两门新式的120mm口径速射炮和四门57mm机关炮进行安装。(11)1912年4月，孙文参观福建船政，对船政的发展历程感慨万千，并提出了“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的宏愿。照片中是根据当时孙文为船政所作的“船政足为海军根基”题词所做的刻石。照片提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898年3月6日，焕然一新的“元凯”舰重新下水，成了清末晚期船政重要的练习舰。(12)时至1911年，受武昌首义的号召，中国山河震动，各地接续爆发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起义。看似金汤铁壁的闽江口各要塞、炮台内，也在酝酿着革命的烈火。当年11月9日，在要塞司令陈恩焘（曾任北洋海军总管全军军械事务委员）的率领下，宣布易帜起义。当时停泊在马江内的“元凯”舰，不愿参与起义，担心被民军封锁在马江内，急忙拔锚逃离。后经福建都督孙道仁电报说服，重回船政，成为闽江最早一批易帜革命的军舰。1912年4月1日，孙文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开始“周游各省，宣传主义，发展实业及教育”。在返回广东故乡途中，顺道参观船政。4月20日清晨，孙文乘坐的招商局“泰顺”号轮船在万众瞩目中，缓缓进入闽江口，闽江沿岸炮台鸣21响礼炮致敬。此时，护卫着“泰顺”轮驶向马尾的，是一艘满旗华彩的船政自造军舰——“元凯”。“文以解职旋粤，便道过闽，既感激闽政府暨社会诸君子欢宴迎送矣。到马江船政局，又荷船政局长沈君希南（沈葆桢之孙。民国后船政更名福州船政局，首任局长为甲午战争时曾任北洋海军“威远”舰管带的林颖启，未到任，由副局长沈希南代理局长）尽礼欢迎，邀观制造轮机、铁胁、锅炉等厂十余所，乃知从前船政缔造之艰，经营之善，成船不少，足为海军根基。”经历过中法镇海之战，担任过革命先行者扈从的“元凯”，此后因舰龄过老，只是充当一些江面巡缉的任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现代有论者称其后来曾被孙传芳五省联军征用，不确。中华发轫之始船政建厂五年计划结束后，沈葆桢提出的续造计划要求，船政必须以每年新造两艘军舰的基本速度保持持续发展。组织完“元凯”舰的开工，提调吴仲翔就为下一艘军舰该如何建造而大伤脑筋。如果仍然建造如同“元凯”那样的150马力炮舰，以船政当时的材料储备根本不足应付。而如若等到材料筹集齐全后再行建造，一旦从暹罗购买的木料运输拖延，两年一艘的计划肯定无法完成，船政势必又要陷入发展停滞不前的境地。左右为难的时刻，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向提调吴仲翔呈送了厚厚一摞图纸。这是他们几人自行设计的一型50马力军舰的总分图和轮机图（轮机、锅炉图纸由汪乔年单独设计、绘制；其他船图由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设计、绘制），禀请提调允许他们放手自造图纸上的军舰。50马力军舰所需的材料自然比150马力炮舰要少得多，“元凯”用剩的船料造这样一艘军舰肯定是绰绰有余的。这套图纸适时的出现，让吴仲翔喜出望外。吴仲翔决定大胆启用新人，就由这些毛头小子自己监造自己设计的军舰，以此保证年造二舰的计划。和船政此前建造军舰时的通例有所不同，船政大臣沈葆桢和提调吴仲翔，对这些学生究竟是否能造成军舰，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担心这艘军舰半道夭折，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敢先起。沈葆桢对于命名的意见是，走着瞧：“俟完工之后，果能驾驶灵捷，臣当再拟船名”(13)。美术作品：罗星塔映衬中，正在江面航试的“艺新”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1875年6月4日，船政迎来两件大事，首先是当天“元凯”舰顺利下水，另一桩则是船政1875年度的第一舰，学堂学生原创的无名氏军舰铺设龙骨，宣告开工。这艘建造时没人敢给起名字的军舰，船政工厂序号为第十七号轮船。从整体设计上看，和船政以往造的80马力军舰“湄云”级非常类似，简直就是缩微版的“湄云”舰。军舰舰首笔直，双桅单烟囱。主尺度比“湄云”小了一圈，首尾垂直线间长只有38米，宽5.44米，舱深4.83米，吃水2.43米，排水量245吨，体格之小巧，和北洋当时正在英国定造的蚊子船差不多，是船政建造过的最迷你的军舰。小军舰舰体也是木质，用的全是“元凯”备料中剩余的材料，动力系统采用了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往复式蒸汽机，功率200实马力，50虚马力，配套两座方形低压燃煤锅炉，单轴单桨，设计航速10节（一说9节）。(14)第十七号轮船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不点，但是吴德章等学生却投入了自己设计、建造军舰的全部梦想。十七号轮船的锅炉、蒸汽机布置完全按照军舰的要求，全部处于水线之下。十七号轮船的武备布置也和炮舰“湄云”一样，一门位于飞桥前方的换门架主炮，配合四门布置于两舷的副炮，主炮的型号可能是一门20磅前膛炮，四门副炮分别是6磅后膛炮两门，9磅炮两门。从武备配置看，舰型应当列为炮舰。(15)1876年3月28日正午，新任的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郑重其事为小小的十七号轮船举行下水仪式。在这之前，十七号轮船已经得到了一个响亮而且别具意义的名字：“艺新”。对这艘新船，丁日昌颇多感慨，认为船政尽管以往已经有中国技术人员自造的军舰，但沿用的大都是国外的图纸设计，“惟艺童吴德章等独出心裁，克著成效，实中华发轫之始，该艺童等果能勇猛用功，精进当未可量！”(16)船政苦心孤诣的人才培养计划，正在逐渐展现其成果。救难英雄“艺新”下水舾装完成时，千总沈有恒被派任为这艘军舰的管带。在招募、编派上舰的水手中，有一位名叫杨用霖的年轻人，多年以后的甲午战争中，成了北洋海军一等铁甲舰“镇远”的管带。建造完成的“艺新”按照惯例，首先在船政厂前的江边测试轮机，调校磨合。随后于7月9日拔锚起航，驶出闽江口。当初设计、监造这艘军舰的汪乔年、吴德章等随舰出发，一起出海试航，经过测试，船体坚固，航速超过10节，达到设计指标。(17)美术作品：一艘民船在江面蒙难，远处“艺新”舰正高速驶来援救。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对于小小的“艺新”，各省调拨时都有些不在意，没有一个省份曾提出要将其认领的。显得有些地位尴尬的“艺新”舰，于是便留用在船政舰队内，驻扎、往来于福宁等地，主要充当通报舰的角色。很快，管带沈有恒调任为“湄云”级“振威”舰的管带，新任的管带是刚由船政学堂毕业未久的千总许寿山。就在许寿山出任“艺新”管带后不久，这艘小小的军舰成了闻名东南沿海的救难英雄。1876年9月，美国商船“佛兰牌利”在兴化湾的长屿附近洋面遭遇风暴，不幸沉没。“艺新”闻警后立刻出发，在狂风恶浪中，救起落水的19名外国人，安全护送回马尾。10月，中国商船“刘金狮”在长乐县松下附近海面触礁，又是“艺新”急忙赶到，救起13名船员，并帮助紧急抢修受损处，使商船化险为夷。1877年5月30日，“阜康”银号从上海搭乘商船运载银两前往福州，到达马尾后过驳到驳船上以进入内河。未料江面突起大风，驳船倾覆，刚好停泊在船政附近的“艺新”立刻赶到抢救。停泊在马江江面的“艺新”舰。1878年1月，运载着1900根杉木木料的“金同生”商船，在闽江口搁浅、漏水。“艺新”闻报后又即刻赶到，将重载的商船拖带进马江。同月，“艺新”又在福宁三沙海面抢救了一艘遭遇风暴的商船。1879年3月，“金裕昌”商船运载着3400余根木料，不幸在妈祖澳触礁，就在船严重进水的危急时刻，“艺新”舰赶到，一面帮助修补堵漏，一面将商船拖带入港，化险为夷。如同商船守护神的“艺新”，不断得到各方夸赞，经此时的船政大臣吴赞诚奏请，全舰无论管带、大副、二副乃至水手，全部予以嘉奖。小小的“艺新”，成了船政闻名的功勋舰。(18)1884年8月23日，马江海战爆发。开战时，由新任管带千总林承谟指挥的“艺新”，与船政舰队的蚊子船“福胜”、“建胜”等停泊在马江上游的二线位置，位于“扬武”、“伏波”、“福星”后方。海战开始后，处于船尾对敌状态的“艺新”舰舷侧中弹被击伤，随即与“伏波”舰一起向上游的林浦方向撤逃，最后在岸边搁浅。当“艺新”退往上游的时刻，她曾经的管带许寿山，正指挥着“振威”舰与法国舰队浴血厮杀。可以想见，倘若当时这位刚烈的管带仍然指挥着“艺新”，小小的炮舰必将以壮烈的战斗名载史册。马江战后，1885年“艺新”舰被设法修复，重新服役。海战中受伤的轮机又在1888年进行大修。但是舰况一直不佳。1891年，船政大臣卞宝第上奏清廷，提出了继续新造轮船，将“艺新”等老舰“抽旧换新”的计划。(19)此后，“艺新”渐渐消失在船政的典籍记载中。“登瀛洲”、“泰安”1875年，在十六号轮船“元凯”即将下水，十七号轮船“艺新”工程过半之时。7月21日，第十八号轮船在提调吴仲翔主持下，铺设龙骨，开工建造。刚刚处理完台湾事件，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印象深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这艘军舰起了个威震远夷的名字——“登瀛洲”。(20)经历完建造“艺新”时的储材不足，从南洋采办的木料陆续运到，十八号轮船“登瀛洲”又回归了150马力炮舰舰型，仍然是以“伏波”级作为其母型。“登瀛洲”依旧是木胁木壳材质，飞剪型舰首，双桅双烟囱，外形与“伏波”级军舰酷似。军舰排水量1258吨，首尾垂直线间长65.4米，宽10.72米，舰首吃水3.52米，舰尾吃水4.16米。动力系统还是船政自行制造的150马力蒸汽机，实马力500，配合2座方形低压燃煤锅炉，单轴推进，设计航速10节。(21)“登瀛洲”舰的武备配置方式和“伏波”级相同，即一门大口径的换门架式主炮，六门布署在舷侧的副炮。不过建造时，因为资金紧张，仅仅只配备了一门主炮，型号和船政以往建造的“福星”舰所选的主炮相同，为“威斯窝斯”70磅（160mm）六角膛炮。用了近一年时间，“登瀛洲”于1876年的6月23日顺利下水，由原“济安”舰的补用都司郑渔出任管带。9月15日，“登瀛洲”驶出大洋，在妈祖澳一带航试，“船身完固，轮机灵捷，悉合成法”(22)。“登瀛洲”下水之前一个月，船政大臣丁日昌眼见轮机车间又制造出了一套150马力蒸汽机，而且建造“登瀛洲”前购买的南洋木料还有大量储备可以使用，于是见缝插针，饬令木工车间开始加工新一艘150马力炮舰所需的船肋木料。1876年7月10日，船政第19号轮船开工建造。丁日昌于新船开造前调任，新任的船政大臣吴赞诚将19号轮船命名为“泰安”。(23)船政建厂前期，仅有一座拉拔特式拖船坞用于舰船维护。对于一些拖船坞无法完成的工程，通常都借马尾的外商干船坞进行。照片中是在马尾英商天裕船坞维护的“登瀛洲”舰。这艘军舰的各项尺度、外观，均与18号轮船“登瀛洲”完全一致。稍有区别的是，建造“泰安”时，船政的经费更加吃紧，所需的七门火炮一门都没有能够配置。建造速度比“登瀛洲”稍快，1876年11月27日，“泰安”舰即告下水，由“万年清”舰补用守备周凤震管带。1877年3月15、18日两天，“泰安”舰在船政厂前完成了轮机试机工作，5月3日开出马江，在芭蕉洋水域完成了航试。(24)1876年末，1877年初，船政又诞生了两艘150马力炮舰。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完成、重开造船工程之后，至此共建造了“元凯”、“登瀛洲”、“泰安”三艘150马力炮舰。与她们的母型“伏波”级相比，三舰的外形、设计、性能都与“伏波”接近，因而经常有论著将这三艘军舰也列为“伏波”级。不过，考虑到这3艘军舰都诞生在船政的国人完全自造时期，与“伏波”级在主尺度等方面，都还有一定的差别，因而定位为“伏波”级的国内改型比较适合，本处将其作为“元凯”级。其中，“元凯”与“登瀛洲”、“泰安”的主尺度、炮位数量又有所不同，“登瀛洲”等二舰又应该算作“元凯”级内的特殊改型。勇登瀛洲远赴金陵，出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沈葆桢，离开八闽故土后，仍然一直对船政事务投以十分的关注。当听闻他离开船政前亲自命名的“登瀛洲”舰已经告成，为解决船政无力养船的困难，立刻表示愿意将这艘军舰调入南洋水师编制，由南洋负责供给。南洋水师向来因为江南制造局就在身旁，大都就近直接调用本省江南制造局建造的军舰。沈葆桢上任后打破畛域政策，将船政建造的军舰编入江南，为南洋水师的舰船装备获取途径，创造了一项先例。1876年10月15日，郑渔管带“登瀛洲”从马尾起航，开赴金陵，从此正式加入南洋水师的序列。到达南洋之后，对这艘只装备了一门主炮的客舰，沈葆桢关心倍至，与其他省份不愿意为调拨的船政军舰补足武备的做法不同，积极着手安排江南制造局补齐“登瀛洲”空缺的六门副炮。从江南制造局的武备发放档案里可以看到，“登瀛洲”舰到达两江时立刻领用了主炮所需的弹药，过后于1878年领取安装了六门进口的120mm法华士后膛炮，配齐了武装。武装齐备后的“登瀛洲”，在南洋的任务主要是往来与南京、镇江、江阴等地间，巡防江面，驻扎口岸，显得几分悠闲自在。几年过去，东北属国朝鲜发生的一桩大事，使得“登瀛洲”终于有了一次实践其战舰价值的机会。(25)当时中国的属国朝鲜，积弱日久，是日、俄等国觊觎的重要目标。1882年，清政府将原来由礼部负责的朝鲜事务，改归北洋通商大臣办理。有鉴于1874年的琉球事件前例，李鸿章为了杜绝朝鲜再起事端，决定辅导朝鲜与欧美列强均签订外交协议，以期将列强势力引入朝鲜，从而达到以夷制夷的平衡制约效果。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清末著名的洋务人才，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曾在船政学堂任教。精通英、法、希腊、拉丁等多种文字，曾在法国政治学院留学，主修国际公法。留学回国后，即被李鸿章派往朝鲜，辅导朝鲜与列强签订条约。1884年壬午事变中，设计成功抓捕了朝鲜大院君，平息乱局。1890年，为李鸿章翻译长篇电稿时，因劳猝死。马建忠的四哥为上海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外甥朱志尧为上海求新机器厂创始人。1882年6月，中国特使马建忠受命前往朝鲜，辅导朝鲜与德国签署条约。北洋水师派出“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护送。当时北洋水师新建，能够出远海的舰只较少，此前总理衙门特别从南洋水师将“登瀛洲”舰调至北洋，驻泊烟台，熟悉北洋航路，以便将来北洋一旦有事，可以从速应援。应北洋的协商，“登瀛洲”由管带叶伯鋆指挥，跟随北洋三舰一起开赴朝鲜，以壮声威。此后，“登瀛洲”参加了朝鲜、德国签署条约的各种外交活动，为了将来返回南洋时，向南洋总督汇报朝鲜状况，管带叶伯鋆又特别在朝鲜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海口参观游历。7月初，任务完成，“登瀛洲”仍然回泊烟台。(26)未能料到的是，就在中国舰队走后不久，朝鲜局势平地惊雷，发生巨变。当时的朝鲜，由于前代国王去世时无嗣，选年仅12岁的旁支子弟李熙继位。李熙即位前，朝政由其父亲大院君李是应掌控。李熙成年之后，大院君按照制度归政给国王，但由于李熙性格懦弱，大权又操纵到王后闵氏为首的外戚手中。以闵氏为首的闵姓外戚，受洋务影响较深，主张朝鲜应该采取对外开放政策。而大院君李是应对此极为不满，主张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1882年7月23日，朝鲜京城汉城的守军发现发放的俸米数量不足，对于当权的闵氏外戚贪污腐败的愤怒情绪被激发，爆发了大规模的兵民起义。和后来的东学党起义类似，起义者也是认为朝鲜百姓苦难的现状，与官僚的贪污和外国人的压榨有关，起义军一面攻入王宫，追杀闵妃和外戚高官，一面捣毁日本驻朝鲜的公使馆，杀死日本外交人员，酿成重大事变，史称壬午兵变。美术作品，朝鲜大院君李是应被押上“登瀛洲”舰的情景。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朝鲜王后闵氏化妆成宫女逃出汉城，派专人赴中国求援，起义的军民则将大院君拥入王宫，主持国政。听说朝鲜发生大规模兵变，尤其听说日本外交官被杀，日本已经准备派出军队前往朝鲜干涉时，清政府立刻下令回籍守制的李鸿章，和代理李鸿章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事件，以防日本借机生事。8月9日，丁汝昌、马建忠等率领北洋水师的三艘军舰赶到朝鲜，观察局势，戒备已到达朝鲜的日本军舰。“登瀛洲”舰也于此时被调派朝鲜。由于中国出动了吴长庆部淮军登陆朝鲜，果断镇压兵变，杜绝了日本借机生事的口舌，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对于被起义军民拥戴入宫的大院君李是应，中方认为其是兵变的祸首。8月26日，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设计将李是应诱到汉城郊外的军营中，将其拘捕，立刻交由“登瀛洲”舰押送回华监禁。在北洋参与了北洋水师组建以来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使得“登瀛洲”在此时舰船并不多的北洋，更加受到重视。以至于1883年初，新任的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将“登瀛洲”调回南洋时，直隶总督李鸿章非常之不情愿，称兵乱过后朝鲜海口需要得力军舰驻扎，北洋的军舰不够分拨，必须将“登瀛洲”暂借留用。此后，直到吴长庆部从朝鲜撤军，“登瀛洲”才离开朝鲜，重回南洋。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登瀛洲”在这以后的生涯显得有些落寞。189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缓解南洋水师经费紧张的困状，将部分舰龄过老的军舰退入二线，“登瀛洲”被选在列。比其他老军舰稍微幸运的是，“登瀛洲”没被当成运输舰使用，而是改作了南洋水师的练习舰。又过数年，1897年，“登瀛洲”终于被改成了运输舰，彻底退居二线。清末改革海军制度，统一南、北洋水师时，即被列入属于二线的长江舰队。(27)辛亥革命时，“登瀛洲”驻扎在上海，参加了在沪海军的易帜，成为民国海军的一员，时任管带林霆亮，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杜逢时。(28)年事已高的“登瀛洲”舰之后舰况愈发不容乐观，最终在1918年经海军部上报，因舰况“朽旧”，予以裁撤变卖，永远退出了海军序列。“大总统批：据呈已悉。‘登瀛洲’等舰既经裁撤，应即将该舰设法变卖，其员弁匠勇必须认真甄别，再行酌量分派。原有之管带等官概不得照支原薪，以示限制。此令。”(29)“泰安”不太受人注意的是，1882年壬午兵变时，大举开往朝鲜的中国军舰队伍中，“登瀛洲”舰的姊妹“泰安”其实也在其中，不过“泰安”担负的却是运输军械辎重的运输舰工作。舰名和山东的地名恰巧重合的“泰安”舰，下水之后不久就被调赴山东烟台，接替原先山东省调拨的“伏波”级军舰“飞云”。显得有些命运不济的是，“泰安”舰出厂时因为资金问题而一门火炮也没装的情况，到达山东后没有任何的改观。山东省无意花钱为这艘军舰添置火炮，干脆将这艘没有武装的船当成了一艘蒸汽运输舰。1882年朝鲜事变时，原本和“登瀛洲”都停泊在烟台的“泰安”，因此就投身在运输队的行列中。朝鲜事件平息后，正值北洋建设近代化海军的事务如日中天，陆续从英、德购到的先进军舰，更使得将“泰安”恢复为军舰一事变得遥遥无期。此后，“泰安”成了北洋水师的一艘专用的运输舰，来往奔波于北洋各口，运货、报信。1885年夏季，马江上驶来一艘破旧不堪的蒸汽船只，满身疲惫的“泰安”舰回到了老家。多年来高强度的使用，使得这艘军舰的舰况极为堪忧，锅炉已经到了快报废的境地，无法继续驱使，所以这才送回船政实施大修。经检查勘验，“泰安”舰不仅锅炉需要更换，整个船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该船因锅炉年久朽坏，兼以年来海防吃紧，时往来于朝鲜、烟台、旅顺一带，北海风日燥烈，波涛险恶，致船底捻缝、铜皮，船面帆缆、器具，在在松裂残缺。”但是山东省并没有拿出钱为这艘船政的军舰实施维修，所有的维修费用都由船政垫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只是对“泰安”的船体进行了修补，而耗时费钱的动力系统维修则没有进行。1886年1月，外表整修一新的“泰安”舰汽笛长鸣，告别出生地重新北上。(30)关于“泰安”舰这一走之后的命运究竟如何，在现代中国有一则非常传奇，但是十分蹊跷的记载。称“泰安”后来一直留在北方，民国以后变成了浙江省的水警船，北伐战争时又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征用，与北伐军恶战。1927年3月21日，在南通被刚刚由闽系海军倒戈演变的北伐军海军俘虏，最终于1937年在宁波甬江口自沉，阻塞航道，为抗战作出了最后的贡献。(31)上述的记载颇具戏剧性，看起来精彩热闹，但是却有很多可疑之处。以“泰安”舰于1886年就接近报废的舰况，是否还足以在江海之上继续活跃半个世纪之久？为什么清末统一南北洋水师时，这艘军舰没有编入序列？为什么民国统一海军时，也不见这艘军舰的踪迹？五省联军孙传芳的原籍就是山东泰安，五省联军的“泰安”，是否是一艘与船政“泰安”重名的小轮？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追寻“泰安”生命终点的目光最终会聚焦到轮船招商局。1896年，船政大臣裕禄上奏清廷，提起了一笔船政的陈年旧帐，由此彻底揭开了“泰安”最后的归宿之谜。1886年“泰安”在船政进行的大修，所用修理费、回程所需的煤钱等等，一共花费了26495两银，当时全数由船政垫付。后来经船政多次催账，山东省陆续只归还了1万两。1892年，山东登莱青道李正荣将这艘负债的老船干脆出让给了轮船招商局，一应债务也转嫁给招商局，“泰安”就此“转业”，成为招商局的商船。根据招商局的档案记录，因为1893、1894年，中国航运价格全面上涨，面对盈利的大好机会，招商局“但苦船少”。“泰安”就此被选中南下，改造成客货混装船，投用于繁忙的上海至温州航线。(32)对于这艘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轮船，招商局重要官员郑官应并不看好，认为“‘泰安’兵船烧煤多，装货少，行使慢，不宜长走，一俟有船，仍以停之为妥”(33)。谁都未能想到的是，此后，“泰安”商船不仅没赚到钱来还当年的旧账，又添新账。1894年7月，“泰安”在温州东球山海域航行时，轮机突然故障，恰好海面顿起大风，“该船险遭不测，若非风息早两三点钟，必致全船沉没矣”(34)。因为舰况实在太差，1893、1894年“泰安”两度回船政修理。尽管选择了最节省的修理法，损坏严重的锅炉、蒸汽机都没有进行修理，还是花费了21000余两银，又由船政全额垫付。背负了将近4万两债务的“泰安”，在甲午战争中被南洋租赁，用于运送军队、辎重，对于运兵的花费，南洋只支付给招商局19700余两，亏欠了9400余两。至此，招商局在“泰安”舰上欠下了5万两的债务。为了尽快了清这桩债务纠纷，轮船招商局组织商人对“泰安”进行估价，准备拍卖清算了事。但是当时“泰安”舰已经“闲搁海滨”，根本无法航行，而且船体破损不堪，蒸汽机、锅炉都已不值得修理更换。在此情况下，最终将“泰安”的动力全部拆除，舱面建筑也拆卸一空，改成了码头用的趸船。对于船政追偿的债务，招商局表示这条船已然成了趸船，再也无法运货，根本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无力归还修理费，至多按照趸船作价7000两，还给船政了事。至于早年间山东省修船时拖欠的费用，则不予认账。(35)身世凄苦的“泰安”最终化作招商局海港里的一块浮码头，结束了一生。至于那则孙传芳五省联军“泰安”舰的故事，显然与船政的“泰安”毫无关系。作为题外话，就在“泰安”舰转入招商局服务的时候，往来于香港、广东的航线上，有一艘被招商局讥视为野鸡船的私营小客轮，也叫作“泰安”。中国海军史、航运史上，舰船之间互相重名的现象非常常见，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加以甄别对比，决不能因为名字一样，而将不相干的两条船说成是一体。“元凯”、“艺新”、“登瀛洲”、“泰安”四舰先后建造完成，船政经历了从建厂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外合作，转变为完全国人自造的过渡。在这个仍以仿造成熟船型为主的转型期顺利度过后，船政即将迎来全面自主设计、建造的新时代。【注释】(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141页。(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页。(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146页。(4)林樱尧：“船政的金牌和银牌”，《船政文化研究》第四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3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8页。(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7)《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09页。(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624-625页。(1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60页。(1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1页。(1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14)《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15)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同书492页称“艺新”舰长只有18.88米，属于将丁日昌奏折中船长十八丈八尺八寸的记录未作换算，直接当作公制单位来使用的讹误。丁日昌奏折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1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页(1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1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21)《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2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32页。(2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25)《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五，第10页。(26)“登瀛洲”赴朝活动的经历见马建忠：《东行三录》，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27)《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93页。(28)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辛亥革命史料》，（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94页。(29)《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9页。(3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323页。(31)该说的典型见（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http://60.250.180.26/chin/1405.html，2010年3月6日访问。(32)《盛档·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33)《盛档·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34)《盛档·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页。(3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467页。钢铁风云——福建船政“威远”级铁胁木壳军舰铁胁时代19世纪初期，世界上主要以木材作为建造船体的原料，蒸汽动力舰船出现以后，钢铁才逐渐开始大量登上船台。使用钢铁来制造舰船，最初曾遇到过很多困扰，几乎一度使得这一创想夭折。首先是钢铁材料容易锈蚀。其次，航行时间日久，船底容易附着海蛎等寄生物，影响舰船的航速。三是如果舰船上大量使用钢铁材料，所产生的磁场效应，会影响磁罗经的精准度。最后，大量使用铁材，会导致舰内空气湿冷，不利于船员的健康。这些问题经过在实践中的反复摸索、调整，至19世纪中期均一一得到解决。铁质船底涂刷红铅或者毒油漆，可以有效减少海生物附着，加之每年一次进入船坞刮洗船底，能够预防锈蚀。铁材对罗经的影响也很快得出解决办法，原来木质风帆战舰时代使用的罗经被近代化的罗经取代，改良后的新式罗经一般左右都各有一个可活动的铁球，改变铁球距离罗经表盘的位置就可以调整磁偏差。除此外，还有自身不带铁球，但是安装时两两成对安装，互为调整的罗经。另外，铁质船内生活造成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也找到了对策，舱室内或用木板包覆墙壁、地板，或者在刷漆时调入软木屑，就能予以解决。(1)钢铁作为船体材料的门槛终于越过，海洋上的钢铁时代就此来临。钢铁材质引入军舰建造领域，不仅创造有威风八面的铁甲舰，也在诸如巡洋舰、炮舰之类的小型舰船上开始使用。铁甲舰上采用钢铁，最看重其大大优于木材的防护性，以钢铁作为铠甲，加强军舰的防御能力。而钢铁投用到小型军舰的建造中，最初的原因却比较奇特。19世纪著名的运茶飞剪船“短衬衫”号。虽然没有蒸汽动力，但也开始采用铁胁木壳结构。照片中是现代在“短衬衫”甲板下设立的船首像展厅，能够清楚地看到铁胁木壳的构造。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　方禾。用木材建造军舰，最难获取的是肋骨等关键部位所需的木料。众所周知，军舰的肋骨线性都是弯曲形的，无法直接用直木进行加工，必须挑选型线相近的天生曲木。这种木料不仅价格高昂，而且量少，甚至经常出现有价无木的情况。与这些木料相比较，钢铁就显得廉价了许多。而且钢铁的可塑性强，可以任意锻造成型。19世纪6、70年代起，一种龙骨和肋骨采用铁质，曲度变化较小的船壳板仍然采用木质的全新船型——铁木合构船出现，当时在中国被翻译为铁胁木壳船，日本称为铁骨木皮船。闽江之畔的福建船政大兴土木时，正值铁胁木壳军舰在西方流行。来往于马尾港口的众多西方军舰，甚至是运货的飞剪船中，都经常能看到铁木合构船。这种独特的船型很快就吸引了中国人的注意，在近代舰船工业史领域，中国又一次追上了世界潮流。船政建厂五年计划到期时，经沈葆桢的全力推进，再启造船工程。然而第十六号轮船“元凯”开始建造后不久，很快就遇到了船材木料不足的问题，其中最为匮乏的正是产自暹罗等地，用于制作船舶肋骨的天然曲木。受材料困扰，以至于第十七号轮船被迫缩水成小小的“艺新”。在这种情况下，用来代替天然曲木建造船舶的铁木合构法成了最佳的替代解决办法，仿造西方铁胁木壳军舰的意见应时而生，被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元凯”舰铺设龙骨后不久，沈葆桢正式就此上奏清廷，汇报船材紧缺，必须改用西式铁胁的情况。“船胁必需天然弯木，内地无之，向运诸暹罗仰光等处。闻该处近来此木亦少，所以西洋创易铁胁，以济其穷。闽厂前者皆用木胁，迩来十六号开工，木胁大形竭蹙，勉强凑集，尚不敷一船之用，后继尤难，非亦改铁胁不为功。”(2)频繁往来于马尾等中国港口的西方运茶飞剪船，构成了东方海洋上的一道风景线。同时，这些船只的船型、构造，也常常给船政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启发。以罗星塔为起点标志，19世纪著名的马尾——伦敦飞剪船竞速赛，也使得福州马尾永远铭记在这类船只的历史中。鉴于船政建厂五年计划时期，所建造的军舰全部都是木胁木壳结构，工人和技术人员没有接触过铁胁木壳船舶的建造工艺，工厂内也缺乏制作铁胁的相应硬件设施。沈葆桢根据既往的办法，请求批准从西方购买一套完整的军舰铁胁回国，以此为例，按样绘图仿造。同时，当时欧洲舰船开始广泛使用的双气缸往复蒸汽机（Compound Engine）也引起注意，这种被音译为康邦机器的蒸汽机较为省煤，功率更大。沈葆桢认为仿造的铁胁木壳船应该装备新式蒸汽机，遂申请外购铁胁的同时，顺便购买卧式、立式的康邦蒸汽机各一套回国仿造。(3)船政以往所造的军舰以及造舰技术都是学习法国，工厂内大量使用法制的尺度单位，所以新购的全套军舰铁胁准备从法国采购，以符合船政的造船标准化规范。而新式康邦蒸汽机以英国制造的为最佳，决定购买英国最新式的。所有的购买事宜全部委托给即将带领船政学堂学生出洋留学的原船政洋员监督日意格，让他首先去洋商汇聚之地厦门发电报，打听好购买铁胁和蒸汽机的价格，之后趁在欧洲为船政购买挖泥船的时候一并采办。日意格出发之时，沈葆桢与其签订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合同，要求购买铁胁的同时，一并雇佣一些精通铁胁船建造的洋员，教导船政技术人员学会仿造、合龙，限期一年成功。仿造铁胁，势必要在船政厂区内设立专门的生产车间。由于船政厂区当时已经厂房林立，空地有限，“隙地无多”，经过权衡考察，沈葆桢做出决策，将原有的打铁工程合并到拉铁车间，腾出打铁车间厂房，改造为铁胁车间，以便日意格采购的铁胁运到后，可以立即有车间可以施工仿造。铁胁车间的改造图纸由船政洋员斯恭塞格设计绘制，沈葆桢并派专员前往吕宋一带采购巨木，替换打铁车间原有的老旧梁柱。1875年12月8日，接替赴任两江的沈葆桢继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亲自主持，铁胁车间的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在此之前，身在欧洲的日意格已与法国地中海船厂和英国谟士来铁厂分别签署了铁胁和蒸汽机的购买合同，约定自当年7月20日起算，两厂必须在六个月时间内完成中国的订单。(4)1876年初，在任未久的丁汝昌调任会办南洋海防，清政府经过询问李鸿章等重臣，选派曾主持天津机器局的洋务官员吴赞诚，出任第三任船政大臣。吴赞诚，字存甫，安徽庐江人，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有同乡之谊。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以及为官的清廉公正而著名于世。1876年3月到任船政时，正好赶上了铁胁车间竣工这件大事。任职过天津机器局的吴赞诚立即表现出其对洋务事业的得心应手，在其组织安排下，铁胁船的仿造工程全面展开。首先铁胁车间内的所需设备一一布置就位，“钻床、剪床及一切火炉机器亦已布置妥帖”。适应制造铁胁的需要，车间所用的熔炉体量做了加大，熔炉屋拓展为七间，并将烟囱做了必要的加高。(5)铁胁车间一切准备停当之际，1876年7月20日，艳阳光照的马江江面，驶到了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货船。日意格订购的首批设备，康邦蒸汽机立式、卧式各一台，以及两座圆形高压锅炉首先运抵马尾。十几天过后，8月3日，法国地中海船厂制造的全套军舰铁胁如期运到。在此期间，日意格帮助雇佣的铁胁船技术人员，法籍洋员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克勒涅、河贝顺等五人也陆续到达船政。(6)福建船政创制铁胁木壳军舰的准备工作至此完全就绪。第一号铁胁轮船日意格订购物资到来后，船政厂区的工作立刻紧锣密鼓开展起来。卧式、立式两套康邦蒸汽机是拆成散件运来中国，船政轮机车间即逐件绘图制造模具，预备加以仿造。同时在法国洋员的指导下，将运来的这两台样机组装合拢，进行调试，以备使用。铁胁到达马尾后，由夫役逐件起运上岸，人拉肩扛，交由铁胁车间按件仿造。1876年9月2日，以法国地中海船厂生产的这套军舰铁胁作为原料，船政二号船台上开始铺设船政第一艘铁胁木壳军舰的龙骨。十分巧合的是，这艘新船的身旁，船政最后一艘木胁木壳军舰“泰安”正在开工建造，两艘代表不同时代技术的军舰左右相依，仿佛正在进行船政造舰技术的历史交替，中国的工人再次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施工。新船的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尽管当时世界公认“木铁连固之法甚难”，但在船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因技术问题造成的迟滞，只是捉襟见肘的经费，差点使新船的工期蒙受影响。至1876年底，新船船体骨架模样初具，龙骨、斗鲸、横梁、隔舱板等铁件工程完成了十分之八，共使用了八余万颗铆钉。船体外壳的木工也已完成了十分之三，安装了25行木质船壳板。(7)1877年5月15日，船政第一艘铁胁木壳军舰成功下水。在船政的工厂编号序列内，这艘军舰被叫作第一号铁胁轮船，船政大臣吴赞诚为其取名“威远”。(8)“威远”舰的排水量1268吨，仍然属于炮舰舰型，和“扬武”、“元凯”等级军舰一样，都是完全摒弃了兵商两用思想的纯粹军舰。军舰的舰长（首尾垂直线间长）69.47米，舰宽（舰体最宽处）9.95米，舰首吃水4.92米，舰尾吃水5.08米，舱深5.69米。因为军舰的全副铁胁骨架都采购自法国地中海船厂，“威远”的型线和舰体外观轮廓，与同一时代的很多法国巡洋舰、炮舰都极为酷似。关于出口给中国的这套铁胁，究竟是专门设计量身定做的，还是直接就以法国当时原有的船型多造了一套，目前还没有发现更进一步的资料能够加以证明，“威远”的母型是谁，需要继续予以关注研究。“威远”级的首舰“威远”号。照片提供：马幼垣先生。“威远”舰的动力系统，选用的就是日意格从欧洲购买的康邦蒸汽机，这也是船政第一艘装备复合蒸汽机的军舰。按照军舰的建造规范，蒸汽机、锅炉的安装位置都不应高过水线，“威远”选用的便是其中那台卧式的康邦蒸汽机，功率150虚马力，750实马力。配套的锅炉没有安装船政以往经常使用的方型低压锅炉，选配的是和康邦蒸汽机一起进口的两座圆型高压锅炉。(9)从外形上看，“威远”是继“万年清”、“扬武”之后，船政建造的又一型采用三桅杆设计的军舰。有别于以往船政军舰采用的飞箭首、垂直首，“威远”舰舰首型线是典型的撞角首。军舰水线下有锋利的撞角，但与当时法国军舰上那种招牌式的“大鼻子”撞角相比，显得几分含蓄秀气，“水线以下斗鲸凸出，取其利于冲突，泰西之新法也”。“威远”的舰体采用的是首尾楼布局，斜伸出舰首的斜桅后方就是首楼，主要用于布置锚机等设备。后桅杆后方是尾楼，内部用于布置采光通风舱室。首尾楼之间的露天甲板上，中前部布置了飞桥、烟囱、机舱棚等建筑。十分有特点的是，“威远”舰飞桥后部的两座大风筒，风斗并不是常见的圆顺造型（如北洋海军后来的“定远”舰风斗），而是棱角分明的特殊样式，这是从外观上识别“威远”舰的重要特征。1877年9月间，“威远”舰舾装完毕，在船政厂区前的闽江中测试轮机，连续鼓轮三次，均告成功。原“飞云”管带吕翰即被任命为“威远”舰管带，组建舰员队伍。9月14日，“威远”驶出马江航试，船政大臣吴赞诚虽然正患病体弱，仍遵循船政的传统，毅然随船出海，监督航试。当天中午12时，“威远”从马尾起锚，驶向马江口。下午2时行驶到了壶江附近，军舰一切运转正常，由于风浪过大，吴赞诚至此换乘“艺新”舰返回马尾，余下的测试由管带吕翰指挥进行。此后，“威远”舰驶入大海，通过在海上的航试，测得“威远”舰轮机转速每分钟97转，顺风顺水时军舰航速近13节，超过12节的设计要求，航试圆满成功。(10)和船政之前很多军舰一样，因为经费紧张，直到航试成功时，“威远”舰的各个炮位都还是空空如也，船政大臣正在竭力筹措资金从国外购买武备。从后来的情况看，不同于新颖的舰体材料和动力系统，“威远”的武器配备形式没有太多新意，采用了船政驾轻就熟的方式。即一门大口径的换门架式主炮，配合数门安装在军舰舷侧的副炮。可能是考虑到节省费用，火炮的型号较为落伍。“威远”的主炮后来配备的是一门阿姆斯特朗7英寸（约170mm）口径的前膛炮，安装在船政以往军舰的传统主炮位置——飞桥之前、前桅之后，军官可以直接在飞桥上指挥主炮位的操作。“威远”的副炮购买的是120mm口径的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其中四门分布在舷侧，一门位于尾楼之上，另外一门的位置比较隐蔽，位于军舰的首楼内，正对舰首前方。(11)在军舰首楼内布置火炮，属于船政军舰上的首创，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法国军舰的专利，这又进一步诠释了“威远”的法系血统。采用全新工艺，配备全新蒸汽机的“威远”，问世之后属于当时船政军舰的精锐，尽管各地督抚多有羡慕动心者，但是并没有立刻外调。船政以船政学堂需要练习舰为由，将这艘全新的军舰派为练习舰，供学生实习所用。将新颖的军舰当作练习舰，以使海军学员能够直接接触最新的舰船技术，在清末至民国的海军中也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也就是从此刻起，“威远”家族与练习舰这一使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船行北洋“威远”问世之后很快崭露头角，1878年6月6日，横渡台湾海峡，成功援救、拖回了遭遇台风搁浅的“福星”舰，引起各方的注意。1880年8月19日，以北洋水师舰船日多，所需的军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为由，李鸿章上奏清廷，在天津开设天津水师学堂，培训海军专业人才，“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12)。担任过福建船政大臣，后来因主持台湾海防积劳成疾，辞去船政大臣职务的吴赞诚，此时刚好大病痊愈，被李鸿章保举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受命模仿福建船政学堂的形式，主持天津水师学堂的开办工作。练习舰是水师学堂必备的一项硬件设施，李鸿章原计划直接从欧洲进口训练舰，但是“购价颇巨，经费支绌，不得不设法节省通融筹办”(13)。相比耗资巨大的直接进口途径，不费一分钱从船政调拨军舰，无疑极为便捷省事，天津水师学堂首任总办吴赞诚很快看中了他在船政大臣任上建造的第一号铁胁船。经李鸿章申请，清政府同意将“威远”调给正在筹建中的国家海军——北洋水师使用，这种国家强力安排，不同于地方督抚的商调，船政无力回绝。1881年4月，“威远”舰由吕翰管带驶往天津。北洋时代的“威远”舰，与“威远”并肩停泊的是一艘“经远”级军舰。照片提供：马幼垣先生。4月30日，当军舰路过舟山群岛的小洋岛附近时，突遭变故。在海图上并未有任何暗礁标识的海域，“威远”竟然碰到了水下物，幸亏管带处理妥当，舰体没有大的损伤。“突闻碰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舱搜看，并无渗漏松缝”。“威远”遂就近驶往上海，赴江南制造局进行检修，经查明龙骨两处受损，需要拆开船壳板修理，所需经费1500余两，全部算由船政支付。“威远”发生的这一事故，显然没有任何人为的过失，但是管带吕翰不久之后即被北洋调离，改派新人接替“威远”管带。(14)归属于北洋后的初期，“威远”除担当练习舰外，在当时仅有蚊子船以及“超勇”、“扬威”等主力舰的北洋水师中，受重视程度并不比主力军舰逊色。马建忠东渡朝鲜，辅导朝鲜与列强签约，以及此后平息朝鲜壬午兵变等事件中，都能看到“威远”舰的身影。1883年2月8日，时年31岁的“镇北”蚊子船管带方伯谦接管“威远”舰。由于时逢日本在朝鲜生事，根据方伯谦记述，“威远”舰被派常驻朝鲜马山浦，观察局势、收集情报，并担负通信、护商等使命。(15)此后不久，1884年，中法观音桥事变爆发，中法战端再起。法国远东舰队开赴中国东南沿海，预备占领数座通商口岸，作为逼中国履行停战和约，以及为撕破和约支付赔款的“质物”，马江、基隆、镇海各口频频告警。担心北方正在建设中的旅顺基地遭到法军攻击，李鸿章下令旅顺守将应急布署防御，尚来不及修建海岸炮台的一些要地，临时抽调陆军行营炮或海军舰炮扼守。老虎尾是旅顺港入口处的天险，旅顺陆军人员和行营炮无多，于是与海军提督丁汝昌商议，命令海军的“威远”舰派出人员和三门火炮上岸设防，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土炮台，被称为威远炮台，由方伯谦临时充任台官。中法战事缓和后，小小的威远土炮台又重新投资加以扩建，后来俄国占领旅顺时，再度对这座炮台进行了扩建。(16)编入北洋海军后，经过改造的“威远”舰。舰首的牙樯已经拆除，桅杆上的桅盘也做了改造。这次拆卸火炮上岸的经历，似乎预示了“威远”舰的火炮配置将会发生改变。1888年8月，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了正在与总查琅威理商议，为“威远”舰配炮，但是并没有透露相关的详细情况。(17)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整理的一份资料内，终于出现“威远”与以往不同的火炮配备型号。主炮依旧是阿姆斯特朗7寸前膛炮，首楼内的前膛炮也没有变化，主要是原先布置在尾楼上的尾炮不知去向，分布舷侧的四门侧炮统一更换成了105mm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此外，新出现了四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和两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六门机关炮如数安装在桅盘内。与火炮的变化相适应，“威远”舰后期舰体外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舰首的牙樯完全拆除，桅杆上的横桁大幅减少，去掉了所有的风帆索具。甲午威海保卫战中被日军鱼雷艇击沉后的“威远”。照片近处是“威远”舰招牌式的大风筒。上世纪80年代，威海水警区扫海时打捞发现的“威远”舰舢板用舰名牌。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甲午战争开战前，“威远”曾与“济远”、“广乙”一起前往朝鲜牙山护卫陆军登陆场。听闻朝鲜事变的警报后，“威远”因为战力单薄，被先派回国，侥幸没有遭逢后来爆发的丰岛海战。战争开始后，“威远”舰主要充当报信、运输等任务，北洋海军封锁威海湾使用的大量防材、铁链，部分就是“威远”运回的。1895年2月6日凌晨，久攻威海湾不下的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偷袭战术，停泊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的“威远”舰不幸被日军“第十一号”鱼雷艇射出的一枚鱼雷击中，右舷形成了一个高4米、宽5米的破口，船尾几乎被炸断裂，因进水过多当即坐沉在铁码头旁命陨威海。(18)“超武”船政第一号铁胁轮船“威远”铺设龙骨开工之前，从地中海船厂购回，准备用于装配“威远”的肋骨就已经逐件送到新建的铁胁车间绘图仿制。1877年7月29日，以仿制的这套148节肋骨为基础，第二号铁胁轮船铺设龙骨开工，至1878年6月19日，顺利竣工下水。经船政大臣吴赞诚命名为“超武”。(19)“超武”舰无论是外形、设计以及各种尺寸均与“威远”完全相同，属于“威远”级的二号舰。所特殊的是，“超武”所用的所有龙骨、铁胁都是中国技术人员自行仿造的，选配的动力设备型号也与“威远”相同，同样是仿造了安装在“威远”上的原装进口康邦机器。而且“超武”建造时，原先雇佣来帮助指导组装铁胁军舰的法国洋员均已合同到期被遣回，“超武”是彻头彻尾的国造产物。“至‘超武’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照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1878年9月，“超武”舰舾装完成。21日，出海航试，测得轮机转速每分钟95转，顶风顶潮时航速12节，符合设计要求。(20)在“超武”舰竣工之前，浙江巡抚杨昌浚一直与船政磋商调拨轮船的事情。1875年，浙江省已经从船政调用了“元凯”舰，加之先期调拨的“伏波”，共有两艘船政军舰在浙江服务。但是浙江沿海的温州等口岸洋务繁忙，轮船仍然不敷使用。杨昌浚在调得“元凯”后，又向清廷申请到可以再从福建调用一艘。然而“元凯”舰之后的“艺新”舰体形、马力均小，浙江省瞧不上眼。“艺新”之后的“登瀛洲”、“泰安”又分别被南洋和北洋抢先一步领走，第一号铁胁军舰“威远”则是一经问世，就被船政宣布自留。就此，一直等到“超武”竣工，浙江省终于看到了新希望。“超武”舰首任管带叶富经过一番磋商，“超武”正式被确认将调拨给浙江，由原船政“靖远”舰管带叶富担任首任管带，帮带由程璧光担任。和船政经费吃紧以后的通例一样，对于这艘一问世就被外省领走的军舰，船政没有花费金钱为其安装火炮，所有的炮位都留待浙江省自行设法。1879年1月16日，“超武”正式由叶富管带驶往浙江，担任浙江海口的巡缉任务。1880年7月25日，浙江爆发海盗黄金满领导的反清起义，叶富受命带“超武”轮船前往攻剿，激战中不幸殉职。叶富，字梦梅，祖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九龙，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与同窗好友邓世昌后来成为儿女亲家。不幸的是，这位原本前程无量的将领，竟然陨命在一场剿灭海寇的战斗中。这其中，即可能是因为清末众所周知的浙江海盗之强悍，另外一层原因，很可能此时“超武”舰空缺的炮位尚没有配齐。(21)台州剿匪后，“超武”主要与船政同门军舰“元凯”一起驻扎在宁波镇海口一带。中法战争爆发时，“超武”由都司邓骢保管带，曾与“元凯”一起坚守过镇海。1889年，“超武”舰一度曾计划调拨给北洋海军，充作测量舰，但后来无果。清末的宣统元年，计划将其列为练习舰使用，和首舰“威远”一样，“超武”也成了一艘练习舰。辛亥革命，民国军兴，舰龄过老的“超武”没有入选海军舰队之列，编入了宁波的水上警察厅，成为一条巡船。后有记录称曾被孙传芳五省联军征用，需要进一步考证确认。表现镇海保卫战场景的清代镇海口战守形势舆图。画面中央靠上方的黑色三桅军舰就是“超武”，在“澄庆”下方的是其同门军舰“元凯”。“康济”日意格替船政进口新式康邦蒸汽机时，除购买了一台后来装配在“威远”舰上的卧式机外，另外还有一台通常用于商船的立式蒸汽机。卧式机高度有限，可以安装在水线以下，不容易被地方炮火击中。立式机虽然高度高，但是所占平面面积小，用在商船上，可以多节省出空间装载货物。眼见卧式康邦机的原型已经装上了“威远”舰，根据其仿造的一台国产康邦机器也已经装配了“超武”，堆在船政仓库里那台已经组装好的立式康邦蒸汽机该如何运用，开始引起船政大臣吴赞诚重视。当时正值中国北方遇到灾荒，急需轮船从南方运输粮食北上接济，船政原有的“永保”、“海镜”两艘改型轮船不敷使用。而船政厂内，计划为南洋建造的大型巡洋舰因为计划拓展马力，图纸正在做更改，一时难以措手施工，“厂中工程较松”。吴赞诚于是决定抓住这段空闲时间，利用起库存现有的康邦立式蒸汽机，建造一艘铁胁木壳结构的运输舰，“遇有急需，转运必更迅捷”(22)。“威远”级军舰中，唯一一艘能够体现“兵商两用”思想的军舰——“康济”。铁胁木壳运输舰的设计方案以“威远”、“超武”为母型，在其基础上扩大首尾楼的面积，以作为船员的住所，腾出原有的舰内舱房用于载客装货。1878年7月12日，新船铺设龙骨开工，船政工厂编号为第三号铁胁轮船，至1879年7月20日，建造完毕成功下水。船政大臣吴赞诚当年年初因劳成疾，突患中风，经奏准前往江苏常州孟河镇寻找孟河医派的费氏、马氏名医求诊，将船政事务交由曾主持“元凯”级军舰建造的提调吴仲翔负责，因而新船下水仪式时实际由吴仲翔主持。不过吴赞诚交卸前，为这艘他一手谋划开工的军舰预先命名，定名为“康济”。(23)虽然更改了设计，采用商船造法建造，然而实际上“康济”就是“威远”级的特殊改型，虽然舱面之上拓展了舱房，舰体骨架铁胁与“威远”却并无二致。军舰的所有长、宽、舱深、吃水等数据均和“威远”、“超武”舰完全一样。“康济”的动力选用的就是立式康邦蒸汽机，功率750实马力，设计航速12节。“康济”舰下水时，只是完成了船体的建造，所有舱面的桅杆、烟囱、风筒、飞桥等都需要在舾装阶段完成。1879年8月21日，船政大臣吴赞诚从马尾乘轮船前往江苏就医，出发当天上奏清廷报告了启程日期，以及对走后遗留事务的安排。其中提及，因为船政养船经费紧张，吴赞诚经过函商南洋大臣沈葆桢，决定由其安排轮船招商局认领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为适合商用，由招商局派专员前来船政，趁舾装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对上层建筑再作一定改造。(24)经招商局派员会看，并绘图要求船政按样更改，最后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康济”已与母型“威远”、“超武”的外观有了较大变化。所有的更改均以满足商用为前提，“威远”级军舰的三根桅杆中撤除了中桅，只保留前后桅杆，与商用无关的风帆索具、桅盘等全部撤除。舱面之上，嫌原来加大首尾楼的办法还不够彻底，干脆从首楼至尾楼全部加盖成了客舱，露天甲板全部封闭。原先布置在露天甲板上的机舱棚建筑转而布置在了加盖的舱房顶部，军舰的驾驶台也改到了舱房顶部，布置在前桅之前。如此一番更改后，“康济”完全变成了一幅商船的相貌。(25)1879年末，“康济”舰在船政厂前测试轮机完毕，“试轮旋转合度”。船政委派“扬武”舰管带张成选带部分水兵驾驶，于1880年1月8日驶至罗星塔江面，9日清晨放洋出海航试，测得航速12节，“船身坚固，机器精良”，宣告成功。(26)随后，立即通知招商局自行派员来马尾接收船只。由招商局船员驾驶，1880年4月4日，“康济”顺利抵达上海。孰料，此后不久，围绕“康济”舰顿生轩然大波。当年的5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行文总理衙门，称招商局派员赴闽接收“康济”时，曾出海进行航试，当时海关下设的负责发放商船牌照的福州理船厅也派员跟随航试。经其回报称，“康济”舰“行驶尚为妥适”，“旋转亦属便捷”，但是航试时尽管加了大量压载物，仍“未能平稳”，“多搭客人，恐更不免摇簸”。而且客舱设在原舱面之上，重心太高，“虑有倾覆之虞”，称海关不敢作主为其发放牌照，具体如何处理，要求总理衙门“核夺施行”。(27)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济”被调拨给同属李鸿章淮系的北洋水师。和该级军舰的首舰“威远”一样，“康济”不久也成了练习舰。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军中急需专门用于培训鱼雷专业士兵的练习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遂决定将“康济”练习舰改为鱼雷练习舰。(29)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添加武备，回到福建船政进行施工，从之后的情况看，“康济”舰简直成了武器训练平台，所装备的武器型号五花八门。共装备有80磅瓦瓦苏尔前膛炮一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87mm克虏伯舢板炮四门，金陵制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两门，格林机关炮两门。由于“康济”舰体改动余地较小，这些火炮大都安装在舱房顶部。除此外，另加备了两具从德国购买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用于教学训练。(30)北洋海军覆没后，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旁准备运载残存官兵出岛的“康济”。非常巧合的是，这张照片中“康济”舰左侧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远”舰。甲午战争时，“康济”舰未参与主要战事，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将其解除武备，归还给中国，用以运输提督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北洋海军官兵离开刘公岛。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师，“康济”更名为“复济”，重新充当练习舰，并参与了从日军手中收回威海卫的仪式。推测于1910年左右退役。“澄庆”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下水后第五天，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兴工建造，仍然属于“威远”级。工期如此紧凑的缘由，在于当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函商，沈葆桢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军舰，要求从船政调拨。对于开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应相当积极，原本计划调出“扬武”、“威远”两艘军舰给江南，但当年中俄在西北发生龃牾，福建的海防形势陷入紧张，无法外调分拨军舰，遂决定立刻着手用轮机车间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机器建造一艘新的铁胁轮船，调给南洋。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中国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后来担任“澄庆”舰管带的蒋超英。这时，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病离职，赴江苏求医，直隶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广东顺德人，进士出身。丁日昌调职后，曾与吴赞诚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选人。黎兆棠曾任津海关道等职，与治民直隶的李鸿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时，黎兆棠正因“心血过亏，血不养肝”等病在籍休养，病假到期后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查看了两广总督刘坤一购买的黄埔船坞，又绕道广东揭阳，拜访第二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当面求教。第四任船政大臣到任后，赶巧遇到了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下水。1880年10月22日，黎兆棠率同船政官员，敬拜天后妈祖、江神、土神、船神，主持新船下水仪式，为他到任后问世的第一条船起了一个喜气洋洋的名字：“澄庆”。(31)和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采用的商船船型不一样，“澄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海防目的而造，船型回复成了与“威远”、“超武”相同的军舰舰型，各种舰材、轮机均为国造，所有的参数与“威远”、“超武”完全相同。1880年12月29日，由船政后学堂首届毕业生、留英归来的蒋超英担任管带，驾舰出海航试，船政大臣黎兆棠随船监督。航试中测得顺风顺潮时轮机转速每分钟95转，航速近13节，逆风逆潮时轮机转速每分钟91转，航速约8节。(32)按照“澄庆”建造初的目的，该舰很快派由蒋超英管带、吴梦良帮带，开赴江宁，编入南洋海防。只不过当初提议拨舰的沈葆桢已经作古，此时在燕子矶头迎接新舰的是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澄庆”舰从船政出发时，船政并未装配任何武备，均留待到南洋以后由南洋出钱解决。黎兆棠在该舰航试时称，计划装备阿姆斯特朗7寸炮1门为主炮，其他另装备6寸及70磅炮各一门，40磅炮二门，总数上比“威远”舰的备炮少了二门，推测可能是计划取消一组侧舷炮。实际到达南洋后，装备到“澄庆”舰上的是160mm克虏伯主炮一门，120mm克虏伯副炮六门。1881年末，左宗棠受命任职两江，接替临时代职的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甫抵江苏，左宗棠即在镇江、常州、江阴、靖江、南通、苏州等地视察江苏沿江防务，熟悉军情，之后赶赴吴淞口，检阅江南提督李朝斌统率的南洋军舰。江面上群集列阵的军舰中，“澄庆”赫然在列，“试演大炮，打靶致远”(33)。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中国出兵干涉。北洋水师当时军舰单薄，遂从南洋调用了“澄庆”舰，事件平息后归还。1883年5月20日，为南洋水师预储驾驶人才，左宗棠上奏清廷，将“澄庆”舰改作练习舰，仍由蒋超英担任管带，抽调船政学堂学生及招募江浙沿海水手上船实习，每三年培训一批。“威远”家族的第四艘就此也冠上了练习舰头衔。中法战争开始后，清廷命令南北洋派遣军舰支援台湾防务。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商，决定除派出南洋的“开济”、“南琛”、“南瑞”、“驭远”四艘巡洋舰外，增派“澄庆”舰。北洋水师由教习德国人式百龄率领的“超勇”、“扬威”抵达上海后，会同南洋五舰进行操练、改造。式百龄提议中国军舰应当多安装桅上的机关炮，以便战时杀伤地方舱面人员，和南洋的几艘巡洋舰一样，“澄庆”的桅盘用2英寸厚的钢板进行防护，前后桅杆桅盘内各安装一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加强火力。1885年2月12日，南洋五艘军舰南下，航行至浙江石浦附近海面，与法国军舰不期而遇。害怕遭遇损失，南洋五舰疾驶趋避，航速较慢的“驭远”、“澄庆”就近驶入了石浦湾，其余的“开济”等三舰则去了更远的宁波镇海口。2月14日，经炮舰“益士弼”入石浦湾口侦察，判明了“驭远”、“澄庆”的舰位后，深夜，在石浦湾外监视封锁的法国军舰发起攻击行动。法国装甲巡洋舰“巴雅”号派出2艘舰载杆雷艇，由“巴雅”大副戈尔敦（P.F.C.Gourdon）上尉和水雷官杜波克（E.C.E.Duboc）上尉分别指挥，于15日凌晨3时30分后开始攻击。戈尔敦上尉指挥的杆雷艇首先击中“驭远”，“澄庆”则和岸上的火炮一起还击法军，史称石浦之战。美术作品：石浦深夜激战中沉没的“澄庆”号。创作：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激战一夜，15日天明后，石浦湾内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情景。被法军杆雷艇击伤的“驭远”舰已经竖立沉没在湾内，而法军并未记录到对其发起攻击的“澄庆”舰竟然也翻覆在水中。有关出现这一幕的原因，当时舆论传言是“澄庆”军舰畏战，管带下令自沉。而法国海军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它（‘澄庆’）的丧亡纯粹是由于‘驭远’的中国炮手，或亦由于地上炮兵的心忙意乱，他们以为是射击我们的水兵，不晓得乃将榴弹如雨地打在这艘可怜的小军舰上了。”(34)相比较“自沉”这个突兀的解释，凌晨黑夜中，中国军舰突遭袭击，还击时场面混乱，不辨目标，或许是此事更为真实的面目。对此，“澄庆”的管带蒋超英在后来审讯时提及的己舰被法舰击中的供词，值得现代研究者加以特别注意。“澄庆”、“驭远”沉没后，清政府始终未能判明具体的原因，只是笼统地下旨“管驾、弁员并未并力抵御，又不小心保护，以致失事，殊甚痛恨！著曾国荃确切查明，严参究办”(35)。“澄庆”舰管带蒋超英和“驭远”舰管带金荣一起被判革职充军，负责组织将沉船火炮打捞后起解。1959年，上海打捞工程局第三工程队在石浦湾找到了两艘清代沉船。“1959年该局曾在此船（‘驭远’沉船）之旁捞起一木质军舰残骸，其中也有大量的炮弹及压舱等物，详细情况不清——上海打捞局技术档案（GC2）-13-13。”(36)“横海”“澄庆”完工之后，船政很快又开始续造一艘“威远”级军舰，相比时运不济的“澄庆”，这艘舰的命运显得更加多舛。1883年5月17日，船政新任大臣张梦元主持，第五号铁胁轮船在船政第三号船台上铺设龙骨开工。还在建造的时候，鉴于船政自从将“威远”调拨给北洋以后，学堂教育就缺乏练习舰，张梦元即奏请将“横海”改作练习舰，留在船政自用。为了满足训练的需要，舰内多设舱房，并多增加桅上的风帆索具。(37)按照船政的预计进度，第五号铁胁轮船原本在1884年8月即能够完成下水，但中途遭遇了马江之战，船政厂区受损，船台上的第五号铁胁轮船被法舰的机关炮打穿了百余处，导致工程一度暂停。中法停战后，日夜修补赶工，于1884年12月18日乘大潮下水，时任船政大臣张佩纶因病开缺，由船政官员沈翊清代为主持。(38)第五号铁胁轮船被命名为“横海”，虽然动力、主尺度等都与“威远”舰相同（“横海”舰唯独吃水与之前的四艘“威远”级军舰略有区别，舰首3.84米，舰尾4.47米），张佩纶却并不继续称其是炮舰，而认为应当归入三等巡洋舰类别。之所以如此，因为张佩纶组织船政技术人员，在“横海”舰上做出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改进。首先是“横海”的船底增加了两条舭龙骨，以此提高军舰的稳性，“使船不欹侧，驾驶较稳”。这一小小的变化，或许说明当年赫德提出的“康济”稳性不佳的议论也并非全部是无中生有。发生在水下的变化，外人很难看出，水线之上，“横海”外观上有了一项重大变化。该舰的火炮布置进行了全面调整，自“万年清”开始船政军舰上屡屡使用的换门架式主炮被取消，改在相近的位置，船舷两侧各增加了一座大耳台，用两座耳台炮的火力代替一门换门架主炮。这一变动，显然与船政之前设计建造的“开济”级巡洋舰有重大联系。配合耳台的设立，张佩纶计划为“横海”配置的武备是：两座耳台内各安装一门150mm火炮，耳台之后军舰两舷各安装两门120mm火炮，尾楼上另加一门120mm火炮充当尾炮，上述的主副炮全部采用克虏伯式，整体火力布局与“开济”级巡洋舰十分相像。另外效仿当年“澄庆”在南洋的改装方法，前后桅杆的桅盘用铁板保护，各安装两门机关炮，型号是英式的诺典费尔德。全部武备及基数弹药的采购费用共计78500余两银。(39)武备订单下好后，张佩纶发现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克虏伯公司称主副火炮需要等到1885年的年底才能运到上海，然而“横海”已然下水，即将航试，“有船无炮，缓不济急”。随即又在上海寻觅外国军火商，经德国泰来洋行经理福克居间，得知阿姆斯特朗公司有一批可以立刻发货的舰炮，于是订购了六门阿姆斯特朗6英寸舰炮，机关炮也改订了四门哈乞开司五管炮，约定80天内运到马尾，主副炮少订购了一门，显然是先不准备安配尾炮。至于原来订购的那批火炮，张佩纶并没有取消订单，而是留待给船政之后造的新船装备。出于对自己这一改进的洋洋得意，张佩纶不无骄傲地上奏称，应该饬令船政下一艘铁胁轮船建造时效仿“横海”，“以期推陈出新，程能效技，用副朝廷振顿船工，讲求机算之意”(40)。1885年6月15日，舾装完成的“横海”在船政厂前完成轮机试机，闽浙总督杨昌浚派到船政差遣的记名总兵潘顺被委任为管带，编组舰员。7月15日，法国军舰封锁的闽江口已经可以通行，新任船政大臣裴荫森亲自督视军舰出海航试，测得顺风顺水航速超过12节。张佩纶从英国订购的阿姆斯特朗炮在航试时并未出现在“横海”舰上，运载火炮的商船实际7月2日就已从香港出发，未料中途竟然触礁，又经过一番抢险、换船，耽误了时间。(41)“横海”问世后，以其形式新颖，火力较强，被北洋大臣李鸿章看中。专门函商船政，希望能调拨给北洋使用，但裴荫森一口回绝，坚持将这艘军舰留用在战舰不多的福建。美术作品：大雾中航行的“横海”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建造半途舰体被击伤，定购火炮时，运送火炮的商船又触礁受损，仿佛都是非常不好的征兆。1886年3月13日，署台湾道陈鸣志、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乘坐“横海”舰，由马尾开厦门，再驶往澎湖、台湾，运送台湾军饷及巡查台澎防务。3月16日，“横海”舰由管带忻成发，大副容尚谦指挥，从厦门港出发，预备先到澎湖。未料海上大雾弥漫，竟然走过了头，发觉之后重新回驶澎湖。17日早晨7时30分，海面仍然大雾笼罩，“横海”在一片白茫茫中接近澎湖吉贝目屿地方，突然触礁搁浅。(42)先于“横海”从厦门出发，搭载闽浙总督杨昌浚的“美富”轮闻讯后立刻赶往援救，意图将“横海”拖离暗礁，但是轮机功率不够，无济于事。于是船政一面指令澎湖右营都司郑渔和“横海”管带忻成发、大副容尚谦等留在原处看护，等待救援，一面派正在船政厂内维护保养的“万年清”、“伏波”舰赶往施救。结果又逢海面突起飓风，等到风暴平息后，救援舰船赶到时，礁石上只剩下了“横海”的蒸汽机残骸，船体建筑已经在飓风摧残中荡然无存。“威远”舰家族中具有技术转进点地位的“横海”，就这样异常可惜地夭折了。第六号铁胁轮船1885年11月24日，船政厂内热闹非凡，在船政大臣裴荫森主持下，又一艘铁胁轮船开工建造。新军舰的工厂排序为第六号铁胁轮船，设计模仿自前一艘的“横海”舰，因而仍然属于“威远”级军舰。裴荫森鉴于马江海战中，船政为了兵商两用而造的军舰落得“兵商两绌”的悲惨结局，下决心“专造兵轮，永不准再造商船”，要建造真正实用的军舰。经与工程师魏瀚等商议，决定在“横海”舰的设计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优化，加大船宽，加大主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