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学生的现代淘金故事：澳洲梦-12

法庭裁决——联邦政府只是因为那些人是工会会员就把他们开除是非法的。好，知道澳洲工会如此利害，你们就该为我担心了。澳洲的每一个行业都有工会，而且每一个行业工会的势力都很强大。澳洲的医生工会就是诸行业工会中势力最强大者之一。要说澳洲的医生工会势力有多强大，更是让我们这些海外来人泄气。澳洲医生工会规定，只有在澳洲完成大学本科的医学学士才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这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在中国完成的医学学士学位，即使是你在澳洲又念了医学研究生，甚至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也是没有资格在澳洲做医生的；澳洲医生工会还规定，如果你是在某些英联邦国家（比如，英国，南非……）完成的大学本科医学学士，可以自动成为澳洲医生；除上述两条之外的任何持有海外医学学位的人，甚至是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统统被冠以“海外医生”称号，所有海外医生，如果想成为澳洲执业医生，必须要通过澳洲医生工会安排的“资格考试”，再经审批，方可在澳洲行医。问题是，这个所谓的“资格考试”题目非常之难，能够通过的只是几千分之一！澳洲梦第三部分 23 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2)向我发出挑战的正是这个势力强大的澳洲医生工会！那一天，我正从我的第一家中医诊所开车去往第二家。那天路上塞车，我开得很慢。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那是1991年，手机的使用率还没象今天这么普遍。我也是刚刚买一个。工作需要嘛，我整天在外面跑，不带一个手机不方便。电话那边是一个讲标准澳洲英语的男声，他告诉我说，他是Frankston警察分局的Smith警长，他现在正式通知我，澳洲医生工会已经告发我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且州警察局已经决定正式起诉我和澳中中医中心……他希望我尽快去Frankston警察分局协助他的调查。我一听就蒙了。我这是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在中医事业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刚刚到了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是出了什么事可真的是前功尽弃了啊！我立刻掉转头往回开。见到Smith警长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是澳洲医生工会告发我非法盗用“医生”称号。我怎么惹上这个官司的呢？就是因为在我们在散发的一些资料当中，运用了Doctor（医生）这个专有名词。而这个称号，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在澳洲完成大学本科的医学学士，或者是在某些英联邦国家（比如，英国，南非……）完成的大学本科医学学士，或者是经过资格考核被澳洲医生工会认定的人，才有资格称自己为Doctor（医生），才有资格在澳洲做Doctor（医生）。显然，我的诊所的全部中医师是不可以使用Doctor（医生）这个称号的。我觉得他们这是吹毛求疵。但问题是，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也明白，是因为我们的中医诊所在澳洲主流社会搞得十分红火，抢了他们的风光和生意，才遭到了他们的嫉妒和警惕，于是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被澳洲医生工会起诉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他们有权有钱又有势，打期官司我是必输无疑！这样，我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立刻关闭我的几家中医诊所，还可能要遭到罚款甚至坐牢。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毫无疑问，我这次是死定了，我金凯平就是再聪明、再能干，也是在劫难逃，满盘皆输了。这明摆着就是一场中医和西医的较量嘛，而且维州警察已经站到了西医师工会一边！西医从来就没接受过中医，何况我又抢了他们饭碗中的饭！我知道，虽然过去很多西医师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明说，但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我们中医师就是一些“江湖郎中”，我们的中医的诊断技术，如把脉、针灸，以及我们的中草药和煎药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就是“巫术”，算不上科学的。但是，就是这些“江湖郎中”们，现在开始咄咄逼人地在主流社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本来属于他们的生意给分了，而且竟然使用了神圣的Doctor（医生）这个所专用名字！我想想不对，又跑去找Smith警长：中医师在唐人街行医已有多年历史，为什么突然起诉我？我们诊所在澳洲主流社会中声誉很好，外面治好了很多西医没治好的病，为什么要起诉我？Smith警长想了想，说，金先生，其实，我作为警长并不想起诉你们，因为我的太太就是你们诊所的病人。你们治好了她的花粉症。我知道你们的医疗技术很不错。可是，澳洲医生工会势力很大，他们告到了维多利亚州警察厅，厅里面三次来函，要求我快些办案，准备起诉你们。我……我非常同情你，可……我也是爱莫能助啊。我怏怏地回到诊所。门口已经挂起“内部休整，暂时停业”的牌子。我的员工都来了，他们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屋，谁也不说什么，只是期待地看着我。我看了看我的职工们，打起精神，告诉他们：所有的法律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得先了解一下，我的最坏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我咨询了一下律师，我被告知：第一，如果警方真的代表澳洲医生工会把我告上法庭，我是必输无疑；第二，假如我的官司输了，我要面临的将是2年有期徒刑，并且加上数万澳元的罚款！这太可怕了！这是刑事案，而不是经济纠纷，所以由警察出面，代表国家的权力。我知道，与他们抗争是很艰难的。但是，不抗争是没有出路的。第二天，我带着全体医生，秘书10多人去警察局录口供……，警察局正式开始起诉我的侦查行动。面对这样的指控，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全力维护中医诊所的合法权力。首先，我找了一家很有声望的麦可律师事务所。其实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华人朋友，也是个律师，而且很有水平，但我考虑再三，还是选了家白人主理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的对手是势力强大的澳洲医生工会，我必须要找一个让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信任的律师。澳洲梦第三部分 23 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3)和麦克一起讨论了我的案子。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的案子肯定是要输的，因为你确实白纸黑字地使用了Doctor（医生）这个称呼。我所能做的，只能尽最大努力让你不要输的太惨，比如，不判你坐监，甚至少交一些罚款等等。离开麦可律师事务所，我难过极了。我做错了什么呢？我雇佣的这些中医师确实没有一个是假冒的呀！他们在中国不仅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医，而且都有超过五年以上的中医师工作经验。怎么就不可以被称为医生呢？在说，他们也确实在澳洲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啊！入股外面的中医师都是江湖骗子，都是冒牌货，怎么可能治好你们多的病人？怎么可能那么受欢迎呢？难道，我们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医诊所事业，就在这样一条小河沟里面翻船了吗？我反复地问麦克，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麦克想了想，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理睬他们，但是要迅速关闭你的诊所，这样，这件事可能就会不了了之，他们告你的真正用心无非是你的诊所抢了他们的生意嘛；二是应诉，和他们打这个官司。我已经告诉你了，打官司也是个输，当然，也不是一点嬴的希望没有，如果你有中“六合彩”的运气的话……好了，你现在选择吧。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应诉！麦克一听，愣了一下，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么固执……也许固执的人都会有好运……你回去后尽快准备对你有利于的材料……不过，我还是要先告诉你，我们要准备打一场很艰难的官司了……我为什么选择了应诉呢？连经验丰富的大律师麦克都说铁输的案子，我为什么还偏要打下去呢？麦可为我指出的第一个方案不是很好吗？只要关闭了我的中医诊所，可能会毫无损失吗？我为什么还要应诉呢？我也不知道。一定要我回答的话，只是两个字——直觉。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真正的中医行医，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非常愚蠢的！哪怕是输，我也要在法庭上告诉大众，澳洲的法律是愚蠢的！然后，我就打道回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要任职准备材料的。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准备了如下应诉方案和材料：第一，当我们在宣传品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诊所内称那些人为Doctor（医生）时，很明显，我们指的是ChineseDoctor（中医师）。我认为，对于我雇佣的那些人的中医师资格，不应该由澳洲的医疗机构审定，而应该由当今世界上中医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来审定；而我雇佣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有来自中国的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是合格的、甚至是出色的中医师。第二，我在开办中医诊所之前，曾经写信咨询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和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我留有该咨询信件的底本），要求两位熟悉卫生相关法规的政府官员为我提供有可能影响我开办这个中医诊所的法规。这两位官员都没有给我回函，说明他们对此并不持有异议。而且其后，在我的诊所成立时，两位政府卫生官员还都来了贺信，信上对我的诊所使用医生一词毫无异议。这一招非常聪明，相当是把中医师是否可以使用医生这样的称呼，也就是澳洲医生工会和我的这场争执，转变成政府的卫生部门与警察部门之间的争执了。第三，我将提供五十封被我们的中医师治好了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这些感谢信将证明我们的中医师是多么的出色，这些感谢信也将在法庭上大声询问：如果象这样能治好本地医生多年没治好的病的中医师不允许被称之为医生，应该称他们什么？第四，我最后还要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中国针灸技术的文件，以及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的清单。此外，我还提供了中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以及世界上部分国家的大学里开办了本科专业的证明，以次说明了我们的中医诊断技术在世界上都是被承认的一种科学的医疗技术。我把这些材料一件件地交给了律师麦克后，他的眼睛渐渐地亮了，他很兴奋地说，金，没想到你准备的材料如此丰富，而且具有说服力。看来，我们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了。我先去和他们交涉一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得到了麦克的首肯，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一半。我爱神耐心地等候。在等待结果期间，我们的诊所照常营业，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但是，我们首先本着和解的基本愿望，立即在后来的各种散发的广告和资料中，去掉了“医生”这个称号，而改用“执业者”这个称呼，表明了我们并不想和澳洲医生工会进行竞争和对抗的诚意。一个月后的某一天，麦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金，警察撤诉了！澳洲梦第三部分 23 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4)我赢了！真是太好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了。这场官司与危机，就这样由于我所提供的特别有说服力的资料而化解了。警方撤诉就等于是我赢了。这个事情也给我了很多启发。首先，在澳洲遇到法律诉讼时千万不要怕，一定要沉着冷静，要想各种办法。当时有很多朋友都劝我把诊所关了算了，可我就要打这个官司。在困难面前，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大脑总是被恐惧感所占领，那么能做的就是逃避，挣扎，拖延。这无益于事件的解决，灾难依旧。面对灾难，要学会冷静，以平和心态，分析并找到问题的关键，建立自信并取解决问题。另外，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澳洲是一个公平的法律社会，律师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司法调节活动，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任何人、任何权势都奈何你不得，这和那些法律不健全的非法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遇到这类事情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要沉着应对，不要惊慌，而是自信地去面对，直到找到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材料，让那些真实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去讲话，就可以打赢官司了。危机是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勇气，智慧，能力的时候，退一下就全军覆灭，坚持努力一下危机有时就过了。有时候，危机也使一种机会，当你能转危为安的同时，还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事实上，我和维州警察局不打不成交，10年后，我陪同维州警察局副局长访问了中国。说起来，1991年是我发展最快的一年，但也是我危机最多的一年。我和澳洲警察及医生工会的法律危机刚刚平息，我的诊所内部又出现了人员危机。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记得那天我正在一个车行里选购汽车，我准备花三万澳元买一辆新车。我正在谈着，突然接到Richard的电话。Richard就是给我出主意开诊所的那个人，也是我最早的合作者，现在代我管理我的第二家诊所。Richard告诉我，诊所的其他四个中医师，最近一直都在背后谈论我，抱怨我给他们的分成比例太低了。他们的意思是，诊所现在的生意特别好，而和他们的分成比例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提高。Richard原来以为他们只是随便发发牢骚，过几天就会好了，没想到突然决定不干了，要走人了！我立即暂时停止了买车的手续。我得好好想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比我买车只要多了，而且，假如我的中医师真的闹起“哗变”，我到底还要不要买一辆车，也是一个问题了。说实话，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有些生气。我觉得这几个中医师应该先和我谈，如果谈完了我依然不提高给他们的分成，再走也不迟呀？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谈，把我蒙在鼓里呢？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说走就走了呢？这样我会很被动的。而且，我有强烈的被过河拆桥的感觉。本来你们还在餐馆打工呢，是我让你们有了一个发挥本专业的机会，而且收入已经大为提高了。我就不信你们真的是要走人，不过是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你们也成了中坚力量，于是就拿走人来要挟我？当时我很生气，真想索性先下手为强，把这几个人都给辞退。反正有的是中医师。当时车行老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想问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尴尬地陪着我，呆坐在车行的休息室里。我必须马上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提高给他们的分成，留住他们；要么索性炒他们的鱿鱼，重新找几个中医师。从感情上讲，是他们伤害了我，我真的再不客气。可是理智地讲，诊所的生意好了，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功劳，这样说来，他们希望提高报酬的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也想到，我一直没和他们签订长期的工作合同，可能也是造成他们不安心工作的一个因素。我想了一会儿，理智战胜了感情。我决定留住这些中医师：第一，提高中医师的分成比例；第二，和这几个中医师们签定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合同，表示我合作的诚意；第三，个别要走的，也要与他们理性地分开。想到这里，我笑了。我相信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看来，新车还是要买的。那天，我就这样把一辆全新的日本丰田佳美车开回了家。第二天，我来到了诊所，召集那几个背后嘀咕着准备离开诊所的中医师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我的两项决定：第一，提高他们的分成比例；第二，和他们签定长期的工作合同。除了一个人坚持要走外，其余的人都留了下来。我想我是对的，他们都是成熟的中医师，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有自己的病人，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病人。澳洲梦第三部分 23 我与澳洲警察打官司(5)问题解决后，大家心里的疙瘩也很快解开了。有时候，真的是“退后一步天地宽”，必要的时候就是要妥协，因为妥协是达成合作的基础；相反，意气用事可能会很痛快，但那却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害双方的利益。重要的是，既然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应该各让一步，双方满意。我的诊所一般使用的都是澳洲人做会计，这是从维护本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我们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做事，从不做假帐，收入支出都是一目了然，帐目是非常清晰的，这样大家都有信赖感，对诊所的未来也有信心。这件“哗变”事件令我看到了职称合作的重要性。为了增强合作，也为了加深友谊，我在年底成立了一个“澳中中医中心经理联席会议”。我们定期组织活动，开会，交流，互相提高，共享信息资源。和快，三个诊所就犹如我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生意兴隆。故事讲到这里，该总结一下了。我于1987年10月来到澳洲，到1991年底，是四年多一点。第一年，主要是打基础，写了两本书，搞了很多次讲座，并搞定身份；第二年，主要是在三所高等院校里面工作，并买下第一幢房子；第三年和第四年，成功创办了三间中医诊所，并创办了《新移民》杂志，奠定了我的未来商业王国的基础。后来，我又在中医领域内发展了三年，我没有实现要在澳洲开办30家中医诊所的宏图大志。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经过我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中医已经在澳洲被广泛认可，使得开中医诊所变得容易了许多；第二是我为澳洲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中医师，这些中医师或者是在我的诊所里工作，或者是在我办的一些中医师培训班里得到了很好的培训，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竞争对手；第三是两年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拿到了澳洲身份，他们也开始在澳洲安居乐业了，使得他们有了机会，也有了心情来发展自己的生意。后来，我渐渐地淡出了这个行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中医领域里已经没有了优势，还因为我又找到了更能发挥我的特长的新领域——地产行业。我虽然淡出中医行业了，可是很多中医师都是从我这里起步的，他们像中国文化的种子一样，撒遍了澳洲的大地。澳洲梦第三部分 24 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1)我们现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说说《新移民》杂志以及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行动”。我在前几章提过，《新移民》杂志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1991年创办的，她是一份综合性中文月刊，在当时华人社区特别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影响非常大。我们在1991年的３月26日这一天开始筹办，9月份正式出版。办这个杂志的起因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澳洲读书。他们刚来澳洲，无论是在定居、找工作、开办一些小生意，还是处理各种法律和商务纠纷上，都需要帮助。而且，大部分移民对澳洲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还不够了解，特别需要中文媒体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咨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到1993年前后来澳洲，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从大陆来到澳洲的华人留学生一共有10万人之多；而随着留学签证的到期，这些人中间的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成了“黑民”，所以，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解决身份问题。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的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黑下来了，估计有好几万人，他们终日生活在一种害怕被遣送回国的惶恐之中。另外还有许多人仍然在每天交给五花八门的学校不明不白的学费，只是为了延长签证，而不是为了真正求学。在留学生中间，到底是留还是是走，根本拿不定主意。留学生中间显然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利益的组织，那时虽然也有很多学生组织，但是多各自为政，无法团结所有的留学生；或者换个说法，留学生需要象老华侨社区那样能够凝聚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一起行动。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也没有形成这样相对稳定的社区，那时的留学生基本上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新移民》杂志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她有可能是把留学生凝聚在一起的媒介。《新移民》杂志创刊之后，立刻受到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群体的欢迎。很快，她又成了我们一直期待着的那种能够使大家凝聚在一起，并能经常凑在一起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媒介。她代替了留学生组织，甚至形成了留学生社区——一个虚拟的中国留学生社区。《新移民》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通过大量的事实报道，和澳洲政策法律方面的信息批露，获得了留学生的普遍认可，每期都可以发行数千份之多。通过这个杂志，我们做了大量的帮助留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工作。有些留学生想做生意但又不敢，怕申请工作签证被拒，就会来电话向我们咨询。我们杂志社也经常接到告急电话，说某某留学生又被警察局或者是移民局给抓去了，希望我们尽快伸出援手解救他。有一天晚上10点半，我们编辑部接到一个姓刘的中国留学生从非法移民拘留中心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在里面已经被关了一个星期了，不知该怎么办，因为不懂英语，所以没有办法请律师，也无法获得保释，觉得前途渺茫，精神快要崩溃了。他从另外一个关在一处的中国学生处找到了一本新移民杂志，于是，打电话到编辑部。编辑部主任立即打了我的手机报告，当时我正在家里附近的海边上跑步，我立即赶回家中，同时拨了一个澳洲大律师的手机，请他出面保释刘。他说，没问题，但律师费谁支付，我告诉他刘支付，若有问题，我解决。第二天上班，他就去拘留中心解救了刘。这件事我一定要帮忙。因为我也曾被送到拘留中心。我知道人被送到那里后的恐惧心情。这样的事情我们干了不少。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处在澳洲社会的最底层，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来源一般有三个：上海、北京和广东。而老华侨移民则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那时，留学生和老华侨之间沟通得并不好。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让新老华人能够慢慢地相互了解。在办《新移民》杂志的过程中，我迫切地感觉到，很多大陆留学生，对澳洲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各种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澳洲相关法律法规，他们都想了解。我们的《新移民》杂志，就适时地承载和担当了这样一个发布澳洲主流社会信息的媒介的角色。说起来，我办《新移民》杂志期间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我给当时的澳洲联邦政府的总理基廷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很重要，是和近10万名大陆留学生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那是1992年初，工党年轻有为的副总理兼财长基廷通过党内斗争，战胜了连续担任澳洲联邦总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霍克，坐上总理宝座。基廷总理上任后，引起留学生们的不安和担心。现在，好心肠的霍克下台了，年轻气盛的基廷上台了。大家关心的是，基廷会“按（霍克）既定方针办”吗？澳洲梦第三部分 24 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2)此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读者来电，询问相关事宜，心情的迫切可见一斑，我真的理解他们，没有合适身份的焦虑，同是炎黄子孙，应该互相关照。当我将把准备写信给霍克总理的想法告诉编辑部的几位同仁时，大家的想法参差不齐，有一位还关心的说，这些人的身份与你关系不大，你已加入澳洲籍，还去操那心干嘛，不要去漟那混水，另一位则说，你给基廷总理写信，一定是打水漂，有去无回，但大多数编辑支持我，他们说不防一试，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你还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是阿，我就像创造一个奇迹，为中国大陆同胞做一件好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坐在书房内，看着窗外的大海，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我决定给新任的总理基廷写一封信，争取他的支持。我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以下三点：1、许多华人团体非常关心这批中国留学生，希望澳洲政府给予关注；2、我以《新移民》杂志社社长的名义，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基廷总理能代前总理霍履行诺言，让这些中国留学生留下来；3、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一批人才，是宝贵的财富，他们留在澳洲对澳大利亚，对澳中关系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我最后还要求基廷总理能给我回信，澄清他所领导的工党政府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当时给基廷总理写信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只是凭借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希望澳洲政府能够贯彻自己的多元文化共存的主张，让数目相当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留下来。当时，身份问题是中国留学生的头等大事，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惶惑不安之中，他们情绪极不稳定，终日彷徨，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他们希望澳洲政府能尽快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所以，我这封给基廷总理的恳求信，可以说是代表了留学生的心声。当我信写完的时候，太阳刚刚跳出了海面。没想到第8天（1992年3月24日）便得到了基廷总理的回信。他在信中承诺，将继续执行霍克的政策，给予四年居留，在四年居留期到期时，有可能给予永久居留。我立即把这封信在《新移民》杂志上发表。刊发这封信的《新移民》杂志立即被中国留学生人手一册买走了，杂志很快脱销了。大家纷纷传看，奔走相告，象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几乎是澳洲所有的主要中文传媒和英文传媒，均对新任总理基廷的这封信做了不同程度的引录，并大肆渲染。中文传媒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一醒目通栏标题和诱人的语句报导了基廷总理的承诺。英文传媒也不甘示弱，墨尔本的《时代报》打出的标题是《中国的留学生可以永久留在澳洲》，悉尼的《晨锋报》则打出《澳洲欢迎中国留学生》的题目。反对党也立刻行动起来，作出一系列争执层面上的反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公民的居留问题，因了这封信，再次轰动整个社会。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要提醒澳洲政府不要忘记他们的承诺，也要让整个澳洲社会不要忘记这些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唤起他们的同情。这个结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自己为数万中国留学生的居留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比我挖到第一桶金还要高兴。当然，这一天最热闹的还是刊登了基廷总理回信的《新移民》杂志社，从早到晚，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当时编辑部有四条电话线路，六部电话机，竟然没有一部闲着！几乎是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打电话过来，希望能得到基廷总理回信的原文，就连平时少有业务往来的英文媒体也不时来电询问。当然，更多的电话是读者打来的，希望确认被媒体渲染得火热的“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的传闻，人马希望再读一下基廷总理的原文。于是，一封封基廷总理的回信的复印件便从《新移民》编辑部传出去……就在中国留学生沉浸在欢愉之中时，突然又有事情发生了。在墨尔本一家中国留学生常光顾的商店的橱窗上，贴出了一张手写的“公开信”。该信坚持认为，基廷总理的信与过去霍克的承诺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前总理霍克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无条件的”，而新总理基廷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所以作者要求所有拿“四年临居”签证的留学生都站出来，发起一个“签名运动”，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后是*签名的时间和地点。4月24日下午一点，唐人街。《新移民》杂志派了记者去现场采访。只有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参加了*。“签名运动”无疾而终。澳洲梦第三部分 24 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3)那么，到底前总理霍克和新总理基廷的承诺有无不同呢？《新移民》杂志立刻在接下来的一期中组织了讨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虽然基本上肯定了霍克和基廷的承诺并无不同，但是，四年临居结束后的“留下来”也还是有条件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居留运动便在全澳上下展开了。我也觉得，光有基廷总理的这封信还不够保险，一定要大造声势，要基廷总理乃至整个澳洲社会产生共识，必须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批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连续生活了四年，就已经适应了澳洲社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回中国，不是害了他们吗？但是，怎么办呢？我想了想，决定利用我经常和主流社会打交道的优势，通过不同的渠道，利用不同的场合，游说澳洲的国会议员，希望他们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Bill突然出现了。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Bill，刚来澳洲时，我们曾四男两女挤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后来他和一个叫做Rebecca的北京女孩同居，并搬了出去。再后来，Rebecca为了身份跟一个领失业金的澳洲艺术家跑了。Bill一心想读书，最后终于争取到奖学金，进了墨尔本大学。“*”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学生领袖。Bill来的很神秘，还把我约到一个密室里进行密谈。密谈内容是这样的：Bill以及和他一直保持联系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及坎培拉等地的学生领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前总理霍克还是现总理基廷的承诺都是不够的。（我表示同意。）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也表示同意。）接着，Bill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著名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Bill在引用这句著名的歌词时，表情异常庄严。把我都感动了。接着，他透露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悉尼有一位学生领袖，叫杨军，他计划联合全澳中国留学生，集资打一场官司。打官司？告谁呢？我问。告澳洲政府！Bill斩钉截铁地说。告澳洲政府？为什么呢？我没有问下去。我只是在心地暗暗地捉摸，告澳洲政府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再换一个角度，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还是义务？Bill继续告诉我说，杨军已经在悉尼成立了留学生居留组织，我称它为“居留会”，声势很大。现在，杨军希望能得到墨尔本方面的支持。如果悉尼和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团结在一起了，就会带动全澳的中国留学生。Bill摸出一个计算器，边说边算，我们计划集资一百万，假如每个人出资500……这个钱，我们相信大家还是拿得出来的……（按计算器）那我们就需要有2000个人参加集体官司。我们想想看，无论是悉尼还是墨尔本，找出千把个愿意集资打官司的还是不难的……Bill希望我能在墨尔本牵这个头，因为我的声望和《新移民》杂志。我没有答应Bill。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我说我的计划是游说国会议员。我认为游说国会议员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一起行动，一起给澳洲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说做就做，这是我的性格。我把中医诊所和《新移民》杂志的工作都安排好，便开始了我的游说计划。我在两个月内，游说并嬴得七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他们是参议员SidSpindlev,KarinSowada,CherylKerrot,VickiBouurne,MegLees和JohnCoulter。在澳洲，参议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在澳洲的国会里，有这么多参议员支持基廷总理的政策，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就会好多了。在澳洲发展，我痛感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政治层面表达意见和表现力量的微弱。而其他欧洲后裔的移民，比如意大利裔、希腊裔等等，都比我们华人移民在争取自己族群的利益方面主动得多。只关心赚钱，不在乎政治地位，这是有些海外华人的主要生活原则。我不赞成这样的生活原则。这段时间，杨军领导的“*会”声势越来越大，几乎惊动整个澳洲。他们真的集到一百万，请了澳洲最出名的大律师，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此举令朝野震惊！这场还没有粉墨登场的官司被冠以“百万官司”。杨军也成了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号称“杨百万”！说老实话，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有能力集资一百万，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就已经足够了，确实给了澳洲政府很大的压力。澳洲梦第三部分 24 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4)在杨军的“居留会”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一个叫做韩尚笑的人拉起了另一支队伍，成立了“自救会”，要用更激烈的行动争取居留。中国留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了。韩尚笑摇身一变成了“韩上校”！发动了一批自救会成员，浩浩荡荡杀向坎培拉——到国会大厦前绝食去了！悉尼的留学生去了，墨尔本的留学生也去了。从悉尼开车去坎培拉要四个小时，从墨尔本开车去坎培拉要七个小时！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可能是在餐馆里洗盘子，可能是在办公楼里做清洁，也可能是在流水线上象机械一样装零件，连休息都顾不上，就去了坎培拉。有一辆车在路上出了车祸，撞到迎面对开过来的一辆载重卡车上。车上一共五个人，全部罹难！据到过现场的人说，车子已经被撞成了一个小小的“铁蛋”，拯救人员用电锯锯开车体，拖出残缺的肢体，惨不忍睹！多大的代价啊！本来就悲壮的行动越发悲壮了！他们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绝食。“韩上校”含着热泪，在现场用手动打字机打出一封“致澳洲国会的公开信”。一天。两天……终于有人倒下了。救护车开到现场。记者也云集现场。坎培拉的大主教第一个来到现场，他流泪了。然后，他就走进国会大厦，责骂澳洲政府……国会的每一个议员都被震动了！已经不记得“难民自救会”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的绝食是怎么收场的了。死了五个人，饿伤了几个人。这已经足够了。何况还有大主教的责骂呢！舆论足够了，压力也足够了。另一边，“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还在继续“骚扰”着澳洲政府。而我，还在继续游说国会议员。有了“百万官司”的压力，又有了“绝食”的壮举和大主教的责骂，很多国会议员都受到了震动，我的游说就容易了。我依然认为游说是非常重要的，澳洲是法制国家，玩的是议会政治，如果没有议员的支持，无论是霍克前总理还是基廷总理，都帮不了中国留学生。后来，总部设在悉尼的两个争取居留的学生组织，“居留会”和“自救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主要是两个组织所代表的学生群体不一样，操作方式也不一样。我没有参与悉尼的争吵。我只是不断地游说国会议员。再后来，又出现了“居留会”的经济问题。先是有人捅出杨军擅自动用打官司的钱，把钱送给了当时澳洲国会的移民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博士。这下事情搞大了，行贿受贿可是大问题，澳洲国会开始调查本来一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安德鲁博士。杨军还被要求去做证。接着，“居留会”领导层也开始出问题了。甚至有人愤而退出。再后来，有人揭发，经常在赌场看到杨军……中国留学生就这样走过最黑暗的1992年。后来，澳洲的老华侨社区开始转向支持这批留学生，悉尼“中国留学生福利会”会长黄肇强医生（后来组建团结党，做了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等近二十个华人社团组织联名声援，要求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的李锦球、陈文山等侨领也行动起来，动员墨尔本很多个侨团支持留学生居留，和悉尼华侨界遥相呼应。澳洲政府开始任职考虑留学生问题了。最后，澳洲政府终于在1993年11月1日做出正式决定：凡在1992年年３月1日以前来到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给予87年－93年前后抵达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或变相的永久居留权。这个消息一经批露，澳洲墨尔本、悉尼等地的留学生都开始了通宵狂欢！共同举杯庆贺！他们认为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不少留学生打电话给杂志社，或者我本人，感谢我们所做的巨大努力，有人甚至用功臣来形容我们，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中国留学生问题终于解决了！“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自救会”的绝食，以及游说国会议员，是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运动中最突出的三个亮点。虽然“百万官司”出现了经济问题，虽然绝食途中出了人命，但是，这一切都不容质疑地推动了整个居留运动。我的《新移民》杂志一直伴随着留学生居留行动的全过程，她为居留行动推波助澜的同时，也扩大了她在社区中的影响。有关《新移民》杂志还得做个最后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