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书院的经费、后勤管理明代书院的经费，并非来自官方的租谷，而主要来自荒闲地、捐献地等学田的收入，书院的财政支出，也以供应学者、生徒为主，此外则用来刊印书籍等。 （1）学田明代书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来自田租。而土地的来源，无论是官方设立的还是私立的书院，主要都是地方政府拨给的荒闲地、无主土地，其次则为私人捐献的土地。关于书院土地，即学田的情况，我们举一、二典型书院略作介绍。 岳麓书院的学田，是在弘治年间以后逐步积累而成的。弘治时，地方官员彭琢、李锡、吴世忠和监生李经、甘归受等人先后捐献学田共八十七亩，可收租谷三十八石；嘉靖六年（1527 年）王秉良捐献田地十八亩，可收租谷十石八斗。嘉靖年间孙存又捐献土地六十八亩，可收租谷三十五石八斗。又请得荒田一百九十八亩，可收租谷七十九石二斗，又恢复书院原有田地二百九十亩，可收租谷一百二十五石，请得没官田一千四百四十九亩，可收租谷四百八十八石七斗。嘉靖十八年（1539 年），季本捐献田地一百零二亩，可收租谷六十三石三斗。嘉靖十九年（1540 年），林华捐献田地五十亩，可收田祖四十五石四斗。总计岳麓书院拥有土地二千二百二十余亩，可以收到地租八百八十余石。其中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的官田占第一位，其次则为私人捐献的土地。 明代著名学者湛若水生平足迹所至，多建有书院，也以田产、租谷作为经费。如他在南京创建新泉、三山两书院，又置新泉、三山两个田庄，以田庄的收入，作为书院的活动经费。他在衡山创建白沙书院，置田五顷作为书院的经费。在广东大科书院讲学时，也有富户捐献土地，作为书院的经费。据刘伯温《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的统计，明代广东省有明确田产数字可统计的书院有十二所之多，如英德的南山书院，嘉靖九年（1530 年）公置田地十二亩，收租银七两，归善的天泉书院，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公置田地一百亩。增城的明诚书院，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富户捐赠了大量土地，可收租谷一百二十八石。潮州的韩山书院，万历五年（1577 年）公置田地六百亩。从这一统计结果看，广东各地所建立的规模较小的书院，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 （2）经费的支出明代书院经费的支出，主要是为生徒、外地学者提供食宿、灯火、文具之费。如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所作的堂训规定：书院所拥有的好义之士所捐献的田地，不论每年收入租谷多少，全都储存在公仓之中，凡是贫穷的生徒及来自远方不能携带食粮的生徒，都可以支取粮食。因此，书院选出一名公正廉洁之人，建立支销簿，登记公仓粮食的支出情况。岳麓书院田租收入较多，也是为了供给生徒食用。 可见，书院田租主要是供给生徒日常生活所用，少部分用于支付一定的文具费，还有一部分则用来藏书和刻书了。 （3）藏书和刻书明代的书院，既为学术研究的机关，又是教学机关，学术研究和教学都需要一定的参考书籍，因此不少书院都拥有藏书，建立尊经阁、御书楼一类建筑藏书。如岳麓书院在弘治年间杨茂元重修时，即修建了尊经阁，作为藏书的专门建筑。嘉靖七年（1528 年）主持人孙存上疏，请求世宗皇帝颁赐图书及《敬一诸箴》，使藏书量有了较大的增加。建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的广东尚志书院，也设有藏书用的尊经阁。但是，明代陆王心学盛行，王学末流往往重视口耳之学，游说奔走，废弃了诗书，因此有些书院根本就未设藏书楼，没有藏书可言。 书院除了拥有藏书外，还注重刻书。嘉靖十七年（1538 年）吏部尚书许瓒奏请限制发展书院时指出：书院刊刻书籍，花费大量钱财，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关于各地书院刊刻了多少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许瓒的条陈中可以看出，书院刻书很不少，影响也较大。 3。书院与科举有明一代，科举制度极受世人重视，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所谓学校以培育之，科举以登进之，很好地说明了学校与科举的关系。那么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如何呢？ （1）举业与修为并行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很盛，但讲学的著名人物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都不反对生徒习学举业，参加科举考试。王阳明指出：诸生学习举业（即八股文），并不妨碍个人修为之功，只是容易使人失去修为之志。如果按照书院的学规顺序渐进，举业与修为当并行不悖，互不妨碍。嘉靖七年（1528 年）六月，王守仁出军广西，恢复了南宁附近学校，委派弟子陈逅主教灵山等地县学，季本等主教敷文书院。并指示说：他每日汇集府学、县学生员讲学，以兴起圣贤之学，革除积习之弊。当府学考试时，临期送生员赴试，以不妨碍他们的课业。生员在平时除进德修业外，还要经常作经书义、时务策等方面的试卷，以考查自己举业情况，以免妨害生员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例子表明，王守仁很重视举业，一再强调讲学不妨害生徒的举业。 明代另一讲学大师湛若水也不反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他在主持广东大科书院时，为该书院所制订的堂训规定：生徒不要把进德修业（即个人修为）与举业当成两件事，科举是圣代的制度，诸生如不遵行，修习举业，就是违反了天理。他既强调生徒不得荒废举业，又指出生徒不得以举业为目的，只是一心一意记诵、练习时文。而是应该读书明心见性，发而为文章，自然会成就举业。这一见解是受宋代名儒陆九渊的影响，很受当时读书人的赏识。其实，明代是科举制盛行的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升入仕途的最佳途径；在"学而优则仕"思想深入人心的明代，想要劝说生徒静心读书，刻苦修行，而不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是根本不可能的。 （2）书院科举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因此很难约束生徒。 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 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二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二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至五名。天启四年（1617 年）白鹿洞书院主持人南康府推官李应升要求将乡试名额增至十名。当时白鹭洲书院却拥有四十二名乡试名额，这引起白鹿洞书院主持人的不满。另外，白鹿洞书院为了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还发给生徒路费银七十两，资助贫穷的生徒应试。 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这也表明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了。因此，明末地方学校的弊端，如只注重举业，背诵八股文等，也在部分书院中显示出来了，书院也日益受到科举制度的控制。 六、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明初，各种教育制度比较完备，学风质朴尚实，学校教育效果较好，较好地完成了培养各级官吏的使命。但是，随着国家长期太平无事，朝政日趋腐朽，吏治败坏，各种教育制度也在因循中废弛，学风趋于浮华，学校教育逐渐败坏。尤其是明中叶后，科举制独盛，书院也由冷寂达到鼎盛，直接冲击了渐趋衰败的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在嘉靖、隆庆年间败坏到了极点。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执政，他对学校教育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力图挽救衰败中的学校教育，对学校、书院进行了大力的整顿和改革。 （一）明中后期学校教育的危机明初，太祖朱元璋重视教化，大力兴办各级学校，逐步完善了各项教育制度。明成祖朱棣执政时，确定了各级学校所使用的教材、教学内容。这时的教育制度完备、教学效果较好。但是，此后学校教育的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久，就与执政大臣，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讨论学校教育之失。他说：现在各级牧民之官（即府、州、县等地方正官）多数不称职，百姓受到他们的盘剥、困扰，而官不得人，是由于学校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当时各地方儒学的岁贡生员"愚不肖者"常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不明白以往的行政经验教训，不懂得治理国家、地方的方法，因而无法胜任"安民"的重任了。这时举贡之法才实行了四十余年，即已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其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学校教育的各种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弊端主要有：1。提学官、教官不称职提学官负责提督一省的学校之政，教官直接教诲生徒，学校教育的败坏，与他们之敷衍塞责、不称职有密切的关系。 （1）督学形同虚设正统初年，鉴于各府、州、县提调官员难于管辖、约束生徒，于是下令设立提学宪臣，专职提督学校之政，负责考核一省中地方儒学教官和生员。督学之职，仅理学校之政，不得干预钱谷刑名之政，因此职权较清闲，不为世人所重视。弘治年间，距督学初设立时才四五十年，但督学之职已被看成闲职了。时人李东阳曾说："今之论世官者，或谓其为剩员泛秩，无与乎学校之务。此虽过论，或亦有使之然者。"①虽然如此，明中叶仍出现一批有声望的提学官。 此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吏治的败坏尤为严重，提学宪臣更为敷衍塞责，成为名副其实的"剩员泛秩"了。《明书·学校志》对此描述道：明中叶以后，督学的职权越来越轻，担任督学的人也没有真才实学使士子心服口服。他们之中高雅一点的整日高谈阔论，沽名钓誉；卑劣的则安享俸禄，培植私人的交情；更有甚者则贪污受贿，公然请托。提学宪臣又苦于巡历各府、州、县学校，或三四年才能将所属学校巡历一遍，每到一个地方，花费了十天半月的时间游山玩水，拜访官长，只用一天来考核诸生的举业情况，而并不认真考察诸生的道德和才艺。即使考察诸生的道艺，也不过是依据府、 ① 李东阳：《送宪副李君提学浙江序》，《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1984 年版，第69 页。州、县学的申报而定，因此督学所奖励的多是势豪的子弟和交结官府的生徒。还有一些督学，根本不遍历所属学校，只是在督学的衙门官邸中高谈阔论，等待升迁时机的到来。每逢选取生徒参加乡试之年，则将所属府、州、县学所选的生徒汇集于省城考选。在这种情况下，督学已起不到督率生徒的作用，可以说是尸位素餐了。 为此，嘉靖十年（1531 年）明世宗下令改选提学官，将一大批不称职的予以罢黜，仅少数人得以留任。这一措施，并未能坚持下去，终因群臣的反对，舆论哗然而中止。 隆、万之际，督学宪臣不称职的情况更为严重，万历初年执政的大学士张居正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说："近年以来，视此官（指提学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沽）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竟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罕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以沦失，几具员矣。"①至此，提学官已几乎成为"具员"，根本不会对学校教育产生好的作用，因此非加以整顿不可了。 （2）教官素质低劣明中叶以后，不仅提学官已形同虚设，而且教官也同样多不能胜任教育工作。 明代学校教官品级俸禄都很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考中进士，得任高官，而不愿意做地方儒学的教官。这种心态造成了天下教官多缺的局面。宣德年间曾选派国子监监生三百余人充任教职，但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官不足的问题。据记载："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①正统十三年（1448 年）御史万节上疏，提出了解决教官不足的方法。他认为，会试时多选取副榜举人，让他们充当教官。礼部大臣认为，这一方法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时举人会试落第后，愿意依亲读书，入国子监肄业的占了十分之七，而愿意作教官的人仅占十分之三，因此，多选取副榜举人，也不会解决教官不足的问题。 举人既然不愿做教官，那么教官就多以岁贡生员充当。但这些人学问太差，难以胜任教职。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 年）御史胡■提出：现在全国各地儒学教官大部分由岁贡生员充当，这些人的素质低劣，言行、文章不足为人师表，难以胜任造就人才的工作。因此，请求多以举人充当教官，而不再任用岁贡生员充当教职。这一建议，虽较为合理，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如何让举人自愿充当教官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礼部经讨论决定，仍选用岁贡生员充当教职；允许举人担任教官六年期满后再参加会试。这样，举人自愿充作教官的人显然逐渐增多了。但是，举人教官只是把教职当成是一个过渡，而一心积极准备六年后的会试，教育效果可想而知了。 因此，有明一代的教官仍以岁贡生员为主。岁贡生员，多老迈无能之人，屡经科考而屡遭落第之失意人，他们的学术、修养都很一般，难于使生徒心悦诚服，故教学效果较差。其中勤于职守的，不过是督促生徒背诵、习作八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4-495 页。 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680 页。 股文，以准备应付乡试、会试；而那些卑下无耻之徒，则奔走拜伏于官场、衙门之间，结交官长、势家；或争田买地，为柴米油盐奔忙。这样的人充当教官，地方儒学的教育就很难办好了。 隆、万之际，地方教官不称职的情况，更为严重。对此，大学士张居正指出："顾近来考贡之法太疏，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苛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蠹甚矣。"①各行省掌管学政之官员不称职，各地儒学教官也难以胜任教育工作，这些人负责学校教育工作，教育效果自然而然地日趋衰败了。 2。生员之滥明初规定了各级学校生员之数，师生比例较为合理，其后生员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连号舍都容纳不下，使他们游荡于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生员人数的剧增洪武初年，下诏各府、州、县都设立了学校，并对各级学校的师生总数做了规定。其中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生徒仅四十人，师生比为一比八；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四人，生徒三十人，师生比为一比七点五；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生徒二十人，师生比为一比六点七。这种师生比大体较为合理。但是不久以后，即下令增广生员的额数，不受定额限制，这就引起了生员之滥。 宣德年间，又限定了生员的额数，两京府学增广生六十人，其他府学增广生为四十人，州学增广生三十人，县学增广生为二十人。于是，各府、州、县学生员增加了一倍，师生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两京府学师生比为一比二十，其他府学师生比为一比十六，州学师生比为一比十五，县学师生比为一比十三点三。这样，平均每个教官所负担的教学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很难全面、认真地教育生员，改判全部生员的作业，生员过多了。 但是，增广之外，又设立了附学生员，而且附学生员没有限额，视各地人才的多少而定，生员之滥，更为严重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叙述明初学校生员定额后指出："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1426 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曰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①（2）游荡于社会明初生员都食、宿于学校，且严守学校的规定，学校教育较为正规。明中叶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尤其是正统十四年（1449 年）的土木之变，造成了国库空虚，为节省粮食开支，允许监生回乡依亲读书。这虽为一时权宜之计，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此后，监生惮于管束之严，生活之苦，往往请求回乡依亲读书。然而，监生作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拥有一些特权，回乡后奉公守法者少，多数人则奔走于官府，为柴米油盐而忙。还有的人，起灭词讼，捞取不义之财；更有甚者，则勾结流氓无赖，明火执杖地抢劫。 据记载，嘉靖年间，有一名叫邓玉堂的监生，住在南京复成桥旁，家中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5-496 页。 ①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七，《生员额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第746 页。饶有资财，便交结权贵，装点门面，他以依亲读书之名家居，多行不法之事，而且还豢养了"虎棍"数十人。每遇商人来到南京，就命令虎棍们扮成缝纫工、奴仆、和尚等人服侍富商们，从中探听出商贾的乡里、姓氏、祖父姓名等情况。邓玉堂根据这些情况，写下假借券，派虎棍对商人讲：某年你祖父游居金陵，欠我银子若干。此时，商人们往往有口难辩，再加上虎棍的恫吓，扮成奴仆的虎棍的居间游说、威吓，只得如数偿还。有时，个别商人识破了他们的骗术，邓玉堂则令虎棍们将商人强行囚禁于邓家专设的水牢之中，商人们受不了煎熬折磨，只得偿还"借款"。即使有人事后告发，官府因已受贿，有意保护邓玉堂，所以商人们不但告不倒邓氏，还落得个皮肉受苦。不仅国子监生如此，明中叶后，各地儒学生员不遵守卧碑禁例，不食宿于学校，也以依亲读书之名，游荡于社会，其中不肖者也成为社会的祸患。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描述了不少不法生员的劣迹。他们中有的饮酒宿娼，有的设计骗钱，几乎无恶不做了。 《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描写了浙江山阴县一个叫钱公布的生员的丑行。他"只是往来杭州代考，包复试三两一卷；只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到府间价又高了。每考一番，来做一番生意。及至帮补了（指补选廪膳生），他却在本府专保冒籍，做活切头。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倒，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他是以专门靠代替别人考试、专保冒籍、组织代考等不法行为，捞取钱财的。后来，他又受聘为一个官员家塾的老师，竟然设计勒索官员之子，造成了人命，被革去廪膳生的名份，并被逮治。 对于生员之滥，宣德、嘉靖两朝都曾下令进行沙汰生员，但并未取得成效。对此，大学士张居正指出：嘉靖时世宗曾"诏礼部沙汰天下生员，不许附学过于廪、增之数。今之士习，凋弊已极，即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涤，亦岂为过。"①3。士风败坏明中叶后，学校教育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士子读书只是为了功名富贵；同时书院中的讲学风盛，士子亦务口耳之学，使士风日趋败坏。 （1）功名思想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后，学校教育日益失去了本来的作育人才的目的，教与学，都仅仅为了在科场上了取得功名。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指出："且学之制，自古以明彝伦，训功业，本非为科目设者。顾后世之士，不能不假科目以进，则虽程课书簿之细，亦不免焉，况居业行教之所乎？"②为了取得功名富贵，士子不务实学，希图侥幸取中。于是舍弃"四书"、"五经"等不读，一心一意背诵，模仿程房墨稿。因此造成了士子无真才实学，没有治国用兵之术，造成了舍本趋末，急功近利的学风。 不仅如此，科举制度还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了科举考试成功，金榜题名，一些士子求神拜佛，请求和尚、道士做法，保佑自己。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回，写了湖州一个张姓秀才，"弱冠进了学，家里田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5 页。 ② 李东阳：《修复茶陵州学记》，《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1984 年版，第187 页。连阡陌，广有金银，呼奴使婢，极其富足"。但他一心期望考中进士，金榜题名。这一强烈欲望使他鬼迷心窍，竟然请了一个色欲、财欲熏心的秃和尚到自己家中做法。于是和尚来到他的家中做了道场，写了"愿行万善，祈求得中状元"的黄纸，劝诱张秀才在落款上写了"大明皇帝张"的字样，在表函上写了"代天理物，抚世长民，中原天子，大明皇帝张某谨封"的字样。这和尚耍了一个计谋，并没有烧毁这些字符，而将它们藏了起来，然后以这些字符作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罪证来敲诈、勒索张姓秀才，骗取了大量钱财和两名婢女。这个故事，较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内心追求和渴望。这种强烈的追求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理智，无所不为了。 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负作用，正如明人袁黄指出的：学校本是培育英才之所，但是在追名逐利，希图金榜题名的思想支配下，生员"所学者皆无用之文（指八股文），所谋者皆干泽之事。其应上之虚文，如经义、表、判、论策之词，率皆掇拾绪余，略无心得"①。学风之弊，已愈演愈烈了。 （2）书院对学校的冲击明中叶后，王阳明心学兴起，书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学校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与此同时，王学末流务为口耳之学，束书不观，使学风更为空疏。 明中叶后，书院由沉寂而至鼎盛，书院对学校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生员离开了日趋衰败的学校，投奔各地书院。如正德末年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十分重视书院，选择各地儒学中俊秀的生徒充当书院的生徒，并亲自为他们讲说经书。嘉靖年间广东提学佥事李中，也很重视书院与讲学，将其所辖学校学业优秀的生员选充为五经书院的生徒，每五天亲自登堂授课。在这里，何景明、李中等督学把书院当成了高于各地儒学的学校了，从儒学中选择优秀生员，使儒学的教学效果更差了。 此外，嘉靖年间讲学之风很盛，暗中吸引了不少儒学生员。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到处创建书院并为之讲学，吸引了不少生徒离开学校，前往书院听讲。湛若水在广东创办大科书院，就明确规定，大科书院为退居林下的士人汇讲之所，如果各地儒学生员请假或因守丧而来听讲，则不加以拒绝。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门徒很多，其中有不少是生员身份。 有些书院的山长，是由当地的儒学教官充当，如正德十五年（1520 年） 恢复白鹿洞书院时，即以南康府学教授蔡宗兖兼任白鹿洞书院的洞主。教官兼任山长，分散了教官的精力，自然影响了教学质量。 书院对学校的冲击，在嘉靖年间已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焦虑。嘉靖十六年（1537 年）的禁毁书院、嘉靖十七年（1538 年）的限制书院，都禁止生徒外出远游，要求教官、生员都要在本处肄业，不许私自到书院游学。 随着书院的兴盛，王阳明心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至于笃信程朱理学的人十分稀少了。但王学末流越来越空疏，崇尚口耳之学，空谈心性，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更有甚者，以讲学相标榜，沽名钓誉；束书不观，不知钱粮刑名之事。 对于明中后期士习之弊及王学末流讲学空疏之弊，大学士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今人不解宽义，一切务为姑息弛纵，贾誉于众，以致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十通本，第3274 页。 士习骄移，风俗日坏。间有一二力欲挽之，则又崇饬虚谈，自开邪径。"①张居正对讲学之人，不务真才实学自我得之，而于言语名色中求之的现象很不满，认为这种作法有害无益。他说："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际，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②因此，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后，就开始大力整顿、改革学校教育了。 （二）张居正及其教育改革万历初年的教育改革，是一次挽救教育危机的努力，这次改革从各个方面对教育进行了全面整顿。改革的实施，是在当时执政的大学士张居正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张居正个人的认识、思想对教育改革有很大影响。 1。张居正其人张居正（1525-1606 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时人称之为张江陵。张居正两岁多时就开始识字，十岁时已粗通六经大义，在当地被称为"神童"。十三岁时以"童生"的资格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为了造就他，故意让他乡试落榜，以防止他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十五岁时，张居正进学为诸生。十六岁时再次参加乡试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张居正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 （1）由庶吉士到国子监司业自明英宗以后，逐步形成了一种惯例：非进士出身的人不能进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官不能进入内阁。因此庶吉士已被看成是"储相"了。张居正既然被选为庶吉士，自然知道前途远大，因此，他很注意研讨明代典故，凡行政、理财、治军、农田、水利、法令等方面的著述、档案，他都留心研读。而且，对时政、社会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张居正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任国子监司业，协助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子监的教学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张居正在国子监司业任上四年，极力推行求实的教育主张，强调"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批评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认为王学末流弃儒从佛，剽袭"臭腐之余说"，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只能起到戕害士心，误国害民的作用。 （2）内阁首辅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张居正升为右春坊右谕德，为裕王（即朱载■，后即位，是为穆宗）的日讲官。两年后，裕王即位，张居正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预机务。次年，张居正即上《陈六事疏》，希望改革弊政，但并未引起穆宗的重视。隆庆四年（1570 年）张居正奏上《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请让不满八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出阁接受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穆宗皇帝的赞同，并任命张居正为老师，负责起教育皇太子的重任。于是张居正有机会实现"政由教出"的先儒遗训，悉心教育皇太子，并亲自编绘 ① 张居正：《答南学院周乾明》，《张太岳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9 页。② 张居正：《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262 页。了各种儿童读物作为教材。两年后，穆宗驾崩，不满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张居正即当上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人勇于任事，自视甚高，以豪杰自许，希望有所作为。长期的官场生涯、历练，使他形成了为人深沉，莫测高深的性格特点。不仅如此，张居正熟悉国家典故，知识渊博，且对现实社会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了解。这一切，促使了执政后的张居正开始对其当时社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下文着重对其教育改革的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2。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措施万历三年（1575 年），张居正上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针对当时教育中的各种弊端，提出了重申旧章，整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的教育改革方针，其内容包括学校、科举和书院三个方面。（1）整顿学校教育整顿学校教育，改革学校教育中的不合理政策，是张居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第一，改选提学官。提学官是正统元年（1436 年）设立的负责一省学校教育的重臣，两京由御史充当，其他各省由按察司副使、佥事充当，因此又称为提学宪臣，或称督学。张居正认为，学校是培养各级官僚人才的根本，而能否管理好学校关键在于提学官。因此，结合整顿吏治，张居正提出整顿，改革学校教育的关键是严格考核、选授提学官。 万历二年（1574 年），张居正已奏准敕令吏部慎选各行省提学官，凡是不称职的，都奏请改黜。但是，一年过去了，吏部并未改黜一人。这表明整顿工作阻力较大，是极其艰难的。对这种社会现实，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重视私情，轻视法令，因循守旧等弊端，"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积靡者，上不必即黜，而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①虽然如此艰难，勇于任事的性格，使他能够知难而上，决心改选提学官。他要求，提学官的选授，要恢复祖宗以来的成例，"非经明行修，厚重端方之士，不以轻授；如有不称，宁改授别职，不以滥充。"②同时重视提学官的考核，各地巡抚、巡按御史要对提学官勤加考核，吏部、都察院根据考核情况，决定他们的黜陟。 张居正把改选提学官当成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明文规定了提学官的职责，实行严格的考核，及时赏能罚劣。所以，教育改革的其他措施，得以全面展开。 第二，慎选各地儒学教官。教官直接负责各儒学生员的教习，责任也很重。按照当时的成例，各地儒学教官，主要由岁贡生员充当，其次则为会试副榜取中的举人。因此，张居正提出严格考核岁贡生的主张，强调指出：今后凡是廷试岁贡生员，要按先朝的事例，认真执行。凡是不合格的，立即依法黜落，提学官也照例降调。岁贡生员愿意就任教职，首先由礼部进行考试。凡是年力衰惫的，马上予以斥退，不准参加廷试，如果廷试查出学业荒疏不能胜任教职，凡年力尚壮的送入国子监读书肄业，以备再试；凡年老体衰的，即虚授一职，以荣其身。这一措施，有助于提高教官队伍的学术水准。 ①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5 页。 ② 同上书，第494 页。 明成化年间以后，举人就任教职的逐渐增多，但这些人往往升擢太快，难于久任责成。万历五年（1577 年），张居正上了《议处就教举人疏》，指出：近年以来，举人愿意充当教官的，往往直接授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之职，没有授予各儒学训导之职的，而且任职不到三年即升为知县等官，使儒学教官队伍不稳定，教学效果不好。因此，张居正提出：凡会试取中的副榜举人，愿意充当教官，还要参加考核。根据考试成绩，将他们分为三等：上等之人授予州学正之职，中间之人授予县学教谕之职，下等之人授予府、州、县学训导之职。举人教官任满三年后，再进行考核，有治民才能的，提升为有司正官。此外，还允许他们参加会试一次。万历五年（1577 年），张居正曾亲自出题，考试愿意就任教职的举人，并根据他们的考试成绩，将三百六十八名举人，分别授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职，实施了他所提出的主张。此外，还令各省提学官对现任儒学教官进行考核。凡学行俱优的，予以适当的奖励。凡行履无过错，但学问疏浅，第一次考试后予以戒饬；再次考试，学问仍无长进，则送吏部别用；如年老体衰，不能胜任教职，则以礼令他退休。凡卑污无耻，行为不谨的，不管学问如何，都要斥退。 慎选教官，久任责成，重视对现任教官的考核，有助于教官队伍素质的提高，队伍的稳定，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第三，沙汰生员，申明学规。明代生员待遇较优，因而冒滥入学之人较多，造成了各地儒学生员过滥，教养难以收到实效。对此，张居正要求要严加考核、淘汰，凡经过岁考，发现学业荒疏，年老庸禄无为，不堪培养之人，立即予以黜退，不许姑息纵容。并重申旧有的规定，经考核，凡文理不通的，廪膳生入学十年以上，发往附近地方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生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此外，还对童生入学条件、数量也作了严格限制。规定三场俱通的童生才有资格进学，大府不允许超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超过十五人，如果地方缺乏人才，即使四五人也不为少。 明代两京及各省乡试、岁贡及童生入学，鉴于他处人才稀少，往往诈冒籍贯，投充入学。这些人，或者更改姓名，多处投考；或者假装官僚子弟，希图进学。还有一些"娼优皂隶"之子及因过恶被斥革的生徒，更名改姓，依据纳粟纳马之例入学。这些人严重败坏了士习，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成就。因此，明令严禁冒籍，凡是上述这些冒籍之徒，一经查出，即行革退；教官等人如收受贿赂，容忍不报，亦一体治罪。 对于在校生员，张居正要求按照洪武年间所制订的学规予以严格的管理。他重视对生徒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生员中凡是敦本尚实，行谊出众之人，即使文艺稍差，也适当予以奖励。如果有平日不务学业，嘱托公事；捏造歌谣，蛊惑人心，兴灭词讼及伤风败俗等严重过恶之人，不须考察文艺，即行黜退。此外，还重申了卧碑禁例，禁止生员陈说天下利弊，随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违者即是行止有亏，立即予以革退。如果纠众结伙至十人以上，肆行无礼，乃至怒骂官长，为首者即问罪充军，其余的生员黜革为民。 这些措施，就是要沙汰地方儒学不合格的生员，防止生员过滥，严把入学关，选拔年富力强、学识优异的人入学深造，禁止冒籍。同时，重申卧碑禁例，加强了学校管理，纠正日益颓败的士风。 第四，重实主义的教育内容。张居正反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强调学校教育应以实学为主。他指出："盖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记述。故操觚染翰，骚客之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而欲借一技以显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①因此，要有功于世，必须有真才实学。这一主张，也贯彻于他的教育改革之中。 张居正重申明代以明经取士，经书以宋儒的传注为标准解释，经、书义的行文崇尚典雅纯实。各级学校必须将朝廷所颁布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本朝诰、律、典制等书目诵习讲解，使生员通晓古今，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 《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是南宋大儒朱熹及弟子赵师渊等人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史书简编而成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这是一部纲目体的史书，纲为提要，用大字表示，模仿《春秋》；目为叙事，用小字表示，模仿《左传》。编著者刻意效法《春秋》笔法，以"辨名分，正纲常"为目的。由于该书采用纲目体编写历史，非常便于检索阅读，而且篇幅适中（正文仅五十九卷，序例一卷），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部通史著作。张居正要求生员熟读历史，是为了使生员了解历代兴衰的原因，掌握历史典故，获得从政经验。 《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宋儒真德秀撰。该书首先讲明，帝王为治之本和为学之序莫不从自己身心开始。其次分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四部分。格物致知又包括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部分。正心诚意包括崇敬畏、戒逸欲等两部分。修身包括谨言行、正威仪两部分。齐家包括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四部分。其中除修身二条没有子目外，其余各子目下又划分小目，共有四十四条。每一条下，都征引经训，参证历史事实，旁采先儒的议论，以阐明其中值得鉴戒之处，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加以分析、说明。该书之编写，是为了君主统治服务，希望起到正君心，肃宫闱，抑权■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部政治教科书。 该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明初，太祖朱元璋曾问臣下："帝王之学"以什么书最为重要？学士宋濂即列举了该书。于是朱元璋下令将《大学衍义》一书用大字抄录一遍，贴于宫中，以便时时观览。明成祖朱棣也很欣赏该书，曾御制《〈大学衍义〉赞》一文，表示推崇之意。张居正要求生员讲习该书，显然是为了使生员增加一些行政经验，学习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教科书，为以后为官行政打下基础。 《历代名臣奏议》共三百五十卷。明成祖朱棣令宫僚黄淮、杨士奇等编纂成书，永乐十六年（1416 年）刻印数百部，颁行天下。 该书卷秩庞大，搜集了上自商周，下迄宋元以来的著名奏议，尤其是汉代以后的奏议更为详备。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政治的得失，都可从中反映出来。全书共六十四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令、礼制、乐制等各个方面。虽然名目繁多，但都是为了参稽历代政治的得失，学习古人为政之道，解决各种困难、问题的方法。它是一部实用价值很强的著作。张居正要求各地儒学生员习读该书，显然是为了使生员增加治国的经验，解决行政问 ① 张居正：《翰林院读书记》，《张太岳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185 页。题的能力。 《文章正宗》包括正集、续集各二十卷，是南宋大儒真德秀所编。正集收录《左传》、《国语》以下至唐末的作品，分为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该书对文章的选取要求很严，有关"世教民彝"，即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方才选用。如诗歌一类，凡仙释、闺情、宫怨一类都不收录。可以说，该书以理为宗，而不以文为主。对此，顾炎武评价说：《文章正宗》所选之诗，一下子扫除了千年积弊，使诗的本意显示出来，但所写之诗只重视"理"--理学家的伦理道德，而使诗趣尽失了。 续集，收录了北宋之文，仅有议论、叙事两部分，没有诗歌、辞命之文，而最后一卷议论之文，也仅有目录而没有正文。这表明该书是未完成的稿本。《文章正宗》问世后，因其只注重"理"而忽视了文章本身的规律，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四五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尊用。万历时，张居正要求诸生习读该书，显然是为了纠正生员们仅读八股时文，所作之文杂用释道之语之弊，变言不由衷地抄写别人的绪余为阐发自己的见解，弘扬儒家伦常。从以上诸书，尤其是《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的内容来看，张居正强调师生学习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典章制度，学习如何治理天下，弘扬儒家道德等具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希望诸生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成为经世致用之才。 第五，重视教育设施、经费。教育设施、经费，是办好学校教育的基础条件。张居正很重视改善办学条件，规定凡是学校内殿堂、斋舍等房屋损坏，府、州、县提调官（即府、州、县正官）要及时筹备材料，组织工匠修缮，不得任其废坏。办学经费如学粮、学田等要及时发给，不许延误克扣。 （2） 整顿科举、岁贡制度科举考试与岁贡，是各儒学诸生出身的两条途径，尤其是科举制度，是生员进入仕途的重要阶梯，对学校教育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控制了学校教育。张居正进行教育改革，也自然对科举和岁贡进行了整顿，其内容有：第一，关于岁贡。重新规定各地学校提前一年，选取年龄在三十至六十岁之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廪膳生员六人，再对这六位生员进行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才充作岁贡生员。岁贡生员必须于第二年四月以前赶赴礼部，参加廷试。如发现有不通文理者，则发回原学，并予以"停廪"、"降调"的处分；如果年老体衰，则姑且给以冠带闲住。禁止拘泥于资格，以衰老无学之人滥充岁贡生员。凡是"停廪"、"降调"过的生员，必须在岁考中居一、二等，才允许收复为廪膳生；未收复为廪膳生的，不允许再充当岁贡生。凡是岁贡时不遵禁令而滥贡及廷试时有五名不合格的，则将提学官降职，改调。 第二，关于补贡。重申了旧规，即补贡时必须在一年以内，查知原充贡生员未曾到礼部应试，则可以以年力精壮、文学优长的生员补贡。如果不遵旧规，将超过期限的缺额补贡市恩，则将充作补贡的生员革去廪膳生的资格，发回原学肄业，并给该省提学官处罚。 第三，关于乡试名额的规定。规定乡试时每省凡录取举人一名，则允许三十人参加乡试。定额以外，不允许再增加。南、北两京国子监生，也要依乡试之额参加乡试；如多送者，则监试官有权径自裁革，不允许进入考场。万历初年，南、北两京乡试录取举人定额为一百三十五名，可以参加科举乡试的生员多达四千五十人。其他各省录取举人人数不等，少者仅录取四五十名举人，则参加乡试之人仅为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对于乡试名额进行适当的限制，有利于减轻考试官的阅卷负担，便于考场管理及后勤供应。 （3）反对讲学，禁毁书院明中叶以后，书院逐步兴起，讲学之风很盛。各地的讲会、书院，吸引了大量的生徒，使本来已趋于衰败中的府、州、县学更加败坏。为了振兴地方儒学，张居正采用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的办法，以使地方学校失去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作法是：第一，反对讲学。张居正认为，讲学是完全多余的，没有任何必要。明朝以儒家的经术培养人才，如果能体认"四书"、"五经"，就算讲明了学问，不必聚党空谈，泛泛讲学。因此，要求各省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徒，从实讲求经书义理，恭行实践，以备日后为官行政之用。不允许另创建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人，空谈心性，荒废了学业。并防止因讲学而轻启奔竞之门，私开请托之路。如果仍聚众讲学，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官奏请罢黜；提学按察司官（即提学副使、佥事）由巡按御史劾奏；跟随讲学的游士等人，允许各巡抚、按察司官员访拿治罪。但并未对已创立的书院进行禁毁。 第二，禁毁书院。万历七年（1579 年）正月，张居正下令禁毁书院。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原常州知府施观（按《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条作施观；《明通鉴》、《万历野获编》作施观民）以苛敛民财，私自创立书院，被弹劾治罪，朝廷将他革职。并以此为借口，将施观所创立的书院，及其他各省私自创立的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所拥有的粮田全部改归当地里甲所有。禁止聚集游食无赖之人，联讲会，创书院，扰害地方。并敕令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严加查访，奏闻处置。 由于张居正执政时行政效率很高，督查甚严，所以这次禁毁书院进行得相当彻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已有六十余所书院被禁毁。但这次所禁毁的书院明确规定为各行省"私建"的，因此部分书院得以幸免。如岳麓书院因有世宗皇帝所赐《敬一箴》等书籍，而得以保存。 总之，张居正的整顿、改革学校教育，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从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到讲学和书院，都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三）改革的成效教育改革，是张居正执政期间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挽救衰败中的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改革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万历十年（1582 年）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教育改革也被废止，学校教育更进一步败坏了。 1。改革的特点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明后期的一次重要教育改革，其特点如下：（1）改革措施的彻底实施张居正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政治家，他在执政期间整顿吏治，实行考绩法，行政效率极高，几乎做到了朝令夕行的地步。因此，上述教育改革的措施也得以全面推行。如张居正所实行的沙汰生员、禁止冒滥入学等措施，即得到了全面实施。据记载，"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其科举减杀可推而知也。"①张居 ①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687 页。 正反对讲学，禁毁私创的书院，也采取了极为彻底的措施，不仅将书院房舍改为公廨衙门，而且也将书院所拥有粮田予以没收，从而使书院失去了存在的物质条件，很难再度恢复。当时陕西督学李翼轩认真执行禁毁书院的命令，在致张居正的信中，汇报了他在陕西查改书院、没收其田粮等事情，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张居正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必要的，"必如是而后为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议复矣"①。所有这一切表明，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得到了真正的实施。 张居正这次教育改革措施之所以得到较为彻底的实施，是因为张居正十分重视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即各省督学宪臣的作用。中国古代是以人治为中心的，如果用人得当，一些改革措施就会得以推行；如果用人不当，甚至任用了反对派，则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付之流水。生活于明代中后期的张居正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十分重视各省提学官的作用，首先考核了各省的提学官，沙汰了不称职的官员，任用了一批支持改革的新人。又公布了提学官的职责，并规定以此作为考核提学宪臣的标准。这样，提学宪臣都是支持改革之人，而且职权、考核标准都十分明确，使督学宪臣对职权内的事情认真负责，不敢虚以委蛇，敷衍塞责。 （2）改革的全面性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教育改革，除了整顿了各级学校教育外，为了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还通过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等措施，使生员不能四处游学，空谈心性，而荒废了学业。同时还整顿了科举制度，强调任官时要三途并重，纠正了科举独重的旧习，恢复了明初科举、岁贡、杂流三途并用的做法。但是，积重难返，三途并用只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并未能真正做到。 （3）重视实学张居正的教育改革，针对当时空疏的学风，在强调以经术造就人才的同时，着重强调了具有经世致用之学的讲习，即十分重视实学。他要求各府、州、县学师生必须将朝廷所颁"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本朝典制、诰、律等讲习明白。可以说，反对空谈心性，强调以实学造就人才，是张居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末清初人傅维鳞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万历初，辅臣（即指内阁首辅张居正）白降诏申饬，改故所给提学官敕，以经术造士为实学。"①以实学造就人才，培养具有经世致用的各级官员，对解决当时社会危机、教育弊端，都是十分重要的。 2。改革的废止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一场全面的，实实在在的改革，对挽救当时日益衰败的学校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在他生前已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他去世后就逐步废止了。 （1）反对改革张居正的教育改革，必然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革伊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以有违"养士"传统、"五教在宽"、"不喜学"等名目，攻击张居正及其教育改革。 ① 张居正：《答陕西督学李翼轩》，《张太岳集》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388 页。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四，《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249 页。张居正鉴于当时各地学校生员过滥，下令淘汰了一批老弱昏愦、行为不端之人。但是，沙汰生员，有碍朝廷"养士"的习惯，很不符合一般读书人的意愿，因而遭致了当时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张居正强调加强各级学校的管理，重申各种学规禁例，被反对者看作是苛法，有失"五教在宽"的古义。为此，张居正辩明："所谓宽者，殆以人之才质有昏明强弱之不同，须涵育熏陶，从容接引，使贤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宽义，一切务为姑息驰纵，贾（沽）誉于众，以致士习骄侈，风俗日坏。。。本朝监规及卧碑所载，凛若冰霜，督学使者俱用宪臣为之，皆有深意。"①张居正对"五教在宽"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对明朝初期对学校的严格管理，也是很赞赏的。 张居正反对讲学，禁毁书院，在讲学之风十分盛行的时侯，反对者更是大有人在。为此，张居正一再表明，他并不反对讲学，不反对讲求实用，讲习国家典制、本朝诰、律等经世致用的实学，而是反对道听途说，空谈心性的"口耳之学"。这虽然带有强烈的自辩色彩，但也是真实可信的。从张居正教育改革的措施的全局来看，他反对讲学，禁毁书院，都是为了发展学校教育，防止讲学、书院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进行，而不是当时人所谓的张居正"不喜学"。 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反对的人很多。但是张居正敢于任事，不为困难、反对所吓退，在执政期间，仍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万历十年（1582 年）张居正病逝于任上，他所主持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废止了。从万历三年（1575 年）张居正上奏请求改革学校教育开始，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止，张居正的教育改革仅进行了七个年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十分短暂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并未能巩固下来。 （2）明末教育的败坏昙花一现的张居正教育改革，并未能解决明代教育的弊端，挽救教育的危机。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废止后，明代教育中固有的弊端又逐渐恢复了，且变本加厉，使明末学校教育更加败坏了。 崇祯六年（1633 年）二月，明廷又一次下诏申严学校之制，诏书中对明代学校之弊描写道："近年来士习日偷，举贡失当，真才鲜少，理道不张，皆由督学、教谕、训导各官董率乖方，培养无术。尽失朝廷初意，以致朝廷不获收用人之效。"①这一诏书对明末学校教育现状的分析，是十分恰当的。明后期，学校教育培养不出合用的人才，以至于在明末朝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找不出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才来。《明史·杨嗣昌传赞》说："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这并非夸大不实之辞，而是真实的实录。如崇祯年间首辅温体仁就是一个不知甲兵、不知钱谷的典型代表。他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中了进士，崇祯朝担任了八年内阁首辅。此时，全国各地战火连绵不断，甲兵、钱粮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崇祯皇帝每次问及兵、饷等事，温体仁都毫无办法，只是故作谦逊地说："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指翰林院），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 ① 张居正：《答南学院周乾明》，《张太岳集》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279 页。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四》，十通本，第3247 页。 顾臣愚无知，但票拟无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②托名自谦，其实真实反映出温体仁愚昧无能，在国家危亡之秋，竟拿不出任何挽救危机的方法。明末这种不知甲兵、钱粮之事的士大夫的大量涌现，正是张居正教育改革失败后，学校教育更加空疏、败坏的结果。学校教育的败坏，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种人才，没有得力的人才解决明末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明王朝终于走向了灭亡。 ②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7936 页。七、结语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一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达，思想、学术受到严重的桎梏、束缚，另一方面某些新的思想、学术也在兴起，试图突破旧的束缚，得到发展。明代的教育，在继承唐、宋的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不少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说来，明代的教育有以下特点：第一，建立了完整配套的教育体系。明朝建立后，先后下诏建立了国子学（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和社学，从地方到中央，都建立了学校。于是，地方学校和中央学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启蒙教育到高等教育，组成了一个互相衔接、互相配套的教育体系。但是，这一教育体系是比较复杂的，尤其府、州、县学与国子监的关系，更为复杂，除了下级学校与上级学校的关系外，还有平行的关系。 明代的学校教育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盛到衰的过程。明初，由于元末长期战乱的影响，学校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在培养各级官僚、兴教化方面的作用，大力兴办学校，迅速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他还注重生员的出路，直接从国子监中选拔优秀生员入仕，并促使朝中朝外为官之人，以国子监监生为多的局面的产生，学校教育达到了极盛。明中叶以后，在用人方面废止了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的原则，科举制度独重，学校教育逐渐败坏，以至于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随着学校教育的败坏，书院从明初的沉寂状态中复苏了，在正德、嘉靖、万历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第二，学校、科举、任官三位一体。明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级官吏，学校成为官吏的养成所。所谓学校以培育之，科举以登进之，铨选以布列之，很好地说明了学校、科举、入仕（为官）三者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学校教育是为了培养各级官吏，因此学校教育重视"德育"，而忽视了文化、技术方面的内容。同时，为了培养合格的官吏，明代创立了国子监监生的历事制度。通过历事实践，监生获得了从政的直接体验，为入仕做好了准备。历事制度这一从政实践活动的创立，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学生实践制度的先例。 明代专制主义高度发达，学校教育内容受到严格的限制。永乐年间所颁布的《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成为全国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教材，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师生都诵习不休，于是使程朱理学得以全面推广、普及，严重地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使学校教育日益空疏。万历初期张居正执政，改变以儒家经典训育人才的老办法，力图以实学造就人才，但是改革并未坚持下去，随着张居正的病逝而废止了。因而，学校教育的空疏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以至于在明末国家危亡的关头，在百官、士大夫中竟很难找到一个懂得甲兵、钱粮的人才，以挽救危机。当然，对学校教育内容的高度控制，并不能真正限制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明朝正德年间以后，人们日益不满于程朱理学，希望有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以王阳明、湛若水等人为代表的讲学大师，继承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传播着新的学术思想。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导致了书院的兴起。明后期，随着西学东渐，西学也传播到了古老的中华大地。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开始接受了西学，并积极翻译传播，使之对学校教育产生了不少影响。 第三，明代的科举制度十分发达，控制了学校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宰。明代的科举制度，在沿袭唐、宋之制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这种创新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的确立。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让新中进士即将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得到一定的从政实践经验，从而更好地胜任工作。二是明代的科举考试仅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以"四书"义、本经义为主，兼考诏、诰、表、判、经史时务策。经书义的作法，逐步形成了严格的程式，于是形成了八股文。八股文至弘治后十分盛行，各种八股文的选本充斥于读书人的案头。一些追名逐利的人，反而弃"四书"、本经不读，而一心一意地诵习程房墨稿，习作八股文章。这就使明中后期学校教育更加空疏，士子更无实学，士风更加败坏。 第四，明代书院经过明初百余年的沉寂之后，到正德年间以后，逐步走向繁荣。书院以传播新的学术思想--陆王心学为主、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因此很受欢迎，吸引了不少学者、儒学生员前来听讲。书院的发展，逐步从进行学术讨论、交流、传播新的学术思想为主，转到关心、议论时政，评论人物好坏，因而多次遭到禁毁。明代嘉靖年间发生了一次禁毁私创书院、一次限制再创建书院的事件，都是从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出发，而反对创建书院，传翻新的学术思想。万历时的禁毁书院，主要是为了防止书院干扰学校教育。天启年间的禁毁书院，则是朝廷中党争的发展而引的，禁毁书院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击东林党人的手段，书院成为朝廷党争的牺牲品了。 总之，明代的教育继承了宋、元以来教育制度，并有了很大发展。在全国形成了互相衔接的教育体系，学校、科举、入仕三位一体，教育内容由中央统一规定，程朱理学是唯一法定的教育内容。监生历事制度、庶吉士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是明代所创立的从政实践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创造，在教育制度上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全史》 07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明代文学史本卷提要 《中国明代文学史》论述的是从朱元璋即皇帝位的1368 年始至1644 年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王朝止的280 来年间明代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分为四个时期：从明开国（洪武）至天顺的明前期；成化至隆庆时期；万历时期；泰昌、天启、崇祯的明末期。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各个时期诗歌、散文、戏剧、散曲和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和倾向，以及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代表性文学理论主张；也简述了明代民歌的成就。作者坚持以创作实践为基础、为依据，述评力求客观公正，从实际出发。本书材料充实，观点明确，结构条理清楚，也力求有所分析评介。 一、明代文学概述德国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地鞭笞了欧洲的基督文明。而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也讥讽了那些自以为是最高文明的基督信徒，指出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以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且不说唐朝那恢宏的气魄，蒙军的饮马地中海；只明朝文学而言，当你的目光聚于一些伟大作家及其伟大作品时，你也不禁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当罗贯中、吴承恩早已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作时，法国文学巨人拉伯雷于1532 年才出版了没有严密结构，人物外形描绘前后不一致的《巨人传》，薄伽丘于1348-1353 年才创作了成就不是太高的《十日谈》，欧洲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唐吉诃德的问世，那却是17 世纪的事了。当成书于嘉靖末到万历中期的《金瓶梅》问世时，莎士比亚可能还在伦敦街头漫游，担心着下顿饭的着落。 巨人自有巨人的优势，但巨人也有巨人的弱点。综观明代文学，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已经开始衰微，但小说、戏曲却奇异地繁荣起来，尤其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十分辉煌。 明代文学是指从朱元璋即皇帝位的1368 年始，到1644 年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朝的277 年间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这277 年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明初，从开国（洪武）到天顺时期（1368-1464 年），约100年；明成化到隆庆时期（1465-1572 年），100 多年；明万历时期（1573-1620 年），47 年；明末，泰昌、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 年），20 余年。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发展既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促进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里包括经济、政治、哲学、民族心理等；而且文学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明代的文学发展可明显看出存在两个大的层次：元末明初战乱时期的文学；明统治进入和平时期的文学。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引起了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各割据势力以后登上皇位，随即又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收复大都，驱逐了元顺帝，统一了全国。元末的战争从韩山童、刘福通起义始，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历时近20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火之中，战争又影响到知识分子作家及其创作。 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思考，对于人生的再认识，从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他们更多地接近了生活，走出象牙之塔，创作的视野扩大了，因此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有时会有流传千古的佳作。正如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为《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果没有特洛亚战争，不知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会写些什么内容；同样，元末明初的战争也给明前期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产生了不少的佳作。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政权的逐渐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马上得江山，接着是如何保江山。 历史上的统治者，不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在其取得政权以后，总是用两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维护其既得利益，辗死那些危害及企图动摇其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自觉地服从其统治。 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他们深深地懂得农民起义的原因，因而善于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实行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同时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逐渐稳定，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又实行了严酷的控制：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又采取笼络钳制手段，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也就寥寥无几。再加上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族的智慧，个人的才能，都受到了遏制，文化视野也随之缩小。 明初的一些作家，从战乱中来，他们的作品大都带着现实的成分，成就较高。当明朝政治稳定下来之后，许多作品便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缺少现实因素。 诗文领域内，元末明初的作家作品中，不少都可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宋濂、刘基、高启等人，都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他们或以诗，或以散文，或以传记，或以寓言取胜，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相继问世。但随着时代的迁移，统治阶级的政策奏效，一些为统治者服务的皇亲、权臣、道学儒生把持文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教化、消遣享乐的"台阁体"生而逢其时，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其代表。他们的诗作表面看来雍容华贵，实际上内容极其贫乏，诗歌里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艺术上平庸呆板，了无生气。但由于他们显赫的地位，当时竟有不少的追随者。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个别诗人如于谦等不为所困，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尚能透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到社会中的明显矛盾，对人民的悲惨命运也表现了同情。任何事物，有其盛必有其衰。其后广大诗人对"台阁体"的作品有所不满，继起的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他们想以深厚雄浑来代替啴缓冗沓的"台阁体"。可惜的是，他们过分地注重了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内容却远离人民，反而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先河。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两部具有重大成就的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罗贯中在战乱中因避乱而浪迹天涯；施耐庵据说也曾参加过张士诚的部队。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独特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在宋元以来关于水浒和三国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才写成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演义》以宏伟壮阔、严密精巧的结构，曲折离奇的情节，再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关羽的侠肝义胆，张飞的鲁莽坦率，赵子龙的英勇骁战。。都显露出独到的艺术魅力。与《三国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则集中笔墨于农民战争，展示了宋江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作者虽然仍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称颂了义军的"受招安"之举，但作者首先把触角伸向了历来为统治者所污蔑、攻击的农民起义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视角。同时作者也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绘，热情的歌颂，不少英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如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武松的刚烈义气等，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这两部巨著，一方面是对前代宋元话本创作的继承发展，同时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也有巨大的影响。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小说创作方面几乎空白，这与当时的文化钳制有关系，也与统治者的收买笼络有关系，只产生了少数缺乏艺术生气的作品。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仿此而作的《剪灯余话》两部传奇小说，是明前期有代表性的短篇文言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作者抱着明确的"劝善惩恶"的目的，宣扬因果报应，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明初统治者加强控制，使之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严酷的禁令，对于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剧创作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如宁献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有燉的《诚斋乐府》，这些宫廷剧作家的作品，内容可取者甚少，但在研究音律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除了这些宫廷御用的剧作家以外，刘东生，贾仲名，杨景言等人，在杂剧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爱情戏剧方面。明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生产力的积累，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耕作技术提高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有所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同时，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冶铁、制瓷、纺织、制盐等方面都有了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有较多的可供出卖的劳动产品，商品经济又随之发展起来。无锡有"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市场经济初具规模，如福建的黑白砂糖和广东的锡器，不仅畅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远销日本、南洋等地；景德镇即为著名的瓷都。 几千年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这在中国可谓大事，给一潭死水的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印刷业特别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为成化到隆庆时期的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繁荣和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对人们的思想也起着一种巨大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文学的相应发展，但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不可低估。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政治已出现了腐朽没落的现象。 官僚机构的膨胀，宦官队伍的日益壮大，再加之皇权政治的日益腐朽堕落，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王朝刚建立时，官僚队伍相对较小，也较廉洁，但权力的诱惑及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逐渐地使官僚队伍不那么精简，也不那么廉洁了，明洪武时官员24000 余名，到了成化时为80000 余名。这时的太平皇帝大多荒于政事，武宗就是典型的荒淫无道的皇帝，奢侈淫乐，劫掠财物，掠夺妇女，无所不为，以至于"市肆萧条，白昼闭户"。皇帝如此，大批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大量霸占土地。武宗曾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后被迫流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叶留宗、邓茂七等的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宦官擅权，搞得当时政坛乌烟瘴气，刘瑾除拥有东西二厂外，又设内分厂，一家有事，邻里皆坐。世宗时曾颁布了一些"改革"的诏旨，但很快又"收回成命"，他自己经年不朝，迷信道教。以后，严嵩父子又执政20 多年，政治十分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隆庆时期已呈现出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当时的文学作品有所反映。 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从挽救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愿望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复古主义的重新兴起，与此不无关系。王守仁以"良知"为前提，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他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么什么是心中之贼呢？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念"，"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即利欲为心中之贼，正是因为人们追逐功利，圣人之道才日渐衰微，所以他总结说："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王文成公全书》）因此他的"心学"继承了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自觉地遵守"理"，这样，封建的秩序也就得以巩固。但王守仁又反对程朱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他曾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装道学的模样"，这又给文学上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独抒胸臆，提倡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如唐宋派。 诗文历来作为中国正统的文学，经过明初台阁体的冲击，似已走到了绝路，偏离了"诗言志"的标准，于是复古主义成为必然，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等为代表的"前七子"，他们强调"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一时摹拟古人，蔚然成风，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出现了并不盲从，"不拘成法，风格平易浅显"的吴中诗人，以唐寅为代表，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有所冲击。继"前七子"后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他们继承了"前七子"的"是古非今"的传统，更进一步地倡导"格调""法式"，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摹拟剽窃古人。他们一扫"台阁体"的影响，创作了一些托事感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由于"后七子"的号召，他们将复古主义推向了极端，甚至鼓吹"视古修饰，宁失诸理"，其声势巨大，出现了"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等继承其衣钵的各派。但物极必反，由于他们自身理论的缺点随着发展而愈发暴露，再加上徐渭、汤显祖等人的反对，彻底地消除复古倾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与此同时，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而出现的，有以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有以杨慎、皇甫冲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前者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法度，他们直抒胸臆，强调文从字顺，朴素自然，以此来反对"文必秦汉"的主张。后者则不傍门户，自成一家。但唐宋派的创作只限于散文领域，同时他们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而皇甫冲等人在诗歌领域内没有创作出有力的作品来与前后七子抗衡；再加上前后七子的主张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夏古主义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戏剧创作方面，掀起一种"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成化年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充斥着露骨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美化官僚地主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成化前后戏剧创作萎靡不振。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一批被统治者挤出统治集团的作家，如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人，对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以及传奇《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明珠记》、《绣襦记》等代表性作品，直接将现实生活的题材搬上舞台，表现了强有力的生命力，反击了戏剧创作中那种歌舞升平，为封建道德伦理作注解，充满说教和规劝气味的创作逆流。从成化年间开始，传奇戏曲有所发展，为以后传奇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散曲在元代兴旺之后，到了明代，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此时散曲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和作品，以康海、王九思和常伦等人为代表的清丽派；以陈铎、冯惟敏、薛论道、金銮等人为代表的豪放派。清丽派的作家们多叹世乐闲之作，但其隐居乐道的背后，也不时透露出对官场、对世情的感叹，呈现出清丽委婉的艺术风格。豪放派的创作，多反映现实生活，或讥讽，或笑谑，或揭露，谴责，关注，抒情，往往都沉厚真挚，即景抒怀，朴素风趣，富于生活气息，其艺术风格则豪放恣肆，慷慨悲凉。冯惟敏被称为曲中的辛弃疾。他们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但仍没有完全摆脱陈陈相因、消极颓废的色彩，题材不广，境界不高。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问世，又出现了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作品--《西游记》，吴承恩虽处于前后"七子""驰骛天下"的时代，但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容易理解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定要让玉皇老儿让出天宫的叛逆者--孙悟空的形象。在那视皇帝为天子且厂卫横行的年代，作者敢于描写孙大圣藐视一切，大闹天宫，不可不谓作者的胆识过人。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西游记》的问世，影响巨大，引起了人们对于神怪题材小说的广泛兴趣，出现了一批神魔志怪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时期，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文学创作中复古与反复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学解放思潮冲击文坛。嘉靖以后，小说，戏曲得到了发展，到了万历时期，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也比较广，正统的诗文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呈现加速运动的势态，尽管腐朽的统治能一定程度起阻碍作用，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明中叶后，农业和手工业缓缓地向前发展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比前代繁荣，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农业雇工的出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松弛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田入佃手，其狡黠者，逮负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手，佃乃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之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工、手工业者、作坊主、商人出现了。尤其是商人的出现，他们割断了小手工业者和制成品市场的联系，也割断了他们与原料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要求人们的意识，观念与之适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精神基础，否则，让具有小农经济观念的人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当时的文艺复兴对于人的肯定，对于中世纪愚昧思想的冲击有关。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也壮大起来，首先他们就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显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他们要求把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的"异端邪说"，都富有叛逆精神，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心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肯定了人的价值。如王艮认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有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而李贽则更进一步，认为吃、喝、拉、撒、睡是人的自然要求，充分地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轻视《论语》、《孟子》、"六经"，把历史上的"圣人"，"山人"说成是欺世盗名的"商贾"和"穿箭"，虽其观点有片面的一面，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在文学上一反前人的传统观点，把明小说、戏曲与古之秦汉的文，六朝诗对等，这种大胆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文学上影响巨大。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总是在清明--腐败 --灭亡的轨迹中打转，不论其当初多么廉洁，多么圣明的统治者，时间一长其弱点暴露也越充分。从明中叶开始，到了万历时期，封建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宦官擅权，兼并土地现象非常严重，明初的军屯制度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明的边防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边境时传警报。为了解决政治危机，明统治者不知从内部机制的整顿开始，而是增加赋税、徭役和地租，大肆地搜刮本已艰难的百姓，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都"身无赋，产无徭，田无粮，物无税，且庇护奸民之赋，徭，税"。这种特殊的待遇，一方面引起了土地兼并者肆无忌惮地占有农田，据明万历三十八年清查，无锡县缙绅地主所占土地为全具总额的1／4 以上。另一方面又引起国家更严重的财政、军政危机。尽管张居正从挽救"将圮而未圮的大厦"的愿望出发，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但要治本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久张居正即遭排挤，统治者不允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以神宗为首的统治者更加腐朽不堪了，神宗本人荒淫残暴，沉湎于酒色财气之中，他们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世风日下。加之神宗又扩充宦官队伍，充当矿盐税吏，到处掠夺，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一王朝初建时那种蒸蒸日上的勃勃生机不见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马克思说过："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明万历时期表现了出来。 万历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密切了，尤其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市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得到了反映，语言通俗浅近，也贴近群众。《四库全书》说："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这是清朝官方面对解放思潮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这时期，文学家们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复古思潮，提出了全新的、夺人双目的代表市民文学的新观点，在创作上也实践了其理论主张。诗文作家们，不满于学舌七子所形成的"万口一响"的创作危机，首起的有徐渭，汤显祖，李贽，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倾向，徐渭提出"出于己之所得"，李贽则提出"童心"说，为以后的公安竟陵创作开了先河。公安派则在"童心说"的基础上强调"独抒性灵"，"任性而发"，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想以"幽深孤峭"的风格来增强散文的感染力，形成一种孤峭奇崛的诗风。虽然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纠正复古之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明代戏剧有两种形式：传奇戏曲和杂剧。明代传奇剧经过中期的繁荣，万历时期达到了顶峰。明初多应制之作，赤裸裸地宣扬忠孝经义；成化至隆庆时期的剧作突破了前期的束缚，增添了现实的内容；万历时期传奇剧作大量涌现，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采，唱腔以昆腔为主，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孙仲龄的《东郭记》，此外还有《鸾鎞记》、《玉镜台记》、《双烈记》、《琴心记》等，而吴江派的沈璟和临川派的汤显祖则为此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沈璟注重"音律"，强调戏曲的语言本色，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昆腔的地位。汤湿祖则批判"按字摹声"，强调"抒情写性，自然而然"，不为"曲律"所束缚，并提出文 学应表达"不可一世"的"至情"，在唱腔上，他接受海盐腔和弋阳腔。他们的观点与正统的"言志""载道"明显地对立着，由于沈汤的影响，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互相对立，促进了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末戏剧创作基本上分为吴江和临川两大派。剧作内容可分为三类：现实时事剧；讽刺剧；爱情剧。 杂剧此时一方面是北曲已成为绝响，另一方面，杂剧在音律上已出现了南北混合的迹象。形式上也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短剧，同时，一些不讲究戏剧冲突的戏剧小品也出现了。著名的杂剧有《四声猿》、《一文钱》、《骂座记》。但也有一些内容迂腐之作存在，这只是一小股逆流。 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使通俗小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小说的容量大，反映面广，理论家们给其很高的评价，如李贽就曾把《西厢》与秦汉文、六朝诗并论，袁宏道也称《水浒》为逸曲。加之印刷术、刻书业的进步和发展，为小说的传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徐谦在《桂官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说："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刺激了小说的创作。万历时期小说创作达全盛时期，尤其是长篇小说，仅留传下来的便达几十部之多，这些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四种类型。①讲史小说，如《北宋志传》，《新列国志》等。我国历史悠久，浩翰如烟云的史籍客观上为这些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加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借此可使作家托古讽今。讲史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历史演义--以历史事件为主；另一类为英雄传奇--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英雄传奇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要高于历史演义。讲史小说继承了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但绝大部分讲史小说比较粗糙，结构不够严谨，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这与作家身兼出版商，没有仔细雕刻作品有关。②神魔小说，这类小说涉及神魔鬼怪，充满了奇异的幻想，这与当时宗教的风行有关系。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另一方面又求仙访道，信奉佛教，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时，这不能不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当然不乏反映现实的优秀之作，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及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占一定的地位。其中《封神演义》所取得的成就最大。③世情小说，最著名的要数明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了，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作品以发散式的结构，以西门庆为中心，辐射到统治阶级上上下下互相勾结，包庇为奸，同时又互相争斗的复杂的网状的社会关系，结构完整，注意细节的刻画，语言生动而个性化，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末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其明证。④公案小说，这是当时腐朽黑暗的政治的反映，如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不过此时没有产生多少成就很高的作品。 模拟话本而创作的小说被称为"拟话本"，从万历开始拟话本创作之风日盛，"三言"，及仿"三言"而创作的"三刻"等作品，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这些作品中，原先作为反面形象的商人、手工业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描写爱情时，两性中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偷情、外遇等现象作为正常。但其中也有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糟粕的东西存在。在艺术上发展了话本的特色，但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方面不如话本，鲁迅先生指出"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王，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第202 页）。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天启、崇祯时，明朝已病入骨髓。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各立山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还算得上一个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集团。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总揽内外，专横跋扈，大肆剿捕东林党人，翻云覆雨，无所不为。土地的高度集中，明朝政府又征收"辽饷"、"剿饷"、"练饷"，农民濒临绝境，倾家荡产，到处流亡，加之天灾、水灾、虫灾，瘟疫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兵变民变迭起，加之关外满族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朝不保夕。 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社会的动乱，使作家们有更多的机会面对现实，接触到社会的矛盾，反映社会的变动，感受社会的风暴。 在诗歌领域内，万历时期"公安派"诗意浅露，竟陵派诗境狭小，这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几社的诗人们，以陈子龙和夏完淳为代表，立意与之抗衡，他们重新拿起了复古的理论，肯定前后七子的不可掩之功，陈子龙与宋徽舆等编选一部《明诗选》倡言复古，但他们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有所批判，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于"前后七子"的简单回归，而是面临严酷的现实，用血和泪凝成的诗文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他们的诗歌克服了模拟之风，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色，缩短了诗歌与现实斗争的距离，倾注了忧愤时乱的沉重感情，悲劲苍凉。此外还有抗清英雄张煌言、翟式耜等也有慷慨激昂的诗篇，但他们大多忙于战事，无很多时间来对作品雕刻，故未免有些粗糙。 与诗歌领域创作相仿，散文创作也是一种"回归"，但现实的矛盾，社会的动乱，常常使这些作家突破自己的理论主张，形成了晚明小品文的繁盛时期。如张谋溥、夏完淳，他们作品质朴元爽，或凝炼。其他如张岱，王思任，刘侗，祁彪德等各有风貌，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戏剧创作领域仍受万历时期吴江派和临川派的影响，临川派以孟称舜、阮大铖、吴炳为代表，吴江派以袁晋、沈自晋、范文若为代表，他们延续了汤、沈的理论。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才子佳人戏，大多滥调陈词，但也有一些闪耀着新的思想和艺术光辉的作品。其中袁晋的《西楼记》和阮大铖的《燕子笺》最为有名。 社会政治的腐朽，统治阶级的堕落，加之《金瓶梅》的影响，小说领域里出现了反映堕落世风和才子佳人的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固定的模式："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有些作品多描写淫秽的东西，艺术情节变化不大，人物一为才子，另为佳人，最后大多以"大团圆"结尾，如《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等。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批判了堕落的世风，表现了作家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的不满，对统治者的罪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揭露。董说的《西游补》是继《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中出色的一部，有惊人之笔，名为《西游补》，但作者跳出了《西游记》的束缚，托笔幻想，指斥时弊，文笔诙谐，想象奇特，但也明显地受到佛教的"物我皆为空"的消极影响。 民歌作为雅文学的对立面，以俗文学的面目出现，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口头创作，又口头流传，在流传中又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民歌从《诗经》中"风"开始，经过汉魏的乐府，到了明代，成为"一绝"，单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民歌在明代极为流行，数量可观。由于民歌直接来自民间，感情真挚，语言纯朴，无丝毫做作，带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明代民歌之所以繁荣，关键在于民歌之"真"，存天地间至性至情之文，那些无病呻吟，粉饰太平，曲意做作的士大夫是无法企及的。著名的如《锁南枝》，天真、新颖的比兴，表达了一对情侣无间的感情。 明代的民歌对文坛的影响也巨大，沈德符曾说有些士大夫"酷爱之"，如刘效祖、金鸾等。另外明代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传奇等也引民歌，从而使作品更生动活泼。粗犷带有原始气息的民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想象奇特，善用比喻、象征、夸张、烘托等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朴素自然。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些作品有些猥亵色情的描写。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落。 明文学的内容和思想丰富，其特点也鲜明，表现民主思想，追求婚姻自由，诅咒炎凉的世态，反对落后思想的作品在小说、戏曲、散曲中占很大比重，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相发展，在小说中尤其明显。 二、明前期文学明开国后，洪武至天顺的近百年间，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恢复与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社会也较为安定。惟其如此，封建统治者采取种种手段措施，钳制文化思想，取得成效便要更容易些。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坛是比较黯淡的。 明前期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集中于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罗贯中、施耐庵在元末农民的大起义中，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斗争经历和社会阅历，因此能把长期、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加以整理加工，写成划时代的不朽巨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宋濂、刘基、高启等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由于曾亲身经历了元末大动乱，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当时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认识，因此他们的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黑暗现实，富有社会内容。 这一时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领域，出现了一批宫廷杂剧作家。 （一）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他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颇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治国之道。他曾说："夫步急则踬，絃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对于刚刚摆脱战争之苦的百姓，他认为"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洪武实录》）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经济上，朱元璋认为"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他主张给民以"实惠"，以恢复元末动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如他下令解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有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从而增加了劳动力。同时，简约商税，扶持工商。明政府大力推行屯田政策：民屯、军屯、商屯，开垦了荒地，增加了耕地面积。又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且改革赋税制度，减轻赋税。 这些措施，使明初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维安、常州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杭州出现了"瓯越之竹木，三吴之谷帛，齐鲁燕之枣粟，川蜀间之珠玑、犀象、玳瑁，瑰奇之物，海汇山积"的繁荣景象（王世：《毅斋集》卷六）。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影响到文学创作上歌舞升平之作增多。 政治上，明王朝统治者极力巩固皇权统治。 朱元璋大力推进中央集权。洪武十三年，他以"谋不轨"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大肆杀戮开国功臣。颁布了《大明律》、《大浩》等法典，以法的形式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动辄处以重罚，致使"天下莫不骇然"，人们处于皇权的淫威之下。永乐、宣德年间，诸王的权力被削弱了，建立了内阁制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文化思想上，统治者也实行了严酷的控制。 一方面采取笼络的措施手段。明太祖亲自筹划，设立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召集三千人编纂《永乐大典》。同时，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必修的功课，并明令县学及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成祖又命人编《四书》、《五经》，修《性理大全》，积极提倡儒家经典，程朱理学。 在提倡理学的同时，又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朱元璋和开国文臣规定了八股文的程式：内容上严格要求只专从"四书""五经"中吸取，而且只能依朱注解释，即"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以内，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 在科举制度和"学而优则仕"的熏陶下，不少读书人把读经应试作为求取功名利禄之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一心向往得手于科场，从而青云直上，而于"四书""五经"外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宋濂：《銮坡集》卷七） 这种内容陈腐，形式呆滞的取仕制度，使许多知识分子既不能冲破八股的藩篱而另辟蹊径，也不能违背《四书》、《五经》而发挥个人的思想见解。这样的制度，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形成巨大的障碍，大大助长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致使文学上有大成就的作家作品寥寥无几。 除了笼络和利用，另一方面，统治者还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太祖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因辞官，苏州文人姚润和王谟因不应征，都惨死于刀下。大部分地主文人则归附了明朝。但太祖对他们仍不放心，大兴文字狱。文士们往往因一字一句而罹杀身之祸。如浙江府学林元亮代人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常州府学训守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一语，朱元璋都认为是他们嘲笑自己当过红巾军，做过和尚，立即将他们斩首。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谨小慎微，成为一时风气。 总之，明前期社会经济相对平稳的发展，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文化上的钳制政策，对文学影响很大。 （二）诗文明前期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他们都经历了元末的动乱，较多地接触现实生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作品中现实的成份多。与他们同时的诗文作家袁凯、杨基在诗文创作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以后较长时期内，由于理学、科举和"文字狱"的影响，诗文创作毫无生气，一潭死水。"台阁体"盛行一时，垄断文坛，只有一个例外即于谦。后来，人们不满于台阁体的歌功颂德，雍容典雅，主张文学上宗法杜甫，望以此来纠正"台阁体"的"温柔敦厚"、"汪洋淡泊"，主要限制于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方面，且其主要成员多坐拥权位，远离人民生活，故其诗文未能摆脱"台阁体"的影响，而且又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之先河。 1。宋濂的诗文宋濂（1310-1381 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今浙江金华、义乌、兰溪一带）人。他一生勤奋好学，"未尝一日去书卷"，"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早年师从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溍、吴莱，负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赴召，并入山做了道士，著书十余年。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以询大事。明开国后受朱元璋征聘，任《元史》修撰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宋濂在朝，"恒侍左右，备顾问"，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往四川茂州，途中得病去世，正统年间，追谥为"文宪"。 宋濂论文力主"宗经"，代表了明初的官方理论，吸收道学家的思想营养和古文家的见解，融合儒家传统原则。他在《华川书舍记》中说："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而文益明尔"。意思即为："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说赠王生黹甫》）。他在《文原》中强调说："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他对司马迁、班固有些微辞。文学的内容就是儒家的那套政治伦理教条"文学化"，在《徐教授文集序》里认为"文者，道之所寓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诡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都非文也。。"这显然是发挥理学家文论，配合朱元璋文化统治政策的言论。但他的思想也有矛盾，他曾高度赞扬司马迁的散文，对于师古，他也只要求"师其意"而不必"师其辞"，他认为为文只是为了明圣贤之道，精神相同，而词句不妨相异。他的文学观点作为明初最典型的儒家文学理论，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也受到一些正统文人的推崇。 宋濂生平著作颇多，以散文最为著名，有《宋文宪公全集》。作品内容深广，辞系丰富，文笔简洁，雍容典雅，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凡"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臣卿碑记刻石之辞""皆其所为"（《明史·本传》）。他专长散文，尤善传记文，一些作品较有现实意义，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环小传》都较著名。 《秦士录》记载了一个文武兼长而怀才不遇的人物邓弼，作者用同情的语气描述了他坎坷的遭遇，刻画了他磊落的性格。《王冕传》中塑造了一个豪放而孤傲的人物，《李疑传》和《社环小传》则表现了李疑、杜环这两个下层人物扶病济贫，舍己为人的品质，以对比的手法同时也鞭挞了社会上堕落的世风，文中说："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五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可见其创作目的。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记李歌》。生长于倡门的少女李歌，性格坚贞不移，拒绝豪华生活的诱惑，维护尊严，的确是风尘中出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的人物："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独为倡耶？'。。与母约曰：'媪能宽我，不脂泽不荤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人有招之者，李必询庭中无恶少年乃行。未行，复遣人觇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亵语加焉。李至，歌道家游仙辞数阕，俨然默坐。或有狎之，辄拂袖径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记李歌》的后部分，写李歌不屈服于县令的淫威，誓死抗争，出嫁后与丈夫一起遇难殉节的行为，催人泪下。宋濂是个理学家，重视儒家的"义""节"，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不事二夫"的时代，写过不少充满封建陈腐气味的贞节烈女的传记，维护封建礼教，为此歌功颂德。但宋濂在一篇《题李节妇传后》中承认："妇人以节称乃其至不幸也。"同时又说"妇人以节旌者固多，而其事则殊：有慕夫家富贵而不忍去者，有年壮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盗名以欺世者"，指出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已不能完全束缚住妇女。虽然《记李歌》中对于李歌的歌颂是出于维护名教，但李歌的坚贞与封建道德所宣扬的贞节是有本质区别的：李歌的坚贞是建立在真挚爱情的基础之上。他的传记在艺术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善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塑造人物，或通过典型的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或用人物自己的言谈行动来表现人物，或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突出人物性格，或用对比手法来反衬刻划人物。人物的性格、对话也注重个性化，能给人以情感上的感染。 宋濂有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及《龙门子凝道记》。其中一些故事富有哲理，耐人回味。如《成阳肭借梯》嘲笑讲究虚文，误了大事，写得风趣诙谐，发人深思，为较好的讽刺小品。《尊卢沙》则辛辣讥讽了好说大话，贻误国事之人。有些故事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宋濂写景散文亦不少，文笔简洁，写景状物自然、生动。《环翠亭记》、《桃花涧修禊诗序》、《看松庵记》等皆属佳品。如写亭外竹林："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秀丽清新，光、色、影尽全，动静结合，写尽了竹林的妩媚。笔法简洁清秀，近似欧阳修。 宋濂身居高位，是位士大夫，又逢开明盛世，他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出现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封建思想的内容亦不足怪，此后的"台阁体"创作受其影响。除了上述的内容外，由于他自己晚年的遭遇，加上受佛道的影响，部分作品流露出消沉、感伤的情绪和对无常人生的悲哀。 2。刘基的诗文刘基（1311-1375 年），字伯温，处州青田（浙江青田）人，是个诗文并举的作家，《明史》本传称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元末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为官清廉，后因受排挤，去官隐居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明志。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受聘至南京，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通经史，工诗文，尤精天文兵法，有诸葛孔明之才，曾参与制定明诸大典，为明开国勋臣之一，深受朱元璋倚重，参与机要。明洪武元年（1368 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性如烈火，嫉恶如仇，与胡惟庸交恶，被胡构陷，而受朱元璋猜忌，赐归乡里。洪武八年时，忧愤而死。又说被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谥"文成"。著作有《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二十卷。 刘基14 岁入郡庠学《春秋》，后从郑复初学习宋代理学，他的政治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强调"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固国莫过于保民，而保民莫切于备患。"（《春秋明经》）于明初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等政策有关。尤其是他曾与朱元璋一起 改变了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方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采取八股制。这一考试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对巩固封建专政统治，禁锢人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基的文学思想在明初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照上人诗集序》），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上可以讽谕劝谏，下可以移风易俗。文风上反对元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雄伟、质朴之风，提倡师古，力主以汉唐时期的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等人为楷模，他希望恢复古代盛世的雄伟之文，但肯定了志不得舒的怨刺之诗，突破了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主张。他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前后七子影响很大。 刘基的文学创作，诗歌最为突出，诗歌之中，又以乐府、古体诗为佳。 诗歌中他贯彻了自己文学思想，写了相当数量的讽谕诗，如《野田黄雀行》："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写出了农民在受尽剥削下的辛劳。在《畦桑词》中有"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旁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他在《雨雪曲》中写道："平民避乱入山谷，偏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鸟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跃然纸上。同时他在一些诗作中对封建统治者也进行了讥讽："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感时述事十首》之七）在另一些诗中，他抒发了对弱者的同情，表述了自己为民请命的思想，如《孤儿行》、《病妇行》、《田家》、《夏夜台州城中作》，这些诗篇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思想，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扩展了诗的内容，或唱或咏，皆可见其一颗拳拳之心。 刘基诗歌的艺术风格多变化，雄浑，婉约，奇崛，天然，独成一家。其中著名的神话长诗《二鬼》，长达1200 多字，述管理日月的二鬼：结邻、郁仪被暂放人间，五十年不得相见，后来宇宙发生了变化，二鬼见面后约定为天帝除翳，再造乾坤，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极，"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引顽嚣，入矩规"，这触犯了天帝，派飞天神将二鬼拘囚，"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糜"，二鬼无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息怒释疑，重回天上同游。诗中二鬼是隐喻作者自己和宋濂，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夸张他的重整朝纲的抱负，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曲折地表现了他们在受朱元璋猜忌压抑下的苦闷。诗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谲，语言瑰丽，气势磅礴，风格雄浑。他的另一些诗歌，语言质朴，通俗，浅显通达，如《懊。。歌》："养儿图养老，无儿生烦恼。临老不见儿，不如无儿好。"明白如画，饶有民歌风味。 刘基的律诗也有不少成功之作，如五律《古戍》："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逈云垂草，江空雪复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表现了深沉、含蓄的格调，诗中着力描写了边城凄凉、萧条的景象，而最后的"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却又显露出一片生机，给人以欣喜和希望。 不必讳言，刘基的诗作中，更多的是感抒个人不遇之情怀，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也有些歌颂圣王、遁世游仙之作。 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寓言体散文，说理散文，写景散文，不一而足。尤以寓言体散文成就最高。 他在元末隐居青田山中时写的《郁离子》共18 章，195 节。用寓言的形式展现了他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在"天地之盗"一章中他说："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鼓励人民利用自然发展生产。不少寓言客观上也暴露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贪婪成性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骗、剥削、压迫，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人民的同情。如"屈子谓楚襄王"、"晋灵公好狗"、"灵丘丈人"都很精彩。"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更为精彩，他发展了庄子"狙公赋芧"的思想。狙公强迫众猴采果实供奉自己，在其淫威之下，众猴"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深刻的道理，借小猴子之口、之行说了出来。 另外有一些寓言则是讽刺和嘲笑了社会的丑恶风尚，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郁离子》的形式较为自由活泼，每一节都可以独立，而又由郁离子的议论贯穿起来，每节文字也有长有短，但基本上都属言简意赅，短小精悍。 作者在元由于受到排挤打击、郁郁不得志，对于元末的统治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认识得较清楚，在著名的《卖柑者言》中，借他人之口，道出了"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驿而不知理，坐縻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饫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这篇近似寓言的散文，锋芒毕露地指向了元朝统治者。刘基的说理文论点鲜明，夹叙夹议，同时注意文学的形象性。写景散文笔法细腻，很有意境。如《白云山舍记》、《松风阁记》、《游云门记》。总之，其散文形象风趣，豪壮雄迈，驰骋想象，将古代史实和传说大胆加以改制。 刘基的诗文佳作，多是元末弃官隐居时期的怨情之作。明建后，诗文多为酬酢应制之品，空泛无物。死前数年归隐闲居之作，无病呻吟，早年那种飞扬豪迈，气冲云霄的气概，几乎不见。 3。高启的诗文高启（1336-1374 年）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人（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聪明有才华，少时就负有盛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并称"吴中四杰"，明洪武九年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颇受太祖赏识，又命他教授诸王，纂修《元史》。但他为人耿直孤傲，思想以儒为本，兼受释道影响，厌倦功名利禄，不慕荣华富贵，不肯做官，因此洪武三年，他固辞户部右侍郎之职，被赐还乡。但朱元璋对他不肯合作产生忌恨，又疑他作诗嘲笑自己，借苏州刺史魏观案件把他腰斩于南京。死时年仅39 岁，著有《高太史大全集》（诗），《凫藻集》（古文）。他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认为要遵循古代各诗体的典范规格，而且提出了达到这种要求的方法：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失偏执之弊（《独庵集序》）。《四库提要》谓："其于诗，拟汉魏如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他的这种见解，被后来的"前后七子"所继承。高启以诗名，《四库提要》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众体兼长，模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虽未能熔铸洗炼，内容也不够深广，但他才华横溢，才思俊逸，清新超拔，确不愧为明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所以部分诗歌是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带有朴素真实的泥土气息。《田家行》"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禾穗不长，狼藉只供凫雁粮，雨中摘归半生湿，新妇舂饮儿夜泣。"水灾后的情景和遭灾农民的困苦生活表现得栩栩如生。又如《养蚕词》："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三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蚕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蚕家盼丰收，获丰收，忙碌急、怕丰收，既高兴，又担忧。真切地描写了蚕家的生活和感情，以及现实的矛盾。此外《牧牛词》、《捕鱼词》、《采茶词》、《打麦词》等诗作描写了江南农民的劳动情景，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农民的疾苦。 高启诗中最能表现他豪宕凌厉，奔放驰骋的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的作品，还是那些述个人情怀、抒情写景、酬答友人之类的歌行体和七言律诗。这类诗歌有的表达了对统治者的讥讽，有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挚情感，不愿同流合污。如《太白三章》之三："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实际上是嘲弄明新贵的。《清明呈馆中诸公》"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卞候墓上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生动描绘帝都清明节光景，真切地道出了万千游子共有的缕缕思乡深情，读来令人心动。 早年创作的《青丘子歌》，可显见受李白的影响。"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自述中强烈地表现出狂放不羁，不为礼法所羁，淡漠功名富贵的疏狂性格。 高启的七言律诗，很能显现他的艺术才华，著名的如《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借送行抒写祖国统一后的新气象。《梅花九首》多出神韵，清新可读。《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更显波澜壮阔，豪放地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沉地回忆历史，用典贴切，怀古而不感伤，特别是最后两句："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更是激动地抒发了对祖国重新统一的喜悦。 高启的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首先是崇尚写实，描摹景物细致入微。如"鸟啄枯肠碎，虫悬落叶轻。"第二为通俗易懂，很有民歌风味。如"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描写了情人割舍不断的细腻感情。 高启散文的成就逊于诗歌。《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位传奇似的人物，生动地描述了"博鸡者"的见义勇为之举，如何惩治豪民，为袁守申冤，使其终得复官，臧使者被黜。《游灵岩台》是一篇颇为奇特的散文，明是游记，却不着意于游历过程；明是应命之作，却行讥讽挖苦之实。作者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描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方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表明了自己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读来令人感到别有一种机趣。 4。杨基、袁凯、于谦等人的诗作同时期，知名诗人杨基，袁凯，于谦的诗歌也颇具特色。 杨基（1326？-？）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生长于吴中（今江苏苏州），小时即天资聪颖，9 岁能背诵六经，及长著书十万余言，名《论鉴》。又于杨维桢席上作《铁笛》诗，深受杨维桢的赏识，因以诗名。元末曾入张士诚幕府，不久辞去。明初被荐入仕，任荥阳知县，兵部员外郎，山西按察使等职。在任时屡遭贬斥，终于被谗削职。与高启、张羽，徐贲相友善，人称"吴中四杰"，著有《眉庵集》十二卷。 杨基以诗著称，亦工书画，尤善绘山水竹石。他元末诗作是维护元统治者，入明后又眷恋元室，所以他的诗风格偏于秾丽、纤细。但他写景咏物之诗，清润峭拔，较有特色。由于作家兼善书画，所以他的写景之作观察入微、描写如画，于细腻、自然、情景交融的意境中透露出诗人的情感。《天平山中》便是一首写景的佳作："细雨葺葺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沉醉于花香鸟语之中的悠然自得心情跃然纸上。尤其《春草》诗"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怨细雨中"之句为人称道。五言律诗《岳阳楼》："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阔鱼龙气，婵娟帝子灵。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境界开阔，为他赢得"五言射箭手"之称。 袁凯（1316？-？）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早年好学，在名流杨维桢席中一首《白燕》诗，满座为之惊服，人称"袁白燕"。元末曾为府吏，明洪武三年，荐授监察御史，因事为太祖所恶，佯装癫狂，以病免归。他性诙谐，善戏谑，常背戴方巾，倒骑黑牛，盘桓山水之间，游行于九峰间，以躲避监视。 由于他的独特生活，他的诗作言及现实的甚少，只有个别篇章能隐晦曲折地表露内心，所以他的诗作多抒发个人情怀，尤其是描摹旅人思乡的诗作，相当出色。《客中除夕》："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抒写客中除夕怀念妻子儿女的情怀，真切感人。"落叶潇潇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感物伤怀，面对回乡无路的窘境，游子愁肠百结、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层出，情真意切。在某些诗作中也通过旅人写出了战乱的现实。其他如《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也属佳作。袁凯著有《海叟集》四卷，《集外诗》一卷。古诗学魏晋，律诗师杜甫，虽有模拟痕迹，但不囿于古人，有自己的意境，诗风浑厚而含蓄，深沉而真挚，有杜诗之风。何景明等也推崇他。 在台阁体横行一时之际，只有个别人不为所束，于谦即为代表。 于谦（1398-1457 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历任河南、山西等地巡抚，为官清正，平判冤狱，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深受人民爱戴。"土木堡之役"，英宗被瓦剌虏去，敌军逼近北京，于谦坚决主战，议立景帝，率京师民众击败瓦剌，使千百万人民免遭涂炭。次年，英宗得释回宫，复辞后，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罪杀于谦，万历年间追谥"忠肃"。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民众均建祠庙以祀之。他的作品后人编为《于忠肃公集》十三卷。于谦出身世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诗作中除少数写景咏物、酬唱赠和者外，多数充满着爱国忧民、坚贞节操的浩然正气。从诗作中可以捕捉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志。青年时代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显示出诗人不畏艰险，为国献身之志。《咏煤炭》一诗同样表达了为民族为人民不惜赴汤蹈火的志愿。《北风吹》则突出了坚贞不屈的情操和乐观精神。皆为上乘之作。 于谦是个正直的士大夫，对正统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极端关注，他虽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一些诗作客观上却暴露了现实的矛盾。如《荒村》诗："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过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民众卖儿鬻女，荒年纳粮，而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司，掩盖灾情，同时也刻画了农村的荒凉凋敝，困苦不堪的生活现状。尖锐深刻的矛盾，"牧民者"岂可视而不思。《悯农》、《村舍耕夫》等诗中也鞭鞑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桩木运来桑杯尽，民丁抽后子孙无"，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于谦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写下了一系列反侵略的"正气歌"。《出塞》中"紫髯将军掛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表达了一种凌云壮志。《夜坐念边事》里表达了自己为国求贤若渴之情："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遗憾的是于谦50 岁以后抗敌战争最危急时期的诗很少保存下来。 于谦可谓"业余诗人"，繁重的军政事务不允许于谦在诗歌上斟字酌句，他的诗平易晓畅，往往是利用作战空隙时间随手写成的，不计工拙，不事雕琢，所以有时推敲不足，失之于平直、粗疏，有的篇章不完整，有的是简单改用前人的章法词句。但这些诗的内容价值功不可没。尤其正值歌颂功德的"台阁体"诗歌风靡一时之际，他诗风质朴无华，刚劲清新，自成一格，当时实属罕见。 与高启同时代的诗人还有：张羽，"吴中四杰"之一，字来仪，■阳人。有《静居集》。他的诗音节通畅，情喻幽深。如《赠僧还日本》："杖锡去随缘，乡山在日边，遍参东土法，顿悟上乘禅。咒水龙归钵，翻经流避船。本来无去住，相别与潜然。"徐贲，"吴中四杰"之一，字幼文，先世蜀人，由毗陵（今江苏常州） 徙居吴中，诗名《北郭集》，前人评他的诗"词采遒丽，风韵凄朗"，但诗才在"四杰"中居于末位。"吴中四杰"中另"三杰"诗的成就都不如高启。同时元末明初以高启为中心，形成一青年诗人集团，"北郭十友"除徐贲、张羽、杨基外，还有余尧臣、王行、吕敏、宋光、陈则、释道衍、王彝，他们大都躲在小书斋里，读书辩难，咏诗述怀，文酒谈宴，自得其乐。但他们在明太祖统治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惩罚，死于非命。 另外，闽中诗人张以宁、林鸿，岭南诗人孙贲，西江诗人刘崧等，都有一定的创作特色，尤其林鸿、高棅，以盛唐相号召，对前后七子有一定的影响。 5。"台阁体"诗派永乐到弘治前后，诗坛上出现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 大凡唱戏的要有人捧场，打球的要有啦啦队，此时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坐稳"了江山的最高统治者要求对他们歌功颂德，歌颂太平，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忠言逆耳，逢迎谗谀之言却总是有人愿听的。台阁体代表人物"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官至大学士，备受几代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他们发为诗文，自觉地感激涕零。诗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应制、颂圣和应酬之作，充斥于他们的诗文之中。 杨士奇（1365-1444 年）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今江西泰和） 人，早孤，家贫，以教授为业。建文初被荐入翰林，仁宗时至华盖殿大学士，深受宠任。在职期间，尚能推毂寒士，如于谦。后因其子稷以侵暴杀人被捕入狱，士奇忧病死，谥"文贞"。"三杨"中他最负才名，著有《东里全集》97 卷。他的诗文雍容典雅，工丽安闲，内容空洞，即使稍好的作品如《汉江夜泛》、《同蔡尚远、尤文度等游东山》也不免文字堆砌。 杨荣（1371-1440 年）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永乐十八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英宗即位，重修《太祖实录》，后辞归故里，死于途中，谥"文敏"。有《杨文敏集》25 卷，诗文多为应酬颂扬之作，平庸呆板，缺乏生命力。 杨溥（1372-1446 年），字弘济，石首人，官至武英阁大学士，有文集12 卷，诗九卷。 三杨历奉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除撰写朝廷诏令奏议之外，大量写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歌，自诩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际上脱离了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要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点缀升平、志得意满之后的无病呻吟，徒有工丽的形式。但由于他们的显赫地位，加之上层的大力提倡、推崇，当时追随他们的人很多，一般追求功名利禄，想挤入统治集团的文人在未中进士前都钻究八股文，得官之后，模仿"台阁体"，逢迎应酬，陈陈相因，风靡一时，垄断文坛。《四库提要》谓"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创作个性，如果作家形成一样的创作模式，必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种诗风先后流行了一百年左右，到了前后七子时期，此风始衰。 6。茶陵诗派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太平盛世"已过，各种矛盾已激化，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地主阶级正统派同继"三杨"之后掌权的宦官刘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地主阶级正统派要求打击刘瑾，革除弊政，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改革政治的声浪，与此同时，文坛上掀起了反对"台阁体"的文学复古运动，《明史·文苑传》载"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统唐代，擅声馆阁。""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阶段人物。李东阳（1447-1516 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人，生长于北京，幼习书法，4 岁能写径尺大字，代宗召试，"喜而抱至膝上，赐杲钞。"天顺八年进士，历官少师兼吏部尚书、大学士，"历官作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著有《怀麓堂集》。在成化，弘治年间，他以台阁大臣地位，主持诗坛，颇有声望。由于他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同时又注意赏掖后进，一时诗人奉以为宗，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他是茶陵人，被称为"茶陵诗派"。其主要成员包括谢铎，张泰，陆釴，邵宝，石■，罗玘，顾清，鲁铎，何孟春等。 茶陵诗派兴起之初，正是台阁体独霸文坛之时，沈德潜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志（三杨）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其诗渐亡矣。"（《明诗别裁》）李东阳等试图改变这种啴缓冗沓的风气，以图振兴诗坛。茶陵派的文学主张集中于李东阳。他们认为学诗应以唐为师，而效法唐诗则又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乎法中，仅得其下耳。"李东阳十分推崇李白、杜甫，认为"近代之诗，李、杜为极"（《春雨堂稿序》）。"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益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可见他强调宗法杜甫，也更多是着眼于音调、法度。他的诗论必然要引导人们走上摹拟唐人格调、句法的道路，为后来的拟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李又反对亦步亦趋地逐字逐句模拟剽窃古人，他认为单纯模仿"非惟格调有眼，亦无以发人情性。"李东阳企图改变"台阁体"垄断文坛局面，但又未能和台阁体彻底决裂，在《怀麓堂诗话》中有大量应制唱酬的"台阁体"诗文，也有不少描写游山玩水、赏花饮酒的闲情逸致的山林作品，生活和思想都很贫乏。"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费司业廷言留饮题壁》），"忧国只祇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立秋雨不止再和师台》）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诗较著名。咏怀史实，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或同情人民的疾苦，如《筑城怨》、《三字狱》、《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皆中肯深刻而正气凛然。但有些失之道学气味太浓。五言七言律诗古诗也有佳作，如《寄彭民望》、《风雨叹》等。 李东阳的散文包括赋、序、记传、论等。其中一些作品流畅典雅，说理有力，可见其师先秦古文之意。 （三）杂剧元末南戏得到发展，出现了《琵琶行》、《拜月亭》等名作，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戏曲形式--传奇。从元演化而来的明杂剧，颇含有北杂剧的因素，又受到南传奇的影响，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折数不限；第二，曲调不限；第三，主唱不限。从明建立到弘治、正德时期，封建社会秩序暂时稳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暂时缓和，封建专制统治也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制度。统治者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这时的杂剧作品也多热衷于鼓吹封建道德，宣扬神仙教化。其中以朱有燉的《诚斋乐府》为代表。总之，这时的杂剧作品成就不大。明初杂剧作家较多，据《太和正音谱》记载，有刘东生，王子一，贾仲名，谷子敬，杨讷，朱权，朱有燉等十六人。1。朱权及其《太和正音谱》朱权（1378-1448 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初封于大宁，故称宁王，谥"献"，也称"宁献王"，自号大明奇士，■仙，涵虚子，丹丘先生。通音乐，工乐府，著作数十种，其中关于音乐，戏曲方面著有《琴阮启蒙》一卷，《神奇秘谱》三卷，《太和正音谱》二卷。 他出身于皇家，而永乐前后，王室之间互相残杀，猜忌之事频频发生，朱权自危，乃寄情于戏曲、游娱、释道，以示无野心而求保全。《太和正音谱》一名《北雅》，北曲曲谱，选录北曲曲牌三百余个，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了，记录了元及明初杂剧名目，评品杂剧作家作品，记述戏曲术语，以及有关唱曲的论述，为研究北曲的要籍。 他所制杂剧十二种，现仅存《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前剧宣扬神仙道化，写皇甫寿，号冲漠子，诚心学道，东华帝君差吕洞宾和张紫阳二仙度他上天，剧中多表现炼丹服食丹药等道教生活，并有大规模的歌舞场面以歌颂神仙生活的乐趣。后剧写西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从相如过升仙桥题柱："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起，到相如荣归西蜀止。但情节因袭前人，缺乏创造性，描写、结构俱不佳，吴梅认为是"明曲中之下乘。" 2。朱有燉及其《诚斋乐府》朱有燉（1379-1439 年）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全阳翁、老狂生等，明太祖朱元璋之孙，袭封周王，谥"宪"，世称周宪王。一生养尊处优，而博学通古，工书法，通音律，尤善词曲，所作杂剧散曲甚丰，在朱氏诸王中，为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 朱有燉有杂剧31 种，总称《诚斋乐府》。其作品有释道剧，庆寿剧，妓女剧，牡丹剧，节义剧和水浒剧，多为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作。按内容，他的作品可分为四类：一为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如《神后山秋狝得驺虞》、《洛阳风月牡丹仙》等。二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度脱剧"，如《东华仙度脱十长生》，他的度脱剧与元末的相比，更加公式化，概念化。三为表彰妇女恪守贞节、宣扬封建伦理观念的"节义剧"，如《兰红叶从良烟花梦》、《清河县继母大贤》等。四为"水浒剧"，如《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这类剧作者写得较好，义军的见义勇为和勇敢机智的斗争精神表现较生动，但作者站在贵族立场，对人物反抗性格有所歪曲，对其英雄行为有所污蔑。 朱有燉以王子身份写剧本，又通晓音律，剧作曲词流畅，着重歌舞，适合演唱，特别是在体制上基本上打破了元杂剧四折本加一人主唱的成法，经常出现二人对唱、合唱、轮唱，甚至旦唱南曲，末唱北曲等形式。李梦阳在《汴中元霄》中说："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处月如霜。"可见当时很流行。这些新唱法为南杂剧和明代中叶短杂剧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对杂剧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朱有燉也能诗文，有《诚斋新录》，《诚斋集》，《诚斋遗稿》，《诚斋词》等。 3。刘兑、贾仲名、杨讷等杂剧作家明初戏剧作家的作品，很少直接反映现实或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创作最多的为爱情戏。比较重要的杂剧作家有刘兑、贾仲名、杨讷等。 刘兑，字东生，生卒年不详，仅知为浙江人，有杂剧两种：《金童玉女娇红记》、《月下老定世间配偶》，今只有前者传世，其情节基本上取自元末宋梅洞的传奇小说，写申生与娇娘的恋爱故事，细腻深刻。后者据《录鬼簿续编》称"极为骈丽，传诵人口。"《太和正音谱》谓刘兑是明初第二大作家，说其作品有"如海峤之霞"的风格。但他所作的杂剧流传下来的很少，散曲也罕见。 贾仲名（1343-1422 年），又作贾仲明，号云水散人，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性聪慧，博览群书，善吟咏，尤精乐府隐语。明成祖为燕王时，他与汤舜民、杨景贤同受宠遇，所作乐府杂剧极多，骈丽工巧，非他人所及，一时追随他的人很多。著有《云水遗音》，有杂剧十七种，现存的只有《玉梳记》、《玉壶春》等五种。戏剧多写游仙爱情，思想性不高，但语言优美。《萧淑兰情寄菩萨蛮》颇为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处于初恋中的少女的大胆、热情主动的性格和感情。据《太和正音谱》，喻其风格"如锦帷琼筵"。《录鬼簿续编》（一说别人作）尤为人称道，书中补充元末明初剧作家七十一人，为研究戏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杨讷，原名暹，字景言（一作景贤），号汝斋，先世为蒙古族人，从其姐夫杨镇抚姓，居钱塘，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记他："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受明成祖宠遇，后死于金陵（今南京）。 杨有剧作18 种，现存《马丹阳度脱刘行首》，《西游记》两种，值得一提的为《西游记》。 杂剧《西游记》写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自玄奘出世，一直写到取经东归，功成行满。其中情节有唐僧收服孙悟空，沙和尚鲁智深、降服鬼子母、逃离女儿国、火焰山除害，穿插孙悟空被压花果山，猪八戒娶亲等情节。全剧人物众多，文臣武将，神佛妖魔，一应俱现。虽然结构较粗糙，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但孙悟空见义勇为、诙谐风趣的性格已相当突出鲜明，对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杂剧《西游记》以多本连演一个故事和分本分出的体制，显示了杂曲向传奇戏曲过渡的特点。 其他的如王子一的《误入桃源》，贾仲明的《铁拐李渡金童玉女》等大都脱不了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点的窠臼。 （四）传奇小说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发展的共同作用，明初小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打破了正统诗文垄断文坛的地位，充分显示了它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 传奇在唐代兴起，唐朝作家上下求索，打破了志怪的藩篱，创造出这种以历史纪传体为主而辅以赋体某些特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新型小说形式，经过宋元延续至明。 明初传奇小说，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过影响的当数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的《剪灯余话》。 1。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瞿佑（1341-1427 年），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和凌云翰《梅雪争春》词得名，14 岁时，见杨维桢香奁八咏，即席倚和，俊语叠出，颇为杨叹赏，称瞿为"千里驹"，声名大振。洪武中被荐为仁和、临安训守，永乐间为周王府长史。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不甚得意。后因作诗获罪，谪戍保安十年。洪熙元年（1425）遇赦放还，后官复原职。他的著作有《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言》、《归田诗话》、《余清词》等二十余种。《归田诗话》是明代诗话中最早的一部，品评唐宋诗作，兼及元明，有很多珍贵史料。诗风纤丽，意境清新。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全书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一篇，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主要叙述鬼怪、烟粉、艳情之类故事。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劝善惩恶"（《自序》）的目的，大多数故事充斥着因果报应的说教，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少数篇章也反映了元末大动乱中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不幸遭遇，暴露了封建社会黑暗现实，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如《翠翠传》、《爱卿传》、《修文舍人情》、《令孤生冥梦录》等颇为出色。《翠翠传》中的金定和刘翠翠，本是自主择婚、过着美满生活的恩爱夫妻，但战乱却拆毁了他们，使翠翠成了李将军的宠妾，金定为了访妾，历经万难险阻，到了李将军处，还只能以兄妹相称，最后双双殉情而死。故事凄婉动人，情感缠绵悱恻。《修文舍人传》通过阳间和阴间的对比，说明人间官府"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弟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的腐败，也表现了阴曹地府用人能"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的向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实的嘲讽。书中不少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文笔也清新明净，显出了一定的艺术功力。但作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篇中往往加入大量的诗词文赋，破坏了小说的结构完整性，显得支离芜蔓。 《剪灯新话》的成就并不很高，但它和《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明传奇小说，上承唐宋传奇的余波，下开《聊斋志异》滥觞，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占一定的地位，为后来的拟话本和戏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翠翠传》、《三山福地传》、《金凤钗记》均被凌濛初改编，沈璟根据《金凤钗记》改编成戏曲《坠钗记》，周朝俊据《绿衣人传》改编成《红梅记》，而今之京剧《李慧娘》即由《红梅记》改编。 瞿佑的诗歌多是风情绮丽之作，类似温庭筠之风格，抒写的感情极为软熟浮滑，但其咏古诗有一定的内容，如《故宫人》，作者发出"往事兴亡谁与论，亭亭白塔镇愁魂。惟有棲霞岭头树，至今犹说岳主坟"的感慨和叹息，寄寓着作者对误国者的谴责。 瞿佑也善词，多描景绘物，格调清新。如《苏堤春晓》。在明词人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2。李祯及其《剪灯余话》李祯（1376-1452 年）字昌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做过礼部郎中，广西、河南左布政使，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因作《剪灯余话》受到时人诋毁，死后也不得入乡贤祀学宫。能诗，工词画，有诗集《运甓漫稿》七卷，词曲《侨庵诗余》二卷，《侨庵小令》一卷，诗风清新华瞻，音节自然。 李祯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借以抒发胸臆，成书于永乐十八年，内容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之物，作者以此表达"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不论人物如何，作者最后总是要作一顶"节义"的帽子给他们戴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权贵、强暴势力，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颂扬了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情。《田诛遇薛涛联句记》、《江庙泥神记》写人鬼相恋，《泰山御史传》显示官场的黑暗。作者暴露罪恶，宣扬善行，以图对世人起到"惩恶扬善"之效。《秋千会记》和《凤尾草记》描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感情真挚，文笔生动，人物形象较有鲜明个性，更为著名。 《剪灯余话》在思想上扩大了《剪灯新话》的糟粕，与正文无关的诗词的数量更多，篇幅拉得更长，思想和艺术成就均不及《剪灯新话》。但《剪灯余话》和《剪灯新话》一起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一定的地位。其中的《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还魂记》等后均被■濛初等人改写为拟话本。曾■为该书作序时曾称："秾丽丰蔚，文采烂然。"他是一位集句的能手，据《列朝诗集》载："安磐曰：余话记事可观，集句如'不将脂粉浣颜色，惟恨淄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对偶天然，可取也。" 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章回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之作。它取材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宏伟的艺术结构，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伟大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跨进了一个新阶段。 （一）罗贯中的生平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以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包括有关传说、讲唱、戏剧和话本等为基础，并大量吸收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经过艰苦的再创作，写就了这部不朽的长篇历史小说。 罗贯中（约1330-约1400 年），名本，一说名贯，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人。其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参差不齐，其中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 年），贾仲名说至正甲辰（1364 年）与罗贯中见过面，又是忘年交，由此推知罗贯中大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动乱年代，约于公元1330 年至1400年之间。明王圻的《稗史汇编》中说："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据说他还当过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的幕宾。根据这些片段材料，他作品中对圣君贤相的推崇和所反映出来的丰富斗争经验，可以推想罗贯中不仅是一般的封建文士，而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理想，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戏曲作品现存的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有《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二种。他亦能词曲，但主要成就在于小说创作。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等，不过这些作品屡经后人增删，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面目。据说他还是《水浒传》的撰写者之一。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的现实斗争，对百姓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也有所了解。所以《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对董卓等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揭露和批判，对无辜人民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景的摹画，自有其现实的影子。同时他又是个有抱负的"有志图王者"，所以对仁君、贤相、英才非常渴望，向往清明的政治。因而他在《三国演义》中，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可惜的是关于罗贯中，今人知其生平甚少。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中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部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于1863 至1869 年的《战争与和平》。但创作这两部伟大作品的作家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作者托尔斯泰的生平、成就，全世界知之颇多，研究资料也甚为丰富。然而比他早五个世纪创作出《三国演义》的作者却不幸得多，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其生年、卒年、籍贯等等，人们也莫衷一是。这是令人心酸而又无可奈何的憾事。我们也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寻求其生平的思想和脉络。 （二）《三国演义》的题材来源和成书过程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有着特殊的成书过程。它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籍，一是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而后者更是重要的。 远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人们便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了。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作注，其中便采集了许多有关的佚事传闻。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也采撷了许多故事和佳话。隋炀帝时，还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作水上杂戏表演。如杜宝在《大业拾遗录》中记载，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已成了说书艺人的重要素材，而且极其生动。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由此可见，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广泛流传。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连当时的孩子都能分辨出刘备、曹操是两个对立的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三国故事流行的情况及其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 年）新安虞氏刊印的带有图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长达八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这很可能是说书艺人的一个底本，或只是个提纲。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洋洋洒洒地连本讲说。以刘备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而是根据民间作家的朴素想象而大胆地进行虚构，如说张飞怒鞭督邮后又分尸六段；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与曹丕；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曹兵倒退三十里等等，都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的色彩。虽叙写简略，但三国故事已初具规模，情节生动活泼，想象力丰富。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很是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尤以张飞的形象最为活跃、最有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表现得颇为突出。据考证，元代如这类"说三分"的话本可能还不只一种。 宋、金、元三代，三国故事还大量被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都有关于三国戏演出的记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金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和《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据钟嗣成《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共约四十多种，像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元杂剧中都已具备了。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吕布等等三国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为戏剧中的主角。这一出出戏，一段段故事，有情节，有人物，很有吸引力。 正是这些丰富的传说、民间作家口头创作和各种戏剧，以及《三国志》和裴注中的大量材料，成了《三国演义》创作的素材和题材，罗贯中又是以创作小说和戏曲作品见长的作家，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经过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创造性劳动，最后写成了75 万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演变成书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它是在长期的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艺人，封建文人，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或口头，或书面，各种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交错其间，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其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不能无视三国的人物和战争，但作者可以进行艺术虚构，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或取或舍，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三国人物和故事，而是一部经过艺术再加工的文学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的生活面貌，揭露了丑恶的阴暗面。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522 年刊印的嘉靖本，全书共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前面有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的序，序中写道："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事实，亦庶几乎史。" 嘉靖本之后，新刊本不断出现，对原来的卷数、回目和引用诗词陆续有所改动。明末，《李卓吾批评三国志》把二百四十节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仿照金圣叹评改《水浒》的先例，又对全书的回目、情节和文字作了一次全面的加工润饰，并且添上评语，于是毛宗岗本便成了清代以后最通行的本子。 （三）《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184 年）至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 年）近百年间的历史故事，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勾勒出魏、蜀、吴三国兴衰过程的图景，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动荡，表现了人民在动乱中的灾难和痛苦，以及人民反对争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欲望。 《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一开头便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书的结尾又把这句话重提了一遍，甚至最后一首古诗也说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不相信"圣人之业，万古不变"，他认为历史的分与合是一种循环，甚至为天意天数。 作品虽然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中，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作品反映了当时动乱的民不聊生的社会历史面貌，小说开始即指出了"推其动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他们崇信宦官，重用小人，陷害忠良，加之暴雨、冰雹、地震、海啸等天灾，无数平民家破人亡，而张让、赵忠等"十常侍"的为祸，更甚于天灾，他们弄得"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无怪乎张角、张宝、张梁兄弟要起义。虽然作者称他们为"贼"，但作者也写出了他们深得人心的客观事实，借张角之口说："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趁势取天下，诚为可惜。"汉朝的气数将尽，英雄施展作为的时代来临，"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失魂落魄，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面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又组织地方武装，原先争斗的各统治阶级，在共同的目标下走到了一起，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当黄巾军失败之后，官僚豪绅间重又混战，尤其是董卓、李催、郭汜等人，无恶不作，罪恶滔天。作品在第四回中这样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头下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如此凶残地祸害百姓，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俘虏的军民："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第八回）"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人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的共同立场。 作者对这些无恶不作，残害社会，残害人民的军阀们有自己的处罚方式，如对董卓，作者写他被杀后，其尸首只剩下零皮碎骨，只好用香木雕成的形体来安葬，但"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再葬时，又是如此，"虽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天之怒卓，可谓甚矣"！这些体现了作者明显的思想感情倾向。 作品对战乱加之天灾，人民生命不保的悲惨景况，也有所披露：如第十二回中说："是年蝗虫忽起，食尽禾稻，关东一境，每谷一斛，值钱五十贯，人民相食"。第十三回中又道："是岁大荒，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四回中又写下："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百姓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百姓离乡背井，流离失所。与此形成强烈反差、鲜明对比的是，以董卓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作威作福，过着奢侈豪华，挥霍无度的生活。"董氏宗族，不问长幼，皆封列侯。离长安城250 里，别筑郿坞，役民夫25 万人筑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因此人民的内心盼望着有个安定的生活，只好寄希望于开明、仁慈的统治者。中国古代百姓历来驯服，缺少参政议政的内在要求，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贤君、明主清官身上，所以刘备倍受民众的欢迎，甚至对他焚香膜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三国演义》明显地表现了"尊刘反曹"的倾向。它继承了《平话》中"拥刘反曹"的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等当作中心人物，全书共一百二十回，自桃园三结义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这51 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46 年就用十六回草草收场。 从史学角度看，历代史家拥曹拥刘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西晋陈寿《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这是因为东晋偏安江左、五湖占据中原的情形与刘蜀政权相似，因此适应时代的需要，以推崇蜀汉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以便于思想上压倒地方的异族统治者。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这与北宋皇权得之于后周王朝同曹魏政权得之于汉帝有相似之处。但到了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刘贬曹，以蜀汉为正统，这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予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此可谓一语中的。从史学传统言，更多地烙有官方的色彩，尊曹还是尊刘的戏剧性变化，皆视其对于自己统治的利弊而言。至于民间，则情形不同。 在民间似乎一直存在着"尊刘贬曹"的倾向，从《东坡志林》和目前已知的有关三国戏剧和元代的《平话》来看，通俗文学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三国演义》继承了以前同类文学作品的传统，更加集中突出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选择。 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的正统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本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代表。曹操以"机权干略"见长，刘备则以"宽厚待士"著称，这就是历史上两个政治家所具有的不同品格。作者从历史的真实的基础出发，赋于了这两个典型以新的意义，塑造了两个不朽的人物典型。 曹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写得最成功的封建社会奸雄的典型，是一个残酷暴戾的政治家形象。他的处世哲学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他出于多疑而恩将仇报，杀害了吕伯奢全家，后来明知误杀，还索性连年迈的吕伯奢也一并都杀于驴下。他因报父仇而兴兵攻打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果然"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在同袁术作战时，他竟然命令仓官王垕用小斛散粮，然后加之以"盗窃官粮"的莫须有罪名，"借头示众"。曹操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端专横跋扈。谋士荀彧为他出谋划策，立下过汗马功劳，只因劝他不要封魏王，加九锡，他便怀恨在心，送一个"亲笔封记"的空食盒给荀彧，荀会意，服毒而死。崔琰反对曹操自封为魏王，也被杖杀于狱中。为了追查在许都纵火的耿纪的余党，竟用讹诈手段把站在红旗下面的三百多人全部斩杀；其他如假手黄祖而杀祢衡，以扰敌军心来杀一向忌恨的杨修，为防行刺而"梦中杀人"，董承等人用衣带诏败露，不仅其全家老小七百余人被处斩，而且曹操还带剑入宫杀其妹董贵妃。欺诈和残忍是曹操奸的表现，作者极力写其"奸"的同时，也不忘他的"雄"警过人，深于谋略，善于审时度势，任用人才。但他的"雄才大略"却也为其老谋深算，老奸巨滑作佐证。 而刘备则以另一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有着与曹操不同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正如刘备自己所说："今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宽仁是刘备突出的政治品质。作者把他塑造成为封建时代贤明政治的领袖形象。桃园结义时，刘备就怀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并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他"远得人心，近得人望。"他初作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时，百姓歌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随其渡江，尽管情况危急，但他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焚香礼拜"。他善于知人，对士能推心置腹，用人不疑。他同关羽、张飞结义，情同手足，生死不渝，自不必说。他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城托孤，始终敬爱信任。对于赵云，一见面他便"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长坂坡上，刘备面对怀疑，仍坚信："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对待自己的部属，他坚持以德感人，以德服人。当时唯一的军师徐庶因老母被曹操扣留，要向刘备辞别。孙乾曾献计，苦留徐庶，使曹操杀徐母，从而让徐死心塌地为刘服务。这时，刘备严辞拒绝："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母子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关于"卢的"马的故事，也很能表现刘备决不作利己妨人之事的品格。总之，小说中的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仁慈之主"。 作者赞成、肯定、推崇刘备这一方，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如忠、孝、仁、悌、节、义等。刘备为人忠厚、仁民爱物，他的集团成员彼此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尽管其中也含有落后的因素，但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十分感人；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英勇骁战，也给人以鼓舞。人们历来赞美坚持正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而痛恨那些凶残、狡诈、阴险、忌贤妒能、背信弃义、品质恶劣的人。小说把美和丑对比，把仁德忠义和残暴奸诈对比，反差十分强烈。 所以《三国演义》拥刘尊刘，实为尊崇仁德、忠义；贬曹反曹，实为贬斥残暴、奸诈。否则，刘姓中与汉室关系比刘备更密切的大有人在，如刘表、刘璋、刘焉、刘晔等，作者为什么偏要推崇虽说出身于中山靖王之后，但经常被骂作"织席贩履小儿"的刘备呢！只因为那些人不具备刘备所具有的品德和素质。 《三国演义》极力渲染了刘、关、张的义气，这反映了封建时代小生产者的道德观念，表现了小生产者在反封建压迫时那种见义勇为、救困扶危，把友谊放在金钱、权势、名誉之上的可贵品德。历代游侠之士那种重义气，重承诺，感恩遇，报知己的壮烈行为，都是义气的表现。小说第一回桃园结义就写出三个异姓兄弟发誓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救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若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直到第八十五回，先主托孤，他们都是忠于誓言的。刘备登基后，他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情同手足。而关羽则是"义"的化身。为了突出他的"义重如山"，作品描写了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一系列场面，突出表现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作品赋予关羽除了民间传说中下层人民的锄强扶弱，与人排忧解难的江湖侠义外，又赋予他"春秋大义"。这样，"义"的化身关羽无形中又被套上了一条绳索。因此关羽在土山约三事时虽说"降汉不降曹"，但他还是为曹斩颜良、诛文丑，在华容道又念及曹操的恩义，"义释曹操"，这就明显地把个人恩怨置于整体利益之上。更有甚者，当关羽被害后，刘备竟为了"义"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与张飞旦夕号泣，誓死复仇，以致铸成大错。这些就明显地表现出"义"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通过三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种种事件，形象地总结了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而孔明则集中表现了其绝世的才能和智慧。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实行法治，打击豪强，赏罚分明，知人善任。隐居隆中时，他对天下之势已了如指掌，为刘备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兵，初试牛刀，奠定了他在刘备集团内部的威信。赤壁大战中，他沉着机智，不但避开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而且维护了孙刘联盟。由于刘备不听劝告，导致白帝城托孤，蜀中元气大伤，他独立地支撑着这个困难的局面，集中显示了一个"贤相"的典型。诸葛亮排除万难、坚韧不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精神，引出了不知多少人的多少眼泪。作为一个军事家，诸葛亮富有预见性和指挥若定的才能。刚出山，他就用"博望烧屯"、"白河用水"的智慧，以几千人马杀退强敌。赤壁之战，更是体现了他超人的胆识和才华。司马懿引大军15 万，兵临城下，一出"空城计"，"弹琴退仲达"，充分展示了他大智大勇，显比对手高出一筹。作为一个外交家，诸葛亮亲自孤身前往东吴，舌战群儒，和东吴上上下下各方进行了复杂的斗争，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总之，在作者的笔下，诸葛亮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人物。此外，《三国演义》里还描绘了其他众多智谋人物，包括周瑜、曹操、庞统、姜维、司马懿、邓艾、吕蒙、陆逊等等。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同时还对人们增长智慧，丰富斗争经验，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演义》中大量战争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利用历史提供的资料和民间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溶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必要的战争知识，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战役。其中被动与主动，优与劣，多与少，强与弱，地形，地物，兵力，利用矛盾等等，都给读者以启发。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就曾一边打仗，一边翻阅这部书，以吸收营养。毛泽东也曾推崇过"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等。 《三国演义》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农民起义军持有严重偏见，如称黄巾军是"劫掠良民"的"盗贼"。书中也表现了作者对天下"合分"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同时，上方谷司马懿父子不死，庞统死前有童谣预言，曹操华容道生还，这些情节的描写，充满了宿命论的思想。孔明火烧滕甲折寿的因果报应思想，孔明摆八卦图、借东风、五丈原禳星，关羽玉泉山显圣，和其它的兴妖作法，也都充满了神怪迷信色彩。全书不时地表现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四）《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国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作品，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历史演义小说。 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既要尊重历史，又不能为史实所拘。它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又尽量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材料为根据，创造性地进行艺术构思，塑造人物。 清代章学诚批评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丙辰札记》）这是史学家对文学创作的偏见。应该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是艺术，不是科学，不能把它当作历史著作来读。明代谢肇洲从文学角度作的评价是中肯的。他认为《三国演义》的写法是好的，如"太实则近腐"。的确，对文艺创作来说，虚构是基础，想象是灵魂。它的"虚构"的部分，往往是艺术性较强的部分，也是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原因。作者确实对史料进行了大胆的取舍和调整，又充分展开了艺术想象的翅膀。 首先，《三国演义》善于抓住有尖锐矛盾冲突的事件和传奇性的情节，并通过它们去写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力量。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没有提到三顾茅庐的故事；而在其《诸葛亮传》中也仅仅是十二个字："由是先主遂诸亮，凡三往，乃见。"可罗贯中没有放过这一吸引人的情节，洋洋洒洒，不惜笔墨，把三顾茅庐故事写得曲折、丰满、有情有景，有形有意，有起有伏，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 其次，为了使文章形象、鲜明、突出、完整、和谐、统一，作者对个别史实作了改动，让史实搬家。如小说第二回写"张翼德怒鞭督邮"，作者用对比手法把督邮的势利、跋扈，刘备的谦恭、忍让，张飞的暴燥、嫉恶如仇的不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缓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之命"。这里，鞭督邮的是刘备。但如果小说中也这样写的话，则不仅刘备和张飞的性格差不离，也破坏了刘备这个人物的宽厚、仁善、和顺的性格一贯性。而作者这样一移植，既刻画了张飞豪爽、正直，又把他那种莽撞的"猛"劲，突出了出来。 其三，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对环境气氛作了充分的渲染，体现出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衬托出人物的心灵情愫。 其四，小说运用大量形象化、典型化的细节，来增加小说的艺术真实感，使其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记述："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痛疼。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淋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这段描述，表现了关羽的精神、气质、英雄气概，和惊人的耐力。而罗贯中在小说第七十五回中，进而又在细节上再加工，把这一情节描绘得活灵活现、惊心动魄："。。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经过精细入微的正面描述和烘云托月的衬照，关羽形象便更鲜明地从纸上凸现出来了，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达1180 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粉、绚丽多彩的人物画廊。 作品塑造人物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人物一出场，就确定了其性格的基调，然后再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反复渲染这一主要性格，不断加强刻画。如张飞，他为书中性格最突出、最鲜明的人物之一，他的性格特征是"莽与猛"，莽是指粗豪爽直，猛则指勇毅刚强。作者从其外貌到其言行处处都突出这一特征。且看："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和人交战，不是"大喝一声"，就是"更不答话，举枪便搠"，还爱喝酒使气。作品通过怒鞭督邮，战吕布，长坂坡断喝退曹兵，古城会，夜战马超，选白袍白甲为关羽报仇等一系列情节来反复渲染。其次，作者写出人物性格中的复杂性，没有使人物性格流于简单化。如张飞虽粗豪，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义释严颜的勇中有谋，以及对庞统态度的前后变化，突出了张飞那"快人"的性格。写关羽义勇的性格，并不忽视他的刚愎自用。诸葛亮尽管料事如神，但也痛失街亭。曹操虽"奸"，但也有"雄"的一面。其三，作品善于用烘托，对比，夸张等手法来描绘人物，不仅仅追求细节的逼真描写。如孔明的出场，是先写司马嶶、徐庶的谈论和推荐；写三顾茅庐，也是着重写前两次的不遇，借崔州平等人的言论风采，借卧龙岗的山林景色重重烘托，为下文蓄势，同时又借用张飞的粗暴和急躁来衬托刘备的求贤若渴。再如，关羽斩华雄，作者只是预先极力描写华雄的勇猛，一出场就连斩四员大将，关羽出战后，也不具体描写交战经过，只写关外鼓声喊声如地塌山崩，正当人们为关羽耽心的时候，他已提着华雄的首级归来，而出战前的那杯酒尚有余温。此外，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喝退曹兵，吓死夏侯杰等，都用了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取得了传神的艺术效果。 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全书共写了大小四十余次战争，这些战争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一幕幕都惊心动魄，再现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作者对于战争的描写，其着眼点不在或主要不在于千军万马的攻城掠地的拼杀，刀枪剑戟的搏斗，而是通过战争去反映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意志、情绪和他们间的尖锐冲突。以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激烈化，来充分展现人物的行动和人的心灵。这也是《三国演义》让人百看不厌的根本原因。在描写战争时，作者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大战役，又都用火攻，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重复。作者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描写中，侧重于人物描写，作者在描写每一场战中，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写人上，如赤壁之战中，作者主要通过一系列公开或隐蔽的斗争，突出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人的性格和才能。尤其诸葛亮，小说通过"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和"七星坛祭风"等，其性格特征尤其突出；其它如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九伐中原等，也无不如此。 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注重突出重点。他把重点选择在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当阳之战、赤壁之战、六出祁山。重点的重点放在赤壁之战和出祁山、伐中原过程中的失街亭、空城计等上。他能把小战争写"大"，也能把大战争写"小"。如果对于前后的四百多人物，卷入的许多次战争，不分主次地人人全面展开，则是十分拙劣的。作者在叙述战争时还善于运用实写和虚写相结合的手法，对战争的胜利者，作者不惜详写，另一方则简要叙述。赤壁之战中，详尽描写的是孙、刘一方，"安居平五路"，只有一路是实写，这样既重点突出，又省去许多笔墨。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战争描写中善于虚构和夸张，如在表现周瑜、孔明的矛盾上，几乎全是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和精巧。全书人物众多，时间漫长，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果说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的是百川归海式的，有的是九曲连环式的，那么《三国演义》的结构则像是绵延百里蔚为壮观的大山脉，一进入，脉络清晰，有条不紊，主次得体，轻重有致。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形象比喻道："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三国演义》全书的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官渡之战前，基本上是群雄角逐的局面，像是书的序幕。从"三顾茅庐"孔明出山，直到他归天，大体上从第三十六回到第一百零五回，是全书的中心部分。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支撑残局，三分归一统的架势逐渐形成，是全书的尾声。自然，这中间还有迂回曲折的小径，具体的小结构。作者以历史的发展变迁为经线，以蜀魏之争为重点，以蜀汉为中心来开展情节，首尾呼应，环环拉扣，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宾主照应，构成一完美的艺术整体，较少支离破碎的情况。这在古典小说中是少见的。作者所以这样，一是尊重历史；二是服从于主要人物诸葛亮，故小说为他花费了几乎有八十三回；三是服从于作品的倾向和作者的态度；四是服从于原来说听艺术的特点。《三国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和《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小说相比，语言古奥些，其原因大概是：其一它演释《三国志》，而《三国志》是用文言写的；其二与《三国志平话》有关；其三是作者从事过戏剧创作，受当时戏剧语言的影响也较大。但这部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还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精练、准确、丰富、形象、生动。并有适当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叙述描写，以粗笔勾勒见长，如写孔明最后一次巡视军营，着墨虽不多，却刻画出一个忠心耿耿的贤相典型："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写周瑜临终时："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寥寥二十余字，便活生生地把周瑜到死时仍不服气，又不能不承认事实的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表达出来了。这"既生瑜，何生亮"六字，包含的意思太丰富了，不免使人想到黛玉临死前的"宝玉！宝玉！你好。"这六个字不单纯饱含她对宝玉的爱、恨、怨、怒等复杂的感情，也把一个少女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求幸福而不可得，至死还要抗争的悲剧，作了深刻的概括。周瑜和黛玉的六个字，都为字字千金，字字珠玑！ 在人物的对话方面，《三国演义》的语言个性鲜明，有声有色。如孔明舌战群儒，七八个人的言论各具特色，尤其孔明的辩驳，更充分地表现了他机智、应变、雄辩的才智。其他如张飞的话快人快语，一针见血；曹操的话，多半豪爽机诈，莫测变化；关羽的话，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孔明的对话，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三国演义》同样在艺术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点，即人物性格定型化，缺少发展的描写。作者写人物流于静止，使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形成缺少必然性，如曹操生来就奸诈，孔明生来就聪明。这种缺点既有来自史料的局限，又受民间传说对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另外，在想象夸张的手法运用上，有时不免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批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非常中肯的。 （五）《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故事在写成"演义"之前，在民间广泛流传，至其成书则"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金圣叹《三国演义序》）数百年来《三国演义》成为民间最畅销的古典长篇之一。它对后世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黄人在《小说小话》里曾说："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多运用之才，动言诸葛。"可见其社会效果之大。桃园结义所体现的"忠义"思想和书中记载的大量军事斗争经验对后世影响都是很大的。 在封建时代，劳动人民为了谋生和自卫需要彼此团结和相互救助，以对付共同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于是刘、关、张之间那种"朋友而又兄弟，兄弟而又君臣"的平等关系就很容易成为他们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效仿其"结义"的方式，为自己的斗争服务。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曾这样写道："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掠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智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这说明《三国演义》对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起着一种军事教科书的作用。《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描写交织于一起，因此出现了一种奇妙有趣的情况：统治阶级发现了书中的"正统"思想和"忠义"观念，对其统治很有裨益，便很重视这本书。皇太极早于1639 年就命太大学士达海把《三国演义》和《孟子》、《通鉴》一起译成满文。清王朝入关后，一些不识汉字的文臣武将，也曾把此书作为识字教材，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化合作用。 对文学发展方面，《三国演义》的影响和作用更不可低估。它是"记述派"的代表作。（与此相对的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描写派"。）这表明《三国演义》是依据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功之作。其深远的艺术影响表现在：它和《水浒》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相当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结束了文坛上长篇小说创作只不过是读书人底本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三国演义》也给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明以来，这类小说作品大量涌现，从《开辟演义》到《清宫演义》，中国各个历史时代都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不过大多的历史小说都赶不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就。另外，《三国演义》中许多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被众多文人和民间艺人用作艺术再创作的题材。由他们写成的地方戏曲和各式多样的曲艺作品，搬上舞台演唱于闾巷集镇，流传下来，至今仍受群众喜爱。 四、《水浒传》（一）《水浒传》的形成及其作者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不是完全由某个作家一手写成的，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是劳动人民和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结晶。 《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形成、壮大及至失败的过程，宋江等农民起义的史实是《水浒》成书的历史根据。故事并不全属虚构的子虚乌有。早在南宋，《宋史·徽宗本纪》中曾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王偁的《东都事略·侯蒙传》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李■在《皇宋十朝纲要》里亦载同样的事。这些记载，又见于元人编撰的《宋史》。由此可见，北宋末年，确有一支被称作"盗"的宋江义军，他们所向披靡，锐不可挡，震惊朝野。关于义军的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记载不一，有的说被张叔夜招降了；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有的说招降后被利用去讨方腊。宋人洪迈《夷坚志》曾载一事：宣和七年，侍郎蔡居厚"疽发于背"而卒，在地狱受刑，"痛苦不堪忍"，让人传话给他的妻子，其妻哭诉："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因此，梁山英雄们的下场可能是十分悲惨的。 要创作出长篇巨著《水浒传》，光凭这些零星而残缺的材料是不行的。 民间流传的关于"水浒"的故事，则充实了《水浒》的内容。宋江这支队伍的影响颇大，事迹在民间曾广泛流传，传者不免增益、渲染，久之，一则则自成段落的故事不断产生了。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曾载有当时说话艺人讲演水浒故事的《石头孙立》、《戴嗣宗》、《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这说明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宋末遗民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及序。龚开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虽然作者把水浒人物写成流氓盗贼的面目，但也说明了宋江的故事引起士大夫的注意。龚氏把三十六人绘成画一并题赞，透露出当时独立的英雄故事有成篇成串的趋势，《赞》中三十六人名号已与《水浒传》三十六天罡十分接近。与之几乎同时的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虽内容简单，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其为我们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存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遗事》逐年编排，记述了三十六人的事迹。其情节可分为三大段和一节结尾。第一段写杨志卖刀。叙述杨志等十二指使，在杨杀人被发配时，其他十一指使劫走杨志，往太行山落草。第二段写劫生辰纲。叙晁盖等人劫十万贯运往京师的生辰纲，宋江预先透露追捕晁等人信息，晁等人邀杨志同往梁山泊。第三段写杀惜聚义。宋江杀死了得知秘情的淫妇阎惜婆，邀齐三十六英雄聚义。最后一节交待了朝廷派张叔夜招安英雄；后遣宋江平定方腊，封节度使。《遗事》的故事，成了后来《水浒传》宏伟结构的主体骨架。"水浒"故事在元代继续发展，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已有大量的水浒题材的杂剧剧目，如《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等剧，"水浒"英雄已由原来的三十六增加到一百零八，所谓"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明确了梁山泊有"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和"替天行道"的忠义堂，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燕青等已有了生动的描绘。因此，水浒故事传至元末，大致形成了今本《水浒传》的规模，最后由作家施耐庵完成了这部伟大作品。 施耐庵的生平事迹，保存下来的可靠材料很少，传说亦不一。1952 年《文艺报》上曾载《兴化县续志》中施氏的"墓志"和"传记"，目前只可供参考。"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卡元亨相友善。士诚善甲兵，。。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也"。耐庵以侍奉老母为由仍不就职，"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现在可以看到的较早的版本，如明嘉靖本残本和天都外臣序本，都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修"。据明高儒的《百川书志》和明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也有关于《水浒传》作者之说，或为施、罗合著，或为施独著，但究竟为谁，尚难定论。同时《水浒传》历来有郭勋的百回本，袁无涯的百二十回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推断："比郭氏本出，始作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最后艺术加工的作家。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由于其成书过程中所选取的材料内容复杂，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成书后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又润饰和修改，它的思想内容较复杂。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北宋末年的历史缩影。全书的精华所在，即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 《水浒传》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挖掘了农民起义的根源。作品把视角伸向了封建统治阶级身上，没有从经济关系上描写阶级斗争，作者这样写，便于通过对统治者--上到皇帝，下到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的罪恶的剖析，表明"乱自上作"。全书首先出场的重要人物即为高俅，他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贯穿于全篇的一条黑线。他原是个"帮闲浮浪"之徒，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受到了皇帝的赏识，"没半年时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高俅一上台就仗势欺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大小官吏，多为其亲友朋党。他布置了一个个陷阱，把安于现状、甘受凌辱的林冲逼上梁山，他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和罪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徽宗，原也是"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的人物。再加上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最高统治者若此，地方官吏可想而知。各个州县布满了贪官污吏，他们同朝中权贵相勾结，恣意盘剥人民。梁中书的十万贯的"生辰纲"，是多少人民的血汗所换来的；小小的阳谷县知县，就任两年半，就搜刮了大量的金银，作为晋升的资本；此外如孟州知府、登州知府、东平知府、江州知府等，一个个贪赃枉法，虐民害物；还有一批胥吏僚佐，衙役公人，为虎作伥的鹰犬爪牙如陆谦、董超、薛霸，见钱眼开，无恶不作。在社会的基层，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无赖，如张都监、蒋门神、郑屠、祝朝奉、毛太公、西门庆等人，他们或占人妻女，或据人钱财，交结官府，独霸一方，鱼肉乡里。这些从上至下的害人虫，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恶势力网，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背景下展开的。 小说不仅写了下层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兄弟奋起反抗，也写了如柴进、卢俊义这些原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先后卷进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作品通过林冲、武松等一大批英雄被逼上梁山经过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官逼民反"的必然性。林冲这一形象尤其具有典型性。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不算低。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美丽坚淑的妻子，教头的地位，优厚的享受，又造成了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而怯于反抗的性格。如要他改变这种性格，则只有毁坏这束缚他的一切。先是高衙内看中了他妻子，公然调戏，他虽感耻辱却不敢发泄，只是冲散了事。后来高俅父子步步紧逼，多方陷害，他被发配充军，这时他虽感到负冤含屈，仍未起而反抗，甚至在草料场还存修屋苟安的打算，但恶势力又构陷阴谋，高俅一伙，唆人烧掉草料场，在一点退路都没有，家破人亡，原先的链条都松解了的时候，长期以来，那被埋没的英雄本色，那"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的闷气，那长沉心中的冤气和怒气，终于火山爆发般发泄出来，手刃仇人，并最后成为义军队伍中比较坚定的一员。 打虎英雄武松对官府也同样存有幻想，后来恶势力的步步进逼，使他抛弃了对官府的幻想，于是大闹飞云浦，血贱鸳鸯楼，上了二龙山。作品就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深刻地揭示出黑暗的社会和反动的官府，把善良的人逼上铤而走险的境地。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历来被视为"盗贼草寇"的梁山英雄，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歌颂了梁山泊的农民政权，作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一系列的群英谱中，李逵和鲁知深的形象最为光彩夺目。鲁智深原为渭州经略府的提辖，既无家小，又没产业，无牵无挂，又处于社会的下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他的思想性格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使他主动向社会的不平发动进攻，"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这是他反抗精神的高度概括。在酒楼上遇到金翠莲父女，了解到他们的不幸遭遇，只是为了同情，三拳打死了郑关西，给人有痛快淋漓之感。当他逃到五台山做和尚时，萍水相逢了林冲，但痛恨高太尉对林冲的陷害，挺身而出，定要让高俅吃他"三百禅杖"，不计个人安危，大闹野猪林，最后和尚也做不成，上二龙山落了草。"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是其行动的信条。李逵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江州牢里做一个小牢卒，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他对社会的恶势力像一团仇恨的火，又似一股强劲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无丝毫勉强，大闹无为军后，是他第一个响应宋江上梁山的计划，李逵跳将出来大叫："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他对统治者从来没存过幻想，当柴进准备据"明主的条例"和强占他花园住宅的殷天锡打官司时，他却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都砍了。"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什么大宋皇帝，在他眼里，均一钱不值，他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使他成为梁山英雄中最突出也最坚决的反招安派，他大闹菊花会，"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他把招安的圣旨扯得粉碎，多次打乱宋江招安的计划和部署。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他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被吓得一身冷汗。 但这个想杀尽一切贪官污吏的黑旋风却对自己的弟兄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宋江关在牢里，是他"寸步不离"，"早晚在牢里服侍"；江州劫法场时，他最先从酒楼上赤条条地抢起板斧跳下去；高唐州救柴进时，他只身下井；当他在荆门镇听说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即使平日最敬爱宋江，他也立即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因为他敬爱宋江的基础是宋江热爱人民，把农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沂水县，遇上剪径的假李逵时，因误信其家中有八旬老母需要赡养，他不但不杀李鬼，反以十两纹银相赠。作者写了他的纯朴天真，朴实善良，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描写了李逵的莽撞、急躁、头脑简单、不讲策略等缺点，但正是这些缺点，才使李逵的形象更加丰富、逼真、令人喜爱，而且这些缺点同他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也是次要的。除鲁智深、李逵外，梁山英雄好汉们都各有美好的品质和出众的才能。 如宋江是忠义的化身，吴用为智慧的代名词，武松的英武义侠，燕青的机灵多能。其他的如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都各有特色，他们都是些"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也正是他们，组成了这支义军的中坚力量。 作者把这些被视为"强盗"、"劫贼"的人们，描写成心地纯洁，道德完善的典型，塑造成人人喜爱的好汉，为下层人民伸张正义的英雄，同时作者还赋予他们许多优秀的品德，如急功好义，扶困赒贫，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为正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同那些丑恶不堪言的帝王将相大小官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把改变现实的理想寄托于这些人的身上。这种创举是其他任何小说也无法比拟的。 《水浒传》不仅描绘了一群"新人"的形象，同时作者还构造了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令人向往的乐土。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这里最吸引人的是"论秤分金钱"、"论套穿衣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里真正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里不论贵贱，一律是兄弟，这里"随才器使"，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梁山即为个体农民所向往的地方，虽然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但正因无法实现，对后世的影响才越大，尤其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起义的结局，形象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命运，对后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我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他们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的命运不外乎三种：一是被镇压；一是投降；一是领袖当皇帝，建立新王朝。无论哪一种形式，实质上都是失败。历史上宋江投降也在史籍中可找到根据，鲁迅先生说："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如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是鲁迅先生分析了为什么会有宋江受招安。这主要从时代背景与成书过程来分析。 从小说本身的具体描写来看，义军走上招安投降，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因义军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武装力量处于鼎盛时期主动投降的，这种情况与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和其路线有关，与小说所宣扬的"忠义"思想有关，与作家本人的世界观也有关系。 宋江的思想性格存在着严重的二重性。一方面他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同情和了解下层人民，对贪官污吏憎恨，"济人贫苦，赒人之急"，具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出身于地主家庭，本身又是个"刀笔小吏"，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浓厚的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这就使他在斗争过程中存在妥协性和动摇性，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所以他一面在行动上放晁盖，内心上又认为他们的行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惜婆是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经过多次的曲折，他终于上了梁山，发挥了他的才能，使梁山事业大为兴旺，但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向往招安后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并把梁山的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他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作为日后接受朝廷招安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梁山的英雄人物来说，义军受招安也不足为奇。如以革命最坚决的李逵为例，他既反贪官，也反大宋皇帝，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可是夺位之后怎么办？还是由新的晁盖做皇帝，可见他反对的只是些他心目中的"坏皇帝"，却拥护晁盖宋江这些他心目中的好皇帝，皇权思想仍支配着他。像其他英雄如阮小五、阮小七所唱的"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宋官家"的山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倾向就更明显。这些都说明梁山义军们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他们的被利用，被招安也是情理中事。 作者对招安的处理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接受招安是"同心报国，青史留名"的好事，从而极力地歌颂，因此对宋江一再称为"有仁有义"，"忠义报国"；另一方面，他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描绘了一幅义军受招安后的悲惨图景：这不仅表现在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中，也表现在义军所遇的种种悲惨遭遇上，他们虽然打起了"顺天护国"的旗号，去为统治者镇压其他义军，但征方腊之后，一百零八个梁山英雄也只剩下二十七名，就连这仅存的二十七名，或被排挤回家，或求闲自去，或被奸臣毒死，或自缢身亡，生气蓬勃的义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一个个令人可亲可敬的英雄化作一抔黄土。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在客观上使人们不寒而栗。 小说还大力宣扬了"忠义"的思想。"忠"即忠于大宋朝廷，《水浒传》全称为《忠义水浒传》和梁山泊的聚义堂被改为"忠义堂"都明显地表现出忠的思想。这是与当时作者身处元末社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元朝的民族压迫，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此观点来看，作者甘愿牺牲义军所艰难缔造的事业接受统治者的招安，宣扬"忠君"的封建正统思想。宋江认为大宋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所以他的两个主要任务由九天娘娘下达："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甚至在被毒死前还愚忠不改当初："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至于"义"，《水浒传》所描写的"义"比《三国演义》增加了新的内容，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主要指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鲁达抱不平，李逵要杀宋江皆为"义"，东溪村小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梁山英雄大聚义，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但作者始终把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义"置于"忠"和"孝"的下面，使之服从于"忠"和"孝"。"忠义堂"是"忠"置于前；宋江带花荣等人投奔梁山时，一封父病故的假书信，明知有诈，他却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当"义"和"孝"发生矛盾时，重"孝"而轻"义"。 《水浒传》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农民起义如何从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描写了梁山起义兴败的全过程。开始于个别人单个的反抗，如劫富济贫，抱打不平，报仇雪恨，除暴安良，惩治贪官污吏，塑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这些被逼而反的义军英雄，他们的抗争行动，已使官僚、地主闻风丧胆。但单个的反抗毕竟不能构成重大的威胁。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由个人的反抗走向联合的斗争，智取生辰纲是初步的联合，清风寨报仇，更多的好汉走到了一起，此后如少华山，二龙山，白龙庙，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最后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是武装力量的全盛时期。梁山英雄"排座次"则是起义事业发展到顶峰的表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何等雄壮，何等威武，他们不仅纪律严明，英雄善战，赤心肝胆，而且治理有方，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震撼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因为其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也由于其艺术上的成熟，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其艺术技巧也推崇备至，他把施耐庵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他认为《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此为确论。《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并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在八百以上，着力描写了梁山108 位英雄，这其中又突出地刻画了宋江、李逵等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作品所表现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物的歌颂和描绘来展现的。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紧扣人与环境的对立，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让人物随着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将人物的性格定型化、凝固化。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劳动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以及各种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书中人物性格发展的环境。宋江本是孝义黑三郎，是道德的遵守者的典范，但由于环境的逼迫，他成了与朝廷对抗的义军首领，又由于地位、环境的变化，他又率领义军走向了末路，成为朝廷的降将。他性格的发展既有连贯性，又有转折性，他的变化，都有其生活发展的轨迹可寻。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虽他们上梁山的道路不同，但他们性格的发展都合情合理。在风雪山神庙前，林冲是那样的忍让，委曲求全，甚至董超、薛霸要害他性命时，只要他还活着就要为他们说情。但当环境逼得他生而无门时，他由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一变而为桀骜不驯，杀了富安、陆虞侯等人，逃出山神庙后，因老庄客不给酒喝，他把手中枪在火炉中只一搅，老庄客的胡须被烧，庄客们被赶走，自己却"快活吃酒"，一直到火并王伦，他这种反抗的性格发展到了顶点。杨志在失陷花石纲时，仍不改"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的生活目的，他不择手段地求官，不肯"玷污清白"而上梁山，比武场上逞能斗狠，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这一切表明他在极力地厮杀争取向上爬。当生辰纲被劫，功名无望，生命有危险时，他只得上了二龙山。武松由对官府的幻想，到与之彻底决裂，也有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发展过程。这比《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定型化则是一个突破。 《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物的性格，同时还写出了身份、经历基本相同的人物的不同性格，写出了基本相同性格的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注意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做到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突出"这一个"。如林冲与杨志，写林冲时表现更多的是其软弱性，写杨志时，更多地描绘其奴才性。鲁达和李逵，虽基本性格有某些相似处，但同是粗鲁，鲁达是性急，李逵是使气，同是耍心计，鲁达是老练，李逵是老实。还有一种对比是把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放到一起，如西门庆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形成极鲜明的对比，何九叔世故，机变而又怯懦，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路；郓哥则初生牛犊不怕虎，采取主动的态度来打不平。正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拘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梃粗鲁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还善于选择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显示人物的思想性格。鲁智深打死郑关西后认郑"装死"，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又不敢落下的动作，宋江吟诗的郁闷不得志的表现，都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深化人物的性格。这里虽然没有静止的纯心理描写，但作者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交融在一起。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中作者这样写道："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石秀虚张声势的语言，几个异常敏捷的动作，刻画了他的机智、果敢、临危不惧的性格。这种描写人物的手法，是同作品脱胎于说话和民间传说有关，是中国传记文学和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的继承。《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还注重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这是它比《三国演义》又一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按、一扑、一掀、一剪、一兜，武松的一惊、一闪、一躲等细节，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表现了武松的神力和英武、机智和勇敢。此外像周通逃命时，慌忙中跳在马背上却不曾解开缰绳，武松痛打蒋门神，郓哥帮武大郎捉奸等情节，都不仅突出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此外，《水浒传》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把人物高度理想化，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作者不为人物的现实条件所束缚，而是从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赋予梁山英雄更高的精神境界，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熔铸于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石秀法场救出卢俊义，作者都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对英雄的本质特征加以渲染，使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更为感人，把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在人物描写上一定程度地结合起来。 《水浒传》是我国早期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它继承发展了平话的结构方式，以梁山英雄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为主线，以北宋末年整个社会为生活场景，描绘出梁山农民起义的宏大场面。 作品从高俅发迹始至梁山义士魂聚蓼儿洼止。全书总的结构特点是：单线发展，小说通过梁山主要英雄的故事的衔接展开情节。每个英雄的故事独立成篇，是个人的性格发展史，但全书不是众多英雄故事的简单缀合。它不但始终贯穿着统一的反封建统治的思想线索，而且人物之间互相勾连，前一人物引出后一人物，前一故事引出后一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例如由高俅的发迹，引出王进夜奔，王进又引出史进，史进引出鲁达，鲁达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杨志引出晁盖等人，再由晁盖等人引出宋江，由宋江引出武松，梁山主要英雄的故事都是这样一环套一环逐个引出来的。作者所以这样安排，固然是继承了"话本"表现的手法，主要是由作品内容决定的，通过不同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作品开端、高潮、结尾等精心的安排上。必须指出的是小说七十一回以后是采用平行推进的方式来展开情节，由受招安引出征辽，由征辽又引出征田虎、王庆、方腊的故事。这无论人物形象刻画和情节处理都游离于全书之外，显然是后人增添的。 《水浒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运用语言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宋代以来"说话"的语言艺术，全用当时的口语，并且还用了不少当时的方言俗语，它与《三国演义》那半文半白的语言相比，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使文学语言更接近人民，也更富于表现力。 其语言特色之一，在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无论是叙事或刻画人物，往往寥寥几笔，就达到绘神绘形、绘声绘色的地步。如宋江在菊花会上令乐和唱的《满江红》："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武松、李逵、鲁智深三人均反对，但三人语言各有特色：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上，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自去寻趁罢。"说的是一件事，但"人有其声口"，武松直爽诚恳；李逵莽撞粗鲁；鲁智深不失粗中有细，道理深刻，语带凄凉。又如杨志卖刀时遇见的泼皮牛二，"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条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几句话，把凶形毕露，醉态可掬的牛二形象准确地勾勒出来了。其他人物如西门庆、镇关西，同是市井地痞，身分不同，语言也各异，达到了闻其言而知其人的艺术境界。 其次表现在，叙述语言的形象性，运用语言的准确和富有表现力。鲁智深三拳打死郑屠，分别用"油酱铺"、"彩帛铺"、"水陆道场"三个比喻，再从味觉、视觉、听觉三方面，把此经过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又如鲁达打店小二，"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用"大怒"、"揸"等词，把鲁达的怒、神武和盘托出。 此外，《水浒传》还安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作者围绕官逼民反的主题选择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帮助人物形象的刻画，推动了故事的向前发展，同时还增添了作品的生动性和曲折性，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当然，《水浒传》也非尽善尽美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人物塑造的不平衡性，英雄们在上山之前的描写都很精彩，但上山以后，大都缺少动人的描绘；迷信和神秘色彩的渲染，战争场面的单调、繁琐，有些情节缺少真实性等。 （四）《水浒传》的影响《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家喻户晓，产生了巨大而多方面的影响。 就其社会影响而言，首先它对明清的农民起义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几百年来，水浒中那些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一直活在人民中间。他们如一团烈火般的抗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巨大支柱，激起人民的抗争热情。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农民起义，甚至民间组织天地会，无不受其影响。张献忠就曾"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刘銮《五石瓠》）。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其裁取《三国》、《水浒》为尤多"。（张德坚《贼臣汇纂》）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胡林翼也说："草泽中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卤可笑。"（醒醉生《庄谐杂录》）反映人们道出了《水浒传》的客观影响情况。正因如此，明代的崇桢、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同治等皇帝，曾多次禁毁《水浒传》；至于一些封建文人则诬蔑其为"诲盗"之书，"妖言惑众"，甚至咒骂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如此的闹剧，可见统治者的底气不足色厉内荏了。恶毒者可谓道光六年，封建的御用文人俞万春作《荡寇志》，想以此来抵御《水浒传》的影响。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大概也出于封建统治思想的支配。但这些都徒劳无益，《水浒传》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以至于流传至今。中国古典小说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为直接源头，经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水浒传》的问世，使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得到了总结、提高，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共同促成了章回体小说的定型。不仅如此，它还发展了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开辟了创作的新领域，第一次以农民起义者为小说的主要人物。 《水浒传》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的小说创作。在它的题材的影响下，产生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金瓶梅》就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线索，敷衍扩展而成；沿其历史小说的体例，《说唐》、《杨家将》、《说岳》等许多小说问世；在它的结构影响下，《儒林外史》明显地受其启发。从此，小说--被封建文人轻视为街谈巷议的不入流的鄙俚之辞，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在戏剧方面，《宝剑记》、《义侠记》等有关水浒的剧目，都应运而生。民间文艺中吸收《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更是多不胜举，直至今日，戏曲、影视改编的有关《水浒》的故事仍屡见不鲜。《水浒传》不仅为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而且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上，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塑造，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水浒传》问世不久，就流传到日本并译成日文；三百多年前，《水浒传》就被译成朝文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字，到19 世纪中叶，又传入欧、美。《水浒传》已成为全世界人们所共有的宝贵财富。 五、成化至隆庆时期文学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至穆宗（朱载■）隆庆年间，即公元1465-1572 年，前后共108 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比起前一时期的文学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古文诗词仍然处于衰退的过程中，而戏曲、小说正进一步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经过明初较长时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士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竟。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奚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一幅封建经济节节败退，商品经济节节生长的图景。传统的生产关系及社会面貌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农作物产量提高，经济作物推广，加上棉织业和丝织业等手工业发展，商品化倾向明显。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城市繁荣，商业资本活跃，在明中期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有较大的作坊主和商品，另一方面又要有脱离生产资料，具有人生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者在市场上的结合，资本主义关系即萌芽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级壮大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自由"的雇工，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个性，与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有着本质区别。这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到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哲学思潮。 明朝初年，明太祖规定：宦官不准识字，如干预政治则斩。由于朱棣起兵时，曾得宦官帮助，从此宦官渐次被用，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明成祖给予宦官一定的权力，掌握厂卫，有批红权。成化时，宦官汪直专权，武宗时，刘瑾当权，刘瑾可以把大臣的奏章带回家中去处理，气焰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北京的城内外都传说，有两个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刘瑾有家产黄金24 万绽又57800 两、银500 万绽又1583600 两，其中大部分是文武官僚所敬奉。这样一方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少数民族也有了可乘之机，土木之变是必然之事。弘治、正德时期政治更加腐败，武宗沉溺玩乐，娇饰雄武，不理朝政；世宗信奉道教，成神成仙；虽穆宗有所振作，但积久难返，不能挽救面临的政治危机。内忧必有外患。世宗时有两大问题：一个是鞑靼南下，而严嵩却任凭鞑靼在北京城外来去自由地劫夺；又一个为倭寇，戚继光的抗倭改变了局面。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中国人历来重视土地。因为在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下，人们终日忙碌奔波，也仅能糊口，对于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这便养成了人们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性格。这种对土地独特的依恋，成为社会安定或混乱的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在。所以当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流离失所时，必然起而反抗。再加之赋税、差役的加重，更加重流民的问题，而明不准流民来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无路可走，起而反抗。刘通、石龙、李原、刘六、杨虎纷纷起义。 统治阶级集团中正直的士大夫，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延缓封建社会的衰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最有持久力的最实用的即为提倡复古。因此这时期文坛中的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也特别激烈。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代表着市民阶层朦胧个性要求的王阳明"心学" 的哲学思潮，冲击了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加之以王艮为首的泰州派对程朱理学的冲击，对动摇长期以来的理学统治地位有一定的作用。 文学上，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也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诗文领域里，前七子、后七子，吴中派，唐宋派，各自阐述着自己的理论主张，或继承或批斥。戏剧领域，南曲与北戏，传奇与杂剧争奇斗艳。散曲领域，有豪放和婉丽两种不同的风格，各领风骚。 （二）诗文1。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外族威胁，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理学占统治地位，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取仕制度，日益成熟、定型。广大的读书人整日埋头于八股文中，以求一第，无暇他顾，这一切都束缚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加之诗坛上盛行的是大官僚用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白草黄茅，纷芜靡蔓"与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击壤打油，筋斗样子"造成了文学的衰落，严重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变政治，革新文风。这样哲学思想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文学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形成一股很大的文学复古潮流。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而道学体仍很盛行。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朝的统治日益腐朽不堪，在文学上出现了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再一次展开复古运动，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其中李、何最著名。他们鄙视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他们文学主张的基本点在于以古代各种文体典范作品为榜样，全面振兴正统封建文学，以佐王朝之主张。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与权宦作斗争，反对朝廷腐朽政治的正统文人。 《明史》称李、何等七子皆"卓视一世，而梦阳尤甚。"齐世宁在《何先生景明传》中亦云七子"忧愤时事，尚节义而鄙荣利，并有国士之风"。 李梦阳（1472-1529 年）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 出身寒微，弘治七年中进士，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卫，出狱后，李遇张，扬马鞭打落其两齿。正德六年，因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升任原官，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有《空同集》66 卷。 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反对雍容华贵，毫无内容的台阁体。他在《潜虬山人记》中写道："山人曾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要求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同时又要出以真情。他强调"法式古人"，如"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这种像临摹古帖似摹仿古人作品，必然产生许多假古董式的作品。他甚至认为仅改动古人作品中的几个字，就算是自己的拟乐府诗了。他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从复古中求得创新。在与何景明的辩论中，他更意气用事，论点偏颇，《再与何氏书》中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怪，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导致刻意古范，泥古不化的流弊。这样，反而扼杀了诗歌创作的生机。直至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他赞同"真诗乃在民间"这一论断，承认自己的诗"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并非真诗。 他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不乏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那无法施展的政治改革理想。在《朝饮马送陈子出塞》中："万里黄尘哭震天，城门昼闭无人战。"道出军队之腐败至于斯。"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边。"直书出人民的悲惨处境，苍劲沉重。更有揭露飞扬跋扈的宦官，只因"前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于是出现了"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这里一系列的动作，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骄横无理之态，栩栩如生，以狗腿子的嚣张来刻画那未出场之人。《玄明宫行》通过玄明宫的盛衰，抨击了宦官的穷奢极欲。 李梦阳在乐府歌行方面，艺术上也有相当成就。但斧凿雕琢之痕太显。 七律诗《舟次》、《春墓》等篇用词"精警自然"，大都雄浑健拔。王维桢认为"七言律诗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柱之法惟梦阳一人。" 何景明（1483-1521 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弘治年间，20 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曾因上书指控刘瑾而被免官。正德十六年复职，后为陕西提守副使，与梦阳齐名，有《大复集》38 卷。 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相同，如他以为"近诗以盛唐为尚。 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与李空同论诗书》）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作诗不应该"刻意古范"，"独守尺寸"，而主张要"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曾与李激烈争论。他在《述归赋》中披露自己"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不坠古人之余烈"，因而产生了颇大影响，"四方学士咸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何大复先生年谱》） 何景明的诗作有一定的现实性，表达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如《盘江行》等诗揭露了官军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玄明宫行》则讥讽了宦官的擅权、奢欲。他的诗重才情，较之李梦阳，清新俊逸，秀朗雅谐，如《平坝城南村》、《侠客行》等。然复古摹拟之弊，仍明显存在，对后世诗文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其余五子的文学主张虽也不尽相同，但都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 千篇一律的风气，提倡"秦汉文、盛唐诗"，主张"刻意范古，铸形宿模"。其作品也以诗歌为主，多为唱酬赠答及送别怀人之作，内容狭窄，思想贫乏，且又一味摹拟剽窃，无个人独创，少数抗时感事之作，不满时政，则具特点。李梦阳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何景明诗重才情，偏重于"清俊响亮"。徐祯卿诗长于七绝，其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非李、何所能及。康海、王九思诗多率直之作，但他们的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上；边贡，王廷相也有清圆、明快的短诗可读，却无甚特色。七子中，何景明的思想较为自由，诗歌成就也较大，李梦阳复古观点最为顽固，摹拟痕迹也最为严重。 前七子提倡盛唐文学，有其渊源。早在宋末，严羽即主张学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之诗一向为宋金元一些有识之士的学习对象。到了明初，林鸿、高棅就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李东阳也溯流唐诗，推崇李杜，奠定了拟古主义理论基础。故前七子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种传统文学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前七子在服务于教化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重视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带有教化说和审美理论相融合的趋向，但过分从格调方面强调刻意模拟，否定了文学的创造性；甚至将结构、修饰，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准则，也否定了创作中的现实根源，以致发展到后来的模拟成风，"万口一喙"的境地。嘉靖初，诗人薛蕙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接过前七子的旗帜，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社立派，称为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的相同，强调"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巵言》）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并且认为今人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素于麟先生传》）他们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谢榛也极推赏盛唐诗歌"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唐极矣。"（《四溟诗话》）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并有所发展和变化。由于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一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内部的斗争，非根本性的错误得以纠正，复古理论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力。后七子代表着一种更为圆通的复古理论，促进了文学沿着复古的思路向前发展。其中李攀龙为发起者。 李攀龙（1514-1570 年）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身寒门，但刻苦好学，稍长嗜诗歌。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官至河南按察使。与他人结诗社，《明史·李攀龙传》中说："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戒门人不接纳。著有《沧冥集》。 李攀龙以继承李梦阳遗志为己任，文学主张与之接近，说"秦汉以后无文"，"唐无五言古诗"，强调"引于绳墨"，反对"法自己立"，因此他指责唐宋派是"以易晓妄其鄙信，取合流俗，相沾窃誉，不自知其非，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送王元美序》）。他的主要观点即为"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学古人之法而作自己之诗"，创作只是"摭其华而裁其衰，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出之于笔端而不见迹；未发之语为天地所秘者，创出于胸臆而不为异。"即不摹古人之作却又不变古之立法，不是古人之作却又酷似古人之作，不是拟古而是复古。 他持论比其他人都偏狭，其主张也影响了他的诗文创作。他的乐府侍，自视甚高，实则剽窃模拟十分严重，篇篇模拟，句句模拟，王世贞也承认李之乐府诗"不堪与古乐府诗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艺苑巵言》），散文创作则时常有意地佶屈其词，涂饰其字，不堪卒读，无甚佳作，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巵言》）但当能稍面对现实，抒情写性时，他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章。如《广阳山道中》"地胜行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感时伤世，忧念旱灾。在《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篇中，抒发了宦海沉浮的牢骚，有真情实感，如《秋杪登泰华山绝顶》中有："缥缈真探白帝宫，山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敝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七律和七绝较好，沈德潜品评其《和聂仪部明妃曲》时说："不著议论，而一切著议论皆在其下。"此诗："天山雾后北风零，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但他大部词构思、用词多雷同。 王世贞（1526-1590 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进士，除南京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时严嵩父子擅权，杨继盛因弹劾而被陷入狱，被杀。王世贞因竭力营救忤犯严嵩，严嵩借故杀王世贞父王忬，并罢免王世贞官职，后严嵩败，王世贞官复原职，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 卷，《弇州山人续稿》207 卷等。（《世说新语补》、《凤洲笔记》、《弇州稿选》、《全唐诗说》、《弇山堂别集》、《弇州山水题拔》等。）他是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总结者。文学上持论与李攀龙大致相同，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对于诗，他也认为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他的主要理论都集中在《艺苑巵言》中。他在《金虎集自序》里说："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夫君子得志则精焕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此屈信之大变通于微权者也。"王世贞在宦海沉浮的现实中，"敛而为言"，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文学中。 王世贞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时露真知卓见。他虽然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又说"捃抬宜博"要"渐渍汪洋"，最后"一师心匠"，认为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晚年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道理。同时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这位明复古思潮的总结者也赞赏归有光的作品"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他沿着何景明"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不仿形迹"，谢榛"夺神气，酿蜜法"的方向，贯彻了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复古运动中的一些弊病。但成熟、完善的理论必然也是走向瓦解的开始，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正濒临绝境。王世贞是抱着挽救明的衰微的使命，从而发出了复古之音，对于封建传统文学的衰微，他持非常惋惜的态度，力图振作以佐治。但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学形式，必然出现，他不懂得文学的衰落，正是社会本身的衰落。 他在《乐府变》中曾要求诗歌成为一代"信史"，讥评时事。所以他的诗歌中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如《钧州变》揭露了贵族藩王的残暴荒淫；《太保歌》中"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缇骑走八方，方方俱太保，太保百亿身，所至倏如归。。。"活现了奸相严嵩炙手可热的声势；《袁江流铨山岗与庐江小吏行》里"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严嵩父子横行不法形象也可见一斑。在《正德宫词》中，对武宗沉湎于酒色揶谕讽刺，在《西城宫调》中对成神成仙的世宗也些有微词。在咏史诗中，流露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对于"丈夫变名不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表达了无限的崇敬。王世贞的诗歌纵心触象，有一些颇见艺术功力的佳作。但王世贞始终不忘模拟，陈词滥调，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20 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未五子"等等名目。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 李攀龙为后七子理论的发起者，但他的理论较零碎，谢榛则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纲领。 谢榛（1495-1575 年）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别号脱屣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性任侠，终布衣。声名很高。初与李攀龙、王世贞结诗社，榛为其首，是"后七子"初期的代表人物，后因意见不合，受李攀龙等排挤，于是客游秦、晋诸藩王之间。著有《四溟集》1O 卷，《四溟诗话》4 卷。谢榛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李攀龙、王世贞相同，论诗以格调为主，推崇盛唐的雄深高远的风格，力图纠正台阁体华靡拖沓之病，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绝非古也。"理论上他主张通过拟古而自成一家。他极力推崇和取法李杜等盛唐十四家，但并不盲目拟古，而是要汲取他们的营养来创造自己的诗，发李杜所未发。"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主张"夺神气"，采用"酿蜜法"。但他忽视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免也陷入拟古的形式主义之中。他的独特的经历，使谢榛的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他游历诸王时的愁怀伤世之作，抒发类似乞讨生活、飘零不定的凄清愁苦。如《雨中宿榆林店》："凉雨何冥冥，黑云复浩浩。山行夜不休，破屋临古道。数口远相投，荒秽不及扫。园荒无主人，马散啮秋草。"表现了旅途困顿的真切感受。另一类为塞外风光的诗作。如《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闻笛》等诗，描写了塞外的风貌和作者的情怀。在《送许参军还都下兼寄严家宰敏卿》里："三关父老且挥涕，当代应多卫霍俦！"深切的呼唤，真挚的期望跃然纸上。 宗臣（1525-1560 年）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生性耿直，不阿权贵。他散文成就较高，风格奔放，少模拟、堆砌，文学主张与李、王等同。他的代表作《报刘一丈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无耻文人奔走于权贵之门，进行投机钻营活动的种种丑态，同时也绘声绘色地刻划了权奸的赫赫气陷，贪污纳贿以及奴才们狐假虎威，敲诈勒索的恶劣行径。虽无心拟古却至今传诵。诗才娟秀，攀摹李白，跌宕自喜，然薛荔芙蓉靡芜杨柳，百篇一律，成就不高。 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故模拟程度有所区别。尽管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后七子在复古后期不能雄霸文坛，但他们的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曾认为他们"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一批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要求革新政治改变文风而提出的。他们推崇秦汉盛唐诸大家作品，使人们知道在那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真艺术品存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们用赞扬古代来批判台阁体和道学诗，也有些抨击黑暗，反映现实的作品。 他们的口号包含着公理的内容，也容纳了相当大的片面性，尤其造成摹拟剽窃之风。就他们的单篇作品而言，不无可取之处。但连篇累牍，如出一辙，引人生厌。当文学家们闭着眼睛说瞎话，粉饰太平时，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向秦汉和盛唐诗文的现实主义靠拢了。 2。吴中派诗人早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有些作家如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和沈周等吴中派诗人作家却并不盲目追随，诗风较为平易清新。其中的代表是唐寅。他们认为诗当以抒写性情为第一要义。所写题画诗和风景诗不拘成法，不避口语。风格平易浅显。唐寅诗感情真挚，形式活泼，语言简洁明快。祝允明诗取材颇富，用语妍丽。文征明诗在雅饬中，晓饶逸韵。沈周诗缘情随事，清逸悦目。 唐寅（1470-1523 年），明中期著名画家、文学家，字伯虎，一字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谓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江苏吴县人。著有《六如居士集》等。其父广德商人，家境富裕。唐寅从小就显露才华。文章跌宕酣畅，时人折服。弘治十一年，举人第一，世称唐解元。会试时因牵涉科场案被革黜，后蔑视世俗，狂放不羁。宁王朱宸濠曾重金礼聘，佯狂以拒。终回吴中。好佛氏，效司马迁游名山大川，以鬻文卖画谋生。唐寅诗作初喜秾丽，中年学刘禹锡、白居易，晚年不拘成法，多用口语，能突破格律限制，大胆表达真情实感。《言志》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诗中抒情写志，表现了对荣华富贵的蔑视；疏狂玩世，狷介自处和盘托出。《把酒对月歌》中："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流露了自己的傲气。由于科场的失意，一生坎坷，因而倍感世态炎凉，其诗作中常有表现：如《席上答履吉》"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以对比的手法，画出了今日之才彦们的丑态，也透露出世态的令人寒心，在饱受了人世的势利、倾轧、中伤之苦后，作者倾吐出这样令人颤栗的感叹："暗笑无情牙齿冷，熟看人事眼睛酸。" 唐寅善诗、画、书法，尤以绘画著称于世。诗作多题画和记游的诗歌。 任意挥洒，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唐寅诗也有两大缺点：流于疏浅和常宣扬因果宿命论思想。唐寅散文佳句颇多，率情写出，感情之深，直抒胸臆。如《与文征明书》读之令人似如目睹了他一生中幕幕悲剧，体味到作者的真情、性格和才气。 文征明（1470-1559 年）初名壁（亦作璧），字征明，以字行复字征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有《甫田集》35 卷。诗宗白居易、苏轼，尚能直抒胸臆，不蹈袭古人，自成一格。诗风以娟秀见称，病在纤弱。王世贞评其诗"如仕女淡妆，维摩坐语，又如小阁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穷。"的确切中肯綮。如《新秋》、《沧浪池上》即代表这种特点："美丽如画，隽永不足。"词也如诗，偶有雄浑姿肆之作。如《满江红·拂试残碑》，这部分风格雄厚之作乃其作品中成就最高的。 祝允明（1460-1526 年）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坐指枝，自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书法最为著名，有明朝第一之称。散文也较为著名。所作"金络索"四景词《春景》、《夏景》、《秋景》、《冬景》最为有名，但失之纤丽。诗效齐梁，某些篇章不乏情致。祝允明强调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中说："身与世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强调了文学家"行万里路"的重要性，如一个作家、艺术家缺乏生活经历，望不出檐外，行不出户限，怎么能川岳盈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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