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贞明在治水问题上，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治水专家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水"聚之则害，而散之则利；弃之则害，而用之则利"。他认为，人类对地面的水源不加以利用，听其自流，它们便会汇聚为泛滥成灾的洪水；反之，如果能积极发展农田水利，将水散播于田野沟洫之间便不会有洪水发生，从而便能变水害为水利。为此，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要使天地间的水散而不聚，在治河是。如何使原来为害的洪水散而不聚呢？在河流的哪一部分采取"散水"的措施最为合适呢？他主张最好是从河流的源头开始实行散水，他说，"源则流微而易御，田渐成则水渐杀，水无汛溢之虞，田无冲激之患"，又说，"得水利成田，而河流渐杀，河患可弥"。 由此可见他主张"治水先治源"的原因，是因为上游水势较弱，便于控制、利用。散水的办法则是自上而下，利用河水，将两岸土地依次改造成水田，经过这样层层散水，河流的水势必然被削弱，水患也会因之消除。他以桑干河为例说，历代只注意在下游芦构桥一带筑堤堵防，花了不知多少钱，并未取得效果。现在又有人在中游的保安（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实行河滨造田，恐怕也难保不被大水淹没，他主张应在桑干河上游山区的山西省浑源县开始引水造田，这样做不但可以保住保安新造的水田，而怀来以下京、津一带水患亦可免除。 徐贞明同周用所主张的治水方略都是从垦田和治理沟洫开始，而且徐贞明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治理黄河中上游主要支流，特别是治理各支流的上游达到根治黄河的思想，即"治水先治源"的理论，这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徐光启在《旱田用水疏》中，用扩大旱地灌溉面积来代替徐贞明修造水田的办法，使"治水先治源"的理论，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更具有实践意义。徐光启还将利用水源和治田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六种：第一，水源高于农田时，可采用开沟引水的方法，进行浇灌。 第二，溪涧在农田旁边，水位比农田低时，有两种利用方法：水势急、流量大的，可以筑坝，使水位升高，再进行引灌；流势慢，流量小的，可用水车把水引上来进行灌溉。 第三，水源比农田高很多，可把山坡修成梯田，节级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 第四，溪涧流水距高农田较远，水位比农田低，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水流较缓水量不大，可先开沟将水引到田边，然后用水车升高水位进行灌溉；另一种情况是，水势急，流量大，可筑坝提高水位，然后开沟引至田间。第五，泉流在一边，农田在另一边，中有沟壑阻隔时，可修引水渡槽导流至田间。 第六，平地仰泉泉水旺盛时，可以开沟引灌，泉水不大时，可就近挖凿池塘，将它蓄积起来，集中使用。 徐光启在这里指出的水源，不外是山上的流泉、平地的仰泉及山涧溪流，而他所说的田，主要指山上的梯田和沟谷川台地，他建议采取的具体技术措施，则为修建坝堰、陂塘，开渠引水，兴修水平梯田和川台地等，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山区引水灌田时要注意防止流水冲刷，总结了群众创造的用"水蒡"（pong 旁，竹编的水簸箕）来防止冲刷的技术经验。这些观点和办法，都具有水土保持的意义，大大丰富和充实了"治水先治源"这一理论的内容。（三）《便民图纂》与《沈氏农书》1。《便民图纂》明代月令体裁的农书不少，但成就不高。像取材于《农桑衣食撮要》由朱权撰著的《臞仙神隐书》，及抄撮旧籍无所发明由戴羲编写的《养余月令》等，不仅缺乏新的内容，而且又多是寄情寓性漫不经心之作。陈鹤鸣的《田家月令》又没有传世，所以这里就权以《便民图纂》为例来说明有明一代月令体裁农书演变的情况。董恺忱先生认为：《便民图纂》和《居家必用》、《多能鄙事》等相类，应是属于所谓农家日用百科全书这类农家或小市民手册性质的通书。但是由于它仍包含了一定的农业技术内容，一般都还是把它列入农书的范围。 本书的作者邝璠，河北任丘人，但《四库全书总目》列入杂家类，不载作者的姓名，后来一些书录曾加以辨析。据王毓瑚先生考证，邝氏可能并非本书的作者，而是由他第一次刊印，像这样的通书多半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万国鼎先生认为可能是邝氏根据前此成书的《便民纂》改编的。总之多所沿袭较少新意该是事实。它在明代曾被多次刊印，流传很广。《农政全书》和《本草纲目》也都引用过，可见它还有一定价值，解放后曾据郑振铎收藏的万历本影印，西北农学院古农书研究室曾据明嘉靖本校注，于1954 年排印过。 《便民图纂》所记的是江苏吴县一带的习俗、行事。全书十六卷，依次为农图图、女红图、耕获类、桑蚕类、树艺类（上、下）、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上、下）、牧养类、制造类（上、下）。卷八至卷十的月占、祈禳、涓吉三类完全是迷信的东西，全书一半是讲农事以外的事物，但其中所记医药、卫生等事宜，亦自有其参考价值未可完全抹杀。 就全书的技术内容来说，它虽辑录了一些从《齐民要术》到《种树书》的一些旧材料，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太湖地区新的技术成就。杂占类大部分抄袭自《田家五行》和《田家五行拾遗》。制造类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如酿造、保藏和加工等，虽然大部分属于农事之外的活动，但和小生产者的生计还是密切相关的。 2。《沈氏农书》《沈氏农书》大约是明朝末年，由一个姓沈的人撰著的，故称《沈氏农书》，作者身世不详。后来由清初的张履详加以校订，和他自己所增补的部分合刊，前半部分是沈氏所作为上卷，分四个部分，下卷即张氏续补的，故又称《补农书》。由于这两部分成书年代有前后之差，而且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有人把它当做两本著作，分别加以著录，但是也有人把它合在一起，有时题《沈氏农书》，有时称《补农书》，或是用《补农书》后边加注（也称沈氏农书）的办法来区别。 总之，《沈氏农书》是江浙间桐乡地区的地主阶级经营农业的记录，不仅是生产技术，而且经营方法也有很值得重视的地方。从全书内容来看，上卷"首以月令，以辨趋时赴功之宜"，在题为"逐月事宜"的这部分，实质上是一篇农家月令提纲，每月一条，共十二条，逐月按天晴、阴雨、杂作、置备四项，记载了全年一应有关的农事活动，对生产、加工、经营等事条分例析详加安排。以下"种田地法"二十条，讲水田耕作；"蚕务"九条，包括六畜的饲养；最后的"家常日用"二十一条是加工调制。下卷分三个部分，即"补农书后"二十二条，"总论"九条和"附录"八条，这部分是张氏"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尝论者，笔其概"，以补沈氏之所未备。 《沈氏农书》开头以时系事的"逐月事宜"部分，虽只简略的列举了年内应做之事，但可看出生产的概貌和特点。后来的几个部分则就有关的问题详加论述，具体的分析了生产中一些关键问题，能够较深入的反映出当时的技术成就和经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样的处理安排，兼顾了广度和深度，作者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沈氏农书》反映出来的经营虽然还是封建式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但从处处精打细算，事事讲求实效来看，确是一个干练的经营地主的手记。从全书上下两卷的比较中还可看出，在经济上沈氏是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种桑，稍后的张氏则重桑而兼及水稻生产，它反映了明清之际太湖地区一些地方由生产商品粮食地区转变为生产商品蚕丝的地区。这的确反映了经济作物生产的增长使粮食不足，从而要从他处买入使得粮食生产商品化，说明在商品经济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社会正孕育着重大的变化。在技术上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地力的维持和培育的问题。（四）番薯的引进和传播1。番薯的引进番薯有山芋、红苕、红薯、地瓜等名称，但一般协作甘薯。 番薯非我国所原有，而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么它是从哪里引进，什么时候引进的呢？章楷先生对此进行了研究。 据西方文献记载，南美洲的番薯被哥伦布首先带到西班牙。16 世纪时，西班牙已广泛栽培。1521 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番薯又从西班牙引种到菲律宾。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福建种番薯，最初就是从菲律宾的吕宋传来的。 《金薯传习录》是清乾隆时人陈世无所辑。书中有他的高祖陈经纶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6 月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献薯蔓和栽培方法的禀帖。从陈经纶的两次禀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番薯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由陈振龙从吕宋带回试种，次年福建巡抚金学曾加以提倡推广。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长乐离福州市极近，后人为了纪念带回番薯的陈振龙和提倡种番薯的金学曾，在福建鸟石山建立"先薯祠"，奉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苏琰撰的《朱蓣疏》记载泉州引种番薯的经过是："万历甲申（1584 年）、乙酉（1585 年）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泉州古称）洋舶道之，携其种（指薯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至乙亥、戊子（1587-1588 年），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1594-1595 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蓣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蓣，其皮色紫，故曰朱。"苏琰是福建泉州人。当地人记当时事，当属可信。苏琰说泉州的晋江种薯在1584-1585 年，而陈振龙和金学曾在福州引种和推广番薯在1593-1594 年，泉州种番薯比福州约早十年。 和苏琰差不多同时代的福建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也说"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莆"指莆田县，属福州府。《闽小记》说泉州种番薯早于福州，这和苏琰所说是一致的。而漳州又早于泉州。大概因漳州距吕宋最近。从大陆去吕宋，由漳州的厦门出海；从吕宋回来，也在厦门登陆。漳州去吕宋的人可能多些。漳州沿海地方先种番薯，泉州沿海地方迟些，福州沿海地方又迟些，这是很可能的。 2。番薯的传播番薯从菲律宾引种到福建，经过一二十年的逐渐扩展，在闽粤二省部分地区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并在救荒中起一定作用。所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林"。万历三十六年，长江下游旱荒，其时徐光启正因父丧在上海。他听说番薯是一种很好的救荒作物，于是请托一位姓徐的人，从福建莆田把薯蔓插植在木桶中，春暖后连木桶运到上海栽种。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运过南岭，引到长江流域的人。 据徐光启在《甘薯疏》中说这位姓徐的人曾为徐光启三次运种到上海。 反复三次远从福建求种，说明徐光启在冬季藏种上曾一再失败。他在《农政全书》中介绍五、六种番薯藏种方法，也反映他认识到种薯安全贮藏过冬，是把番薯从岭南引种来长江流域成败的关键所在。 徐光启介绍的最主要的两种藏种方法，一种是用稻草筑成二尺见方的坑，坑底和坑的四周的稻草都要堆得很厚。坑中堆种薯，缚竹为架，罩在种薯上。上面再覆盖很厚的稻草。另一种方法是堆尺余厚的稻草垫底，上铺尺余厚的草木灰。种薯埋在草木灰里，薯上再用草木灰覆盖，并铺上很厚的稻草。 番薯虽然早在1609 年就已跨越南岭，来到长江下游的上海，可是在长江下游地区，17 世纪中叶以前的文献中，很少提到番薯。因此我们怀疑，虽然徐光启很早就在上海引种番薯成功，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种作物在长江下游地区似乎并没有多大发展。 可见番薯自引进我国后，最初局限于闽粤将近一个世纪。17 世纪后期开始向江西、湖南等省及浙江沿海地区扩展，18 世纪中叶更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扩展，最后普及于全国。 番薯有许多特有的优点。例如单产很高，比较耐瘠耐旱，栽培比较省力，不像谷类作物那样费工。我国古代常有蝗灾，番薯受蝗害较轻，《金薯传习录》上说"蝗过而叶可复萌，俭岁亦收"，不像谷类作物受害严重。番薯又不像谷类作物有一定的成熟期，块根可以提前采收，在救荒和轮作上有很大便利。所以《金薯传习录》说："百谷登场，必待成熟，而薯则发生即熟，采取随人。"番薯"生熟皆可食"，"饥可果腹"，"馑可充蔬"，"可以酿酒"，"可作饼饵"，用途很广。因为有这许多优点，所以它引种到一个地方，很快就成为这地方很重要的一种作物。番薯的引进和传播，在我国农业史上应该说是一件大事。 九、医药学（一）药 物学明代的药物学著述，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量多，超出了元代以前历代的药物学著述，其中又以个人编著者占绝大多数；二是内容丰富，既有集大成者，又有着重于临证治疗使用或某一方面而编撰者，既有"博"，又有"约"，因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药物学著述。1。综合性本草著作《本草集要》编撰者王纶（1453-1510 年），字汝言，号节斋。远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浙江慈溪，出身于明代官宦。王纶幼习儒业，甲辰年（1482 年）举进士，历任主客员外郎、参政、布政使、都御使等官职。先后编撰《本草集要》、《明医杂著》、《医学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本草集要》的编撰目的是"止取其要者，以便观览"（作者自序）。全书分三部：上部一卷为总论，主要依据《神农本草经》等前人著作，论述本草大意、汤药丸散剂型、方剂配制分量、用药之法等；中部五卷，系"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与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本草集要·凡例》）而成，载药545 种；下部两卷，根据药性所治，将药物分为十二门，包括治气、治血、治寒、治热、治痰、治湿、治风、治燥、治疮、治毒、妇人、小儿。每门之中又分成二至四类，如治痰门内分为治热痰虚痰药、治湿痰行痰药、治寒痰风痰药、消克痰积药共四类。这种将药物按性能分门别类，发展了陶弘景的通用药分类法，对临病用药制方，确能起到易于检寻的作用。《本草品汇精要》是明代唯一由朝廷命令编纂的本草学专书。刘文泰、王槃等具体负责，参加这项工作者达40 余人。此书定稿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共四十二卷，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共十部，共收载药物1815 种，分上、中、下三品。 《本草品汇精要》书首分别以"神农本经例"、"采用斤两制度例"、"雷公炮炙论序"引述古代有关中药学基本理论、药物炮制方法、剂型种类、配伍与宜忌等内容。对每种药物之介绍，先引《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拾遗》以及唐、宋医家对本草的记载，列举其功能主治然后按"二十四则"详述各药之内容。二十四则为：名（药物名称与异名）；苗（药物生长状况）；地（产处）；时（采集时节）；收（蓄藏）；用（药用部分）；质（形态）；色（色泽）；味（酸、辛、甘、苦、咸）；性（寒、热、温、凉、收、散、缓、坚、软）；气（厚、薄、阴、阳、升、降）；自（腥、膻、香、臭、朽）；主（主治）；行（所行经络）；助（相使之药物）；反（相畏、相恶之药物）；制（炮制）；治（治疗功效）；合治（合治取相与之功）；禁（戒轻服）；代（代用品）；忌（避何物）；解（解毒）；赝（辨真假）。此书是继宋代《证类本草》之后的一部较有分量的药物学专书，列目详细，叙述精要，绘图考究，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草蒙筌》编撰者陈嘉谟（约 1487-？），字廷采，号月朋，安徽新安人。他对前人之本草著述进行整理，根据《本草集要》次序，结合自己心得和经验加以补充，于嘉靖己未（1559 年）开始着手编撰《本草蒙筌》，历经七年"五易其稿"始克完成。据该书"凡例"："书名蒙筌，为童蒙作也。筌者，取鱼具也，渔人得鱼山于筌，是书虽述旧章，悉创新句，韵叶易诵，词达即明，俾童蒙习熟济人，却病立方，随机应变，亦必由此得尔，故谓蒙之筌云"。《本草蒙筌》全书十二卷，卷一分别论述药性总论、产地、收采、储藏、鉴别、炮制、性味、配伍、服法等。卷一后半部至卷十二共收载药物742 种，分属于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十部。每种药除载明其别名、产地、采集、优劣、收藏、性味、方剂等之外，还有作者之按语，并绘有药图。 《本草汇言》倪朱谟（字纯宇）编撰。作者钱塘（今杭州）人，生卒年代与生平不详。他认为《本草纲目》以前各种本草著述，内容每多重复，因此对《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四十余种本草书进行总结汇集，并作了若干订正补充，"甄罗补订，删繁去冗"，取名"汇言"，用意是"志复也，志纯也"（《本草汇言·凡例》）。天启甲子（1624 年）由其子倪洙龙刻印出版。全书二十卷，载药约670 种。书首刻有本草图数十种。卷二十摘录《素问》、《灵枢》重要论述作为用药纲领，同时还引用《本草纲目》以前诸本草书的中药理论。 2。区域性本草著作《滇南本草》编撰者兰茂，约生于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 年），卒于成化十二年（1476 年）。兰茂学习医药，起因于母病。经三十余年学习实践后，撰成图文对照的《滇南本草》，并写成《医 门揽要》等，但并未刊行，仅以手抄本在小范围内流传。 嘉靖年间，滇南范洪由于应用《滇南本草》所载附方获得疗效，因此将其抄本进行整理，并结合自己所学，于嘉靖丙辰（1556 年）重新编成《滇南本草图说》。该书的主要特点为：①在医学史上最早集中地记载了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的药物与治疗经验。因兰茂长期生活于杨林，到过昆明、滇南、滇西顺宁（今风庆）、永昌（今保山）以及金沙江畔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收载上述地区所产药物达一半多。②较充分地收载了云南及附近地区少数民族的药物与治疗经验。如阿那斯（纳西语）、格枝糯（大理白语）、帕安俄（傣语）等。③明确记载了某些药物的鉴别与应用时注意点。如：商陆"有赤白二种，白者可用，赤者不入药；然可研末，调热酒，擂跌打青黑处，神效"；"瓠匏。。又分甜苦二种，苦能下水，令人吐，除面目风邪，四肢浮肿；甜能利水，通淋除心肺烦热"；草果药"产滇中者最效"；"土瓜 。。产临安者佳。"④所载方剂一般为四、五味以内，但疗效颇好。如"灯盏花。。小儿脓耳，捣汁滴入耳内"，"左瘫右痪，风湿疼痛，水煎，点水酒服。"又如对胃寒疼痛，年久不愈者，以法罗海、延胡索、薏苡仁、白术配伍治疗。⑤介绍了当地丰富的食疗经验。如"胃气疼，大红袍煮鸡蛋吃"；"白云参煨肉吃，气血双补"；妇女干血痨、恶寒、发热、头痛、形体消瘦、精神短小者，用大蓟二两、水牛肉四两炖服。 3。考注性本草著作《本草经疏》缪希雍（1556-1627 年？）撰著。《本草经疏》全书三十卷，目录次序基本按照《证类本草》，对部分混杂如木部之藿香、菜部之假苏，予以更正。该书的第三十卷为"补遗"，其中包括《证类本草》第三十卷所载有名未用之药而今为常用之物，以及《神农本草经》未载而《本草拾遗》虽载却下详者。此书体例，除记载药名、性味、功效、炮制外，最突出之处为专列有疏、主治参互、简误三项栏目，且内容相当详细，因此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二）方剂学和炮炙法1。方剂学明代的方剂学，继续有较大的发展，在理、法、方、药的研究与论述方面，都有所提高。这时期，除了在各种本草著述之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方剂的组成、功效、用法等之外，有关方剂学的专书也明显增多，而且内容丰富，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分书就是产生于明代。 1。方剂学《普济方》明初朱■与教授膝硕、长史刘醇等编撰。原为168 卷，自明初刊行以后，原刻本散佚。幸《四库全书》将其收录，改编为426 卷。此书之编次分别为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脏腑各论（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脏腑器官，分述各种病候）、伤寒杂病（包括各种急性、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外科伤骨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每种病证，有论有方。除记载药物与针灸治疗方法，还介绍了按摩、导引治疗经验。本书搜罗广泛，资料丰富，不仅在中医方剂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上也有贡献。《奇效良方》全名为《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原书系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 年）太医院使董宿编辑，但未全部编成而病逝，后经太医院判方贤继续补充和编成。之后，又经御医杨文翰校正后予以刊行。 本书主要按证候分门，还有则依病因、疾病部位、治疗方法而分，共64门，载方七千余首。方之前有论，以《内经》、《脉经》等为理论根据。主要收集宋代至明初医方，包括内、外、妇、儿、杂病等各科病证的医疗方剂。但其中也有不少须慎重考虑者，如有些治疟丸含"好信"（砒霜）分量较大。此外，书中夹杂了封建迷信内容，如配方时忌妇人、忌孝子、忌鸡犬等，须加批判。 《医方考》作者吴崑（1552-1620 年？），号鹤皋，安徽歙县人。书中所收方剂，依证候而分为72 门，每列一证，先述病因，次辨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名方。此书优点为对方剂之命名、药味组成、方义、功效、适应症、加减应用、禁忌等作了扼要论述，条理清楚，因证致用，有较高参考价值；缺点是对前人资料兼收并蓄，存在鱼目混珠情况，并掺杂了一些不科学和迷信内容，此外，所收方剂还不够广泛，遗漏较多。 《祖剂》施沛编撰。施沛字沛然，号元无子，华亭（江苏松江）人。作者收集明代以前著名方剂八百余首，加以编述为《祖剂》一书，成于崇祯庚辰年（1640 年）。全书共四卷，其中论主方七十首，附方七百余首。以《素问》、《灵枢》以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而选以《和剂局方》、宋、元、明诸医家流传之名方加以归类叙述。作者对所选方剂进行追源溯流，俾于对其有宗有祖可考。 2。炮炙法《炮炙大法》编撰者缪希雍（1556-1627 年？），字仲淳，号慕台，原籍常熟，后迁居金坛。《炮炙大法》是明、清时期论述药物炮制的较著名专书。不分卷。依药物类别分为十四部，包括水、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以简明文字叙述四百余种药物的炮制法，并述及药物产地、采药时节、药质鉴别、用于炮制的材料、药物炮制后的性质变化。还简述药物配伍应用时的相须、相畏关系。书末附用药凡例、煎药则例、序次、服药、服药禁忌、妊娠服禁等。 书中"用药凡例"主要论述药剂丸散汤膏各有所宜不得违制，具体说明了各种剂型定义及作用。此外，对于炼蜜时的季节、加水量、炼熬时间、色泽、稠度等，对于方剂中的石药、香药的调配方法与注意点，均作了详述。《雷公炮制药性解》李中梓编撰。此书虽着重于药物性能之说明，但对药物炮制、功效及用法，叙述也较详。 （三）戾气学说1。吴有性与《温疫论》吴有性，字又可，约生活于16 世纪80 年代至17 世纪60 年代，江苏吴县人。他生活的这个时期，疫病连年猖獗流行。 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于1642 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 2。"戾气"学说"戾气"学说的要点，可归纳为：疫病是由"戾气"引起。《温疫论》原序的第一句话就明确地写道："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异气也称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他在该书"伤寒例正误"一节中再次明确指出："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这就突破了明以前的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吴有性说，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肯定地指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温疫论》写道："邪从口鼻而入"而人体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但是，只要是同一种戾气，不论是"天受"或是"传染"，所引起的疫病则是相同的。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这些都是正确地阐明了戾气、人体、疾病三者之间的关系。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此显然是疫病之大流行，而且"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这表现为疫病散发性的情况。 戾气致病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温疫"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他处安然无有，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很明显，这是说明戾气致病的地区性特点。而"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四时有盛衰"以及某些"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则是说明戾气致病有它一定时间性的特点。 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 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如"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痘疹与疔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戾气所引起。"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 提出了治疗疫病的基本原则和注意点。《温疫论》对疫病治疗的基本原则为"客邪贵乎早逐"，"客邪"就是指侵犯人体致病的戾气。为了早逐疫邪，吴有性主张早用攻下法祛邪，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几方面的注意点："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 如上所述，可见"戾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它对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基本上都论述到了。特别是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的二百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特点能有如此科学的创见，的确是十分宝贵的，尤其是他把外科感染的病因，摆脱千百年的"火"邪致病说而归之于"戾气"，堪称为非同凡响的见解。 在《温疫论》中，还就伤寒同温病的病因、侵入途径、证候、传变、治疗等进行比较和区别。由于吴有性在温病学上所提出的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四）分支学科明代，由于许多医家和人民群众的丰富医疗实践，临证各科都取得许多新经验与新知识，并且各科都有各自发展特点与突出的成就。 1。脉学鉴于有的医家，往往仅以脉象一项诊病，所以明代不少医籍强调四诊合参的必要性。《濒湖脉学》虽以论述脉学为主，但书中特别提到："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谓之巧者尔，上士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简明医彀》在"临病须知"专节内，对四诊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 为了强调问诊之重要，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提到，习医者须先熟悉问诊，并列出55 条应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特写了"十问歌"，即："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 《濒湖脉学》一书分为两大部分，前部分论述了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共27 种脉象；对每种脉象，首先简明地援引前人之记载，继而以"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或"体状相类诗"栏目，分别叙述各种脉象之特点、鉴别及所主疾病。 2。内科学在此期间出现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内科摘要》，系薛己（约1488-1558 年）所著。该书主要为内科杂病二百余例医案，列出引起亏损之主要原因有元气亏损、饮食劳倦亏损、脾胃亏损、脾肾亏损、脾肺亏损、肝肾亏损、肝脾肾亏损等，论述其病机、遣方用药、预后及误治等。调补养正是薛己的治病基本大法，尤其强调温补。薛己还兼通外、妇、儿、眼、口齿等科，并且将调补养正的治病法则也应用到上述各科病证中，他编撰的医著颇多，被后人编辑为《薛氏医案》。 明代另一位著名医家张介宾（字景岳），对内科学的贡献相当突出，其医学思想，起初受朱震亨的理论影响，赞同朱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后来张氏根据《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论述，转而反对朱氏上述论点，而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以及"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他在所著的《大宝论》、《真阴论》、《阳不足再辨》等篇章中，反复论述真阴（元阴）、真阳（元阳）对人体的重要性，并且把两者归根于命门的水火，认为真阴真阳是造化之源泉，性命之根本，说"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类经附翼·三焦包络命门辨》）。并且还认为"凡阴气本无余，阴病惟皆不足"（《类经附翼·真阴论》）、"今人之病阴虚者十常八九"（同上）、"虚火为病者，十中常见六、七。。，虚火者，真阴之亏也"（同上）。因此，他力主补益真阴、肾阳，强调在进行补阴时，适当选用补阳药，补阳时适当选用补阴药。他在临证上常用的调补方剂中特别喜用熟地，在《景岳全书·本草正》中高度评价熟地的功效，认为熟地"味厚气薄"、"阴中有阳"，"能补五脏之真阴"。 明代力倡温补的又一位医家赵献可，字养葵，鄞县人。他对薛己的温补学说十分推崇，尤其发挥命门之说，认为命门是人身之主和至宝，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特撰《医贯》（1687 年）一书，其用意即是以保养"命门之火"的论点贯串于养生与治疗等一切问题之中。 明代对内科病证论述较多或较重要的医著尚有：《医学正传》虞抟（1438-1517 年，字天民）编撰，书中主要论述内科病证，并涉及其它各科。每种病证基本上包括"论"、"脉法"、"方法"、"医案"四方面内容，总集各医家一千余医方。 《万病回春》龚廷贤综合祖传与自己医疗经验，于万历乙卯（1587 年） 撰成。该书在卷二讨论中风时，说应区别"中风者，有真中风、类中风之分。"书中特别提到中风之预防"凡人初觉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少力、肌肉微掣，三年内有中风之疾，宜先服愈风汤、天麻丸各一料，此治未病之先也。" 此书除对中风证治叙述甚详外，对伤寒、伤风、内伤、郁证、痰饮、咳嗽、喘急、疟疾、痢疾、泄泻、霍乱、哎吐、水肿、发热、虚劳、肺痈、结核、便闭、消渴等数十种内科病症之诊治皆作了论述。 《寿世保无》龚廷贤编撰，系综合性医著。此书卷四"补益"写道："夫人之正气不足曰虚，复纵嗜欲曰损"，认为"致病之因有六焉：一曰气，二曰血，三曰精，四曰神，五曰胃气，六曰七情忧郁。"书中介绍了《和剂局方》的四君子汤、四物汤、十全大补汤等补益方剂的作用与适应症，并认为人参"善补五脏，安精神，健脾胃，生津液"，对虚损者大有裨益。 《明医杂著》王纶撰。全书六卷，通过对内科学术思想的总结，主张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 《证治准绳》编撰者王肯堂（1549-1613 年），字宇泰，号损庵，又号念西居士，金坛人。《证治准绳》是作者用了十多年编撰成，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女科共六科，又称为《六科准绳》。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内经》、《伤寒杂病论》及金元医家学说，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慎柔五书》作者胡慎柔，生卒年不详。《慎柔五书》共五卷。卷三、卷四主要为虚损、痨瘵的证治，卷五为医案。 《病因脉治》明末秦景明著成初稿，后由秦皇士（秦景明侄孙）经三十年整理充实定稿。全书四卷，内容有：评价前人证因误治及证因各别治法的不同；依次叙述各病的症、因、脉、治。对内科常见病证如中风、咳嗽、顺逆、胃脘痛、腹痛、便秘、泄泻、哎吐、黄疸等都有详细记述，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理虚元鉴》明代论述虚劳的专书，作者绮石（一作汪绮石）对虚劳病的病因，《理虚元鉴》总结有六因：先天之因、后天之因、痘疹及病后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因、医药之因。上述归纳比较全面地包括了虚劳病症的主要原因。 关于虚劳病症的病机，书中认为阳虚之症有夺精、夺火、夺气的不同。 绮石对虚劳的治疗，参考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的经验，予以斟酌灵活应用，提出"治虚有三本"和"治虚二统"的原则。对虚劳病症的防治中，《理虚元鉴》着重强调预防和早治的意义，专写了"知节"、"知防"、"二护"、"二守"、"三候"各节。《理虚元鉴》较详细地论述肺劳症候、治疗、预后、护理与预防。总结出咳嗽、吐血、发热是肺劳的主要症状。认识到其传染性。 3。外科、伤科理论与实践明代的外科、伤科均有明显的新进展，主要有三大特点：外、伤科病证理论知识的提高；发明了一些外科手术与外伤科医疗用具；外、伤科著述空前增多。 《正体类要》薛己撰，论述了正骨手法19 条及外科方剂等，介绍了扑伤、坠跌、金创与烫伤医案，除外治之外，对内治之作用比较重视，采用以补气血为主，活血行气为辅的法则，论述比较简明实用。 《外科理例》汪机撰。外科明代称为疮疡科，汪机则称之为外科，他认为"以其痈疽、疮疡皆见于外，故以外科名之"，因此他将其所撰有关疮肿等疾患之专书，定名为《外科理例》。汪机虽谈到痈疽、疮疡"皆见于外"，但他提出"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所以治外必本诸内"。对外科病的治疗，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 《外科枢要》薛己撰，为疮疡证治专书，以外科病证为纲，将全身疮疡分为30 余种，并对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作了描述。 《疡医证治准绳》王肯堂撰，对外科病证诊治有丰富的论述，提出骨伤科医生了解骨骼知识的重要性，记载了多种外科手术的方法。其中有些是中医外科史上的较早记载，如气管吻合术，耳廓外伤整形术，此外，还记述了唇、舌外伤后的整形术，以及头颅、肩胛、颈部、胸腹、腰、臀、脊柱等外伤的急救手术与药物。 《外科正宗》撰著者陈实功（1555-1636 年），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人。《外科正宗》主要是他对医学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其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其内也"，因此，对外科疾病，他也很重视调理脾胃，主张多采用托、补二法。他记载了鼻息肉摘除术、咽喉食道内的铁针取出术及截肢术等，设计制造了摘除鼻息肉的手术用具，介绍了枯痔散、枯痔钉、挂线等治疗痔瘘的方法。《外科正宗》对皮肤病也有不少记载，如奶癣病名最早见于此书。该书还记述了多种肿瘤，最早详记粉瘤、发瘤与失荣。 4。女科明代女科的证治，积累了不少新经验，较著名的女科专书为：《女科证治准绳》（1607 年），王肯堂编撰，收辑女科资料相当丰富。1620 年，武之望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将女科的经、带、胎、产诸病分列纲目，编撰成《济阴纲目》，有论有方，并加注释，便于临证应用。 除女科专书外，明代综合性医籍中，多有女科内容，如《景岳全书》载有"妇人规"二卷，张介宾在其卷首之总结中，归纳妇人"九证"为经脉、胎孕、产育、产后、带浊梦遗、乳病、子嗣、癥瘕、前阴，共九大类证候。作者摘引前人有关妇女生理、孕育胎产、疾病、病理、治疗等记载，结合自己体会与经验，作了颇为详细的论述。 5。幼科明代，幼科所取得的新经验与新知识也是比较突出的，幼科著述相当繁多，较重要者有：《保婴撮要》薛铠、薛己父子合撰，共二十卷。该书内容丰富，论述小儿养护、发育、内科、外科、五官科及传染病各种病症二百余种，每种病症首论病因、病机与治则，次载医案与各种治法，最后介绍各种方药。书中很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与健康的影响，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婴儿疾病，必须同时医治乳母与婴儿。 《万密斋医书十种》编撰者万全（约1495-约1580 年），万全总结祖辈与自己医疗经验，编撰成《万密斋医书十种》，其中半数为儿科著述，如《育婴秘诀》、《片王心书》、《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片玉痘疹》等。万全根据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万全的著述中，记述了急、慢惊风的病因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 《幼科证治准绳》王肯堂撰（1607 年），书中内容很丰富，记载了婴儿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开通手术："。。肛门内合，当以物透而通之，金簪为上，玉簪次之，须刺入二寸许，以苏合香丸纳入孔中，粪出为快，若肚腹膨胀不能乳食作呻吟声，至于一七难可望其生也。" 明代还有不少痘疹方面的著述，麻疹病名的出现也是在此时期，最早见于龚信的《古今医鉴》，书中详细叙述了麻疹的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以证候上与痘疹作了鉴别。在治法上，强调"麻证始终可表，宜照发热门内。煎败毒散表之，表退肌肤之热，则麻子自没矣。" 6。五官科明代眼科专书《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傅氏眼科审视瑶函》，傅仁字编撰。博仁字，字允科，安徽休宁人（一说南京人），生卒年不详。他摘录前人有关眼科论述，结合本人眼科临证经验，编撰成《审视瑶函》，书稿完成后，由其任职于南京太医院之子傅国栋（字维藩）及婿张文凯进行补充、校编，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刊行。《审视瑶函》共六卷。卷之首记述五轮八廓、五运六气及前人医案23 例；卷一为总论，内容包括五轮八廓所属论、目为至宝论、钩割针烙宜戒慎论、内外二障论等；卷二论病因病机，主要录自《原机启微》；卷三至卷六主要根据《证治准绳》记述108 种眼科病证，将其分为19 类进行论述。书中记载了三百余首方剂及用药宜忌，分述金针拨障术，以及钩、割、针、烙、点、洗、敷、吹等眼病外治法，并对煮针法、术前洗眼、手术方法与术后护理作了介绍，对小儿目疾与眼科针灸也有所论及。书中还绘图说明多种眼科手术器械及眼科针灸要穴。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收载了眼科证候170 余种，傅仁字的《审视瑶函》曾从中转载了大部分眼科病症。 薛己撰著的《口齿类要》，刊于1529 年，是现存早期中医口齿科专书，不分卷。论述了茧唇、口疮、舌症（包括舌肿痛、舌生疮、舌出血、舌裂、舌强、舌烦热、舌糜烂）、牙出血、牙蛀、牙龈肿、齿根动摇、齿龈浮肿、齿摇龈露、咽痛、嗌痛、喉痛、喉塞、喉痹不语、咽喉骨鲠、异物鲠塞以及诸虫入耳等之症状与治疗。 7。针灸学明代的针灸学著作，数量多于前代，其特点为：多数主要是摘录前人的针灸学论述汇集成书；书中内容多是歌赋形式表达者。明代较著名的针灸学专书有下列数种：《针灸大全》，编撰者徐凤，字廷瑞，江右（今江西）人。此书共六卷，卷一为周身经穴赋、十二经脉歌、经穴起止歌、十五脉络歌、经脉气血多少歌、禁针穴歌、禁灸穴歌、血忌歌、四总穴歌、千金十一穴歌、治病十一证歌、流注指微歌、通主弱指要赋、灵光赋等。卷二为转载《标幽赋》全部内容，并进行一些注释。卷三为周身折量法、先论取周身寸法、人体各部穴位。卷四为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各种病证的主治穴位。卷五记载了《金针赋》，此卷内还记述了子午流注法以及烧山火、透天凉等八法。卷六为论述点穴、艾炷大小、壮数多少、点艾火、避忌、治灸疮、忌食、保养等，强调"凡灸后切宜避风冷，节饮酒，戒房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之事须要除之，可择幽静之居养之为善"。全书附有不少插图。 《针灸问对》，此书又名《针灸问答》，撰著者汪机。全书共84 问，其内容既有《内经》等古代医著及医家有关针灸之论述，也有汪机个人的见解与评论。 《针灸问答》的议题颇为广泛，包括针灸理论、经络、穴位、九针、手法、各种病症之针灸治疗、各种针刺法、不同体质者的针刺注意点与禁忌以及对前人论述之评论等。 对针与灸之补泻作用，汪机的观点为：针有泻无补，灸有补有泻。对于灸法，汪机认为主要适于阳气陷下，脉沉迟脉证具见寒在外，冬月阴寒大旺，阳明陷入阴水中诸证。认为脉浮或阳气散于肌表者均不宜灸，夏天亦不宜灸。《针灸聚英》与《针灸节要》二书均高武编撰。高武在学习钻研针灸学的过程中，深感探索并阐明针灸的源与流之重要，认为"不溯其源，则昧夫古人立法之善，故尝集《节要》一书矣。不究其流，则不知后世变法之弊，此《聚英》之所以纂也"（《针灸聚英·引》）。《针灸节要》又名《针灸素难要旨》，主要为摘录《内经》、《难经》有关针灸之重要论述，大约于嘉靖己丑年（1592 年）编辑成书，便于初学针灸者之用。《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刊于1529 年。 《针灸聚英》全书共四卷。卷一为脏腑、经络腧穴。他认为宋代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先立诸病目，然后以各腧穴分属"似难于阅"，因此改为以经络腧穴为主，而以所主治之病分属之。卷二为各种针灸方法、东垣针法、某些穴位主治、子午流注以及各种病症之取穴法。卷三为针灸法之论述，包括针具艾炷，针刺手法、灸疮、晕针折针之处理等。卷四为针灸歌赋。高武认为"世俗喜歌赋，以其便于记诵"，因此从各种医籍中转引了针灸歌赋六十余首编辑成一卷，该卷之末尚有"杂病歌"，用歌赋记述各科二十余种常见病证之症状与治疗。 《针灸大成》，杨继洲编撰。他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从《医经小学》、《针灸聚英》、《标幽赋》、《金针赋》、《神应经》、《医学入门》等二十余种医籍中，节录部分针灸资料予以编辑及注解，并附以自己的针灸治疗病案，编撰成《针灸大成》。卷一为节录《内经》、《难经》等古医籍中有关针灸的部分原文，附有杨继洲的注解；卷二及卷三系摘引《医经小学》、《针灸聚英》、《标幽赋》、《金针赋》、《神应经》等二十余种医籍中的部分针灸歌赋，也附有杨继洲所加注解；卷四叙述取穴法、针具、各种针刺法等；卷五为十二经井穴、子午流注法等；卷六、卷七记述经络、十二经穴位及主治；卷八为临床各科病证的针灸治法；卷九包括"治症总要"、名医治法、取穴法、灸治以及杨继洲针灸治疗医案等；卷十主要介绍小儿的针灸按摩治法，特别是转载的《陈氏小儿按摩经》，是很宝贵的古代小儿按摩专著。 《针灸大成》的主要成就与特点为：①主张针灸和药物配合运用，宜灵活采取适当治法以取得最好的疗效，卷三"诸家得失策"中对此作了反复阐述。②临证治疗中，杨继洲虽主张药物与针灸配合应用，但一般而言，他认为针灸治疗有其优越性。③发展了透穴针治法。杨继洲在元代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对偏头痛一针两穴治法基础上，发展了多种透穴针治法。④创造或发展了多种针刺手法，如"三衢杨氏补泻"节所载"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及歌"，将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及拔针十二种手法之要点阐明，然后总括成简明易记的"十二歌"。⑤告诫对头部不宜多灸。⑥提出了掌握灸治壮数的原则。⑦刻经络图与九针式。 8。推拿与按摩按摩在明代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文献上开始用"推拿"名称代表按摩术，二是按摩木不仅在成人使用，而且推广到小儿多种疾病的治疗。 明代较重要的推拿学专书有龚云林撰著的《小儿推拿秘旨》。 《小儿推拿秘旨》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其中内容除一部分取材于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其余多系作者个人之见解与经验。全书共二卷。卷一包括总论、蒸变论、惊风论、诸疳论、吐泻论、婴童赋、面部险症歌、险症不治歌、面部捷径歌、小儿无患歌、夭症歌等，而以推拿治法为主。卷二主要为药物疗法，叙述小儿常见病症及其治疗方剂。所载"十二手法诀"，讲述了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与适应症。 明代第二部较著名的推拿专书为周于蕃的《推拿仙术》（1605 年），书中阐明拿说、拿法、推法的意义与要点。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与阴掌（掌背）诀法，介绍了手上推法九则的名称、功用与操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简明扼要他讲述了"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 （五）养 生 知 识1。重要著作明代，养生学也有进一步发展，许多医家在总结明以前养生学成就的基础上，补充当时的养生实践经验，编撰的有关专著较前明显增多，且较简要易行。 1442 年前后，冷谦撰著的《修龄要旨》是明代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论述了四时调摄、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十六段锦、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与导引吐纳之要点及其具体方法。 1549 年刊印的万全编撰的《万氏家传养生四要》，主要为辑录前人有关养生论述，结合作者体验，归纳出养生"四要"为"寡欲"、"慎动"、"法时"及"却疾"四方面内容。并且强调"善养生者，当知五失：不知保身一失也，病不早治二失也，治不择医三失也，喜峻药攻四失也，信巫不信医五失也。" 明代济南王象晋所辑《清寤斋心赏编》，将明代以前文献中有关饮食起居、精神修养、却病延年的记载予以辑录，分编为葆生要览、淑身懿训、佚老成说、涉世善术、书室清供、林泉乐事诸篇。全书大部分内容为养老长寿之论述。强调根据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顺应其爱好，随侍左右，使其愉快，减少伤病。提出注意合理饮食起居与节制性生活，对老年长寿有重大意义。 1578 年，周履靖辑成的《赤凤髓》，以绘图与文字介绍内功、动功、五禽戏、八段锦导引等。1591 年，高濂所辑《遵生八笺》，其中"清修妙论"、"四时调摄"、"起居安乐"、"延年却病"、"饮撰服食"、"灵秘丹药"等笺，主要是养生保健的论述。1606 年前后，陈继儒所撰《养生肤语》，主要摘引前人有关养生之论述，参以其本人见解写成。书中强调善摄元气之重要性，内容包括情志、处世、待人、接物、起居、饮食、房劳等。 1615 年，《寿世保元》载有不少养生与老年医学之内容，在卷四"老人"专节内，分别以："延年良箴"、"衰老论"、"保生杂志"及"摄养"四专题进行论述。 2。散见的思想明代尚有几部成书年代不详的养生学专书，其中息斋居士的《摄生要语》载有"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暮无大醉，终身之忌暮常护气"。记载养生十要为："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路，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忍。"同时列出"最要提防"之十点："一欲，二忧愁，三饥渴，四触爱，五睡眠，六怖畏，七疑悔，八瞋恚，九利养虚称，十自高慢人"。 袁黄（坤仪）的《摄生三要》归纳为：聚精、养气、存神。认为"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提出聚精之道为："一曰寡欲，二曰节劳，三曰息怒，四曰戒酒，五曰慎味。"对于养气，认为"气欲柔不欲强，欲顺不欲逆，欲定不欲乱，欲聚不欲散。"对于存神则认为"神凝则气聚，神散则气消，若宝惜精气，而不知存神，是茹其华而忘其根矣"。 （六）李时珍与《本草纲目》1。李时珍生平事迹李时珍（1518-1593 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李时珍幼年时身体羸弱，少年时期开始阅读过一些医籍，曾随父诊病抄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而要他走科举道路，为此，特领他去拜中进士第的顾日岩为师。顾日岩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文献，李时珍因此有机会阅读到许多文献和一些珍贵的书籍。李时珍14 岁中秀才，后曾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23 岁之后，他放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吸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家的高度同情心，所以他行医时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很高尚，因此，在短短几年之中便享有声誉。其间，他因诊断治愈了楚王府中小儿的"虫癖"怪病，医名更增，旋被楚王府聘为"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深感这将关系到病家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 岁起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而且，对某些药物还亲自栽培（如薄荷、红花、蕲艾等）、试服（如曼陀罗、何首乌等），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 年辛勤努力，参考了八百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六年（1578 年）60 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 2。《本草纲目》的重大成就《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是我国古代文化科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蔡景峰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成就。 （1）总结了16 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本草纲目》对药物广泛收载，多达1800 余种，较《证类本草》所载药物1500 余种，增加了300 余种。书中附有药图1000 余幅，药方11000 余个。它对16 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如把实为两药而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女萎分清；把同是一物而被误为两药的南星与虎掌更正；把被误为兰草的兰花、被误为百合的卷丹区分开；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归为菜类等等。（3）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李时珍对药物分类的突出优点有二：一是按照"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既使各种药物依其性质归类，又便于寻觅查阅。 李时珍这部医药学巨著之所以采用"纲目"两字，虽然可能受到宋代朱熹《通鉴纲目》、明代楼英（1320-1389 年）《医学纲目》的影响，但从《本草纲目》的内容看，其"纲目"两字，更有其用意。一是"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二是"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即"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三是同一种药物，由于其不同部分均可供药用，则以此药总体为纲，各部为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标粱为纲，而赤、黄粱米皆列为目之类"。因此，本书的分类确实基本上达到了纲目清晰。 （4）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记述，包括校正、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到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和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如三七的功效，李时珍总结为"止血、散血、定痛"，这是很符合实际的高度概括。又如延胡索止痛、大风子治麻风等功效，李时珍都给以肯定。 （5）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李时珍通过科学的总结，批判了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的说法，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例如水银，李时珍指出"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又如"草子可以变鱼"等一些反科学见解，李时珍给予说明更正。（6）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作了详细记载，同时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作了不少正确的叙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科，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论述。动物学如对驼鸟的描述，引了多种文献写道："李延寿《后魏书》云：波斯国有鸟，形如驼，能飞不高，食草与肉，亦啖火，日行七百里。郭义恭《广志》云：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矿物学如对石油的产地与性状等所作的详细记述："石油所出不一，出陕之肃州、鄜州、延州、延长，广之南雄以及缅甸者。自石岩中流出，与泉水相杂，汪汪而出，肥如肉汁。土人以草挹入缶中，黑色颇似淳漆，作雄黄气。土人多以燃灯甚明，得水愈炽，不可入食。"并说："国朝正德末年，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作雄黄气，土人呼为雄黄油，亦曰硫黄油。"物理学如借助于了解空气中的湿度变化推测雨量大小："每旦以瓦瓶秤水，视其轻重，重则雨多，轻则雨少"。又如书中在谈到石胆（即胆矾）时写到："但以火烧之成汁者，必伪也。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又以铜器盛水，投少许入中，及不青碧，数日不异者，真也。"虽然，这段记述主要是说明检验石胆真假的方法，然而，这正反映当时已经掌握的一些化学试验。《本草纲目》有关农学上的记载也是相当丰富，其中所载"梨品甚多，必须棠梨，桑树接过者，则结子早而佳。"介绍了用嫁接法改良果树品种的办法："梨与萝卜相间收藏，或削梨蒂插于萝卜上藏之，皆可经年不烂"；"桃树生虫，煮猪头汁烧之即止"，都是值得重视的经验。从以上所举出的一些实例，已足以说明《本草纲目》在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 （7）辑录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本草纲目》引载了16 世纪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既有医药方面的，包括历代诸家本草与医药著述；也有非医药方面的，包括经史百家著述。在这许多引载的文献资料中，有的原书后来佚失，但由于《本草纲目》的摘录记载和注明了原出处，因此使某些佚书的部分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本草纲目》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由胡承龙出资在南京刻成第一版（即金陵版）刊行后，接着于万历三十一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在南昌翻刻了第二版。其后屡经翻刻再版，对后世影响很大。并且很早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还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者达尔文（1809-1882 年），在其《物种起源》（1859 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 年）及《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 年）三书中，曾数次引用了《本草纲目》的资料。虽然，达尔文所引的某些资料未写明取之于《本草纲目》，而说是得之于《古代中国百科全书》，但他所说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实际上就是《本草纲目》，这只需将他所引资料同《本草纲目》有关记载相对照即可证明。例如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到鸡的变种时，写道："倍契先生告诉我说，。。在1596 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曾经提到过七个品种，包括我们称为跞鸡即爬鸡的，以及具有黑羽、黑骨和黑肉的鸡，其实这些材料还是从更古老的典籍中搜集来的"。而《本草纲目》卷四十八，"鸡"条中写道："乌骨鸡，有白毛乌骨者，黑毛乌骨者，斑毛乌骨者，有骨肉俱黑者"，同时还引载了10 世纪《太平御览》关于乌骨鸡故事。此外，《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谈到人工养殖金鱼家化的历史时写道："金鱼被引进欧洲不过是两三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但在中国自古以来它们就在拘禁下被饲养了。。。在一部中国古代著作中曾经说道：朱红色鳞的金鱼最初是在宋朝于拘禁情况下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而《本草纲目》在记述金鱼时写道："金鱼有鲤、鲫、鳅、。。数种。。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可见，达尔文关于金鱼家化史的资料，确是转引自《本草纲目》者，这也充分说明《本草纲目》影响之深远。 但是，限于历史条件，《本草纲目》中也存在错误之处，例如，书中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及妊妇食兔肉"令子缺唇"等不科学的说法；赞同"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的无稽之谈；以及"寡妇床头尘土"治"耳上月割疮"的封建迷信之说等。此外，《本草纲目》所引载的历代文献，虽注明其出处，但也有注错而成为张冠李戴者。然而，总的来说，《本草纲目》的成就是主要的。后世一些医家和学者由于受到《本草纲目》的启发或影响，先后编成相同类型的本草书，如汪昂的《本草备要》、莫熺的《本草纲目摘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林起龙的《本草纲目必读》、曹菊庵的《本草纲目万方类编》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本草纲目》给以高度评价，鲁迅称此书"含有丰富的宝藏"、"实在是极可宝贵的"。1956 年，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李时珍的题词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当代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李时珍的名字及其业绩，将永载史册，与世长存。 除《本草纲目》外，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与《奇经八脉考》，丰富了脉学与经络学说，内容已分述于诊断与针灸专题内。 十、矿冶（一）找矿与采矿技术1。找煤开采煤矿是离不开地质工作的。至迟在宋代，中国就已经在煤矿地质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经常根据煤层的露头找煤。到了明代嘉靖以后，更有明显的发展。 赵承泽先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煤矿地质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对含煤岩系中的一些岩层，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对含煤地区的地质变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世界上，首先提出辨认含煤岩系和含煤地区地质变化的重要意义，并且有了比较完整的勘察方法和勘察程序。 （1）有关煤田地质的认识第一，对于煤系岩层的了解含煤的地区，都是沉积岩的分布区。嘉靖以后，已经很了解这一规律，同时也了解沉积岩层中各种岩层的特点。因而在找煤时，首先即留神观察所欲勘察的地方是否有属于沉积岩层的某些岩层。 孙廷铨《颜山杂记》卷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避其沁水之潦。。。往而获之，为良工。""脉炭者"，是指找煤的人。"脉"是矿层的统称，见《宋史·食货志》和《天工开物》等书。数石、青石和砂石，都是属于沉积岩的岩石名称。这里砂石就是砂岩，一望可知。问题是青石和数石指什么。据《本草纲目》和《山西通志》，青石实即石灰岩。《本草纲目》石灰条引苏颂曰：（石灰）所在，近山处皆有之，烧青石为灰也。又名石煅。从上面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青石即石灰石。至于数石，实即页岩，因为页岩均具有薄层状或页状结构，而且层迭不已，故名页岩。而数石的数应读如朔，频数也。含义也与页岩之义相同。言其层次既密且多，频数不穷。 《颜山杂记》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在找煤时，必须先观察所欲勘察的地方的岩层性质，是否属于沉积岩的这几种岩层。所谓"凡脉炭者，视其山石"，就是这个意思。 其二，在找煤时，注意寻找能夹生煤层的页岩。我们知道当煤层生成之初，其上和其下，都有一定厚度的土壤层。所以煤层的顶板和底板，一般的都是页岩。所谓"数石则行"，就是说，凡欲找煤，必须看看是否有页岩存在。只有从页岩中，才能找到。 第二，寻找露头由于地质变化，煤层往往都有露头。露头是找煤的最好标志。这一时期的采煤工作者也用找露头的办法找煤。 《天工开物·燔石》："凡煤炭普天皆生。。。凡取煤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又《物理小识》卷七："（石炭）外记孛露，有土能燃，可作炭用。" 外记即露头。凡是接近地表的煤层，必定风化，而且愈靠上的部分，风化的愈剧烈。甚至疏散如末，与泥土混杂，变成黑土之状。这段话对煤层露头的形容，比上一段更清楚更贴切。 寻找露头，必须有一定的范围。《颜山杂记》在叙述脉炭者须视其山石的种类之后，接着又说："察其土有黑苗。" 苗是明以前矿层露头的通称。煤层露头是黑色的，故名之黑苗。 第三，对比煤层现在的地质工作者找煤时，常常使用对比煤层的方法。嘉靖时期的找煤，也使用过同类的方法。《颜山杂记》在说了上引的两段话之后，又说：测其石之层数。。。因上以知下，因远以知近。往而获之，为良工。 利用煤层对比找煤，一般须了解各个煤系的叠积层序，并且选择标志层。这段话里的"因上""因远"，就暗示着当时不仅已知煤系具有旋回构造的规律，而且业已观察到所有的煤系都围绕着旋回构造而具有各自的叠积层序。这说明当时已具有用煤层对比找煤的能力。 《颜山杂记》有关对比的这段话，说的虽然也比较简单，但把对比的意义和方法都扼要的包括进去了。所谓"测其石之层数"，"因上以知下，因远以知近"，就是说：只要在一个地方发现煤层，看清其旋回的岩层次序，并且找出标志层，再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寻找是否有和已知旋回以及标志层相同的地层。如果有，不必看见全貌，便能根据其上覆岩层，判断下面是否有煤。不论远近，都能找到。 （2）有关矿井地质的认识这一时期在煤矿矿井地质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业已认识到矿井地质变化和矿井开采的关系。非常重视观察和了解矿井范围内的地质构造。 第一，对于断层的了解。从记载看，当时已对含煤地区的断层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颜山杂记·矿物志》："（凡炭脉）正行而忽结，磻石阻其前，非曲凿旁达，不可以通，谓之盘锢"。"盘锢"即断层。是说：煤层本来很好，忽而错动，出现断层。若遇这种情形，只有另开新井或另打石门，才能辗转达于煤层，继续开采。 第二，对于鸡窝煤的了解。这一时期也认识到鸡窝煤对于开采的影响。 《颜山杂记》卷四："（炭）脉乍大乍细，窝窝螺螺，若或得之而骤竭，谓之鸡窝。（鸡窝与盘锢）二者皆井病也。" "鸡窝"即鸡窝煤。这个名词现在仍然在许多矿山流行。鸡窝煤是在地质变化比较剧烈的情况下产生的。储量有限，不易开采。所以当时才把它和断层等同，一律视为"井病"。 第三，对于不规则底板的了解。《颜山杂记》还谈到不规则的煤层底板，对于煤矿开采的影响："凡井得炭，。。循山旁行，而不得平，一足高，一足下，谓之仄墄。" "墄"，阶梯也。明代借用为煤矿中上下山之名，详见下文。而仄墄则是煤矿底板隆起和凹陷的专名词。"一足高，一足下，谓之仄墄"，是说如果底板的变化太剧烈，有许多隆起和凹陷，也是很不利于开采的。"仄"字即形容其倾侧不平之状。 第四，对于石灰岩涌水的认识。《颜山杂记》卷四还谈到含煤地区的石灰岩层涌水，对于开采的影响："凡脉炭者，。。避其沁水之潦。"我们知道煤矿中的水的来源，大致是地下水、老塘水和含水岩层。这段话的"沁水"则是专指石灰岩的涌水。按孙廷铨是明末清初的山东益都人，《颜山杂记》就是他为家乡颜神镇写的志书。据近代地质调查，博山煤系含有较厚的石灰岩层，且均位于其主要煤层之侧。一般多因风化而呈现较多龟裂，空洞中俱有大量贮水。如果不慎，误行掘通，便立即促成井下出水，这是采煤业的最大威胁之一。《颜山杂记》的这段话，是在论述找煤而观察岩层的种类同时说起的，自然是隐谓博山地区的石灰岩层无疑。说明当时对于石灰岩层的特点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也有深刻的认识。 以上是这一时期对于所谓"井病"的一些论述。这些论述都是很难得的史料。尤其最后一段，更具有较大的意义。断层、鸡窝、不规则底板和石灰岩涌水都是煤矿开采中的有害因素。如若处理不当，常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一时期对待这些"井病"的办法，很少见于记载。可知的，就是这一段话提到的对待石灰岩涌水的"避"字。所谓避的含义，是说在开采之前，必须先搞清石灰岩的分布情况，也就是先搞清矿井的地质情况，以便防止出水。这当是这一时期对待这种井病的最主要的手段，至于对待其他井病，大概也是如此。 2。盐井我国井盐生产历史悠久，战国时已开始凿井煮盐，历代相承，不断发展，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如开凿深井、天然气煮盐、管道输卤、煮盐工艺等，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白广美先生经过深入探讨，认为：古代盐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井口由大变小、井身由浅到深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国末期至北宋为大口浅井阶段；北宋至清初为小口盐井（卓筒井）阶段；清代中期以后为小口深井阶段。井之深浅是相对而言，所谓深井是以出现地质深层浓度较大的黑卤水为特征。 记载小口盐井钻井技术及其设备较详细的书，当首推明马骥《盐井图说》和岳谕方《盐井图说》，两书均经实际调查写成，前一书原文保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广记》和《射洪县志》中，后一书仅存序文一篇，附图则两书均已散佚。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井法》中转引马骥《盐井图说》的有关记载，根据明代钻凿盐井全过程的顺序为：相井地，开井口，立石圈，用扁七寸带轮锋的大钻凿大口，用竹制扇泥筒（或叫吞筒）吸取井下所凿岩屑泥沙，用木竹作井壁的保护套管，再凿小口而见功。然后再树楼架，立天滚子，设盘车，即可用人力或畜力牵动竹制汲卤筒而上下汲卤。若将此记与清代《四川盐法志》中的图相对照，可发现两者十分相似。这表明小口盐井的凿井工艺，在明代已发展到相当完整的程度。 关于治井和井下打捞技术，《蜀中广记》所引马氏原文也有详细记述："若掘凿之际，钎偶中折而坠其中者，或遭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为器亦异。钎带火掌篾而堕者，以搅镰钩出，为力易易。惟钎半堕或止堕钎头者，取之之法：制为铁五爪，如覆手状，爪背入木数寸。以竹三尺许，劈碎一尺，缠扼爪木，令坚致；上一尺亦劈碎，则活系撞子钎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节，以待撞子钎假道挞伐。垂爪入井，爪定所堕钎头，匠氏从上督索撞子钎由筒中击木，木击五爪。数击则爪攫剿钎头者牢，不可以游滑自匿，虽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小窍，犹关格症然，甚者，制为搜子，以和解其胶密。搜子者，铁条之有啮齿者也。支解既折，则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为盐筒殊科，不通其节，而每节之始，凿为方口，投井口吸泥，亦如汲水式。盖水可以疏通翕受，泥则、节不可，是则匠氏作法意也。" 上述搅镰、铁五爪、搜子等打捞工具，与《四川盐法志》附图中的扫镰、五股须、抱爪等相当，其功能与之相似。 宋应星《天工开物》有"蜀省井盐图"，绘出了小口盐井凿井图、牛车汲卤图和火井煮盐图。该图刻成于明崇祯十年（1637 年），是迄今仅见的有关盐井生产的一幅最早的插图。关于凿井的方法，宋氏书中有如下记载："盐井周圆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信，故造井功费甚难。其器冶铁锥如碓■形，其尖使极刚利，向石山舂凿成孔。其身破竹缠绳，夹悬此锥。每舂深入数尺，则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长。初入丈许，或以足踏锥，稍如舂米形，太深则用手捧持顿下，所舂石成碎粉，随以长竹接引，悬铁盏穵之而上。"由此可知，明末钻井工艺与马骥《盐井图说》相比，又有了进步，这时凿井已采用状如舂米的冲击式顿钻法，采用碓架结构，用脚踏碓板梢，使碓头翘起，以提升钻具，收脚时，钻具靠重力向下冲撞井底岩石。这种方法比人力挖掘省力而效率高。顿钻凿井技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盐井发展史上又一重大突破。 3。金矿的采选（1）开采金矿床的类型金矿资源主要分两大类：一类为脉金矿，矿床大多分布在高山地区，由内力地质作用（主要是火山作用、岩浆作用、变质作用）形成，脉金矿又称山金矿、内生金矿；另一类为砂金矿，由山金矿露出地面后，经过长期风化剥蚀，破碎成金粒、金片、金末，又通过风、流水等的搬运作用，在流水的分选作用下聚集起来，沉积在河滨、湖滨、海岸而形成冲积型、洪积型或海滨型砂金矿床。有的山金矿风化剥蚀后，碎屑产物在原地堆积，则形成残积型砂金矿床；如果沿斜坡堆积，则形成坡积型砂金矿床。砂金矿床又称外生金矿，其成矿时代可以在古生代、中生代、第三纪、第四纪或现代。此外，还有一种伴生金矿，其含金量低，常常在有色金属矿井过程中加以回收，并进行综合利用。 我国古代早就有山金、砂金之分。但山金的含义不仅指脉金矿，而且还包括残积型、坡积型砂金矿床，意即指山上产的金。古代砂金矿床又可分为"水金"（自"水沙中"淘洗而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而得的砂金。砂金矿中，与绝大多数金粒有明显区别的大颗粒金，叫块金，俗称"狗头金"。狗头金的发现，往往被认为是采金史上的大事。《天工开物·五金》中说："千百中间有获狗头金一块者，名曰金母。"狗头金绝大多数产于冲积型砂金矿中，有些产于近地表的次生富集带中。 卢本珊等先生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明代对脉金矿有新的认识：第一，史料中有关脉金的踪迹。陕豫交界的小秦岭金矿，其东区陡壁上现存的碑文记有："景泰二年（1415 年）六月廿日起，开硐三百眼。"可见开采规模较大。小秦岭金矿矿田内地势陡峻，海拔在650-2400 米之间。矿体由金矿脉及含矿蚀变糜棱岩组成，伴生有铜、铅、银、钨及大量的黄铁矿。《天工开物·五金》："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这一记载乃指开采脉金矿而言。现代地质勘探表明，我国西南地区，如四川即以脉金矿床为主。云南古代开采的砂金也来源于金沙江（古丽水）流域的山中脉金矿，清末，这里仍在开采。西藏地区金矿有喜马拉雅成矿带，西藏黄金之多在弃宗弄赞时代已经闻名。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八金石条"山金为马蹄金"。清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三马蹄金条"出林邑山峒石中，凿石取之，状如马蹄。。又名马蹄金，乃生金也。"这里所说的山金，可能指脉金矿床。 第二，"伴金石"与脉金矿床的关系。关于"伴金石"的描述，文献中多有记载。《本草纲目》卷831 引《本草拾遗》："（陈）藏器曰：常见人取金，掘土深丈余，至纷子石，石皆一头黑焦，石下有金。。"纷子石为何石？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 引《始兴记》："掘地丈余，见有磊砢纷子石，石褐色，一端黑焦，是为伴金之石，必有马蹄块金。盖丹砂之旁有水晶床，金之旁有纷子石。"可见，纷子石即伴金石。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五："颗块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此定见金也，其金色深赤黄。"明《天工开物·五金》："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然岭南夷獠洞穴中，金初出如黑铁落，深挖数丈得之黑焦石下。" 由上述可见，找金匠师已把伴金石作为金矿的找矿标志。只要找到伴金石，必定可以见到金矿。 第三，原生银金矿床属于脉金矿。这类矿床，我国至迟在隋唐就已开采。银金矿的形成与中生代酸中性火山岩、次火山岩活动有关，在我国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及西北地区。根据银金矿所伴生的硫化物数量，则属于贫硫化物金矿，也称"新金银矿床"。据史料记载，我国从隋开皇十八年到明洪武间（约公元598-1398 年）在山东莱、登两州开采的金矿，主要是原生银金矿床。山东临沂的银金矿，唐、宋、元、明四代都在开采。（2）金矿的采选古代在金矿的开采，特别是砂金的开采中，采矿和选矿通常是连续作业的，所以史料中常将"采淘"或"淘采"二字连用。金矿经淘选之后，基本上就是金，只是颗粒细小而已。下面分两部分简述之。 其一，砂金的淘采。我国古代选矿方法除人工手选外，一般采用重力选矿法，其中包括重砂淘洗选矿法、溜槽选矿法。重砂淘洗选矿法中，又可按使用工具和操作方法的不同，分为淘洗盘法、淘洗筛法、淘洗船法。由于砂矿是由碎屑物质组成的，选矿时往往无需经过破碎、磨细，这样可以减少选矿工作量和降低成本。砂金的淘选也是如此。淘选的原理是利用矿物比重差（一般石英砂的比重为2.65，金的比重为19.3，铁砂的比重为7.8 以下），在水介质中，借助外力作用，产生不同的运动效果，使矿物按比重分层分带，从而使矿物分离。金之所以能在河流中被淘洗出来，是因为它的比重很大。水金的淘采方法《天工开物·五金》中说："水金。。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可见，水金的采掘对象是含金河沙。由于"水金"在江河溪流之中，水介质很方便，因此，淘采时采用淘洗法或溜槽法，均具备其有利条件。 第四纪冲积层砂金的开采方法 宋洪咨夔《大冶赋》："寻苗罽淘之邃，破的■壁之壅。"似指冲积层所出的砂金。《天工开物·五金》："平地掘井得者""不必深求而得"，说明明代开采第四纪冲积层砂金或残积型、坡积型砂金矿床，显然采用了轻型工程（剥土、开槽、浅井等）。 古代砂金淘采方法的考察研究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我国很早就掌握了重砂淘选法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淘选法不但用来淘采自然金，而且用来回收银、铜、铁、锡等金属矿砂。无论用于哪种金属矿砂，古代的淘选方法及使用工具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明代《天工开物·五金》"淘洗铁砂"图中的淘砂盘和我国现代仍然使用的淘金簸箕的形制完全相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脉金矿的采选。关于我国古代脉金矿开采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并对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论证。从有关史料看，如唐白居易《赐友五首》并序之二，诗的第一句是："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说的是开采金银要开凿岩石，无论天寒天暖都要照常进行作业。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五："颗块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天工开物·五金》："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清一统志》：（临沂宝山）"上有洞穴数区，产金银矿石，元时开矿处也。"《龙泉县志》：（银金矿）"脉浅，无穿岩破洞之险。"这些记载都说明，开采脉金矿需要凿岩辟石，穴山破洞，进行地下工程是肯定无疑的。我国有一些地名也反映了金矿的开采方式，如黄金洞（平江、隆回）、金子洞（藏江）等地，古代都是以凿洞采金为主。关于脉金矿的淘选，《浙江通志》引《龙泉县志》说："黄银即淡金。。。每得矿，不限多少，俱舂碓成粉。"这是碎矿。"然后以水浸入，磨成细粉，仍贮以木桶浸之。用杨梅树皮渍搅数次，石粉浮而金粉沉，乃用金盆如洗银法洗之。。"至于洗银法，明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十四铺叙甚详："。。若细粘与梅砂，用尖底淘盆。"明确指出回收精矿砂要用具有棱槽的淘砂盆。"浮于淘池中，且淘且汰，泛扬去粗，留取其精英者。其粗矿肉，则用一木盆，如小舟然（注：即平底淘洗船）。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指出平底淘洗船的功用是淘去砾石。"存其真矿，以桶盛贮，璀璨星星可现，是谓矿肉。" 上述精矿的富集，是通过重砂淘洗选矿法，清除脉石等杂质而实现的。 陆容说，淘洗粉状及细砂状矿砂，要用棱槽淘船，以便回收精矿。淘选粗矿肉，要用平底淘船，这是由于"粗矿肉"含废石较多，用平底淘船淘洗后便于目测及手选废石。陆氏的记述中值得称道的是，同一选矿流程中，古人根据不同的粒级、不同质量的矿砂分别选用棱槽淘船和平底淘船，表明明代的重砂淘洗选矿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二）失蜡法应用1。宣德炉失蜡法是冶铸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辛泼生（B。L。Simpson）甚至把这一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和火与轮的发现相提并论。 华觉明先生认为，明宣德三年（1428 年）铸造统称为宣德炉的铜器，在冶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后世所珍重。 《宣德鼎彝谱》比较详细的记述这一经过，根据所列鼎彝名目，首批铸造有117 种，共3365 件，总重约3300 斤。经过复核裁定的物料有铜、锌、锡、汞、金、银等金属料，着色用的矿物如硃砂、金丝矾、铜绿等共20 种，蜡料有黄蜡和白蜡，燃料用煤炭和木炭，磨料用杨木桴炭、光砂和玉田砂，砖、石灰等用于筑炉，黄砂用来制作模坯并用毛竹箍扎，又用优质的铁力木制作尺和平板，熔铜是用大、小风箱和山西阳城所出坩埚。 按原书记载可知，铸炉所用金属料有来自泰国的风磨铜31680 斤，倭源白水铅13600 斤，日本红铜800 斤，贺兰花洋锡640 斤，其配比大体是铜69.5％，锌（倭源白水铅）29.1％，锡1.4％，如果考虑到熔化时的烧损，则锌的实际含量要少一些，这是一种铸造性能较好的高锌黄铜，其熔点约为970℃左右，浇注温度约1100℃。铜料需经精炼，据《帝京景物略》称："宣庙欲铸炉，问工：'铜以何法炼而纯'。工奏：'炼至六次，则现珠光宝色，异恒铜矣'。上曰：'炼十二次'。炼已条之，置铁网筛格，赤炭熔之，其清者先滴；则铸炉，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图谱所列鼎彝用铜经十二炼的有51 种，都用于内府，十炼的27 种，八炼的21 种（其中一部分颁赐各衙门），六炼、五炼各1 种，另有16 种未注明炼数。这种所谓的"精炼"，损耗极大，一斤铜经过十二炼，只余下四两。 关于蜡料，据图谱记载，白蜡是"作鼎彝发光颜色用"，黄蜡才"作鼎彝蜡模坯用"。鼎彝总重加上熔化浇注及加工损失（按20％计算）约共4000斤，而黄蜡用量为640 斤，约为六与一之比，高于《天工开物》"塑油时，尽油十斤则备铜百斤"的比例。可见，所有鼎彝都用失蜡法铸造，其中单件或同一类件数甚少的采用拨蜡法，批量大的（最多的一种为532 件）应是采用剥蜡法。全部工程在大约五个月内完成，平均一名工匠一月出成品11 件。由此我们对明代皇家冶铸作坊失蜡铸造的生产规模、用料比例、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就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宣德炉历来为世所珍贵，项子京《宣德博论》说它"与南金和璧共价"，民间仿铸很多。明代铸炉著名的有万历末年南京的甘文堂、苏州的周文甫以及施、蔡等姓。《沈氏宣炉小志》说："铸炉之家，溺于时尚、乳、鳅等款既拨蜡简便，兼之易售"，"吾乡颇尚其事"，"时铸甚伙"，反映了失蜡法在民间广泛应用的情形。 2。大型器物现代熔模铸造，铸件重量一般不超过50 公斤，但古代却用失蜡法铸造大型器物。《天工开物·冶铸篇》说："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掘坑深丈几尺，燥筑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其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筑，不使有丝毫隙拆。干燥之后，以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油蜡份两，油居什八，蜡居什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为，油不冻结）。油蜡墁定，然后雕镂书文物象，丝发成就。然后舂筛绝细土与炭末为泥，涂墁以渐，而加厚至数寸。使其内外透体干坚，外施火力，灸化其中油蜡，从口上孔隙熔流净尽，则其中空处即钟鼎托体之区也。凡油蜡一斤虚位，填铜十斤，塑油时尽油十斤，则备铜百斤以俟之。中即空净，即议熔铜。凡火铜至万钧，非手足所能驱使。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旁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先泥土为梗塞住），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枧注而下，钟鼎成矣。凡万钧铁钟与炉、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则人人省啬也"。 这一大段记述，具体说明了用失蜡法铸造大型铸件的工艺过程、技术措施、蜡料配比和蜡、铜比例，是十分可贵的。但所说"万钧钟"和"万钧铁钟"疑有刊误。因一钧为三十斤，万钧便是三十万斤，约近150 吨，这样的巨钟在国内从未发现，也不见其他明代文献。所知明代最大的钟是北京大钟寺永乐钟，通高6.75 米，重约46.5 吨。而《天开工物》所述"万钧钟"的铸坑深才丈余，显然与其重量不称。所以，笔者认为"万钧"应是万觔（斤）之误。前文说："今北极朝钟则纯用响铜、每口共费铜四万七千斤，锡四千斤，金五十两，银一百二十两于内。成器亦重二万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双龙蒲牢高二尺七寸，口径八尺，则今朝钟之制也，"与万斤正好相符。后文又说："若千斤以内者则不须如此劳费"，可用多座可移式熔炉相继倾注。可见，若改成万斤钟则前后文都有照应，才是符合原文本意和明代实际情况的。 关于《天工开物》所载大型失蜡铸件的工艺措施，修筑泥芯的"石灰三和土"据同书燔石篇说，是由"灰一分，入河沙黄土二分，用糯米、粳米、羊桃藤汁和匀"，可用来修建蓄水池，是一种很坚固的造型材料。石灰与水成为氢氧化钙，化学性能稳定，能把砂、泥粘结在一起，防止铸件粘砂及金属液机械渗透，现代有用石灰砂造型的。范的造型材料是用强度和耐火度较高的炭末泥，但没有提到有面料、背料之分，当是记述者的疏漏。 模料用牛油和黄蜡配制，油八、蜡二的这一配比是有地区性的。这种蜡料软化点较低，所以"夏月不可为"。事实上，夏月可为的蜡料早就使用了，如宣德炉是在五月分核准工料，同年六月备齐，十一月即告竣工，正是在夏、秋季节。 （三）钢铁冶炼术1。炼钢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国汉代以后两种主要制钢工艺，即炒炼法和灌钢法的基本操作过程，使我们对其有了较多的了解。《天工开物》卷十四"五金·铁"条云："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 何堂坤先生认为：这里说到的炒"熟铁"工艺的基本过程，是今见文献中关于炒炼工艺较早的专门技术性记载。大凡可归结为两方面：其一，工艺原理。这炒炼实际上是生铁氧化脱碳的过程；操作要点是在液态半液态下，利用空气中的氧来氧化生铁中的硅、锰、碳，在整个过程中要快速地搅拌金属；其二，进步性。其炒炼室与生铁熔炼室是串联起来的，生铁出炉后直接流入方塘进行炒炼，省去了生铁再加热工序，避免燃料中的硫在加热过程中进入金属。明以前就有一种单室式炒炼，其炒炉与生铁炼炉是各自独立的，炒炼前生铁需重新加热，自然比不上这种串联式来得优越。《天工开物》所云"造熟铁"工艺是一种炒炼可锻铁的方法。 《天工开物》卷十四"五金·铁"条又云："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紧，生铁安置其土［上］（广南生铁名堕子生钢者妙甚），又用破草履盖其上（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 此钢铁即刚铁，在这里专指灌钢。此"生钢"、"堕子生钢"、"广南生铁"以及原书"生熟铁炼炉"图中的"堕子钢"，其作用在此都与生铁等同。此灌钢操作要点是：以生铁和"熟铁"为原料，把它们一起入炉加热，当生铁达熔化状态后，合炼而成钢。这段文献谈到了明代灌钢术的全过程，是继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之后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灌钢工艺较宋代进步，如：因其"熟铁"作薄片状，而非如沈括所云作为条状；这可增加生、"熟铁"接触反应面；生铁置于"熟铁"之上，而非如沈括所云置于"熟铁"之间，因而熔化后便可向下渗淋增加了生、"熟铁"接触反应的机会，减少生铁流失；入炉生、"熟铁"料用不着封泥，只要上盖破草履，下涂泥也就行了，简化了操作手续。 2。"生铁淋口"技术明末学者宋应星在他著名的著作《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卷，锄鎛条） 里，记载了"生铁淋口"这项技术："凡治地生物，用锄、鎛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狄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比他稍早一些时期（嘉靖年间）的唐顺之，在所著《武编》中也已提出了这个问题："。。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简单说来，就是在熟铁制品（农具、手工具、武器）坯件上淋上或擦上一薄层生铁，再经过加工及热处理过程，使制品变得既坚硬而又韧性好，这便是简单易行，能制出价廉物美器具的一种优良传统金属工艺。 凌业勤先生认为：擦生这项工艺要经过多道操作工序，由于地区条件或使用条件的不同，手工业工人操作习惯的不同，工序上有些出入，但大致上相同。以制造锄板为例，一般有：开坯、上鼻、擦生、平生、冷锤、淬火等工序，擦生是关键。 擦生层的厚薄，即擦上去生铁多少，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以铁制小农具为例，大都是以熟铁或低碳钢（含碳量0.15-0.25％）作本体材料，性质柔韧，要在工作面擦上或淋上一层高碳生铁，使其表面渗碳和熔复一层生铁，才会坚硬。擦少了硬度低，不耐久磨并易沾附泥土；但如果擦得过厚或者渗透了，则本体材料成了高碳钢，性质变硬发脆，锻打时就会折裂。宋氏着重提出："。。每狄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这种提法反映了生产实际，并且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关于每一斤锄或狄只淋生铁三钱，而现在每3 市斤重的锄擦4.5 市两，每重一斤就要擦1.5 市两，比宋氏记载的3 钱，多了四倍（如果明朝的斤两制同现在市斤两接近的话），那时用量似乎太少了些，但这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他所指的是只淋刃口部分，而现在大多是全面擦上，自然要比明代时多了。擦生时的火侯和擦生时间、淬火的温度与时间对产品质量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根据生产中测定，锄板本体如碳量为0.25％以内的低碳钢板，烧到1200℃左右为合适（光学高温计测量），过低渗碳作用不强，过高本体将严重脱碳，材料发疏而脆。擦生的时间整个周期（包括加热、擦生、刮生、水淬）大约4-5 分钟，而生铁擦上时间仅为20-30 秒钟，操作者的动作，要求敏捷而准确，否则会擦不匀，表面凸凹不平，影响质量。淬火前工件加热后，凉至樱红色（估计温度在750-800℃左右），入水淬火，淬火时间约5 秒。经过修边开刃便成为一件完好的工具。 "生铁淋口"和"擦生"这项传统金属工艺，流传民间已经数百年，但应用现代科学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还只是从近几年才开始，因之对它的作用机理还没有完全透彻，有着不同的解说，有人认为只是渗碳作用，有的则认为是渗碳兼生铁堆焊作用。"生铁淋口"或"擦生"工艺，实质上是一种表面处理工艺，即表面生铁熔复层与渗碳层的共同作用，使工件既耐磨又坚韧。"生铁淋口"和"擦生"是我国金属工艺史上一项独特的创造，几百年来使用地区几乎遍及全国，从长期生产实践证明是一项优良工艺。 3。镔铁关于镔铁及其显示花纹方法的记载见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87 年）成书的《格古要论》。该书卷六《金石谕·镔铁条》说道："镔铁出西蕃，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值过银，古语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辨认。刀子有三绝：大金水总管刀，一也；西番鸡■木把，二也；鞑靼骅皮鞘，三也。尝有镔铁剪刀一把，制作极巧，外面起花镀金，里面嵌银回回字者"。 张子高等先生认为：《格古要论》的作者曹昭，生于元、明之交，是一位见识广博的学者，书中所记多系他亲眼见到的事情，因此叙述得有声有色。镔铁的第二特征便是表面有花纹，《格古要论》早就指明了这一点。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刀上的花纹乃自然之花纹而非雕刻之花纹，银白色与铁黑色相间，理细如丝发。至于认为是银铁二者凑合鎚打而成，乃一般初见镔铁者一种天真想法，不足深怪。 "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曹昭关于显示镔铁花纹的这一句话，从我国科学技术史角度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将分层阐述如下：（1）金丝矾是什么？来源哪里？ 远在曹昭以前，我国药物家、炼丹家对于金丝矾一物早就有一定的认识了。在曹昭以后，在明代的两部闻名世界的科学技术巨著中，就有了更详细具体的记载。一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黄矾专条下，他说："黄矾出陕西、瓜州、沙州（今甘肃省安西）及舶上来者为上，黄色，状如胡桐泪（胡桐树脂见同书卷三十四木部）。人于绿矾中拣出黄色者充之，非真也。波斯出者，打破内有金丝文，谓之金线矾，磨刀剑，显花文。"另一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卷中《燔石篇》里，他说："其黄矾所出又奇甚，乃即炼皂矾炉侧土墙，春夏经受火石精气，至霜降立冬之交，冷静之时，其墙上自然爆出此种，如淮北砖墙生焰硝样，刮取下来，名曰黄矾，染家用之。。。其黄矾自外国来，打破中有金丝者，名曰波斯矾。"金丝矾或金线矾即是黄矾，至此决无疑义；以其原出波斯，故又径叫作波斯矾。我国固自产黄矾，染家、丹家已习用之，而镔铁花纹之显示则须用金丝矾。这就说明曹昭的这段记载暗示着显示镔铁花纹的方法本身也跟镔铁一样来源于波斯。 （2）金丝矾对镔铁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金丝矾即黄矾，黄矾就是硫酸铁Fe2（SO4）3，绿矾或皂矾则是硫酸亚铁FeSO4，彼此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李时珍所说从"绿矾中拣出黄色者"，宋应星所说从炼皂矾炉侧土墙上在秋冬之交爆出者，同是二价铁受了空气氧化的影响转化为三价铁的实证。不过根据实际经验，从绿矾中拣出来的黄矾，是碱式硫酸铁Fe（OH）SO4，而不是正式硫酸铁，李时珍所以认为非真者，是颇有道理的。金丝矾大概就是产生于自然界的正式硫酸铁的水化物Fe2（SO4）3·10H2O。它的结晶体是针状的，属于单斜系，所以有金丝之称。它之所以被重视，就因为它较碱式硫酸铁容易溶解于水。虽说有这些差别，然而在水溶液中同样产生三价铁离子，在与金属铁相遇时，三价铁离子便又转化成为二价铁离子。这一氧化还原反应才是金丝矾对镔铁所起作用的真相。 这种作用在现代金相学实验室中还有应用。例如常常用以腐蚀炭素钢的一种试剂就是用下列各物组成的：氯化铁20 克，乙醇60 毫升，水40 毫升。使用时只须将样品浸入试剂里数秒钟，便可显示热处理钢中的奥氏体组织。在这里氯化铁对炭素钢所起的作用，跟金丝矾对镔铁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三价铁离子对金属铁氧化作用的结果。 一般的说来，淬火剂是一种快速降温剂，其目的在于使高温下的钢材内部组织固定下来，是一种物理作用；腐蚀剂是一种化学试剂，其目的在于使已固定的内部组织显示出来，是一种化学作用。（3）曹昭记载的历史意义欧洲人最早谈到这一显示镔铁花纹方法的是17 世纪60 年代的法国作家和旅行家德·蒙考尼。他推荐用出自大马士革的一种名叫萨格的土质作为试剂，据说用塞浦路斯的好胆矾（Cu－SO4·5H2O）也做不到。直到1816 年贾昆才将萨格进行分析而证明其成分为不纯的碱式硫酸铁，跟欧洲当时称为"山黄油"的天然铁矾相似。由此可见，曹昭的记载不仅是我国关于使用腐蚀剂显示钢铁金相组织的最早记录，而早于西方为时将近三个世纪。从东西两方记录比较来看，我国则直接得自镔铁刀剑产生地的波斯，欧洲乃间接得自其传播地的叙利亚。 十一、建筑与造船（一）营 建 都 城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随又建都于凤阳，终复迁都于金陵（应天），到明成祖朱棣时候，又迁都北平，并保留南京的整套官署，成为南北两京的制度。 我国历史上迁都的事一再出现，但是在一个朝代的初期，反复考虑、选择建都的地点，先后多次营建、改建都城，是不曾有过的。在这五十年间的四次营建、改建都城的过程中，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其中营建中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对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起了很大的影响。王剑英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 1。中都营建中都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方面，突出的有下列几个方面：（1）宫城位置的选定南京吴王新宫选择在旧城东两里的钟山西南方。它的位置不仅偏东，不在都城的中央部位，而且地势低洼，形成了"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的不良后果。营建中都的时候，吸取南京填湖筑宫的教训，选择了临濠府城（今凤阳临淮关东端）西南二十里凤凰山的正南方，在平缓的坡地上"席山建殿"，使宫城高亢向阳，又"枕山筑城"，让皇城禁垣蜿埏直上，把凤凰山主峰和与其相联的万岁山峰都包绕在内，使宫阙显得气势雄伟。 （2）明中都城墙的设计和修改明中都城的原设计呈正方形，皇城居中，东西对称，每边三门，共十二门，周四十五里。南城墙筑于大涧北岸的斜坡上，利用自然地形，以涧为濠。西城墙外是绵延相联的群山，可依山为险，作为天然屏障。北城墙筑在海拔二十公尺线的边缘上，往北则地势急剧下降，为一内泻湖，秋水涨时，东西可达十里，能凭水为阻。凤凰、万岁诸山都被包绕在明中都城的中部。 明中都城在修筑的过程中，又修改了原来的设计，东城墙向东推展了将近三里，把崛起于涧岸的独山包进了城内，成为明中都形势的要害。西南城墙也突出了一角，称凤凰咀，把凤凰咀山也包了进来，成为西南隅的城守险要。修改后的明中都城有九门、十八水关，全长五十里余，合华里六十一里，呈长方形，皇城稍偏西，而万岁山则恰好成了明中都城两条对角线的交叉点。万岁山于是不仅成为全城的制高点，而且又变成了全城的中心点（实际稍偏东北）。 （3）明中都宫阙的建筑设计凤阳明中都的宫阙，一方面是继承了南京吴王新宫的设计。即正殿为奉天殿，前为奉天门，后为华盖殿、谨身殿，均翼以廊庑，左右为文楼、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内宫，正中是乾清宫、坤宁宫，两侧序列六宫。周以皇城，南为午门，东为东华，西为西华，北为玄武。宫殿、门阙的设计和名称都相沿未改。甚至宫城内的金水河道也完全按照南京的样子开挖。南京的金水河道，是按地势最低下的原燕淮湖的西南边缘疏浚而成的，受自然地形的约束，没有别的更为理想的排水通道。明中都金水河道，原可以随心规划，也全照搬了过来。 但在营建中都的过程中，明太祖与臣下一起研讨了历代都城各项建筑的制度和理论，参看了元朝的宫室图样，要创有明一代的制度。因此，明中都宫阙在继承南京吴王新宫的设计之外，还有它的创新和发展。主要有：规模比吴王新宫雄伟、宏大。增加了一些新的建筑，如：午门增筑两观；东华门内和西华门内增建文华殿和武英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等的左右和两庑都增筑了门。所有外露的石构、部件，全部精雕细刻成精致的石雕艺术品。东华门、西华门等门洞里都有砖雕的花卉。 不仅宫阙如此，整个明中都建筑也都是高标准的，如圜丘有巨大的蟠龙石雕，都城隍庙有精致的石栏，鼓楼台基三个门洞的出入口也都砌了白石洞券。皇城内外还铺砌了一些白玉石大街等等。 （4）明中都集中太庙、太社稷于阙门左右营建吴王新宫的时候，把太庙建在皇城的东北，社稷建在宫城的西南，这是符合《考工记》都城左祖右社的规划的。到营建中都的时候，明太祖认为这样还"未尽合礼"，于是就把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移到阙门之左，把象征疆域版图的社稷移到阙门之右，把它们摆到午门前的东西两侧，这是明太祖都城设计指导思想中一个突出的表现。 （5）明中都中轴线、东西横衔和东西南北之间相互对称的整体布局设计明中都中轴线纵贯全城。中轴线两测，如六宫、门阙，文楼和武楼，文华殿和武英殿，太庙和太社稷，中书省和大都督府，左右千步廊等等，都是左右对称的。 明中都皇城禁垣外大明门前，设计修筑了一条东西横向的干道云霁街，东起鼓楼，西至钟楼，全长五里，合六华里。云霁街上的建筑，也都安排成东西对称的。大明门往东，为中都城隍庙、金水桥、国子学、鼓楼；大明门往西，为功臣庙、金水桥、历代帝王庙、钟楼。明中都的城门、街、坊，也都是东西相对、南北相称的。 明中都的圜丘和山川坛，朝日坛和夕月坛是东西对称的；圜丘和方丘，皇陵和十王四妃坟，凤阳府和凤阳县是南北对称的。 （6）明中都对建筑和山景关系的安排由于明中都是"席山建殿"，"枕山筑城"，背后日精峰、万岁山、凤凰山、月华峰东西相联，环抱宫阙，长达十里，位于城中，东部又有独山高峙城边，如何处理好建筑和山景的关系，在明中都的整体设计中居有重要的位置。 明中都对这些绵延相联的小山进行了绿化，栽植了松柏树木，安排了建筑和园林。独山顶上设置了观星台，璇机、玉衡、铜盘等列置于松林之巅。日精峰前，后来撤了中都宫殿材料修建了大龙兴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建筑壮丽的大寺院。万岁山前开辟了苑囿，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皇家果园，"竹树茂盛"，"花开如绣"。 更为精彩的是鼓楼和钟楼的安排和处理。鼓楼位于中都皇城禁垣外东南方一里半，"筑台，下开三券，上有楼九间、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尘埃，制度宏大，规模壮丽。登焉，则江、淮重湖萦纠渺。。，一目而中都诸山空濛查霭，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上置铜壶滴漏、铜点更鼓，以警朝夕"；钟楼位于皇城禁垣外西南方一里半，也是"下有台，开三券，上有楼，重檐三覆，中悬铜钟，以警朝夕"。鼓楼、钟楼双双对峙于中都皇城前面的东西两侧，用这样的前景把散列环峙于宫阙之后的诸景收拔起来，集中到明中都的主体建筑宫阙上来，把宫阙衬托得更为壮丽、雄伟，也更使明中都修筑显出了深度和层次。若没有这样一对高耸的建筑，明中都建筑就会显得松散，宫阙也会显得局促一隅。因此，鼓楼和钟楼的布局设计，在整个明中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南京改建营建中都对改建南京的影响，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洪武八年（1375 年）四月丁巳，"诏罢中都役作"以后，放弃了定都凤阳的打算。同年九月辛酉，又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因为吴王新宫与刚营建起来的凤阳明中都宫阙相比，不仅明中都华丽的雕刻奇巧是无可比拟的，就是在"规模"上也比吴王新宫"宏壮"得多，在建筑上也比吴王新宫坚实、牢固得多。因此，即使"制度皆如旧"，"但求安固"，"惟朴素坚壮"，也要把原来的吴王新宫拆了，照凤阳明中都宫阙的样子全部进行改建。这是改建南京工程中最主要的一项。 把太庙和太社稷按照凤阳明中都的布局，分别从皇城东北部和宫城西南部移建到午门前的左右两侧。这对改建南京来说，又是一个重大的项目。在营建明中都的同时，南京增建了圜丘和方丘的斋宫、斋房，新建了朝日坛、夕月坛、山川坛，这些也都不能不说是与中都营建相同的项目有关。修筑南京城的时候，已经天下太平，但是明太祖居安思危，为子孙后代着想，就又更多地考虑了军事上的城防险要。他屏弃了定中都城址时应该尽可能四方四正的传统设计的思想束缚，选择了因地制宜，完全利用当地的自然地形，把所有的险要尽可能地都包在城中，以加强和巩固城防、江防。这就又不能不说是受了明中都城修改设计把独山和风凰咀山包在城中的影响。因南京的山川形势，把南京城修建成这样一个极不规则的形状，不但在南京城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在我国古代的都城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雨花台在城南，钟山在城东北，特别是天堡城居高临下，压在城边，成为南京城防的薄弱环节，于是又加筑外廓，把钟山、雨花台，幕府山统统都包在其中。南京的鼓楼、钟楼建得也比较晚，大概是由于城址未定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部位。后来，筑城的方案大致定了，就学明中都样子，把它们放到功臣庙西边的高岗上，让它们稍接近于全城的中心，使宫城偏东的形势得到一些平衡和改善。 改建国子监、都城隍庙、历代帝王庙于鸡鸣山之阳，和功臣庙并列。这很明显也是受了明中都这些建筑都集中排列在云霁街上的影响。只是由于南京皇城前没有这样一条东西的大街，因此，就不得不把它们都移到了西北方的鸡鸣山下。同时，在此处形成一组建筑群，也可以适当平衡一下都城的布局。 3。北京重建明成祖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吸收了明中都都城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所取得的成果。 （1）建北京宫殿《明成祖实录》说："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大明会典》说："营建北京，宫殿门阙，悉如洪武初旧制。"北京的宫殿门阙是凤阳明中都宫殿门阙南京翻版的再翻版，都是沿用了明中都的规划制度，仅稍稍作了一些变动。而这与元大都正殿和寝殿之间均由柱廊连接，主体建筑两侧缺少文华殿、武英殿等配衬建筑是很不相同的。 （2）堆万岁山于宫城之后，建日精门、月华门于后宫左右永乐营建北京的时候，在宫城的正北面，即金、元万金山的东边，另用拆燕王旧宫即元故宫大内废弃的土渣和开挖筒子河的废土就近堆筑了一座土山，命名"万岁山"，原万岁山恢复旧名"琼华（花）岛"。在宫城背后堆筑"镇山"万岁山，明显地是模仿凤阳明中都"席山建殿"，筑宫阙于万岁山之阳的意思。 （3）宫城位置南移永乐宫城南移以后，即在原来元大都后宫的位置上堆筑一座"镇山"万岁山，并把它圈在宫城之外。 把永乐营建的北京宫城，和原元大都宫城相比，有了明显的差别：其一，改变了宫城长宽之间的比例。明中都和南京的宫城是10∶9，略呈长方形，北京则取乎其中为6.5∶5，比明中都和南京的宫城略长了一些，比元宫城则缩短了一些。因此，明宫城北门玄武门比元宫城北门厚载门向南移了大约400 米，而明宫城南门午门前推到原来元故宫前周桥的边缘，比元故宫正门崇天门只南移了大约300 米；其二，环宫城挖了城濠筒子河；其三，宫城内挖了金水河，筑了金水桥；其四，午门前增筑了端门和承天门；其五，承天门前金水桥为五孔，比元周桥三孔多两孔，这些，都明显地是继承了明中都的格局。 （4）建太庙、社稷于阙门左右建太庙于午门前东侧，建社稷于午门前西侧，这是营建明中都规划体制的精华之处，北京完全遵制照办。 （5）推展北京南城墙把北京城的南城墙向南推移了将近800 米，如从承天门算起，到正阳门甕城南端为止，则整整有1000 米，即长达二华里。南城墙的推展，在营建北京的工程中，是一项带有关键性的改造。首先，伸延了京城和皇城、宫城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宫阙的纵深度和雄伟气氛，确定了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的位置，列置了六部（刑部除外）和五军都督府等中央官署于中轴线两侧，改变了元大都官署分散的状况。明中都原是左侧为中书省，右侧为大都督府、御史台。洪武十三年（1380 年）罢中书省，分设六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三法司，建于南京太平门外，北京也仿南京，单独一组，建于西城，与中都不同。其次，开拓了长安街。再次，万岁山原已堆成了全城的制高点，南城墙推展以后，万岁山的西南麓又成了全城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条对角线的交叉点，接近于北京城的中心点。这些安排和布局都跟凤阳明中都一模一样，因此，堆万岁山、宫城南移、城墙南堆的规划设计，可能是经过整体考虑后一起定下来的。 （6）开辟皇城前东西大街（东、西长安街） 元大都皇城前没有东西向的大街。南京皇城前也没有东西向的大街。只有凤阳明中都才有云霁街横贯于皇城之前，成为东西向的主要街道。因此，北京东、西长安街的出现，是受了明中都布局设计的影响，在推展南城墙的同时，把元大都南城墙原来的位置空了出来，修筑成了北京城内的主要街道东西向的东、西长安街。 北京的长安街，和凤阳明中都的云霁街也有不同：第一，明中都云霁街的东西两端是高大的鼓楼和钟楼。北京继承元朝原来的布局，把鼓楼和钟楼仍留在中轴线的北端，也是很合适的。但是，北京仍在这个相应的位置上分别建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在它们的北边分别建筑了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第二，中都的云霁街上，安排了国子学、都城隍庙、功臣庙、历代帝王庙等建筑，营建北京时没有这样安排。原因是明中都云霁街在皇城禁垣之南，离禁垣还有一段距离，云霁街是第一线，皇城禁垣是第二线。而北京长安街即在皇城根前，承天门、太庙、社稷和皇城外墙都推到了第一线，再安排别的建筑就都不甚相称了。这样，就影响了国子监、都城隍庙、功臣庙、帝王庙等一组建筑的安排。结果，西端原有的一座大庙大庆寿寺留了下来；国子监、都城隍庙也都利用了元朝的旧址，没有再迁建；帝王庙因已有元世祖庙，也未再建筑。这些，都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作了变通。 （7）筑京师九门元大都原有十一门，明初北城墙缩进后，剩九门。明中都原设计十二门，罢建中都后，撤了三门，只筑了九门。北京南城墙推展时，并没有在原元大都的东南、西南拐角处留出城门，恢复十一门。这不知是否和明中都仅有九门有关。 （8）定大祀坛、山川坛位置洪武改建南京的时候，改定为天地合祀礼，于洪武门外东南圜丘旧基建大祀殿，废掉了太平门外玄武湖边的方丘。南京大祀殿位置偏东，离中轴线很远，山川坛位置也在中轴线东侧，位置不对称。永乐营建北京，也只建了大祀殿和山川坛，但位置则照凤阳明中都圜丘和山川坛的布局，安排到中轴线东西两侧的对称位置上，改变了南京因循旧址而造成的缺点。 （9）嘉靖建圜丘、方泽坛，朝日坛、夕月坛，帝王庙嘉靖九年（1530 年），恢复明初天地分祀礼。于大祀殿南建圜丘，即天坛；于安定门外东北建方泽坛，即地坛。制度和凤阳明中都的圜丘、方丘相同。 朝阳门外的朝日坛，即日坛，阜城门外的夕月坛，即月坛，也都是嘉靖九年建的，制度大概也和南京、中都的相同。 永乐营建北京的时候，没有建帝王庙。嘉靖九年，又建帝王庙于阜成门内。 （二）江南园林1。第一个高潮江南园林，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苏州就有闻名遐迩的避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隋唐以后，特别是到了南宋，随着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江南的修园林之风，盛行一时。 在明代，江南园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堪称百花争艳，千古风流。王春瑜先生认为：明代江南园林出现过两个高潮，一个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另一个是嘉靖、万历年间；而后一个时期较诸前者，更显得一浪高过一浪。以前一时期而论，在苏州地区，王锜曾载谓："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闾簷辐辏，万瓦甃鳞。。亭馆布列，略无隙地"（《寓圃杂记》卷五）。这里所说的"亭馆布列"，显然也包括园林在内；园亭是从来联属并称的。再以昆山县而论，大体上成化至正德年间兴建的园林，即有郑氏园、翁氏园、松竹林、北园、西园、陈氏园、洪氏园、孙氏园、依绿园、南园、仲园、隆园。在娄县，也出现了水西园、竹素园、南园、七松堂、秀甲园、宿云坞、静园、塔射园、梅园。 2。第二个高潮嘉、万时期，江南园林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局面。时人曾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治园亭"（《万历野获编》卷二六）。在南京，园林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了洛阳名园。其中最著名的园林有十六座，如东园、西园、凤台园、魏公西园、万竹园、莫愁湖园、市隐园、杞园等等。万历时，王世贞在南京做官，曾畅游诸园，写下《游金陵园序》，不少园"皆可游可纪，而未之及也"。有的园，虽占地不广，堪称小园，但"修竹古梅与怪松参差，横肆数亩，如酒徒傲岸箕踞，目无旁人，披风啸月，各抒其阔略之致"（《稗说》卷二》。真是别具一格，独占风情。又如松江府，上海潘允端的豫园、华亭顾正谊的濯锦园、顾正心的熙园等，都是"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五茸志逸》卷一）"。上海经嘉靖倭患，有些园林毁于战火，但平倭后，又兴建了新的园林，如乔启仁原在上海城外筑一园林，"倭夷至，毁于兵，后重构于城内，皆在所居之西，故总之名西园云。园中有紫芝堂、飞云楼、香霞馆、芙蓉池、碧梧馆、玉宇台、孤竹楼、梅花堂、崇兰馆诸胜处"（《何翰林集》卷一二）。再以松江城而论，不仅在城内有啸园、文园、芝园、东园、李园、真率园，在城外也有倪园、熙园、魁园。而绍兴的园林之多，更使人叹为观止。明末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六卷，除了考古卷所记基本上是历史陈迹，只能掩卷遐想当年那些园林的千姿百态外，其他各卷所记园林，多为明中叶勃兴而起的。不仅城内有园林，城外的东、西、南、北，都遍布园林，少则上十处，多则二十余处。而仅城内的一隅之地，即遍布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樛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礃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得水边林下之胜。如马园，"入径以竹篱回绕，地不窬数武，而盘旋似无涯际。中有高阁，可供眺览"。又如来园，"即其宅后为园，地不窬半亩，层楼复阁，已觉邈焉旷远矣。主人多畜奇石，垒石尺许，便作峰峦陡簇之势"。绍兴园林的盛况，堪称明代江南园林的缩影。 神州自古皆锦绣，山河无处不生春。园林自非江南有，但是，明代江南园林的特点，是值得人们刮目相看的。 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明代江南园林不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且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江南文化的特征。我国山水画，素有南北派之分，南派山水画，恬淡悠远，如王维之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明代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正是体现了这种幽雅的艺术境界。如"山曲小房"："入园窈窕幽径，绿玉万竿。中汇涧水为曲池，环池竹树，云石其后。平罔迤迤，古松鳞鬣，松下皆灌丛杂木，茑萝骈织，亭榭翼然。夜半鹤唳清远，恍如宿花坞间。闻哀猿啼啸，嘹呖惊霜，初不辨其为城市为山林也"（《说园》）。这样美的小园，使人想起"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意境。 商品化色彩：园林乃风花雪月之地，筑园者享林泉之福的憩休之所，园中所植，主要是花草，除供主人、游人观赏外，不投放市场。但明中叶后，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江南的某些园林，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种植经济作物，甚至养鹅鸭，畜鱼数万头，有的产品还投放市场。如上海豫园，即种有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缘等，池内养了不少鱼，部分产品至市场出售。明末常熟瞿式耜的东皋园，"中有池数亩，畜鱼万头。。鱼之大者，长至四五尺。每岁春秋二时，辄以空心馒头投之池中，鱼竞吞之，有跃起如人立者，于是置酒池上，招客观之，谓之赏鱼"（《柳南续笔》卷一）。 园与庄的结合：这也可称为村庄园林化，或园林村庄化。苏州的东庄便是典型。该庄原为吴孟融所建，内有十景，其孙吴奕又增建看云、临者二亭。（三）沙船1。沙船起源沙船，在中国航海木帆船当中是四大船型之一。过去，多在上海附近太仓浏河等地制造。在历史上以崇明为最著。太仓，通州，海门，常熟，嘉定，江阴等处均有。 据周世德先生研究：沙船产于唐代，出于崇明，沙船至元明始盛。正史有记载，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续行海运供应军需，而且仍由太仓起运，每年运五十万石至百万石不等。并建海运仓于太仓。元明之际这一系列的海运都是由太仓起运，成为供应北京辽东军需的主要运输方法。明政府很了解沙船在海运当中的作用，而且当初张瑄曾率部参加爪哇之役，张瑄的次子文虎也率领部下参加了交址之役。沙船老船工对于东南亚航线相当熟悉。所以永乐初年，命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选用沙船船型在南京和太仓两地制造，并以太仓和南京为母港，由太仓、崇明出洋，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永乐三年（1405 年），这一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开始了。当时出动的船舶总数二百零八艘。其中宝船六十二号。永乐七年（1409 年）复命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统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驾宝船四十八号，由刘家河过崇明出海，往西南诸国。郑和七次下西洋，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31 年）前后二十余年，共历三十余国，足迹所至从东经118°至44°，从北纬27°至南续7°，凡历经度74°，纬度34°，每次出动船舰总数百余艘或二百余艘不等。 自永乐十二年会通河成，罢海运。此后，明代漕运即以河运为主。然而也间或用海运。隆庆四年（1570 年）河决，六年（1572 年）复行海运。募沙船一百艘，运粮十二万石。七年（1573 年）又增加沙船二百艘，崇祯十二年（1639 年），崇明人沈廷扬议复海运，募集沙船自行创办一次。不久，明亡。明代沙船用于军事方面也很成功。沈廷扬《海运疏》称：沙船轻捷，先发先至，万历中调沙船水兵援朝鲜，沈氏沙船曾至釜山。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又差调援辽，沈氏沙船再次出动。《明史·兵志》称："嘉靖廿三年（1544 年）兵部言，浙直通泰间最利水战，往时多用沙船破贼，请厚赏招徕之。。。"足见长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在嘉靖以前，久已用沙船作战舰了。当时苏州有沙船二三百艘。通州登州等地营卫也都设有沙船。登州卫且有沙船来往于辽东一带。不仅如此，长江中下游沙船也经常航行。《筹海图编》称：沙船有五桅的，长江大帆，一日千里，唐顺之议海防说沙船出苏常镇江海沙上，以崇明为最，靖江江阴次之，镇江又次之。当时太仓、崇明、常熟、江阴、通州、泰州等地大户多自造双桅沙船十数只，小户则几家合伙备造沙船。估计当时长江三角洲一带沙船总数大约在千艘以上。 在国际海运方面，当时不仅中国沙船在东南亚经常航行，而且当地也出现了仿造的中国式沙船。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称："1549年圣沙勿略在麻剌甲附近，找到一只中国式的沙船。。这船大概有三四百吨重。。三桅。。"。 明代又有创造新船采用沙船船型的。唐顺之建议造定波船，说底似沙船可以涉浅，面似福船可以御敌。又有卢崇俊作静江龙舡，舟体分六形：海舡，盐舡，官舡，沙舡，苏舡，襄舡。这静江龙舡是车船，有八轮。足见明代车船也曾采用沙船船型。 2。沙船的特点沙船船型性能优良，并有其显著的特点。沙船大部分露出甲板，上层建筑少，吃水浅，轻捷，快航性以及能逆风行船，能坐滩（即平搁在滩上），安全而平稳，是其主要特点。经初步分析，以下四个方面是沙船的主要特点：第一，沙船底平，利于行沙，少搁无碍，即能坐滩，在风浪中也安全。 特别是当风向和潮向不同时也比较完全。 第二，顺风逆风都能行驶，适航性能特佳，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 第三，诸船唯沙船最稳，船宽，初稳性大，又有特备的各项保持稳性的设备，如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等，所以稳性最好。 第四，多桅多篷，篷又高，利于使风，吃水浅，阻力小，快航性好。 1562 年，胡宗宪、郑若曾、邵芳等合著《筹海图编》，附沙船图，二桅二橹，方头方艄，有虚艄，露出甲板，主桅直立，前桅前倾，均是蔑篷。1606 年，何汝宾著《兵录》，附沙船图，二桅均直立，布篷，两舷部分有栏干，有脚船，有边橹，有披水板，从而证实了沙船在明代已具有逆风行船的特性。 1621 年，王圻著《三才图会》，附沙船图，二桅，主桅直立，前桅前倾，布筵或篾篷。一橹，有虚艄，露出甲板，以上均为中小型沙船。 又有李盘著《金汤十二筹》，附沙船图，五桅，布篷，有虚艄，有披水板，全船大部分有上层建筑，后艄有楼舱，是大型沙船模样。 在明代，《兵录》一书就总结了沙船的特点。大致说，沙船底平篷高，便捷轻快，易于驾驶。顺风直行，逆风戗走，底平，浅水亦可以驶。深浅敲戗，用披水板把持，可防偏侧。诸船唯此最稳，但身直膀低，未若鸟船得法。（膀低即舷低，在某种程度上动稳性稍差。）而鸟船头小肚膨，似乎型线较好。（《兵录》的所记沙船长7O 尺，面梁阔13 尺） 沙船与唬船大小相若，往往并用。唬船"底尖面阔，首尾一样，底用龙骨，直透前后。"（《兵录》）沙船又与鹰船并用。"鹰船两头俱尖，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有傍板乃茅竹密钉而成。"（《筹海图编》）互相比较，更可见出当时沙船在同级船中所独具的特点。 嘉靖廿年（1541 年），沈■著《南船纪》。录有二百料巡沙船取象于崇明三沙船式（即沙船）。所不同的是，为了巡兵更番休息，在中部建有舱室。为了防御敌人攻击，又在两舷增设女墙。但基本船型仍是沙船，不过增加了一些上层建筑，可视为沙船的发展，二百料巡沙船二桅，十一舱，长67 尺，阔13.6 尺。 明代沙船帆橹兼用，或用橹二支（《筹海图编》），或用橹四支（二百料巡沙船），或用橹八支，其中头橹二支，大橹六支（《兵录》）。至清代中叶，有许多沙船已完全利用风力，无桨橹之具了。这是沙船在动力方面的发展。 沙船能逆风行船，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根据历史文献查考，逆风行船的记载，首见于沙船。过了几十年以后，其他各种船型才有逆风行船的记载。所以明代有关历史文献，都特别称誉沙船能逆风行船的特点："使斗风如顺风，视巨浪如无浪！"（《郑开阳杂著》）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胡宗宪、郑若曾、邵芳等合善《筹海图编》说："沙船，能调戗使斗风！"以后，王圻的《三才图会》，茅元仪的《武备志》，李盘的《金汤十二筹》等书，都有同样记载。1606 年，何汝宾著《兵录》称："沙船底平篷高，顺风直行，逆风戗走！"记载更为明确。作者初步分析，逆风行船，必须戗走（戗走就是斜行），否则不能前进。为了保持正确航向，又必须调戗（轮流换向），必须走"之"形路线。逆风行船是沙船的重要特点，在当时是世界上先进的船舶技术。 逆风行船必须用披水板，披水板又称腰舵（翼舵），通称橇头。二桅沙船披水板安装在主桅两侧，约当船长4／10 的地方，两舷各装披水板一块。调戗时轮流使用下风一侧的披水板。一般大中型沙船，披水板的收放，均利用滑车。披水板长度一般等于船宽，宽度和厚度也根据长度变化，多用椆木，栗木，或椐木制成。 沙船长七八丈的，桅的位置是"大桅折中过前二位，头桅更前丈余。" 因为大桅逼近头桅，宜直行不宜戗走，太远头桅，宜戗走不宜直行，必须相称。一般木帆船的设计，有四六分舱的，有三七分舱的，作者初步分析认为其重要原因也就在此，戗走的船（即准备逆风行船，要调戗的船），应当四六分舱，而直行的船则以三七分舱为宜。 至于桅长，则或与船长相等，或大于船长4／50，或少于船长8.3／50，1.4／50，13.9／50，（方以智《物理小识》说"桅之长少于舟之长五十五之一。"这种说法很不全面，最多只能代表某一种船。）沙船旧制，桅用杉木。 二桅沙船大桅直立，头桅前倾。五桅沙船由前向后1、2、4 桅前倾，3桅后倾，5 桅直立，其位置2、3、5 桅在中轴线上，植根于龙骨，1、4 桅偏居橹后，植根于甲板上，如此交错布置，即可获得更多受风面积，又能让出操作场地。 明代沙船有二桅二篷，有五桅五篷，也有三桅的。篷的长度和宽度由一丈至四五丈不等。篷的面积根据计算风力只利用了40％左右。内河沙船风篷比较狭长。外海沙船风篷较宽而且较短，约宽一倍，短1／3 左右。大概因为海风强劲，风压中心必须更加降低。兼用辘轳的（通称盘车），有用樟木和椐木制成的，也有用楠木制成的。 沙船的稳性非常突出，诸船唯此最稳。逆风行船必须调戗，调戗极易偏侧，为此，发展了一套特殊设备增加稳性，从而形成了沙船又一个重要特点。当九世纪初以前，唐代海鹘船两舷有浮板，作者认为是披水板之滥觞。 宋代海鹘船图每侧浮板四具。至明，则已简化为一具。通称橇头，又称腰舵。后来，船底增设了梗水木两根，有如今日之舭龙筋，以代替橇头的这一项稳定作用，这是又一个大的进步。然而逆风行船，橇头仍是必备之具，沙船又备有太平篮，竹制，平时悬挂船尾，遇风浪时，装石块放置水中，使船不摇荡。由此，沙船的稳性乃居诸船之首。 明沙船用槐木榆木作舵杆，沙船舵可升降，舵叶可全部入水，舵的升降用盘车，操纵则用葫芦（即滑车）。舵牙有一根或两根备品，重要航行，舵杆也有备品。 明沙船用铁锚一门，青木碇三门，系船设备，明沙船用棕缆竹挽。明沙船用大橹六支，各长36 尺，头橹二支各长30 尺，椆木制成。二百料巡沙船用杉木橹四张，各长25 尺。另有竹篙木槁，备启椗和抛泊时用。 测深水垂铅制重17-18 斤，棕制水线长150 至350 尺。 定向用针盘（罗经盘），有上下盘，互相校正。 又有脚船，也叫划子，配一橹或一橹二桨，其他船具从略。 3。郑和宝船康熙《崇明县志》称："明永乐廿二年（1424 年）八月，诏下西洋诸船悉停止，船大，难进浏河，复泊崇明。"说明郑和宝船确实巨大。 历史上，我国出使外国的船都选用当时当地最大的船。至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足迹之广，都超越前代，用特别巨大的船只，长44 丈合150.5米。 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明代陈列部分陈列着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长11.07 米。是1957 年5 月南京市文管会在下关三■河附近中保村发现的。据传该地原系明朝宝船厂故址。 该项舵杆，如果用于沙船船型，其尺度与郑和宝船长度是合适的。江苏省大中型沙船舵叶长7 尺宽6 尺，宝船厂舵杆舵叶下边至上边高度为6.035米，合淮尺17.6 尺。（沙船习用淮尺，淮尺合部尺1.1 尺，明工部尺合0.311米。）宝船厂大舵舵叶面积应为361 方尺（淮尺）。 根据现代沙船比例推算，宝船总长440 尺，满载水线长303.6 尺，最大吃水19 尺，船宽180 尺，满载水线宽176 尺，方形系数0.694，宝船排水体积V＝SLBT＝0.694×303.6×176×19×0.343＝25627 立方米，即排水量为25627吨，以木帆船之排水量达二万五千吨以上，实为惊人。颇疑船宽记载有讹舛之处。据《明史·郑和本传》及《郑和家谱》，均言"阔十八丈"，"广十八丈"颇疑系"阔于八丈""广于八丈"之误。按照江苏省外海沙船比例计算，长44 丈，应宽8.6 丈，与"广于八丈"或"阔于八丈"颇相符合，推算全船长440 尺，宽86 尺，舱深22.5 尺，吃水11.3 尺。V＝SLBT＝0.694×303.6×84.3×11.3×0.34＝7833 立方米，即宝船排水量为7833 吨。其数量之巨大也相当惊人。 （四）沈■与《南船纪》1。结构《南船纪》既是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造船技术典籍，也是沈■一生中重要的著作。《南船纪》共四卷：第一卷载各船图数，包括船图及全船各项构件和船具的尺寸，以及用料数量，记载极为详尽。计有大、小黄船、各种战巡船、风船、快船、桥船及裁革船等。第二卷载各船因革例，主要为各卫额设船只和修造规定，以及历年裁革和添造情况。第三卷志典司，记主管官员和各类工匠等人员组织以及船厂所属地产等，包括南京工部都水司、龙江提举司及龙江船厂地产册。第四卷载船例和收船之例、收料之例、料余之例及稽考等案例。造船案例主要记各船所用各类工数。 2。主旨周世德先生认为沈■撰著本书的主旨在于昭示法制、规定工料，从而杜绝弊端。因为务求堵塞漏洞，故所记极为详尽。沈■编撰本书的具体措施则为："图之形像以便效法，析之度数以便量材，条之因革以便考信，别之章程以便计功。"可称图文并茂。由此上推至明初，当时南京龙江船厂所造各类战船数量庞大，所造海船也不在少，动辄制造数百艘。成化间（约当1465-1483 年间）郑和下西洋宝船档案为兵部郎中刘大夏焚毁；嘉靖三年（1524年）起又停造海船，只造各类战船和宫廷所用大小黄船，海船数据付诸缺如。但仅仅长江运河所用船只的数据已经非常珍贵，这是一部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最完备的造船工料定额，其数据之详尽堪称绝无仅有。根据这些数据即可施工造船，而有心者也不难揣摩出各构件之间的比例关系，它为我国古代造船模数制留下了十分具体和精确的原始资料。我国古代技术传统，诸如造船、造车以及房屋建筑等均实行模数制。如造船技术，平底船以大面梁为基数，尖底船以龙骨为基数，所有各类船舶各项构件的尺度，均与该船龙骨或大面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从这些数据中完全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何者是主要构件，何者是重要构件，何者是次要构件，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木帆船船舶结构的特点。 古代造船事业中往往弊端百出，在管理工作上太宽则国家耗资过巨，太严则旗甲赔累不堪。沈■鉴于小民的困境，曾经慨叹说："匠班芦课虽田夫杼妇之膏既穷；包作揽头肆市虎道狼之心未厌。"为了"澄本植源"，经过精打细算，铢研寸究，才厘定了这一部详尽的工料定额，务求规定合理、切实可行，这在历史上极为少见。编纂过程中因为船只制度不同而材料相同，或材料相同而制度不同等种种原因，诸多难处，作者曾经煞费苦心，经过详细推求，才达到标准，完成著书的主旨。因此，《南船纪》既对当时的造船事业，也对后世的造船事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后，李昭祥所著《龙江船厂志》中，多处引用了沈■《南船纪》中的记载和论述。由此可见，沈■既是一位贤明的地方长官，又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水利和造船专家。 十二、陶瓷、火器和漆器（一）陶瓷技术明代烧造建筑用陶的大规模的砖瓦窑场，除了南京的聚宝山窑以外，永乐以后的临清窑、苏州窑、蔡村窑和武清窑都是最主要的建筑用陶的产地。明代日用陶器的主要产地有仪真、瓜州、钧州、磁州和曲阳等地，它们还担负着皇室大量的派造任务。 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各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而福建、广东等地的外销瓷生产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这是说明产量大，销路广。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器是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1。景德镇官窑（1）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生产，有官窑和民窑两种明代御器厂成立于洪武初年还是较后时期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才可确定，但洪武时期青花瓷器的需要量已经很大则是确定无疑的，这包括了民用和官用。明王朝在洪武二年就已规定"祭器皆用瓷"。明朝政府在对入贡国的答赠中，也需要大量瓷器，例如洪武七年一次就赐赠琉球瓷器七万件，十六年赐赠占城和真腊各一万九千件，十九年又遣使真腊赐以瓷器。 在国内外传世的元末明初青花瓷器中，有一部分似属洪武时期的产品。 其特征是一般的青花色泽偏于暗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战争环境，中断了进口青料而使用国产青料造成的。在图案装饰方面，则开始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向于多留空白。扁菊花纹使用较多，葫芦叶的绘画也不如元代那样规矩。在景德镇御器厂旧址宣德层下发现的红釉器残片，有莲瓣纹饰，与北京元大都出土的红釉器极为相似，此外尚有扁菊图案的青花器瓷片，似乎都应该属于洪武瓷。（2）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但由于史籍失记，而永乐青花瓷器除了"压手杯"等少数有篆书年号款外，都不书年款，因此，对于永乐青花瓷器的识别较难。永乐和宣德之间，虽然隔着一个洪熙，但为时只一年，事实上几乎是相接的。帝王的更迭，并不必然带来手工业品风格的改变。永乐和宣德两朝的青花瓷器具有共同的特点和风格，是很自然的事。明人工世懋和黄一正，在《窥天外乘》和《事物绀珠》中把永、宣二窑相提并论，是合乎情理的。 永乐、宣德时期官窑青花瓷器的胎、釉制作技术，比元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之一。而在习惯上，又把釉层更肥润的一类归属永乐朝的产品。 青花色泽的浓艳，是这一期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历来传说这时期所用的青料，是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所谓"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由于含锰量低，就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却又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宣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但是，在传世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带铁锈样黑斑，而青花色泽又极为幽雅美丽的制品。有人物画面的青花器，往往属于这一类，其所用的青料究竟是国产钴土矿，还是进口料加以精制的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制作风格上，也改变了元代的厚重雄健而趋于清新流丽。尽管永乐、宣德青花仍有较大的盘、碗等器，但很多是精致的器物，如精致、小巧而又显得端稳的永乐青花压手杯，口沿外撇，拿在手中正好将拇指和食指稳稳压住，这种精心设计的新品种，在明代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永乐年造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毬，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博物要览》）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是中心画双狮滚毬和画花心的两种。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目前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还有一定数量，其中以宣德大盘为多。 （3）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如以所用青花料的不同来分期的话，永乐、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所用的青料主要是进口的苏麻离青。成化、弘治和正德这三朝的官窑青花瓷器，则是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杂用的时期。 成化瓷器最主要的成就，是斗彩的烧制成功。但青花瓷器也有一定的声誉。成化青花除了少数早期制品仍沿用苏麻离青因而带有黑斑，同时在风格上又和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相似外，其大量而典型的产品，则是以青色淡雅而著称。由于苏麻离青料的断绝，成化官窑后期主要用的是产于江西饶州地区乐平县的陂塘青，也叫平等青。这种国产青料，含铁量较少，因此不再出现宣德青花那种黑斑。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在适当的温度中，能烧成柔和、淡雅而又透彻的蓝色来。从传世的实物看，成化青花瓷器的造型，并不如宣德青花那么多样。但是，玲珑、精巧的小型器物，却是这一时期突出的产品。在图案的装饰手法上，更趋向于轻松、愉快，如婀娜的花枝和活泼的婴戏图等，都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当然，除了青色淡雅的典型瓷器以外，成化青花也有较浓青色的，但是，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是这一时期青花器的普遍特征。 弘治的青花瓷器，从器型、装饰和青料使用等各方面看，都是成化风格的继续。它所使用的青料，主要是平等青，只是由于配料成分及烧成温度的不同，也仍有较浓和较淡的不同色调。器物以盘、碗为主。在装饰图案中，以莲池游龙最有特色。不过，从主题的构思来说，象征着腾跃的龙，竟然局处于莲池之中，是很不协调的。这样的题材，往后就用得较少。 正德（1506-1521 年）初年，就在景德镇烧造御器，虽然因宁王叛乱，一度停止生产，但不久即恢复。而且，当时的督陶官梁太监，还把一些民户强迫编入匠籍，以扩大其"官匠"的队伍。这说明正德时期瓷器的烧造量也并不在少。正德青花，从色泽上说，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薄胎白釉而青色淡雅如成化风格的，已比较少见；典型的正德青花瓷器，是胎骨厚重，青花浓中带灰的色泽为主。此外，尚有一种鸡心婴戏图碗，其器形和图案同习见的嘉靖婴戏碗完全一致，而青色亦呈翠青，但"混青"现象严重。 （4）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的青花瓷器以使用回青料为标志的嘉靖青花，是明代青花瓷器史上又一个突出的阶段。嘉靖青花并不是全部使用回青着色，而是以回青和瑞州石子青配合使用。嘉靖青花的色泽，一反成化的浅淡和正德稍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由于嘉靖青花中铁与钴的比值是所有国外及国内钴料中最低的一种；而它的锰和钴的比值，虽比宣德以前的进口料为高，但也比一般的国产料为低。因此，它既没有永乐、宣德及元代青花那种黑铁斑，也不产生正德时单用石子青那种黑灰色调，而又比成化时所用的平等青要显得浓艳。嘉靖青花器在明清之际曾得到较高的评价。 嘉靖青花瓷器，除了以青花色泽取胜外，器形则更趋多样，除了各类餐具、陈设器及花盆、鱼缸等日用器外，还有各种宗教供器。造型上，则仿古铜器的风气较盛。总的说，嘉靖的器物带有一种粗犷的面貌。在图案装饰方面，除了以前各个时期所有的主要题材外，道教色彩的题材出现较多，而像"寿"、"福"等字也出现了，这是过去很少有的。 隆庆青花瓷器的风格基本上是嘉靖青花的延续，回青料继续使用，有的色泽亦很鲜艳。在传世品中，像六角壶、花形盒、银锭盒和方胜等，都是比较特殊的器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青花云龙提梁壶，胎骨厚重，色泽浓艳，可说是隆庆官窑青花的典型器物。 万历（1573-1619 年）早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上也和嘉靖风格一致，所用颜料亦多回青。有的器物，如若没有万历的年款，就很难和嘉靖时期的区别开来。（5）万历中期以后至明末的青花瓷器万历的青花瓷器，除早期的青料仍用回青，和嘉靖风格相似外，中期以后，可能因回青断绝而改用国产青料。 万历官窑青花瓷器，中期以后所用的青料是浙江省所产的浙料。浙江省的衢州、信州、绍兴、金华地区都出青料。但在万历三十五年时，浙江东阳、永康、江山三地所产青料，官府并未征收，而是折成银钱上交的；新昌所产青料，虽由官府征收实物应用，但"青竭而粗恶不堪"。传世的万历中期以后的青花瓷器，并不全是"粗恶不堪"。有的虽没有嘉靖青花那样浓艳，但蓝中微微泛灰的色调，也颇有沉静之感。 万历青花的器形多样，御器厂除继续烧制难度极大的龙缸和屏风等大器如定陵出土的高达73 厘米的青花大瓶外，还烧制像碁盘、碁石、烛台、笔管等器物。图案除常见的龙、凤纹外，各种动、植物及人物图案也比较盛行。2。景德镇的民窑瓷都景德镇虽然设立御器厂为宫廷提供御用瓷器，但这里的民窑制瓷业也是具有雄厚的基础的。（1）明初至成化以前从湖田采集的瓷片看，明代前期宣德年间的民窑青花器虽也有用含铁量较多的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的宗教用器和各类民间日用品，但明初至成化以前的产品，大多用的是国产料，其青色基本上比用苏麻离青的永乐、宣德官窑青花器为灰，同时也不带黑色的斑点。这一时期的器物，以盘、梅瓶和罐为突出。（2）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成化、弘治时期官窑青花瓷器所用的是色泽较淡的陂塘青。上等青料由官府控制，但不会和进口料一样贵重，民窑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一些较好的青料，是完全有可能的。 正德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器，不论从品种方面，还是从数量方面看，都是比较多的。这一时期所用的青料，表现在器物上基本上带灰色。流传下来的器物，除盘、瓶、炉、洗、罐外，各式碗类数量极大，这和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的墓葬风气有关。正德以后，民间用瓷碗陪葬的习俗风行，碗都安放在墓的圹内棺外，习惯上称为"圹碗"。瓷碗花纹除人物、双凤、花鸟、鹤鹿、虎以及田螺等各种动物上，也有方胜、钱纹、海涛等图案。（3）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嘉靖、隆庆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有一些高级的民窑青花瓷器，不仅胎、釉制作的精细和官窑器相似。而且可能冲破了纹饰的官方规定。由于官窑的"钦限"御器是在民窑中烧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窑的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嘉靖时期的民窑高级青花瓷器，据记述，就有花草、人物、禽兽、山川屏、瓶、盆、盎之类。 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还为外销欧洲特制大批青花器皿，其图案纹饰基本是根据欧洲客户的需要而设计的，盘子口沿-般分成若干格，绘以郁金香纹。日本学者称为"芙蓉手"的，即属此类。 （4）明末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产量是很大的。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述景德镇制瓷使用青料的情况说："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又说："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说明当时的官窑器及高级民窑青花所用的青料是浙料，较粗的民窑器则用中料和下料。 近年来在景德镇观音阁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碎片，从青花的色泽看，确实没有嘉靖、万历时期官窑器及民窑青花精细瓷器那么鲜艳，蓝中呈灰的程度较大。 值得重视的是，明末民间青花瓷器的图案装饰题材多样，完全突破了历来官窑器图案规格化的束缚。各种大小动物如虎、牛、猫、虾、鹦鹉、鹭鸶等全都入画，写意山水也较盛行，并且在画上配诗。日本陶瓷界所谓的"古染付"，即是指天启民窑青花瓷器而言。其中有一些具有写意山水、花鸟画意的青花瓷器，是否专为销售日本而定制，值得研究。在景德镇发现的碎片中，也看得出具有写意手法的青花图案。 3。彩瓷与成化斗彩彩瓷，从广义角度讲，应该包括点彩、釉下彩、釉上彩和斗彩，但习惯上所谓的明代彩瓷，是指釉上彩和斗彩而言。 明代彩瓷的兴起，除了彩料和彩绘技术方面的因素外，还应归功于白瓷质量的提高。因为有了细腻洁白的白瓷做底，绚丽多彩的画面才能更好地表现出来。 明代釉上彩常见的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数种，它们采用不同的着色剂以及相应的工艺。 1964 年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云龙纹盘，是目前仅见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这只白釉红彩龙纹盘，"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耳朵。灯光透映，两面花纹叠合为一。"（《南京明故宫出土洪武时期瓷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这样精致的制作水平，代表了明初釉上彩的成就。在整个明代，釉上红彩的制作，几乎没有间断。 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以及外国的一些收藏单位，都藏有宣德时期的青花红彩器，这种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的制作工艺，在明代宣德以前的器物上还没有发现过。 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广义上可称为斗彩，它是发明成化斗彩的准备阶段。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划时代的。因为，在明宣德以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的工艺虽都早已成熟，但它们都是单独存在的。只有到了宣德才把这两种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新工艺。青花红彩器是在先烧成青花瓷器后，再在釉上用铁红描绘图案，然后低温烘烤。由于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很大，要得到鲜艳的红色是极不容易的，而铁红的烧成比铜红要容易得多。正是这种新工艺，为明清时期斗彩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斗彩这个名称，不见于明代的文献记载，《博物要览》、《敝帚轩剩语》、《清秘藏》、《长物志》等都只有成化五彩或"青花间装五色"的名称。 《南窑笔记》认为，凡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拼斗成完整图案的，称为斗彩；凡是用釉下青花双勾各种图案的轮廓线，而以釉上彩色填入的，叫做填彩；单纯的釉上彩，则称为五彩。其实，若从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角度看，填彩也可属于斗彩的范畴之内。 成化白瓷的制作，至少在薄胎这一点上，可说是达到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为了要充分衬托各种色彩的鲜艳程度，成化白瓷的釉色也和以前各时期的色泽不一样，它往往在白中微微显牙黄，釉层较厚，给人以一种沉静的感觉，也就更能显出各种彩色的效果。 4。高温及低温单色釉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和低温单色釉瓷器都有很大发展。《南窑笔记》除记述了永乐、宣德时期的甜白、霁青、霁红外，并说："月白釉、蓝色釉、淡米色釉、米色釉、淡龙泉釉、紫金釉六种，宣、成以下俱有。"同时，还记载了明代直隶"厂官"窑的色釉制品："其色有鳝鱼黄、油绿、紫金诸色，出直隶厂窑所烧，故名厂官，多缸钵之类，釉泽苍古，配合诸窑，另成一家。"从传世的实物看，永乐时期仿龙泉釉、仿影青，宣德时期的酱色釉、洒蓝和成化时期的仿哥窑器也都有较高的水平。明代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永乐、宣德红釉和蓝釉，成化孔雀绿和弘治黄釉。 （1）永乐时期的甜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明代景德镇单色釉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古代白瓷的制作，并不是在釉料中加进一种白色呈色剂，而是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釉料经过加工，使含铁量降低到最少的程度；在洁白的瓷胎上，施以纯净的透明釉，就能烧制出白度很高的白瓷来。假使再将瓷胎制得较薄，薄到半脱胎或"脱胎"的程度，那就更增加了这种白瓷诱人的美感。 明代在白瓷烧制工艺方面有不少成就，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瓷胎中逐渐增加高岭土的用量，以减少瓷器的变形；精工粉碎和淘洗原料，去除原料中的粗颗粒和其他有害杂质以增加瓷器的白度和透光度；提高瓷胎的烧成温度以改变其显微结构，从而改进瓷器的强度以及其他物理性能；改进瓷器装匣支烧的方法，从而增加美观并利于实用。上述烧造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使白瓷的外观和内在质量都有飞跃的提高。明代的薄胎瓷，特别是脱胎瓷，便是突出的例子。 （2）薄胎瓷器制作开始于永乐时期，但永乐的薄胎只是半脱胎，到成化时期，白瓷有更高的成就，其薄的程度达到了几乎脱胎的地步。脱胎瓷的制作，从配方、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成，都有一整套的技术要领和工艺要求，修坯是其中最艰难、细致、最关紧要的一环。脱胎瓷的修坯一般要经过粗修、细修定型、粘接、修去接头余泥并修整外形、荡内釉，然后精修成坯并施外釉。在修坯过程中，坯体在利篓上取下装上，反复近百次之多，才能将二、三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一样薄的程度，在修坯的关键时刻，少一刀则嫌过厚，多一刀则坯破器废，一个大的喘息都会导致前功尽弃的后果。其制作工艺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明代永乐时期，鲜红器正式烧制成功。在鲜红器开始问世以前，在陶瓷这个领域里还没有一种色调纯正的红釉瓷器。由于这种红釉具有鲜艳的红色，人们就称之为鲜红；又由于这种红釉像红宝石一样的美丽，有人也就把它叫做"宝石红"；此外，还有"祭红"、"霁红"、"积红"等等名称，实际都是指同一种东西。 宣德时期，红釉制作进一步发展，在生产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但胎、釉均较永乐略厚，致红色稍觉黯黑。但这是和永乐红釉器相比而言的。 宣德以后，红釉制品就极少烧造，成化正德时期虽力图烧好红釉，但从传世品看，除少数几件外，大多是不太成功的制品。到了嘉靖初，就用矾红来代替鲜红了。矾红是一种以氧化铁着色的，在氧化气氛中烧制低温红，比烧成高温铜红容易得多。它的色泽往往带有一种橙味的砖红色，没有铜红那样纯正鲜丽，但烧成比较稳定。正由于此，景德镇御器厂就采用矾红代替铜红了。 （3）蓝釉瓷器蓝釉是钴的呈色，蓝釉最初出现在唐代的三彩陶器上，这是一种低温铅釉。在宣德时期，蓝釉（也称霁蓝、祭蓝）器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4）孔雀绿瓷器孔雀绿亦称"法翠"，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色釉。在明代孔雀绿烧制技术成熟以前，所有的绿釉都属于一种深暗的青绿色泽，没有达到亮翠的程度。明代的孔雀绿釉则烧成了与孔雀羽毛相似的翠绿色调，碧翠雅丽，十分美观。 （5）弘治黄釉我国的传统黄釉有两种，一是以三价铁离子着色的石灰釉，这是一种高温黄釉。另一种是低温黄釉，也用含铁的天然矿物作着色剂，但基础釉是铅釉，这种低温黄釉早在唐三彩上就已出现。但唐三彩上黄釉的色调是黄褐色，明代弘治时期黄釉的色调才是真正的黄色，它达到历史上低温黄釉的最高水平。明代黄地青花的品种虽在宣德时期已经出现，但是纯粹的黄釉最早见于成化时期，而且数量也并不多。低温黄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施于无釉的烧结瓷胎上；另一种则是施于烧结白瓷的白色底釉上。着色剂是以一种含铁量较高的天然矿石--赭石的形式加入的。 （二）火器专家赵士桢1。生平事迹赵士桢，字常吉，号后湖。浙江省温州乐清县人。生卒年代不可确考，大约生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卒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左右。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寺副，很有学问，曾参加修《大明会典》，工诗词，尤精书法。赵士桢颇受其影响，故亦擅书法。他曾把自己的诗作写在扇叶上，被宦官带入宫中，偶然为年幼的万历皇帝见到，极表赞赏，旋于万历六年"以善书证，授鸿胪寺主簿"（《光绪乐清县志》），后受召入直文华殿。万历二十四年，晋升为中书舍人，自此终其身。 赵士桢"生长海滨，少经倭患"（《神器谱》），颇能了解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他说自己从"海氛初起，即留心访求神器"。他曾专门向当时的火器专家、《火攻大全》一书的作者，学习了一段时间，赵士桢还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首先，他向陈国保等老前辈了解明代前朝使用火器的情况，得到了"先朝。。所用不过旧日火器，近日退虏亦不过日本鸟铳"（《神器谱或问》）的结论，深感当时火器的落后。他曾"遍访"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的部下，了解到"倭之长技在铳，锋刃未交，心胆已怯"的情况。进一步认识到火器在抗倭御寇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坚定了致力于研制火器的意志。他尤其注意向有实践经验的将领请教，如在抗倭中屡树战功的林声芳、吕慨、杨鉴、陈录、高风、叶子高诸将军，赵士桢常常同他们"朝夕讲究"，频频研讨。万历二十四年，他在温州同乡、游击将军陈寅处见到西洋番鸟铳，很受启发。当他获知由于进贡来到北京而定居下来的土耳其人朵思麻，原来在土耳其就是一位专门管理火器的官员，于是赵士桢就设法向他求教。朵思麻把所藏的鸟铳给他看，并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由于他努力搜访，锐意钻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和研制火器的经验。明末著名的火器专家焦勖在论当时的火器著作时指出："惟赵氏藏书，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祝融佐理，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火攻挈要》）对赵士桢收藏的火器资料，给予很高的评价。 洪震寰先生认为赵士桢是在长期的搜访和钻研的基础上，于万历二十五年，提出《用兵八害》的条陈，建议制造番铳。虽经兵部议交京营试制，但由于京营没有图式，无从着手，又来向他请教。赵士桢唯恐这些昏庸官僚"制造打放两不如法"，白白糟塌了研究成果，便自己出钱，邀集一批工匠进行研究试制。在朵思麻的协助之下，赵士桢终于研制出两种新的枪型：撮合西洋铳和佛郎机之长处，制成"掣电铳"；掇取鸟铳和三眼铳的优点，制成"迅雷铳"。这一次总共造了四种，计十多架，并将其中七架实物，绘了图样，写了文字说明。其内容包括构造、制法、打放架势等，上呈皇帝。这就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神器谱》。皇帝批交兵部、工部等有关部门会审。万历三十年（1602 年）六月，由刑部尚书萧大亨主持，会同有关部门的代表，在北京宣武门外西城下进行试验。据会审报告说，当时曾将赵氏所制的"车铳逐一试验，并将原议神器诸谱一一参详，其器械委果铦利，其制度委果精巧"。建议皇帝把赵氏"所制车铳式样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的当官员加意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报告还要求对赵士桢"朝夕讲究，殚力倾资制造利器，用备不虞"（《防虏车铳议》）的行动，给予嘉奖。赵士桢研究火器的范围很广，包括枪、炮、火箭、炮车等等。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得之秘传、参之载籍，正之素经战阵之人"，并且"穷搜冥思，苦坚生慧，巧熟两凑"。因而在总结和接受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提高。例如，他研制出掣电铳后，发现"因相接处稍有喷泄之患"，就加以改进，结果"聊变其制"，克服了这个缺陷，便能"免致薰灼两旁士卒"。又如万历二十六年进呈的迅雷铳，可以连发五弹；至万历三十年，就发展成为"战酣连发"，可以一气发射18 弹。赵士桢还非常注意国外火器技术的发展，并加以摄取和创造性的运用。所以他的发明往往能够"较旧器则数倍其利，较倭铳则便利倍之"（同上）。如当他得悉日本人使用一种新式火器"大鸟铳"，威力大，命中率高，十分厉害。他就"毕虑竭愚"，取其长处，结合其他火器的优点，发明了"鹰扬炮"，足以压倒日本的大鸟铳。 难能可贵的是赵士桢的整个研制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得不到经济的支持，就自掏私囊，"散金结客"，"捐资鸠工"，苦心经营起来。到了晚年，健康状况恶化，仍然勉力坚持，不稍怠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薄柳孱弱之躯，备极劳苦，孳孳吃吃，恒穷年而罔恤"，且"以一生辛勤耕笔之余，千金坐散而不顾"。他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如此重大的成绩，是令人敬佩的。 作为"持橐簪笔，无疆场之寄，三军之任"的赵士桢，为什么要把毕生精力贯注在火器的研制之中，甚至到了"竟成锻癖，倒囊浪费而罔惜，劳神无用而不悟，似醉若痴"的程度呢？他自己说得很清楚，那就是"隐忧师老财绌，将吏未见戮力，南北不肯同仇。祸结兵连，靡所底止。深信神器之利，用之有方，足以挫贼凶锋，则息肩有望，除之有素，堪称不饷之兵，则劳费可节，庶几不留不处，中外民力少甦。"（《神器谱》）他一再把自己研制火器的全部目的，归结为"振国威"、"彰天讨"、"裕国用"三点。由此可见，他确实是为了加强国力，抵抗外患，以期国泰民安。这种爱国思想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抵住了无端的讪谤，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以"身可死而心不肯灰"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终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他具有不为名利，一心抵御外患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气节！ 2。主要著述赵氏著作大都和火器有关，现将可考的主要著作列陈如下：（1）《用兵八害》这是写给当局的一个条陈，作于万历二十五年。其内容是陈述火器之利，建议制造番铳。此件可能已佚，在其所著《防虏车铳议》中提及。（2）《神器谱》郑振铎《玄览堂丛书》有影印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此书成于万历二十六年，当年进呈并刊刻。前冠"进器疏"，并有王延世序，末附自跋，正文分"原铳"、"图式样"、"打放架势"、"神器杂说"四个部分。明刊本合作一卷，《千顷堂书目》分作四卷，孙诒让因而疑赵氏"别有认定足本"。恐未必然，盖《书目》按上述四个部分，析作四卷。 "进器疏"力陈枪炮之利；"原铳"略叙火器渊源及其本人得铳之原由；"图式样"是"噜密铳"、"西洋铳"、"掣电铳"和"迅雷铳"的构造图，包括总装图、部件图、附件图及其简要的文字说明；"打放架势"是使用步枪的各个动作的图示，附有文字说明；"神器杂说"计31 条，分别介绍各种枪型的性能、优缺点、制造工艺、使用方法，以及火药生产等等。 （3）《续神器谱》上海图书馆存有明万历戊戌刊本，其首页盖有"左史赵士桢图书印"朱文篆字章一方，自叙末盖有"东嘉赵士桢印"朱文篆字章一方，跋文末又盖有"士桢"朱文印。看来似为赵氏家藏本，果真如此的话，那是何等珍贵啊！此书分为四个部分，首为赵氏自叙。次为"图式"，计有"鹰扬炮"、"震叠铳"、"三长铳"、"翼虎铳"、"奇胜铳"五种火器的全形图和正、侧面图，还有"拒马伞"、"软牌"、"炮架"、"虎头车"等器的结构图式和使用图式。再次为"续神器谱杂说"32 条，内容涉及上述诸铳的用法、维修以及弹药的制作使用等。所述多很翔实，自谓"年来亲身为之，试有实验，殊非漫语"。末有作者的简短跋文。 （4）《神器谱或问》附在《续神器谱》戊戌本后，二者字迹全同，并同于《玄览堂丛书》影印的《神器谱》戊戌本，此《或问》当也是戊戌刻本，据郑振铎序《玄览堂丛书》影印的《神器谱或问》以明抄本为底，其内容、行款全同于上述戊戌刻本，当为影抄。据刘世学万历二十七年为此影抄本所作的"叙"称，赵氏写了《神器谱》和《续谱》之后，鉴于当时对于枪炮，"任事者未必用，用未必知变，不知变则利害亡准"，"曝直之霞，复摅二谱未竭之愚"，"乃作为《或问》，以疏其绪"。则此书作于二谱之后。《或问》计44 条，内容涉及火器的利害、制造、使用诸方面，均为问答形式。 （5）《备边屯田车铳议》按《玄览堂丛书》影印明抄本，此书实应分作《防虏车铳议》和《倭情屯田议》。前者包括"疏"、"议"、"铳图（有引）"、"车图（有引）"及"跋"；后者除"议"外，还附有"中国朝鲜日本形势图（有引）"。《艺海珠尘》丛书将其合而为一，题作《备边屯田车铳议》。此书当作于万历三十年。 《车铳议》大意是说，"用兵之道，当以车自卫，以枪杀敌，故其议极陈车铳之利"。《铳图》绘有"鹰扬炮"、"轩辕铳"、"噜密铳"、"九头鸟"、"旋机翼虎"、"掣电铳"、"火箭溜"、"连铳"以及"百子佛郎机"，计九种枪炮的图式。此外，还有所谓"铺车士卒火器十种"（实则十一种）的图式，即"国初三眼枪"、"国初双头枪"、"三神镋"、"电光剑"、"。。花枪"、"天蓬铲"、"火箭刀溜形"、"火弹筒"、"锨铳"、"镢铳"和"步下翼虎铳"的正面和侧面图。《车图》绘有"鹰扬车"的总装图、部件图和进行式图。《屯田议》大意是陈说屯田之利，建议召募壮丁屯于辽东等沿海之荒地。《形势图》是一幅包括渤海、黄海和东海北部一带的地图。 3。重要贡献赵士桢毕生潜心于火器的研制和推广应用，在我国火器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大力提倡、宣传、推广使用火器明代虽在成祖时就建立"神机营"，"专习枪炮"，但到了万历时期，在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据赵士桢的观察，一方面是"今日用兵，全无制敌之具，尚然不肯讲求"（《神器谱或问》）。另一方面是"每令庸工造之，庸将主之，庸兵习之。造者不精其制，主者不究其用，习者不臻其妙（《神器谱》）。因而使得将士们感到"终不服习，视此若赘疣"（同上）。甚至"反咎铳为不便不利，甘弃以资敌，我则宁受其害"。（同上）"行伍之间，自百夫长以上，俱各右弓矢而遗神器"（同上），轻视火器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赵士桢采用上奏折、著书立说等方式，制造舆论，广引古今中外战例，极陈火器之利，驳斥种种陈腐落后的观念，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以期引起朝野的重视。他还针对当时一般武人"器不知制，制未必精，艺不肯习，习未必攻"，以及"知之者既深藏固秘，不知者又加诋毁"等情况，着意进行火器知识的普及教育，他编写的《或问》、《杂说》等材料，都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广大士兵阅读。表现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热诚心肠和豁达态度。赵士桢还亲自进行火器使用的教习，他对其家人的训练，坚持了一年以上。铳手的缺乏也是当时一种严重的情况。后来甚至要到国外去招募。此外，他对火器的管理制度也十分注意，大力宣传外国的管理办法。这些做法都是很有见地的。（2）多方调查，大力搜求各种火器图式据现存的赵氏著作统计，列有火器图式24 种，其中有几种是他自己的发明，大部分是他多年不懈搜罗所得。例如朵思麻寄居北京四十余年，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从来没有人向他请教火器问题，唯独赵士桢经人辗转介绍，才得到他的"噜密铳"实物，学会了使用方法。"国初三眼枪"和"国初双头枪"两种样式，还是功德寺前的一位百岁老人传授给他的，足见赵士桢访求火器之热忱。据《续神器谱》王同轨序说，赵氏"搜得噜密铳、水西洋鸟铳，皆中国所未传，武库所未有者"。可见赵士桢的搜罗工作，不但有益于当时的武装配备，而且为我国兵器史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3）改进旧火器，发明新火器赵士桢主要是着眼于提高火器的发射速率，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他在枪上使用了"子铳"。虽然在明正德末年（1517 年）的葡萄牙炮（佛朗机）就带有"子铳"，但迄至赵士桢的时候，步枪都还临时装药入弹，很不方便，甚至时有"临阵装药不及，铳手反为敌乘"的情况。"子铳"的使用避免了这种弊病。赵士桢的"子铳"，"长六寸，重十两许，前有圆小嘴，后有扁方筍，筍中有眼，受梢钉，防前撞、后坐。药二钱五分，弹二钱"（《神器谱》）。他发明的"掣电铳"，就是"前用溜筒，后着子铳。。放毕一铳，拨之即起。其子铳铅弹俱于临阵之先，装饱停妥临时流水打放"（同上）。看来，这种"子铳"很象今天的装有弹头和火药的子弹，配用在步枪上无疑可以大大提高发射速率。 他发明的"迅雷铳"，采用另一方法提高了发射速率。在一根木杆上装置五支枪筒，共同使用一个"发机"，五支枪筒里都预先装好弹药，打放一支，旋转72°即可打放另一支。这在发射原理上和现代左轮枪有点相似。他还别出心裁地在"中杆筒内着火球一块，五铳放毕，点火出球，以便乘势前进"（同上）。这是造成声势以助士兵冲锋陷阵。这在当时堪称是先进武器。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温编作《利器解》就收录了"迅雷铳"。在此基础上，赵士桢还发明了两种连发武器，统称为"战酣连发并备敌冲突铳"。其中之一叫做"连铳"。由于没有文字说明，难于揣测其详。但从其图式及名称来看，可能是8 个"迅雷铳"组合在"当铳板"上，各自打放起来，形成密集火力。所以赵士桢称其可以"遇众喷击，缘冲齐发，摧锋殿后"（《防虏车铳议》）。这就有点象今天的机关枪了。 其次，赵士桢为了提高火器命中率，除了对照门、照星等部件作了改进以外，还发明了几件火器发射架。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箭溜"，原图旁有注文云："用此器则火箭永无斜冲逆走之患"。可见这是一个使火箭飞行稳定的发射装置。它实际上是一条滑槽，火箭循槽滑出自不致歪斜了。在此之前，火箭的发射没有固定的支架，随便靠在一个带枝枒的物体上，命中率很低。"火箭溜"的发明使得火箭发射有了固定的方式，命中率大大提高，这是我国火箭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于火器局部性能的改进，赵士桢也做了许多工作。据当时人郭子章的记载，赵士桢曾根据朵思麻所藏的枪型而加"润色之"，"置机床内，拨之则前，火燃自回。如遇阴雨，用铜片作瓦覆之"，成了当时"最远、最毒"的一种枪型。他的"三长铳"，"后尾小环钩着鞓带，负之肩上，即穷日跋涉，亦不觉其累身劳动"，便于携带，利于行军。他的"九头鸟"特别适于夜战；"翼虎铳"则以"体短，可以藏匿"见长。由于赵士桢收集的火器图式多，见识广、善于采用最新技术，又能从实际出发，所以研制出来的火器性能精良。例如他的"震叠铳"为上下双筒，其筒可以按目的物之远近而调节；"鹰扬炮"装有"水溜"，即采用水冷却装置。其精良程度"有佛郎机之便。而准则过之；有大鸟铳之准，而便则过之。对垒之际，敌一举放，我已三四发弹"（《续神器谱》）。把它装到车上，其威力足可和当时的重武器"大将军"相当，而其机动性则大大超过。据说在战场上，"倭见我兵举铳，辄伏地上"。真使敌人见之丧胆。 赵士桢对于火器和冷兵器的结合，也有很多的创造，其"辅车士卒火器"十种，大多就是结合冷兵器的火器。他的"迅雷铳"打放完毕可以拆卸，其牌和斧"作同营铳兵兵器"，铳管还可"当短枪戮"。他的"翼虎"和"奇胜"等铳，都是多筒并排，有一定的宽度，在格斗中可作盾牌。 除了火器以外，赵士桢对于战车和防御器具的设计，战阵的研究，火药的制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由于他的著作，"以关军事，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技之大规"，很是可惜。不过，从赵氏研制火器的活动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很广博的，不仅对于火器技术有深湛的造诣，就是对于机械技术、化学工艺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素养，是明代不可多得的科学技术人才。 （三）黄成与《髹饰录》1。黄成生平黄成，号大成，新安平沙人，是隆庆（1567～1572 年）前后的一位名漆工。他的著作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较全面地叙述了有关髹饰的各个方面。此书在天启五年（1625 年）又经嘉兴西塘的杨明（号清仲）为他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西塘又名斜塘，是元、明两朝制漆名家彭君宝、张成、杨茂、张德刚的家乡。杨明可能是杨茂的后裔，也精通漆工技法。《髹饰录》经过杨明的注释，内容就更加翔实了。 《髹饰录》虽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但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 年才经朱启钤先生刊刻行世。 《髹饰录》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髹饰录》的内容分两大类：第一、第二、第十七、十八等章讲制造方法；第三至第十六章讲漆器的分类及各类中的不同品种。有时也因叙述品种而涉及它们的做法。2。《髹饰录》的学术价值《髹饰录》是一部有价值而应当受到重视的古籍。据王世襄先生研究，其价值在：（1）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研究明代漆工艺，《髹饰录》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就是探索更早的漆工史，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例如关于剔红，黄成说："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杨明也说唐代的剔红"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陷地黄锦者，其锦多似细钩云，与宋元以来之剔法大异也"。由于唐代剔红现在还缺少实例，两家的描述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又如螺钿条中讲到"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2）为继承传统漆工艺，推陈出新，提供了宝贵材料第一章讲到原料、工具、设备，虽然文字隐晦，还是能从中获得许多古代漆工知识。第二章专论忌病，是按漆器的品种或制造过程排列在一起的。杨明的注又进一步解释了每一忌病的原因。这样就使人明白哪一种做法容易发生哪一种毛病，因而更能帮助我们的理解。最为切实简明的是第十七章，有条不紊地叙述了由棬榡到糙漆六个生产过程。各种漆器不问最后文饰如何，都必须经过这几道工序。这些都是漆工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继承传统应当重视的法则。 （3）为髹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髹饰录》讲到的漆器品种虽甚繁多，但是阅读起来并不觉得庞杂纷乱，相反地却不难得到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这不能不归功于黄成的分类。本书是按漆器的特征来分门别类的。如"质色"门只收单纯一色不加文饰的漆器，"阳识"门都是用稠漆或漆灰堆成花纹的漆器等等。每门中各个品种的先后排列也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性。这样就使人容易理解漆工的整个体系，可以由纲及目地找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仅仅这一比较合理的分类，黄成已为漆工研究者开辟了方便的途径。 （4）为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有的博物馆工作者谈到过如下的体会，即为古代漆器编目，往往感到定名称有困难。如沿用过去古玩业的旧称，即嫌笼统，不能表明其特点，又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及待查阅了《髹饰录》，就找到了比较可靠的定名依据。 《髹饰录》的价值除上述几点之外，它还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反对粗制滥造，违反操作规程；反对造假古董，用以牟利欺人。如仿古器，有款可以照摹，但应另加一款，曰："某姓名仿造"。 十三、中外科技交流（一）回回天文历法传入1。《天文书》《天文书》是一部阿拉伯占星著作的明代汉译本，也是目前唯一见到的回回占星专著。回回占星术以此书之初刊而在中国开始传播。现在所掌握的回回占星术，都来自此书。 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明太祖召见李翀、吴伯宗等命其组织翻译"天文、阴阳、历象"之书。又敕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为翰林编修。翻译班子遂即成立，人员计有钦天监灵台郎海答儿、阿答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并汉族学者吴伯宗等。他们通力合作的成果之一，便是翻译《天文书》。洪武十六年《天文书》译毕，缮写以进。 《天文书》的底本，敕谕中已指明，得自元朝廷所藏之秘书，又据《秘书监志》记载，秘书监内确实收藏着一批西域的天算书籍，其中有一种名为"阿堪决断诸般灾福□部"的著作，其内容显然为占星术，很可能就是《天文书》之底本。关于《天文书》的原作者，书序曰："然而大道在天地间，茫然无闻。必有聪明睿智圣人者出，心得神会斯道之妙，立教于当世。后之贤人接踵相承，又得上古圣人所传之妙，以垂教于来世也。圣人马合麻及后贤辈出，有功于大道者，昭然可考。逮阔识牙儿大贤者生，阐扬至理，作为此书"。由是可知，阔识牙儿为本书的原著者，同时他的工作还受到马合麻的很大影响。阔识牙儿出生在伊朗北部的海之南的地方，在巴格达居住，活动于公元1000 年前后。他著有数学、天文学和占星术的著作若干。 据陈鹰先生研究：《天文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了占星术的各个方面。从其星占的天文对象上看，主要是对行星和恒星等天体常规运行的星占，个别门类中间有零星的关于异常天象（彗星、日食、云气等）的星占。前者称为宿命占星术，后者称为天变占星术。从其占星方式上看，有占个人命运者、有问讯于世事决断者、有欲选择良辰吉日者，这三者在占星学上分别称作算命、决疑、选择。又若从星占内容上看，《天文书》包括了军事、医学、农业、气象等各方面的占星术，蔚为中世纪西方占星术之大观。 占星术和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宿命占星术尤其如此。它是根据七曜的运行来占的，尽可能精确掌握天体运动规律，是其进行星占活动的首要和基本条件。《天文书》所用天文系统与其它阿拉伯天文或星占著作一样，沿用古希腊黄道坐标系及黄道十二宫。在此系统下，为占星的需要，对于各天体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了格外细致的关注。如五星的冲、照、合、大距，月的朔、望、弦，七曜之间三合、六合、二弦，每宫三十六与五星的配属关系等等，可见对天体运动状态的重视和掌握程度。《天文书》之星表，载有三十颗恒星的黄经、黄纬、星等。虽然经考察发现，它像绝大部分阿拉伯星表那样，是在托勒玫星表上加岁差改正后得到的，但这毕竟也是一份阿拉伯的星表。关于异常天象，书中略有涉及。如，将彗星分作四类：尾上指；尾下垂；象枪竿；象觱篥。前两类是以彗尾指向划分的。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彗尾总是指向背离太阳的方向。所谓彗尾向上或下是由彗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并不反映彗星本身的状况。后两类确是彗星形态的描述。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天文书》成书时代阿拉伯天文学对彗星观测和认识的水平。 在气象星占的内容里，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如"太阳周围有晕者，则天色阴暗雾雨"。"太阴周围清净，无雾气色者，主天色晴明。若太阴色红，光环不定，则有风"。"若杂星比平时明朗显大者必有风。"以上诸条都可从气象学的角度得到验证，有的至今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刮风前往往可见日晕、月晕，即所谓"风圈"。 《天文书》中还有大量医学星占，反映出11 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医学的水平。在"说人生受胎未生之前事"一门中，记述了胎儿从一月到十月各个月份的发育状态，基本与现代医学的结果一致；人的颜貌和体质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早已为医学界承认，并且是中医望诊的主要依据。《天文书》中记载了若干种颜貌（肤色、毛发、眼睛、身材）与体质（寒、热、燥、润）之间的关系。如"人颜貌如小麦色，发稀，身瘦，上下相称，目黑，禀性干燥"。"人容貌红白，身体十全，上下相均，目色青，发生得中，禀性热润"。中医认为人体五官与内脏有一定关系，所谓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即是此意。风症是常见和多发病，故此也进入了星占的范围。《天文书》中列出了三种风症：心风、脑风、暗风。前两种大致与现代医学所说风湿性心脏病、脑血栓相类，后一种含义较含混，大概是一切原因不明的风症的总称。中医传统的治疗技术--针灸，在《天文书》中也出现了："有血旺征候，黑血盛，并肾病症、并疥癣，犯针灸之症"。关于"针剪治眼"时间选择条目的出现，是阿拉伯眼外科发达的反映。 《天文书》中最重要的地理学知识是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其曰："有人烟生物之处，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喧一百八十度，经纬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 在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之前，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地理经纬度概念。《天文书》及《七政推步》，是目前所见地理经纬度概念传入我国的较早明确记载。 2。回回历法从元代开始，阿拉伯天文学的若干著作就已传入中国。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到北京，得"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十五年（1382 年）秋，太祖谓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次年译成"西域天文书，回回历经纬度，及其算法"共四卷。又，"洪武十八年，远夷归化，献土盘历法，预推六曜干犯，名曰经纬度。时历官元统去土盘译为汉算而书始行乎中国"。钱宝琮先生指出，"所谓土盘算法是一种用印度数码在土（沙）盘里演草的算术"，它被西阿拉伯天文学家广泛用于天文历法的推算，所以，元统所译的土盘历法亦即回回历法，当是西阿拉伯天文学家的成果。这些情况表明，在明代初年，已有多种阿拉伯的天文历法著作的汉译本在中国流传，其中回回历法自然是当时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们用以编制回历和预占天象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讲，它"与大统参用二百七十余年"之久，在有明一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统所译土盘历法"岁久湮没"，后有贝琳者，"每虑废弛而失真传，成化六年（1470 年）具奏修补"，至"成化十三年秋而书始备"，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七政推步》七卷。查《明史·历志》所载"回回历法"与《七政推步》大同小异，它们系同出一源之作。 在回回历法中，于不同的场合，对同一个天文数据往往使用各不相同的数值。那么，它们之中的哪一种是回回历法的制定者当年测算得的准确数值？这些数值又如何从现有记载中推算而得？在《明史·历志》中，有关于一些立成（即表格）编制方法的说明；而在《七政推步》中，有这些立成自身的记载，对这二者进行综合考察，便不难得出有关的结论来。陈美东先生曾以太阳相对于春分点的每日平均行度这一天文数据为例作了剖析。 在"日五星中心行度立成造法"中，有"日中心行度日期立成"、"月分立成"、"宫分初日立成"、"零年立成"和"总年立成"，这是与每日平均行度有关的五种立成，其中给出了九种各不相同但又相近的度值："日期立成"一个月内每日太阳相对于春分点平均行度表。 "月分立成"一年内每月太阳相对于春分点平均行度表。 "宫分初日立成"值十二宫初日时太阳相对于春分点平均行度表。 "零年立成"30 年内每年太阳相对于春分点平均行度表。 "总年立成"1440 年内第1 和600＋30n（n＝0、1、2.28）年太阳与某一特定点的平黄经差度值表。 回回历所定回归年长度值的精度远高于中国古代传统历法（仅稍逊于邢云路在1608 年所测值），太阳远地点进动值的概念及数据更是传统历法所不备。从精度的总水平看，回回历法对五星会合周期值和五星远日点进动值的测定亦优于传统历法。而传统历法所定恒星月长度则高过回回历法一筹，传统历法对太阳平黄经和太阳远点黄经值的测定亦稍佳，又从精度的总水平看，传统历法对五星平黄经值和五星远日点黄经值的测定亦较回回历为优。至于朔望月、近点月、交点月长度等值的测定精度，传统历法则与回回历法旗鼓相当。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回回历法与传统历法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天文学体系，它们各有独到之处，但由于它们均以日月五星的运动为观测研究的客观对象，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又表现出殊途同归之妙，应该说回回历法和中国传统历法是两朵争相辉映的古代天文学的奇葩。 （二）传教士与西洋科技1。天文学（1）托勒密天文学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有人曾在普及读物中宣传过由同心叠套水晶球组成的地心宇宙体系，但那实际上并非托勒密的天文学说，在中国天文学界的影响也很小。直到由汤若望（1592-1666 年）等四位耶稣会士先后在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下编撰的《崇祯历书》（1629-1634 年）中，才真正介绍了大量托勒密天文学的内容。 《新法历书》共为四部西方天文学名著作了提要，依次为：托勒密《至大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谷《新编天文学初阶》（1602 年）和《彗星解》（1588 年）。其中《至大论》提要所占篇幅独大，比后三书提要的总和还多一倍左右。 江晓原先生认为：《崇祯历书》对《至大论》中内容的大量引用，突出表现在观测记录和示意图两个方面。《至大论》中载有托勒密本人在公元124-141 年间所作的各种观测记录，还有许多前人的观测记录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崇祯历书》引用这些记录达27 项之多。 除了观测与图之外，《崇祯历书》还大量采用《至大论》中的推导和论述，但多为编译性质，并非严格地译自原文。 岁差常数"多禄某见恒星距赤游移不一，先以上古所测星之赤道距度、黄道距度及其两道相距度依三角形法测得其黄道经度；后以自测之赤道距度如前求所当之黄道经度；以两距时之经度差得中积之本行。。。约得一百余年而行一度，此多禄某所定为恒星本行也。"应该指出，这种发现岁差的途径与中国古代的途径--注意冬至点的移动--完全不同。这在当时是颇有启发性的。 月球周日视差详述托勒密如何比较由黄经、黄纬及当地地理纬度求得的月地平高度和实测月地平高度而确定月球周日地平视差为1°8′。 地一日、地一月距离和日、月直径及有关问题"此在三圜说有各种法，今用者古多禄某所定也。。。今时所用，大都哥白尼之率也。"这是说采用托勒密的处理方法，但数值则引用哥白尼的结果。这些推导方法和所得的值不仅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从未有过，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还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明末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地圆说，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热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这种地圆说包括两个要点：一、地为球形；二、地球的大小与"天"相比非常之小。因此这段介绍可以说是明末输入的西方地圆说中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由于能够演绎出正确的、经得起实测检验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地影之长的讨论，与预报交食有密切关系）而有力地支持了作为前提的西方地圆概念。 （2）第谷天文工作《崇祯历书》中大量介绍并采用第谷天文工作，对第谷其人、其天文著作、天文活动、其作为天文学家之地位等亦有介绍及评价。 天文著作《历书》中"历法西传"云："第谷。。著书计六卷"，并逐卷介绍其内容，文长不录。按其内容，所言书即第谷主要著作《新编天文学初阶》。介绍其第五卷时特别指出："第五卷解其时新见大客星，计十二章。"并逐章简介。 又云："又第谷《彗星解》十卷"，并介绍内容，文长仍不录。此即1588年DeMundi 一书。第谷宇宙模型即载是书中。 "测量全义"卷十云："近四十年前，西史第谷殚精星历，。。尝自造历器，解其造法用法，著书一卷。"按此即第谷1598 年《天文仪器》一书。宇宙体系"五纬历指"卷一中介绍托勒密及第谷宇宙体系。对后者特指出如下三端：地球为宇宙之心，日绕地而行，五星以日为心而行；各星轨道可相入相通，而非实体；火星冲日时离地较日为近。并绘有"七政序次新图"，与第谷DeMundi 原图完全一样，只将七政拉丁名称改为汉字。 "月离历指"卷三云，第谷确定地日距离为1150Re。又"交食历指"卷三云第谷测得太阳远地点距地1182Re。"五纬历指"卷九据第谷体系得出五星距地平均距离，即"中距"，又给出五星在此距离上之视直径。上列数据皆载于第谷一书中，除火星视径原书作1′40″外，其余皆完全一致。注意金水之中距即太阳中距，按理火木土三星亦当如此，而竟不同，此为第谷行星理论不完备的现象之一。第谷如何求得上三星中距，《历书》中未加说明。"恒星历指"卷三中指出：恒星所在天球（以地球为心）之半径约为14000Re，土星轨道与恒星天球之间不应有广袤空间。而按哥白尼之说，这一空间极为广袤，地日距离与之相比，将微不足道；而第谷则将此视为学说的困难之一。《历书》在此亦采第谷观点，谓"此中空界，安所用之"。 行星运动理论"五纬历指"卷一云："其三第谷均圈新法，不用不同心圈及均圈，即用两小轮推初均数（星本行之均数）为便。"又述行星运动计算模型凡四种，皆有图示，依次为"多禄某法"、"哥白尼法"、"第谷法"、"第谷及哥白尼总法"。据研究，此法主要依据第谷1585 年De Marte 一书。"五纬历指"卷二述哥白尼测定"土星最高及两心差"方法，并云对其所得之值，"近万历年间第谷及其门人再测再算，所得之数不远"。 "五纬历指"卷三述"第谷及其门人"用哥白尼测算木星之法重新测算，并给出测算过程之详细表。使用三次木星观测，惜未给出观测日期。又云"第谷及其门人用本图及用右八测而试之"。 "五纬历指"卷四给出火星计算模型，其中二值正是"第谷所用之率"。并以第谷之火星观测为例演算。 "五纬历指"卷五引金星望远镜观测为第谷宇宙模型之征，绘图示之。 "五纬历指"卷六中载第谷1585 年测定当时水星远地点黄经为240°31′。 "五纬历指"卷七载第谷测定三星最大黄纬以及三星长交点黄经并载第谷1593 年8 月10 日对太阳、火星位置之推算。又介绍金水二星视运动对黄道之偏离，谓"上所定数皆从实测，乃第谷及其门人所说"。 月运动及交食"月离历指"卷一云第谷月运动模型中除本轮、次轮外还有"又次轮"，只是"此之为数微渺难分，其于历法，未关损益，故无暇及也"。 卷二述第谷发现黄白交点逆行非匀速，唯朔、望时恰在平均位置，并测定黄白交角在4°58′30″-5°17′30″之间变化。 卷二又云，月地平视差在56′21″-66′6″之间，按此正为第谷所得之值。 卷三中载有第谷所测日、月视径之值。 "交食历指"卷二采用第谷推算月黄经之另一法，称为"密求实会第谷法"。 "交食历指"卷七述第谷之月食观测："第谷用自鸣钟或刻漏，将浑天、纪限等仪屡测太阴余光边距恒星若干，或太阴恒星至正午俱以刻漏识之"。蒙气差"日躔历指"中述测定蒙气差之法，先测太阳地平经度及视地平高度，再由观测点地理纬度、太阳地平经度、太阳赤纬求解天文三角形，求出太阳真地平高度，蒙气差即太阳视地平高度与太阳真地平高度之差。此正为第谷所用之法。又提出测定夏至前后之太阳赤纬以定黄赤交角，因夏至时太阳近天顶，"蒙气甚微，不入算"。按此亦第谷之说。 观测资料《历书》中载第谷观测资料颇多：为求恒星赤道坐标所作观测，"恒星历指"卷一云："万历十年壬午西二月二十六日申初二刻，第谷用纪限大仪。。。" 恒星观测"恒星历指"卷一载第谷1585 年对室女α、天鹰α、白羊α、双子β四星所作观测。 1572 年超新星"交食历指"卷五："隆庆六年壬申（按即1572 年），有客星见王良北。西史第谷以视差求其距地之远，立数法试之。" 交食"月离历指"卷四载第谷二十一次月食推算及实测结果，称为"为今撰月离表新法之原"。 行星观测"五纬历指"卷二载第谷为核验其土星运动模型而作之土星与太阳位置观测两次。卷三载有第谷五次木星冲日观测。卷四载"第谷及其门人"十四次火星冲日观测。卷五载"第谷及其门人"九次金星观测，谓"因密测详审，可为金星诸行之元"。卷六载十次水星观测，云是"第谷及其门人所记"，并且"比古测精细，因用为新历之本"。 天文数据《历书》中引用第谷所定天文数据甚多，多未指明为第谷所定，兹考定列出如次：回归年长度，朔望月长度，黄赤交角，太阳远地点周年进动，太阳远地点黄经，太阳轨道偏心率，太阳最大中心差，太阳地平视差。天文仪器"测量全义"卷十云："近四十年前，西史第谷殚精星历。。。所用仪器甚多，皆酌量古法，精加研审，多所创造，出人意表。体制极大，分限极精，勘验极确。尝自选历器，解其造法用法，著书一卷。。。"今略叙其器目如左："测高象限计六式，测高纪限计二式，三直游仪计二式，地平经纬仪计二式，距度仪计三式，黄赤道经纬度仪计四式，浑球大仪计一式。" 是卷又介绍各种天文仪器，皆有图及使用说明，计有：新法测高仪六式，新法地平经纬仪一式，新法距度仪三式，新法赤道经纬仪二式，新法黄道经纬仪一式。 （3）伽利略的工作崇祯十三年（1640 年），汤若望撰《历法西传》，说："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渺，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 严敦杰先生认为加利勒阿即伽利略，著书一部即《星际使者》。 伽利略《星际使者》一书内容，最早介绍入我国者实首见于阳玛诺撰《天问略》（1615 年）卷末，其文为："凡右诸论，大约则据肉目所及测而已矣、第肉目之力劣短，曷能穷尽天上微妙理之万一耶。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衰其目力■羸，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观六十里远一尺大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目前也。持以观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大似月，其光亦或消或长，无异于月轮也。观土星则其形如图，圆似鸡卵，两侧疑继有两小星，其或于本星联体否，不可明测也。观木星其四围恒有四小星，周行甚疾。或此东而彼西，或此西而彼东，或俱东俱西。但其行动与二十八突宿导，此星必居七政之内别一星也。观列宿之天则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体光显相过，若白练然，即今所谓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国之日，而后详言其妙用也。" "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即指伽利略。《天问略》的写成后于伽氏原著只有五年。《天问略》乃简略言之，伽氏《星际使者》一书之介绍，其详则见于《崇祯历书》，荟萃《崇祯历书》各卷内有关伽氏此书之内容，不啻为《星际使者》最早的中文本。 （4）开普勒天体引力思想天体引力思想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吉尔伯特（1540-1603年）。不过他的主要目的倒不是为了解决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1600 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磁石》一书，指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并试图用磁力来解释地球运动。由于他认识到磁力可以从磁体向外延伸，而地球又是一个磁体，因而他认为地球的磁力也会向空间延伸，进而设想别的天体也有磁力。这可以说是天体引力思想的萌芽了。 吉尔伯特的上述思想给开普勒以极大的启发。在1609 年发表的《新天文学》中，他认为行星的椭圆轨道是太阳和行星之间的"拟磁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1618-1621 年间出版的三卷本《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中他的磁引力之说又有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太阳和行星皆为巨大磁体，太阳的一个磁极位于其中心，另一个则布满表面；而行星的磁轴则和自转轴重合。由于磁体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故随着太阳的自转，就引着行星向东公转。在开普勒手里，天体引力思想已经和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江晓原先生通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开普勒用磁力来解释行星运动的学说在《崇祯历书》中被介绍到中国。 《崇祯历书》"五纬历指"九卷专门介绍行星运动理论。卷一第七节中云："又曰：太阳于诸星如磁石于铁，不得不顺其行"。 《崇祯历书》凡一百余卷，可谓卷帙浩繁；这百余卷中只有这一句论及了行星运行的物理机制，也许人们会觉得，这样的片言只语，大概很难被中国天文学家们注意到，更不用说产生什么影响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天文学家们不仅没有在浩繁的百余卷《崇祯历书》中忽略了这句话，而且还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作了不少进一步的研究和设想。 （5）《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明末徐光启主持测绘的星图。卢央等先生对此星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份星图的形制很特别，全份星图共分成八条条幅。其中两幅主要的圆形赤道南、北星图各占三条幅。另外还有一条主要是徐光启题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以下简称《叙》）；一条主要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撰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以下简称《说》）。这份星图是我国目前所见传世最早的、包括有南极区在内的大型全天星图。它继承了我国古代星图的内容，又吸收了当时欧洲天文学的成果，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成为以后清代星图绘制的先声。这是我国星图史上又一件重要的文物。 这份星图绘于何时？无论在徐光启的《叙》或是汤若望的《说》中都没有提到。据研究它完成于崇祯七年七月。 徐光启星图的主图是两幅圆形的赤道南和赤道北星图。表示星空的画面直径约157.8 厘米。它们的最外范围就是赤道。星图之外有五道表示各种刻度分划的圈，这五道圈的总宽为6.1 厘米。因此，整个主图的直径约为170.0厘米。 上述五道圈的最外一道是标的二十四节气和十二宫名称。所谓十二宫，却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十二次和十二辰的名称。例如："星纪丑宫"、"玄枵子宫"，等等。但是，我国传统的十二次是以中气为中点的。例如，冬至是星纪次的中点，大寒是玄枵次的中点，等等。而这个星图则参考欧洲的办法，依照源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制度，以冬至为星纪宫的起点，而是纪宫的中点则成了小寒，如此等等。另外，这里所谓的"冬至"、"大寒"等等也不是真正黄道上的冬至点、大寒点等等，而只是赤道上的十二个均多分点而已。 最中间的一道圈是把整个天赤道从春分点开始分成三百六十个分格，每格相间涂成黑色和淡红色，以资区别。其外一道圈则标出分度圈上的度数。从春分点开始每隔十格标出一个分划度数，如"一十度"、"二十度"，等等。 最内一道圈标的是二十八宿及其距度数。把这些距度数总加起来就可得知，它的分划是把整个赤道分成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每度则分成一百分。最内第二圈则从每个宿的距星开始，把该宿的距度分划成度。这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的量度入宿度的要求。 赤道南和赤道北两幅星图的中心都画有一个直径约2 厘米的小圈，内中注明为"赤极"。它的中心就是天北极和天南极。"赤极"小圈之外又有一个以赤极心为中心，直径为25.5 厘米的圈。它们是我国传统星图中的常显圈（北天）和常隐圈（南天）。按图上的标尺，常显圈、常隐圈的半径是36°。在常显圈（或常隐圈）和赤道之间有二十九条直红。其中一条直引到"赤极"小圈。其他二十八条则只引到常显圈（或常隐圈）为止，但它的延长线也是集中到赤极中心的。这二十八道直线表示通过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经线。那一条直引到赤极的直线上划有分划。从赤道开始起算到赤极中心为九十。这是用来量度图上各点赤纬的一条标尺线。它的地位是在经度225°的地方。套用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则这是"立冬"。 在常显圈（或常隐圈）范围内还有一个和"赤极"小圈相等的小圈，内中注字是"黄极"。"黄极"中心和"赤极"中心之间的距离为16.5 厘米。这"黄极"中心当然就表示天球上黄道极的位置。从黄极引出十二条线条。其中引向赤极和背离赤极的那两条都是直线。其他则都是弧线。线都引到赤道为止。它们表示十二条黄经线，每条都通过黄道十二宫的起点。 从春分点到秋分点之间画有一条弧线，弧凸向与黄极相反的方向，线上也画有分划，这条弧线就是黄道。黄道上的分划分成真正的十二宫，每宫三十小格，一格表示黄经1°。由于投影的关系，黄道上的这些分划是不均匀的。 此外，在这两幅图面上，都贯有一条很宽的白带，它的一端都分成两个叉枝。这两条带就是银河。带中除了画有星外，还布满了均匀的黑点。这意思是表示银河是由无数星星组成的。 星图上的星画成大小不等的圆面。星和星之间有的用黄色直线联结起来。这表示这几个星是一个星组，也就是我国传统所称的星官。凡我国古代已经组合、命名了的星官，就沿用这些组合，也用黄色在图上写出该星官的名称。这些星官的星数和组合，与我国古代的星图、星表大体相合，但也有不少参差出入。凡我国古代没有组合、命名的恒星，则没有联线联结，而且图上不注名字。不过南极附近的星例外。因为那块天区我国中原地区看不见，所以没有传统的星官组合和命名。这时就采用欧洲天文学上的组合法，并译出西方的星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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