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来去相对自由，所以多有乐于应募者，应募为兵已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四川西部的茂叠地区，土地贫瘠，不养桑蚕，"人所为命者，惟是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动见逃窜。"（《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七《四川》） （三）营兵兵在明代军事制度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相对于卫所军的兵，在明初已存在，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朱元璋早在天下未定时，即立民兵万户府。至正十八年，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曰："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明太宗实录》卷六）天下既定，又于要害处设巡检司，领乡兵，维持治安。于交通要道，设驿递，领铺兵，明中期以后，又立民壮制。弘治二年，"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佥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佥五名。"（《国朝典汇》卷一五一）这些民壮定期操练，遇警调用，官给行粮。北边战事孔棘之地，召募本地边民，用以防守。因边民多骁勇，习见烽火，敢于战斗，又不远调，各护身家。成化时，延绥土兵击退了蒙古毛里孩部的连年入侵，"由是土兵强而毛里孩遁"（《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四《民兵》）。 明初于各地设立卫所，都司官即为主帅，卫所官即为偏裨。惟有重大战事，才命大将为总兵，挂将军印而行。事毕则将回京师，上还所佩印，兵各回卫所。由于边患时有发生，为加强边防建设，一些重镇便逐渐派大将坐守，形成了镇戍制。洪熙元年二月，颁将军印，有总兵六人，分别为云南、大同、广西、辽东、宣府、甘肃。此后，其他边镇逐渐添设。宣德间，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万历年间，又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天启时，增设登莱总兵。崇祯时增设相当多，纷繁不可记。 总兵官以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等。这些官无品级，无定员，因事而设，各镇也不一定依次设置。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称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备倭等名称。总兵、副总兵以公侯伯都督充任，参将、游击、把总等官，在明初亦多以勋戚都督等充任，明中期以后，所设渐多，以勋戚充镇守官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多以流官充任了。 总兵官镇守各地后，取代了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自永乐十九年后，地方有事又专派廷臣巡视处理，有事则遣，事毕而止，谓之巡抚。宣德以后，在各布政司普遍设置，巡抚也成为地方官。"宣德年以关中江南地广而要害，始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正统末，江南盗起，北边戒严，于是内省边隅，遍置巡抚官。"（《雍正畿辅通志》卷十八《艺文志》）巡抚由都察官员或六部官员出任，二者任巡抚时均加都御史衔；原因在于"国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吏、少卿等官巡抚各处地方，事毕复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抚御史不相统属，又文移往来，亦多窒碍，定为都御史巡抚"（《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九）。 明中期以后，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加总督军务衔。总督始设于宣德时期，用以总督粮税。正统初年麓川之役，始用于军务。当时靖远伯王骥以兵部尚书督师征麓川，挂总督衔。于谦在景泰时任兵部尚书，亦称总督军务。以后，文臣以部院衔督师出征，事涉数省数地，多加总督衔。总督成为文臣第一重任。 以督抚总兵为首的战时军事体制的创立，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大调整。 这些军事官员所领之兵的组织形式，也完全有别于卫所，这就是营兵。 总督、巡抚所统之兵称标兵，往往有一营或数营。总兵及副参游守所统之兵，均独立为营。营伍设置及人数均没有统一的规定，其人数一般是随领兵官职位的高低而变化的。嘉靖时的宣府镇，正兵营，由总兵官统领，官军5000 人；奇兵营，副总兵统领，兵3000；旧游击营，由左游击将军领兵3000；新游击营，右游击将军领兵3000；总督军门标下游兵1000；巡抚标下800人；五路参将营兵各3000 人；极冲要处守备19 处，各领300 人；次冲要处守备9 处，各统200 人（《嘉靖宣府镇志》卷二十一）。 嘉靖以后，各地多以警患募兵设营，人数按实际需要及财力召用，营也时设时革，规制自然难于统一。如山东莱州府，潍县，万历二十五年，因朝鲜倭警，募兵3000，置游击一员，把总五员，哨官十余员统领。不久裁去。莱州，万历二十五年，置六营，由参将一员统兵3000 名。王徐营，万历二十一年设，守备一员，兵500 名（《万历莱州府志》卷五《兵防》）。 鉴于这种比较混乱的营伍建置情况，朝廷也曾有整齐划一的企图。嘉靖时，浙江巡抚赵炳然指出："浙江之兵，原系募用之人，并非卫所尺籍。所用头目，或名把总，或名哨官队长，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总不必多于千总，千总不必多于哨总。权齐心异，似无体统。"因此，他建议统一格式："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二赵炳然《海防兵粮疏》）而当时凤阳巡抚李遂建议的规制又与赵炳然不同，他要求下属填造的文册按下列格式：每5 人为伍，伍有长，每25 人为甲，甲有长，每125 人为队，队有长。每625 人为哨，哨有总，有左右哨长，择指挥及千百户有谋勇者充之。每3125 人为军，军有帅，即参将、游击、留守、留备、把总等官（李遂《明代御倭军制·为明什伍肃军令事》）。我们从明后期的具体情况看，以上建议并没有得到认真施行。 营兵的来源，一是募兵，一是卫所军。明中期以后的募兵除少数部分由卫所带管外，主要部分均充任营兵，可以说营兵是以募兵为主。卫所军转为兵，有两种途径，一是私投为兵。募兵待遇优厚，卫所兵纷纷投充为募兵，辽东经略熊廷弼指出："旧军以粮薄纷纷弃伍投充新兵，旧营伍无一处不乱。各营卫批拿逃军赴弟衙门挂号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变易姓名，难以盘诘。"（《筹辽硕画》卷二十四熊廷弼《揭周巡抚书》）嘉靖时，大同总兵周尚文以新辟土地召募新兵，卫所军士纷纷投充，总督翁万达抱怨其"避重就轻，诡名应募，影射粮赏。将官但要充数，竟不根究来历，甚至明知其然而故令投充，反为曲庇。"（翁万达《东涯集》卷十三《修设二边墩堡召军填实保固地方乞处粮赏疏》） 第二种途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抽调卫所军到营而转为营兵。嘉靖时，已有"抽边军丁补兵之议"，理由是："时当事者以军与民壮并无在食粮之额，用以充抵民兵，则兵数不亏，饷数自减。盖于总参新法中仍参用军伍，存卫所初建意，兵制有变而得其善者，此制也。"（《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七《戍海篇》） 由于卫所军经常被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军兵"。嘉靖末，嘉兴府郡城五营民兵及守台乡兵，以次裁革，止存募兵三营及"抽选海宁卫所军兵二营"，每营设队什长，俱属兵备及参将统调（《康熙嘉兴府志》卷十《武备》）。这种军兵，多出现于嘉靖倭患平息之后，以募兵费饷，故汰兵选军，"于原在食粮之额，加至一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五《浙江》），但仍比募兵省费用。 由卫所调出之军，在营则为兵，统辖、使用、饷给等均不同于卫所军。 但若回卫，则仍为卫所军。我们从下面班军的情况，即可清楚地看出其双重身份。嘉靖三十三年，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青，同兵部尚书聂豹争班军职掌，相持不下，明世宗命科道官议之，于是议定："自今班军上班，由都司送部，由部到营，该营不得而先。盖军未上班，是为外卫，外卫固属之本兵（兵部），使营中先收，孰从而知其多寡虚实之数？班军下班，由参将送总督，总督咨兵部，该司不得先。盖班军未下班，是为营兵，营兵悉隶于戎政，使该司先收，孰从而知其到否？"（《明世宗实录》卷四一四）是以属营为兵，属卫为军。 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兵主战，军主守或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三《武备志》）。《明书》指出："厥后卫所军第征屯租，而操练全废，军归农，不习兵。"（《明书》卷七十《戎马志》）但营兵仍为因战事而设的军事组织，流动性很大，随战事调发，没有固定的驻地，事毕裁革，募兵归乡务农，卫所军还卫。营兵制并没有彻底取代卫所，卫所制一直存在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卫所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 （四）家丁随募兵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募兵，将领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应募者，称家丁，作为将领的亲兵使用。家丁的供给优厚、地位特殊。"廪食优厚，过额兵十倍"（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五《大同镇》）。 明后期，边将大都蓄有家丁，用为取胜护身的资本。"辽东大小将领旧有家丁多至百余，少亦不下三四十"（《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朝鲜之役，大将李如松"不欲他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参加碧蹄馆战斗（《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吴襄、吴三桂父子亦有家丁3000，吴襄曾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绥寇纪略》补遗） 家丁的来源，除召募外，抽调卫所军亦是其来源之一。弘治年间，辽东巡视张鼐言："辽东总兵、副总兵、参将、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先年各选骁勇军士随从杀贼，久之遂为家人。"（《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此时占用军人为家丁是不被允许的。明后期，却可以直接抽调卫所军为家丁了。万历时，播州事平之后，设一总兵留镇，从"应留各兵挑练家丁三千"（李化龙《平播全书·请内帑增兵将疏》）。京营家丁，也从营中挑选。"营中家丁，原设沿边壮士，近多逃亡，遂令京师椎埋之徒，往往冒充，为蠹不细。宜尽汰革，而选战兵营二百人，城守备兵二营各百人充额。"（《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七王之浩《论戎政疏》）甚至从班军中抽选家丁。万历三十六年，兵部尚书萧大亨题称，辽东镇河南各营堡缺少家丁，多选用流寓无籍之人，难以管束，而土著班军，只供役使，因建议"自今以后，行令督抚衙门，即于该卫班军内有技勇堪用者，遴选充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九《陈切要事宜疏》）。可见抽选卫所军为家丁的做法，不但得到允许，甚至受到支持和鼓励。 家丁费用原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朝廷的认可，官给粮饷，"每名每月准支双粮，银八钱，年支赏银八钱七分五厘，仍每名给予官马一匹，自己饲养骑操"（《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一熊廷弼《与李霖本兵一》）。但将领仍以自己的私产供给家丁。崇祯时，程彦勋由辽东调为榆林副总兵，到任随带家丁200 余人，"薄有产业，一概尽行变卖，充作家丁盘缠"（《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卷五《兵部为酌留冲边将领事》）。 家丁与一般的卫所军及营兵区别很大，家丁作为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的升迁而去留。程彦勋的家丁，"相随卑职年已十余任，已四转，大小战守，靡不同生死用命，衣食饥寒，不啻父子家人"（同上）。家丁一般自立为营，不编入其他队伍。胡人哱拜万历五年（1577 年）"以游击统标下二营家丁四千余，请得专敕钤束。"（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哱氏》）。即使人少不能自立为营者，也不愿受他人约束，"各将有家丁二三百者，无多兵不能成营，欲与他家合为一营，又掣肘难行"（《筹辽硕画》卷八佟国柱《敬陈愚忠以灭奴酋疏》）。 将官倚家丁自重，熊廷弼言辽东募有关西兵200 余人，领兵千总亦关西人，"恃其不属协营，与协守抗礼"（《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一熊廷弼《与李霖本兵一》）。将领厚养家丁，不仅可以用来自卫和战时取胜，还可以由此得到复职或升迁。辽东曾以各将蓄有家丁的多少而授官。"各官有愿自备糗粮，带家丁赴辽杀贼者，总兵副将等官，皆复原职。其无官者能带家丁四五百名，即授以副参游击等职衔。二三百名者，即授以都司职衔。"（《筹辽硕画》卷三） 家丁的作用是矛盾的。一方面，各边将召用家丁，"厚其养赡，用备前锋，每遇征战，家丁当先，弱兵随之"，可以鼓勇取胜。所以当辽东一度革去大部分家丁，并且存留下来的家丁也只支 给单粮时，"一时亦觉省饷，以后辽兵遂不能战"（《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二李化龙《摘陈辽左紧要事宜疏》）。另一方面，家丁盛则将领专倚之，忽视一般士兵，"厚养家丁，而以营兵充其役，驰其马，且听其骚扰，朘军食而供之，家丁盛而军心离矣"（《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六戚继光《练兵条陈疏》）。 从募兵制的产生起，明代军事体系中所严格坚持的兵将分离的原则便已受到威胁，随着募兵制的发展，兵将相习逐渐得到认可。如在召募时明确规定"要在以将召兵，以兵属将"。私募现象的出现，即为兵将不分、兵将相习政策得到承认的明确说明。家丁制的出现，更使这一事实明朗化，将权进一步提高。 （五）新式武器明代兵器、尤其是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的。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技术及性能也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管形火器，发展很快，由简单的火铳，发展到鸟枪、巨炮，由没有瞄准装置和火绳点火发展到较完善的瞄准装置和击发装置，由单管发展到多管连发。正德以后外国火器佛郎机炮和鸟嘴铳等传入后，更推动了明代火器性能的发展。 明代兵器生产机构，有洪武年间设置的军器局、鞍辔局及兵仗局。宣德二年设盔甲厂承造军器，后又设王恭厂分造3／10。各地都司卫所亦各置局，造兵器甲仗，但对火器的制造，明初控制较严。正统十四年开始授权各省可以制造铜将军、手铳之类的火器。明代兵器的生产与需求量很大，洪武十一年（1378 年）规定：岁造甲胄之属13465，马步军刀21000，弓35010，矢172 万。火器，洪武时，军器局以三年为期，造揽口铜铳3000 个，手把铜铳3000 把。万历年间令兵仗局添造中样铜佛郎机4300 副，大将军10 位，二将军79 位，三将军20 位，神炮669 个，神铳1558 把，小铜佛郎机铳50 副等（《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火器在明代军队中占有很大比例。洪武年间，军法规定：每百户，铳手10 名，刀牌手20 名，弓箭手30 名，炮手40 名。 宋代已将火药应用于军事以及武器的生产，结束了冷兵器时代，开始了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宋代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杀伤力不大，主要起威慑作用。元代则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目前已发现元至顺三年（1332 年）制造的一具铜火铳，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元末农民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使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战争，亦多赖火器以取胜。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朱元璋部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苏州）。目前已发现洪武五年（1372 年）制造的一具铜铳。永乐五年（1407年）明军得到安南所造神机枪，性能上优于明军所造，便进行仿造，京营还专门设立神机营，专门使用火器作战。此外，边军也配备了火器。郑和下西洋的战船，装备有大量火箭、火铳等。 明初火器没有明确的分类。一般来说，管形火器体积较大的称将军（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和炮，较小的则称为铳和枪。 明初管形火器的特点是，用铁或铜铸成简单的圆筒形，一般口径较大，身管较短，火药由前装填。发射石弹、铅子和箭，用火绳点火。其缺点是，装填及燃放缓慢，射程很近，没有刺刀装置，无法与敌近战及自卫；体形笨重，不利野战；没有瞄准装置，命中率不高。这类火器有：明初的大碗口筒、旋风炮、盏口炮、缨子炮、大铜铳，明中叶的两头铜铳、铅弹一窝蜂、迅雷炮、虎尾炮、毒虎炮、虎蹲炮等。这些均属于小型火炮，重量在50 斤上下。较为先进的两头铜铳，制作于正统年间。可旋转连放，提高射击速度。铅弹一窝蜂口径小，身管短，装小弹子100 枚，射程可达三四里。轻便易于随身携带。虎蹲炮创于嘉靖年间，专用以防守险隘，便于对付倭寇的密集部队，发射时用大铁钉固定炮身，内装百枚铅子或石子。 明代的大型火炮有铁火炮、威远炮、攻戎炮、叶公神炮和千子雷炮，明代后期的铜发熕、百子连珠炮等，重量百斤以上。攻戎炮安装在双轮的炮车上，发射时，将铁锚向炮车前面扣住，并用积土掩盖，以减小后坐力。叶公神铳也是安于炮车之上，最大射程可达六七里。铜发熕是明世宗嘉靖间创制，重500 斤，发射的铅弹每个重4 斤，石弹大如小斗，发射时要挖土坑，以便炮手点火掩护，避免震伤。这种炮威力很大，能洞穿墙壁，摧毁建筑物。百子连珠炮用精铜制造，可装铅弹约百枚，分次发射，可旋转，向各个方向射击。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爆炸弹。这是武器的一次重要进步。弘治年间所造的毒火龙炮，即发送开花弹，但重量很大，只能用于攻城。嘉靖年间进行改进，减轻重量，制成铁棒雷飞炮，可用于野战。这种炮计有毒火飞炮、飞蒙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轰天霹雳猛火炮、飞云霹雳炮、毒雾神烟炮、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等，发射爆炸弹，以炮弹的碎片及喷出的毒火、毒烟杀伤敌人。 16 世纪外国火器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火器品种的改良，效能的提高。佛郎机炮及鸟嘴铳影响较大。佛郎机是明武宗正德年间葡萄牙船传入广东的。大者重千斤，小者150 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明史·兵志》）。这种炮与明朝原有火炮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有瞄准装置，而且炮弹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明朝于嘉靖年间进行仿制，有大样、中样、小样佛郎机，百子佛郎机及发熕炮数种。受其影响，其他火器也都装上了照门、准星。16 世纪末到17 世纪初，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为换取统治者对其传教活动的支持，传入了包括火器在内的一些西方科技。万历年间，荷兰人使用的红夷大炮传入。《明史·兵志》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时开始仿制，崇祯年间大学士徐光启招收一批外国传教士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制造红夷大炮，发给各镇。宁远之战，袁崇焕使用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明代后期，装有瞄准器的轻型炮有大样铜（铁）佛郎机、威远炮、百子佛郎机、双管连珠佛郎机、翼虎炮等。一般重量不超过400 斤。重型火炮有明代后期输入的佛郎机与仿制的一、二号佛郎机红夷炮和神飞炮。输入的佛郎机为铜制，长五六尺，重达千余斤，腹部膨大，留有长口，有子铳（炮）五个，在子铳内装填弹药，轮流安入腹部的长口内发射。明朝仿制的佛郎机，子铳增加到九门，射程可达五六里。明末还结合佛郎机与红夷炮的优点，创制了神飞炮，其威力大于佛郎机，又比红夷炮轻便，发射快捷，重1000 斤到800 斤，有子炮五门，轰击战船、战车及城垣时，使用重25 斤的炮弹一个，杀伤人马时，使用重2 两的石子200 个。 15 世纪前，明代的枪类没有瞄准器。永乐时期的神枪系根据安南的神机枪仿制，既可射铅弹，又可射箭，射程可达300 步。飞天神火毒龙枪则一器三用，枪身用铜铁打制，膛内装铅弹，枪管上端叉形枪锋，上涂虎药。两旁缚毒火药筒两个。为增大发射速度，明代火枪创造了多管式和分节发射等方法，如七星铳有七个枪管，内装铁铅子，枪管尾部合总一处，用木柄安装于二铁轮的横轴上，类似近代多管式机关枪。十眼铳分节装填火药，依次点放，可连续射击10 次。 16 世纪以后，出现了带瞄准器的火枪。鸟嘴铳亦称鸟铳，是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中缴获的，明廷进行了仿制。这种铳身管长，射程增大，下有木托，发射时手托铳的前部，不摇摆，命中率高。其缺点是火绳点火，遇风雨无法使用；没有刺刀，不利近战。万历年间，赵士祯仿造西域人进贡的鲁密铳，较鸟嘴铳又有进步，除加长了身管和改良发射装置外，枪上装有钢刃。此外，赵士祯还根据西洋鸟铳和佛郎机，创制了掣电铳和迅雷铳，装有子铳，可连续发射。崇祯八年（1635 年），毕懋康还发明了自生火铳，这种枪用火石摩擦生火，改变了200 年来用火绳点火的落后状况，使枪较适应任何天气情况。 明代继续使用燃烧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并在性能和形制上进行改进。 燃烧性的火器有各种喷筒，如毒药喷筒。满天喷筒等等。爆炸性火器，有炸弹类，如击贼神机石榴炮。威远石炮。万人敌等。地雷类有地雷炸炮、自犯炮、炸炮等。水雷类有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既济雷等。爆炸性火器最初用火绳点火，后来发展为拉发、绊发，有些内装燧石，利用钢轮摩擦生火，当敌人踏动钢轮机或触动绊索牵动钢轮时，引起爆炸，类似近代的地雷了。明代火箭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已发现了火药气体向外喷射的反作用力，用以推动火箭前进。洪武年间的"一窝蜂"火箭，可一次发射32 支火箭。百虎齐奔箭可发射100 支火箭。明代的多级火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送药筒，先燃一个，把装火箭或喷筒的物体推送出去，再引燃第二个，把火箭发射出去或者把装喷筒的物体送回，这类火箭有火龙出水、飞空砂筒等，射程300 到500 步。 六、从万历到崇祯--衰败时期（一）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是明廷与新兴的后金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这场为期四天的战争中，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以6 万人对付明军10 万人的主动进攻，各个击破。明军三路丧师，损失惨重。这一仗奠定了明清辽东战场的基调，明取守势，后金取攻势，这是明清间最为关键的一仗。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起兵，偷袭抚顺成功，辽东巡抚李维翰所率的1 万援兵也被击败。七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清河，守军1万，城破俱被杀。明廷举朝震动。辽东是京师的屏障，辽东不安则京师动。为此，明廷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图彻底解决后金问题。 明廷的战前准备进行了近10 个月。首先，增调人马，辽东兵力号称8万，但精壮能战者只有1 万余人，又分散于各地戍守，明廷无兵可用，乃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军队赴辽。到万历四十七年二月，集结了主客官军88000 余名，其中的13000 人来自朝鲜。其次，进行了物质上的准备，加派辽饷，每亩3.5 厘，共实派额银200 余万两。 明军的战略部署是分兵合进，目标是后金的根据地赫图阿拉。四路进兵，从四面包围之，具体布置如下：东南路，总兵官刘綎率军出宽奠，会合朝鲜军13000 人，从东南向赫图阿拉挺进。南路，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西路，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发。北路，总兵马林率军由靖安堡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通过侦察，尽悉明军进攻方略。连明军邸报，也用重金雇人抄来。努尔哈赤知己知彼，确定作战方略："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并概括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正月，诸路军既集，朝廷恐大军屯集时间过长，耗费粮饷，要求速战。决策人物大学士方从哲、兵部赵兴邦皆不知边计，发红旗催战，杨镐不得已，于二月十一日誓师辽阳，约定二十一日，四路大军出师。二十一日赶上大雪迷路，推迟到二十五日。刘綎、杜松老将，久历战阵，知敌未可乘，劝杨镐慎重行事。杨镐不听，悬一剑于军门，威胁诸将再不听令将以军法从事，刘綎等不敢再争。大军在不明敌情、不谙地势的情况下盲目出征。 努尔哈赤只以500 名守军阻南路，集中全部兵力，迎击西路杜松所率3万明军。 明军杜松一路，出沈阳，从抚顺关出塞，道路平坦。三月初一日，出抚顺，沿浑河岸前进，第二天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以阻挡明军东进。杜松乃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 万人攻打界凡。这时，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队已到达界凡之东，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决定"先破萨尔浒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二旗截击杜松，自己率六旗直攻萨尔浒，明军遭到数倍于自己的后金军的突袭，很快被全歼。努尔哈赤歼灭萨尔浒明军后，迅速挥师界凡，与代善、皇太极军会合。杜松万人陷入后金军6万人的重围。明军死者遍野、血流成河，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杜松在陕西久经战阵，是一员勇将。此次先行，期以头功。他还随身带着锁链，准备亲缚努尔哈赤。说明他对敌情不明，轻敌妄动，终致覆亡。 马林所率北路明军，出三岔口，三月二日进至富勒哈山的尚间崖（萨尔浒西北30 余里），闻杜松败报，军中震动。大军驻尚间崖，派监军潘宗颜率部分明军驻于斐芬山，游击龚念遂率部分明军驻于斡辉鄂模，相距数里，成犄角之势。马林无将才，行前，潘宗颜上书杨镐称："马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易别帅，而以林遥作后应。"杨镐不听。强敌当前，马林将本已不多的明军分作三处，又重蹈杜松军被各个击破的覆辙。马林夜闻杜松败报，天明，已见后金军迎面扑来，后金先破龚念遂部，继破尚间崖的明军大本营，再破潘宗颜。龚、潘战死，马林于混战中率残兵逃回开原，北路明军覆没。刘綎率东南路明军二十五日出宽奠，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行动迟缓。 三月四日，才过董鄂河，到达阿布达里冈，距赫图阿拉尚有50 里，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到达富察，距刘綎军10 里。此时，西北两路军已覆亡，但刘綎未得任何消息。努尔哈赤留4000 人在赫图阿拉防备李如柏的南路军，自己坐镇。命代善、皇太极率主力赶赴东南对付刘綎军。后金诈为杜松军，邀刘綎速来合战。刘綎中计，挥师速进，登阿布达里冈制高点。后金军拿着杜松军的旗帜先登，刘綎不知，军士闯入敌阵。后金军由上而下，进攻明军，明军阵乱，刘綎战死，东南路军朝鲜裨将金应河拒山为营，以火铳拒战，忽遇大风，火铳无法发射，后金兵乃冲入营中，金应河持大弓射敌，力尽身死。朝鲜主将姜宏立率军降。 刘綎在朝鲜抗倭战场及播州之役屡立战功，与杜松齐名，为明军宿将。 此次出兵，杨镐本意是虚张声势以应付朝廷之催促，希望在近塞小胜以塞责。而刘杜俱宿将，有犁扫王庭之志，遂率军深入，遇伏尽没。 李如柏南路军行动迟缓，刚到虎拦路，杨镐接到明军三路丧师之报，急令李如柏退师，李如柏军撤退途中，遇后金哨兵20 余人，后金兵见明军阵乱，登山鸣锣，佯作攻击状，明军如惊弓之鸟，自相践踏，"死者千余"。 萨尔浒之役，明军三路丧师，阵亡45000 余将士，损失马匹4 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明廷对后金的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力量猛增，由防御转为进攻。 这是一个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 （二）熊廷弼经略辽东萨尔浒败报入京，举朝震动，感到辽东事态严重。杨镐、李如柏被逮下狱。明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1569-1625 年），字飞白，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曾巡按辽东，主张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在辽东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杨镐既败，努尔哈赤乘胜向开原、铁岭进军，二城相继失陷。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抵达辽阳，明军新败，士气低落，畏敌如虎，百姓也纷纷南逃，沈阳几成空城，数百里无人迹，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韩吓得不敢前往。改派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熊廷弼乃亲自前往，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招抚流民，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分布兵马。经过几个月的经营，人心渐固。熊廷弼经略辽东的主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的"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明史·熊廷弼传》）。 熊廷弼经略辽东初见成效时被罢官。熊廷弼性刚负气，不徇私，得罪了一些朝臣。朝中党争愈演愈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在朝中攻击熊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划，军马不训练，将帅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御史熊三元甚至声称不罢熊廷弼，"辽必不保"，朝廷罢免了熊廷弼，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为文官，不知兵。认为熊廷弼执法过严，凡事宽容。招抚了大批蒙古降人，居于辽沈二城。天启元年（1621 年），努尔哈赤倾国而来，进取辽沈。三月，进抵沈阳城下，沈阳是明辽东重镇，总兵贺世贤、尤世功驻守，但贺世贤勇而无谋，出城迎战阵亡，尤世功援之，亦战亡。城内蒙古降民为后金内应，号称"坚城"的沈阳遂陷。三月十八日，后金在稍稍休整后进攻辽阳，辽阳为明辽东首府，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辽东经略驻节城中，辽阳恃沈阳、奉集堡、虎皮驿为藩屏，精锐明军分驻三城，三城既失，辽阳不保，城中1 万明军经过三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70 余城，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京师戒严，城门昼闭，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七月，明廷又一次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巡抚，驻广宁。明廷对辽东是以进攻为主还是以防御为主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久未能决。辽东经、抚二人，一个主战，一个主守。经抚不和，成为必然，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熊廷弼主张以守御为主，他一受命，便提出三方部署之策：广宁用骑兵到垒河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攻，牵制后金，乘机复辽阳。又请求增调20 万大军以备守御。王化贞主战，他认为登莱、天津兵均可不必设，入卫兵亦不必调，盲目相信蒙古虎墩兔许诺出兵40 万，又相信已降后金的明将李永芳会为内应。王化贞好大喜攻，一切士马、甲仗、粮草、营垒均不问，专以大话蛊惑朝廷。二人各持己见，势同水火。这时，王化贞部将毛文龙收复了镇江（丹东），王化贞以为奇功，奏捷京师，朝中亦相信辽东可指日而复。 王化贞引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援，其奏请无不应允，许其不受熊廷弼节制。熊廷弼所奏请之事则横生事端。熊廷弼虽为经略，手中只有5000 兵马，屯于右屯。王化贞在广宁拥兵14 万，大权在握，轻视强敌，以为自己挥师6万，联合李永芳及蒙古军，既可收复失地。 在明廷经抚相争，疆场之策久不能定之时，后金则积极积蓄力量，准备进兵。天启二年（1622 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5 万渡河，直逼西平堡。熊廷弼出关后，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令刘渠以2 万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 人守西平，令三处互相应援。后金兵发动进攻时，明廷正议罢熊廷弼，专用王化贞。闻西平堡大敌当前，乃罢此议。王化贞信军中心腹骁将孙得功之计，尽调广宁兵趋西平堡，命孙得功、祖大寿等会合祁秉忠迎击后金兵。熊廷弼亦命刘渠撤营，全力赴援。二十二日，双方战于平阳桥。两军刚一交锋，孙得功及参将鲍承先等先奔，镇武、闾阳兵大溃，刘渠、祁秉忠于沙岭阵亡。西平堡守将罗一贯待援不至，与参将黑云鹤亦战死。孙得功久有降清之志，他率先逃回广宁，扬言后金兵已追至城下，满城混乱，百姓争相逃出城。王化贞不辨真伪，仓皇西逃。孙得功命部下封府库，坐待后金兵。其实，后金兵当时正驻扎在沙岭，王化贞逃出广宁之后二日，孙得功才引后金兵进入广宁。 王化贞在凌河见到熊廷弼，大哭。熊廷弼嘲笑其"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明史·熊廷弼传》）王化贞很惭愧，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不同意，认为为时已晚，只有护溃民入关而已。他以自己的5000 兵援王化贞殿后，尽焚积聚的粮草，于二十六日入关。 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因有王化贞及朝中权贵掣肘，防御部署未能尽行。大敌当前，他与巡抚王化贞争持不下，负气拖延出关，出关后不到重镇广宁，仅驻右屯。广宁败后，竟主张弃宁远、前屯等关外之地，退守关内，对辽东战场形势的急剧逆转，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志大才疏的王化贞误国误己，更是罪责难逃，广宁败后，二人均下狱。专权的魏忠贤一手遮天，向熊廷弼索赂不成，遂力主速斩熊廷弼，天启五年（1625 年）十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拖至崇祯五年（1632 年）才被处死。 熊廷弼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因明廷愚蠢腐败的党争而难以展布才华，并最终被腐朽的政治拖入死胡同。 （三）袁崇焕与宁远保卫战袁崇焕（1584-1630 年），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广宁之役，明军溃败，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袁崇焕当时任兵部主事。他单骑出关，察看敌情。还朝后说："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辽东"。朝中官僚已被后金吓破了胆，闻其豪言，欣然许其出关，命其为关外监军。发饷20 万两，令其召募人马。王在晋接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很倚重袁崇焕。令其出关驻中前所，理前屯卫事。后又赴前屯安置流民。袁崇焕受命，"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与经略王在晋在辽东防御策略上有很大分歧。王在晋素无远略，主张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防守。袁崇焕不同意这种消极的防御之策。二人争持不下，上报朝廷。首辅叶向高犹豫不决。但大学士孙承宗支持袁崇焕，愿亲自出关考察敌情。于是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王在晋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孙承宗遂命袁崇焕与总兵满桂负责宁远守御。袁崇焕在宁远用了两年的时间，修筑城墙，激励士卒，宁远成为关外重镇，商旅云集，流移者复业，远近视宁远为乐土。 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决定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筑城廓，收复失地200 里，宁远城成为内地。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修复大城9 座、营堡45 个，练兵11 万，立车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劲营8 座。选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数百万。拓地400 百里，开屯5000 顷，岁入银15 万两。 天启五年十月，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孙承宗辞职还乡，高第代其为辽东经略，高第到任后，尽反孙承宗之所为。他认为关外不足守，尽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言兵法有进无退，二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为防敌前沿，二城一失，宁远、前屯震动，关门亦失保障。高第坚持己见，还想撤宁、前二城的防御。袁崇焕愤然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高第便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万，兵民死亡载道，哭声震天，关外兵剩下袁崇焕坚守宁远孤城。 努尔哈赤得知高第已将关外守军撤入关内，乘机出兵。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军13 万大举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刺血为书，与将士誓死守城，尽焚城外民居，将军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以待来犯之敌。城内由同知程维模负责稽查奸细，以防沈阳城的悲剧重演。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宁远城有士卒逃至，可尽行斩杀，士卒知逃无生路，守心益坚。二十四日，后金大军发起攻击，袁崇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西洋巨炮轰击敌营，一炮歼敌数百。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兵死战，定要拿下此城，矢石不退，戴楯穴城，将宁远城凿开高两丈多的缺口三四处，城上守军以火毬、火把焚之，引燃其楯牌，挖城的兵士被烧死，乃稍退却，努尔哈赤认为宁远城小势孤，志在必得，但三天急攻，伤亡众多，只得撤围。途中尽焚宁远东觉华岛上积储，退回沈阳。朝中闻宁远被围，兵部尚书王永光集众臣议战守之策，人言纷纷，均无良计，高第与总兵杨麒拥兵山海关，坐视不救。朝廷上下均以为宁远必不保，袁崇焕的捷报入京，举朝震惊，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 后金兴兵以来，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无人敢议战守。袁崇焕始议战守。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袁崇焕担任。宁远之役，是明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努尔哈赤自兴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攻之未下，遂愧恨而归，不久病死。亦有记载称其于宁远城下被炮击中，身负重伤，回沈阳后伤重而死。 袁崇焕在宁远之役后，为争取时间，在山海关外400 里的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构筑防线，派人向后金议和。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皇子们发生皇位之争。皇太极继位，正值盛年，有意继承父志，入主中原。但当时后金新占辽沈地区，统治并未稳固，皇太极又要进行政治改革，加强皇权，又要解决东部蒙古、西部朝鲜问题，以避免自己三面受敌，遂与袁崇焕不断书信往还。但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极大，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 皇太极利用这段时间，先解决朝鲜问题。袁崇焕则趁后金大军出征之时，抢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 天启七年（1627 年），皇太极出兵征服了朝鲜，回师沈阳后，得知袁崇焕正在关外筑城，决定抢在辽西要塞完工之前向明军发起进攻。他亲率八旗大军，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到广宁后，分三路进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五月十一日，大军进抵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赵率教率3 万人守锦州，后金军全力攻城西一隅。赵率教命全城兵士尽趋西城防御。城上明军火炮齐发，矢石如雨，顶住了后金军连续14 天的进攻，后金军损失惨重。袁崇焕在宁远，认为宁远兵不可轻动，选精骑4000，命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绕出敌后，增援锦州。另遣水师东出，牵制后金军，尚未成行，后金军已分兵于二十八日来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在城内拒守。列营濠内，用巨炮击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到阵城外迎敌。激战中，双方伤亡均很大，满桂身负重伤。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伤。后金军遂弃宁远不攻，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守御工事已竣工，城池坚固，将士一心，久攻不下。后金兵不耐酷热，士气低落。六月五日，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事后，朝中专权的魏忠贤因不喜欢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还乡。宁锦守将俱加官进爵。魏忠贤之孙竟也因"功"封伯。袁崇焕仅进官一级。 （四）松锦决战崇祯初，袁崇焕被召还，督师蓟辽。袁崇焕一上任，认为驻守皮岛的毛文龙跋扈，曾认魏忠贤为父，名列阉党，决心除去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他以阅兵为名，杀掉毛文龙。实际上，毛文龙坚持抗后金的立场，不断骚扰金的后方，成为后金的隐忧。袁崇焕此举，失之轻率。皮岛人心涣散，一些将领孔有德、尚可喜等均投向后金。 袁崇焕上任，曾许诺崇祯五年即可收复辽东。实际上他深知明兵力不敌，辽东难复，徒以甘言取悦求胜心切的崇祯帝罢了。他认为可以利用议和来履行这一诺言，诱使后金退出辽东地区。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仅假意应付袁崇焕，暗中积极备战。袁崇焕则不顾崇祯帝及廷臣的反对，积极议和。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开防守坚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从山海关以西南下，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驰援，战死于遵化城下。后金军直驱京师。袁崇焕率兵千里赴援，十一月抵蓟州。但后金又绕开蓟州西进，连下三河、香河诸城，此次进攻，皇太极一直避开袁崇焕防区，从蓟辽总理刘策防区进抵京畿。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利用这种舆论，巧设反间计，利用一个被俘的太监，让他"偶然"听到了后金将领关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机密"，又让他"成功"地逃回了京城，报告给皇帝。崇祯帝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这种"蒋干盗书"的伎俩并不新鲜，但崇祯信之不疑，结果当然是袁崇焕下狱被杀。十二月，皇太极见此番用兵以试探明廷实力的目的已达到，遂主动撤兵，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城，派兵驻守，余部退回沈阳。 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很快收复了遵化等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1631 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4 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遭弹劾归乡。 崇祯七年（1634 年）皇太极绕过明军在关外的防线锦州、松山、杏山、山海关一带，绕道蒙古，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 崇祯八年（1635 年），多尔衮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元朝的传国玉玺，崇祯九年（1636 年）皇太极于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国号大清。这一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略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清兵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6 个月之久。明军除卢象升部于河北巨鹿庄与清兵激战，全军覆没。其他州县，不堪一击。 经过数次试探，皇太极发现明王朝大厦将倾，取而代之的时机已到，遂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 锦州是明朝的关外重镇。自袁崇焕坚守宁远以来，这里一直重兵防守。 明清间十多年对峙。崇祯四年，大凌河明朝据点被拔除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成为明王朝在关外的前沿阵地。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处为杏山城，杏山西南约20 里处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处是明朝关外的另一重镇宁远。因此，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是锦州的坚强后卫，又是宁远的藩屏。清兵欲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对于如何攻取锦州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均有过失败的教训。这次，皇太极决计改变策略，改强攻为长期围困。崇祯十三年（1640 年）三月，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开始实施围困计划。清兵在义州修城筑屋，开垦屯田，为持久计，并派兵扫清锦州城外据点。清兵三个月一更班，轮番戍守。第二年三月，清军逼近到锦州城外火力不及之处扎营，围绕锦州城外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深壕，沿壕设垛口，每两旗间挖一道长壕，临城的一边设哨兵监视锦州城。 清军还下大气力改善武器装备，赶造红夷大炮60 门，招募善架登城云梯者千人，买蒙古良马万匹。 经长期围困，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支撑不住，2000 余人降清。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率明军仍坚守内城。祖大寿于大凌河战斗中曾降清，后诈称回锦州搬取家小，入城不出，仍为明廷守锦州。 崇祯十四年五月，祖大寿已被困5 个月，声援断绝。一士卒溜出城外送信，称城内粮食足以支持半年，但缺少薪木，并传出祖大寿之计，命援军以车营逼之，不要轻战。 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只待朝廷令下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要求洪承畴兵分四路，一路出兵塔山，趋大胜堡，攻清营之西北；一路出兵杏山，抄锦、昌，攻其北；一路出兵松山，渡小凌河，攻其东；正兵出松山，攻其南，洪承畴统八镇兵，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兵计大军13 万。洪承畴认为，八镇兵中，仅白广恩、马科、吴三桂敢战，而将三镇兵分三路，势分力单，主张"且战且守"，明军"久持松、杏，转饷锦州，守御颇坚，未易撼动。若彼再越今秋，师老财匮，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说也"，但陈新甲仍持前说，命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是一个躁率喜事的人，不懂军事，认为锦州之围可立解。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知兵，命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张、马二人称边兵可战，不接受洪承畴持久之计，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崇祯帝亦下密诏，命洪承畴出兵解围。 七月，洪承畴被逼无奈，把粮草屯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6 万人先行。诸军随后，到松山集结。洪承畴将骑兵环列于松山三面，步兵结营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明军军势甚锐，在八月初进行的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兵。夺占了两红旗及镶蓝旗的阵地。祖大寿亦分步卒分三道突围，冲破了二道防线，至第三道防线遇阻退回。清兵遂坚壁不出，向沈阳求援。皇太极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自己先率3000 骑兵赴援，昼夜奔驰6 天，于八月十九日抵达靠近松山的戚家堡，指挥清军赶挖战壕三重，深8 尺，广丈余，围困松山明军。 松山处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成为明清双方的必争之地。松山被围，松杏间通道被切断，松山粮饷仅足三日，诸将惧，议回宁远就食。张若麒亦主此说。诸将各怀去志。洪承畴不主张退兵，要求将帅明告士卒：战亦死，逃亦死，战或可死中求生。决定明日决战。总兵王朴畏敌如虎，不敢应战，乘夜先遁，诸军动摇，唐通、马科、吴三桂、白广恩亦相继逃跑，马步兵自相践踏，弓甲遍野，遥见火光，始知敌营在前，又退回。清军早已设下埋伏，于各路截杀，吴三桂、王朴率残部逃到宁远。这次战役，清军歼灭明军53700 余人。 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1 万余，退守松山孤城。夜里，洪承畴留兵1／3 守城，2／3 决围冲向敌阵，双方战于尖山石灰窑。清兵被击退，但明军屯于海岸，潮涨，尽被海水淹没，来得及逃跑的仅200余人。唯独总兵白广恩回到松山参加防御，张若麒、马绍愉搭附海船逃回宁远，并上书称洪承畴失计，以逃脱罪责。 这次战役，洪承畴初不欲战，陈新甲趋之战，冒险轻进，已伏败迹，既战，洪承畴则欲力战，张若麒、马绍愉又主退师就饷，视兵事如儿戏，终招败绩。 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第二年二月，城内粮尽，副将夏成德降清，于二月十八日夜引清兵入城。曹变蛟、丘仰民等被俘，不屈被杀，洪承畴亦被擒，在皇太极的亲自劝说下，投降。松山既降，锦州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东华录·崇德七》）。守将祖大寿降。四月九日，清军攻陷塔山，城内守军7000，或被杀，或自焚，无降者，马绍愉则趁乱逃出塔山城。二十一日，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关外四城尽失，明廷经此次战役，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五）杨嗣昌与十面张网杨嗣昌（1588-1641 年），字文弱，武陵人，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曾任永平、山海诸处巡抚。崇祯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博涉文籍，工笔札，有口辨"（《明史·杨嗣昌传》），深得事君之道。崇祯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崇祯皇帝决定起用在家为父母服丧的杨嗣昌。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上任为兵部尚书，崇祯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杨嗣昌一上任，抛出了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军。 崇祯年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兵员、财力处处捉襟见肘，杨嗣昌制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安内方可攘外"为基础的，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腹心之患，清兵的军事进攻为肩臂之患。应集中力量对付农民军。为此，他十面张网，进行了全面围剿农民军的战略部署：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四处地方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剿为主，以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处巡抚"分防而协剿"，即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辖区，必要时也参加协剿，以上谓之十面之网。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五省军务总理统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贼所向，专征讨"（《明史·杨嗣昌传》）。十面之网部署周密，滴水不漏。 为实施这一部署，杨嗣昌在十个防区增兵增饷，他建议共增兵20 万，具体方案是：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000，承天祖陵官兵5000，坚守不动。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 万，总理军门官兵3 万，为机动兵力，追剿义军。凤阳、陕西二巡抚各官兵1 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各官兵15000。 增饷280 万，措饷之策"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就是加派，计加派1929000 余两，是为剿饷。溢地，就是将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计亩征税。执行时，户部尚书程国祥竟援引唐例，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每户税银一钱，额定406000 两。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期限为一年。驿递，就是将以前裁省之银20 万两充饷。 关于用人，杨嗣昌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熊文灿为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曾于福建巡抚任上招抚海盗郑芝龙。总督两广军务后，又平定海盗刘香，得到朝廷赏识。熊文灿并无多大真才实干，惟好大言自夸。他久官两广，这里物产丰盈，又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他经常罗织奇珍异宝进献朝中权贵，以图保住两广总督这个肥缺。崇祯帝生性多疑，曾派宦官赴广西采办药材为名，暗查熊文灿，熊文灿自然了解崇祯的用意，他以赀财厚结这个宦官，留饮10 日，宾主尽欢。席间谈起中原战局，久不能定。熊文灿仗酒狂言："诸臣误国，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明史·熊文灿传》）宦官大喜，告以此行实情，并称一定向皇帝推荐其担任平寇重任。熊文灿一听此言，酒醒一半，后悔失言，以平寇尚有五难四不可搪塞，宦官哪里听得进去，还朝后，立即向崇祯推荐。杨嗣昌向来善于迎合帝意。闻知，即上书推荐熊文灿堪任五省军务总理，以替代才能平庸的王家祯。 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部署已定，请皇帝正式下达围剿令。杨嗣昌决心下三个月的死功夫，了此10 年不结之局。 此时战局为：洪承畴部明军专门对付活动于陕西等地的李自成部；熊文灿部专门对付活动于河南、湖广、江北一带的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部。西北地区洪承畴、孙传庭所部边军是明军主力，人数多，素称敢战，在三个月的期限压力下，积极行动，李自成部处于不利形势，在甘肃河州、洮州打了败仗，人马损失很大，不得已兵分几路，隐蔽行进。李自成率300 人行至甘肃礼县北马坞，被明军发现，追兵相距仅四五十里，处境极为不利，但明军在马坞驻扎了一夜，天明起程，追击方向错误，李自成脱险进入川陕交界与部将李过、刘体纯会合。五月，李自成入川，洪承畴紧追不舍，七月，双方在四川广元县交战。八月初五日再次于南江县交战，十六日在陕西城固县，又被追击，接连败北，只剩一千四五百人，避入附近山区。 崇祯十年、十一年，在河南、湖广、江北一带活动的义军有15 家之称。 除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外，还有闯塌天刘国能、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等，实际数目不止于此。他们时分时合，在明军的追剿下，连遭败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负了伤，退到麻城，同闯塌天刘国能部汇合。十二月，总理熊文灿派人到营中招降，张献忠部接受。 杨嗣昌主剿，熊文灿主抚。崇祯十一年，活动于湖南、湖广地区的各支义军绝大部分受抚，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暂时奏效。但"三月平贼"的计划却无法兑现。 副总兵杨德政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流动性极强。提出加强地方武装，杨嗣昌很赞赏这一方案，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规定每府练民兵1000，州700，县500。加征练饷以实施这个方案，计年征练饷730 多万两。这样，原来声称只征一年的剿饷不仅没有停止征收，又增练饷。 崇祯十二年四月，杨嗣昌认为"抚局"并不可靠，决计先下手为强，秘密调集大批军队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企图趁义军不备，一举全歼。在杨嗣昌调兵遣将、筹措兵饷的忙乱之中，张献忠已于五月重新起义，并带动了各支受抚义军再起，攻下房县县城。 总理熊文灿见主抚不成，恐朝廷治罪，急令左良玉进剿，左良玉迫于无奈，率兵进山，粮饷不济，人困马乏，赶至房县，陷入张献忠的重围，大败而归，损失了1 万余人。崇祯大怒，将熊文灿革职，十面之网被义军攻得七零八落。杨嗣昌离京抵襄阳，就任督师，指挥追剿。崇祯十四年，杨嗣昌的襄阳大本营被攻破，襄王被杀。李自成部攻入洛阳，福王被杀。杨嗣昌眼见自己督师以来，疲于奔命，碌碌无功，两藩被杀，自己肯定无望逃脱惩罚。惊惧不食，郁郁而死。 （六）李自成大约在崇祯三年，陕西一场罕见的灾荒使本已失业的驿卒李自成（1606-1645 年）更加走投无路，他参加了近几年来势力越来越大的农民起义军。他勇而有谋，人称"闯将"，领导着一支叫"八队"的队伍，转战陕西、山西战场，崭露头角。在河南，李自成部与其他义军配合，攻克修城，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明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赶来，义军转入山西，并于十二月攻克辽州（左权）。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尤世禄率兵来攻，义军据守孤城，进行了两天的顽强抵抗，击伤尤世禄。为避免坐困城中，李自成率部突围，损失了1300 余人。 崇祯五年底到六年冬，明廷对活动于山西、河北等地的义军进行军事围剿。李自成率部流动作战，在晋、冀、豫接界地区不断转移。崇祯六年十一月，气温突然下降，李自成等部乘明军不备，从山西垣曲等地驰马越过封冻的黄河，进入河南渑池县境。不久，各支义军就驰骋于广大的中原战场，足迹遍及湖广、安徽、四川等地。 明廷见义军已进入中原腹心之地，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崇祯七年春，陈奇瑜调集各路官军从河南陕州（陕县）南下湖广均县、竹山一带，进剿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退入陕西，陈奇瑜尾随而来，打算一举全歼。义军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被困于山谷中，正赶上阴雨连绵70 余日，义军弓甲发霉锈蚀，衣粮匮乏，陷入绝境，向明军诈降。陈奇瑜在崇祯帝的支持下准其投降。义军出山，得到了明军的衣粮器械，稍事喘息，起兵脱险。分兵进攻西安附近地区，并进入甘肃，进攻庆阳、巩昌、平凉一带。崇祯帝气急败坏，将陈奇瑜下狱问罪，总督一职由洪承畴接任。又新设总理一职，由湖广巡抚卢象升担任，负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洪承畴专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此番明廷动作很大，还立下六个月"完局"的期限。 李自成部已发展为三四万人，与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转战陕西战场，与洪承畴所部明军周旋，占领了米脂、绥德李自成的家乡地区。他们曾打算进入山西，但天暖，黄河未结冰，山西巡抚吴牲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李自成乃改变计划，转向甘肃、宁夏战区。 崇祯十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等十几支义军联合攻取汉中地区。在攻取汉中府的战斗中，被明将曹变蛟的援军击败。李自成遂率部南下四川，一个月的时间，攻克州县38 座。十一月初二日，义军各部汇集成都城下，明军调集六七万援军围困义军，义军冲出重围，折回陕甘及中原战场。 崇祯十年，明廷鉴于日益高涨的农民战争局势，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军务。杨嗣昌一上任，便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布置，企图将农民军一网打尽。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期内，大部分农民军接受了招安，李自成处境艰难，在陕西三边官军的重兵追剿下，连遭挫折，兵力锐减，转入深山密林。 崇祯十二年，势力强大的张献忠部再度起义，义军势力又盛。十三年，李自成率军进入河南，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开始围攻洛阳城。洛阳是明神宗爱子福王朱常洵的藩邸。福王财物堆积如山，地方官曾要求福王拿出一部分钱财资助军饷，福王爱财如命，一毛不拔，守城军士毫无斗志，二十日，总兵王绍禹的部卒起义，大开城门迎接义军。福王被抓获。开仓济贫，饥民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李自成命洛阳投降的明官吏邵时昌募人守城，自己率兵移攻开封。二月，洛阳城被河南巡抚李仙凤攻破，李自成攻开封的战事亦进展不利。李自成以为开封官军已驰赴洛阳，城守单薄。他率军强行军三昼夜，立即攻城。但封在开封的周王与其他藩王稍有不同，他愿拿出部分银两犒赏军士，募人守城。李自成在城下受挫，还被明军射伤左眼，他见援洛阳的开封军兼程赶回，听说左良玉的军队也将赴援开封，主动撤围。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部因与张献忠不合，转而与李自成联营，李自成势力更为壮大，成为主要的一支农民军。联营后，李自成率部进入湖北，准备攻取承天。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恐祖陵被占，率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赶往承天。李自成与罗汝才见明军守军密集，及时改变计划，返回河南。傅宗龙带领官军尾随而来，李自成在项城附近设下埋伏，派一部分部队渡颍河，制造义师已移军汝宁的假象，官军中计，放松警惕，在孟家庄扎营休息。义军伏兵从林中突然发起进攻，官军仓促应战，未等摸着头脑，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率先逃跑，傅宗龙被丢在义军重围之中，数日后，被义军捉获处死。数万明军的追击行动以惨败告终。李自成在这次阻击战中获得了大量的衣甲器械，又收降了部分陕西明军。十二月下旬，义军第二次进攻开封，以火药炸城，开封城池坚固，炸城义军反为所伤，不得不再次撤围。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将左良玉部围困在河南郾城，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2 万骑兵来援。汪乔年驻在襄城，大军在襄城东40 里扎营。李自成侦知，撤出围郾城的部队，迎击汪乔年部。二月十三日，初战告捷。总兵张国钦被击毙。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等部不战而逃，退回陕西。左良玉见义军撤围，乘机溜走，避开义军，将汪乔年部甩给义军，汪乔年欲与左良玉前后夹击义军的计划告吹，李自成攻克襄城，汪乔年被捉处死。接着在三至五月间扫平开封外围郡县，五月初二日，三攻开封。明军在总督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的率领下，集兵18 万，前来应援。义军集兵10 万，李自成在这次战役中被各部义军推选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李自成指挥义军先于朱仙镇打败援军，左良玉率先脱逃，丁启睿、杨文岳以追回左良玉为名，随后而去。义军大获全胜，得降卒数万。 打败援军后，义军吸取前两次攻城不下的教训，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这次一围就是四个月，城内官绅拚命抵抗，矢尽粮绝，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拒不投降，竟愚蠢地决开黄河大堤，引水灌城，周王同官绅乘预先备好的船只逃命。城内外百姓被淹死无数，义军也有万余人被水冲没。李自成从开封撤师后，十月，在河南陕县与新上任的陕西总督孙传庭接火。李自成军误中孙传庭军埋伏，大败，罗汝才部危急中赶来相助，趁明军忙于抢夺战利品之机，发起反攻，反败为胜。 活动于大别山脉的革左五营北上同罗汝才、李自成部联营，义军开始走向联合。此时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只剩汝宁一处军事重镇，诸部决定先取汝宁，荡平河南。保定总督杨文岳负隅顽抗，义军用门板遮挡矢石，搭云梯攻城，一举攻克，杨文岳及崇王朱由樻都做了俘虏，被李自成处死。义军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后，便改变了流动作战、对攻取的城池弃而不守的策略，逐步变为"守土不流"。 义军面临的局势，一是陕西三边的孙传庭部，一是屯驻于襄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李自成认为孙传庭新败，还来不及腾出手夹击农民军，河南连年饥荒，军粮也成了问题。基于这种考虑，他决定向湖广富庶地区进军，主攻左良玉部。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等主力义军40 万向襄阳进军，左部20 万大军守襄阳、樊城，毫无斗志，闻义军将至，预先强征商船将辎重运走，待李自成大军来到，未及接战，拔营先遁，义军顺利进入襄阳、荆州，李自成分兵取附近州县。乘势攻下承天。承天是嘉靖皇帝的祖封之地，李自成将其改名扬武州，将嘉靖的父亲兴献陵寝享殿拆毁，并挖掘了献陵。从心理上、政治上予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此后，义军又东进取汉川县，逼武昌，左良玉在义军攻下汉川后，立即从武昌逃到九江。义军攻克汉阳府，获船四五千艘，随即进攻武昌，但因不习水战，进展不利，弃而不攻，返回襄阳，在襄阳，李自成发布了《剿兵安民檄》，表明李自成已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并申明军纪，提出义军宗旨是"剿兵安民"。 崇祯十六年初，义军统一领导已成必然。李自成用暴力手段除去不肯听命的将领罗汝才、贺一龙，义军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承认了李自成的领袖地位。崇祯十六年春，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及地方机构。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公文用干支纪年，设丞相，以牛金星担任。设六政府，相当于六部，各设侍郎一人。地方政权道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县设县令等。占领区除部署军队驻守，还设地方武装，由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军事官员管理。李自成对军制也进行了改革。义军被分为主攻战的五营和驻守重镇的地方军，军事将领的称谓也逐步正规化。同时，义军还极为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宣布"不催科"，"三年免征"，并保护耕牛，还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屯田，以保证军粮的供给。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王朝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迫令孙传庭率陕西官军出潼关，主动进攻河南、湖广的义军。明辽东战事频仍，大批明军用在辽东战场与清军对峙，已成死牌。左良玉兵多跋扈，不肯用命。唯孙传庭部号称勇敢，崇祯将希望寄托在孙传庭身上。李自成得知孙传庭已出关，亲统大军来河南决战。河南近几年来天灾人祸，赤地千里，粮草不易就地解决，遂诱敌深入，从潼关到郏县，义军占领的郡邑均主动放弃，并派出小股游兵，佯败诱敌。陕西官军没打什么硬仗，一路进抵郏县。九月十四日，双方接战，义军受挫，但局势也对孙传庭越来越不利。大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人马饥疲。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1 万骑兵由小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汝州切断明军饷道。孙传庭率精锐的陕西兵回撤，企图打通饷道。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河南兵见陕西兵撤回取粮，将自己留在前线，人心不平，临阵脱逃，陈永福阻止不住，也随队伍北撤。义军乘势进攻，官军大败，死者4 万余人。孙传庭率残部4 万人据守潼关。喘息未定，义军已追击而至。李自成决心击败孙传庭，攻取西安。 他进行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李自成率主力同刘宗敏一道，由洛阳西取潼关，然后向西边挺进。另以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率右营10 万兵马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孙传庭为迎战义军，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总兵白广恩扎营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南门外西山头，自己率兵守城。义军先攻高杰部，高杰不战而走。接着白广恩部也被击败，士卒家眷在城内，溃逃的士卒蜂拥入城，救妻护子，再夺门而出，一片混乱。义军尾随而至，顺利占领潼关。孙传庭于乱军中被杀。潼关是西安的门户，潼关一下，西安垂手可得。十月十一日，义军进抵西安城下。由于孙传庭主力被歼，西安守军单弱，只有5000川兵。天气寒冷，士兵衣单，官员们请求封在西安的秦王拿出一些钱给士卒添置棉衣，秦王不肯，士卒更无斗志，义军一到，即开门迎降。袁宗第部沿途亦攻城略地，顺利抵西安与主力会师。 占领西安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的各个军事据点。具体部署如下：李自成率李过的后营和刘芳亮的左营，向北追击高杰部，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总兵商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之路。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向西追击白广恩部。向北追击高杰的李自成进展顺利，高杰原为李自成的部将，降明后屡次与义军为敌，此次面对李自成大军，自知不敌，逃入山西，又折向江苏。义军在陕北，只在榆林打了一场硬仗。榆林是明九边重镇，义军经三天强攻，拿下榆林。汉中战场亦进展顺利，沿途州县望风归附，西路军至固原，白广恩降。李自成亲自宴请白广恩，相谈甚欢。左光先闻讯，也欲归降。陈永福欲降，但因在开封射中李自成左眼，犹豫不决。李自成派人送信，折箭为誓，表示既往不咎，其他将吏"争降恐后"。宁夏一接到义军的檄文，巡抚李虞夔及庆王束手无策，决计归降，即以投降的明总兵牛成虎镇守宁夏。贺锦继续西征甘肃，兰州、甘州、肃州相继投降。贺锦在甘肃各地派设官员后进军西宁，西宁土司祁廷谏等忠于明王朝，伪降，将锦诱入伏中，贺锦中计被杀。其部众在辛思忠的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祁廷谏。李自成命辛思忠留镇西宁，另派兵平定了青海地区。 崇祯十七年春，左良玉见李自成全力经营陕西，乃谋夺湖广，李自成派袁宗第率兵驰赴襄阳，迎击左良玉。 至此，李自成已占领了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确立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大封功臣，增设六部及地方官员。军制也在襄阳政权时期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建设和军事上休整后，李自成制订了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的宏伟计划，并在军事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大军分两路向北京进发，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在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大顺军左营，渡黄河后入山西，沿黄河北岸进军，取河南卫辉、彰德府及北直隶大名府，经邯郸、邢台、保定，会师京城。也借以阻厄明君臣通过运河南逃之路。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率主力从西安出发，顺利进军，平阳降，太原降，进军途中唯一一次战役是宁武之战，明总兵周遇吉兵败身亡。 刘芳亮所部南线大军于二月间于浦坂渡过黄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 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降，接着兵不血刃占领了山西长治这一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彰德府（河南安阳）、广平府（邯郸地区）、邢台、河间等地均望风而降。三月二十一日，义军进军保定，署府事同知邵宗玄、知府何复顽强抵抗，义军全力攻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躲在该城，无心抵抗，城下，投降。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部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守将唐通降，京师门户不攻自破。十七日，先头部队到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十九日，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在北京期间，采取措施稳定人心及社会秩序，并及时向占领区派驻官员、军队。接管和清理了明廷各衙门，对投降的二三千名明朝官僚或录用，或惩办。经济上继续坚持"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军费来源主要是没收明内廷及官方财物，并对明宗室及官僚实行追赃助饷。 明廷覆亡前，崇祯命吴三桂放弃宁远，率军进京守御。但宁远进京，路途遥远，吴三桂行动迟缓，三月，辽军4 万及八九万汉民才陆续进关。李自成进京后，派降将唐通前往召抚，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高第表示投降。吴三桂还率军进京，准备朝见新主人。但行至途中，听说其留在北京的家人受到大顺军的侵犯，一说是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冲冠一怒为红颜"；一说是刘宗敏逮其父吴襄，追赃20 万。吴三桂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政治态度骤变，反攻山海关，唐通无备，败退下来，山海关被夺占。唐通派人向北京告急。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从北京出发，还带上被俘的崇祯的三个儿子、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前来招降吴三桂。但吴三桂主意已定，暗中与清军勾结，共同对付大顺军。李自成对此显然估计不足，大顺军全力进攻吴三桂军，清军在吴三桂支撑不住的时刻突然出现在阵前，大顺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退回北京。李自成考虑大顺军分散在各地，短期内无法到来救援北京，北京的军队新败之余，对付新联合起来的清大军，力量明显不足，他决定在北京行登基典礼后主动撤出北京，返回西安。 从北京撤出后，大顺军的势力一蹶不振，在清兵的进攻下，地盘越来越小。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军逼进潼关，经过13 天激战，大顺军失掉了潼关，李自成遂放弃西安，率部分部队向河南、湖广转移，人马大约13 万。大顺军占领区的明降官降将纷纷叛乱，大顺地方政权纷纷瓦解。清军尾随而来，大顺军连战不利。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28 名战士，众寡不敌，全部被杀。此后，余部义军开始了联明抗清的新时期。 （七）张献忠张献忠（1606-1646 年），陕西延安人，一说属军籍延安卫柳树涧人。 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少年时粗通文墨，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的捕役，郁郁不得志。崇祯三年（1630 年）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自号"西营八大王"。起义初期，他率自己的人马随各部义军转战陕、甘、宁及中原、湖广、安徽战场。崇祯十年，明廷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筹饷，张十面之网，围剿农民军。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张献忠部在河南南阳地区被官军击败，负伤。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湖北谷城接受招安，被明廷授予副总兵。他率部扎营于谷城外的白沙洲，领取明军饷，但未接受改编军队，也未放下武器，在白沙洲屯田练兵，赶造军械战船，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五月，他率部再度起义，进占谷城，西进房县，与受抚的另一支义军罗汝才部会合，攻取房县。 总理熊文灿急令总兵左良玉率兵进剿，左良玉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从襄阳起程，此处山深路险，粮饷难运，士兵饥肠辘辘，直入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间设下的埋伏圈，一战被歼万余人。左良玉逃到房县，只剩1000人马，崇祯接闻败报，大怒，将主抚的熊文灿下狱，命杨嗣昌兼任督师，亲临前线。张献忠面对明廷重兵压境，有意避开与杨嗣昌正面交锋，进入深山，转移至川陕交界地区，杨嗣昌追击而至，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上，与左良玉发生了分歧。杨嗣昌认为张献忠会入陕，命左良玉在陕西兴安等地布下重兵。而左良玉认为张献忠会入川，拒不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拉起队伍进入四川。崇祯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张献忠与官军在玛瑙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左良玉兵分三路，击鼓为号，向据守山上的义军发起进攻。义军惨败，损失了3500余人，老营也被劫，张献忠妻妾七人被俘，军师潘独鳌也被擒，十反王杨友贤降。三月初九日，张献忠又在韩溪寺被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击败，损失1300 人，部将左营一条龙（薛成龙）、右营顺天王（贺国现）率两千多人投降。次日，在官军的追击下，义军又有600 余人被杀，前营二只虎率1000多人投降。三月十五日，义军在木瓜溪又败，伤亡1200 多人。义军再起，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连遭挫折。明军事集团内部的矛盾，为张献忠提供了改善困境的有利时机。杨嗣昌与左良玉积怨很深，杨嗣昌身为督师，但指挥不动左良玉。左良玉擅自下四川，取得了玛瑙山战役的胜利，从此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杨嗣昌见张献忠屡败，檄令左良玉乘胜追击，左良玉按兵不动。杨嗣昌指挥不灵，奏请崇祯撤换左良玉，推荐贺人龙代替左良玉。崇祯应允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劝朝廷收回成命，维持现状。搞得左良玉、贺人龙深恨杨嗣昌。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矛盾，从山中小路转移至湖北兴山、房县地区。崇祯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张献忠、罗汝才两部会合，鉴于明军兵力集中于湖广，乃决计进兵四川。 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罗汝才部入川，"以走致敌"，在四川腹地千里转战，使官军疲于奔命，川抚被论罪弃市，陕督也被革职。义军的战歌生动地反映了官军的尴尬狼狈处境："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四川战场协调各路军队的总兵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上了义军。官军士疲马乏，猛如虎认为机不可失，迫令官军接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艰苦。张献忠观察到官军无后续部队，人数不多，乃挥众全力拚杀，官军抵挡不住，参将刘士杰被杀、猛如虎脱逃，其子、侄自刎。左良玉部坐守郧阳地区，对杨嗣昌的九次檄文均置之不理，径自回到陕西。张献忠部顺利出川，出现在湖广战场。张献忠探得襄阳守军单弱，决计偷袭，率部昼夜兼程300 里，突抵襄阳城下，命部卒扮成官军，拿着缴获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乘夜放火，城内乱作一团。天明，义军主力一举攻克襄阳，襄王被杀。从监狱中救出了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及军师。杨嗣昌绝望之中死于湖北沙市。 崇祯十四年七月，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分裂，罗汝才转而同李自成联合。张献忠势单力孤，八月间，在河南信阳与左良玉大战，被击败。此后，张献忠战于安徽一带，与革左五营时分时合，互相呼应。革左五营向河南移动，与李自成联营后，张献忠难以独立在安徽活动，崇祯十六年初进入湖北。五月二十九日，进攻武昌府城，守城军士开门迎降。楚王朱华奎被俘，张献忠命人将其扔到河里淹死。 张献忠在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沿袭明代官制，中央设置六部五府，还任命了21 个州县官员。张献忠还在武昌开科取士，吸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张献忠在武昌停留了两个月后，向南移动，进入湖南境内。八月初五日，张献忠率20 万大军围攻岳州（岳阳），打开了入湘门户，继续南下，进占长沙、衡州，并以此为中心，向周围郡县发展。几个月的时间，已基本取得了湖南全境，并向江西发展，占领了袁州、吉安两府。张献忠则坐镇长沙、衡州，建设地方政权，并发布文告，宣布钱粮三年免征。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鉴于李自成部已歼灭孙传庭部，席卷西北，并着手全国统一大业，而二人关系日渐僵化，张献忠不愿接受李自成的管辖，谋求独立发展。四川向来为割剧的理想地区，张献忠几次入川，对这一地区情况很熟。1644 年春，大西军溯江而上，水陆并发，越下牢，渡三峡，如蹈无人之境。六月，克涪州（今涪陵），分兵两路进取重庆，用炸药炸开了通远门附近的城墙，一举攻克，稍事休整后，留下少部分军队镇守，其余大军水陆两路向成都进发。八月初五日，抵成都，初九日，攻克，蜀王及妃子投井死，驻守成都的明巡抚投水死。张献忠随即派兵收取四川各府州及土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四川大部分地区归属大西政权管辖了。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以蜀王府为皇宫。政权建设上，大西政权设立各级官职，开科取士，延揽人才，设丞相、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用了不少川籍人士。 大西政权在军队建设上，军队分为48 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大西军还组织了地方武装--里兵，按里佥派百姓充任。 大西军在四川的活动被许多明清文人笔记描绘成"屠蜀"。虽为夸张、诋毁之词，但大西政权在政策上确实存在过严倾向，树敌过多。制定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成都居民严加盘查。几十万大军及各级政权的经济负担，完全依靠没收和打粮，致使地主官僚顽强抵抗大西政权。1645 年春以后，地方叛乱不断，重庆被明总兵曾英攻占。川南郡县渐次失守，川西的松潘副将朱化龙"敛兵自守"，割据一方。严峻的形势逼使张献忠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他在大慈寺将各地方郡县送来的生员一齐杀掉，甚至命令大西军"除城尽剿"，派军队到所属州县捕杀百姓。成都的百姓则几乎被杀绝。 1645 年以后，南明弘光政权覆亡，李自成已死，大顺政权崩溃，张献忠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残余的明军，更主要的军事压力来自清军，他拒绝了清廷的威胁利诱。 清顺治二年（1645 年）十一月，多尔衮任命驻防西安的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派左翼固山额真巴颜，右翼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前往陕西，合兵进取四川。顺治三年正月，又增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等率兵前往四川。大兵压境的危急关头，大西军内部发生了刘进忠叛乱事件。刘进忠先是投降重庆的明将曾英，又向豪格投降，接引豪格入川。八月，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城，打算率军出川。行至西充县境时，被清兵追上，大西军对清兵的到来一无所知，清军近在眼前，张献忠才相信，未作任何战斗准备，仅带少数随从出营观察，双方隔水相望，张献忠被射中左胸，坠马而死，清军乘势发起冲锋，大西军猝不及防，大败，数万名将士战死。余众在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的率领下南撤，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并最终走上联明抗清之路（有关内容参考顾诚先生《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 七、余波（一）南明抗清1644 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此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以半壁江山与清兵抗衡。弘光政权的抗清斗争仅维持了一年，就在军阀内讧、朝野纷争的混乱政局下草草收场。继之而立的是鲁王浙东政权及福建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在钱肃乐、郑彩、张名振、张煌言的先后主持下，曾以钱塘江为界，与清兵进行了多次战役。1646 年上半年，鲁王政权亦在争权夺利的内耗中被清军击退，退出浙东。此后在郑彩、钱肃乐主持下，曾克复福建3 府1 州27 县，在福宁州立足，但钱肃乐在郑彩的排挤下郁郁而死，郑彩率师南移，很快被清军击败，丢失了福建的地盘。1649 年，张名振、张煌言收复了舟山，鲁王政权以舟山为根据地，喘息了两年，又于1651 年被清兵攻破了舟山，流亡海上，张煌言率余部接受了郑成功的节制，鲁王也只得去掉监国的名号。 隆武政权在其短暂的兴盛期，势力及影响均很大，除福建一省在其直接管辖下之外，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残明势力及江南地区的抗清首领亦承认其领导。隆武帝也是南明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个。但其政权把持在军阀郑芝龙手中。隆武帝策划的两次出征在郑芝龙的敷衍下儿戏般地收场。这一政权随郑芝龙的降清而灭亡，只存在了两年。 隆武政权覆亡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戴桂王朱由榔监国于广东肇庆，后迁往广西。稍后，原隆武帝的大学士苏观生在广州拥隆武帝之弟建立绍武政权。这两个政权为争正统，打得不可开交，绍武政权命运不济，清军很快攻入广州，只存在了40 余天的绍武政权灭亡。 永历政权的年号，一直被台湾郑氏政权用到1683 年，即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但永历政权实际上存在了15 年。这15 年间，实际支撑抗清局面的是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大顺军余部30 万人从1645 年以后，先后由刘体仁、郝摇旗、李过、高一功，通过南明督抚何腾蛟、堵胤锡接受了南明政权（先是隆武政权，后为永历政权）的节制，活跃于湖广战场。但随着清兵主力的大量涌来，湖广战场形势日益吃紧，义军的粮饷筹措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李过、高一功等率义军退出了湖广，到1647 年，永历政权已全部丧失了湖广地区。大顺军全部退至广西桂林地区，并一度取得全州大捷。1648 年上半年，江西和广东先后有金声桓、王得仁和李成栋反清归明，永历政权局面得到改善，开始了广西至湖南一线对清军的全面反攻，基本上收复了湖南、广东，永历政权中心也从广西迁到了广东肇庆。但这种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1648 年，清调集大军，开赴江西、湖南。1649 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相继死去。到1650 年，永历政权继湖南之后连广东也失去了，永历帝逃回广西。胜利局势的急剧逆转，除清兵的巨大军事压力外，政权内部的门户纷争是最主要的原因，大顺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受到南明官僚的压制、排挤。到永历六年（1652 年），永历政权连广西一隅也已丧失，二月，永历帝逃到了贵州安隆所，进入了大西军余部的控制区，从此开始以云贵为主要控制区，在大西军的拥护下开始抗清新阶段。 1646 年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的领导下，及时调整政策，联明抗清，并在此后的几年间开辟了云贵根据地，并占领了四川南部地区。永历六年至九年（1652-1655 年）李定国出兵两广及湖南，"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对清廷打击极大，但随着大西军余部局面的不断打开，孙可望个人欲望恶性膨胀，对李定国又恨又嫉，甚至发展到破坏李定国的军事部署，清兵坐收渔人之利。永历九年（1655 年）在广东、广西境内胜少败多，不得已退回南宁。 永历六年以后，孙可望的主要活动是加紧争取永历帝的最高统治权，并把李定国看作夺权的主要障碍，永历九年李定国退到南宁时，孙可望见其所部仅6000 余人，竟派兵来突袭，被击败。永历十年，李定国来到安龙，永历帝从此进入李定国营中。大西军余部两个主要军事将领的内讧，严重破坏了抗清局势，孙可望失势后降清，使清廷尽知永历政权虚实，发起总攻，此后的几年，李定国已不是清兵的对手，节节后退，永历十三年，永历帝逃入缅甸，终被清兵擒杀。李定国无力回天，郁郁而死。 永历五年以后，大顺军余部逐渐退出南明政权的直接控制，活动于川楚交界，分成许多支，主要将领有贺珍、袁宗第、刘体仁、郝永忠、李来亨、塔天宝、马腾云、党守素等，被称为西山十三家，他们的抗清活动，一直坚持到永历十八年。清廷在消灭了永历政权后，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起，对山西十三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由陕西、湖广、四川三路出兵，四川的袁宗第、贺珍部相继失败。湖广战场荆州方面的李来亨部也损失了5000 余人及部分根据地。郧阳府方面的郝永忠亦败退。鉴于这种被动局面，西山十三家决定联合起来，发动反击。永历十七年七月，他们先在兴山重创清兵，义军七万余人围攻巫山12 昼夜，终被李国英所部清兵击败。到永历十八年（1664 年），十三家或败或降，只剩李来亨部坚守茅麓山，清兵20万人将茅麓山团团围住，李来亨部3 万人英勇抵抗，从二月坚持到八月，寨内弹尽粮绝，李来亨自杀，余众散入深山，不知所终。 西山十三家失败后，抗清势力仅剩台湾郑氏政权。郑成功死后，在台大将黄昭等拥郑成功之弟郑袭，郑经从厦门率军入台，夺回延平王位。从此，郑氏政权内讧不断。永历十七年，郑氏政权失去了厦门。永历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 年），郑经趁吴三桂三藩之乱，曾出兵取得闽南粤东一带，随三藩之乱的平息，永历三十四年（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春郑军被迫退回台湾。第二年春，郑经死，冯锡范发动政变，杀死应袭位的郑经长子郑克■，另立郑经次子，其婿，年仅12 岁的郑克■继位。清康熙帝了解到台湾政局不稳，有机可乘，派郑氏降将施琅为水师提督，永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施琅出兵攻台，七月，郑克■降，南明的最后一个残余势力灭亡，也标志着朱元璋所建的明王朝的彻底覆亡。 （二）史可法史可法（1602-1645 年）字宪之，祖籍河南祥符，大兴锦衣卫世籍，世袭锦衣卫百户。崇祯元年进士。农民起义蜂起，史可法为监军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崇祯八年十二月，马守应、罗汝才、李万庆部自郧阳东下，史可法驻守太湖。第二年春，20 余万农民军进入安徽境内，史可法与参将潘可大往来抵御，收效不大。总理熊文灿主抚，义军声势浩大，驻扎江北，南都震惊。史可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使，巡抚安徽、河南、湖广部分地区，率兵万人，往来拼杀，在英山、六合连败义军，义军顺天王部降。崇祯十二年夏，史可法丁忧回乡，服除后被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后又改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四月，闻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东征北京，乃誓师勤王，还未到京，闻京城易主，崇祯已死，只得作罢。留在南京的文武大臣议立新君。当时崇祯的三个儿子已被李自成俘获，只能从各地的藩王中以世系、血缘关系较近者选。福、潞二王结伴南逃，伦序又近，成为较合适的人选。福王血缘尤近，但大部分官员怕福王一立，说不定会追究"妖书"、"梃击"、"移宫"等案，使刚了结不久的明末宫中大案又翻得沸沸扬扬。潞王为神宗之侄，伦序亦近，立之则可免除这一隐患。故大部分人主张立潞王，声称"福王朱由崧，伦序当立，但有七不可：贪、淫、酗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潞王常淓，贤明当立"。史可法亦主此说。但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正好可以利用，便拉拢诚意伯刘孔昭、总兵刘泽清发兵将福王拥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对南京群臣施加压力，并写信给史可法，责其当主立福王。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只得同意马士英立福王之议，派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将福王由仪征迎入南京。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年号弘光。以史可法、姜曰广为阁臣，马士英亦入阁，但仍督师凤阳，朝中大权掌握在史可法手中。马士英焉肯就此罢手，上书揭发当时史可法不愿立福王的"七不可"之说，并联合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拥兵入朝，争夺相权。史可法顾全大局，放弃权力，主动请督师江北，辞朝而出。马士英遂留在朝中主政。 南京弘光朝廷腐败不堪，文武官员忙于敛钱，皇帝则沉湎于酒色之中。 马士英入朝，大力提拔阉党阮大铖等，重翻逆案，排挤正直的东林党人。内阁正直人士姜曰广、高弘图先后被排挤出朝。 弘光小朝廷对局势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偏差，不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错误地采取了联清抗顺的方针，派遣使团北上议和，企图以割让山海关外地及岁纳银10 万两为条件，换取清兵出关。但此时清廷已入主北京，志在全国，议和团被轻慢地对待，条件根本未能提出。但清廷利用和谈的时间，全力对付退至西北的李自成军。待消灭了李自成后，便腾出手来解决南明弘光小朝廷了。 弘光朝廷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朝中群臣忙于争权夺利，自树朋党。地方上武将抢夺地盘，亦动起武来。江北四镇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欲屯驻扬州。高杰抢先而至，大肆屠杀百姓，城中自行组织起来，登城守御，高杰久攻不下。刘泽清亦在淮上大掠，临淮不许刘良佐军入城，亦被攻。朝中无奈，派史可法解劝，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先后听命，史可法前往高杰处，高杰素惮史可法，听说史可法来，连夜命人挖了大沟数百，将枉杀的百姓埋下。天明，史可法到来，并未责备高杰，而是温语劝解，高杰大喜过望，同意退出扬州，驻瓜州，但从此不把史可法看在眼里。史可法遂于扬州开府。史可法在扬州并无多少兵马，外有四镇跋扈，内有马士英掣肘，史可法请饷，被马士英阻回，清兵攻下邳、宿二州，史可法飞章上报敌情，马士英认为这是史可法为防淮河的将士叙功而已，不以为意。黄得功、高杰不和，不顾大敌当前，交兵不已，史可法忙于调停。 顺治二年（1645 年）正月，弘光朝廷令刘良佐、黄得功扼守颖、寿两州，高杰进兵归、徐二州，以扼清兵南下之锋。高杰进至睢州，被许定国杀掉。部下兵大乱，屠睢州及附近州县200 里。史可法闻知，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至徐州，安抚其众。命高杰之甥李本身为提督，统高杰兵，以胡茂顺为督师中军，以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军乃定。 马士英忌史可法盛名，以卫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驻扎扬州，以夺史可法之权。二月，史可法还镇扬州，未至，黄得功军来袭兴平军，史可法忙派人劝解，黄得功乃罢兵。 顺治二年正月，清和硕豫亲王多铎所率军队在陕西打败了李自成起义军，即由陕西经河南南下，矛头直指弘光朝廷。四月十三日，清军离泗州仅20 里之遥。弘光小朝廷已火烧眉毛。恰在此时，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斗。左良玉起兵，声讨马士英，以清君侧为名，率大军由湖广起兵向南京进发。左良玉与马士英仇隙早成，马士英对左良玉拥重兵心怀疑忌，多加裁抑。多铎已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兵锋直指湖广。左良玉也以此为借口东下躲避。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史可法认为应主要对付清兵，但马士英大权在握，主张先对付左良玉。左良玉兵至九江，染病而死，其子左梦庚继续东下。马士英将黄得功从防御江北的阵地撤出，开赴西线对付左梦庚。江北空虚。 四月初一日，史可法移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兵起，朝廷命史可法入援。史可法渡江抵燕子矶，黄得功已败左梦庚，史可法乃趋天长，檄令诸将救盱眙，不久接报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覆没。形势急剧恶化，史可法用一个昼夜急奔回扬州，打算守住南京的这一门户重镇。此时人心慌慌，又讹传许定国兵将至扬州，击杀高杰旧部，扬州百姓夺门而出，舟楫一空。史可法檄调四镇兵协守扬州，但四镇无一人至，四月二十日，清兵至扬州城郊，屯斑竹园，第二天，总兵李栖凤、监军副史高歧凤拔营出降。城中守军势益单。史可法布置众将分守各城门，史可法自守最险要的旧城西门。二十五日，清兵至城下，开始攻城，用炮石击破城西北隅，城陷。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擒，大呼："我史督师也。"遂被杀。扬州是长江边上扼南北要冲的军事重镇，史可法是弘光政权中正直、威望最高的大臣，也是坚决抵抗清兵的军事将领。弘光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又失去扬州这一重镇，覆亡已成定局。 （三）李定国李定国（1621-1662 年）是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的重要将领，也是支撑抗清残局的关键性人物。1646 年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由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撤向川南，杀据守重庆的明将曾英，继续南撤，于顺治三年（1647 年）由遵义进入贵州。在贵州短暂停留期间，对大西军的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不再奉行张献忠的残酷屠杀政策，并由张献忠之死，对战局及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由反明转向扶明。此时云南发生的"沙定洲之乱"为大西军入滇扶明提供了契机。云南土司沙定洲与其妻万氏叛明，据省城，黔国公沐天波逃往永昌，与驻守楚雄的明金沧副使杨畏知联合对抗沙定洲。石屏州土官龙在田与孙可望是旧识，请大西军入滇平叛。四月，大西军在云南草泥关大败沙定洲，开进省城。接着，兵分两路，孙可望向滇西，李定国向滇东推进。孙可望在滇西俘获持敌对态度的杨畏知，孙可望很尊重杨畏知，表示可以匡扶明室，杨畏知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不再使用大西政权年号，二是不得杀人，三是不得焚庐舍、淫妇女。这与孙可望等政策的调整相一致，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孙可望接着写信给沐天波，表示了联明抗清的意向。沐天波亦甘为之用，尤其是在第二年李定国平定沙定洲之叛，沙定洲被带回省城处死，沐天波传檄各土司，皆令其归附孙可望。沐天波、杨畏知归附孙可望，并不掌实权，孙可望待沐天波也仅是"勋旧之礼"。 大西军余部在入滇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并未积极与南明永历小朝廷联系，而是建立了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政权。"可望乃自称平东王，铸兴朝通宝，建宫殿，设府部衙门"，这一政权吸收了不少明朝官员。"原御史任僎拥戴力，立授礼兵二部尚书。"（《罪惟录·李定国传》卷九）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亦称王，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保护手工商业的措施，并加强军备，严明军纪。直到南明永历三年（1649 年），孙可望才派使者杨畏知与南明永历朝廷接触，要求封其为秦王。这一举措，带有明显的与李定国竞争的意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孙可望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与李定国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激烈。永历二年，为树立个人威信，孙可望寻机将李定国拷打了一次，当时，四将军赴演武场练兵。李定国先至，放炮，升帅字旗，此举刺痛了孙可望，定要杖李定国百棍，李定国称"我与你是兄弟，地位相等，何至如此。"白文选劝李定国委曲求全，否则会导致分裂，乃被鞭50。此后李定国出兵平沙定洲，势复振。 孙可望的秦王封爵，在永历朝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朝臣以明王朝无异姓封王之例不允，杨畏知等指出大敌当前，不应自树敌，争论了两年之久，到永历四年底，永历政权的地盘日渐缩小，亟需仰仗大西军余部的支持，孙可望终于被封为秦王。 永历四、五年间，大西军余部消灭了割据四川、贵州的残明势力，占领了贵州和四川南部东部地区，清兵从川北及广西向川南、贵州大规模推进。在四川战场，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 年）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领大军入川，第二年四月，大西军余部控制的成都、嘉定、重庆、叙州等地相继失守。 为抵御清兵的进攻，永历六年（1652 年）三月，孙可望派刘文秀率步骑6 万，入川。李定国率军8 万，计划由武冈经全州，进取桂林。刘文秀一路初战告捷，但在保宁被吴三桂击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定国一路过关斩将，四月克黎平，五月连下沅州、靖州、武冈、宝庆。七月四日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刎。九月，李定国挥师北上湖南，取永州（零陵县）、衡州（衡阳县）。李定国出兵七月，克复16 郡及两州，辟地3000 里，军威大振。 桂林之役捷报入黔，孙可望题请封李定国为西宁郡王，但孙可望的亲军嫉妒之心大作，造谣称李定国闻郡王之封，很不高兴，说封赏出自天子，孙可望无资格封其为王，二人矛盾加深。清廷方面加强攻势，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率大军征湖南、贵州。李定国命驻守长沙的部将主动撤退，自己在衡州境内设下埋伏。但已出兵到武冈的孙可望檄令诸将不得按李定国部署行动，结果，十一月，尼堪攻衡州，李定国败，尼堪率5000 兵追击，被流矢击毙，余众溃散。但清大军继之而来，李定国势单，收兵走郡阳。孙可望命李定国到武冈，李定国得到孙可望预谋在武冈杀掉他的密报，中途引兵进入广西。孙可望被清军击败，退回贵阳。 李定国由广西趋广东，转战两广。永历七年（1653 年）三月败于肇庆，退驻柳州。七月取高州府境内化川、吴川、信宜、石城，又率兵2 万攻围桂林，七天后闻清援军至，撤围。永历八年（1654 年）四月，攻克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地。五月，下高州，进围新会，十一月，清援军至，撤围而去。永历九年（1655 年）二月，败于广西兴业，再败于横州，退保南宁。所部只6000 人，孙可望乘人之危，派部将关有才来袭，这些人多为李定国旧部，本无斗志，李定国主动出击，关有才逃归。余部投降李定国。永历帝在安龙，仰孙可望鼻息苟活，一切军政大权尽归孙可望。他得知孙李矛盾，加以利用，密赦李定国救驾。永历十年（1656 年）正月，李定国来到安龙，永历帝随李定国进入云南。孙可望命部将白文选迫永历帝移宫贵州，白文选临阵改变主意，归服李定国，随之入滇。驻守云南省城的刘文秀亦支持李定国，李定国带永历帝顺利进入云南省城。李定国被封为晋王，刘文秀蜀王，白文选巩国公等。李定国派白文选招孙可望回滇，孙可望不肯屈居人下，见状大怒，因其妻子在云南，隐忍未发。为抗清大局，李定国又派孙可望心腹张虎护送孙可望家眷到贵州，以争取孙可望。孙可望见妻子到来，更无顾忌，于永历十一年（1657 年）八月正式向云南发起进攻。其兵号称10万，由孙可望亲自率领。九月，双方接战于交水，孙可望所为不得人心，将士临阵反戈，孙可望只剩随从50 余骑，狼狈回黔，到达贵阳后，因李定国派兵来追，又继续东逃，走投无路，降清，被清廷封为义王。尽管他向清廷尽吐云南虚实，但在清廷解决了永历朝廷后，其利用价值丧失，在跟随出猎时以误射为由被射杀。 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清廷兵分三路，发动总攻：洪承畴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行为一路，出湖广向贵州；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由四川趋贵州，征南将军赵布泰由广西向贵州。第二年正月，清廷又增派宁远靖寇大将军多尼自北京出发入黔。 李定国、白文选及由贵阳归服李定国的孙可望部将冯双礼等全力抵抗，李定国与冯双礼扼守盘江河，白文选守七星关，均不是清兵的对手，连吃败仗，只得后撤。十二月，李定国回到云南省城，永历帝是一个贪生怕死、闻警即逃的皇帝，闻前线失利，匆忙逃楚雄、大理，永历十二年（1659 年）正月到达永昌，李定国已不是清兵的对手，只能以大军为永历西逃断后。 清兵连取贵州、云南，紧追永历君臣不舍。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率兵进入云南省城，闰正月二日，清兵向永昌进发，十五日，白文选与清兵战于大理玉龙关，败绩。永昌得知，李定国让永历帝西撤腾越，自己在潞江以西20 里的磨盘山设伏据险以待清兵。但因叛徒告密，李定国被打败。永历帝继续西逃，进入缅甸。缅甸派四只大船在大金沙江迎接，永历君臣被解除武装送入缅甸京城阿瓦附近的赭硁。李定国、白文选所部军队则留在滇缅交界处，缅甸不许其入境。李定国几次派兵入缅，欲夺回永历帝，终因地形不熟，水土不服，粮饷不济而退回。 永历十五年（1661 年）吴三桂率清兵进入缅甸到达京城附近，永历帝被缅甸送入清兵营中，永历十六年（1662 年）四月，永历帝被带回云南处死。李定国闻永历帝被俘，积郁成疾，闻永历被杀，悲痛过度，病情恶化，永历十六年（1662 年）六月二十七日死于孟腊。 （四）郑成功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义师是南明最后一支抗清力量。 郑成功（1624-1662 年），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郑芝龙之子。郑芝龙扶植唐王政权，郑成功被带进宫中，唐王朱聿键很赏识这个21 岁的年青人，赐姓朱，所以郑成功又被称为"国姓爷"。二人谈起光复大计，慷慨激昂，但唐王政权的军政大权尽掌握于郑芝龙之手，两人唯有抱头痛哭。1646年，郑芝龙降清，唐王政权覆灭。郑成功不从父命，拒不降清，在平安誓师，"背父救国"。在闽南沿海转战三年左右，永历三年十一月，兵锋推进到粤东沿海。永历四年（1650 年）八月，郑成功占据厦门，作为长期的根据地。几支郑氏部队郑彩部（属鲁王政权）、郑联部、郑鸿逵部相继统一于郑成功麾下，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永历五年，鲁王在舟山被清兵击败，其在浙闽一带坚持抗清的部队被带到厦门，投奔郑成功。郑成功因与隆武帝朱聿键的特殊关系，不肯承认鲁王，鲁王只好去掉了监国名号，其部队在张名振的统领下，归属郑成功。郑成功成为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 唐王政权覆亡后，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在两广建立了永历政权，郑成功奉永历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受封延平王，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遥相呼应。 永历七年至永历八年，清廷为全力对付西南大顺军及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对郑成功采取招降政策。郑芝龙几次奉清廷之命，派出信使，赴厦门招降，郑成功无意受降，乃提出清廷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如割据福建一省及沿海郡县（《罪惟录》卷九《郑成功传》）等。利用和谈拖延时间，增兵筹饷，并主动出击。这期间，郑成功将中左所（厦门）改称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72 镇。永历七年（1653 年）郑成功派张名振、陈辉率军北入长江，"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先王实录》）。李定国攻广东，邀郑成功合攻，郑成功派其将林察、周瑞率师往援，因进师迟缓，李定国兵败退军。郑成功又相继攻陷漳州、同安、仙游。至此清廷知和谈不成，遂腾出力量，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军专征郑成功。将郑芝龙下狱，要挟郑成功，不降将族诛郑氏。郑成功拒降。永历十二年（1658 年）郑成功与大将甘辉、余心率水师10 万，陷乐清、破温州，与鲁王政权的主要将领张煌言所率大军会合，驻扎羊山，遇飓风，进军不利，退屯舟山。第二年五月，整军复出，以张煌言为前驱，取瓜州，攻镇江，继而包围了南京城。张煌言部西至芜湖，大江南北，闻讯相继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服，凡得府四、州三，县则二十四焉"，"即江楚鲁卫豪雄"亦"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张苍水全集》卷十二《北征录》）。郑成功见胜而骄，谒望太祖陵后，集将士宴饮，甘辉屡劝不听。清援兵至，郑成功兵败，撤回厦门，甘辉被擒杀，张煌言兵溃散，辗转逃至浙江天台。永历十四年到永历十五年，西南大西军支撑的永历政权抗清斗争已近尾声，清军可以拿出更大的力量对付郑成功。郑成功主要靠习于水战，机动灵活打击清兵，陆上战斗力不强，除厦门少数岛屿外，并无稳固的立脚点。郑成功为寻找稳固的抗清阵地，决定夺回台湾。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天启四年（1624 年）强占台湾西南部，以台湾城（今安平）和赤嵌城（今台南）为中心，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1655 年到1657年，郑成功因他的商船被荷兰留难，曾"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结果荷兰占领区"货物涌贵，人多病芟"。1657 年荷兰殖民者被迫派代表到厦门谈判，提出：每年向郑氏"输饷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郑成功才允许恢复通商（杨英《从征实录》第87 页）。永历十四年（1660 年）一月，郑成功已决议收复台湾，"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后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从征实录》第134 页），但并未行动。永历十五年初，郑成功下令大修船舰，四月，命黄廷、郑泰等守厦门、金门，亲率大军25000 人于四月二十一日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第二天到达澎湖，因风停留了一星期后，二十九日于鹿耳门内禾寮港和北线尾登陆。登陆后，立即包围赤嵌城，首战歼灭荷军百余名，余众溃逃入城。海上战斗亦极为激烈，荷兰舰队由两艘战舰、一只货船、一舰艇组成，其"海克托号"战舰高大，上有大小熕铳千余门，火力上有优势。郑成功水师由60 多艘战船组成，船只明显小于荷船，船上一般只有两门炮。但最终将海克托号击沉，余下三只荷兰船逃往外海。五月四日，赤嵌城守将猫难实叮（J。Valentijn）孤城援绝，城中无水，只得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招降台湾城，守将揆一（F。Coyett）负隅顽抗，以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并提出优厚条件，以换取郑成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在赤嵌城投降的第二天，郑成功移驻一鲲身岛，占领台湾城外汉人居住地区。五月二十五日，郑军发起猛攻，但荷军炮火密集，城墙坚固，进攻不利。郑成功决定断绝台湾城对外陆上交通，长期围困。围困进行了八个月，这期间有两次较大的战斗。九月十六日卡宇（J。Caeuw）率十艘舰艇和700 名荷军从巴达维亚援台湾城，向郑氏水师发动进攻，被郑氏水师击败，夺得甲板船两只，小艇三只，击毙荷军百余人，卡宇率部分荷军逃回爪哇。康熙元年（1662 年）一月二十五日，郑成功又发动新的一轮进攻，夺取了台湾城的外堡，完全截断了台湾城对外交通，势孤援绝的揆一只得向郑成功乞降，向郑成功交出台湾城及大炮、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狼狈退出台湾。郑成功从1661 年4 月登陆台湾，到第二年6 月23 日病死，在台湾生活了14 个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郑成功着手进行政权建设。1661 年5 月29日，郑成功改赤嵌城为东都，设承天府，下置天兴、万年两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其次，郑成功布置军队，大力垦荒。郑成功攻打台湾的战斗中，重大困难就是缺粮。郑氏根据地厦门、金门地区是缺粮地区，进军台湾的军队又未多带行粮，围困台湾城的战斗中，缺粮问题一直困扰着郑氏军队，官兵每日只两餐，至食木子充饥。郑成功除缴获荷兰军队的粮食外，还派人到鹿门岛，一切过往船只的粮食尽被买来，还派杨英到高山族村社买粮。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郑成功到台湾不久，就命军队垦荒，订出条例，鼓励各大小镇将领官兵在指定地区，尽力开辟田地。开垦的头三年，每年收获量的3／10作为政府正供，三年后按则交纳税赋。在包围台湾城期间，除留一部分军队包围外，其余各镇则被派往各地屯垦。郑成功还着力处理好与高山族之间的关系。解决台湾的战斗，得到了高山族的大力支持。郑成功也竭力保护高山族的利益，称其为土族，官兵开垦时，郑成功一再告诫"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从征实录》第153 页），违者重罚。并向高山族人民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如牛耕及使用犁、锄、钩、镰等农具，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建设。 郑成功进军台湾不久，清政府即采纳郑氏叛将黄梧的建议，颁布迁海令。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 到50 里，商船民船片板不得入海。广东地区曾内迁三次，清廷派满族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处以重刑。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尤以福建一省执行严厉。郑成功"驰令各处，收沿海残民，移之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潮州、惠州等地人民相率来到台湾，缓解了台湾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永历十六年（1662 年）五月八日，心力交瘁的郑成功死于台湾，时年39岁。郑成功之死，除收复台湾的战事旷日持久，困难很大，使其耗尽心血外，其父郑芝龙及在北京的家人被清廷于永历十五年十月处死，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之事也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一病不起，未能完成台湾的开发建设，更无从实现以台湾为基地打败清廷的夙愿。 八、结语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与元朝有联系，又有区别。 明朝200 余年用兵频繁，南倭北"虏"，内忧外患，几乎无时无之，因此明朝的军事机器十分庞大。与整个明朝的兴盛与衰败相一致，明朝的军制也有一条明显的轨迹，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明朝由卫所军向募兵、营兵的转变，是与整个专制制度的解体相联系的。军户制度败坏与明朝土地赋税制度的改变不无联系，晚明军队的私人化，正是对君主全面控制军队的冲击。新式武器也在影响传统战略战术的变化。李自成等农民军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军事制度，但未能传之久远。清兵入关，则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军队的面貌。八旗制度又将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带到了中原。◆◆◆《中国全史》 07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明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介绍了明代初期、中期及后期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明代初期，在官方朱学确立的同时，还有薛瑄和吴与弼所坚持的作为文化理想的朱学。薛瑄的思想为明代中期罗钦顺、王廷相气学思想的发端；而吴与弼则开启了明代中期心学思想的端倪。明代中期，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它所倡导的人的主体精神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学后学各派中的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为宗旨，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明朝后期的东林学派和两大儒师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批评王学末流的同时亦抨击时弊。他们是以后启蒙思潮的先驱。 本书在描述思想脉络的同时，还介绍了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一幅纵横相交的思想画面。 一、明代思想概述明代思想史是以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主要脉络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部哲学思想发展史。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里谈到哲学史的含义时这样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有优秀文化历史的民族，他们的哲学家所从事的思想活动都是在竭力地"深入上帝的本质"，尽管哲学家们接近上帝的路途不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兼思想家的人物说过，在最高的层次上，人类的精神和思想是相通的。这就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无论是东路还是西路，南路还是北路，人们最终是可以相会在峰顶的。然而，人们毕竟要经过特定的登山途径才能站在峰顶领略无限风光。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的"理性思维的英雄们"是沿着什么途径深入"上帝的本质"，登上人类精神的最高点的。 与希腊、印度两大文化区不同，中国大文化区内的哲学家们是以构筑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来深入"上帝的本质"的。这种理想包括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两个层面。它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思维路线，以"内圣外王"为行为实践方式，最后交汇在"道"的最高范畴上。金岳霖先生称"道"为中国大文化区的"中坚思想"。中国哲学也可称为"道"学，中国哲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道"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至北宋时，"道"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新的内涵，被解释为"理"。围绕着"理"而进行思想活动的人们称为理学家。尽管"道"的外在形态变了，然而它的精神血脉却仍深潜在中国哲学的思想流程中。"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走向后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它原本是要张扬一种大同、和谐、亲情、友情的文化理想，通过哲学的思考给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和世界观的指导原则，由于它的实践取向不是立足于超越而是立足于参与，也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理想，加之它的主要内容是为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而设计的，因此，它又与现存的社会模式乃至政权力量有了相当的亲和性。至明代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帝国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便被统治者拉入政治的庙堂，成为官方哲学。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思想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由胡广等人编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三部《大全》的出现，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独尊地位的确立。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模糊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和被政权异化的理学之间的分野，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明代初期，尽管有官方倡导和支持的理学，然而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仍没有消失。薛瑄学宗程朱，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他的河东学派以"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为思想宗旨，主张"道器不离"，"性气相即"的观点。在心性修养方法上，提出"气中求性"的思想。薛瑄的思想开启了明代理学"气论"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7 页。 一系的端绪。 与薛瑄几乎同时代的吴与弼，也是朱学大宗。他在南方创"崇仁之学"，与北方的"河东之学"遥相呼应。然而，与薛瑄不同，吴与弼"兼采朱陆之长"，"寻向上工夫"，强调"静中体验"、"静中思绎"的"静观"。他的学生陈白沙和娄谅发展了他的思想，流衍为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的"发端"和"启明"。 明代中期，朱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扮演思想史主角的是王守仁的心学。王守仁的思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形成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中心思想，是所谓"发明本心良知"。它注重人的主体精神的价值，以人的存在和精神质量为参照来确立世界万物的意义，这实质上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确认，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王守仁弟子众多，传其学者不能不产生歧异。 王学的后学分了若干派别，浙中有王畿、钱德洪，这一派在上层社会影响甚大；江右王学以邹守益为正传；南中王学有薛应旗，造就不大；此外还有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地域很广，但没有突出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它虽出于王门，但又与王门不同。这派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平民色彩极为浓厚。其开创者王艮，倡"淮南格物"之说，提出著名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以"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李贽、何心隐、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有名学者，他们的"异端"思想非常值得重视。 明朝中期，与王守仁心学相对的有罗钦顺、王廷相，他们主张"天地未生，只有元气"的气学思想。他们是明朝初期薛瑄气学思想的延续。 明代后期，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组织社团，讲学著书，评论朝政。在学术思想上，他们批评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在政治生活上，他们直言敢谏，抨击时弊，最后遭到明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宗羲称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①刘宗周和黄道周是明末两位儒学大师。刘宗周创"慎独"之说，讲学于蕺山。明亡，不食而死。黄道周精于《易》学象数，其天文、历算之学，十分深邃。明亡，起兵抗清，兵败被执，以死殉国。在学说思想上，他们都是博学高识之士；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刚直不阿，尚气节，重操守，敢于"犯颜谏争"，堪称"万世龟鉴"。②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明末两大儒师，他们对旧理学的批评以及新思想的提出，都可视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② 《明史》本传。 二、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更没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虽然朱熹生前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众多，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学派，但由于在他晚年直到死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学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制。有的学生被诬为妖人，遭流放驱逐，客死他乡；有的学生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变服易形，以示异于朱门。就是学者应举考试，也要声明自己并非朱学，方能参加。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然而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此后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学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标志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确立的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 年）修成的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的修成距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将近半个世纪。三部《大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一）三部《大全》的纂修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的开端。《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思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明太祖时，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作为帝王之尊的明太祖也只是以佛、道经典或以杂书为个人的读书书目。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的。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解缙此时提出"上接"与"下及"，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大全》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 年）。原来为两部，又称"二书"。一部为《五经·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前者《五经·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二书"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载：（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扬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临海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开始原想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可见《大全》修得比较草率。容肇祖先生认为，由胡广等主编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若干宋元以来的陋说，在经学的价值上远比不上唐代的《五经正义》。"①三部《大全》纂修完后，胡广等进览，明成祖亲自作序，并命礼部刊赐天下。 现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有白棉纸印本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纸质厚实，大于十六开本，估计为当时的礼部印本。另外，中国科学院图书 ① 《明代思想史》，第2 页。 馆善本室藏有桑皮纸印本的《性理大全》，此为南京的翻印本。这两种印本均为善本，是国家的贵重文物。 明代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元代，朱学虽然被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并未获得独尊地位。与宋、元两朝相比，明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加强，因此，从官方的统治来说，也更需要寻找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理论思想。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里认为古来的圣王都是"以道治天下的"。这个"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日用之理"。唐、虞、三代由于"道以为治"，所以能够"致雍熙悠久之盛"，秦、汉以后"卒无善治"，这是因为"道之不明不行"，"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可见，明成祖与历朝历代的君主一样，也深知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朱学原本是一种学术思想，但由于它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是根植于封建宗法社会之中的，因此它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很容易与统治者的思想标准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以朱学为主体编撰的三部《大全》自然就成为明代封建国家的思想准则了。朱棣认为，三部《大全》刊印"颁布天下"以后，天下之人就能够"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此"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三部《大全》，而"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则是颁行《大全》的宗旨所在。总之，统一的封建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思想，三部《大全》的颁布既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了统一的思想准则，又使朱学纳入官学的轨道，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明政府的官文书里，三部《大全》的顺序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朱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因此，说三部《大全》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以《性理大全》为例：在卷首所列的"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程朱理学家占半数以上，著名的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游酢、谢良佐、刘绚、李籲、吕大临、扬时、侯仲良、张绎、尹焞、范祖禹、朱掞、胡安国、陈渊、祁宽、罗从彦、李侗、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李方子、董铢、廖德明、度正、真德秀、魏了翁、项安世、饶鲁、熊勿轩、黄瑞节、许衡、吴澄、黄榦等多人。另外，《性理大全》的"诸儒"一目，所列者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程子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安国（附寅、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子门人、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百分之七、八十为程朱学派中人。虽然三部《大全》收的多是程朱理学家们的文献，然而，朱熹个人的思想观点却极为鲜明。就《性理大全》而言，其中所收篇章，或为朱熹所注，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朱熹注）、《易通》（朱熹注）、张载的《西铭》（朱熹注）；或为朱熹所作，如《易学启蒙》、《家礼》；或为朱熹门人所作，如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只有《正蒙》和《皇极经世书》既非朱熹所作，亦非朱熹所注，但是这两部书也是朱熹所推崇的。这些著作，都收在《性理大全》的卷一至卷二十五之内。《性理大全》的卷二十六以下至最后一卷，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门目，大体仿照《朱子语类》的门目。例如"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等，与《朱子语类》的门目大致相符，语录的内容也取自程朱及朱熹门人后学之说，很少有其他学派的。 《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更集中体现了朱熹思想的正统地位。《四书大全》所收诸儒之说以朱熹的思想观点为裁取标准。书的《凡例》指出："《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集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集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由此可见，《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取的，或《集成》、《辑释》所遗漏的，还是这次新增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文的涵义，使之更加明确透彻。而朱熹的原文，保留不动。可以这样说，《四书大全》实际上是朱熹《四书集注》的放大，是一部朱学著作。 《四书大全》包括四个部分：一、《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三、《孟子集注大全》；四、《论语集注大全》。其中《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只是把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了诸儒之说。这是《四书大全》在编辑体例上的一种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中途诏旨迫促，便将《大学》、《中庸》草草完书，未及编采诸儒之说的缘故。 三部《大全》中，《五经大全》的卷帙最多。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乎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起之后便十分庞大。《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例如《周易大全》采用《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依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主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据陈浩《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就教于程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陈浩之父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乃朱熹学生。由此可见，《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自元仁宗皇庆制定科举条制，《易》用程《传》及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用郑《注》。明朝初期仍沿用未改。至永乐纂修《五经大全》时，只是将《礼》改据陈浩《集说》，其它不变。经过《五经大全》的纂修，朱学在经学苑囿确立了统治。 《五经大全》虽卷帙庞大，但以抄袭成书，故内容陋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这样批评道：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班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违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又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顾炎武从经学大师的角度批评当时的纂修者修出浅陋的《大全》，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认为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的时候，杀尽骨鲠之臣，招致士风无耻；又推行八股，不讲实学，以致经学坠废。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主旨的方面着眼，自然不能不有如《大全》这类的著作出现。在明成祖看来，通过《大全》确立朱学的统治，其政治作用是很大的。此后，统治集团设科射策，终三百年之世，而读书人一头钻进《大全》猎取富贵，外界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这正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另外，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个月之内，居然写出二百六十卷的大书，编修者即使有再大的学问，再深的经术，要不抄袭成书，也是难以办到的。 （二）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划定朱学的意义与确立朱学统治的意义的界限。 就朱学的意义而言，它是一个蕴涵着多层历史和文化精神在内的大问题，不是有限篇幅可以述清的。然而，如果从儒家价值理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和人类的普遍精神追求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朱学（或称程朱理学）围绕心性之学的主题，将人性问题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讨论，从而以价值理想的方式，把儒家建构和谐统一社会的文化理想直接与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的精神修养相连接，期望通过理想人格的途径来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二是理学体现着人类挣脱动物自然性，向着人性的崇高和庄严努力提升的理性意志。无论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有何不同，追求理性升华却是人类的普遍精神。例如，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抛开它对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存权力的压抑不言（这实际上是被政治异化的结果），它深层的价值意义恰恰在于表现人的意志威力。这种表现在感性形式里的理性意志，是在与感性生理的自然欲望--求生、快乐、幸福相对峙基至相冲突中，展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庄严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意志和道德行为并不建筑在自然欲求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理性主宰、支配感性的能力和力量之上。理学所要张扬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的普遍精神。与这种精神相对立的是，人的理性力量的丧失，对自然欲求的屈从或迁就，贪生怕死，追求安逸，耽于声色等等。不同社会、时代、阶级的道德要求伦理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与动物性的自然欲求相区别，建立崇高的人性本体却是人类共同的要求。程朱理学（以及整个宋明理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及社会结构中，以自己特有的思维路线和情感方式去表达这一要求的。理学在把儒家的人性本体高扬到成熟境地的同时，也培养着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我们可以这样说，朱学的深层意义在于它的文化精神上，也即在于张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 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朱学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才能存在和发展的。朱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较为完备的阶段。儒学从它产生的时刻起，就将自己的文化理想植根于以氏族宗法社会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它不主张超世，而主张入世，企盼把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建成符合文化理想的美好世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现实切入的越多，现实对理想产生的局限也就越大，尤其是政治权力对儒学文化理想的干扰就更突出。与以基督教精神为主干的西方传统文化相比，儒学所感受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更为强烈。这是由儒家自身的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一方面儒家要把现实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统治集团推向文化理想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权力又极力要将儒家的理想拉回现存的社会，俯就于政治权力的统治。由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统治集团对儒家学说的认定和利用，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异化；而儒家在历史进程中执著地发展自己，既是对文化精神的张扬，也是对政治权力异化的极力弱化。文化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为社会提供导引性的精神方向，二是弱化现实法则对人性本质的扭曲。尽管一种文化学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而存在，但它的功能永远存在，它与社会现实的疏离决定它不会混入某种现存政治权力的框架，而是与其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初统治集团对朱学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对朱学文化理想的异化过程，朱学本身的文化意义是倡导一种"赞化育，与天地参"的"情理协调"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力社会及其成员提供一种人格的参照，建立真正的人性本体，从而使社会贴近理想社会的目标；而由统治集团来确立朱学的统治地位，则是为特定的时代寻找一种统一思想，从而使整个社会按照某种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运作。前者的意义具有人类精神的永恒性，后者则是特定时代的思想需要。我们在探讨朱学意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别朱学本身的文化精神的意义和由统治集团确立的朱学统治地位的意义。多少年来，诸多有识之士对朱学（乃至整个理学）进行的抨击和批判，实际上是对那种被确立了统治地位，即被封建政治集团异化了的朱学的批判。 戴震在《与某书》中抨击道："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谭嗣同在《仁学》里把理学比作"惨祸烈毒"，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苦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引文最清晰地表达、说明了被政治改造过的理学的现实作用。为了使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变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政治集团及它所控制的社会舆论必然要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为各类规范，并使这种规范具有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经过这样的变异，理学自然变为维护封建等级、压抑和扼禁人性的大绳。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语录，曾使多少妇女尝尽了人世的苦难。那些至今偶而还可看到的高耸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凝聚着多少"孤灯挑尽未能眠"的痛楚情感。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压死了多少有志于进步和改革的英勇汉子。 戊戌以来，从谭嗣同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他们写作的政论还是小说，之所以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高扬了反对被政治变为教条和绳索的理学的主题。 当然，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朱学的意义，我们也应给与理性的分析，一方面它象一道封建思想的"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愈趋僵化，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使思想界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尤其是在经过理学家们整理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它更变为一种教条，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这样一来，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的朱学不仅变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面，一种统一的社会结构也必须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才能稳定地运行。理学在宋代并未被统治集团认作"正宗"，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较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才被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确认下来。这说明，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的。关于理学的理论成果及它的文化意义，是一个还需深究的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讨。 （三）明初朱学主要人物的理学思想《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序论》中讲到，从明太祖开始，就征用儒士，对开国时的文教事业有不小的贡献。"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此后，诸多学者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在学术思想上也形成了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从陈献章、王守仁开始，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变化，形成了心学流派。"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下面略举几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以表明他们"清修笃学"，"矩殹秩然"的谨朴学风和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局面。 容肇祖先生的《明代思想史》把明初朱学分为博学或致知派、涵养或躬行派。就博学或致知派来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三《朱陆篇》中这样写道："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溍溪（宋濂）义乌（王祎），。。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章学诚大体描述了博学派的传承、主要特征和代表人物。 就涵养或躬行派而言，容肇祖认为，自明初的太祖、成祖以来，都提倡理学。太祖把宋儒朱熹等的经注定为考试的标准，成祖又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朱学的学者自然辈出。然而，受明代皇帝的提倡而产生的理学家与明初紧接宋元致知派而来的学者大不相同，他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而不事著作，不做学问。容肇祖认为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薛瑄、吴与弼。 无论是章学诚列举的博学派的传承，还是容肇祖提出的躬行派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主要风格是谨守矩殹，"无敢改错"，而且他们都生活在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因此具有很多的共同性。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注意到，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理学向气学的转变并不是异军突起，而是与前期的某些理学家的思想有着理论渊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必要按学派的分野作介绍，也不必一一论述每一个理学家，而应从思想发展的脉络着眼，就两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思想作一些重点介绍。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明代前期理学的演变与分化。薛瑄以"复性为宗"，强调躬行践履，日用人伦，清代学者视其为朱学传宗，称他是"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吴与弼强调磨励自家身心，"寻向上工夫"，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期在"得圣人之心精"，他的思想开了明朝心学一派的先河。1。薛瑄的理学思想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瑄，山西河津人。少随其父读《四书》、《五经》；及长，从东莱魏希文（纯）、大梁范汝舟学习濂洛学问。33 岁那年，即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进士，历任差监湖广银场、山东学政、大理少卿。因得罪太监，放回为民，家居七年。后召为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其间，他曾为于谦辨诬，但未能获救。时权臣石亨当朝，故托病回家，教授学者。卒年七十六。在临终弥留之际，作诗谓"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党性天通"。谥号文清。 薛瑄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不满，而且比较重视民心的作用，表现出一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应有的社会良心。他认为："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①薛瑄还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愈富愈不足，计较得失之私"。 薛瑄是朱熹理学在明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并无理学的专门著作。 能反映其理学思想的，一是他在公廨间读钦定《性理大全》时所作的札记，后汇为《读书录》；另一是辞官回家后，继续读朱熹及周敦颐、张载理学著作，续作札记，成《读书续录》。两部读书札记共二十三卷，大多不成系统。另外，他还有诗文、奏札之类。清人辑其所有文字，连同年谱、诸儒论赞等，汇为《薛文清公全集》，共四十六卷。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和私淑段坚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小泉）及周的再传弟子吕柟（泾野）等，形成明中期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 薛瑄的学说主要在理气论及人性论方面。 （1）薛瑄的理气观在理气观上，薛瑄与以往的理学家一样，也是以理与气的关系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他批评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不离气"的思想。薛瑄认为："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①这是从朱熹哲学的基本前提出发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是什么关系。薛瑄认为理与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②因为没有"缝隙"，所以"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③既然"理气间不容发"，那么，"如何分孰为先孰为后？"④这显然与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观点相左。朱熹认为，理流行气，充塞于气，故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是理先气后，"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⑤理对气来说是根本的。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主张理气相即不离，但在孰为先后的问题上，朱熹则倒向理本论。薛瑄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或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语出朱熹《语类》卷一）。。。窃谓气不可分先后。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气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⑥薛瑄在这里指出，朱熹的"理在气先"，是就"未有天地之先"而言。 而他则认为，即使在"未有天地之先"，就已存在"浑浑乎"的无形之气，只是"未成"，即未聚合成具体的东西而已。气在未聚合成形时，其理就已 ① 《读书录》卷三。 ① 《读书录》卷一。 ② 《读书录》卷八。 ③ 《读书录》卷三。 ④ 《读书录》，卷三。 ⑤ 《文集》卷五九《答赵致道书》。 ⑥ 《读书续录》卷三。 涵乎其中。气从无形到有形，是"未尝间断止息"的。从理与气相即不离的前提出发，薛瑄提出了不存在理先气后的观点。 在对朱熹的理本论的思想提出批评的同时，薛瑄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气本论的观点。他说："一气流行，一本也。著物则各形各色而分殊矣。"①以气为本，这是对朱熹气思想的发展。薛瑄认为："充满天地皆元气流行"，"天地间只一气。"②他评论理学家说："天地间只一气。因有动静，故有阴阳刚柔之分，先儒言之鲜矣。"③这里的"先儒"主要是指二程等人。朱熹对气的论述是很多的，这一点显然被薛瑄继承了。他认为，阴阳刚柔之分，不是从精神本体中产生出来，而是气化运动所固有的。他说："天地之初，总是气化。"④"造化万变，皆是阴阳做出。"⑤"阴阳滚滚不已，人事造化皆由此出。"⑥一气流行，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滚滚不已，生出天地万物，人事也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薛瑄以气本论改造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并不是反对理存在的合理性。他的目的在于强调理气"无缝隙"的这种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理气脱节，使理不致成为"气之外悬空"之物，而是"真实"的。他认为，只有把理气不可分离这个前提确定下来，才能把握"即理而气在其中，即物而理无不在"⑦的道理，懂得由下学而上达的求道功夫。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同"明心见性"的佛教、"直求本心"的陆学区别开来。 薛瑄还从道器关系上论证了"理气相即"的观点。他明确提出，二者实为一物，不可相离。他说"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①"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②他吸取了张载的气化学说，解释道器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张子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张子所谓游气纷扰，散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但易兼理气言，张子以气言。然器亦道，道亦器也。"③薛瑄以气化运动为基础说明道器关系，并不是主张道器混而为一，没有分别，而是说道者器之道，不是离气而别有所谓道。 对于"理一分殊"这个理学的传统命题，薛瑄也贯彻了理气相即的观点。他认为："理一乃所以包乎分殊，分殊即所以行夫理一；分殊固在乎理一之中，而理一又岂离分殊之外哉"？因此，"理所以统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④另外，对于名实、有无等等理学概念和命题，薛瑄也都用理气相即"无缝隙"的观点作了解释。 ① 《读书录》卷三。 ② 《读书续录》卷一。 ③ 《读书续录》卷一。 ④ 《读书录》卷四。 ⑤ 《读书续录》卷三。 ⑥ 《读书续录》卷四。 ⑦ 《读书录》卷十一。 ① 《读书续录》卷三。 ② 《读书录》卷一。 ③ 《读书录》卷七。 ④ 《读书续录》卷三。 尽管薛瑄从理气相即的前提出发，以气本论批评了朱熹的理本论，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改造朱熹的理本体论。由于他继承了朱熹的"气载理，理乘气"的观点，因此在进一步谈到理和气的本质时，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他认为理是天地之道，其道在物为理，在人为性；太极是理之极至，它虽然幽微无形，但是无处不在，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它的表现、作用，是它的显现；当人们提到理的时候，气亦随之，所以理在气中，反之，气中亦有理；从理的方面说，有此理便有此气，从气的方面说，有此气便有此理，因此，理气相即无先后。薛瑄的这个观点原本是正确的，然而为了避免由于强调理气相即而淹没理的绝对性的偏颇，他又时时主张"气有消息，理无穷尽"。①认为气是"方生之气，非既散之气"，②而理则是"万古只依旧，是永恒不变的。"③"气有聚散，而理无聚散。"④这样一来，气就成为相对的、暂时的，而理则是绝对的、永恒的，理与气统一的命题就无法成立了。 薛瑄思想的矛盾主要来自他一方面批评朱熹的理本体论，而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朱熹的"理乘气"论。他有一段常为后人提到的日光与飞鸟的比喻，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可见。⑤由此可见，薛瑄所说的理气不可分离，原是为了说明"理乘气"而已。 既然理与气的性质不同，那么它们只能是"二物"，它们之间也就必然有"缝隙"。后世的罗钦顺和黄宗羲都曾指出过薛瑄在理气关系上的矛盾。薛瑄虽然作了许多烦琐的论证，但是最终也无法弥合朱熹关于理气关系的理论漏洞。 由于薛瑄还是沿着朱熹以理为绝对天道观的思路进行探讨，因此尽管他讲了许多理气相即、无有缝隙的话，但是在理论观点上仍然无法再前进一步，导出新的结论。明、清学人称他谨守"朱学矩殹"、"开明代道学之基"，是不无道理的。客肇祖先生也认为薛瑄的思想"拘守迂腐"，①其人"不敢自立己说，甘作古人言语及古人思想的奴隶"。②不过，我们应当承认，薛瑄在论述理气关系时，通过对"有形"与"无迹"、"可见"与"不可见"、"有"与"无"等范畴的解释，提出了一些具有辩证因素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论述的还不充分，但在思想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2）薛瑄的心性论薛瑄讲理气，目的在于论证"一个性字"。他认为，从上来说，性是天地的本质，从下来说，性是伦理纲常的核心。根据这个前提，薛瑄提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的目的在于"复性"。明、清时代的学者因此称他的理学是 ① 《读书录》卷九。 ② 《读书续录》卷七。 ③ 《读书续录》卷十一。 ④ 《读书录》卷四。 ⑤ 《读书录》卷四。 ① 《明代思想史》，第18 页。 ② 《明代思想史》，第17 页。 "以性为宗"、"复性为要"。 从学说思想上讲，在心性问题上，薛瑄基本上没有越出朱熹思想的范围。除了个人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个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的本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它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改造或发展朱熹哲学也就非常困难。 关于心性问题，薛瑄是先验道德本体论者。他根据朱熹的"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的思想，把性理解为天所赋予人之理。他认为，性就是众理的总名，就是太极，无物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万理之名虽多，不过一性。性之一言，足以该众理。"③在薛瑄看来，性不是单独的存在的，而是本于天地、本于自然的。他在《读＜西铭＞笔录》中这样说道："此一性字，皆自'天地之帅吾其性'之性来，。。窃以为性之一字贯之如此"。①他认为张载的话是说性本于天地，也就是本于天道、天命，"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②"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③"性本于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赋人物者也"。④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薛瑄这样一个思路：从泛性论（也可称泛理论）的前提出发，"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⑤进而导出人性天赋的结论，并使之具有了天道自然的意义。 在论证心性具有天道自然的意义之后，薛瑄便进一步指出心性的社会伦理纲常的意义。只有如此，才能最后达到"复性为要"的目的。 薛瑄认为，仁义礼智就是性，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为性。"只是一个性字，分而为仁、义、礼、智、信，散而为万善"，⑥"仁、义、礼、智即是性"⑦他把道、德、诚、命、忠、恕等等理学范畴，统统归之于性，以性为万理之统宗，他说："道只是循此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得于心"，"诚即是性之真实无妄"，"忠即是性于心"，"恕即推是性于人"，等等，"虽有万殊，其实不过一性。"⑧他认为，"元亨利贞，仁义理智，只八个字包括尽天地万物之理，其旨深矣。"⑨这样一来，薛瑄就把社会的伦理道德变为天地万物和人所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他用本体论的方法来论证人性，表面上从自然界出发，然而实际上却把社会的道德原则普遍化、绝对化了。同前期理学家一样，在人性论问题上，薛瑄仍然无法划清人的社会本质与自然本质的界限。 无论薛瑄论证心性的自然意义，还是探讨心性的社会内涵，目的都在于"复性"。"为学只要知性复性而已，朱子所谓'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③ 《读书录》卷二。 ① 《读书续录》卷五。 ② 《读书录》卷八。 ③ 《读书录》卷二。 ④ 《读书录》卷二。 ⑤ 《读书录》卷二。 ⑥ 《读书录》卷八。 ⑦ 《读书录》卷五。 ⑧ 《读书续录》卷五。 ⑨ 《读书续录》，卷三。 ①所谓"复性"，就是要通过道德修养，复返到湛然纯善的本体之性。之所以要"复性"，是因为人的气质之性有为善为恶的两种可能性。他认为，性有已发、未发之分，其善或不善，它们都是在遇物将动未动的瞬间产生的。这种可善可恶的瞬间称之为"几"。"感物而动之初，则有善有不善，周子（惇颐）所谓'几'也"。②正因为善或不善是在瞬间产生的，所以，人们就应该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以革去在这个当间萌发的不善意念。 薛瑄主张"复性"应在人伦日用中去求，不能象佛教那样"举人伦而外之"③他认为在日常的应接酬酢中就可不断矫正偏向，改变不善的气质之性，达到"复性"的目的。"轻，当矫之以重；急，当矫之以缓；褊，当矫之以宽；躁，当矫之以静；暴，当矫之以和；粗，当矫之以细。察其褊者而悉矫之，久之则气质变矣。"④他自称"余性偏于急且易怒，因极力变化。"⑤如何矫偏，薛瑄认为要采取下学上达、内外兼修、格物致知的方法和功夫。这既包括身心修养，又包括精神上所当求的趣向。 在心性问题上，薛瑄通过对心性的解释以及对其意义的探讨，完成了"以性为宗"到"复性为要"的过程。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力图在某些方面为朱学补苴圆融，并试图对理学心性论做一次概括。然而，从总体上看，他还是谨守"朱学矩殹"的，没有超出朱学的范围。这也反映出，朱学在明代虽然成为官学，但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和发展，相反，倒被弄得褊狭"无华"了。正象黄宗羲所评论的那样，"河东之学，悃愊无华"①"河东学派"是薛瑄及其学传的总称。刘宗周也认为："薛文清多困于流俗"，"阅先生《读书录》，多兢兢检点言行间，所谓学贵践履，意盖如此。"②黄宗羲、刘宗周的评论，固然带有他们自己的偏见，但从以上列举的薛瑄的思想观点来看，他们的评论不是全无道理的。 与薛瑄相比，同时代的吴与弼则显得思想有些新意，明代中期兴起的心学与他的思想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侯外庐等人编写的《宋明理学史》称吴与弼"其学遂衍为王学的'发端'。"蒙培元在《理学的演变》中也认为吴与弼开了"明朝心学一派之先河"。陈来则从一个独到的思想角度指出，吴与弼所重在人品境界，而不在学问道理，这与王阳明以太虚譬心体无善无恶，以循理求宁静，意义相同，特别是他所强调的"身心须有安处"确是"理学从理性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一个发端。"③2。吴与弼的理学思想吴与弼（1391-1469 年），江西崇仁人，号康斋，字子傅，与薛瑄同时，号称南北两大儒。初习诗、赋、经制，后见到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羡慕"圣贤之学"，遂放弃举业，专以四书、五经和程、朱语录为学。一生中，除在朝廷任左春坊左谕德两月外，不曾作官，家居讲学。虽生活清贫，躬耕 ① 《读书续录》卷二。 ② 《读书录》卷五。 ③ 《读书录》卷一。 ④ 《读书录》卷三。 ⑤ 《读书录》卷三。 ① 《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序》。 ② 《明儒学案·师说》。 ③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9 页。 自食，但于理学笃志不改。他很崇拜朱熹，晚年专程去福建谒朱子墓，《日录》中还记载着他常常梦见朱熹一类的话。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他讲学授徒，多以禅语机锋的启发方式，促其自悟。 吴与弼的学生有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陈献章、周文、杨杰等。其弟子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①明中期的王阳明即从娄谅和陈白沙学生湛甘泉问学。 吴与弼主张"刻苦自立"，只求心得，"不事著述"，所以他的著作不多，仅有日常"学子所得"的《日录》一卷，体裁近似于语录，虽不系统，但比较集中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现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十二卷。清康熙年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 吴与弼是明代心学的发端者。他认为朱熹等人的著述太多，流于"支离"。他本人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宋末以来笺注之繁，率皆支离之说，眩目惑心，非徒无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轻于著述。"②这是开启心学的一个明显标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吴与弼列为卷首，并认为吴与弼虽然"一禀宋人成说"，但心学家陈献章出其门下，其后又有王阳明，心学大盛，"吁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③吴与弼开心学之端，经陈献章而到王阳明，蔚为大流。黄宗羲正确指出了吴与弼在理学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1）吴与弼的心体说吴与弼哲学上的主要特点是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朱熹将人心分为体用两个方面，而吴与弼则把人心直接提高到本体的地位，提出"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诗·道中作》，《吴康斋先生集》卷六）的心学思想。他认为人心可以吞并整个宇宙，宇宙就在我心之内。他在《浣斋记》中说：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然气禀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功，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不化于物哉？。。于是退而求诸日用之间，从事乎主一无适，及整齐严肃之规，与夫利斧之喻，而日孜孜焉，廉隅辨而器宇宁，然后知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与弼首先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表明心在天地间的根本作用是"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然后才谈"洗心"或"磨镜"的功夫。在吴与弼看来，这个心本来是"莹彻昭融"，完满自足的，即他曾说过的"吾心固有"，本具一切。在这个前提下，他进一步提出了物我浑然一体的思想。 他曾作诗说："物外元无我，闲中别有天。临流时抱膝，此意向谁言！"②这里的意思是说，物我原是一体，没有分别。所谓"闲中别有天"的天，并不是自然之天，而是静养我心中之天。既然是以心为天，那么就只能体会，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康斋文集》提要。 ② 娄谅：《康斋先生行状》。 ③ 《明儒学案》卷一。 ① 《康斋集》卷十。 ② 《吴康斋先生集》卷七《诗·临流瞑目坐》。 不能言说。他还曾借咏兰抒发万物皆吾一体的思想："群经酿郁德惟馨，内重由来外自轻。轩即是兰兰即我，人谁不仰国香清。"①吴与弼认为，所谓物我一体，不是从形体上说万物与我无别；而是说物我浑然一体，物者我之物，我是真正的主体，心为体，物为用。 吴与弼的物我一体的思想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境界。他认为，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因此"万物生意最好观"，"观百卉生意可爱"，②就不单纯是说自然界万物生长的生机勃勃的状态，而主要是指那种体验到物我融为一体时的精神感受。在这种精神境界中，就能够做到"虽万变之风云，而应之各有定理。"③道理既在万物，又在此心，但心是体，万物之理不离吾心，因此不论风云万变，皆可应之有定。万物之理要靠人心去体悟，万物之价值要靠人心去识得，在这个意义上，心就是万物的根本。吴与弼说："无极之妙，充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然事几万态，太和难保，不有精鉴以为权度，难乎免于流俗架空之患矣。甚则差之毫厘，谬将千里，安求其人心不死而天理常存也耶？"④"无极之妙"就是理本体，但理就在吾心。这是因为事物的万端变化，须有一个"权度"者，有吾心之"精鉴"才能识得理的存在，理才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就在吾心。有了"精鉴"之吾心，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这就是所谓"人心不死，天理常存"。通过这样的论述，吴与弼把本体之心与理合而为一。虽然他没有否定客观本体的存在，但已经把心体说成权度万物的标准而不生不死，从而变成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 在吴与弼看来，心体本是"莹彻昭融"的，如明镜一般，理具于中而为万事根本。然而由于气禀之拘，物欲之蔽，如明镜染上尘埃，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就要通过刻苦奋励的"浣洗"功夫，去其尘垢，这叫做"洗心"或"磨镜"。他曾赋诗："十年磨一镜，渐觉尘境退"。①这与佛教禅宗"拂拭"明镜的说法并无两样。佛教提倡"明心见性"，吴与弼提出要明吾"真心"，见吾"真性"，二者非常相似。他所说的"磨镜"、"洗心"就是要扫除邪思、物欲之心，这样"真心"可明，"真性"可见。 如何达到"洗心"见"真性"的目的，吴与弼认为应进行向内的敬内功夫与日常的集义功夫。经过这样两个方面的"浣洗"，心就可以"莹彻昭融"，达到显现本心的目的。 由于吴与弼与朱熹对心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在人性的修养功夫上也见解相异。朱熹论心，一般是指理与气相合而有的心，这个心包括体用两个方面，它与理、性、情之间有着不同涵义的联系。朱熹说心是"主宰"，是指心在"发用"时，有"知觉"、"思虑"、"灵处"的能力。如他在答张钦夫信中说："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此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以一身也。"②他在《语类》卷十八中也讲过，所谓心之知，能"六合之大，莫不在此。这个神明不测，至虚至灵"，等等。正因为心是能知能觉，所以在修 ① 《吴康斋先生集》卷十二，《诗·兰轩》② 《吴康斋先生集》卷一，《日录》。 ③ 《吴康斋先生集》，卷一，《日录》。 ④ 《吴康斋先生集》，卷三，《省庵记》。 ① 《康斋集》卷十。 ② 《文集》卷二十四。 养方法上，朱熹主张要有身外的"格物穷理"的功夫，通过有"知觉"之心，加以"思虑营为"而上达天理。这个时候的心，才可以达到"莹彻昭融"的目的。吴与弼与朱熹不同，他不太讲求身外的"格物穷理"，而主张对心径直进行"浣洗"或"磨镜"。这与陆九渊的"只自完养"说接近。吴与弼虽然也强调"体认"朱熹的"涵养性情"、"涵养本原"之说，但已非朱熹原意，而是陆学的"涵养本心"了。 由于吴与弼很注重向内径求，"反求吾心"，因此在谈到修道功夫时，就非常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这些成为其理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其后，他的学生陈献章、胡居仁正是从这里衍变而为王阳明心学的"发端"。 （2）吴与弼的理学思想与王守仁心学的关系吴与弼理学向内求心的倾向，到他的弟子陈献章时更为明显，以至成为心学的先声。清四库馆臣对于吴与弼之学的传衍情况曾有一段很简明的介绍：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尽没也。①清人称陈献章的"白沙之宗"与胡居仁的"余干之学"都得自吴与弼所传，这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就吴与弼学传与王学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从《康斋文集》中我们可看到，陈献章是吴与弼两大弟子之一，且师生情谊很深。与弼卒后，陈献章为之刊布遗集。从学说思想的关系上看，陈献章接受了吴与弼为学须求"静中意思"、从"静中思绎其理"的观点，进而提出"为学须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的思想，并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加贴切。在求道的方法上，陈献章也继承了吴与弼"刻苦自立"的主张，采取"静坐得之"，重心内自思自悟的功夫。当然，陈献章与吴与弼的观点也有所不同，那就是陈献章把吴与弼的"静观"，朝着内心冥悟方面推得更远，以至于有"通禅"之嫌。这实质上是吴与弼理学向心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环节。陈献章的"白沙之学"又经过他的学生湛若水而与王阳明心学相接轨。 因此，从明代中期的心学的源流来说，"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①由陈献章理学到王阳明心学这一学说上的启发关系，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承认，这是非常清楚的。 吴与弼理学对心学的影响，还通过他的另一大弟子胡居仁的"余干之学"体现出来。所谓"余干之学"，是指胡居仁、娄谅、罗伦等人会聚于江西余干所形成的学派。他们遵行吴与弼的"静观"、"静中涵养"的方法，刻苦奋励，笃志不改。被清人称为"得其笃志力行"。就他们的主要学说思想来看，与陈献章并无实质性区别。他们与陈献章一样，都本于吴与弼的所谓"静中意思"、"静中思绎其理"，都是向内求心。在方法上，他们也有禅悟的色彩。对于这一点，胡居仁自己毫不讳言："与吾道相似者莫如禅学"，不过与禅学"所见不同"。②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康斋集》提要。 ①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 ② 《明史》本传。 "余干之学"的另一重要人物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他把吴与弼的"洗心"、"涵养此心"解释为"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叻为居教要旨。"③王阳明曾登门向他问学，师生之间"深相契也"。就"余干之学"来说，也对王阳明的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姚江（阳明）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④。 由以上可看出，吴与弼开创了"崇仁之学"，其传人又分为陈献章的"白沙"一派和胡居仁、娄谅的"余干"一派，虽各有其特点，但都是传承和发挥吴与弼思想的。这两派又分别影响和"启明"了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当然，心学的出现还有别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忽略吴与弼及其学传的影响和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作为心学的开端；清道光年间的学者莫晋也认为："以大宗属姚江，而以崇仁为启明，以蕺山（刘宗周）为后劲。"①这两位学者大致勾勒出了明代心学的传承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对王阳明有影响的"崇仁之学"既不是本来面目的朱学，也不是陆学，而是"兼采朱陆之长"的理学。从元代的朱陆合流，到明初吴与弼的"兼采朱陆"，直到明中期王阳明"范围朱学而进退之"，这清楚地表明了一条自南宋末期朱、陆去世以后，朱、陆之学会同的思想脉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心学的产生并不是从明中期跨越将近三百年"直承"南宋陆学，而是受到与他那个时代距离较近的思想家的启发和影响；心学的产生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关。 明代初期的朱学有薛瑄的"河东之学"及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两家之学旨趣不同，前途亦不同。吴与弼的"崇仁之学"成为心学的"启明"与"发端"；而薛瑄的"河东之学"到后来则暗然无闻。这表明朱学到了明中期的心学出现以前，已处于枯竭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形的思想体系--心学才得以抬头并蔚为大观。 ③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本传》。 ④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本传》 ① 《明儒学案序》。 三、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明代中期，朱学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及王学的广泛传播。前面已经说过，王阳明心学的产生不是异军突起的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有一个思想前奏的。此前的陈献章的江门心学及其弟子湛若水的心学思想都对王阳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明前期理学向明中期心学转变的重要环节。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两位学者的思想观点。 （一）陈献章的心学思想陈献章（1428-1500 年）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所以明、清学者称其学说为江门之学。陈献章的诗文，后人辑为《白沙子》。陈献章曾先后三次参加会试，都未考取，从而促成了他逐渐走向潜心学术的道路。 陈献章二十七岁时（景泰五年，1454 年）师事当时著名的江西学者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数年不出户外，于此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转机，由读书穷理而转向求之本心，并提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的修养方法，开始显示出异于朱学的心学思想。 从陈献章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出他在理学向心学转变过程中的地位。 在跟随吴与弼学习时，他受到吴与弼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发出这样的感叹："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支离者泆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①所谓"迷途未远"，就是吴与弼所说的"圣贤可学"；所谓"旧没支离"，就是吴与弼所批评的宋以来之学，实际上就是程朱理学。他主张应把这种"支离"之学洗荡干净的。的确，明代初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朱学成为神圣不可易改的官学，学者士人大都只能以程、朱为极致，谨守其矩矱。如前面谈到的明初著名学者薛瑄就认为："《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②可见，在明初朱学独尊的情况下，认为道理已被朱熹说尽，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这种停滞的观念是朱学极盛而生出的一种流弊，他使朱学丧失了进一步发展更新的动力。当时的朱学把人们引上了读书考证、文字训诂的繁琐道路，使学术思想陷入沉闷。正是这种局面引起陈献章等人的不满，也造成陈献章转向心学的契机。"嘉定以后，徒资文义讲学于经传，鳞次栉比，在当时号为精密，在今日犹未免踈漏，况于作圣真源相去益远。故双峰之饶，北溪之陈，为吴草庐之所不取。然则，先生之道，其足以继往开来，功亦钜矣。"③明朝中后期，心学盛行，与陈献章一反当时沉闷的学术思想局面有着密切的联系，陈献章转向心学具有继往开来之功。陈献章在三十八岁时（成化二年，1466 年）曾重游太学，受到京师名士们的极高推重，被誉为"真儒复出"。晚年期间，他的思想风貌又有所变化。他不仅静坐室中，更逍遥于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①领略山水风光，养浩然自得之性。此期间，他的心学思想体系也已完成，其规模较前期更为开阔。他不仅提出"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还标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 观陈献章一生，他在政治上极为平凡，而在学术上却不同凡响。他的学说的出现，既标明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预示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成熟过程有个简略的叙述：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 ① 《龙冈书院记》，《白沙子全集》卷一。 ② 《读书录》卷一。 ③ 黄士俊：《重刻陈白沙先生集序》。 ① 张诩：《白沙先生墓表》。 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渚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②陈献章的自述表明这样两点，一是与宋、元以来的理学家一样，仍以"作圣"即完成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为目的；二是为学方法却与朱子理学异趣，而与沉寂无闻的陆九渊心学同旨。从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异趣。 1。"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本体论陈献章在他的心学思想最后形成时，提出了"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这个思想的提出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二十七岁时，陈献章曾就学于服膺朱熹的吴与弼。虽然他自称从吴与弼处所学收获甚微，"未知入处"，但受其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就其对宇宙整体的看法来说，最初他与程朱理学一样，也认为"气"为宇宙构成的基本因素。他说：天地间，一气也而已，诎信相感，其变无穷。①元气之在天地，犹其在人之身，盛则耳目聪明，四体常春；其在天地，则庶物成亨，太和絪缊。②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闽浙今洛阳，吾邦亦鲁邹。③把"元气"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认为它的变化是古今迁改的原因，这正是宋代理学家根据《周易》而形成的普遍的宇宙生成观。 尽管陈献章认为"元气塞天地"，"气"是天地万物构成的基本要素，但他又与宋代理学家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在"气"与"道"（"理"）的关系上，"道"是根本的，"道为天地之本"。这是他的心学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他说：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①"道"与"气"（天地）相比，"道为天地之本"，这与朱熹将"理" 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极为相似。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②然而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把"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某种绝对存在，而是认为道得之一身之微，心即是道；理具于人心，心即是理。人心与天地之心无二。他说：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② 《白沙子》卷二，《复赵提学》。以下凡引《白沙子》只注卷数、篇名。 ① 卷一，《云潭记》。 ② 卷四，《祭先师康斋墓文》。 ③ 卷五，《五日雨霰》。 ①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 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天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天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以增损于我矣。"③在陈献章看来，道是天地之本，它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故道大而天地小。然而道虽至大，却得之于一心之征。故天地有终始，而吾之道无所增损。吾之道无所增损，即吾之心无所增损。"天地不我逃"，天下之物尽在我心中。他从心与道为一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万物在我的心本体论的思想。 根据心本体论的思想，陈献章将他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为有此"心"方有此理，有此"诚"方有此物。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④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①陈献章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万物之富，一诚所为"的观点与陆九渊"心即理"②"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③的观点遥遥相接，使他的心学思想明确地凸现出来。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献章的心学思想的形成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环节：开始认为"元气塞天地"；在"气"与"道"（理）的关键问题上，以"道为天地之本"；然后将道与心为一；最后得出心即是道，心具万理、万物的思想结论。终于形成他自己的系统的心学思想。 关于心学思想，陆九渊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④来概括，而陈献章则用"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来表达。他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⑤陈献章与陆九渊一样，都是以"宇宙"为思考背景，通过主观扩充，来确认心是万事万物创造者的本体地位的。陈献章曾作诗来表达他的心本体思想："六经尽在虚无里，万理都归感应中。若向此边参得透，始知吾学是中庸。"①他是用佛家的语言讲儒家思想。所谓虚无，是指心本体；所谓感应，是指"天人之际"，"内外之间"，即人心与外物的关系。总之，陈献章认为理离心不存，物离我不在。 既然心是天地万物、宇宙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心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陈献章的学生湛若水在解释他的思想时作了明确的表达。湛若水说，③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主视金玉》。 ④ 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① 卷一，《无后》。 ② 《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 ③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④ 《象山全集》卷二十二《杂说》。 ⑤ 卷三《与林郡博士》。 ① 卷十，《与湛泽民》。 先生之道即周程之道，也就是尧舜以来圣人相传之道，"道乌在？曰：道生于心。既曰人者天地之心，故上下四方之字，古今往来之宙，同一天地同一气也，同一心也。。。夫心也者天地之心，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②可见，陈献章所说的心之本体，也就是道心，是儒家所说的圣人相传的道心，其中包含着道德修养的伦理内容。在陈献章看来，这个道心有极大的主观扩充的能动作用。"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罗上下，贯彻始终，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③心作为本体，可以"穿纽"、"收拾"宇宙，可以无不"充塞"，如佛教所说的"无尽藏"，宇宙内万物都可以从这里产生。 陈献章根据"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本体思想，又提出"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或为学宗旨。他说："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为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①陈献章所说的"自然"，一是指万事万物朴素的、无着任何外力痕迹的、本然的存在状态；更主要的是指"勿助勿忘"、"鸢飞鱼跃"的心体的自然状态。他曾以诗为例说明了这种自然状态："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其间体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觉好。"②他又把这种自然状态称之为"浩然自得"。他说："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诎信予夺之间哉？"③更进一步说，陈献章所说的"以自然为宗"实质上是一种物我两忘、生死消失、超社会功利的，即无任何负累的、本然的绝对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 陈献章"以自然为宗"，其修养目标是企图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中超脱出来，但它不是一种道德境界，而是一种泯除生死得失界限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来自"反求诸心"、"存心养性"的心理修炼，是充分扩充主观自我的结果。 由于陈献章过于强调"以自然为宗"，从而既违反了他自己"作圣"的初衷，也有违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宗旨。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志向：优游自足无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④鉴于陈献章这种为学志向，他的同窗胡居仁、后学夏尚朴评论他"白沙之学近禅"⑤就不是毫无根据的。 2。"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② 卷末《粤秀山白沙书院记》。 ③ 卷三《与林郡博》。 ① 卷二《遗言湛民泽》。 ② 卷二《与张廷实主事》。 ③ 卷一《李文溪文集》序。 ④ 卷一《送李世卿还嘉鱼序》。 ⑤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二》；卷四《崇仁学案四》。 陈献章以"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为心学的本体论，又"以自然为宗"为修养的宗旨或目标，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陈献章提出了"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把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起来，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朱熹的"即物穷理"的方法。一切求诸于心是他由理学转为心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献章对于"反求诸心"的心学方法作了简要的概述：为学当求诸心，心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①所谓"心学法门"也就是心学方法。陈献章认为，"得此把柄"，则宇宙在我。"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②只要反求诸身，就能去其驳杂支离之病，收到简易直接的效果。从陈献章对自己的"心学法门"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意思。 首先，他认为反求诸心的目的是存得"虚明静一"之心，即存得本心之心，这是大本。大本立则可达到"以自然为宗"的精神境界，可以作造化之主。至于读书穷理，则是为了印证吾心中之理，使之有所"契合"；如果大本不立，读书讲论则只能是依附他人之见，陷入自欺之弊。在陈献章之前的有些学者也曾提出读书讲论过多会使人陷入支离，妨碍存养德性。如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许衡、吴澄等人提出"也须焚书一遭"；郑玉则直接了当地认为"无书可也"。陈献章很赞成前人的观点，他认为许衡焚书之说，"盖有不得已焉。"在他看来，如果只徒诵六经之言而不反求诸心，就会"玩物丧志"。①当然，陈献章主张"为学当求诸心！"并不是反对读书，其实他不否认"学以变化习气，求至乎圣人而后已。"②作为陈献章提倡的心学方法来说，只是要"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他认为："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③陈献章的"以我观书"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的涵义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以主体之心为参照，在确立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去读书。在陈献章看来，读书在于明了其精神实质，使六经与我心相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④"读书不为章句傅，千卷万卷皆糟粕。"⑤其次，陈献章在如何涵养以立大本的问题上，提出了"主静"的观点。 心是天地之大本，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生于一心，为摆脱万事万物的负累，识得"心"之本体，是绝对必要的。但陈献章所说的心，不仅是指一种可感觉的、具体的生理实体，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无法通过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来把握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它只能通过非逻辑的、内省的方法来体悟。这种内省方法是有其心理学根据的，也是人们认识活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① 卷四《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 ② 卷六《示黄昊》。 ① 卷一，《道学传序》。 ② 卷一，《古蒙州学记》。 ③ 卷一，《古蒙州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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