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史-7

⑩　高守枢：《守郧纪略》。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在军队内部，李自成推行一种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据查继佐记述，李自成农民军"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②。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在组织上的反映。这种制度，在战时有利于保持农民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明末农民军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均田免粮"，还是"平买平卖"，都是针对明末社会弊端采取的有力措施。特别是农民军社会经济政策中体现出来的平均思想，是唐宋以来农民革命中"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了灾难深重的农民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触及到了社会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总根源，并成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翻明王朝的有力思想武器。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徐一元传》。　　六、结语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明代270　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而头绪繁多。在这样一本小册子里，全面展开，详细描述，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全史》的宗旨与操作规程。同时，注意突出重点而又不致于有重大的遗漏；充分吸收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由于我们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　，对不少问题未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的。幸喜目前有关明代经济史的著作已经出版不少，可供读者选择、参考和比较。◆◆◆《中国全史》　073/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明代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述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　年）到弘光元年（1645　年）共277年的军事史。但它上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下延到南明各小朝廷。　　明朝面对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设置了庞大的军事机器，皇帝首先要保证它确凿无误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要它尽量地强大有力。在制度上，明朝对前朝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它的独创。明朝的兴衰与军事制度、军事力量的兴衰密切联系。明朝末年，军力削弱，军制败坏，终于导致了灭亡。　　明朝产生了许多卓越的军事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例，丰富了古代军事史的宝库。明代也对历代和本朝的军事思想做出了总结，使中国古代的兵法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明朝在与外国交往和作战中，学习了一些新的武器制造法和战法。这在以往各朝是少有的。　　一、明代军事概述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功定天下，攻城略地，安内开边，从他投身红巾军直到辞世，几乎一直没离开过战争，是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不论是战略战术还是在军事组织上，朱元璋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起义初，朱元璋借助了大宋政权的名号，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红巾军各部与元朝作战消耗之后，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与群雄争夺天下的重要力量。他用陶安之议夺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又用朱升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他寓兵于农，着重于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次第翦除群雄，然后与元朝一决胜负。朱元璋命将北伐，大都（今北京）不战而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的辉煌战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退处漠北的蒙古势力北元，以及西北的扩廓帖木儿、东北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等各支兵马。朱元璋对这些故元势力一方面采取了怀柔政策，争取他们和平归顺，另一方面则用武力征剿。洪武五年（1372　年）朱元璋命徐达等分三路北征，结果因为轻敌而失败，造成伤亡数万的重大损失，朱元璋直到临终前一直以此战役为憾。朱元璋接受了教训，仍然把重点放在加强防守，加强军队的建设之上，同时对故元势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攻大同被徐达击溃；七年，又大败北元军；到洪武八年（1375　年）扩廓帖木儿死，西北的威胁被解除。洪武十四年（1381　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进攻云南，元梁王自杀，西南平定。洪武二十年（1387　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征纳哈出，东北平定。到此时，长城以南地区的不臣势力一概扫除了，朱元璋整60　岁。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命在晋王、燕王等人节制之下诸将出塞进攻北元，迫降元丞相咬住。这之后，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数十年的征战，锻炼出一批骁将。这些剽悍勇猛的将帅可以攻城略地，也可以威胁皇帝。朱元璋见大功已成，更重要的是见到诸子已陆续成年，已可带兵打仗镇守戍边，便将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铲除了。　　朱元璋想留给子孙一个安定的天下，不但没有诸将的威胁，又有诸王做屏藩，江山定可传之久远。不料，他所封的诸藩却导致了大乱。燕王朱棣以"靖难"号召争夺天下。燕王地处一隅，仅有三卫护军，无权控制王城以外的事，北平（今北京）九门都是官军，燕王朱棣竟能一举攻占九门，控制了北平，敢于与朝廷全盛之六军相对抗。朱棣是个军事天才，他最初的军事经验来自参加征讨北元的作战。朱棣先夺取了大宁，兼并了宁王的军队，进而与官军展开角逐。在经过两年多的征战之后，燕王所得有限，所控制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所得地旋得旋失，师老将疲，难于决胜。朱棣改变了战略，他置所得之地而不取，直指南京，结果势如破竹。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江，谷王等开南京金川门迎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　　朱棣是一位雄主，他不甘心守成，他想要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愿望。而对此提出挑战的仍是故元势力。朱棣即位之初，曾想与元主和好相处，但本雅失里等却同样有野心。于是朱棣便开始了空前的北征，以至"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最后竟死在北征回程中。　　明军北出塞外与蒙军作战，遇到了与内地作战不同的情况。朱棣先后在永乐八年（1410　年）打败了敢抗命的鞑靼首领阿鲁台，在永乐十二年又打败了瓦剌的首领把秃勃罗等，但在第三次出塞时却见不到敌人，朱棣不愿无功而还，便调头向东，击败了兀良哈。北征真正的胜利只有一次，第二次官方记载说是"杀伤相当"，第四、第五次北征则不遇敌而还。朱棣善于用兵，但五出漠北却不都是成功的战例。　　朱棣还命将平定了安南，并在安南建立了布政使司，但却因此使数万大军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经过近20　年的战争之后，明军被迫从安南撤离。这场战争不但是战场上的失败，而且是决策上的失误。　　朱棣死后，明军威力大不如前。宣宗曾想效法乃祖带兵亲征，但也只到了边墙附近的宽河，所谓胜利，夸饰之辞而已。　　明朝自洪武时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元朝的军事制度，在攻克集庆（今南京）后，就设立了行枢密院，又设置了各个翼统军元帅府。不久，朱元璋就撤销了行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大都督府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在撤销中书省的同时，大都督府也被改为五军都督府，兵权也随之分散。大都督府及后来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机关，其所统辖的，是各地方的都司、卫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各要害之处设立卫所，若干卫所上辖于都指挥使司，为一省之军事机构，各都司分别辖于不同的都督府。但大都督府后来仅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统帅机构，其权力渐渐被兵部取代。军务的管理，武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由兵部批准。只是各省各镇的总兵官、副总兵都由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和公、侯、伯充任。但是，他们只是在有重大军事活动时被授给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等印，带兵出征。军事活动一结束，便交还印信，所带兵马也各自回到卫所。各个都督府的都督、都督同知等官大多由公、侯、伯担任，偶尔也任用老将，都是带有荣誉性的职务。　　卫与所是明代兵制的一个创造。明朝最初的兵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的；二是归附，即归降的被征讨之兵；三是谪发，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军的。这些军丁一旦成为军人后，便不可随便改变身份，世代为军，称做军户。当兵成了军户的专职，兵士死后其家人后代则要有顶替，如若逃脱缺额，官府则要百般勾取。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其家属也随军人居住，每个军人都拥有一份土地，根据当地军事活动的多少，他们轮番战守或耕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寓兵于农，有曹魏时期的世兵制之遗意，但它的直接来源，应当是元朝的军户制。军户所种之田，称为军屯，军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然而由于明朝军额庞大（约270　余万人），军事活动频繁，民间仍需负担大量军饷，特别是战争时期，比如明成祖北征，转饷遍于天下。卫所分布于各地，所辖之地凡与府州县相同，这又与宋朝的屯驻军有类似之处。卫所军除了担任地方戍守外，还有轮番到京师操练的任务，称为班军番上。番上的班军，在京师编入三大营。所谓三大营，指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称为京营。三大营是作战时的编制，后因战事少，设武臣一人总理营政，称总督京营戎政，开设戎政府。　　但卫所京营制度到永乐末年已出现衰败迹象，军屯破坏，军士流失，京营也失掉战斗力。正统十四年（1449　年），明英宗带50　万京军亲征，在土木堡大败于也先之两万骑兵，迫使京营制度做出改变。于谦主持军务，从三大营中抽取胜兵组成团营加以训练，以使兵将相习，训练有素。成化年间（1465-1487　年），又曾增至12　团营。但自此之后，京营士兵常常被权贵抽调营建工役，操练几乎废而不行，到正德时（1506-1521　年），京营数量不足应用，而被占役如故，刘六刘七起义发生，不得不调边军入卫，称为外四家，而设立两官厅加以训练，京营制度又一变。这时，京营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况日益严重。永乐年间，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到武宗死时，京营原额当38　万，存者不及14　万，堪用者仅2　万余而已。世宗时，京营定额10.7万余人而仅存一半，后补充至14　万，但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二十九年（1550　年）俺答带兵南侵，兵部尚书驱军出城抵抗，军士都流涕不敢前，诸将也相顾变色，只能坐视蒙古骑兵饱掠而去。当时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取给，各级将领又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京军的另一弊端是用宦官监军，在各营中都有监军、坐营内臣。成化时，又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开创了禁旅专掌于宦官的先例。而武宗正德时，寘鐇造反，又由太监张永带京军前往讨伐，更加重了宦官的兵权。天启时，魏忠贤柄政，设立了内操制，又增设了监视宦官和把牌等小宦官。崇祯帝即位，一度撤销了军队中的宦官，但不久又恢复了，不仅京营监督而且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崇祯帝都命令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等衙门的宦官担任，至此京营完全由宦官统领了。这时内忧外患严重，用兵频繁。崇祯帝命京军出兵防剿，都用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仅享有优厚待遇，而且借重皇帝之势骄横跋扈，凌辱将士。而京营的将领又都是宦官的私人，根本不懂军事，京营的士兵，只在册籍上注名领饷，出操时则雇人代替，兵将互不相识，每日操练不过二三万人，不到天黑就散了。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军进攻居庸关，京军出御，听见炮声便溃散而归。李自成军进攻京城，守城的只有宦官内操的3000　人。北京于是陷落。　　由军户世袭的卫所制度，是纯自然经济的产物。随着吏治的败坏，军队地位的下降和军屯制的破坏，卫所制渐渐不能维持。明朝初年都指挥使司与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号封疆大吏，在朝廷上掌握大权的官员也不分文武，而武臣较文臣为重。但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职日益为世所轻。而且军职渐多冒滥充数之辈，在内受到兵部、兵科的限制，在外受到监军督抚的弹压，五军都督府成为空余的部门，弁帅都被视为走卒。身居总兵官之高位，但他们到兵部去领取敕书时都要行跪礼，偶尔作揖，就被斥为非礼。到了明末，卫所军士，即使是一个诸生也可加以役使。积轻积弱再加上隐占、虚冒等弊端，明朝就无可战之兵了。　　为应付卫所军户制败坏的局面，明朝采取了许多办法，一是招募民壮，二是发挥土兵的作用。募兵早在洪武时期就曾有过。建文帝为抗击靖难军，也曾经使用募兵，而大量地使用募兵则始于正统土木之变之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用兵频繁，募兵制被广泛采用。募兵制与卫所制最大的区别是兵源来自民间，军士不改变民户身份，由官府出钱招募，而军士当兵止及自身，并不世袭。这样，卫所兵称为军兵，募兵则称为民兵，募兵是明朝后期所依靠的主要兵力。士兵指在边境地区捡选民间精壮，保护田里之兵。那些在各地方因风俗特长不同而被征募之兵，则被称为乡兵。如浙江有义乌兵、处州兵、台州兵、宁海兵等，他们以善于使用狼筅、叉槊等武器而著名。戚继光曾经用他们演练鸳鸯阵而大破倭寇、守卫蓟门。此外还有川兵、辽兵等。这些兵同样在军籍。而不在军籍的乡兵在许多地方都有，如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习于使用短兵器，善长走山路。嵩县、卢氏、灵宝、永宁又多有矿兵，称为角脑，又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投石，可远达百步之外。福建漳州、泉州则有善于使用镖牌的乡兵，最长于水战。此外还有自备火炮、强弩、车仗的河东盐徒；广东的习于长牌斫刀的少数民族蜑家兵，延绥、固原善于骑射的土著，以及少林僧兵、西南土司兵、湖南广西的狼兵等等。　　但不论是卫所兵还是募兵，都不是战斗编制。作战时，须由卫所兵或募兵组成营制，称为营兵。营兵或随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镇戍一方，或随总督巡抚出兵征战。但后来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卫所军只承担屯田租税，已不再操练，而以务农为主了。营兵与卫所兵不同，已与将领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万历年间，又有家丁出现，家丁与将领的关系更为密切。家丁有招募者，有抽调于卫所者，也有将领的子弟。起初，家丁费用由将领自己负担，但后来家丁得到朝廷认可，改由官府颁给粮饷，但将领仍以私产供应家丁。家丁是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而去留调动，他们也是更能战斗的力量，为将领所倚重。将领以之为资本，可以夺战功，可以博官位。家丁的出现，使一般士兵受到忽视，反而削弱了其战斗力。但家丁往往能够战斗，将权因而得到提高，家丁是明末作战的重要力量。　　由于明朝用兵频繁，用兵规模大，所以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将领。明开国名将之外，中后期也不乏其人。抗击瓦剌的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倭寇的总兵官戚继光，抗击清军的熊廷弼、袁崇焕，镇压农民军的杨嗣昌以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他们在实战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艺术，丰富了中国战争史和军事思想的宝库。晚明多故，因而世风尚武，许多人喜谈兵事，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兵书。其中以戚继光的著作最为突出。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纪实》九卷、《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吸收了前人的成就，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是几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优秀军事理论著作。　　明朝又是与外界广泛联系的时代，海外的新式武器，通过东西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尤以火器最为突出，佛郎机炮、鸟嘴铳在晚明各种战争中广泛使用，影响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同时，由于西人东来，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之有所传入。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作战，便接受了荷兰降兵汉斯的建议，采用了汉斯在欧洲参战的经验。这样的例子虽然凤毛麟角，但毕竟有了开始。强大的军队曾是明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因素。明朝起于武功，兴于武功，也败于武功之不振。一部明代军事史，也是一部明朝的兴衰史。　　二、南征北讨--洪武永乐全盛时期（一）建国与统一的战争元至正十五年（1355　年）六月初一日，正待挥师渡江的朱元璋迈出了开创帝王基业的第一步。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此时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长江岸边，踌躇满志。三年前，还在皇觉寺里当和尚的朱元璋眼见农民起义军蜂起，元朝大厦将倾，连赖以栖身的皇觉寺也被乱军烧个精光，走投无路，遂投奔到占据濠州的义军郭子兴门下。先是当了两个月步卒，很快被郭子兴选做乘龙快婿，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从此扶摇直上，升为亲军九夫长，从一个有姓无名的穷和尚变成了"朱公子"，取了官名元璋，字国瑞。经过三年的经营，朱元璋已收得3　万人马，并逐渐从郭子兴的羽翼下摆脱出来，相继攻取了定远滁州（安徽滁县）、和州（安徽和县），网罗了李善长、冯国用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受其游说，不再以一个农民的眼光构筑自己的理想了。李善长、冯国用等也对朱元璋以汉高祖刘邦相期许。至正十五年春季的和州，正值春荒，大军缺粮，朱元璋尤为不堪忍受的是郭子兴的猜忌与裁抑，而濠州城中共同起事的几位将领，也与郭子兴积怨很深，朱元璋在夹缝中生存，更觉艰难。遥望江对岸的渔米之乡，顿生壮士豪情，决心渡江闯天下。正苦于无船，巢湖水军廖永忠率部归附，于是舟楫齐备，指日待发。　　六月初一日，朱元璋传令诸将："采石大镇，不易攻取。牛渚前临大江，难以备御，攻之必克"。大军乘风扬帆，舳舻齐发，顷刻间攻抵牛渚，一鼓而下，乘胜逼采石。朱元璋刚收得的猛将常遇春飞舸战巨舰，鼓勇先登，众军随后，元军披靡。重镇太平已志在必得。但众将士在江北饱受天灾人祸之苦，一见江南之富庶，亟欲抢掠而归，朱元璋见众人不思进取，即与大将徐达等谋议："今举兵渡江，幸而全胜，即当乘势取太平，攻集庆。退回和州，再举必难，江东必不复为我所有。"遂召集众将，阵前砍断船缆，将船推到江心，任其顺流漂去。诸军大惊，朱元璋大声动员道："太平殷富，子女玉帛，无所不有，取此一州，财物任你们取用，即可还乡。"大军饱餐一顿，士气倍增，直抵太平。守将弃城而逃，城中名士陶安等率父老郊迎。大军入城，刚想动手大掠，只见通衢要道，处处张贴朱元璋已事先写好的戒谕榜。诸军见状，缩手不前。一士卒违令进入民家，立即被斩首示众。陶安等见朱元璋这样重视军纪，大喜，称"吾辈今有主矣"，因此献计："今四海鼎沸，豪杰并起，但大都胸无大志，只贪图子女玉帛。明公入城，军纪严明，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大喜，问计："我欲取金陵，如何？"陶安答："金陵帝王之都，龙蹯虎踞，限以长江之险，据而有之，出兵四方，何向不克。"（《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大计既定，乃在太平设立政权，安营扎寨，做长远打算。先是击退了元将陈埜先、康茂才部的水陆夹攻。七月、九月，两次派兵攻集庆（今南京），均失利，军中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任命的主将郭天叙、张天叙战死。朱元璋实际上接管了郭子兴的部队。这时，元将蛮子海牙的水军在采石江上活动，截断太平与和州的联系。将士们的家眷近在和州，人心不安，常遇春以火攻破蛮子海牙连舰，打通了太平与和州的联系之路。　　至正十六年（1356　年）三月初一日，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先是攻破了陈埜先之子陈兆先之营，不少军士归降，许多人心怀疑虑，朱元璋便从降军中挑选500　人作侍卫，陪侍自己就寝，为示信任，只留文官冯国用一人侍卧榻旁，解甲安寝达旦。降军人人感悦。次日再战，500　将士奋勇先登，大破城外元军，元军主将福寿战死，城破，康茂才率众归降。朱元璋尽得城中军民50　余万人。　　一入集庆，朱元璋即贴出安民告示："元朝失政，生民涂炭，百姓可各安其业。愿从我建功立业者，我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除去。"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相应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附属机构，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权。　　南京"前据大江，南连重镇，凭高据深，形势独胜"。东吴以来，立国东南者，均以此为都。六朝以来，东南为财赋之区，南京又居东南形胜，朱元璋得此，确实棋高一着。　　朱元璋的江南政权此时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元军更是近在眼前。应天的东大门镇江有元将定定镇守，南大门宁国和广德则为元将别不华、杨仲英等把守。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池州为徐寿辉、陈友谅部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常州。形势局促。朱元璋为确保应天的安全，制订了一个各个击破的战略。　　首先，打通镇江，敞开大门，主动进攻。夺取应天后月余，徐达奉命攻下镇江，定定战死。接着，邓愈克广德。第二年二月，耿炳文从广德取长兴。三月，徐达第二次攻取常州。四月，朱元璋自率兵攻宁国，逼降朱亮祖，得兵7　万余。六月，赵继祖克江阴。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十二月，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朱元璋又亲自出马，石抹宜孙降。改为宁越府。半年后，朱元璋才回到应天。朱元璋用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次第收取了浙东诸郡。这一系列的胜利，使朱元璋的辖区扩大到江浙西部，元朝势力被赶出这一地区，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张士诚势力的东向发展。　　此后，朱元璋把注意力转向陈友谅。朱元璋及其谋士们认为，陈友谅兵强马壮，野心很大，对江南政权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张士诚坐守富足之乡，酣歌醉舞，胸无大志，只是个"守土虏"而已。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主动发起了对朱元璋的攻势。吴汉之争，进行了4　年，主战场在龙兴（明改称洪都，今南昌）。　　陈友谅渔民出身，加入蕲黄红巾军，积功为领兵元帅，杀天完政权的倪文俊、徐寿辉，自称皇帝，势力达湖广、江西及川蜀地区。陈友谅野心很大，对朱元璋这个强邻深有戒心，他主动向朱元璋辖区发起进攻，攻下太平、采石矶，逼近建康，并派人约张士诚联合出兵，夹击朱元璋。这是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建立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强敌，将士们显然准备不足，城里一派混乱。将士们或议降，或议走，朱元璋问新收的谋士刘基该如何定夺。刘基言议走议降的诸将都该问斩，后发亦可制胜。朱元璋听罢，信心大增，主动出击，一方面派军队袭击广信，牵制陈友谅的后方，一方面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旧谊，诈为内应，在城外设下埋伏，陈友谅率众而来，伏兵四起，陈友谅丢了2　万将士及巨舰、战舸数百只。朱元璋大军乘胜收复太平，夺下安庆，扼守长江要塞。朱、陈首次大规模交锋以陈友谅失败告终。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双方爆发了鄱阳湖大战，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这年三月，朱元璋受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刘福通之邀，亲自率军去解安丰之围。此时龙凤政权的国都正处于张士诚大将吕珍的强攻之下，危在旦夕。刘基坚决反对这次鲁莽的救援行动，他担心陈友谅会偷袭空虚的应天府。陈友谅果然抓住了战机，但他却犯了战术上的致命错误，倾国而来的60　万大军，愚蠢地围攻朱文正、邓愈镇守的洪都（江西南昌县），相持85　日。多年以后，朱元璋回想此事，深服刘基，以为陈友谅若进攻应天，帝业定然从此夭折。七月，朱元璋率军救洪都。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觜，遏陈友谅归路。调信州兵守武阳渡，成包围之势。逼陈军于鄱阳湖决战。七月二十日开始的湖中大战持续了一个多月。陈军联巨舟为阵，楼橹高10　余丈，绵亘数十里。朱军只有小舟，仰攻不利，连主帅朱元璋也屡陷危境，指挥船陷在浅滩，进退不得，陈将张定边直杀过来，危险之极。幸得常遇春手疾眼快，射中张定边，俞通海也赶来救援，始脱险。两军的力量对比悬殊，士气大受影响，朱元璋指挥不动，怒斩退缩者数十人，诸将士方冒死冲杀。黄昏时分，刮起东北大风，朱元璋急命敢死士卒操7　只小舟，舟中藏满火药，趋向敌舰，纵火焚烧，风烈火炽，烟海涨天，湖水尽赤。陈军巨舟相连，兵士大乱，焚溺而死者无数。陈军元气大伤，敛舟自守，双方相持不下。朱元璋适时展开心理战，对俘获的敌军将士，伤者治疗，死者祭奠，尽行遣还，降者日多。陈友谅则将俘获的朱军将士尽行斩杀。结果陈军将士无心恋战，人心思归，而朱军将士知无退路，人人奋勇。两军相持月余，陈友谅军粮已竭，准备从南湖觜退兵，被伏兵截击，又转向湖口突围。朱元璋指挥将士一路追杀，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乱军中被流矢击毙，陈军大乱，几乎全军覆没。张定边护送陈友谅之子陈理狼狈逃回武昌。十月，朱元璋派兵围武昌，分兵取湖广。因这场恶战朱元璋部伤亡很大，大将多人战死，故未乘胜到武昌，而是回到应天休整。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二月，朱元璋才率兵攻取武昌，陈理出降，汉政权覆亡。设湖广行省。　　西北局势已定，割剧东南的张士诚成为下一轮的攻击目标。此时张氏政权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两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但张氏燕居平江（苏州），安心逸乐，将帅们一奉差遣，就称病，邀官爵田宅，如愿后才肯出兵，积弊很深。　　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十月，朱元璋下令征讨张士诚。太湖一带为双方交界地带，重要军事据点北有江阴、常州、无锡，南有宜兴、长兴、湖州。江阴扼长江之交通，为南北渡江之咽喉。常州、无锡为平江右侧的屏障，且为进出镇江、应天之要道。宜兴、长兴、湖州则为太湖西方之出口及屏障。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规取淮东，剪其肘翼。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先后夺取泰州、宜兴、高邮、淮安，占领了朱元璋的家乡濠州及徐州、宿州等。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四月，淮东平，断张士诚右臂，此为平吴第一阶段。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　万讨张士诚。行前问策，常遇春欲直捣平江，朱元璋说：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为平江臂指，直取平江，二人应援，必难取胜。不如先取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失，平江立破。于是大军攻湖州，围点打援。张士诚知湖州被围，亲自率兵来援，被击败。大将李文忠攻杭州，以牵制湖州，十一月，二城先后降。张士诚之左臂被击断。此为平吴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为进围平江。平江城池坚固，物资充裕，朱元璋大军采用围困战略。张士诚几次率众突围不成，坐困城中。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九月，常遇春攻破阊门，张士诚见大势已去，仓皇归府第，自缢未死，被其部将解下，做了俘虏，押送到金陵，自缢而死。固守十月的平江一下，吴地悉平。改平江路为苏州府。　　在出兵平江的同时，朱元璋还派出一路人马规取方国珍割据之地。方国珍势力不强，长期摇摆在朱元璋与元政权之间，见朱元璋拿下杭州，就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图为犄角之势。他自知力量不敌，忙于造舟楫，运珍宝，准备抵挡不住就逃往海上。果然，朱元璋派朱亮祖取了台州、温州，汤和占了庆元（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岛，又被廖永忠的水师击败，只得投降。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将目光转向福建、两广。福建由陈友定割剧，广东则由何真把持，都是忠于元朝的势力。平定闽广的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出师4　个月，胡廷瑞由江西渡杉关，下光泽，克邵武、建阳。同时，汤和、廖永忠部水师攻下了福州。第二年正月，攻下延平，俘获陈友定，送应天处斩。　　平定福建后，朱元璋派三路大军水陆并进，攻取两广。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三月，廖永忠部水师由福建进师广东，于潮州登陆，未遇抵抗，何真于东莞归降。大军进入广州。陆仲亨一路连下英德、清远、肇庆等郡，直捣德庆县。一路上守将纷纷弃城而逃。惟杨璟一路由湖南取广西，遭到顽强抵抗，用了4　个月的时间始围攻下永州，与朱祖合兵围靖州，亦两月始下。此后，南宁、柳州等州县归降，广西平。　　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败亡后，朱元璋就制订了南征北讨、齐头并举的平天下之策。朱元璋早有觊觎中原之心，早在至正十九年（1359　年），朱元璋派千户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到元大都侦察元政及察罕、李思齐军马情形。当时正值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陇等处，重兵屯太行，谋袭山东红巾军毛贵部，军威方盛，朱元璋自忖无力及此，遂遣使通好。至正二十六年，徐达克淮安、徐宿，元守将闻风而降，命傅友德守徐州，与扩廓（察罕养子）接境。二十七年二月，两军已有一次较大的交锋。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平吴师还，朱元璋集众将议取中原，当时的局势：山东有王宣父子，反侧不常；河南有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上疑下叛；关陇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与王保保互有嫌隙，正是可乘之机。常遇春认为北伐之策，应直捣元都，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以百战之师，可挺竿而胜。都城既克，乘胜长驱，其他地区可建瓴而下。朱元璋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这样轻敌冒进，悬师深入，大军顿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援兵四集，是取败之道。朱元璋的北定中原之策：先取山东，撤大都之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势孤援绝的元大都，可不战而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事实证明，这比直捣元都之举，确实棋高一着，于是派徐达、常遇春率众25　万，依此路线挺进中原。为争取北方人民尤其是汉人的支持，朱元璋还命宋濂写了一篇著名的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平定山东用了3　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硬仗不多。十一月，徐达进兵沂州，沂州为淮东进入青齐的要道，王宣战败投降。朱元璋坐镇南京，派人来前线授计：如向益都，当遣精锐扼黄河要冲，断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取物耳。这两条进军路线，徐达选择了前者，直取益都。接着，济南守将遁逃，山东郡县次第平定。　　平定山东后，大军由山东向西分水陆两路进军河南，徐达引兵上黄河，克永城、归德、许州，师至陈桥，汴梁左君弼降。四月，徐达军自虎牢关进至河南塔儿湾，与元军5　万列阵洛水两岸。常遇春单骑冲入敌阵，杀其前锋，大军乘之，俘斩敌军无数，进驻洛阳城北门。元河南平章梁王阿鲁温纳款归降。　　此时邓愈部攻占了南阳路，冯胜部攻克了潼关，扼三秦之门户。王保保退缩太原，观望不前。张良弼、李思齐与元都的联系被切断。潼关以东已尽为朱元璋所有，朱元璋见胜利在望，亲临汴梁，研究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闰七月，徐达等分兵河北，向元大都合围。此时，元朝各派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在升级，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间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出胜负。而张思道也与李、扩廓矛盾很深。元顺帝因扩廓多年跋扈，不堪忍受，命李思齐等攻扩廓，削其官爵。明军以建瓴之势，长驱合围，元顺帝这才慌了手脚，给扩廓复职，命交战的各方息干戈，共同迎战，但为时已晚。在徐达的部署下，诸将会集临清。临清位于运河之滨，是冀鲁豫三省水运枢纽。大军从临清北进，取长芦，分兵取青州，至直沽，获海船，造浮桥济师。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夹河而进。二十五日抵河西务，二十六日克通州，在运河两岸安营。众将欲速攻，指挥郭英认为我师远道而来，敌以逸待劳，不宜直接攻城，宜出其不意攻之。第二天大雾，郭英以千人埋伏路旁，自率精骑3000　直抵城下，元兵万余迎战，郭英佯败退后，敌乘胜追击，伏兵尽起，斩杀千余。当天，徐达大军也赶到了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率后妃太子乘夜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徐达进军攻大都城。至齐化门，将士填壕登城而入，获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斩之。元朝灭亡。　　朱元璋已于是年正月初一日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明王朝，但统一战争仍在进行。明王朝已占有中原、江南、闽广等地。但四川仍为夏政权割剧，云南有元宗室梁王，秦、晋、关陇有扩廓、李思齐、张思道、张良弼等。元顺帝虽已逃亡，但仍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实力。　　徐达取元大都时，潼关已被冯宗异攻下，朱元璋命冯宗异不要乘胜而西，只宜把守潼关，遏其援兵。攻下元大都后，徐达、常遇春马上挥师西进，略取秦晋。　　元顺帝逃亡后，命扩廓帖木儿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攻北平，徐达侦知，料北平之兵足以自守，遂趁扩廓率师远出，太原空虚之机，直捣其巢。扩廓已至保安州，闻徐达不救北平，直捣太原，急忙挥师还救太原，前锋万骑与明军相遇，傅友德、薛显率敢死士卒数十骑冲向敌阵，敌军稍退。此时明军兵力远逊于扩廓，只能智取，遂趁夜劫营，扩廓无备，跣足跃马，仅有18　骑相从，逃出阵外，亡命甘肃。其兵4　万人归降。　　洪武二年（1369　年），明军至大同，元军守将弃城而走。二月，进兵陕西，张思道遁去，大军进入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常遇春、冯宗异等进克凤翔，李思齐率部逃往临洮。此时张思道在庆阳，诸将认为张的实力不如李，易取，主张先攻。徐达认为不然，临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今以大军压境，李思齐不西走胡，则束手就擒。临洮既克，旁郡自下。于是冯宗异攻临洮，顾时克兰州。临洮降。朱元璋传令速取庆阳、宁夏。五月，徐达攻下平凉、延安，庆阳降而复叛，徐达派兵四面围住庆阳，庆阳城险兵悍，久围不下，至八月，城中无粮，开门投降。秦晋地区基本平定。洪武二年四月，明置陕西、山西行省。　　对于蒙古势力集中的北边地区，明初采取了几次大的攻势。一是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上都），元顺帝逃到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诺尔附近）。三年，徐达、李文忠等分兵两路，进入沙漠追击元顺帝，徐达军在沈儿峪口大败扩廓，获将士8　万余人，扩廓率妻子逃到和林。顺帝死，太子率部退出应昌、定西一线。从此，北边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五年，徐达、李文忠、冯胜分三路出击，进入沙漠，明军阵亡数万人，损失较大。洪武六年以后，明朝北边的战略以防御为主，腾出兵力平定四川、云南。四川夏政权明玉珍原为蕲黄红巾军的一支，至正二十年明玉珍脱离陈友谅部，入蜀称王，两年后于重庆建国称帝。明玉珍死，其子明升嗣立。　　洪武四年（1371　年），朱元璋派两路大军进兵四川。南路汤和率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北路由傅友德率步骑由秦陇趋成都。明升一方面感到力量不敌，遣使修好。一方面用铁索横断瞿塘峡，并派重兵扼守。汤和一路在瞿塘受阻，傅友德陆路进展顺利，连破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顺利入蜀，下江油、漳明及绵州（四川绵阳），进而攻克汉州（广汉）。汤和逡巡三月，无计前进，受到朱元璋诏责，廖永忠急中生智，率数百人抬着小舟从陆路偷越到夏兵后方，放舟顺流而下，与汤和军夹击，大破夏兵，突破瞿塘天险。水陆大军合攻重庆，明升降，成都闻讯亦降，四川平。　　云南由梁王及大理段氏分别把持。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出师云南。朱元璋亲自制订进军云南的战略部署：从永宁出兵乌撤，大军随之从辰、沅进入普定，分据要害，然后进兵曲靖，扼其咽喉。下曲靖后，分兵应援乌撤，大军直捣云南，使其彼此牵制，疲于奔命。云南既克，再分兵大理，派人诏谕，可不战而下。　　诸将得令而行，从东北进军云南。郭英、胡海洋率5　万明军从四川南下趋乌撤（云南镇雄县），这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主将傅友德、蓝玉等进攻普定。梁王在曲靖布下10　万精兵抵挡明军。傅友德、郭英等昼夜兼程，乘浓雾趋曲靖，进至白石江边。曲靖守将达里麻忙将精锐部署在江边，准备决战。明军佯做渡江之状，暗中派数十人从下游渡江，绕到敌军阵后，鸣金鼓，树战旗，迷惑敌军。达里麻果然中计，撤兵御背后之敌，明军趁其阵乱渡江，矢石如雨下，生擒达里麻，元军横尸十余里，曲靖平。梁王闻败，弃昆明城出逃，不久自杀。明军出师仅百余日就拿下昆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二月，蓝玉、沐英等进兵大理。大理倚点苍山，西临洱海，易守难攻。段氏闻明大军逼境，聚众扼守下关。下关十分险要，蓝玉军担负主攻任务，分兵成犄角之势，一路从洱海东趋上关，一路直抵下关。夜半，蓝玉派胡海洋绕到点苍山后，在山上遍树旗帜。天明，明军见到，备受鼓舞，段氏见腹背受敌，惶恐不安。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山上军士亦下山迎击，大理军溃散，城平，段氏就擒。洪武十五年，于云南设三司，并屯驻重兵，留西平侯沐英世代镇守。　　东北地区的统一是明王朝统一大业的最后一部分，洪武四年辽东元平章刘益降，明设辽东都司。但元将纳哈出盘踞金山地区，拥众20　万，不时与明王朝发生武装冲突，东北问题并未解决。洪武二十年正月，傅友德、蓝玉率兵20　万北伐纳哈出，包围了金山地区，纳哈出投降，东北归入明版图。　　朱元璋从淮西布衣起家，15　年问，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又用了20　年的时间，次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成就帝业。　　（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朱元璋被迫从军，仅图自全，本不知兵，最后能成就帝业，这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有着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朱元璋从实践中造就的军事成就，可以说已达到当时的巅峰。　　渡江攻占集庆，一着活，步步活。金陵自孙吴以来，数百年来一直是东南首要之都会，历代统治江南半壁江山者，多赖此与中原抗争。定鼎金陵的建议，首先是定远人冯国用提出的，接着太平人陶安亦向朱元璋倡言。采纳这一建议，则是朱元璋的过人之处。徐寿辉、陈友谅部势力最大时，只知由江西趋杭州，谋取南宋之首府；张士诚早于朱元璋渡江，但他先取平江（苏州），次取杭州，眼光均放在财富上，对战略地位的考虑明显不足。　　渡江之役，除长远的战略考虑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促成。一是原来的根据地和阳缺粮，无法生存、发展；二是为避免与赵均用、孙德崖等部义军发生火并。此事已露端倪。郭子兴于滁州被孙德崖扣押，朱元璋仗义挺身而出，换出郭子兴，才避免了一场冲突。三是脱离才能平庸的郭子兴，自立山头。有这三个因素，才能将士一心，合力渡江。　　取集庆后，立即东下镇江、常州，南取宁国、建德，西守太平，北略扬州，集庆周围之战略要点尽入手中，朱元璋始得以在集庆站稳脚跟。　　此后的发展战略，朱元璋的着眼点亦极为深远。首先，他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奉龙凤政权年号，利用其掩护，暂时避开北面元军之压力。当时红巾军刘福通在安丰，毛贵在山东，元军正由扩廓帖木儿率领，与红巾军酣战，主力不会南下。朱元璋江南政权的南面，是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朱元璋对其采取羁縻之策，力避腹背受敌。　　对于东西两个强敌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首先防其联盟。至正二十五年（1360　年）闰五月，陈友谅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朱元璋马上作出反应，不待联盟形成，立即派康茂才诈降，康茂才利用与陈友谅的友情，骗得了陈的信任，中计前来，在龙湾被朱元璋的伏兵抄了后路，这一战不仅打败了陈友谅，打乱了陈、张联盟计划，对张士诚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张士诚在此后的朱陈大规模交锋中均按兵不动，从而使朱元璋无后顾之忧。　　其次，对于先打陈友谅，还是先取张士诚，朱元璋的决策集团意见很不一致。大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富而弱，宜先攻"（《明史·太祖本纪》）。刘基却认为，陈友谅居金陵上游，宜先击之。朱元璋分析形势，认为张士诚虽逼近应天，但其器小懦弱，胸无大略，以自守为满足。而陈友谅志骄气盛，野心勃勃，拥有精兵强将，又占地势，居长江上游，可顺流而下，对应天构成严重威胁，宜先攻陈友谅。　　朱、陈用兵之得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朱元璋北上援安丰，是极冒险的举措，而陈友谅不敢直取应天，举倾国之兵围洪都，朱文正、邓愈死守85　天，待朱元璋解安丰之围，亲统舟师25　万前来迎战，陈友谅大军久在外，将士疲惫，已无斗志。双方的鄱阳湖决战，遂一败涂地。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时说："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夫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陈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张士诚，平江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且腹背受敌矣。"（《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事实证明，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东南略定后，朱元璋坐镇南京，指挥大军挥师北伐。历代据江南者，仅能维持偏安局面，而朱元璋独能创造奇迹，由江南进取中原，统一天下，尤其表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六朝以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重心南移，江南拥有的雄厚物质资源，是其军力的支柱。江南人物之盛，也为朱元璋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囊集团。李善长、冯国用、叶深、章溢、刘基等被纷纷罗致门下，这些均为"胸中经国皆远谋"的有识之士。未渡江时，冯国用、李善长及渡江后陶安均向朱元璋建议占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出兵以临四方。攻占徽州后，儒士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高筑墙是要朱元璋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广积粮是准备好应付长期及大规模战争的物质基础，缓称王是尽量利用红巾军这张大伞，不使自己过早地成为众矢之的。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朱元璋已立稳脚跟，刘基看准形势，认为抛开红巾军龙凤政权的时机已到，遂在正月初一的庆贺典礼上，公开反对向小明王的御座行礼，称"彼牧竖耳，拜之何为？"（《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遂对朱元璋"陈天命所在"。因此时刘福通已死，安丰已被张士诚将吕珍攻破，焚掠一空，小明王落到朱元璋的手上，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山东的毛贵部也已被扩廓所灭；龙凤政权已不再有利用价值。　　北伐战争中，朱元璋成功地利用了民族意识。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将百姓列为四等，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被列为最后一等，他们的财产被掠夺，出仕的机会被剥夺，潜伏着极大的民族反抗意识。朱元璋对此大加利用，北伐中，宋濂受命撰写了著名的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首先争取北方汉人的支持。　　北伐总战略的正确确定，更见其在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未采纳勇将常遇春直捣元都的建议。确定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明史》卷一《太祖本纪》）　　朱元璋在其一系列夺取天下的重大军事行动中，知己知彼，既充分利用情报，掌握敌方山川形势、军事要地、军力部署，又对己方兵力、将帅情况熟谙于心。　　在其全力攻取陈友谅前，采取各种侦察手段摸清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中原战场的情况。至正十九年（1359　年）七月，派何必到山东红巾军毛贵处烧饭，以探听中原虚实。又遣千户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到元大都侦察元朝廷及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的军马情况。通过情报判断中原元军主力不会马上南下时，才出兵大战陈友谅。同时派人与元军"通好"，以为缓兵之计。当察罕帖木儿对山东红巾军构成极大威胁时，朱元璋三次派人示意通好。至正十九年，他又派人侦察张士诚的情况，选精兵13　人，佯称在朱元璋处获罪，畏罪潜逃到张士诚处，张士诚毫无戒心，配之妻子，信任不疑。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成功地利用反间计，除掉了徐寿辉、陈友谅部悍将赵普胜。赵普胜驻守安庆，人称"双刀赵"，朱元璋派俞廷玉率兵攻安庆，兵败，俞战死阵前。朱元璋命人与赵普胜的门客结交，却故意让信件落入赵普胜手中，门客惧而投奔朱元璋。朱元璋乃出重金诱其到陈友谅处离间陈赵。陈友谅对赵功高已怀戒心，赵不知，每见陈使者，则自伐其功，洋洋得意。陈友谅深忌之，决定除掉他，乃诈称到安庆会军，赵普胜出迎，在舟中被杀。　　洪武十四年（1381　年），大军取云南前，朱元璋召集众将说："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往来，得其厄塞。"因向诸将部署了正确的进军路线："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撤，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塞，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太祖平滇》）朱元璋对己方将领优劣短长，均心中有数。李善长老成持重，朱元璋以之为相，"调和诸将"；徐达有勇有谋，严于治军，朱元璋多以其为主帅。常遇春也是朱元璋深爱的一员战将，人称"常十万"，但勇而寡谋，乃用作先锋，因其治军不严，每次出征，必嘱之再三。邓俞守洪都，降将叛乱，邓愈单骑逃回，朱元璋不但不治其罪，夺回洪都后，又令其驻守。陈友谅悉全国之兵围洪都，邓愈感念朱元璋知遇之恩，死守85日。　　军纪严明是朱元璋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区别于元末其他割据势力的主要之处。大军渡江取采石后，诸将多欲饱掠而归，朱元璋将计就计，称太平殷富，攻下太平，财富任其取。但朱元璋已暗令李善长写好戒令，太平城一下，大街小巷便贴满戒令，军士一见，不敢动手，一士兵违令入民居，立即被斩首示众，军纪整肃。大军入建康，秋毫无犯。取镇江，民不知有兵。征婺州，市不易肆。所到之处，得到民众的拥护。　　（三）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汤和、李文忠、邓愈徐达（1332-1385　年）是明代开国"功臣第一"。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达在家乡务农，朱元璋到濠州召兵买马，与徐达一见语合，从此一生追随朱元璋，开基创业。这次朱元璋募集了700　人，留下了徐达等24　人，其他人都上交郭子兴。徐达等24　人跟随朱元璋南略定远，谋求独立发展。徐达刚毅武勇，胸怀大志，以王佐自命，时常密劝朱元璋成就大业。在滁州，徐达甘为人质，换出了被孙德崖部囚禁的朱元璋。渡江前，徐达受命招徕水军俞通海部，为大军准备船只。渡江取采石后，诸将多欲饱掠而归，徐达献计破釜沉舟，使将士无退路，遂夺取太平，进占南京。江南政权草创后，徐达率军克南京门户镇江，徐达号令严肃，城中安然。至正十六年（1356　年），攻常州，与张士诚之弟张士德所率万余援兵接战，一战成擒。朱元璋大喜过望，"得是可以无周，百士诚不以易也。"（《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张士德"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到应天后自杀。张士诚失去倚靠，由其三弟任丞相，贪污无能，政事日非。　　为粉碎陈、吴联盟，徐达与常遇春设伏九华山，邀击陈友谅，斩首万人，生擒3000　人。常遇春认为俘获的这些人都是陈友谅的劲卒，不杀掉将留下后患，徐达不同意，上报朱元璋。常遇春坚持己见，当夜坑杀了9／10，朱元璋得知，很不高兴，放走了余下的300　人。称这是自己用将不当之过，从此，专以徐达为主将，约束诸将。　　陈友谅大军围困洪都，徐达前往救援，在鄱阳湖接战，陈友谅兵多船大，气势很盛，徐达身先诸将，破其前锋，斩杀1500　人，获一巨舟，朱元璋举兵来援，知敌可破，密令徐达连夜赶回南京坐镇，以防张士诚军偷袭。　　至正二十年（1360　年）朱元璋登吴王位，以徐达为左相国，居右相李善长之下。率大军平定淮南淮北。还师后，建议灭吴，李善长认为应稍缓，徐达不同意，陈述己见，认为张氏虑短深居，诸将只贪子女玉帛，宠信黄、蔡、叶三个书生，不懂军国大计，大军一出，可计日而定。朱元璋壮其议，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师20　万，自太湖趋吴兴，鏖战皂村旧馆，自八月到十一月，大小数十战，吴兵力屈援绝，守将吕珍以6　万人降。徐达率大军围平江10　个月，城破吴亡。班师后，以功封信国公。　　朱元璋决定北伐中原后，在主将入选问题上，认为徐达指挥军队持重，军纪严明，是最合适的人选。遂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兵25　万，北伐中原。山东平定后，徐达大军进至汴梁城外，元守将李克彝对素称勇将的左君弼说，"公曾战胜南师，现在我将手中兵士尽付与公，能决战吗？"左君弼说："徐达善于用兵，很难取胜。"遂不战而降。朱元璋亲来汴梁，商议取元都之计。徐达称不难将元主赶出塞外，应穷追不舍，以免遗患，朱元璋以为不然，元运已尽，但固北门，不必穷兵。事实上，徐达若以得胜之兵，长驱漠北，或可取胜。战机一失，失不再来。徐达取大都，元主北走上都，仍保存着一定的军事实力。洪武初年徐达曾数次北征沙漠，但终未能彻底解决北边问题，洪武五年（1372　年）的大规模出征，徐达丧师数万，朱元璋亦不治罪，恐怕是悔当初未听徐达穷追之计吧。终明之世，北边始终是明帝国的主要威胁。徐达平定元大都后，进爵魏国公，食禄5000　石，子孙世袭。此后徐达每年春出镇北平，在北平开垦屯田千余顷，移民19　万屯种。冬季召还，赐休沐，宴见欢饮，朱元璋常称之为布衣兄弟。一天，朱元璋想起徐达功高，在南京还没有居所，就将自己为吴王时所居的旧邸赐与徐达，徐达坚决不接受，朱元璋命人将徐达灌醉，抬入邸中安寝。次日酒醒，徐达惶恐万分，连称死罪。朱元璋很高兴，令其另治府第，题赐其坊名"大功"。当时天下已定，昔日功臣未免恃功跋扈，朱元璋已有厌倦之心，徐达开国功称第一，自然最受猜忌，徐达追随朱元璋数十年，早已摸清朱元璋的心思，他处处恭谨，以求免祸。旧邸之赐，未始不是试探。洪武十七年（1384　年），星相学家声称："太阴数犯上将"，应在徐达功高干主（《罪惟录·徐达传》）。朱元璋明显地疏远了他。是年冬，徐达即积郁成疾，疽发背，不久病死。年54　岁，赐中山王。　　史称徐达虑精言简，令出不二，诸将奉之若神明。他不仅是一员良将，更是辅国之器。与之相比，同为开国名将常遇春则以勇著称，用兵十数年，从未败北，为常胜将军，他也颇为自负，自言能将10　万众横行天下，军中称其"常十万"。　　常遇春（1330-1369　年）为怀远人，是一个伟岸的美男子。勇力绝人，猿臂善射。至正十五年，欲投奔朱元璋门下。朱元璋想考验他一下，说你是饥来就食耳，待渡江后，从我未晚。当时朱元璋大军渡江攻牛渚，元兵于岸上列阵以待，朱元璋部被困在大船上，距岸边三丈余，难以登陆。危急关头常遇春飞舸而至，奋戈向前，大军随后，元军抵挡不住，溃阵而逃。常遇春声誉鹊起，朱元璋征战时，多以其为前锋。当时，朱元璋所用将帅，主要是邵荣、徐达、常遇春。邵荣尤善战；后来他谋叛事发，朱元璋念其功高，而且事出有因，欲原谅他，但常遇春坚决不同意，誓不与邵荣共生，朱元璋遂下决心处死邵荣，常遇春因而愈被看重。　　朱元璋出兵救安丰，张士诚部将吕珍已破城而入，杀刘福通，闻大军来，盛兵以拒，朱元璋的左右军皆败，常遇春横击其阵，三战三胜，俘获士马无数。　　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鄱阳湖之战，常遇春更是以一当百，救朱元璋于危急之中。当时朱元璋所乘舟陷浅滩，进退不得，陈友谅部骁将张定边直冲而来，常遇春急张弓射中张定边，朱元璋始转危为安。朱陈大军一接战，战事就极为激烈，大战三日，湖水尽赤，朱元璋部诸将见陈军势盛，产生畏敌情绪，欲引军退回应天。常遇春独无言，朱元璋认为此战至关重要，率舟师出湖口，诸将欲顺江东下，常遇春独溯江而上，阻扼陈友谅，诸将只得相从，再整旗鼓，终于战胜敌军。回师应天，论功以常遇春为第一。　　至正二十四年，从朱元璋进攻武昌，张必先率军来援，常遇春乘其兵未成阵，迅速击擒之，武昌城中见援兵已败，遂投降。接着常遇春率兵攻取汉将熊天瑞镇守的赣州，熊天瑞固守，朱元璋知常遇春气盛，嘱其克城之日，不要大肆杀戮。常遇春树栅浚濠围困赣州，熊天瑞力尽乃降，常遇春大军进城，一改常态，纪律良好，朱元璋大喜，赐书褒勉。　　平吴的关键一战是攻取湖州，剪其羽翼，常遇春受命率奇兵绕出敌后，大败旧馆之军，湖州遂下。朱元璋大军围困平江10　个月，常遇春屯军虎丘，张士诚几次率兵突围，都被常遇春挡了回去。张士诚坐困城中，粮尽援绝，城遂破。常遇春以功封鄂国公。　　北伐中原，徐达为主帅，常遇春为副将，行前，朱元璋嘱咐道："当百万之众，摧锋陷阵，谁也不如你常遇春，我不担心你不能战，只是担心你轻战。身为大将，我不希望你动不动就与敌人小兵厮杀。"常遇春拜谢而出，一上战场，故态复萌。大军进攻洛阳，元兵5　万列阵洛水之北，常遇春单骑闯敌阵，敌将20　余人横槊击之，常遇春一矢毙其前锋，大呼冲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元兵大溃，追杀50　余里，大胜而还。　　常遇春从徐达攻取元大都后，按朱元璋的部署，挥师西进，略取秦晋。　　元顺帝知大军出大都城，急命扩廓攻城，徐达闻讯，并不回救，直攻太原，这里是扩廓的老巢，扩廓已进军至保安州，闻太原之危，急忙回援，此时明军兵力不多，仅有骑兵，步卒尚未赶到，难以力胜。常遇春献计乘夜劫营，攻其不备。徐达采纳其议，选精骑偷袭扩廓大营，扩廓正秉烛读书，忽闻营中大乱，争披衣觅马，结果鞋也未及找到，跣足摸到一匹孱马，带上18　骑逃到大同，遗下4　万兵马尽为明军所有。　　洪武二年（1369　年）六月，常遇春率9　万步骑北征沙漠，拔开平（元上都），元顺帝北逃，常遇春追之数百里，俘获将士万人，车万辆，马牛数万，还师途中，在柳河川暴疾而卒，时年40　岁。朱元璋闻讯大为伤心，亲自为其发丧，赐葬钟山，封开平王，配享太庙，在功臣庙中立其肖像，位皆第二，仅次于中山王徐达。　　朱元璋17　岁时，家乡久旱，瘟疫蔓延，父母及兄长相继故去，家人只剩一早已出嫁的长姊。至正十三年（1353　年）朱元璋手中已有了几万兵马，又攻下滁州为根据地，正思可以惠及乡里亲人，14　岁的外甥随其父辗转来到军中，诉说母亲（即朱元璋之姊）两年前故去，家乡兵起，无处安身，父子相携转侧于乱军之中，几次死里逃生的惨状。朱元璋且喜且泣，收为己子，从自己姓朱，起名朱文忠，命其读了5　年书。19　岁开始随军征战，参与克取浙东、策应池州、破陈友谅等战事，勇冠诸军。　　《明史·李文忠传》称其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当时，朱元璋的各支队伍军纪较差，士卒多抢掠财宝妇女，李文忠决心整治，一日夜起，尽杀军中所获妇女，焚其所掠财物，天明，众军士均股栗奉法。从邓愈、胡大海取严州，留下镇守，张士诚水陆大军数万突至，李文忠一战败其陆军，斩首浮之中流，水军见之，连夜遁逃。　　李文忠（1339-1384　年）在明开国功臣中，号称智勇双全的佼佼者。至正二十一年，吴军10　万攻诸全，守将告急，李文忠派去一路援军无济，再请增援，李文忠无兵可派，乃广布流言，称主将邵荣兵5　万、徐达兵5　万，将于近日会集诸全。吴将闻之，将信将疑，退营5　里，诸全城中守将知敌惧，鼓噪而出，吴军阵乱，乘势追杀，诸全之围解。至正二十二年，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主将胡大海被杀。接着，诸全守将谢再兴以城降吴。诸全既失，李文忠于诸全城外50　里另筑新城，张士诚遣15　万将士攻城不克，至正二十三年又派20　万人来攻，李文忠认为"兵在谋不在众"，打消众将的怯敌心理。连日大雾，一日突然雾散天晴，李文忠声称占卜，今日出战大吉，他一方面指挥大军从正面冲杀，另外又布置铁骑数十绕到敌后，前后夹击，所向披靡，敌军乱了阵脚，自相践踏，斩首级数万，溪水尽赤。　　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大军伐吴，李文忠率偏师攻杭州，以牵制杭州之军，避免其应援主攻战场湖州。杭州不战而降，李文忠入城前严明纪律，"擅入民居者死"（《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传》）。一卒借民釜，立斩于军前，城中帖然。　　洪武二年，李文忠与常遇春出塞，常遇春卒于军中，朱元璋命李文忠代领其军。当时，李文忠所部奉命与徐达合兵攻庆阳，途中闻庆阳已下，而元军正围攻大同，大同告急，李文忠乃自作主张，不去庆阳会师，出雁门，进至白杨门。雨雪交加，大军就地安营，李文忠引数骑踏勘敌情，见前军离敌军50　里扎营，令移至敌前5　里。依河而营。元兵乘夜来劫，李文忠坚壁不动。天明，　元军愈多，李文忠所率士兵人少，难与其正面交锋，乃先派二营与敌死战，激战了近10　个小时，估计敌军已饥疲不堪，乃出精兵左右夹击，遂大破之，俘斩万余人。这次擅自改变行动计划的做法得到了朱元璋的首肯，论功行赏。　　洪武三年（1370　年），从大将军徐达北征沙漠，李文忠所部10　万人马分道直抵应昌，元顺帝已死，元太子战败逃离，太子之子及后妃官属等被擒，全胜而归。以功封曹国公，食禄3000　石，领都督府事。洪武六年（1374　年）以后不再出征，与李善长同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事，朝政大事皆取裁于二人。　　李文忠身为皇亲，本可避免朱元璋的猜忌，但他积功太盛，又好儒，门下清客众多，未免轻议朝政。他尝劝朱元璋不要杀戮过多，也不要宠信宦官，这两件事激怒了朱元璋，认为是被门下清客教唆坏了，洪武十六年（1383　年）冬，命人尽杀其门客，李文忠吓得一病不起，朱元璋命淮安侯华中视其医药，第二年，李文忠病死，年46　岁。朱元璋怀疑华中毒杀了他，贬斥华中，流放了华中的家属，为李文忠看病的医生及其妻子皆被杀。追封李文忠为歧阳王。李文忠虽死，朱元璋怒犹未解，在其子李景隆承袭爵位的诰文中，有"姊子李文忠，非智非谦，几累社稷，尔慎鉴前辙，永服朕训"之语（《罪惟录》卷八《李文忠传》）。　　汤和（1326-1395　年）是明代开国功臣得以善终的寥寥数位之一。这与汤和率先奉承朱元璋有很大关系。汤和为朱元璋的同乡，早于朱元璋投身于郭子兴义军。据说他曾写信招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入伙，事泄，朱元璋不得不投奔郭子兴。汤和长朱元璋3　岁，已当上百夫长，但汤和独具慧眼，识英雄于末路。当时，汤和随朱元璋攻下和州，朱元璋与诸将名位差不多，没人肯服从他，汤和为尊崇朱元璋，每次议事，率先向朱元璋下拜，诸将只得相从，不得不拜。先发制人，帮助朱元璋树立权威。追随朱元璋渡江后，留下镇守太平，元将陈埜先率众来攻，激战中流矢中汤和左臂，拔箭再战，大破敌军，埜先被擒。大军攻下应天后，汤和先守重镇镇江，后守常州，与张士诚接境相持，严加防御，令敌不敢窥境。汤和好酒，守常州时，犯下了一生都不能让朱元璋释怀的错误，也影响了汤和一生的功名。洪武初年大封功臣时，诸将封公，汤和只得封侯。洪武九年，以平边功升封信国公，犹将其错镌之铁券，传之后代。当时，汤和向朱元璋申请一事，朱元璋不允，汤和心怨，酒后狂言："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朱元璋素来猜忌，对镇守在外的诸将颇不放心，严加防范，汤和敢公开声扬其有反侧之心，后果可想而知。汤和酒醒，惊愧交加，话已出口，只得加倍努力以弥补。此后，取江阴、无锡，与徐达在锡山大破吴军，颇为卖力，朱元璋称帝后，任为左御史大夫。当时方国珍尚据福建温、台、庆元三郡，汤和率军压境，方国珍逃亡海岛，不久向汤和投降。汤和乘胜攻下建宁，擒获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此后，又从徐达荡平关陇、平定宁夏。洪武元年九月大封功臣，仅封中山侯。朱元璋忍至此时才露其常州醉话，汤和顿首称死罪而已。洪武四年（1371　年）为征西大将军，与副将廖永忠、傅友德入川夹攻夏政权，在瞿塘峡逗留3　个月，仍未能入川，副将傅友德已从陆路取汉中，朱元璋下旨斥责。廖永忠坐不住了，决计速进水师，自己率兵破夏扼险之师，长驱重庆。汤和这才随后来到重庆，夏主明升降。　　汤和心机细密，能察朱元璋之喜怒，见中原已定，大明江山已稳，平定四川如囊中取物，不愿再立功，以免功高主忌。果然，四川平定，傅友德、廖永忠受上赏，汤和虽数受责，几年后，以平边功升封信国公。　　朱元璋当上皇帝时已40　出头，洪武二十年前后，朱元璋就已是60　岁的老人了。他时时感到来日无多，天下已定。对于诸将拥重兵很不放心，又无由发作，汤和微察其意，对朱元璋说："我年岁已大，不堪任使，愿告老还乡。"朱元璋大悦，立即命人为汤和在中都凤阳建府第，同时也为诸公侯治第，备极宏丽。但诸将能领会朱元璋此番苦心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朱元璋两次兴起大狱，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汤和独以善终，与此倡议有直接关系。　　洪武十七年汤和再出。倭寇侵扰上海，朱元璋对汤和说："卿虽老，强为朕一行。"（《罪惟录》卷八《汤和传》）汤和在沿海筑城59　个，百姓四丁抽一为兵。此后，汤和又辞归故里，每岁一朝京师。洪武二十七年病重，朱元璋亲往其家探望，谈起儿时乡里之事，感慨良多。汤和已不能讲话，点头而已。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病故，年70，追封东瓯王。　　邓愈（1337-1377　年）是朱元璋开国功封的六王之一，虹县人，16　岁代父兄统兵，临城先登，无坚不摧。朱元璋驻师滁阳，邓愈率所部归附，追随朱元璋渡江，攻建康，"功最多"。取广德州，元长枪军攻城，邓愈背城合战，击退敌军。此后参与取宣州、休宁、绩溪、徽州、婺源、建德等地，镇守饶州，与强敌陈友谅接界，数与陈军交战，广布威德，抚纳降附，荡平周围郡县。乃进军长江重镇洪都，先派吴宏逼抚州，守将邓克明诈降，邓愈已得到情报，率劲卒抄小路夜行200　里，黎明时分，连下其三城，邓克明只得归降。洪都守将陈友谅的丞相胡廷瑞降，朱元璋命邓愈镇守。胡廷瑞部下祝宗、康泰本不欲降，见邓愈职位卑下，不愿居其下。二人奉命从徐达征楚，乘机反叛归陈友谅，夜破洪都门，邓愈无备，仓促率数十骑逃出城。数次与叛军遭遇，随从诸将尽死，邓愈换了四匹马才逃回了建康。朱元璋未治其罪，待徐达收复洪都，大都督朱文正开府洪都，又以邓愈为副将。第二年，陈友谅率众60　万围洪都，战舰与城墙一样高，乘长江水涨，直抵城下，围城数百重。邓愈守冲要的抚州门，昼夜不解甲。陈友谅亲自督众来攻，城坏30　余丈，邓愈且筑且战，坚守三月，直到朱元璋大兵来援。　　朱元璋平定武昌后，命邓愈率兵取江西未下诸州县，破永丰，获兵2　万，从常遇春平沙坑、麻坑十峒诸山寨，下赣州，平吉安，以功升江西行省右丞，年仅28　岁。在从朱元璋起兵的大将中，邓愈与李文忠是发达最快的。　　朱元璋起兵以来，逐步整顿军纪，邓愈也开始逐步整顿军纪。攻下安福时，邓愈部卒有人抢掠，当地判官潘枢当面指责邓愈，邓愈始知，立即下令将抢掠者斩首，令军中所得子女尽行遣还，潘枢将这些人集中在空闲的房舍中，自己坐舍外，供其饮食。晚上，有兵士谋夜劫还。邓愈绳之以军法。潘枢始得以将这些人护送回家，百姓大悦，一郡得安。　　不久，常遇春攻下襄阳，朱元璋命邓愈为湖南行省平章镇守其地。朱元璋赐书誉之："我赖尔如长城。"（《罪惟录》卷八《邓愈传》）襄阳地接元将扩廓帖木儿之境，战守任务很重，邓愈在此立军府屯田，兵精粮足。徐达大军北伐中原，邓愈率襄汉兵取江淮未附州郡。　　洪武二年，为征虏左副将军从徐达出定西，击扩廓，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封卫国公。　　洪武四年汤和大军出兵四川，邓愈受命于襄阳训练军马，供给大军粮草。洪武十年（1377　年）吐蕃川藏地区土人未平，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邓愈以征西将军出征，分兵三道，穷追至昆仑山，俘斩万余，留兵戍守要地，还军途中病故，年41　岁，朱元璋闻讯大哭，言"邓愈从我二十二年，历镇八州，有功无过"（《罪惟录》卷八《邓愈传》），追封宁河王。　　（四）鸟尽弓藏说蓝玉蓝玉（？-1393　年）是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倚重的主要军事将领，也是朱元璋向开国功臣大规模开刀问斩的关键性人物。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十一年（1378　年），蓝玉开始参与朝廷大的军事行动。他身长面赤，颇具猛将风范。在常遇春的营伍中逐渐脱颖而出。常遇春很赏识他，朱元璋因常遇春的缘故，也对其很宠任。洪武十一年，以都督佥事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斩获千余人。还京后，功封永昌侯，岁禄2500　石，十四年平定云南的关键一役曲靖之战，蓝玉功高，增年禄500石。　　洪武二十年（1387　年），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东征纳哈出。当时，中原及江南、闽广川滇依次平定，仅东北有元将纳哈出所部20万人未附，大军进至金山，纳哈出降。蓝玉代表明军前往受降。纳哈出率数百骑来到蓝玉军门，蓝玉大喜，与之豪饮，席间，蓝玉乘酒兴脱下自己所着汉装，让纳哈出穿上再饮，纳哈出不肯换下蒙装，双方争执不下，纳哈出与其部属商议欲走，常遇春之子常茂按捺不住，举刀砍纳哈出，纳哈出部众闻之，惊溃。冯胜派人诏谕安抚，才未酿成剧变。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之孙嗣立，侵扰塞上，蓝玉奉命率师15　万征讨，出大宁，至庆州，侦知元主在捕鱼儿海，大军昼夜兼程，进至百眼井，离捕鱼儿海40　里，仍不见敌军踪迹，欲引还，定远侯王弼劝阻："我们率众10余万，深入漠北，无功而还，何以复命？"蓝玉也觉得无法就此班师，遂继续进军。军士穴地而炊，以免敌军发现烟火。蓝玉在风沙弥漫中闯至敌营，元兵认为明军不会深入至此，仓促应战，大败，元主率太子等数十人骑马逃亡，余下的公子后妃数百人、官属3000　人、军士15000　人、百姓7　万余人被俘，牛马15　万尽为蓝玉所得，取得了对北元用兵的最大一次胜利。捷报送到京师，朱元璋大喜，褒奖备至，将其比作汉卫青、唐李靖，封凉国公。但此次大胜，蓝玉也种下日后身败名裂的祸根。据说他看上了元主的宫妃，纳为己有，有人向朱元璋揭发此事，朱元璋大怒，元妃得知，惧而自尽，蓝玉也受到斥责。据说他还将北征所获珍宝、驼马大批据为己有，竟敢与皇帝争财。大军还京途中，经喜峰关，因已入夜，关吏闭门不让大军入关。蓝玉竟毁关而入，朱元璋闻知，将拟议中的梁国公之封爵改为凉国公，并将其过错镌在诰券之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蓝玉率兵往大渡河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叛乱。　　二十四年，往陕西训练士马，在兰州堕马受了轻伤，朱元璋亲自写诏书慰劳他，将其比作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西征甘肃，讨叛将月鲁帖木儿，以计诱其父子，押进京问斩。还京后，命为太子太傅，蓝玉不满足，称："我不堪太师吗？"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以谋反罪被杀，诛三族。朱元璋借此诛杀功臣近2万人。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一案，已向开国功臣开刀问斩。蓝玉居功自伐，久召猜忌，只是当时开国诸将或老或死，蓝玉得以应运而出，数总大军，屡立奇功。但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先于朱元璋而死，朱元璋已65　岁。看看跋扈的大批开国功臣，看看身边年仅10　余岁的太孙朱允炆，不禁对自己身后朱家江山能否传下去备感忧虑。蓝玉不以明哲自保，既贪图爵位，又迷恋财钱。在军专横跋扈，赏罚任意。居家又广占田土，义子数千，开市店，夺民田，成为典型的新贵，正好给朱元璋以下手的借口。蓝玉一案功臣宿将几乎被一网打尽。朱元璋一死，燕王即起兵夺皇位。史称存蓝玉或可无燕王靖难之事。据说蓝玉与太子朱标友善，尝劝太子朱标提防燕王，可见其对朱家王朝并无二心，谋反之事，莫须有也。　　（五）靖难之役朱元璋对功臣宿将防微杜渐，机关算尽，不想问题出在他的儿子身上。　　洪武年间，朱元璋的24　个儿子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夹辅王室"。分封在西北的9　个藩王，还经常典兵出镇，参与明初对北元的防御与征讨。其中，尤以宁、晋、燕三王势力最大。宁王带甲8　万，晋、燕二王，可以节制大将军冯胜、傅友德，甚至令燕王节制沿边士马。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五月朱元璋死去，其子朱标已故去多年，其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一继位，首先感到手握重兵的诸叔父是极大威胁，决计削藩。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先向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周、齐、湘、代、岷下手。目标主要是对准朱棣，如认为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看来这些仁弱书生一开始便犯了战略性错误，打草惊蛇，行动极不果断。　　在燕王已高度警惕、暗暗备兵的时刻，朝廷才开始按部就班地解决燕王的问题。先是以防边为名，将燕王的护卫调往开平。在北平周围的临清、山海关也部署了重兵。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领兵围住燕府；都指挥使张信受朱允炆密令逮捕燕王。张信暗通燕王，乘妇人之车混入燕府，将朝廷计划和盘托出。朱棣将计就计，以献出朝廷要逮捕的燕府人员为名，诱召张昺、谢贵入府，二人轻信，于席间被杀。府外军士解体逃散。燕王派张玉领兵夜出，夺取北平九门，黎明时分，只有西直门未下，张玉派人劝降，称朝廷已允许燕王专制一方，兵众解体散去，燕王军队遂控制了北平城，正式誓师起兵。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靖难。　　朱棣首先出师攻取北平附近州县，次第出兵通州、蓟州，乘夜克遵化，拔居庸关，守将弃关逃至怀来。朱棣率兵8000　赶至怀来。怀来兵士家眷多在北平，守将宋忠为稳定军心，称怀来兵的家眷已被朱棣杀害。朱棣反令其家人为先锋，将士得见，称"都督欺我"，临阵反戈，宋忠力战，但军心动摇，大溃入城，朱棣乘胜追杀入城，夺取怀来。怀来一下，附近的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均不战而降。　　燕兵已起，而建文帝正锐意文治，日与儒臣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不以北兵为忧。在黄子澄的建议下，乃派洪武年间幸存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率大军北伐，号称百万。耿率13　万军屯真定，在滹沱河南北布下三路人马策应。八月十五中秋节，燕军乘南军不备，袭取南路的莫州、雄县，乘胜直趋真定。耿炳文大军出战不利，退守城中，燕王攻城三日不下，知耿炳文老将，不易攻克，遂还军北平。　　朝廷见耿炳文出师不利，临阵易将，用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替下了耿炳文。李景隆来到德州，召集兵马，又调来各路军马50　万，于河间扎营。燕王知朝廷易将，大喜，言：李景隆膏粱子弟，不习战阵，朝廷将大权轻易地授予他，是自坑也。当他探知李景隆军中行事后，大笑说：兵法有五败，李景隆尽占全了，遂定计诱敌深入，只留下小部分军士守城，自率大军往援永平。攻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见燕王兵到，退保山海关，永平围解，燕王顺路兵趋大宁。大宁为宁王封地，燕兵初起，朝廷疑宁燕合兵，乃削去宁王三护卫。但宁王掌握着剽悍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对燕王构成威胁。扫平大宁，是燕王南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燕王先击败大宁守军，然后将大军驻防大宁城外，自己单骑入宁王府，与宁王叙手足之情。称北平城不久既破，求宁王为其奏书皇帝以求宽恕。兄弟欢饮几日，宁王失去警惕，燕王告辞，宁王送出城外，伏兵尽起。挟持宁王随军回北平，吞并了宁王部属及朵颜诸卫，使朱棣自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地扩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李景隆听说燕兵已往攻大宁，乃进攻北平，兵临城下，进攻丽正门。城中守兵单弱，妇女们也被动员上城助战，投掷瓦砾。李景隆军令不严，在几乎得手的情况下突然退兵。次日再攻，城守益坚，相持城下。李景隆又分兵攻通州。十一月，燕王从大宁回救北平，城内外夹击，李景隆乘夜临阵脱逃，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听说主将已逃，更无斗志，弃兵粮，一路南逃到德州。此次惨败，被黄子澄瞒了下来，对皇帝声称天寒地冻，士卒多为南方人，暂回德州休整，明春再战。并派人送信给李景隆，令其瞒住败绩情况。建文帝以为李景隆得胜，乃加官赏赐。黄子澄忙着调集大军，准备来春再战。　　十二月，朱棣闻知南军正调集人马，乃袭大同，以拖住南军。李景隆率军救援，南军不耐苦寒，损失惨重。　　建文二年（1400　年）四月，李景隆、郭英、吴杰等合兵60　万，驻扎白沟河。以平安率万骑为前锋。燕军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兵十余万。双方接战，平安率军杀入敌阵，燕军损失惨重。战至夜深，双方始收兵还营。朱棣率三骑殿后，深夜中迷了路，下马伏地辨识河流走向，才找到自己的营盘。明日整军出阵，激战百余合，南军矢如雨下，燕王的马屡被射中，连换三匹，身上带的三个箭囊的箭也已射完，只得提剑左右击挡。剑断锋卷，被南军阻于堤上。朱棣急中生智，挥鞭，像是招堤下伏兵。李景隆中计，不敢上堤穷追。朱棣次子高煦赶来救护，重又杀入阵来。突然间狂风骤起，燕军乘风纵火，南军善战的瞿能父子被杀，先锋平安部战败。南军军心动摇，溃不成军，"奔走之声如雷"，死者十余万，（《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逃奔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又弃城逃到济南，燕兵穷追，李景隆所部残兵败将尚有十余万，仓卒应战，阵脚未稳，燕军已发起攻击，又大败，李景隆单骑入城，燕兵遂兵围城下，山东参政铁铉率众死守。李景隆被召还朝，建文帝赦其罪不问，以盛庸为大将。　　燕军围济南三月，截河水灌城，铁铉设计令百姓诈降，邀燕王入城。燕王急欲得济南，认为得济南后，即使攻不下南京，还可以此断南北，据中原自守。遂令大军退营10　里，燕王带数骑入城。刚入城门，只听得门卒山呼万岁，门上铁板应声而下，击中燕王坐骑。燕王始知上当，急换马奔回大营。铁铉本想将燕王劫入城中，此计不成，遂又坚守。燕王无奈，引军还北平。铁铉、盛庸乘势追杀，收复德州。　　建文二年十二月，两军又有东昌之役。当时盛庸奉命督师北伐燕，燕军佯征辽东，在直沽顺流南下，直取徐凯驻守的沧州，进入山东。盛庸与铁铉宰牛犒军，严阵以待。燕军一路得胜而来，轻敌冒进，被南军击败。燕王几次险些被擒杀，但诸将奉建文帝诏令："勿使朕有杀叔父名"（《罪惟录》卷二《惠宗帝纪》），遂不敢穷追。燕军大溃之时，燕王一人落后，追兵数百，远远跟住，不敢近前。朱棣之子朱高煦来救，才脱险而归。东昌之役，燕军主要将领张玉阵亡，燕军损失惨重。　　建文三年（1401）二月，燕军出北平，袭盛庸军于夹河。盛庸军恃东昌之胜，将士们锦衣绣袍，随身带着金银器皿，声称破北平后，张筵痛饮，酣战两日，盛庸大败，退回德州。燕王冲锋陷阵，尘土满面，将士无人能识，听言语声，始知是燕王。闰三月，燕军又击败平安军6　万于藁城，河北郡县多降。　　五月，朱棣派兵断德州粮道，南军积储在济宁谷亭的粮草尽被焚。运河中的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石被焚，河水尽热，德州坐困。　　燕王已用兵三年，所得仅永平、大宁、保定，其他地方旋得旋弃，南兵日多，燕兵已开始厌战。这时，南京宫中太监怨建文帝待其苛刻，遂向燕王泄露南京守备空虚情况，朱棣下决心临江一战，速决胜负。　　建文三年十二月，燕师出北平，入山东。建文四年春，破东阿，至沛县，败徐州守军，徐州军坚城不出，燕军遂绕过徐州，南行至宿州，平安军4　万追击，燕王于淝河设伏，击败平安军。平安退保宿州，朱棣向临淮进军。总兵何福列阵十余里，数败燕军。但燕军已先向徐州断其饷道，又烧淮上粮船，南军乏粮。双方战于齐眉山，徐辉祖援兵至，南军再捷，燕军骁将王真、陈文、李斌皆阵亡，燕军惧，且天多雨，北方士兵不耐暑湿，病者日多，诸将多无斗志，愿渡河北归，朱棣称"兵有进无退"，大将朱能也勉励将士："汉高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岂可有退心。"（《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在这关键时刻，朝中廷臣认为燕军已不支，马上就会北归，京师空虚，将徐辉祖军从前线撤回。双方相持日久，朱棣得报，知南军粮饷将至，遂邀击运粮军，尽获其粮饷。燕军攻何福军灵壁营，何福约将士，明晨三声炮响为令，即突围。早上，燕军三炮，何福军以为是己方所放，争相出门，营中纷乱，燕军乘之，灵壁营被攻破，何福逃掉，副总兵平安等被擒。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将降，南军进抵淮河岸边，南军盛庸列阵南岸，燕军列阵北岸，燕王命人集船作欲渡状，潜派一支军队从上游渡淮，突然出现在南军阵前，主将何福弃众先逃，南军弃甲而走，燕军遂顺利渡淮，直趋扬州，扬州不战而降。高邮继之而降。燕军破仪真，燕军船只往来于长江之上，京师人心震恐，大臣多为自全之计，求出守城，城中空虚。六月，燕军誓师渡江，盛庸兵列阵沿江2　里抵御。燕军数百骑冲杀而来，盛庸兵不敌，追奔数十里，燕军乘势取镇江，镇江降。京中闻知，乱作一团。方孝孺献计，言城中尚有兵20　万，可据城死守，命城外百姓入城。在兵士的驱赶下，城外百姓不分昼夜，拆屋运木入城，饥渴劳苦，死者众多，民心大怨。又令诸王分守城门，一面令人到燕王处许以割地讲和。诸臣声称在外募兵，静观战局，无人肯募兵勤王。燕王至城下，谷王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不知下落。　　（六）五出漠北元朝灭亡后，大批蒙古贵族随元顺帝退出中原，活动于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永乐初，蒙古族已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不再采用元朝国号。鞑靼部活动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活动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及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兀良哈部活动于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　　燕王朱棣起兵占领大宁后，利用兀良哈骑兵从征，夺取皇位。登基后，撤除了原设于大宁地区的北平行都司，将大宁地区交给兀良哈部，由其酋长任卫所官员，赐诰印、冠带。将北平行都司迁至保定。原设于这里的营州五屯卫内迁到顺义、平谷、蓟州等地。明朝北边失去大宁这一重镇，辽东与宣府、大同间的声援被切断。　　永乐初，蒙古三部互相混战，其中鞑靼部势力最盛。永乐元年（1403　年）明成祖朱棣派人与鞑靼可汗鬼力赤联络，赐金绮等物，鬼力赤没有反应。不久，即兴兵入侵辽东及永平。永乐四年鬼力赤被瓦剌部马哈木、阿鲁台杀死，其部另立本雅失里为可汗。　　永乐七年（1409　年），明成祖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持书通好，郭骥被杀，成祖大怒，决定出兵。　　永乐七年八月，命淇国公丘福率大军出塞，丘福率千余骑先至胪朐河，打败一些鞑靼游兵，获一尚书。丘福问其本雅失里现在何处，尚书诈称在前面30　里处。丘福轻信，命进军，诸将苦劝其等大军会合后再进，丘福不听，驰马挥军进入了蒙古兵的包围圈，全军覆没。　　明成祖闻知，决定亲自率兵征鞑靼部。十月，兵部尚书夏原吉用武刚车3　万辆，运粮20　万石，每10　日路程处筑一城储粮，粮草齐备，遂于八年（1410年）三月出塞。五月到达胪朐河（克鲁伦河），朱棣更其名曰饮马河，于此筑城。入塞以来，还没有遇到敌兵，到饮马河后获敌俘知本雅失里在兀古儿札河（克鲁伦河北），乃追至。本雅失里逃至斡难河（鄂嫩河），这里是努尔哈赤的发祥地，明军追至，本雅失里率众迎战，朱棣命前锋吴成疾战，一举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逃走，明军亦退回到饮马河。六月，班师至飞云壑。阿鲁台来战，朱棣率精骑迎战，阿鲁台大败，追杀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数百人，此次战后，明军因天热，缺水缺粮，班师回京。　　经明军的打击，鞑靼部衰落，其西部瓦剌势力较强，永乐九年，命安远侯柳升镇宁夏。九年，阿鲁台遣使贡马，要求朝廷允许其统领吐蕃、女真诸部。大臣们多表示认可，独黄淮看出了问题，说："分则易治，合则难图"。这正合明成祖对蒙古诸部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称誉黄淮："如立高岗，无远不见。"（《明史·黄淮传》）不允阿鲁台之请。永乐十年，本雅失里为瓦剌部马哈木攻杀，另立答里巴，由马哈木专权。阿鲁台失势，迁至塞下住牧，对明廷奉表称臣，请明廷出兵讨瓦剌为其报仇，明廷封其为和宁王。瓦剌部与明廷断绝朝贡往来，又要求明成祖遣返旧日归服的甘肃、宁夏的瓦剌民众，成祖遣使责让。　　永乐十二年（1414　年）二月，瓦剌马哈木拥兵饮马河，企图南下，明成祖遂决定第二次亲征。这次亲征的兵力部署是以安远侯柳升、武安侯郑亨为中军，宁阳侯陈懋、丰城侯李彬为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谭清为左右掖，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三月，从北京出发，命皇太孙从征。四月，驻兴和，大阅誓师后，尽出塞。六月，前锋刘江遇敌于三峡口（多伦西北），探知马哈木在西方百里外，兼程赶至，兰忽失温、答里巴、马哈木、太平、孛罗以部众3　万人来战，安远侯柳升先炮击敌骑，杀伤数百人。陈懋等攻其右掖，不成功。李彬攻其左，敌殊死战，朱棣率骑兵冲击，马哈木不支溃去，追至土剌河（饮马河西），生擒数十人。激战中，内侍李谦恃勇，擅引皇太孙出战九龙口，几乎被擒杀。朱棣闻知，急派兵追回，李谦畏罪自杀。这次战役，瓦剌部虽溃去，明军亦有伤亡，遂下令班师，还军至饮马河。阿鲁台派人来朝，成祖赐其米羊等物。大军回到北京，明成祖封赏将士，又命成安侯郭亮、兴安伯徐亭守开平，都督佥事费南镇甘肃，都督刘江镇辽东，朱荣镇大同，全面加强北疆防务。　　此后，瓦剌部势力渐衰，马哈木死，其子脱欢立。永乐十四年（1416　年），阿鲁台所部鞑靼势力渐强，击败瓦剌部。永乐十九年后，阿鲁台经常率众进犯塞下。十九年十月，大举攻兴和，都指挥王祥战死，朱棣决定再次出征。永乐十九年十二月，朱棣集群臣议北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北征遭到朝中主要官员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均以粮储不足为由反对。夏原吉说："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亲征漠北》）成祖大怒，命夏原吉到开平清查粮储，旋即逮回，方宾吓得自杀，吴中下狱。英国公张辅议将此次北征粮饷分为前后两批，前批与大军同时行动，后运继之。共用车17.7万余辆，民夫23　万余人，运粮37　万石。　　永乐二十年（1422　年）三月，以太子监国，朱棣率兵出征阿鲁台。四月，师至龙门，收阿鲁台逃时所弃马2000　匹。五月，至独石，驻开平。六月，督师北出应昌，布方阵以防敌偷袭。来自开平的情报称阿鲁台将至万全，诸将请分兵还击。明成祖分析此中有诈，定是阿鲁台恐大军捣穴，出此计以牵制。七月，至煞胡原，已接近阿鲁台大营。前锋朱荣获阿鲁台部属，称阿鲁台已逃，恐诈，继之又获其部属称阿鲁台确实已逃，乃收其所弃牛羊，焚其所弃辎重，下令班师。途中，成祖认为阿鲁台之所以敢与明廷作对，恃兀良哈为羽翼也。乃自率精兵2　万人，分五道进讨兀良哈。七月十五日，双方战于屈列儿河东。成祖自率前锋进击，兀良哈退，明军依山扎营，成祖登高，见敌军又聚，乃麾兵布于左右，伏神机弩于林中，再次交火，兀良哈溃败，明军追击30　里。八月十七日班师，九月八日还京。留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守升平，防敌南扰。　　距第三次亲征仅一年，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得报称阿鲁台将南犯，遂出兵塞下待之。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将中军，武安侯郑亨、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将左右军，宁阳侯陈懋将前锋，8　月由宣府北进，抵万全。九月，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率妻子来归降，称阿鲁台已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闻大军到来，早已远避。十月，至上庄堡，先锋陈懋远出追敌，不获，路遇靼鞑王子也先士干率妻子部属来降。陈懋引其见朱棣，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封其甥把罕台为都督，部属察卜等都指挥，遂班师，十一月还京。　　二十二年春，大同守将奏阿鲁台侵塞，遂议第五次亲征。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各卫兵，于三月间会集北京及宣府。四月誓师出京，命皇太子监国，出宣府未远至隰宁，忠勇王金忠所获谍者，称冬季大雪丈余，冻死大批人畜，部曲离散，闻大军至，已逃往答兰纳木儿河。遂命部队速进。五月，驻开平，派人招降阿鲁台部，途中见连年北征，士卒饥冻而死者，白骨被弃于荒野，遂命人掩埋。六月，前锋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所见惟荒尘野草，车辙马迹亦多漫灭，看来逃遁已久，命张辅等分兵山谷搜索300　里，不见一人一骑。乃还师。军中乏食，以至撤朱棣御膳供给士兵。有人献计命军中有余粮者可借贷给缺粮者，入塞后由官府加倍偿还。七月，于清水源勒石纪功。朱棣在途中染疾，七月七日，至榆木川卒，年65岁。　　明成祖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为打击蒙古贵族的军事势力五次亲自北征，取得了一定成效，政治上、军事上均给蒙古势力以强大的压力，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辖。北部边境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大战事。　　永乐年间，正值蒙古内部分裂时期，明朝廷政治上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分而治之，削弱其力量。军事上，六次北征，各个击破，但战略战术上处理得并不高明，大军动辄50　万，循基本固定的行军路线进军，即由宣府、开平经应昌北上克鲁伦河。这条路线为蒙方掌握后，利用游牧民族的优势、特点，战则进，不战则走，所以明军方面并未获多大战果。丘福的10　万大军全军覆没，朱棣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第二次胜负相当，第三、四、五次几乎未见敌人，徒耗兵力。每一次出征，兵力、民夫、粮饷之征集，倾动天下。所以第三次出征，已遭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朱棣本人也在第五次出兵途中劳累身死。对明廷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七）平定安南安南古称交趾。汉初，南越王赵陀据之，汉武帝平南越后，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宋淳熙年间，李日燇受封为安南国王，再传二代无子，以婿陈氏嗣位，陈氏自此立国，元时屡征讨之，陈日煃立后，始称臣朝贡，受封为安南国王。洪武初，陈日煃遣使朝贡。永乐初，权相黎季犛灭陈氏家族，立其子为帝，自己为太上皇，改姓胡，自称胡一元，其子名胡■。上奏明廷，声言自己为陈氏甥，陈氏已绝，请朝廷允其权署国事。明廷不知就里，准许。永乐二年（1404　年）八月，老挝军民宣慰司将逃到其处的前安南国王孙陈天平送到朝中。安南故臣裴伯耆亦来告变，请明廷出兵讨黎氏。永乐三年（1405　年），明成祖派人到安南责问胡■篡陈之事。胡■派人迎陈天平回国。明廷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率兵5000　护送。四年三月，黄中等护送陈天平抵达鸡陵关，将至芹站，胡■伏兵杀陈天平，黄中败还。成祖闻知，决意出兵征讨。　　七月，命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为左右参将，出师南征。朱能途中病故，由张辅代领其军，分道进兵，进入安南。传檄数黎氏父子20　大罪，大军驻芹站，造浮桥渡过昌江，前锋抵富良江北嘉林县，张辅则出芹站向西取道至北江府新福县。沐晟、李彬军亦自云南到白鹤，各路大军，连战连克。黎氏恃东西都的严密防守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天险，在江北沿江树栅，在多邦益筑土城，城栅相连，绵延900　里。令江北民200　万守之。又在富良江南岸缘江置桩，船舰林立，诸江海口，俱下杆木，以防攻击。东都则列象阵守备，布置水陆大军700　万，欲守险拖困明军。明成祖命张辅连战速决，以防春夏到来，瘴疠流行。张辅遂移营三带州招市江口，造船准备水战，沐晟进军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张辅大军于城北之沙滩列营。多邦城墙高峻，城下重濠，濠内满布竹刺，濠外是陷阱，守备严密。张辅激励军士："敌所恃惟此城，大丈夫报国立功，在此一举，先登者赏不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夜四鼓，黄中趁夜衔枚将攻城的云梯运过重濠，安放城下，号鼓一响，诸军奋勇登城，火炬齐明，铜角喧天，守兵惊慌失措。大军入城，与城中守军巷战，明军以火炮攻其象阵，象奔跑四散，敌阵乱，明军乘势拿下多邦，循富良江南下，遂克东都。　　永乐五年正月，明军大破黎季犛于木丸江。三月，又于富良江与黎氏激战，斩获数万。乘胜追至闷海口，黎氏父子乘小舟逃掉。五月，张辅与沐晟等率步骑，柳升率舟师水陆并进，于茶龙大破黎氏军，获船300　艘，张辅等乘胜追击，又败之于奇罗海口。黎氏屡败，其众溃散不成军，黎季犛及太子、宰相等均被明军擒获，安南平。　　明廷访求陈氏子孙，当地耆老千余人见张辅，称"安南东中国地，陈氏子孙已绝，愿同内地一样设立郡县"（《明史纪事本末·安南叛服》）。张辅上奏朝廷，议立郡县，于是设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下辖17　府、47　州、157　县，同时设立11　个卫，3　个百户所，1　个市舶司，以黄福掌布按二司，张显宗为左布政使，都督吕毅掌都司事。　　六年三月，交趾总兵张辅、沐晟还朝，张辅进封英国公，沐晟封黔国公，将士们都得到了厚赏。　　六月，交趾简定叛，称日南王，收集黎氏余党，黄福请增兵，明廷命沐晟率数万兵士援交趾。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明军惨败，兵部尚书刘儶、都督佥事吕毅、交趾布政司参政刘显皆战死。简定势力益盛，攻城陷邑，明廷派张辅率20　万大军前来征讨。　　永乐七年五月，简定称太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安南百姓多附之。八月，张辅率兵穷追简定到演州，分沐晟兵从磊江之南，都督朱荣率水军到牛鼻关。张辅自率骑兵至关良，擒简定及其将相，送京师斩首。陈季扩等远逃至义安。　　永乐八年（1410　年），成祖召张辅还京。陈季扩以简定新死，势力受到很大打击，遂上表乞降。明成祖派人任命其为交趾布政使，其党属为三司官员。但陈季扩此举仅为权宜之计。永乐九年，张辅再次受命出征，几年间，张辅先是收复慈廉、福安诸州县，破敌于神投海口。十一年十二月，大败陈季扩于爱子江，杀伤甚众。十二年，大军深入政和县罗蒙江的悬崖绝壁间，擒陈氏主要将领邓景异、阮师桧等。逃入老挝的陈季扩随之被抓获。英国公张辅留镇交趾，一年半后，被召还京。张辅在交趾前后10　年，恩威并施，威信很高。明太祖平定云南后，即令沐英世代居守，张辅平交趾后，明成祖未能仿效太祖的做法，调回张辅，交趾从此一直未得安宁，终于放弃。　　张辅走后，以丰城侯李彬代守，以中官马骐监军。马骐贪墨残暴，很不得人心。三四年间，叛者纷起，以黎利势力最大。黎利原为陈季扩属将，降后复叛，称平定王。黎利袭杀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明军捕之急，则逃入老挝，缓则复出，终永乐一朝，未能解决叛军问题。　　明仁宗继位后，将工部尚书黄福召回。黄福居交趾18　年，深得民心，因中官马骐倾陷，被召回，命兵部尚书陈洽代之掌布、按二司事。　　宣德元年（1426　年），令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陈方不合，于茶龙川战败。部将山寿主抚，拥兵不动。宣宗另派成山侯王通充总兵官，都督马瑛为参将讨黎利。　　明宣宗欲放弃交趾，集廷臣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议，杨士奇支持宣宗。宣德元年十一月，马瑛于清威大败黎利，与王通合兵石室县屯宁桥，参赞军务陈洽认为宜驻石室县之沙河，谨慎行事，王通则认为应渡河而阵，不听陈洽劝阻，五鼓挥师而渡，天大雨，道路泥泞难行，黎利伏兵尽起，明军大败。陈洽战死，将士死者二三万人。黎利乘胜率精兵从义安赶来，围东关，王通新败，畏敌如虎，暗中与黎利作交易，许为其上朝请封号，并擅自将清化县以南划归黎利所有，这些郡县守将闻知，或战或降，守地尽失。十二月，明廷加派安远侯柳升由广西、沐晟由云南两路进军交趾。因黄福在交趾有声望，仍令其掌交趾布按二司，随军前来。但此时宣宗已决心放弃交趾，暗令黄福访陈氏旧族。　　宣德二年（1427　年）二月，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其不意大败之，但未能乘胜追击，给黎以喘息之机，黎利很快收集旧部，势力又起。　　四月，黎利攻昌江，都指挥刘任、顾福坚守9　个月，城陷自杀。王通已无斗志，拥兵不救。七月，黎利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福拥兵南宁，坐视城陷。九月，柳升才率大军赶至隘留关，黎利派人持书请和，立陈氏后代为王。柳升封其书，派人送至朝中。　　柳升率官军一路进击，接连破敌，进至镇彝关。柳升勇而寡谋，一路得胜而来，轻敌躁进，兵士累日作战，不得休息。在倒马坡，柳升与百骑驰马过桥，桥突然断裂，大部队无法过河，柳升等陷入敌人重围之中，伏兵四起，柳升等全部战死。余部在都督刘聚的率领下进至昌江，与敌死战。但大军新丧主帅，士气不振，敌驱象阵而进，官军大败，7　万人阵亡，黄福被俘，敌军很尊敬黄福，下马拜泣，称"公向不北归，我辈何至于此"。不忍加害，肩舆送至龙州。　　王通得知柳升败亡，更决意主和。十月，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派人带黎利使者入京上表，愿立陈氏子孙，宣宗以黎利上表密示英国公张辅，张辅称将士劳苦数年，方得交趾，不同意放弃，夏原吉、蹇义也不同意，但杨荣、杨士奇同意。宣宗意决，遣人封陈暠为王，命王通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工，携家南归，归者86000　余人，黎利乘机截留了大批明军士及官吏，计数万人之多。不久，黎利上书称陈暠已死，陈氏无后。自立为王，大军已撤，明廷对其无可奈何。　　（八）朱棣的军事思想朱棣作为藩王，起兵夺取其侄朱允炆的皇位，骨肉相残，为传统之伦理道德观念所不容，政治上先处于不利地位。军事上，以弱抗强，也极为不利。经过三年苦战，终能夺取天下，这与朱棣的胆识谋略有直接关系，充分体现朱棣的卓越军事才能。　　朱棣起兵之初，首先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巧立名目，为起兵寻求合理性。朱元璋立下的《祖训》中有："新天子正位，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朱棣不可能得到密诏，遂声称自己已上书，请诛奸臣。但皇帝年少，被奸臣蒙蔽，"恐不见答"，遂只能"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之既坏"，称兵"靖难"（《明太宗实录》卷二）。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朱棣仍不断上书朝廷，指斥权臣，表明心迹，一方面造政治声势，一方面以缓朝廷大军。这一举措确实高明，建文帝果然中计，屡次逐齐泰、黄子澄以谢燕军，虽然齐黄二人实际上仍在朝中主政，但已授人口实。建文元年（1399　年）十一月，朱棣上书列齐泰、黄子澄之罪，建文帝为之罢退二人，当然也只是作作样子。建文三年（1401　年）四月，燕王已取得河北大部分郡县。此前，建文帝以夹河大战，主将盛庸大败，又将齐黄二人逐出朝，家产被籍没。实际上是命其出外募兵。接着，朱棣被朝廷大军困于大名，粮道被平安、吴杰军切断，甚感忧虑，乃上书称臣，言已知齐黄被远逐，但朝廷大将吴杰、平安、盛庸辈仍布列大军，对抗燕军，要求朝廷先行撤兵，称"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建文帝慨叹：也许"曲在朝廷，齐黄误我矣"。朱棣成功地利用了建文帝优柔寡断的弱点。　　靖难兵起，朝廷派李景隆以50　万大军出讨，企图大军压境，一举全歼。　　朱棣见四周均为强敌，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取通州、蓟州、遵化、密云等地，并迅速进攻居庸关，守将措手不及，见援军不至，遂弃关出逃，朱棣遂获此北平咽喉之地。宋忠3　万人守怀来，燕军初起，人少力弱，朱棣决定智取。他得到情报说宋忠欺骗将士，称其留在北平家眷已被杀。朱棣遂将怀来军士家属趋于阵前，宋忠军将士解体，呼兄唤弟，怀来遂克。永平守将见状，举城归降。自建文元年七月四日发难控制北平，至十八日取永平，在朝廷大军尚未集结之时，北平周围被迅速扫平。八月十二日，耿炳文所部大军30　万至真定，朱棣已在北平站稳脚跟。　　朱棣与朝廷抗衡，兵力上一直占劣势，所以朱棣力避其短，充分利用其主要兵力为骑兵的优势，流动作战，行动迅速，各个击破。起兵以后，仅北平、永平、保定三府得以长守，其余郡县，旋得旋失。朱棣也不以守城为虑。攻城速战速决，牵着南军的鼻子走，反而取得对战场的控制权。　　八月十二日耿炳文大军至真定，都指挥徐凯兵10　万驻河南，以杨松率9000　人为先锋驻雄县，潘忠驻莫州应援。朱棣决定挫其先锋，乘八月十五日南军庆贺中秋节之际，渡白沟河，围雄县城，攻围两日后拔城。莫州军前来应援，燕军已先设伏，断其退路，南军战败，燕军又得莫州。朱棣又命人先探得南军主力耿炳文军虚实，诈言将攻，诱使耿炳文将滹沱河南北之军集中，燕军遂无两线作战之虞。朱棣指挥燕军乘南军移营混乱之机，发起进攻，一战而胜，南军退守真定，坚守不出。　　燕军乘隙北上，袭取大宁，以确保北平无后顾之忧。朝廷因南军滹沱河之败，以李景隆替代耿炳文为主帅，李景隆闻燕军北攻大宁，率军直抵北平城下，一再贻误战机，使燕军得以取大宁后迅速回援。朱棣以精骑先破南军七营，大军继之，城中见胜亦出城夹击，李景隆败走德州，北平之围解除。建文元年十二月，李景隆在德州调兵遣将，准备明春大举进军。朱棣为破坏其作战计划，干扰其准备工作，率兵西取大同。料敌知攻大同必来援，南军不耐苦寒，伤之必多，十二月及次年春正月、二月，燕军连下广昌（河北汶水县）、蔚州，二月初至大同。果然不出朱棣所料，李景隆于二月率军出紫荆关，往救大同。燕军知南军出动，已完成拖垮敌军的战略任务，便迅速回师北平，南军空劳往返，冻饿而死者众多。　　四月，李景隆整师北上，展开了新一轮攻势，与燕军于白沟河对阵，燕军列阵河之北，南军列阵河之南，朱棣反败为胜，收降十余万，乘胜克德州，得粮储百余万石，势力大涨。是役，又导致南军换将，以盛庸取代了李景隆。十月，燕王闻盛庸将北上，主动出击，佯东征辽东，实攻沧州，师至通州后沿运河南下，乘沧州无备，猝攻之，徐凯兵败被执，斩杀万余人，盛庸坚守德州不出，朱棣遂南下取临清、大名，并转攻东南的济宁等地。十二月，盛庸与铁铉屯兵东昌（山东聊城），阻其退路，燕军大败，退回北平，稍事休整，又于二月南出保定。三月，朱棣利用南军东昌之捷的虚骄心理，大败盛庸军于夹河。　　至建文三年底，燕军转战中原黄河以北攻城略地，旋得旋失，收效不大，仍未取得战争优势。朱棣适时转变战略，发挥其骑兵进退迅速之优势，准备兵临淮上，决一死战。这时有中官来报京师空虚，遂决定不再沿途攻城，迅速南下，直取南京。　　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建文四年（1402　年）正月朱棣从北京出兵南下，力避大战，月底进至徐州，绕而不攻，三月间进至淝河地区。在淝河设伏败平安军4　万人。四月间在小河（即睢水，自宿州入境经灵壁北东入睢宁）又有激战，两军伤亡均很大，隔河对峙，燕军粮尽，乘夜绕出平安军后，此时南军援至，双方战于齐眉山（灵壁西南30　里），燕军大败，军心动摇，均欲北归，朱棣南下决心已定，毫不动摇。大将朱能亦仗剑而起，诸将始不敢复言。朱棣率将士昼夜环甲，不敢休息。朝中突然召徐辉祖还京，南军主力一撤，人心不稳，何福移营灵壁，欲深堑高垒困住燕军。朱棣派人阻其粮道，南军缺粮，又欲移军淮河就粮。朱棣乘其移营之机，大举进攻，南军骁将平安等被擒，获降十余万，淮北瓦解。　　盛庸据淮河南岸，朱棣从泗州潜渡淮河，绕过防守严密的凤阳、淮安，取扬州及仪真。六月，朱棣在蒲口败绩，危急之中，不惜以世子之位许次子朱高煦，换取其力战解救，转败为胜。六月三日从瓜州渡江，镇江降，京师势孤援绝，十三日，不战而降。至此，朱棣大胆的"空心战术"大获全胜。三年的靖难之役，朱棣指挥果决，经验丰富，故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每战必身先士卒，故将帅用命，亦是取胜之关键。白沟河大战，燕王亲冒矢石，南军矢落如雨，燕王坐骑三次更换，矢尽挥剑，剑复折断，几为南军骁将瞿能所获。夹河之战，朱棣白天率众与盛庸军战，晚上罢兵，以十余骑逼盛庸营野宿，早上醒来一看，已陷入敌营的包围之中，从容引马穿营而去。朱棣夺取天下后，以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迁都北平，将国都移至对蒙古作战的前沿地带。以攻为守，五次亲征漠北，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势力南下的企图。　　三、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一）五府与都司卫所五府为明朝最高军事机构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明初，设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以朱元璋之侄朱文正为大都督。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为防止军权过于统一，分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全国卫所，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等。多以公、侯、伯充任，事权很大，后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除在京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下辖的卫所。五军都督府下辖各都司卫所情况措置不一，明迁都北京后，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大致情况如下：左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在外分领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所属卫所。右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及在外直隶宣州卫、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等。中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中卫、神策卫、应天卫、和阳卫、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及在外南直隶诸卫、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等。前军都督府领在京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及在外南直隶九江卫、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兴都留守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等。后军都督府统在京留守后卫、鹰扬府、兴武卫、大宁中卫、大宁前卫、会州卫、富峪卫、宽河卫、神武左卫、神武后卫、忠义左卫、忠义右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义勇中卫、义勇左卫、义勇右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武成中卫、蔚州左卫及在外北直隶、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等。　　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范围，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由地方逐级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给由，则由吏部。其他如武官之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会同有关机构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遣将则由皇帝自主。战时皇帝命将、调五府所辖卫所兵出征，事毕将上所佩印，解职，兵各还卫所。　　五军都督府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但实权并不大，永乐以后，其权渐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官员仅是虚衔而已，这是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　　五军都督府下辖都司。都司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是明王朝地方一级的军事机构。洪武八年（1375　年）设置了13　个都司，计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还设置了两个行都司，甘州、大同。洪武十四年，增置中都留守司及贵州、云南都司。二十年置大宁都司。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17　都司及一个留守司。洪武二十七年置四川行都司。永乐元年（1403　年）废北平都司，宣德五年（1430　年）置万全都司，成化十二年（1476　年）置湖广行都司，嘉靖十八年（1539　年）置兴都留守司。此后遂定制，除南北直隶不置都司外，共有16　都司、5　行都司、2　留守司。16　个都司中，有13　都司设于省会，为明代省级行政单位都、布、按三司的一部分，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按察使司，共同处理一省的军、政大事。　　其他三个都司为辽东（治所定辽中卫即今沈阳）、大宁（治所原为大宁卫即今内蒙宁城，永乐元年内迁保定）、万全（治所宣府左卫即今河北宣化），均位于边境地区。五个行都司亦如此，山西行都司治所为大同府，陕西行都司治所为甘州左卫（今甘肃张掖），四川行都司治所为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湖广行都司治所为郧阳府（今湖北郧县），福建行都司治所为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均设于军事要区，兼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卫所制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卫即卫指挥使司，所则有千户所和百户所。以5600　人为一卫，1120　人为千户所，112　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按地方大小利害设置，一般一郡（府）者设所，连郡（府）者设卫，从京师到地方皆立卫所。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两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两人，从五品。百户为正六品，无定员。洪武二十三年又在未设府州县的边境地区设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军民千户所，兼理民政事务。此外还有守御千户所、屯田群牧千户所等。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置羁縻都司、卫所，以当地的酋长、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朝廷颁予敕书印记。这些都司卫所主要设于东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区。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下辖卫384、所24、站7、地面7、寨1　个。管辖西北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达北山（今外兴安岭），西南接辽东都司，南抵鸭绿江、阿也苦河（今图们江）。西北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明代为畏兀儿等族聚居区。洪武八年至永乐四年（1375-1406　年），先后设置哈密、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北赤金）、安定、阿端、曲先（均在今青海西北部）、罕东（今青海青海湖东附近）七卫。吐蕃强大后，其地为吐蕃所占，各卫或内迁，或散亡。　　四川西部、青海、西藏一带的藏族地区。洪武二年平定陕西后即遣使招抚，至宣德间先后设置乌思藏（今西藏大部）、朵甘卫（今西藏东部、青海大部、四川西部）二都司。俺不罗（今西藏浪卡子）、牛儿宗寨（今西藏拉萨西南）、领司奔寨（今西藏仁布）等行都司，陇答（今西藏贡觉、昌都一带）、上邛部（今西藏丁青）、陇卜（今青海玉树北）、必里（今黄河河源一带）、毕力术江（今青海玉树附近）等，及3　个宣慰司、6　个招讨司、17个千户所及袭元朝旧制的俄力恩军民元帅府（今西藏阿里地区）、拉达克及若干万户府。　　卫所的数额时有变更。万历时，共设内外卫493、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359、仪卫司33、宣慰司2、招讨司2、宣抚司6、安抚司16、长官司70、番边都司卫所等407　个。　　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制度，相当多的卫所，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还是一个地理单位，掌管着一块类似布政司、府、州、县管辖的地区。这部分土地除用于卫所正军的屯田外，还包括余丁、军妻及其子女的耕地，而且还有一些民户的耕地。相当数量的卫所于自己独立的辖区内择地筑城，即"卫城"、"所城"，独立管理其所辖地区。　　卫所补充、更新兵员的办法，采用了世袭制度。军士携带家口，世居一卫所，远离祖籍。子孙一人世袭为军，代代相传，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保证军民分籍。一人为军，其在卫所的军家便须世世承袭为军，其在祖籍的军户在军家无人为军的情况下，要另行提供一名军丁。军籍控制极为严格，必须皇帝特许，才能免除军籍。如正统初年兵部左侍郎邝埜，家为军籍，"时西鄙有警，埜独任其事，上嘉其才，。。特除籍以示优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十）这种强化控制，使卫所的兵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二）京营与班军京营的建制完备于永乐时期。洪武时，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48卫卒，洪武四年，京军总数207800　余人，隶于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后，分隶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治常行簿书而已，非特命不与营务"（《罪惟录·后志》卷二十）。　　永乐年间，京军增为72　卫，分别归属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是为三大营。五军营为步骑军，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每年调中都（凤阳）、山东、河南、大宁兵为班军，轮番戍守京师，亦隶于五军营。五军营的官员设置情况为：提督内臣1　人，武臣2　人，掌号头官2　人，大营坐营官1　人，把总2　人。下属中军，有坐营官1　人，马步队亦各设把总1　人。左右掖、哨官亦同于中军。五军营内分出12　营，掌随驾马队官军，设把总2　人。有围子手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马步队官军，设置坐营官1　人，围子手营下统4　司，亦各设2　名把总官。幼官舍人营亦属五军营，掌操练京卫官员的应袭子弟，设坐营官1　人，下分4　司，各设1　名把总。　　三千营之设，因于明成祖得边外降丁3000，立为三千营，下分5　司，其职责，各司分掌驾前旗纛、御宝、传令营旗牌、御用盔甲、兵仗、衣冠等项。设提督内臣2　人、武臣2　人，掌号头官2　人，坐司官5　人，见操把总34　人，上直把总16　人，明甲把总4　人。三千营均为骑兵。　　神机营为火器营，官员之设，同于三千营。分为五军，中军，设坐营内臣1　人，武臣1　人，下设4　司，各设监枪内臣1　人，把司官1　人，把总官2人，左右掖、哨官之设亦同于中军。得都督谭广马5000　匹，设置五千下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设坐营内臣、武臣各1　人，下分4　司，各设把司官2　人。　　三大营的分工，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习巡哨，神机营习火器。皇帝亲征，"则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明史·兵志》）明代军力部署，重内轻外，京师约驻军30　余万，畿内亦有20　万。　　京军三大营制度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前无大变化。洪熙年间，以武臣一人总理营政，以改变三大营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状况。正统十三年（1448年），开内臣监军之例，以邓茂七起义，京营出征，命太监曾吉祥、王瑾监督神枪火器，称监枪。　　土木之变，京军50　万几乎全军覆没。京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景泰年间，景帝命兵部尚书于谦整顿京营。于谦认为三大营各为教令，有战事时，临时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设立团营。每50　人为一队，设队长，两队百人，设领队官。20　队千人，设把总官。5000　人有都把总官。从三大营中共选15　万人，分10　营，称团营。每营设坐营都督1　员，都指挥3　员，把总都指挥15　员，指挥30　员，管队官每队2　员，于三大营提督中选2　人充任总兵，负责10　营的训练管理。剩余的兵士归本营，称老家。京军之制为之一变。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团营制被废除，恢复三大营旧制。营军总数为23万余，分为头拨、次拨，随时进行训练。　　明宪宗成化年间，恢复团营制，增为12　营，称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每营万人，各分为五军。三千营、神机营仍领马队、火器。12　团营各由侯一人统领，各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提督以勋臣，称之为选锋。余兵仍归本营为老家，不参与训练，专门供役使。当时共选出14　万人，3000　余人为选锋，又以山东、河南、江西精兵为班军，春秋番上京师，共计25　万人。成化时，郡内监汪直总督团营，禁旅大权从此落入太监之手。成化二十年，还恢复了殚忠、效义二营，练京卫舍人、余丁。二营立于永乐年间，后废置，至此复设，但不久，又因无益废除。　　弘治时，营军久困于工役，缺伍多，颓靡不振，明武宗即位时，12　营锐卒仅存60500　余人。正德年间，京营制又发生变化。边将江彬得武宗之宠，奏调边军入卫京师，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边军数万人被调入京师，称外四家。立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于西官厅操练，正德元年所选官军操于东官厅，东西两官厅军称为选锋，12　团营又成老家。此时边将用事，工役浩繁，京营戎政益坏。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京军，查籍册应有38　万，实际上存者不足14　万，仅选出2　万人。武宗死后，大臣以遗诏罢两官厅，仍为团营。　　明世宗嘉靖时期，营政废坏如故，京营兵士仅余5　万余人，加派文臣提督团营。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廷相受命提督团营，他对当时营务的看法，颇为中肯：一是军士多被朝廷及中贵、武臣拉去服工役，不似武夫，倒与田夫无异。二是到了年龄的兵士，应由子弟替代，但吏胥上下其手，索要重贿，使贫困老弱兵士充斥营伍。三是富裕的兵士不愿参加营操训练，贿赂将领将名籍列入老家。语虽切中要害，但不久朝廷两郊九庙诸宫殿大兴土木，京营尽被趋往劳作。嘉靖中期，边警频仍，仅选出骑兵3　万，仍分作东西官厅，进行操练。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鞑靼军兵临北京城下，京营军士仅五六万人，被驱出城迎战，"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明史》卷九十《兵志》）。大学士严嵩为塞责，对团营制又进行了改革。　　这次改革是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三千营改名神枢营。设大将1　人，称总督京营戎政，设文臣1　人，称协理京营戒政。五军营副将2　人，参将4　人，游击将军4　人。神枢、神机副将2　人，佐击将军6　人。不久又增能战之将，称练勇参将6　人，革去神枢、神机副将1　人。12　营、两厅、司掖哨等均罢设。又派遣御史4　人，募兵于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得4　万人，分隶于神枢、神机营，大将所统三营之兵，平日称练勇，有战事时更定职名。五军营，设大将1　人，统兵1　万，总管三营副、参、游击、佐击及坐营等官；副将2　员，各统军7000；左右前后参将4　员，各统兵6000；游击4　员，各统兵3000。外备兵66660　人。神枢营，副将2　员，各统军6000；佐击6　员，各统兵3000。外备兵4　万人。神枢营亦同。在京各卫军，俱分隶于三大营。隆庆年间，一些官员认为三营几十万大军统于一人之手，不符合明太祖、太宗时分府分营以分权的本意，于是三大营互不统属，各设总兵一员（又改称提督），又增设文臣总兵三人，自六提督设后，遇事各持己见，纷争不决，只得罢设，仍置总督，协理二臣。　　此后，营制变化不大，官员设置上有增损而已。崇祯年间，营务已尽领于中官。出战时，廪给优厚，挟势凌虐将士，瓦解军心。明末，营将尽为内监私人，不懂军事，营兵只是注名支粮，买人雇役，朝甲暮乙。崇祯帝屡次要求严加训练，但每日操练者不过二三百人，未到黄昏，人已散去。崇祯问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侍郎王家彦，如何才能振刷营务，王家彦称"势已晚"（《明史》卷九十《兵志》）。崇祯十八年（1644　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攻北京城，至沙河，京军出战，未及接战，闻炮声已溃不成军，起义军长驱直入，守城的京军仅有3000　人，城陷，明朝灭亡。　　京营并不直接掌管皇帝的宿卫，另专设12　卫为皇帝亲军，不隶于五军都督府。　　洪武二年，曾设亲军都尉府，统左、右、中、前、后五卫及仪銮司。十五年，均废，设锦衣卫，掌大驾卤簿，计10　司：鸾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等，士卒称校尉、力士、将军、大汉将军等。永乐中，增设红盔将军、明甲将军及叉手、围子手等，俱用以备宿卫，由公侯伯驸马等官统领。凡遇朝廷万寿圣节、正旦、冬至及大祀、誓戒、册封、遣祭、传制等项仪式，用全值，3000　人。其他时间则更番上值。平日，当值将军百人昼夜分候午门外，叉刀围子手等则于皇城值宿。亲军之数：锦衣卫大汉将军1507　人。府军前卫带刀官40　人。神枢营红盔将军2500　人，把总指挥16　人。明甲将军502　人，把总指挥2　人，大汉将军8　人，五军营叉刀围子手3000，把总指挥8　人，勋卫散骑舍人无定员，旗手等卫带马官180。卫士上值，以金牌为凭，金牌颁于洪武六年，长一尺、宽三寸，以仁、义、礼、智、信为号，二面俱篆书，一曰"守卫"，一曰"随驾"。掌于尚宝司，上值时佩带，下值交还。　　守卫皇城的士卒，共有22　卫，永乐年间定制，各卫辖区固定，职责分明。午门、承天门直至长安左右门，以及皇城东西，由旗手、沈阳、济阳、济川、府军及虎贲右、金吾卫、燕山前、羽林前八卫负责。东华门左右至东安门左右，属金吾、羽林、府军、燕山四左卫。西华门左右至西安门左右，由以上四右卫负责。玄武门左右至北安门左右，属金吾、府军后及通州、大兴四卫。昼夜巡守。　　明代禁军中，还有四卫营的勇士旗军，隶属御马监，最初是以从蒙古统治区逃归的人充任，专门用以养马。以后，向朝廷献纳马匹的人亦可入营。宣德年间，有3100　余人，设武骧，腾骧左右卫，始称四卫军，设坐营指挥四人，督以太监，别营操练，服装器械，亦与其他军士有别。弘治末年，四卫营勇士有11780　人，旗军30170　人，每岁支粮50　万。多为军卒相冒，以支粮饷。正德年间，选四卫营勇士隶西官厅，嘉靖年间，革西官厅，勇士仍归卫。应兵部之请，四卫营曾属兵部，但不久又尽归御马监，仍为中官把持。万历四十二年，给事中姚宗文点阅四卫营，称"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仅及其半。马一千四十三，则无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余，马亦如之。"（《明史》卷九十《兵志》）要求惩治失职官员，不了了之。天启末年，开始分弓弩、短兵、火器，对其进行训练。崇祯年间，太监曹化淳改之为勇卫营，训练成一支劲旅，号称黑虎头军。　　班军设于永乐十三年。每年有16　万人番上京师。明宣宗以后，专用江北卫所军士担任。班军设置的目的："一则可以壮王畿而负常尊之势；一则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轨之谋；一则可以备征调而潜抑京军之骄惰"（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十三）。　　班军抽选地区，渐成定例，大宁70700　余，中都、山东递减，河南最少，有14000　余。隶于京营，春秋更代。明中期以后，班军多被用作工役，操练尽废，班军衍期不至，缺额严重，虽屡有整饬，收效甚微。　　（三）五城兵马司与巡检司洪武初年，设兵马指挥司，负责社会治安，昼夜巡逻于京城内外。初隶于中军都督府。永乐元年，始正式设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五人。巡察的范围，南至海子，北至居庸，西过卢沟桥，北至居庸关。所辖官军人数逐渐增加。宣德初，京师多盗，增官军百人，协助五城兵马司巡捕。不久，又增夜巡候卒500　人。成化时，始命锦衣卫官校参与巡捕，并由锦衣卫官同御史督之。成化末年，加拨团营军200　人。弘治年间又加拨三千营军士120　名。同时，令锦衣卫官五人，旗手等卫官各一人，率兵分地巡警。弘治末年，逻卒增至4000　人。万历以后，军额倍增，达10018　员，马5000　余匹。　　随官军人数的增加，官员也逐渐增置。设提督官1　员，中军官1　员，左右参将2　员，城内分地设把总12　员，又有统率500　精兵的尖哨把总6　员等。官员各分信地，设立界牌。士兵们夜持巡牌，"核城门扃鐍及夜行者"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六），及盗贼、妖言、街道、沟渠、囚犯、火禁等事。孝宗时，里甲之法极严，家给悬牌，悬于门上，上书籍贯丁口名数。外地口音及服色有异者，均在摘发之列。皇帝出宫及朝审、录囚等，逻卒还需列队街巷，以壮声势。　　明初捕盗在京师以外各州县则无专官，弘治以来，在外添设捕盗通判、州判、主簿等官。　　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任务是盘诘往来奸细、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以及无文引、面生可疑之人。同时规定军民人等往来出乡百里者，即由巡检司按验文引。运船马快商贾等船，经由津渡巡检司者，也要按验文引。巡检司执役之人由乡兵充任。乡兵是由丁粮相应人户内佥点，一年更替。一些地方的巡检司还可以拨囚犯应役，亡故后勾其家人补役。巡检司盘查抓获的内外卫所逃军、囚徒、无文引之人，及贩卖私盐者，送到刑部审问，在逃囚军刺字，原伍旧军及余丁亦刺字。若系在京军人，则调发外卫，在外卫所军人，仍发原卫著役。盐贩充军，财物入官。　　在京的五城兵马司，各州县衙门的捕盗通判、州判、主簿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巡检司，构成明代的警察系统。而锦衣卫及东西厂等更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秘密警察。　　（四）驿递明代从京师到地方，遍设驿递，在京称会同馆，在外称水马驿及递运所。另有递送公文的急递铺。　　会同馆。明初设于南京。永乐初又于北京设会同馆。正统六年定制为南北2　馆，南馆3　所，北馆6　所。所设大使1　员，副使2　员，南馆设馆夫100名，北馆300　名，负责做饭以供使客。从顺天府及直隶真州保定等处佥发，一年一代。额设马匹171　匹，从各地佥派，百姓占田40　顷以上者，出马1匹。　　马驿，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定，凡马驿视冲要之处，每驿设马80匹、60　匹或30　匹不等。其余虽非冲要，但系经行道路，则设马20　匹、14匹、5　匹不等。役夫从该驿附近民户中佥派。将各驿马匹分上、中、下三等，悬以小牌，视往来过客的情况给付使用。有紧急公务，则在马上悬一铜铃，下一驿所听铃声备好替换马匹。　　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则设船20　只、15　只或10　只，分行偏路，亦设船7　只或5　只。每船设水夫10　名，于纳粮5　石之上、10　石之下者点充。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在内公差人员，系军情重务及奉旨差遣者可以由驿传付马匹脚夫。兵部填给勘合，所差人员，转赴内府关领符验。事毕销缴。嘉靖以后均改用勘合。由京师兵部给发者为内号，南京兵部及各处抚按衙门给发者称外号。上面填写公差人员姓名、缘由等项。　　急递铺用以递送紧急公文。洪武二十六年定，凡10　里一铺，每铺设铺长1　名，铺兵要路10　名，偏僻之路四五名，于附近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之家点充。每个急递铺前设12　时日晷一个，以验时刻，铺门首有牌门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等等。铺兵递送公文的速度，一昼夜为100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　里。即8　分钟行一里地。一有公文送至，便要随即递送，不分昼夜。马悬鸣铃，前铺闻铃，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包裹，夹板拴紧，携小回历一本，递至前铺交收，于小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　　四、从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艰苦维持时期（一）麓川之役麓川宣慰司在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位于金沙江以南，与缅甸接界。元代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明洪武年间，大军平云南后，改平缅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洪武二十九年，置平缅宣慰司。　　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麓川宣慰使思伦发叛，称兵30　万。朝廷派沐英率3　万骑兵增援当地守军，于定边破其象阵，斩杀4　万人，思伦发战败遁去。洪武三十年，思伦发被其部属刀干孟所逐，逃到沐英之子沐春处请求庇护。朝廷派兵逐刀于孟，降者7　万人，擒刀干孟，归麓川于宣慰使思伦发。思伦发死后，当地土著分据其地，沐晟讨平之，以其地设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　　思伦发死，其子袭，又死，次子思任发袭麓川宣慰使，其地多被缅甸宣慰司吞并。正统三年，缅甸宣慰使被木邦宣慰所杀，思任发欲尽复故地，兴兵扰边。正统四年，沐晟往讨不利，惧罪暴卒。五月，以沐晟子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率军讨思任发，兵败，马翔、张荣下狱。七月，沐晟军取得了两次胜利，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入贡谢罪。　　明廷对是否继续对麓川用兵存在分歧。明英宗命大臣在朝商议。刑部侍郎何文渊认为麓川地方僻远，不宜动兵。大学士杨士奇亦主其说。侍讲刘球认为明廷边患在瓦剌，应把防守的重点放在北边。专权的宦官王振为"示威荒服"，力主用兵，已先将甘肃总兵蒋贵等召回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王骥主战，称思任发世代袭职60　年，屡抗王师，朝廷不应示弱小夷。　　正统六年（1441　年）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兵15　万征麓川。蒋贵为一员勇将，起身行伍，不识字，但能与士卒同甘苦，出征时，衣粮器械不役一人，临阵则身先士卒，颇受爱戴。　　正统六年十一月，蒋贵兵分三路，乘风纵火，拔敌巢上江，斩敌5　万，余众散去。思任发率2　万人列七营据险，与官军战于木笼山，官军左右夹攻，大败思任发，乘胜追至马鞍山下，破其象阵，死者十余万，麓川大震。十二月，都指挥方瑛率6000　人破敌追兵。大军进攻麓川城，积薪焚其栅，思任发携妻子逃至缅甸，遂班师。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　　明军凯旋之鼓乐未停，思任发又叛。正统七年十二月，朝廷又命蒋贵、王骥出兵。八年二月，大军进至金齿，要求缅甸交出思任发。缅甸不听，乃进至腾冲，与缅甸军战于蛮江之上，激战一昼夜，缅军败退。思任发又逃，官军获其妻子，班师。　　正统九年二月，王骥合木邦诸部，屡征缅甸，缅甸要求以麓川之地归木邦宣慰司，孟养、戛里予缅甸，才交出思任发，并声称思任发从子思机发屡相攻，不敢交。王骥率兵捣思机发寨，思机发逃到孟养。英宗命王骥还京。正统十年十二月，千户王政奉敕到缅甸要求其交出思任发，缅甸方面恐官军再出，交出思任发，思任发绝食，奄奄一息，王政遂杀之，将其首级传送至京。　　思任发虽死，其从子思机发仍据孟养，拥兵自重。正统十三年，又命王骥出兵13　万讨之。明军渡金沙江，攻下思机发所据的鬼器山、芒崖山等寨，斩获无数。明军伤亡亦很大。思机发不知下落。各部落又拥思任发之子思禄为乱，复据孟养地。　　王骥八年来屡次出师，虽有斩获，但大军一还，叛乱如故。明廷考虑到不可能彻底平定麓川，只好与思禄约，许其为酋，约束各部，居孟养如故。双方于金沙江立石为界："石烂江枯，尔乃得渡"。　　麓川之役，征调四川、贵州、湖广、南京、云南军士先后20　余万，转饷半天下，"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明王朝面对北边瓦剌的强大军事威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仍未将麓川平定。麓川之役对明廷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　　（二）土木之变蒙古鞑靼部自永乐年间明成祖的数次北征之后，势力已大为削弱，宣德年间复为瓦剌部顺宁王脱欢所败，尽并其众。瓦剌部势力转盛。脱欢为永乐年间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脱欢统领了瓦剌、鞑靼两部后，欲自立为可汗，但多数蒙古人仍愿立元宗室子孙，脱欢乃自称丞相，立脱脱不花为可汗。正统四年（1439　年），脱欢死，其子也先脱离脱脱不花的辖制，向明廷朝贡也是各自派遣使臣，明廷也乐于分而治之，两边应付，赐予丰厚。　　永乐以后，对蒙古改攻势为守势。仁、宣时期，除宣德三年（1428　年）　　宣宗曾率3000　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万人外，未与蒙古人发生过战争。宣德五年（1430　年）以开平孤悬塞外，移卫于独石，独石以北之险要尽失。正统年间，明廷忙于对麓川用兵，也先正拚命扩张其势力，向西北方向发展，控制了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又吞并哈密卫，明廷失去西陲屏蔽，与西域的交通也被阻断。此后，也先又转向东方，"破兀良哈，胁朝鲜"。至正统年间，明廷坐视也先势力向东扩展到辽东地区，向西扩展到新疆、青海等地，明边防全线吃紧，朝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增兵防备建议被束之高阁。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以贡马事件为导火索，也先率部大规模南侵。　　这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　余人进马，诈称3000　人，邀取厚赏。这本是明廷多年以来羁靡政策使然，但专权的宦官王振矫枉过正，突然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4／5。也先被激怒，于七月间兵分四路，大举入侵。东路由脱脱不花和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进攻甘州（张掖），中路为进攻重点，又分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统领攻大同。七月十一日，大同失利，塞外城堡相继陷没。大同败报传至京师，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决定亲征。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率百官劝阻，英宗不听，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率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从征，发大军50　万，要求各部门在几天之内将人、马、粮草备齐，由于时间仓促，大军领到的军需物资不足，而主战场宣府、大同等地也缺乏粮草。七月十六日，英宗率50　万人从京师出发。由于仓卒出行，组织不当，行伍一片混乱，自相惊扰。十九日抵达居庸关。群臣请求驻跸，英宗不听，继续北行。二十三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心惶惶，边报愈急，扈从诸臣接连上章请留宣府，王振怒而不允。未至大同，兵士行粮告罄，僵尸横路，敌亦佯退，诱师深入。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犹欲再进，兵部尚书邝埜坚请回驾，王振命其与王佐随老营行动，不许参与决策。邝埜从马上跌下，几乎摔死，王佐则整日跪在草中，企图感动英宗回师，但都无济于事。这时，前锋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大同守备太监郭敬密告王振敌锋甚锐，决不可行，王振始惧，决定于八月四日回师。大同总兵郭登言车驾宜从紫荆关入。王振是蔚州人，从紫荆关退兵正可从其家乡经过，可以要求皇帝幸其故里，显示威风。大军行了40　余里，王振又考虑到大军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过宣府。邝埜上书请求急驰入关，王振不听，邝埜又到行殿申请，王振怒称"腐儒安知兵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命左右掖之去。十日，到达宣府，瓦剌追兵突至，命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皆战死。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3　万骑前去救援，朱勇冒险进入鹞儿岭，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十三日，大军退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20　里，随从官员都主张迅速入城，但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为由，令大军坐等。第二天想继续南行，瓦剌大军逼近大营，大军不敢行动。土木堡地高无水，掘井深2　丈亦不见水，人马两日未饮，饥渴难耐。土木堡之南15　里有河，已为也先所据。也先大军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守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拒守一夜，敌军越来越多。十五日，也先佯退，并派使者议和，王振轻信，卒令大军移营就水，军士跳越壕堑而行，行伍混乱，才及三四里，瓦剌军四面围攻，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骑兵蹂阵而入，长刀挥舞，砍杀明军，明军死者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被瓦剌军挡了回来，乃下马盘膝，南面而坐。一个瓦剌士兵前来剥其衣甲，见其衣着、举止与众不同，就推其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由此做了瓦剌的俘虏。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等数百随从官员皆死，50　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明京军的全部精锐。　　土木之败，并非两军数量及战斗力悬殊所致。瓦剌军士不过2　万，明军50　万败在战略决策、指挥失当上。明军欲阻厄瓦剌的强大军事攻势，主动出关，欲与敌决战，但敌情不明，处处盲目被动。明军主力进至大同时，才知敌势强大，临时改变作战方针，仓促后退，终于酿成土木堡之惨败。　　（三）北京保卫战明英宗于土木堡被俘，也先大喜过望，欲挟其作为赚取边城、勒索财物及与明廷议和、换取让步的资本。明廷对这一突发事件从最初的惊慌失措转至冷静面对，促成这一重要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于谦（1398-1457　年）。土木堡败报入京，大小臣工于朝中聚哭，以翰林侍讲徐珵为首的一部分朝臣主张南迁，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正直派官员，坚决反对，以宋南渡为例，力主坚守。郕王朱祁钰和皇太后下决心抗战，并将战守重任交给于谦。首先，针对瓦剌挟明天子之谋，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等请示皇太后，要求立郕王为帝，皇太后见英宗之子年方3　岁，而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急需皇帝主政以稳定人心，同意以郕王即帝位，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王振的愚蠢顽固是土木之败的主因。群臣激愤，于朝中击杀其党马顺等三人，朱祁钰顺应民心，将王振余党下狱论斩，家产籍没。　　在这些政治上的举措完成后，于谦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当时，京军劲旅尽陷于土木，京中仅余疲卒不足10　万。八月十九日，于谦危难中受命，立即奏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东南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　　同日，又将通州粮移入京师，通州粮储百万石，有人怕被瓦剌军夺去，主张焚毁。在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军人半年粮饷、京官九月至明年五月俸粮均于通州支取，令其自己运回，官府给运费。同时，还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粮至京，"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给脚价银一两"（《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粮储入京，各地官军也陆续赶来，京师人心渐稳。　　京师防务粗定，于谦又着手京师外围之防线，他推荐右都御史陈隘安抚畿内军民。　　土木之变后，宣府周围堡垒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心惶惶，官民争相弃城出逃，巡抚罗亨信仗剑坐城下，下令出城者斩。也先三次进攻宣府，挟英宗赚取城池，守将杨洪、罗亨信拒不开门，率军民坚守。八月二十四日，于谦为奖谕其屏卫京师之功，请朱祁钰封杨洪为昌平伯，并奖励巡抚罗亨信等。于谦还撤换京城内外一批老弱怯懦的文武官员，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如广东东莞县河伯所闸官罗通升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大同副总兵郭登升任总兵，镇守大同，都督石亨总京营兵。南京储备的军器大批调入京师。　　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军拥英宗至大同城外，郭登闭门不纳。当时大同军士多战死，郭登接任大同总兵时，士卒堪战者才数百，马仅百余匹。郭登修城缮甲，慰问伤病士卒，勉励将士，誓与大同共存亡，并迅速着手扩充军队。数年后，马至5000，精兵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之最。　　于谦为解决京师兵力不足的问题，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　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召募官舍余丁、义勇、民丁等，及更替下的沿海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工部则集中力量日夜赶制武器。　　土木惨败后，瓦剌部没有乘胜直捣京师，而是几次在宣府、大同等边镇勒索财物，使明廷得到了一个月的喘息时间，这是瓦剌军作战中的最大失误。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在也先及脱脱不花的率领下大举进攻京师，明廷在于谦的主持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已基本就绪。十月初一日，也先挟英宗至大同，称奉明天子还，大同守将郭登严阵以待，言国已有君，拒而不纳。也先见大同兵备甚严，弃而不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将敌情飞报入京，京师闻讯，立即戒严。十月初三日，瓦剌军前哨2　万骑兵已抵紫荆关，初九日，也先主力抵达，全力攻关，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瓦剌军由山间小路越过山岭，夹击关城，关城腹背受敌，守将都指挥韩青及都御史孙祥战死，紫荆关失守。另一路瓦剌军从古北口进犯，初四日瓦剌3　万人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又转攻白羊口，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白羊口失守。瓦剌军从白羊口和紫荆关两路进逼北京。十一日，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明廷方面：初八日，于谦受命提督各营军马，并赦原大同主将刘安及因交趾事下狱的成山侯王通出狱，协守京师。众臣集议守京师之策，王通主张挑筑城外沟濠，太监兴安"鄙之"，认为这是最怯懦的办法。石亨主张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以拖垮敌军，应该说这是老成之策，因明军新败之余，士气不高，瓦剌军骑兵骁勇，仅用10　天就直趋北京城下，长驱900里，其势甚锐，北京坚城深濠，易守难攻。但于谦认为"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明通鉴》卷二十四）主张列军城外迎击敌人，即背城死战，破釜沉舟。这是极为大胆的冒险之举。这种战法，置士兵于死地而后生，可以激励士气，对敌可示誓死抗战之决心。其弱点在于放弃有利于防守的京城城垣。于谦以其雄才大略，在朝廷危急之中，毅然采取这一孤注一掷之战法，将京师22　万兵布列于京师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列阵崇文门；都指挥杨节列阵宣武门；诸将皆受石亨节制。于谦亲自到德胜门石亨阵中抵御瓦剌主攻部队。部署完毕，城门尽闭，不再轻易开启。于谦下令：临阵时，将领不顾士兵先退，斩将，兵不顾将先退，斩兵；前队战退，后队有权尽斩之以徇，不斩者同罪。　　也先兵临城下，见明军有备，乃先以和议试探虚实，要求明朝派大臣"迎驾"，众人不敢出，明廷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出城朝见英宗。也先不满，对王复等称："你们都是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石亨等来"，并索要大批财物。朝中一些人及朱祁钰等有些动摇，想议和。于谦不同意，坚持以武力抵抗。十三日，瓦剌军万余骑兵进攻德胜门。瓦剌军此前曾派散骑到此窥探明军阵势。于谦判断其会在这里进攻，命石亨预伏精兵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瓦剌大军来攻，明军先以少数散兵诱敌入伏中，抓住战机，伏兵四起，瓦剌大败。也先之弟素有"铁元帅"之称，德胜门之战中被明军火炮击毙。石亨率军出安定门，与其从子石彪持石斧冲入敌营，所向披靡，敌军退却。转攻西直门，孙镗率部拚杀，寡不敌众，退至城下，诸将未救援，孙镗急叩门求入城，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见孙镗失利，开门纳之。敌见孙镗退却，势益张。程信见状，乃闭城趋孙镗再战，瓦剌逼近城池，孙镗军无退路，只得死战，程信、王通于城上以火炮助攻，毛福寿、高礼亦率军来援，高礼战死，形势益急，石亨兵至，才击退敌军。　　此次战斗之后，于谦见西直门和彰仪门之间力量薄弱，乃增派兵力，命都督毛福寿于这一线埋伏火炮，并要求诸将临战要互相应援，瓦剌军果然在彰义门组织起新的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战，以火器列于前，弓矢短兵随其后，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明军数百骑欲立功，从后队跃马而出，打乱了己方阵形，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至土城，这里的居民也前来助战，他们登上屋顶，砖石瓦块铺天盖地而来。王竑、毛福寿的援兵赶至，瓦剌军不敢恋战，仓皇退去。　　瓦剌土木胜后，心骄气盛，以为京师旦夕可下，没想到五天以来受到明军的顽强抵抗，士气低落，也先布置的一支由居庸关包抄京师的5　万大军，被阻在关口。守将罗通率军民汲水浇城墙，天寒地冻，城坚硬光滑，无法靠近，经七天的战斗，击退敌军。罗通还三次派军出城追杀，颇有斩获。十月十五日，宣府、辽东军亦入援京师，也先无计可施，听说明援军四集，乃于十五日夜拔营北归。于谦侦知英宗已被也先挟持先退，乃令火炮齐发，轰击敌营，死者万余。瓦剌军自良乡向西退去，沿途大掠，在昌平还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长、献、景诸陵寝殿和供器。十七日，由紫荆关退出关外，杨洪所率的宣府援军2　万会同孙镗、范广军追击敌残兵，各地百姓也不堪瓦剌军抢掠，组织起来自卫。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终于退出塞外，京师转危为安。　　（四）项忠与荆襄之役流民问题是明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洪武年间所制定的户籍政策极为严厉，目的就是把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国家的赋税和徭役。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役的日益苛重，"逃户"、"流民"越来越多，荆襄山区是流民最大的聚集区。　　荆襄的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地带。这里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山深林密，沃野千里，是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元代这里已是流民的聚集区，并不时与朝廷武装对抗。明初邓愈平定这一地区后，将百姓迁出，空其地，严禁百姓进入。但永乐年间，这一封锁已被打破，郧阳山区已有流民进入。宣德至成化年间，流民已达150　万。他们千百为群，开荒采矿，流徙不定。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　年）明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襄、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宜。　　成化元年三月，流民首领刘通（号刘千斤）联合石龙（号石和尚）、刘长子等，在房县大木厂聚众4　万人起义。他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任命了将军、元帅等。五月，明廷派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会合湖广总兵李震、河南巡抚王恕入山征讨。刘千斤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万山之中，分为七屯，且耕且战。在梅溪附近，起义军大败李震所部湖广军，杀都指挥以下军官38　人（《明史·李震传》），朱永生病，留在南阳，白圭率官军分兵四路，分别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犄角并进。白圭、唐慎、李震在南漳小胜义军，进至潭头坪。林贵、鲍政自远安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挥刘清等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四面围攻。刘千斤率部撤至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已至寿阳，义军退路被截断，刘千斤遂退至大市，与苗龙合兵，拒战明军，激战中，刘千斤之子刘聪及苗虎等百余人战死，明军乘胜进逼，刘、苗率众退保山寨，这里山险谷深，又赶上大雨泥泞，明军猛攻三日，未能攻下山寨。白圭率兵前来增援，刘清领兵千余，由小路绕到寨后，纵火焚义军营寨。正面，白圭率大军进攻，义军数万迎战，见营后起火，腹背受敌，阵大乱，被明军斩杀万余人。刘千斤、苗龙等40　余人被生擒。送到京师，磔杀于市。义军余众男子10　岁以上者皆被杀。刘长子、石和尚等于乱军之中逃去，收集余部，聚众于四川巫山。白圭派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蹑其后，进兵巫山。十月，义军食尽，军心动摇。白圭派指挥张英入山诱降。刘长子临阵动摇，缚石和尚送至喜宁营。自己亦率众至喜宁营乞食投降。不久，刘千斤妻连氏及义军将领计600　余人被诱执。此事的结局颇富戏剧性。张英以一个指挥居此大功，诸将妒嫉，在总兵朱永处诬其多受义军贿赂，结果张英被朱永捶杀。刘长子出卖石和尚等义军领袖，终未能逃出一死。十一月，明军班师，众人被押送进京，石和尚与刘长子等均被杀于市。明廷任命原户部右侍郎杨璿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刘千斤所部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并未解决，连年干旱，使许多小农无以为生，大批入山，很短的时期内，流民入山者达90　余万众。成化六年（1470　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刘千斤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于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　　十一月，明廷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项忠认为官军人少，战斗力不强，增调永顺、保靖士兵，合兵25　万人，分八路进攻义军。同时派人招谕流民出山。流民附和李原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40　万流民受抚。王彪率几十人侦查敌情，并劝阻流民出山，被官军抓获。义军势孤，李原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被擒。小王洪所部500　余人屯于钧州龙潭，亦被破擒，起义失败。项忠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史纪事本末·荆襄之役》）。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被招出山的40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　　大屠杀过后，项忠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　其功。　　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项忠因平流民之功升为右都御史。还朝后，即因滥杀受到弹劾。　　此后，明廷为防止流民复入，立严刑峻法以治之。规定入山者枷号一月示众，全家谪戍边卫。在12　个通衢要路设立营堡，驻兵200　人常年戍守。又在8　个水陆要冲设巡检司，盘查行人。但流民入山之势不减。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聚集几十万人。朝中一些官员鉴于两次出兵，并无实效，尤其是项忠滥杀造成的恶果，乃改变政策，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总结东晋时设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流民，主张"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置州县以抚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道》）朝廷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采用这种办法，成化十二年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安抚流民。十一月，开设湖广郧阳府，于其地设湖广都司、卫所及县，得流民113000户，遣返故土16000　户，愿留者96000　余户，许其自占旷土，开垦为业，以供赋役，设置郡县进行管理。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具，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分商南、山阳二县，以商县为商州，以郧阳府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卫设于郧阳。流民问题得到暂时解决。　　（五）庚戌之变庚戌之变是明朝中叶以来空虚无力的边防建设的一次大曝光。继土木之败以后，蒙古兵第二次兵临北京城下，但今非昔比，昔日北京保卫战的锐气全无，只是因为蒙古部志在抢掠，并无推翻明廷、夺取大明江山之企图，才使明王朝又得以在内忧外患的沉重阴影下苟延残喘。　　自明英宗回到北京后，蒙古部脱脱不花与也先之间矛盾日深，明廷也想利用其矛盾，厚赏脱脱不花，以制造摩擦，削弱也先的势力。但也先势力强盛，终于杀掉脱脱不花，兼并其众。景泰六年（1455　年），阿剌知院杀也先，鞑靼部首领孛来又杀阿剌知院。也先死后，瓦剌部分裂，鞑靼部日渐强盛，尤以孛来部最强。成化元年（1465　年），孛来与小王子（孛来所立脱脱不花后裔，即可汗之通称）、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河套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弯曲，称"河套"。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可耕可牧，蒙古部遂长期住牧于此。不时侵扰明边。"套寇"成为明中期以来的严重边患。明孝宗弘治时，蒙古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将其子孙分封在大漠南北。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领地分裂为40　余块，其中势力最强的是达延汗次子阿著之子吉囊和俺答，他们据河套，统领诸部。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吉囊死后，俺答势力独盛，他以河套为据点，率蒙古骑兵，经常进犯山西、陕西甚至京畿地区。明廷防守无力，一些大臣认为要根除边患，必须将套寇赶出河套地区。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此说，大学士夏言支持曾铣。明世宗本来也倾向此说，但不久即改变主意，不愿兴兵。大学士严嵩瞧准这一机会，倾轧首辅夏言，称河套不可复。朝中诸臣见明世宗不主张复套，纷纷附和严嵩。河套地区的蒙古部也数次入犯，声言报复。于是夏言被罢官，曾铣下狱。甘肃前总兵官仇鸾因贪污被曾铣弹劾下狱，严嵩庇护仇鸾，代仇鸾草疏诬曾铣克扣军费百万，掩败不报，命其子贿赂权贵等罪。明世宗相信此说，以结交近侍罪将曾铣问斩。此后，无人敢议复套，边防日坏，明世宗深居西内，忙于建醮，颇厌兵事。主政的严嵩和兵部尚书丁汝夔遂不再奏闻边情。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先伏劲卒于沟中，令弱骑挑战，大同总兵官张达轻敌冒进，驱兵仓卒迎战，陷入埋伏战死。副总兵官林椿闻张达被困，冲入阵中救援，亦战死。二人为明边将中骁勇敢战者。俺答得胜，引兵退回。败报入朝，百官震恐，总督郭宗皋、巡抚都御史陈耀各被杖责100，陈耀死于杖下，郭宗皋戍边。以翁万达继任总督，翁病居在乡，乃以兵部侍郎苏佑代。苏佑代镇，即请增兵增粮，未获准。仇鸾贿严嵩子严世番，得以出狱，当上宣大总兵，驻大同。八月，俺答大军复进至大同，仇鸾闻敌至，惶恐无策，听其僚属之策，重贿俺答，求其绕过大同。俺答遂以箭纛为誓，与之盟约，东去，欲攻宣府东，辽左西。兵部尚书丁汝夔称世宗厌听警报，没将紧急边情上报，仅令蓟州严备，发边兵12000　骑兵、京营24000　骑兵分布于宣府、蓟州诸关隘。边兵取符验会兵，未能及时赶到指定防守区。京兵多市井无赖，毫无战斗力。八月十六日，俺答率部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边墙，顺天巡抚率全部人马出关城拒战。俺答佯引兵阻蓟州方面的明军，潜派精骑从古北口左侧鸽子洞、黄榆沟溃墙而入，出现在明军背后，京军溃散，争相逃入山谷。王汝孝退守蓟州，知潮河川有径道，一昼夜即可达通州，急忙赶至，尽徙河东舟楫于河西。十七日，俺答抵密云，转掠怀柔，围顺义城，听说城中有保定兵，解围南去，夜半至通州，阻于白河岸边。王忬激励士卒登城守御，并派人缒城而下，火速入京请求增援。京中得报，慌了手脚，兵部急忙召集京营兵守城，并召已至居庸关的仇鸾引兵2　万入援。仇鸾既贿俺答东去，乃上疏称贼将东犯蓟镇，恐京师警急，申请入援京师。明世宗认为其忠心可嘉，对其信任不疑，令其守居庸关。此时急召入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点阅京军册籍，见册籍均为虚名，京军只剩四五万人，老弱不堪，又多在权贵家中服役。仓卒之中召集起来，从武库中领兵械甲仗，武库官员援例要钱，久不能成军。只得征募居民及各地为应武举而来到京城诸生，共约4万人守城，并命各地兵入援。明边政久坏，援兵陆续到达城下，计五六万人，饷费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来二三日，士兵们才得到了几个饼充饥，战斗力可想而知。仇鸾所率大同兵甚至散其辫发，诈称蒙古兵，抢掠平民百姓，"民苦之，甚于虏"（《鸿猷录》卷十六《追戮仇鸾》）。仇鸾被任命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入援军马。京营诸将被派出城，营于城外各民巷间，京营兵久未见敌，驱之出，涕泣不敢前。城外百姓蜂拥入城，秩序大乱。　　八月二十日，俺答自白河东渡潞水向西行，前锋700　骑兵驻东直门外教场。二十一日，敌悉至城下，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沟，诸将抵御不力。丁汝夔问严嵩战守之计，严嵩说："在边境打了败仗，可以掩人耳目，不让皇帝知道。在京城战败，皇帝尽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敌来只是抢掠而已，满足了自会回去的。"丁汝夔依此计，戒诸将勿轻战。于是仇鸾在东直门外斩死人头六个报功，诸将闭营不出战。仇鸾还不时派人至俺答营许其贡市。俺答遂致书明世宗，求通贡市。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等商议，严嵩不表态，称这是礼部的事，徐阶称敌驻兵近郊，朝廷方面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可以许其贡市，但恐其索求无厌。明世宗一心想退敌，声称如果此举对社稷有利，自己金玉珠宝皆可舍弃。徐阶遂要求其先退出塞外，再通过大同守臣进书，希望利用俺答退兵之机，征集四方援兵，朝廷战守有备。　　方针已定，召集众臣商议贡市事宜，许其3000　人入城为贡使，诸臣不敢反对。只有一国子司业赵贞吉站出来抗议，称这与城下之盟何异。是日晚，城外火光冲天，德胜门、安定门以北的民居尽被焚毁，明世宗在西内都能看见冲天的大火，惊慌不已，内侍转达了白天赵贞吉的一番话，世宗亟命赵贞吉具疏畅所欲言，赵贞吉上疏要求皇帝御奉天门上朝主政。下罪己诏，激励将士。明世宗很赏识他的胆量，立即升其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携5　万金犒赏将士。　　这时俺答转掠至西山至良乡以西地带，保定震动。明世宗登高，见城外火光冲天，怒诸臣抵御不力，决心杀一儆百。兵部尚书丁汝夔成为替罪羊，被捕下狱。事实上，明廷积弊已深，非罪一二大臣所能解。成国公朱希忠督京营兵，多役占，行伍不足。受命守京城，惧获罪，乃演戏般地将京营军从一处调至另一处，以掩人耳目。兵士们疲劳不堪，以为是兵部尚书丁汝夔在指挥着他们，咸归怒于丁汝夔，仇鸾兵抢掠过甚，不断有人向世宗报告。世宗宠信仇鸾，以其首先入援有功，抢掠的原因必是饥疲，不加追问。丁汝夔见皇帝偏袒，乃下令不许捕仇鸾兵。仇鸾称驻兵城外，实际上远离敌营，任敌于城下驰驱不敢战。兵部左侍郎杨守谦受命驻兵城下，兵少不敢出击。明世宗认为仇鸾远出御敌，而杨守谦畏怯，不敢出师，遂逮入狱。中贵别墅多在城外，悉被焚，争于世宗面前泣诉丁汝夔战守不力。丁汝夔众怒所归，与杨守谦一道被斩首示众。　　俺答在城外大掠八日，志得意满，遂满载而归。欲夺白羊口出关，留一部分兵在京师外以为疑兵。仇鸾率诸将统兵10　万，相视不敢发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将拒战，不得出，乃拥兵东南行，途中突与仇鸾部遭遇，仇鸾惊惧，几不能成军。敌纵骑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仇鸾几乎被擒。事后他割取平民首报功。二十七日，俺答循潮河川经古北口原道退出，京师解严。这是一场荒唐的战争，明军几乎没有抵抗，史载其战绩为：大同游击王禄战怀来，斩17　级，获马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昌平，夺还被掳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海店，生擒4　人。仇鸾虚报战功80　余级，世宗优诏慰劳，并加官太保。　　（六）九边与长城九边是指专为防御蒙古兵南下而于长城沿线设置的九个重镇。明初，蒙古势力被逐出中原，活动于蒙古高原，朱元璋屡次派兵北征，并分封诸子沿边戍守，他的24　个儿子中有9　个被封为"塞王"，"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建燕国；"东历渔阳（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　建辽国；"西接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建晋国；"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宁夏为中心，建庆国；"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之野，直走金城（兰州）"，以西安为中心，建秦国，"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秦岭，护西域诸国"，以甘肃为中心，建肃国（《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塞王们拥有重兵，佐以元勋宿将，其中尤以宁、晋、燕三王势力最大。宁王"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则受诏"节制沿边士马"，数次拥兵出塞。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登基称帝，对分封在边塞而势力又较大的藩王，放心不下，进行削藩，宁王被徙于南昌，辽王护卫军队被削，谷王朱橞废为庶人。为解除蒙古的军事压力，五次出塞亲征，并在沿边部署重兵。　　明初，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与辽东、宣府，东西并建为外边。古北口至山海关为内边。永乐时，移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设朵颜、泰宁、福余三蒙古卫，每年朝贡互市，"永为藩篱"。实际上，朵颜三卫成为北边的隐患。北边防线内缩后，为加强防卫，九边重镇陆续增设。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继设宁夏、甘肃、蓟州，又设山西、固原，逐渐形成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九边各设镇守官员，并设置大量兵马。明朝军事部署，除京营外，主要兵力均放在九边防线。万历年间，九边主兵60　万，客兵即各地征调前来的兵力亦很多，军饷最初仰给于屯田，正统以后，逐渐由京仓供应。弘治、正统年间，银额43　万，嘉靖时增至270万。万历时高达380　万，明末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增兵增饷，加征加派，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　　九边情况，见于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约略如下：蓟镇之起，源于庚戌之变，总兵驻地三屯营（今河北迁安）。设官增兵，原额兵39000　余，马1　万余匹，万历时正兵31000，马6000　匹。随女真势力的崛起，军事冲突频仍，不得不调兵入卫，每年入卫兵有3　万余人。这些士兵称班军，从河间等卫及大宁都司轮班赴蓟镇。兵力仍嫌不足，募兵补充。嘉靖三十七年，召募15000，嘉靖四十二年，令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提调等官自募家丁。万历三年，募浙兵3000，四年，调南兵9000，五年，募3181　人。　　明王朝利用北魏、北齐、秦、隋长城，加修增筑，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长城工程在明王朝二三百年间，几乎不停地施工，形成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横贯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省市自治区，全长12700　多里的万里防线。各镇的防守，主要是沿长城一线布置兵力。　　蓟镇的防守设施：蓟镇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灰岭口，全长1200　多里。这是明代长城最坚固、保存最完好的一段。万历时，有城堡285座，空心敌台1240　座，潮河川大桥一座。隆庆二年，戚继光将蓟镇及昌平分为12　路，将边墙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每隔七八十垛的距离，下穿一小门，可登上城墙。城墙上筑有墩台，比墙高一倍，可容50　个士兵驻守。这样的敌台共修了1500　座，以后又陆续增修。　　辽东镇。明代在辽东废郡县，置卫所。总兵驻辽阳，后移驻北镇。在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辽东镇兵马原额9　万，实际上有8　万余。隆庆四年还设置了由200　辆战车组成的车营，每年有3000　人入卫协守。辽东镇所辖长城南起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长1950　余里。这段长城明中期以后很少修葺，多为土城墙。辽东镇有城堡279　个，空心敌台31　座，边腹敌台90　座。宣府镇，明初于元上都设开平卫，置八驿。大宁都司、兴和卫废置后，开平孤悬塞外，宣德中，内移于独石。土木之变，独石八城皆被瓦剌军攻破，不久亦收复。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距京师不到400　里，迫近陵寝，为明廷肩背重地，防守任务很重。万历以来，女真兴起，辽东成为主战场，宣府兵事稍宁，兵马墩墙始渐次整饰。总兵驻地在今河北宣化，宣府防守设施，原有兵马15　万余，万历年间已减至7　万余人。每年有2500　人入卫协守。宣府所辖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丁浑河（今山西大同东北），全长1023　里。因其处于北京之西北要冲，城墙十分坚固，有些地方有内外九重城墙。隆庆元年，修边濠，盖营房，砌独石、马营二城，加强防御。　　大同镇。总兵驻山西大同。这里川原平衍，蒙古骑兵可长驱南下，防御任务颇重。大同原额兵马13　万余，万历年间仅存8　万余人。所辖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鸦角山（又名丫角山，在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670　里。有城堡64　座，敌台89　座，墩台788　座。嘉靖三十二年添设300座空心敌台。每墩10　人，每10　墩设提督官一员。　　太原镇（又称山西镇），与其他边镇相比，稍近内地。外藉大同为藩篱，内恃三关为屏障，素少边患。嘉靖中，蒙古骑兵往来太原骚扰，始加强防御，改副总兵为总兵镇守。治所初设于偏关，不　久移于宁武。所辖长城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东），全长1600　余里。这段长城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故称内长城，其目的是加强首都的防御。这段长城极为坚固，一些地方的石墙多达20　余重。万历三年，添砖包空心楼15　座，实心楼15　座，土筑敌台216　座，并加筑了边墙。太原镇长城沿线万历年间城堡、墩台、隘口、空心敌台计3711　座，原额兵马25000　余，万历年间增至55000　余人。　　延绥镇，又名榆林镇。明初筑东胜等城，守黄河以北。正统间，失东胜卫，退守黄河。后因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又弃黄河守长城。镇城原在绥德。成化中，徙镇榆林堡。所辖长城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全长1770　里。万历间，修延绥三段边墙671　里，墩台75座，墩院8　座，寨城7　座。万历年间，计有城堡62、民寨堡城149、寨城55、空心敌台239、敌台116、墩台1316　座。联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为西北雄镇。原额兵8　万，后减至5　万。　　宁夏镇，总兵驻宁夏银川。明初，置宁夏等五卫。西北据贺兰山，东南带黄河。自蒙古势力进占河套后，黄河东300　里，皆严备御，连年修治墙堑。正德间，修外边长城。嘉靖以来，又增筑内边，其中尤以清水、兴武、花马池、定边各营为要冲。所辖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县），西至兰靖（今甘肃皋兰、靖远），全长2000　里。成化十五年于宁夏东路沿河一带筑边墙。万历二年修宁夏镇城及平虏城迤北长城边墙6000　余米，筑墩设兵。万历时，有营堡城94、关城6、敌台35、墩台534、关隘33　座。原额兵马7　万，万历年间已减至2　万余。　　固原镇，总兵驻今宁夏固原，成化以前，独靖虏一面防备蒙古势力，号称无事。弘治中，蒙古火筛部入侵，遂成为冲要地区。始以州治为镇城，隶以固、靖、甘、兰四卫，设总督、总兵参游等官。所辖长城东起陕西靖边，与榆林镇长城相接，西达皋兰与甘肃镇相接，全长1000　里。万历年间，有城堡885、敌台820、护城堡墩敌角台4010　座。兵马原设126000　余，后减至9万。　　甘肃镇。明初，平河西，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由庄浪以南300　里为湟中地，置西宁卫。由凉州迤北200　余里为姑臧地，设镇番卫，又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兰州卫于金城，地近2000　里，防守尤难。所辖长城东起金城（今兰州），西至嘉峪关，全长1600　余里。设城堡495、关隘104　座。兵马原额9　万，万历时仅余46000　余人。　　正统以后，河套地区成为明代边防一大痼疾，而邻近的延绥、宁夏等镇，防守任务骤然加重。　　洪武时，徐达、李文忠将蒙古势力赶至塞外，朱棣又数次亲征，黄河之外一带无警。宣德时，为防阿台朵儿只伯，派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右副都御史陈镒镇守陕西，兼理宁夏、延绥等处边务。河套犹为明廷天险。　　正统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兵部尚书王骥巡边，见庄浪、永昌、山丹等卫守兵单弱，烽堠废圯，遂整饰军纪，斩杀败将。正统九年与阿台朵儿只伯一战，转战2000　余里，俘获2000　余口，阿台不久死去，河套地区得以安宁。接着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24　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以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天顺时，孛来、毛里孩等部相继入侵，北境无宁岁，河套地区被其占领驻牧。　　成化时，朝廷有"搜套之议"。七年，彰武伯杨信巡边，辅臣拟兴兵10万，但兵部尚书程信以其地旷远人稀，馈饷艰难，只发兵2　万，此议遂寝。不久，命吏部侍郎叶盛往河套议延绥事宜，朝中对河套一事，议论纷纭，或言增兵守御，或言大举兴兵，将其逐出河套外，沿河筑城堡，直抵东胜，徙民耕守其中。叶盛认为河套沙深水浅，难以住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惟增兵守险而已。　　成化时，在宁夏花马池东至延绥安边营，西至宁夏黄河边横城堡一带，400　余里，宁夏巡抚徐廷璋、延绥巡抚余子俊相继修浚。　　正德时，杨一清主持修建边墙仅40　里，被刘瑾阻挠而作罢，嘉靖时，杨一清被重新起用，始完工。但此时北边已无宁岁，战事频繁。　　嘉靖时，总督侍郎曾铣议复套，亦因严嵩、仇鸾诬陷阻挠，下狱论死，此后无人敢议复套。　　（七）王江泾大捷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并不始于嘉靖。14　世纪初，明立国前后，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战不休，一些战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明代海禁甚严，海外贸易受严格控制。明中叶以后，一些沿海巨商大贾，为牟取暴利，也铤而走险，武装走私，亦商亦盗。他们的船队或50　只，或100　只，结成"■"，设"舶头"，走私贸易规模很大。　　明朝从太祖朱元璋起，即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沿海筑59　城，江夏侯周德兴筑16　城，籍民为兵。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50　余卫，士兵20　万，并配置战船，以防倭寇。永乐年间，总兵刘江率辽东军民于辽东望海埚大战倭寇，全歼入侵倭寇2000　余人。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倭寇不敢侵扰。　　嘉靖年间，日本进入十六国时代，众多的诸侯国都想与明王朝通商，但受到三年一次"朝贡"的限制。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事件，明罢市舶司不设。此后日本商人武装走私愈演愈烈。南迄广东，北及江淮，均遭蹂躏。浙闽沿海，江北扬州、淮安以东及广东的潮惠地区，受害尤深。　　明廷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起，增派巡视重臣，督察海防。先是委派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王忬在浙闽审度形势缓急，筑城30　余处，不久，王忬调任大同巡抚。三十三年，朝廷改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军务，后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明史·张经传》）张经曾任两广总督，受当地少数民族拥戴，此次朝廷决定征调狼土兵，以提高战斗力，张经因此受朝廷倚重。　　当时，倭寇侵扰主要在浙西富庶地区，即苏、松、杭、嘉地区。浙西海防要地有四：一为金山卫（上海松江县东南70　里），一为吴淞口（上海嘉定县东南40　里），一为刘家河（江苏太仓东北70　里），一为白茆港（常熟东70　里）。而金山卫东北为拓林堡，又北为川沙堡。此时有倭寇及海盗2　万人盘踞在此。张经到任，慷慨自负，开府嘉兴，选将练兵，准备直捣敌穴。张经的战略准备工作很严密、充分。首先加强苏浙防务，以俞大猷为总兵，并令其与狼山（通州南15　里）总兵水陆接应，并增募狼山、福山水兵万人，福仓沙船300　余艘及调募长江南北徐、邳官民。各战略要地亦增设参将及守备。俞大猷还在泖湖（松江西约10　公里）集中训练水军。　　此时的战场形势是浙西海防日趋吃紧。三十三年四月，倭寇自海盐趋嘉兴，参将卢镗小胜，次日再战，又败，官军被杀400　余人，溺死者众多，都司周应桢阵亡。倭寇乘势攻嘉兴府城，被明副使陈宗夔击退。倭寇退入乍浦，又合兵进犯海宁等县。入海破崇明，自崇明入攻苏州，在周围乡邑大掠。六月，又犯嘉兴，都指挥夏光战败被杀。俞大猷部在吴淞小胜，擒倭寇7　人，斩杀23　人。八月，倭寇出拓林巢穴，进攻嘉定。参将方逢时、许国率召募的山东枪手6000　人赶至，方逢时率兵先进，与敌战于新泾桥，杀敌80　余人。许国恨其不与自己共同杀敌立功，欲夺其功，遣官军追敌至采陶港，中伏，大败，溺死千余人。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拓林倭寇出兵进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州数十里外，血流成河。巡抚李天宠束手无策，惟募人缒城，自烧附郭民居而已。张经驻嘉兴，未派兵增援，副使阮鹗、佥事王洵竭全力抵御，仅免城陷。　　二月，工部侍郎、严嵩党羽赵文华受世宗之命到浙江祭海神，妄想用这种荒唐的举动平定倭寇。赵文华还同时受命区处防倭事宜。张经耿直，不媚权贵，赵仗势颐指气使，张经轻视其为人出身，两人结怨。四月，广西土官瓦氏率狼土兵到达苏州。张经命其隶属俞大猷。俞大猷率狼土兵击退来犯金山卫的3000　倭寇，赵文华见狼土兵可用，不免浮躁，派其击敌于漕泾，不料大败而归。以明世宗为首的昏庸朝廷，先是在宫中设醮，称可追夺虏魂，无效。又采用赵文华的建议，祭海神，以求得海神的庇护，又不奏效。乃依靠狼土兵。狼土兵一败，倭寇知朝廷无能，抢掠之势更盛。　　赵文华认为应速战，张经不同意，诸路狼土兵已陆续到达，但永顺、保靖士兵未至，张经欲等待，认为赵文华浅薄不知兵，不令其先知作战计划。赵文华大怒，上疏劾张经纵敌，朝中大臣亦怨张经久不出战，杭嘉等地屡被抢掠，而且狼土兵军纪极差，骚扰当地百姓。于是决定派官校前来逮捕张经。张经对此一无所知，挥兵与敌激战，取得了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之战的作战时间是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　余人由嘉善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击之，保靖兵新到，对地形不熟悉，初战受挫。巡按御史胡宗宪亦赶来，激励士卒再战，遂于嘉兴东郊之石塘湾大胜。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至唐家湖（平望北60　里），湖水汹涌，不能渡，吴江知县杨正集乡兵于水上，牵制敌舟，派善泅水者入水凿敌舟。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赶至，倭寇大败，退至王江泾。此时明军已对倭寇成合围之势，北卢镗军，东俞大猷军，南胡宗宪。保靖士兵为先锋，斩敌200　余。二十八、二十九日，双方又有激战，张经亲自督师，敌军5000　人猛攻，明军稍却，危急时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顺士兵2000　由泖湖赶来，汤克宽部亦率舟师而至，明军士气大振。五月一日，明军三面合击，大败敌兵，斩杀2000　余人，溺死者无数。残部逃回拓林，自己纵火焚其大本营，驾船200　余艘出海逃去，王江泾大捷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捷报至京，明世宗却认为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尽管兵部称"王师大捷，不宜易帅"（《明史》卷二○五《张经传》）。世宗不听，将张经解送至京，同年十月，处死。　　赵文华上疏称王江泾大捷是由于自己与胡宗宪督师，乃获大胜，二人加官进爵，而倭寇侵扰如故。　　（八）戚继光戚继光（1528-1587　年），是明代抗倭战争中崛起的优秀将领。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嘉靖时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后以浙江沿海倭患严重，调浙江都司，任参将，分守宁、绍、台三郡。　　此时浙江海防由总督胡宗宪负责。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流落日本的中国海盗徐海引日本大隅、萨摩二岛倭寇分掠上海、瓜州、慈溪等处，徐海与陈东、麻叶引万余人攻乍浦。当时，两浙倭患以慈溪为烈。余杭次之，拓林、乍浦、乌镇（吴兴县东南90　里）、皁林皆为其巢穴，驻扎了两万余倭寇。胡宗宪与五月间来浙督师的赵文华无计可施，派人约降敌首汪直、徐海。汪直与胡宗宪同乡，见胡宗宪善待其妻母，心动，派养子来约降。徐海闻之，亦动摇欲降。胡宗宪又离间徐海与其将麻叶、陈东的关系，使其互相攻杀。胡宗宪乘势命官军困之梁庄，徐海投水死，其他敌将被擒。参将卢镗亦擒盘踞大隅岛的敌酋卒五郎。两浙倭患短时期内有所缓和。嘉靖三十六年四、五月间，倭众又大批涌来，南掠扬州、高邮，北至淮安。十月，汪直率其党要求贡市，胡宗宪招其降，汪直遂于杭州投降。巡台御史王本固下汪直于狱，胡宗宪上疏请免汪直死刑，朝中疑胡宗宪与其有交易，胡宗宪不敢再言，汪直被处死。汪直余部据岑港，胡宗宪命俞大猷、戚继光等四面围攻，不克。三十七年，新倭又集，胡宗宪无计可灭敌，连献白鹿给迷信的明世宗以邀宠。十一月，岑港之敌造好巨舰，浮海南去，胡宗宪见其退出自己防区，纵之去。倭寇遂猖獗于福建沿海。闽人上书弹劾胡宗宪嫁祸于邻，胡宗宪将责任推到俞大猷身上，奏其作战不力。俞大猷被逮下狱，戚继光被免官，令其戴罪杀敌。不久复职，改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后，见卫所军制败坏已深，军士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遂着手组建自己的军队。义乌百姓素称剽悍。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于义乌召募了一支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3000　新军，戚继光对其进行了精心训练。其主要方式方法均载于这一时期他所著的《纪效新书》中。首先他严明军纪，要求士兵绝对服从命令，"出口就是命令，就是说的差了，宁任差到底，决不改还"。"但遇号令"，必须"金鼓旗幡是听、是看，是怕"。其次，他对士兵的武艺训练从严要求，称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武艺是士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帖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何如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江南多水泽，不利于士兵驰逐，戚继光乃根据地形特点设计阵法，创造了"鸳鸯阵"。这种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战斗中，挨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接着是执狼筅的士兵，筅以救牌。筅后是长枪手，长枪救筅。最后是短兵，短兵救长枪。各取所长，密切配合。此外，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鸳鸯阵还可以变成"三才阵"、"两仪阵"等。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这支部队遂成精兵。　　嘉靖三十六年到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主要在两浙战场抗倭。四十一年七月后，调赴闽粤战场。　　在两浙战场上，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二旬有九日"的时间内，创造了九战九捷的辉煌战绩（《罪惟录》卷十九《戚继光传》）。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分两路大举进犯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急趋宁海，扼守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逃途中，乘虚进犯台州，戚继光追至，手歼其魁，将其余众赶至瓜陵江，全歼。圻头倭又袭台州，戚继光于仙居截击，无一脱逃。俘获1000　余倭寇，焚溺而死者无数。总兵官卢镗、参将牛无锡又破敌于宁波、温州，浙东倭被荡平。戚家军从此名声大振。　　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戚继光又率兵开往福建战场。福建之防务，由浙江总督管辖。嘉靖三十七年，巡抚都御史王忬建议将其防务分为三路：以福兴为一路，设参将驻福宁（霞浦）；漳泉为一路，设参将驻诏安；另在福州设参将。嘉靖三十七年以后，福建倭患加剧，不断窜扰福州、福清、同安、长乐、漳泉、南安等地。三十八年四月，又有新倭进犯，连破福安、宁德，围福州，终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陷。四十年，倭寇又陷福建漳浦。四十一年三月，倭寇兵分三路进犯福建：一路自温州来，合福宁、连江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一路自广东南澳来，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元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宁德城屡陷，距城10　里有横屿，四面皆水，易守难攻，成为倭寇巢穴。一部分倭寇则在牛田结营，其头领扎营于兴化（莆田县）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告急，向总督胡宗宪求援，胡宗宪命戚继光进讨。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率兵入闽，直捣贼巢横屿，命士兵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斩敌2600，横屿被捣毁。戚继光乘胜进军福清，捣牛田倭，破其巢穴，残余的牛田敌奔至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达敌塞，连克60　营，斩敌千余级。天明入城，兴化人始知倭患已除，宰牛设酒，犒劳戚家军。戚继光先班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200　人。总兵刘显亦屡破敌，于是闽海敌几尽，戚继光还守浙江。　　戚继光回浙江后，又有大批倭寇入犯福建，兴化城被围困月余，总兵刘显派士兵8　人进城送信，在城下被敌杀掉，敌换上明军服装，赚开城门，入城焚掠一空。两个月后才离开兴化，破平海卫，复据之。兴化告急，朝廷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平海城陷，刘显兵少不敢去。俞大猷也认为需大军合击。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又率浙兵入闽。明军做了全面部署：巡抚谭纶统中军，刘显统左军，俞大猷统右军，合攻平海卫。平海卫倭拒海道欲逃，谭纶环立栅栏断其归路，把总许朝光邀击之，敌不得出。戚继光为主力直攻平海，刘显为助攻，攻崎头。俞大猷循水陆攻平海港，威胁敌之侧翼，戚继光得平海卫兵为向导，从小路趋平海，出敌不意，登上城北高地，破其堡垒，俞大猷水陆兵亦由海上登南门，夹击城中之敌。崎头军因刘显力攻，不能来援，明军遂大破平海倭寇。此战斩敌2200　余，夺回被掠平民3000　人。谭纶奏捷，上报战功，以戚继光为第一。朝廷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代俞大猷为总兵。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又于仙游城下败倭万余人，追击至王仓坪，又斩敌数百，余敌多坠崖谷死，残存的数千倭寇逃到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兵五哨，执短兵器缘壁而上，俘斩数百人。余敌掠海船出海而去。福建倭患至此被平定。广东方面的倭寇2　万余人亦被广东总兵俞大猷等击败于海丰等地，擒斩殆尽。于是，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患彻底解除。　　隆庆初，戚继光被调至北边重镇蓟州，任蓟州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他在蓟镇主持修筑了2000　里边墙，建了1200　座空心敌台，即在长城上跨墙建台，台高五丈，中分三层，命百人宿卫于台中，昼夜瞭望。鉴于边兵无纪律，他奏准自己训练的3000　浙兵，"用倡勇敢"。3000　浙兵到达时，正赶上天大雨，军队列于郊外，从早上到日偏西，没有得到入城的命令，树立雨中不动。边军大骇，始知军令。隆庆五年（1571　年）秋，空心敌台建成，绵延2000　里，声势相接，边防大为改善。　　戚继光在蓟镇设车营，一辆车由四人推挽，战时结方阵，命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以遏蒙古骑兵。敌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筅。敌逃，则骑兵追击。辎重营随其后。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蓟镇兵分工明确，战术精当，军容整肃，兵器犀利，为九边之冠。　　隆庆时，俺答封贡，蒙古与内地互市往来，几十年无烽火，仅朵颜部董狐狸及长昂部时叛时服，戚继光击之，获董狐狸之弟长昂之叔长秃，二人率部酋200　人叩关请罪，请赦还长秃，通贡市。戚继光在蓟镇时期，二部再未敢内犯。　　万历初年，兵烽渐起，但戚继光在蓟镇，守御甚严，敌不敢犯，遂转攻辽东，李成梁数立战功。戚继光则以备边之功加太子少保。自庚戌之变以后，明边防独重蓟镇。此前十七年间，易将10　人，都以罪去职。总督王忬、杨选因而被杀。戚继光在蓟镇16　年，蓟门晏然。万历十年（1582　年）权相张居正卒，戚继光因被张倚重而受牵连，被调赴广东，郁郁不得志，因称疾被罢归。三年后，有御史荐其可用，被夺俸以示惩。不久，戚继光在家乡登州孤独地死去。　　戚继光在浙江任参将时写成了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晚年又对此做了校订。隆庆五年在蓟州任上，戚继光又写成了《练兵纪实》。这两部书集前人及当代兵书之大成，又从实战、实际训练出发，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九）万历三大征万历三大征指万历年间明朝廷出兵平定哱拜叛乱、播州杨应龙叛乱及援朝抗倭。这三大战役每次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千万两，"几举海内之全力"。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富国强民政策，明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一度有所缓和，经过三大征，明廷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社会各种矛盾重又加剧，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抗倭援朝之役始于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始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朝鲜。　　16　世纪末，日本战国群雄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逐步统一，丰臣秀吉最后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大业。在完成了国内的整顿之后，便积极向外扩张。他首先将矛头对准朝鲜。　　朝鲜处于中日之间的核心地带，是大陆或海洋势力向外扩张的走廊。唐高宗伐高丽，志在封锁日本势力，元世祖两次东征日本，亦经由朝鲜。朝鲜也是中日两国的交通枢纽。日本侵朝的目的，是以之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朝鲜的三千里富饶江山，亦使日本封建主垂涎。　　丰臣秀吉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岛动员了30　余万兵力，建造了千余艘战舰，并在名古屋屯积了大量粮草。朝鲜国王李昖，荒于酒色，内政败坏，民怨沸腾，对于敌情杳无所闻，明廷已注意到日本的侵略动向，并转告朝鲜，但朝鲜国王不以为然，未作任何防备。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此次出动侵略军18　万人，舟师数百艘，共分九军。第一军由小西行长率领。乘大小舰艇700　余艘。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翌日晨登陆突袭釜山朝鲜守军。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也相继于釜山登陆。三军分兵向汉城挺进，朝鲜国王布置军队，迎击日军。但日本的奇袭战术，使朝军处于被动地位。巡边使李镒方至尚州，即被小西行长击败，岛岭天险，未容布阵，亦被日军突破。申昱受命在忠州与敌决战，仓促集军万人，背江与日军3　万人激战，全军覆没。此后，日军在朝鲜半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沿途郡县望风而溃。日军直逼汉城，守都城的朝军在汉江对岸，望敌自惧，守将竟沉兵器于江中，化装而逃。五月二日，登陆仅17　日便兵不血刃地进入朝鲜国都汉城。日军略事整顿，继续北进，守大同江之朝鲜守军，坐视日军徒步过江，不敢发一矢。平壤陷落。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三都18　道全部陷落，王子被俘，国王逃到义州，急忙向明朝告急。明廷对战况估计不足，派出了一支3000　人的部队，结果于平壤城内全军覆没。明廷震动，于十二月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率大军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五月六日，大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观察地形，见平壤东南临江，西临山，惟迤北牡丹台高耸，最为险要。日军设炮台及鸟铳等新式武器防守。一月六日夜，驻扎南郊的朝鲜军首先被日军攻袭，北郊牡丹台方面吴惟忠部明军亦与日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七日，吴惟忠部先攻牡丹台，试敌火力，佯退。是日夜，日军偷袭李如松营，被李击退。八日，决战全面展开，李如松部明军全力攻城东南，日军弹矢如雨，士兵稍却，李如松手斩先退者，为激励士卒，他亲冒矢石，募敢死士架梯登城。南城主攻明军由祖承训率领，着朝军服装，日军连胜，心轻朝军。祖承训进至城下，始露明甲，日军不支，从西城抽出兵力对付南面明军。明军预先在城外设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等，火力集中于主攻方面的西门一带高地及城北隅的日军根据地。烟尘蔽空，炮声震天，李如松督杨元等从小西门先登，李如柏亦从大西门冲杀进去。牡丹台方面，日军极力抵御吴惟忠部的猛攻，吴惟忠炮弹中胸，血流如涌，仍奋臂记呼督战。李如松战马中炮而死，换马再战。在明军的猛攻之下，日军终于不支，退保城北隅风月楼。入夜，小西行长提兵渡大同江，向汉城方面退却，途中又遇明军伏兵李宁、查大受追击，狼狈退去。平壤之战，大获全胜。杀敌1285　名，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水而死者无数。李宁、查大受亦杀敌362　人。十九日，李如松乘胜进军，收复旧都开城，杀敌165　名。朝鲜三都18　道，已收复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五道。　　李如松军连胜，产生轻敌之心，想一举收复汉城。二十七日，进军碧蹄馆，距汉城仅30　里。李如松率所部万余人，进至大石桥，突与日军遭遇，被围困数重，将士殊死战，李如松几乎被擒，裨将李有升以身护之，被敌肢解。明军战至中午，矢尽，杨元率援兵至，杀入重围。日军乃退去。此战明军精锐尽失，过桥者皆被杀死，天大雨，路泥泞，汉城附近尽为稻畦，明军骑兵不得施展，而城中日军居高临下，火炮频发，明军损失惨重，退回开城。三月，刘綎、阵璘水陆援兵至，李如松命李益驻开城，杨元驻平壤，接大同道守明军饷道，李如柏驻宝山，互为声援。查大受驻临津，统锐卒东西策应。龙山日军仓粟数10　万被明军纵火尽焚，敌军乏粮，时疫流行，士气低落。朝军李舜臣率龟船（一种战船）20　余艘往来海岸，干扰日军海上补给线。四月十八日，日军退出汉城，龟缩在釜山一带。　　明廷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主战主和派纷争朝中。经略宋应昌认为敌意"实在中国"，如敌见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不愿退兵。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一开始便一意主和。平壤之役前已派沈惟敬数通日本议和，明神宗也不愿再战，决心撤兵。只留刘綎率川兵防守，其余明军尽数撤回，令朝鲜国王回王京汉城自守，中日和谈。　　日方仅仅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重整军备，釜山日军始终未撤回日本。　　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正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明神宗将议和责任推到兵部尚书石星身上，使者沈惟敬向日本人献媚的罪行也被曝光，二人下狱。明廷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10　万大军，第二次赴朝抗日。　　日军出动14　万兵力，企图进占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六月，日船数千艘先后渡海登陆。七月，入庆州，夺闲山要塞。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　　明军的战略布置如下：麻贵卒17000　人先入朝鲜，七月七日抵汉城；杨元率辽东马兵3100　人，至南原；陈愚衷率骑兵3000　人，屯全州为声援；吴惟忠率4000　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茅国器兵3000　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部署完毕，只待大军到达，即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八月，日军围南原，夜里突然发起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守将杨元跣足而逃。驻全州的陈愚衷距南原百里，惧敌不敢出兵救援。闻南原失，也弃城而遁。麻贵急遣游击牛伯英赴援。日军直逼至王京汉城。汉城东隘为岛岭、忠州，西隘为南原、全州。南原、全州既失，王京失去屏障，守将麻贵几欲弃城而走，海防使萧应宫自平壤赶来阻止，邢玠也来坐镇王京，人心始定。麻贵乃发兵守稷山，朝鲜亦调李元翼由岛岭出忠清道击敌。　　十一月，总督邢玠征兵陆续到达，乃分4　万人为二路，副将高策统中军，李如梅统左军，李芳春、解生将右军。经略杨镐同麻贵率左右协，自忠州岛岭向东安趋庆州，专攻加藤清正。遣中协屯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布置停当，余兵合朝鲜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浩浩荡荡，诈攻顺天，以牵制行长东援清正。　　十二月，双方爆发了尉山会战。中朝军队计5　万余人，日本加藤清正率部于尉山府之南岛山扎营，兵力16000　余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朝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亲兵1000　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000，突袭尉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岛山屯军援至，摆寨佯退，诱敌入伏，杀敌400　级。日军奔还岛山，坚守待援。翌日联军围攻岛山外围城郭，游击茅国器统兵先登，破敌新筑三寨，杀敌661　名，日军坚壁不敢复出。十一时许，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雨奋勇登先，连破敌栅二重。加藤清正身着白袍，跃马指挥日军拒守。明军攻至第三栅前，行将攻破，杨镐忽传令茅国器割倭首级，明军阵脚稍乱，攻击不力。茅国器复因主将李如梅未至，自己不便先立功，遂鸣金收兵。第二天早上，李如梅至，再攻，敌守益坚，不能攻拔。岛山比尉山城高，日军在此新筑石城，明军仰战不利，死伤很多，于是改强攻为围困。杨镐令分兵围困岛山10　日，日军从城上发火炮，击伤许多明军，但因明军长围，城中饥，坐待小西行长之援军，而明军总攻前，已由中协高重、吴惟忠等扼梁山，左协董正谊等赴南原，布下疑兵。又遣右协卢继忠兵2000屯西江口以防水路援兵。小西行长亦虑明军攻其釜山寨，不敢轻出救援，仅选派精锐3000，虚张声势，往来江上。朝军将领李德馨误报海上大批倭船扬帆而来，杨镐不及下令，策马先奔，诸军大乱，皆奔溃。清正乘机出兵追击，明军阵亡2　万余人。杨镐、麻贵奔回星州，撤兵回王京。明廷得到败报，罢免杨镐，命天津巡抚方世德代为经略。　　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总督邢玠鉴于前一阶段战役中缺乏水师的情况，召募江南水兵，以增强对敌作战能力。二月，都督陈璘率广兵，刘綎率川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先后到达朝鲜战场。邢玠将大军分为四路：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东路麻贵，西路刘玠，水路陈璘，相机进剿。日军方面的兵力部署：兵分三路，东路加藤清正，据尉山；西路小西行长据栗林、曳桥；中路则石曼子据泗州。　　九月间，明军分道进兵，刘綎攻小西行长，斩首92　级。陈璘水师击毁倭船百余。小西行长反击，刘、陈败走。董一元攻晋州，乘胜下敌老营泗州。日军退保新寨，董一元令茅国器等力攻，被敌强大的火力击溃，还晋州。十月，明军闻知丰臣秀吉死，乃加紧进攻日军。十一月十七日夜，加藤清正乘船离开岛山，麻贵乘虚而入，刘璘攻夺曳桥。陈玠水师13000　余人，战舰数百艘，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刘綎进攻小西行长顺天大城时，陈玠以水师夹击，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长，陈玠半路伏击，日军大队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水军击敌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70，骁勇善战，杀伤日军无数，战死在岗位上。李舜臣为朝军勇将，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他所率铁甲龟船，多次打败日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在这次激战中，也不幸战死。这次海战，歼敌万余人，日军残部退出朝鲜半岛。七年的抗倭援朝终以中朝的胜利而告终。　　哱拜之叛发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　年）二月。哱拜是蒙古鞑靼人，嘉靖时在部落内部斗争中父兄被杀，投奔明朝。明用之为边将，屡立战功，升至参将。万历十七年（1589　年），年老，升任副总兵致仕。其子承恩袭职。万历十九年，洮河卫有警，尚宝司丞周弘■为御史巡宁夏，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等可用。经略郑洛要求从宁夏调兵往援洮河，巡抚党馨等选派土文秀率千骑西援。哱拜认为土文秀经验不足，不能独自领兵。到郑洛军门自荐，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3000　人与其子承恩出征洮河，郑洛壮而许之。党馨厌其不等调遣，自作主张，乃克扣其军需，哱拜部的羸弱马匹不予更换，亦不给其增拨马匹，哱拜怏怏不乐。到金城（兰州）后，见诸镇兵根本不敢与敌交锋，遂有轻明廷之心。党馨遇事多裁抑他，又欲上报其冒粮饷之罪。其子承恩强娶民妾，党馨箠之20　大板。哱云、土文秀也因升授事怨恨党馨。而诸镇兵久戍，冬衣、布花、粮饷等久未发放，群怨沸腾。哱拜利用这一情绪，发动叛乱。二月十八日，众兵在靖虏卫军锋刘东阳的率领下手执兵器，冲入军门。党馨匿于水沟中，被抓获。同副使石继芳一同被杀。众人纵火焚烧公署，收符印，劫持总兵张继忠，要求其上奏朝廷，称官员侵粮激变。二十五日，夺张惟忠总兵印信，张自缢。刘东阳自称总兵，听哱拜主谋，以承恩、许朝为副总兵，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城杀牲立盟。要求朝廷封其世守宁夏，不然将联合套寇，攻取潼关。　　不久，哱承恩分兵取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守将或降或逃，河西一带官军望风披靡。惟土文秀一支取平虏受阻，攻围数月，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土文秀又率兵过黄河，欲取灵州，以重金诱套寇著力兔等部，许以事成之后，花马池一带听其驻牧。　　三月四日，总兵李煦、游击吴显趋兵灵州，游击赵武趋鸣沙州，张奇率明军扼黄河防哱拜兵南渡，总督魏学曾驻下马关指挥。哱兵攻灵州，约城内守将吴世忠为内应，参将来保誓死守，李煦闻灵州事急，星夜急驰，赶至灵州。延绥、兰靖兵亦稍集，乃分兵收复了广武、大坝等营堡。十五日，又收复枣园堡，靖虏参将吴继祖捣中卫、空寺堡，哱拜守将纷纷被擒。二十日，邵刚堡与套寇千人接战，小胜，敌退去。至此，明军先后收复营堡47　个，河西仅宁夏镇城为哱拜所据。哱拜闻套寇将至，命土文秀、许朝分兵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3000　骑兵驰至金贵堡。二十七日，移兵镇河堡入屯演武场，势力复盛。二十九日，哱云与著力兔攻平虏堡，参将萧如薰伏兵南关，诱敌入伏，射杀哱云，套寇大败，遂出塞。途中掠明军粮道，扬言入犯花马池等处。赵武驻守玉泉营，被围困，李煦驰兵救援，围解。三十日，李煦与牛　秉忠督六路兵抵达镇城下，哱拜派4000　精兵出东北二门拒战，步卒则列火车为营。　　四月五日，明军发起冲锋，夺其火车百余辆，将敌众逼向黄河边，溺死者无数。延绥副总兵王通尤力战，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胜先登，杀入北门，援兵未及赶到，被杀。城中哱拜见事急，挟封于宁夏的庄王，诈降缓师。此时明军粮饷不继，乃退居附近营堡休整，并调集延绥、庄浪兵。　　四月二十一日，明军发动总攻，搭设云梯登城，但伤亡很大。哱承恩与刘东阳埋伏精兵，从延渠掠夺粮饷200　余车入城。明廷从戍所起用因抗倭援朝战役败绩被谪的麻贵，麻贵素以勇称。二十九日夜，麻贵到达宁夏城，乘风纵火，搭云梯攻城。哱拜预先于城上置滚木垒石，掷火焚烧官军，伤亡千余。明军攻城两个月，无功。有人出了愚蠢的反间计，命人入城招降刘东阳、许朝，许其杀哱拜父子立功自赎，明军使者入城，被施酷刑下狱，反间计不成。　　朝廷忧宁夏久不能平，乃命李如松总宁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其军，朱正色任宁夏巡抚，与甘肃都御史叶梦熊等合力讨哱拜。五月，巡抚朱正色渡河督战，犒赏将士，士气大振，哱拜兵闻之，又诈降。张杰曾总宁夏兵，与哱拜友善，遂派其入城招安，张杰入城后被系狱。　　六月，叶梦熊主灵州，带来甘肃神炮火器400　车，并增调苗兵。浙江巡抚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备粮饷，赶赴宁夏。明军又组织了新一轮攻坚战。兵分五路，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东，李煦攻其西，刘承嗣攻其北，麻贵率短兵策应。二十日，进逼城下，哱拜亲自出北门迎战，欲杀出重围联络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被明军阻挡，退回城中。二十二日，御史梅国桢、提督李如松统辽东、宣大、山西兵至，军声大振。二十五日，明官军用布袋3万个，盛土填濠登城，被炮石击退。城中有数人欲为明军内应，但因为城外明兵行动时间有误，事泄被杀。　　七月，朝廷罢免了主抚的总督魏学曾，命叶梦熊代。议水攻，先于城下筑堤，长1700　丈。宁夏镇城地势西北低，与金波、三塔诸湖相近，城东南有观音湖、新渠、红花渠，形同锅底。十七日堤成，明军决水灌城。同时，分派几支部队阻击河套地区的蒙古援兵，麻贵负责阻挡打正部，打正率万余骑兵从花马池西沙拜入塞，麻贵正面迎击，另派董一元乘虚出塞，捣打正巢穴，斩杀2000　余人。此役有效地牵制了蒙古势力的南下之举，打正部及进攻定边小盐池的庄秃赖、卜失兔的3　万骑兵相继退回。　　八月十五日，城外水深八九尺，哱拜屡派小船出城挖堤泄水，其中一人被官军抓获，得知城中无粮，百姓食树皮，相继饿死。官军在城东南所筑堤被水冲坏百余丈，他处堤坝亦冲坏40　余丈，灌城之水势顿减。二十一日著力兔率800　骑兵骚扰镇北堡，又拥众万余人攻入李刚堡，分部渡河，声援哱拜。李宁受命阻击，著力兔奔至贺兰山，出塞。　　九月三日，参将杨文率浙兵至，苗兵、庄浪兵亦至，乃组织再次攻城。　　九月八日，北城被水浸坏，南关薛永寿等约为内应，明军乃佯攻北关，哱承恩、许朝等中计尽趋北关。李如松、萧如薰潜派精兵击南关，年已70　的总兵牛秉忠率先登城，众兵随之，拿下南关。明军又施反间计，募城中卖油郎李登游说哱哱承恩，令其杀刘东阳、许朝赎罪，又游说刘、许杀哱氏赎罪。哱氏集团内部互相嫌疑，刘东阳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刘东阳，悬首城上降，李如松、杨文遂入城，十七日，哱承恩谒监军梅国桢，被参将杨文逮捕入狱。李如松提兵围哱拜家，哱拜自缢，合家自焚。入城后，总督叶梦熊滥杀，下令诛哱党及降人2000。哱承恩等被送入京师处斩。明军自万历二十年三月包围宁夏城，至九月城破，前后围城达六个月之久，宁夏始平。　　播州之役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　　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从唐朝乾符年间，杨端应从南诏手中夺回播州之地，唐朝廷授其武略将军。宋代，杨氏政权内附称臣。元代朝廷授其宣慰使。明初，沿袭元代土司制度，授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杨氏至明时已传21　世。隆庆时，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当时，播州宣慰司辖有草塘、黄平两个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有田、张、袁、芦、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杨应龙多次协助明王朝镇压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叛。万历皇帝大兴土木，杨应龙贡60　棵大木助工，被万历帝授予都指挥使衔。杨应龙在播州的统治非常残酷，以严刑峻法树威。　　播州事件的起因是杨应龙的家庭纠纷，他专宠其妾田雌凤，杀了嫡妻张氏。张氏之叔张时照报复，联络何恩、宋世臣等上书朝廷，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剿，而四川巡抚主抚，朝廷命由两省合作调查，杨应龙对两省官员的态度很了解，称愿赴四川听勘，而不愿在贵州听勘。　　万历二十年（1592　年），杨应龙被逮送重庆对簿公堂，论斩。他要求以2　万金赎罪。正赶上抗倭援朝，朝廷四处征兵，杨应龙遂称愿率5000　人马征倭报效。朝廷许之，兵已启行，朝廷又改变了主意，令其罢兵。巡抚都御史来到四川处理杨应龙之事，杨应龙已率兵回播州，坚不复出。朝廷主剿。二十一年正月，王继光到达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兵分三路，与贵州军合力攻杨应龙，杨应龙在白石口大败官军，朝廷罢免了王继光，并仓促撤兵，辎重被抛弃几尽。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侍郎邢玠为贵州总督，来到四川。他主抚，命杨应龙献给朝廷4　万两黄金以助采木。当时，明廷正专力朝鲜抗日战场，顾不上播州。邢玠还朝，以重庆太守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防备杨应龙。杨应龙留在重庆作为人质的次子死去，杨应龙更是心怀怨恨。所谓赎金4　万也是一拖再拖，同时拚命扩充势力，积蓄力量，分遣土目置关设险，劫掠屯堡，厚结诸苗，用为先锋，称"硬手"。二十四年，出兵掠大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堂等处，波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其弟杨兆龙引兵围黄龙，戮重安司土官张熹家。二十五年，劫江津县及南川等地。二十六年，兵备使王士琦被调到朝鲜战场。杨应龙更肆无忌惮，统领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48　屯，阻塞驿路。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兵3000　进剿，兵败，杨国柱等被俘杀。明廷闻讯，起用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调抗倭将士从朝鲜战场退回，南征杨应龙。同时调募浙、闽、滇、粤将士。　　六月，杨应龙乘明军未集，攻陷川东重镇綦江。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东乡坝，立石划为播州界，号"宣慰官庄"，自己退屯三溪。目的只是扩大播州地域。　　万历二十八年，各路明军陆续到达，总督李化龙分兵八路，其中四川战场兵分四路，总兵刘綎从綦江入，总兵马孔英从南川入，总兵吴广从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吴广节制，从永宁入。贵州战场兵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统土知府陇澄、知州岑绍勋等由乌江进兵，参将朱鹤龄由沙溪进兵，总兵李应祥由兴隆进兵。湖广偏桥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由白泥入；副总兵陈良玭由龙泉入。布置停当，于重庆誓师。二月二十日，分道并发，每路兵约3　万，官兵3／10，土司兵7／10。　　杨应龙认为刘綎所部兵最为精锐，派其子杨朝栋统苗兵数万，希望首战挫明军锐气。二月二十五日，刘綎攻下綦江。三月，杨朝栋率数万苗兵前来迎战，官军夹击，刘綎奋勇杀入敌阵，苗兵见之惊惧，大呼"刘大刀至矣"，纷纷退缩，明军大胜，杨朝栋只身逃回。杨应龙军闻之丧胆。其余各路军捷报频传，陈璘及副将陈寅击四牌，夺天都、三百落诸屯。但杨氏兵乘明军连胜气骄之隙，突袭乌江，官军及土兵被淹死无数，参将杨显、守备陈云龙等战死。　　三月二十九日，刘綎攻下娄山关，这里是播州的前大门。四月，杨应龙亲率兵与刘綎决战，谋夺娄山关。杨氏兵四面合围而来，刘綎力战，以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分两翼夹击，大败其兵，追至养马城，遂与南川、永宁路明军合围，连破龙爪、海云等险屯，进围海龙屯，海龙屯是杨应龙父子所倚仗的天险，号称飞鸟难越。湖广方面陈璘亦于四月十三日破青蛇屯。贵州安疆臣一路于十六日攻夺濛关，至大水田，焚桃溪庄。吴广亦攻入崖山关。八路大军集结海龙屯下，杨应龙死守此屯。五月十八日，官军筑长围，轮番进攻。李化龙见屯前险绝，难以攀登，乃令马孔英率劲兵坚守前屯，余众力攻后屯。连日大雨，将士们只得在雨中苦战。六月四日，天晴日出，第二天，刘璘身先士卒，进攻土城，杨应龙出千金募死士守，诸苗见大势已去，悄悄散去，无人应，杨应龙只得自己提刀巡垒，见四面火光冲天，知败局已定，得知官军已破其营垒，自缢死，其子杨朝栋等被擒。此次从出师到灭杨应龙，计104　天，各路军斩敌2　万余。　　明廷平播州后，将播州地区改土归流，设遵义府，属四川，下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又设平越府，属贵州，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杨氏在播州20　世700　余年的世袭统治结束了。　　（十）平定"奢安之乱"　　奢安之乱是指天启年间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　年）九月于重庆起事，围成都达100　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进围贵阳200　多天。奢安合流，战争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　年），前后历时九年。永宁宣慰使为彝族奢姓世袭。洪武中，汤和、傅友德平蜀后，沿元旧制，于永宁地设宣抚司，后升为宣慰使司。万历年间，奢崇明袭宣慰使，与其子奢宾久蓄异志。当时，边事频仍，官军不敷用，屡召土兵。奢崇明上疏请求提兵3　万援辽东，遣其将樊龙、樊虎率兵至重庆，索安家银50　余万两。明财政拮据，仅发给4　万两。驻重庆的四川巡抚徐可立点核其军，将老弱者遣返，饷银也未及时发放。樊龙等遂以此为借口，尽杀徐可立及城中道臣、知府、知县、总兵等明朝军政官员，据重庆起兵。分兵扼夔州水口，一路据綦江、遵义，一路据泸州，一路截川西栈道。当时，奢兵数万，陷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全蜀震动。十月，奢部进逼成都，当时成都周围泸、叙诸郡邑瓦解，椑木、龙泉诸隘口俱失，指挥冉世洪等率兵拒战，全军覆没。奢兵遂进抵成都，四面围攻。当时城中仅有镇远营700　人，调集的松潘、茂州、龙安兵1500　余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率兵拒守，屡以火器杀伤敌众。十月的成都，天已渐寒，护城河水干涸，奢兵挖濠积土为山，上搭篷屋，以避官军火铳炮石，并居高向城内发弩石。朱燮元乘夜缒壮士出城焚烧篷屋。又派人决都江堰水灌河，护城河水满，奢安不能近攻，赶制了渡桥，攻城之锋稍解。诸路援兵陆续抵达，奢崇明亦增派援兵，相持不下。　　天启二年正月，奢兵赶制出吕公车攻城，车如舟，高丈许，长500　尺，楼数重，车中数百人各持毒箭，牛数百头，运石而来。城中守军见之胆落，朱燮元说，破此须用炮石。炮石是一种发射石器的武器，它以巨木为杆柱，柱间置轴，转索运杆，千钧之石如弹丸。吕公车不得近城，牛被石击中，狂奔回营。城中之力亦竭。奢将罗乾象谋为官军内应，入城见朱燮元。朱燮元示以诚信，与之　欢饮达旦。罗乾象感激，誓以死报。正月二十八日，夜半纵火，奢崇明父子见军中大乱，拔营而逃。罗乾象率众归降，成都被围102日，围始解。　　天启二年二月，水西安邦彦听说奢兵已攻陷成都，遂挟安位反。安位承袭为宣慰使时，年幼，由其母奢社辉代管。奢社辉为奢崇明之妹，实际上水西实权掌握在安位之叔安邦彦手中。安邦彦起兵，自称罗甸王，48　土目蜂起响应，攻陷毕节、安顺，统兵10　万，直趋贵阳。二月九日包围了贵阳城。当时，贵阳守城兵不足3000，加上募兵4000，在抚臣李沄、按臣史永安的率领下，全力抵御。敌造云梯，制滚厢，筑墩台，百计攻城。并沿山扎营，阻挡城中出入。总兵官张彦芳所率2　万援兵被困在龙里，不能前进。贵州总兵杨愈懋等率兵与敌战于江门白杵营，兵败被杀。安邦彦破马撤卫。平越府兵万余人由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率领，二将不合，范仲仁进兵于主甕城河，失利，徐时逢拥兵不救，范仲仁部大败。贵州巡抚王三善不救贵阳，进兵平越。贵州附近声援俱绝。城中粮食匮乏，军士饥疲力尽，不能作战。巡抚史永安上疏指责王三善坐视不救。十一月，王三善得知自己被参，乃大会诸将，说："省城已坚持不下去了，吾辈死于法，死于敌，都一样是死，还等什么？"遂命何天麟督兵7000　从清水江进，为右路；杨世赏督兵万人，从都匀进，为右路；王三善自率兵2　万从中路进，其军畏敌，屡欲退，在王三善坚持下才得以继续进军。先锋刘超大捷，进至距省城不远的龙里城，诸军乘势急进。安邦彦听说新抚自将兵来援，估计有兵数十万，遂先遁去，余部退屯龙洞。明军夺高塞、七里冲等外围堡垒，乘胜进兵毕节铺。敌步骑被大军击败，丢弃辎重，远逃到陆广河外。贵阳之围遂解。贵阳自二月被围，至此已近十个月。　　几天后，左右两部兵至。半个月后，湖广、广东及四川兵亦至，王三善见兵多粮少，欲从敌人手中夺粮，又因自己以3　万破敌10　万。遂有轻敌之心。十二月三十日，前锋杨明楷率兵渡陆广河，扎营30　里外。另有明军屯陆广防大方的奢社辉，一军屯鸭池，目标为安邦彦巢穴。　　天启三年正月，安邦彦兵数万并力攻陆广，杨明楷兵败被俘，死者数千。乘势向鸭池出兵，明军退屯威清，王三善收兵入贵阳城。　　四川方面，朱燮元以守城功升为巡抚。天启二年三月，降将罗乾象收复江安，四月，秦良玉、谭大孝等败敌万余人于牛头镇，遂克新都。敌退重庆，明军进驻遵义。　　五月，明军进逼重庆。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不能渡，其出入必经之要道，惟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路。奢崇明据重庆，自城中通远门城濠至二郎关，驻17　连营，宿精兵数万。官军连日力攻。石柱土官秦民屏绕出敌后，敌猝不及防，败退，遂连克二关，杀敌3000　余人，乘胜抵重庆城下。二十七日，攻克重庆。六月，明军收复泸州。　　天启三年，朱燮元召集诸将，合力直取奢崇明巢穴永宁，列营纳溪，阳为攻城，阴令大军会长宁，直取永宁。在土地坝大败奢寅所部兵，直抵城下，一鼓拔之。降敌2　万，死者无数。奢崇明父子逃到贵州水西龙场，倚其妹奢社辉。奢安合兵。　　贵州方面，王三善兵败于陆广、鸭池后，不接受教训，于天启三年十月亲率6　万土汉兵渡乌江，师抵大方，进入安位故宅。大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粮尽，乃于天启四年正月焚大方芦舍，退兵。安邦彦派兵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死。王三善被诈降的安邦彦部将陈其愚诱杀。天启六年二月，安邦彦率众数万，与总理鲁钦所部明军接战，明军因数月无饷，乘夜散去，鲁钦自刎死，敌势又盛。　　崇祯元年（1628　年），以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崇祯二年，朱燮元作了全面部署，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　　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了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是为崇祯三年春，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　　明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设永宁卫及48　屯，隶叙州府。水西地区仍以安位为宣慰使，但削其地开办军屯，又在沿河要害处筑城36　所，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五、卫所制的嬗变（一）卫所制的式微明代的卫所制，以军屯保证其自给自足，由世袭保证士兵来源，所以封闭、保守是其突出特点。明代大多数卫所，都建立了完备的军屯制度，卫所军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种，要求基本上做到自给自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但永乐晚期，军屯制度已开始遭到破坏。宣德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频频发生。甘肃、宁夏可行水灌溉的良田沃土，"皆为镇守官及官豪横官旗所占"（《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大同参将曹俭，"占应州等处庄田一百五十余顷，又私役大同诸卫军百余人耕种"（同上书，卷一○八）。结果是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即从卫所制自给自足的原则被破坏，来分析卫所制式微的原因：卫所、屯田，互为表里。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更为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卫所之制始破坏矣。"并认为，漕军、班军，有月粮，又有行粮，一人兼有二人之粮，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不耕而食之军。各边有警，调发客军，客军食此地新饷，其家口又支原地旧饷，况且客军不归，原地再补以新兵，一兵费三饷，"卫所之制，至是破坏不可支矣"（《明夷待访录·兵制一》）。黄宗羲的这种分析，不能不说是独到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卫所制下严格的人身束缚开始松动，嘉靖时期，谭纶曾指出卫所行伍空虚的原因："顾家道殷实者，往往纳充承乏，其次赂官出外为商，其次投兵，其次投占，其次搬演杂剧，其次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军籍成为卫所军士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从卫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现象即已存在。从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47986人（《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朱元璋令天下诸司追捕这些逃亡军士，并于洪武四年，严定罚例，从小旗至千户，以逃亡人数多寡定罚俸降级不等。此后，逃亡人数有增无减。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仅九十七万。至胡松考舆地，又止八十四万五千八百而已"（王世贞《弇州史料》卷八《京营兵将考》）。而天下卫所军士的总额，估计在300　余万。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终明之世，卫所制不废，清勾亦始终举行，然亦徒滋繁扰而无裨实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言："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四）　　卫所制的废弛，使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承担其正常的军事职能。明代军队的建置，在京城及边地安置了大量军队，尤以京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驭轻的作用，京军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京营军士78　卫，人数不下30　万。畿内又设置50　余卫，军士20　余万。　　京操班军又有16　万，计"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京军在全国军事防卫中地位举足轻重。弘治七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即指出，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致使腹里卫所城池空虚，遇警则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军的支援。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亦需京军支持。　　京军的居重驭轻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土木之变，明英宗率50　万京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威胁京畿，京军已无能为力，不得不调边兵入援。到嘉靖时，京军已因不习战阵，恐伤国威而不轻易派遣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土木之变后，明廷派遣迎接明英宗的使者杨善，曾就明军在土木之变中一触即溃的情况作出解释："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四方无虞，只营寺宇而已，何曾操练？"（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六李贤《王振之变》）即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卫所制的式微状况，时人亦尽洞悉，但扭转这种境况的策略却不甚得力。京营从于谦把三大营变为十团营，此后营制纷更不定，而京营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对卫所的被动调整和变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提高将领权力的做法和改银召募的尝试，这些变革多少触及了卫所制的实质性问题。　　明太祖分府设将，明成祖分营统兵，以避免历代强臣握权重兵的隐患。　　于谦在进行营制变革时，则力图改变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的传统，提高将领的权力，设一总兵总领十团营。此后的营制变革，基本上继承了这一做法。但这种变革收效不大，一方面它比较保守，又时时受到内臣及文臣的牵制。另一方面，京师为朝廷所在。权贵云集，也使京营事宜往往掣肘难行，营将权力受到削弱。　　京营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试图调整卫所制下兵士终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状况。从三大营变为十团营以后，精锐士卒被编入团营，老弱不堪者归本营，称老家，专供役使。但老家制度仅行于京营，这就使卫所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银召募的办法，更是大胆地突破了卫所制的世袭传统。这在班军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班军之设，始于永乐。承平日久，班军渐渐被用于兴作，操练日减乃至全废。正德以后班军作役已成为普遍现象。军卒因畏惧劳作而愆期不至。虽严定罚例，仍不能禁革。嘉靖年间，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查班军16万人，至者不满2　万（《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七张养蒙《阁试议处京操班军疏》）。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官员建议改银召募。但因大学士严嵩反对而作罢。万历二十九年（1550　年），兵部职方主事沈朝焕给班军饷，见班军皆雇用乞丐充额，建议废班军，征银贮库，有警召募，终不了了之。既然通过正常渠道难以顺利解决，班军将领又畏惧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闻之近年京操称能办者，至京师往往借贷，召募壮勇，大补班军亏欠之数，尽额补给赴工，比其返也，查扣在卫月粮赔补。"（《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兵防》）　　京操班军由于地处京师，土木之役较多，权贵及有司俱以班军作役为利，所以改银召募之议难以顺利实行，况且16　万班军尽数撤还，京师也未免空虚无靠。边班官军则相对灵活些。　　永乐年间命内地军轮番戍边，称边班。戍边班军虽不像京班官军全部用于输作，但由于戍地遥远，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时，逃亡现象也很严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湖广的永定、沔阳、德安、枝江四卫，戍清浪班军610余名，收免班银，每班一年，一年纳银五钱（《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七《湖广七》）。嘉靖三十四年，规定戍延绥的班军，免戍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用来募兵。辽东在万历年间，也以河南班军无裨实用，议令撤回各卫，将月粮扣下，以备召募（《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造成卫所制废弛的原因很多，但卫所制所实行的一些基本政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卫所制内部所进行的小修小补式的变革，也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卫所的衰败趋势，明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便走上一条与卫所制相脱离的道路。　　（二）募兵募兵出现于朱元璋起兵创建明王朝时期，明王朝建立后，创行卫所制，军队的来源已有保证，基本不再采用募兵的方式了。但卫所中的某些特殊组织，仍由召募得兵，如骁骑舍人、校尉、力士等。洪武十年九月，"募民间子弟年二十五以上，素行无玷者，听充骁骑舍人，于是四方至者甚众"（《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洪武十二年（1379　年），遣仪鸾司典仗陈忠往浙江杭州等府，召募校尉力士。这些士卒隶于锦衣卫，不同于一般的卫所军，不世袭，不勾丁。　　靖难之役起，南北双方均为应急而进行了募兵，建文帝虽掌握着全国的军队，但在燕师逼近京师时，一时难以聚集大量军队，不得不募兵应急。"靖难兵起，叔英奉命募兵广德"（《革除遗事》卷四《王叔英传》、《黄观传》）。建文四年二月，遣礼部侍郎黄观募兵。王叔英、黄观所募兵未及参战，燕师渡淮，打入南京，二人皆死，兵亦自散。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因军队数少不足用，也曾募兵。建文四年十二月，朱棣已登基，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言，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因长期充军，致使田土荒芜，户口日减。因建议"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明成祖认为"此皆良民，初以义募，于今遣还田里宜也"（《明太宗实录》卷十五）。　　洪武、永乐时期，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朱元璋时期，明军多次北征，基本上解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北边部署重兵，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永乐时期，国力强盛，边防甚重，又六次北伐，以攻为守，故明前期边患不重，也无须为此募兵。仁宣时期，鞑靼势衰，明朝的边防政策，亦转攻为守，维持和平。　　正统时期，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由于蒙古瓦剌部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也先发兵内侵，明英宗率兵亲征，全军覆没。从此明王朝进入了中后期战乱频仍的时代，狼烟四起，边患迭兴，兵力不敷，不得不募兵为用。　　如果说洪武永乐时期的募兵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仅为一时之需，那么宣德以后的募兵则与明初有相当大的不同，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宣德以后的募兵，多由于边境战争频发、兵力不敷而进行。宣德九年（1434年）十月，"榜谕边境，有愿奋勇效力，杀贼立功者，许赴官自陈"。史载"时以阿台扰边故，然亦见兵力之渐顿矣"（清《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正统二年（1437　年），"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分隶操练，于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国朝典汇》卷一五○）。　　大规模的募兵，出现于土木之变以后，正统十四年，"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统令操练，遇警调用"（《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四）。在诸边镇，则召募土兵。景泰元年九月，遣官于延绥诸镇各召募土兵5000　人。天顺元年八月，亦选沿边民丁为土兵。这些募兵的待遇："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杂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许勾补"（清《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九）。　　正统到正德时期，是募兵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募兵的特点，首先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募兵秋冬训练，春夏务农，或冬春训练，夏秋务农。当然，有战事时例外，亦不久系行伍。其次，这一时期的募兵，以防守本地为原则。各边镇所募土兵，"止就各居住堡洞防御邀击"，若让其"随军剿杀，人多不肯应募"。固原人李让一家，弘治十四年（1501　年）应募，因功升临洮所小旗。但因离家千里，不愿前往，要求就近补伍。为提高边民应募的积极性，陕西巡抚杨一清题准，"土民应升官旗职役者，俱填注本处附近卫所。"（杨一清《关中奏议》卷十一刘大夏《为处置召募土兵事疏》）明中期的募兵，尚属临时性的应急之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形成一种独立的组织，因此它需要附着于一种现存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之上。有两种选择，一是附着于卫所，一是附着于地方官司。这两种形式都曾被采用。在北部边镇，因战事需要，募兵多由卫所带管，但直接把募兵补入卫所，阻力相当大。弘治时，延宁二镇所召2　万余土兵，当地官员欲将其编入沿边新设卫所，但朝廷派往其地勘处此事的官员据实情奏称募兵抱怨"比先召募之滥，近日拘留之苦，供帖之难，甚至愿将原赏银两送官疏放"（《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一刘大夏《覆金洪防边务疏》）。况且明代卫所军世袭，新增的卫所军尽为罪徒，把应募之人编入卫所，也难以为人情所接受。正统十四年京师所募之兵，久多潜逃，有人建议治其罪，并将其编入军籍。御史练纲即颇持异议："其何罪？且上于大辟，尚原之为军，至使赴义无辜之民，与为伍耶？失刑甚矣。设更募，其谁应之。"（《西园闻见录》卷七十七）　　明中期的募兵，更多的是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成化二年，御史李纲往陕西延庆二府召募土兵4866　名，这些人被"编成排甲，差委有司佐贰官员管领，听调杀贼"（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　　嘉靖时期，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募兵作为救急良策而被广泛采用，这是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募兵人数众多，范围遍及全国，在明朝的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东南沿海倭患时，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10　万。这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几次提到。万历以后，辽东地区战事不断，也使用了大量募兵。据兵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兵部"先后具题于五省州县议募二万，又于四省议募二万，又于各边议募二万，合之则六万矣。。。抚臣招募一万，赞画一疏中辽阳海盖等道召募二万，开原道召募一千三百"（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二十八）。是时，辽兵调募及现存兵力约20　万，其中近10　万为召募者，可见数额之大。募兵从此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募兵制在嘉靖以后大规模发展，使中央对募兵的控制权相对松动。募兵权仍集中于中央，并时常派出御史和科道官专门负责。但召募的具体工作，由地方武将进行，中央派出官员仅授权而已。由于各地募兵渐多，经常是不派专官负责的，由地方最高军事官员督抚处置，但须事前审报批准。督抚再授权卫所官办理，并给予钧帖为凭。弘治时，杨清巡抚陕西三边，"张挂晓谕卫所大小官员，有愿承领召军者，许赴臣呈告，给予钧帖，令其分投招谕。"（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七《为整理边务以备寇患事》）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政府明文规定事毕归农。　　嘉靖时，三边总督曾铣认为兵部所发募兵榜上，虽明言事毕归农，但恐民人不能尽知，有后顾之忧，因建议"命二三将命之臣，别刻小票，以与民为质，凡应募者人给之，许其事平之后，执是为后信。"（《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三曾铣《陈募兵便宜疏》）但政府常需延期使用，为此，在战事较平息的时期，便采用了上下班制。嘉靖二十九年以来山东募兵6000　人，隆庆时仍未遣归，靳家颜建议把这6000　人分为二班，每年上班一次，下班一次，下班的3000　人，"每名于帖户下，征银三之二贮库，而优免其身以自便。"（《皇明疏抄》卷三十九靳学颜《讲求财用疏》）嘉靖倭患时，浙闽募兵相当多，倭事暂宁时，因备御不便撤兵，谭纶便决定将其分为上下二班，每班9000人，一班的上班时间为七月到十月，"以防小汛"。另一班的上班时间为十月到六月，"以防春汛"，下班者派人送回原籍务农（《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六谭纶《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疏》）。　　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力役，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那样用免户丁徭役和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只是免本身差徭。募兵作为雇佣兵，由政府提供佣值。一兵所需，"招一壮丁，须得安家银五两，盔甲器械银三两。鞍马之费又需十四五两，而月饷不与焉。"（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清剿奴酋议兵食第一疏》）这是辽东地区较高的标准，各地不同，南北兵也不同，蓟镇及保定，万历时因朝鲜之役募兵15000，其中南兵3000，北兵12000，一例给安家银五两，南兵月饷一两五钱，北兵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