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开始用新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以及修改现有的实施战役战斗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观点的条件下，这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作业和演习中必须研究的实际上是当时刚出版的两本战斗条令，即步兵战斗条令和炮兵战斗条令，还要了解最新技术成果，掌握新装备的武器的使用方法，研究以往战争的经验。 新的军区司令员正好负责落实上述措施。乌博列维奇到任不久，我们就着手进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的演习准备工作。演习前几天，司令员下达了拟制演习想定的指示。他对我说：“想定要简明、全面。同时，想定也不能用事先划定的框框来束缚参加演习人员的主动性。不过，您在这项工作中会得到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他给了我一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书。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和中级）的训练。野战行军，快速军事演习和野外实习》（1928年版）。 这一天我在司令部里的时间比平时长。书听引了我。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该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中心问题——训练和提高领导人员的方法。乌博列维奇在本书和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就如何实施各种作业的问题提出了很有水平的建议，讲了不少有教益和有创见的思想，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提及这些事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写《指挥员的风格》这本书的内容。 乌博列维奇认为，只有全面的军事训练才能保障成功地指挥部队。因此，他建议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时要挑选参加人员，以便让步兵有更多的机会扮演炮兵的角色，让司令部工作人员能指挥部队，而部队指挥员能做司令部工作。他写道，特别重要的是让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担任指挥员职务，因为战斗中情况要求这样做。每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千真万确。 乌博列维奇认为，首先要训练演习总导演（作业指导员），因为这是领导人员和部队参加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和其他作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在全面研究多种方案时，他个人准备得非常仔细。因此，在作业之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提醒过我。他认为，正确地领导战斗演习，这就是自己首先详细地研究和思考战斗全过程、整个行动方针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个复杂的思路引导学员注意掌握最关键的时机，弄清最重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要珍惜和尊重每个部属独特的创造性，只给他指出一个借以提高认识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性方法，但不要束缚他的具体动作或整个行动。 在演习中如妨碍部属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思考和意志的发展，总导演就是犯了个大错误。他应坚决地在受过检验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教会指挥员和司令部合理地进行工作，即教会他们迅速判断情况和定下决心的方法，根据该决心增加必要的人员去组织战斗的方法，教会他们能熟练精确地下达命令和号令。制定计划时，乌博列维奇认为总导演的决心起主要作用，其决心应以命令、号令或计算表的具体形式提出。总导演如果不下达上述形式的决心，他本人就会不完全了解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想要教会人家什么东西。这样的总导演，实际上是消极的演习参加者，会落后于演习的进程。不能用泛泛之谈来教导别人。应当提出自己的决心来进行示范。这里所说的军事训练的基本方法就是示范。 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著作。他多次对我说，读书对他来说仿佛是进了一次学院，这里给了他各种科学领域的知识，其中包括军事知识。乌博列维奇发现有些指挥员来到训练班后，常常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企图在短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不赞成这样做，并且说，只有系统地攻读军事、文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作品，才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读书就是工作。不间断地经常地读书，要日复一日，不能一暴十寒。但必须指出，特别在战争中，比读书这件事更重要、更有益、更需要的是在战斗情况下面对真正的敌人善于指挥兵团作战。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工作了一年半左右。而他的工作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再强调一下，司令员自己在不断提高，我们也随之一起提高。 A ·и·科尔克坦任了莫斯科军区的新任司令员。轮到我担任实习指挥员的职务了，我被任命为步兵第14师师长和政委。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我非常想获得师首长工作的经验。为指挥这个师，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使该师的指挥机构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使该师尽量接近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基干正规兵的水平；积极参加各军区的演习。 第一项任务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开始执行，不是马上执行。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消极因素和个别部队指挥员的拘谨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经验和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三十三岁的师长的号令。完成第二项任务需要做长期的多年的工作。在我任前和任后的很多指挥员都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队的连续性。第三项任务执行得更加有效，而且我在这里竭力运用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和从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乌博列维奇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现在谈谈我一生中第三次受任政委的情况。由于担任这项职务，我能经常接近一些有名的政治工作人员，犹如进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学校，这对我后来很有用处，特别是在西班牙共和国民族革命战争、芬兰战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更是如此。那时，A ·B ·赫鲁廖夫在莫斯科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他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他时常给我出一些好主意。更使我高兴的是，我正好被派到第14师，这个师的番号是我以前当了十年参谋长助理的那个兵团的番号。不错，那个师现在是第2 高加索师，在阿塞拜疆驻防，但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第14师中也有不少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找到他们并同他们认识后，我就吸收他们参加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很快就确信，进行战斗传统教育对全体军人的事业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 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我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课。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同志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и·п·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富尔曼诺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里的。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度过的。我认为，别洛夫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内时也起过某些作用，他对左翼社会革命党批评得很尖锐，而且对自己也不宽恕。在我看来，他主要有三个特点：有军事天才；直言不讳；由于好生闷气而不冷静，虽然他经常抑制自己，但在他身上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别洛夫善于奔向既定的目标，不拐弯，也不左右摇摆。对一名军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 在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 指挥员大家庭。集训和即题作业。军区司令部的职能。演习生活，接近实战的大演习。 1932年4 月，我接到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当时，在白俄罗斯军区驻有大量部队，其中包括骑兵兵团，坦克兵团和航空兵兵团。这些部队都是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指挥的。许多人因参加国内战争而闻名于世。担任过各军军长的人员有：严谨的指挥员C ·E ·格里博夫、塔曼远征英雄E ·и·科夫丘赫、勇敢的A ·д·洛克季昂诺夫、我过去的师长C ·K ·铁木辛哥（后为苏联元帅）。后者很快就担任了副司令员。 担任过本军区各师师长的有：刚毅的首长和骠悍的骑手г·K ·朱可夫，东方面军某军前政委и·C ·科涅夫，有才能的总参工作人员в·д·索科洛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在军参谋长中，现在我能叫出名字的有B ·я·科尔帕克奇（后为大将）、A ·A ·诺维科夫（后为空军主帅）。и·х·巴格拉米扬（后为苏联元帅）曾在某军的司令部工作。 军区的领导也是由谙熟军事的指挥员组成的。副司令为A ·я·拉平，军事委员会委员为л·M ·阿龙什塔姆，后来是п·A ·斯米尔诺夫，炮兵主任为д·д·穆耶夫，装甲兵司令为C ·C ·邵武勉，军训部部长为H ·A ·舒莫维奇，军区副参谋长为ф·M ·切尔诺夫和и·г·克洛奇科，他们都是有智谋、受过教育、有组织才能的军官。 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成员是很强的。M ·B ·扎哈罗夫任作战部部长，在这个部里工作的还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B ·B ·库拉索夫（后为大将）、A ·п·波克罗夫斯基、ф·п·奥泽洛夫、г·и·沙宁、K ·A ·茹拉夫廖夫、H ·A ·库兹涅佐夫。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在苏军中甚至在我们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其中许多人连外国也知名，上述同志中有些人没活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就去世了。但所有健在的人都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长处，分别指挥了各方面军，各集团军或领导了各军团司令部。 这样选配军区司令部和部队的领导成员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国界相毗连的就是潜在的侵略者。怎样选拔和配备白俄罗斯军区的干部，可以从下列事例中具体看出来。有一次，一批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人员来到本军区。在他们去部队任职前，先在军区司令部给他们举办了短期集训。集训的训练大纲包括：左轮手枪、轻重机枪射击训练法方面的示范课和实习作业，包括夜间射击；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通过强攻区；在炮兵和坦克支援下的步兵营进攻战术队列演习；团和师在作战条件下的野战即题作业。军长和师长们也被召来参加了这次集训。通过集训，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员很快就得到了实施作业的实践，同时熟悉了军区所有高级指挥人员。只有经过集训，他们才能得到任职命令。 白俄罗斯军区考虑到情况在不断变化，军事技术在蓬勃发展，非常重视教育和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特别是军和师的指挥员。当时强调，在实验性演习和野外进行作业期间获得的一切新的东西部应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提高这些部队的战斗素养和战备水平，以便使某一部队或兵团所取得的成就能成为整个军区的共同财富。 这里有一个司令部领导人员怎样组织指挥员训练的例子。在一个训练组里总共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作战部的领导人员。作业每周进行一次，采用即题作业的形式。在作业中研练了各种战役问题，首先是进行纵深战役、使用坦克和飞机的战役问题。所有的指挥员依次研究了即题作业。他们还推演了即题作业，尔后进行了讲评。最后由司令员作总结，或委派我作总结。应该承认，在作业中，负担是不轻的。特别是轮到担任指导员的人是很艰苦的，他必须在四十五分钟内将任务下达到参加军事导演的人员，细心听取他们的决心并作讲评。这样一来，指挥员不仅以受训者而且还以指挥员的身份获得了解决战役战术课题的实践。 在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时，可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集团练习和即题作业到首长司令部军事导演、实兵演习和大演习，野外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地推演战术问题比在图上尤其是小型图上的推演，内容上更加充实，也更富有教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不满足于当观察者，而想亲自参加试验。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我们检查了急行军（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进行的一小时行军）后马上实施战斗对战士的能力（如进行瞄准射击、准确远距离投掷手榴弹、熟练地拚刺刀、通过障碍地带）有何影响。我当然也参加了急行军，但坦率地说，我对这种练习已有些生疏，感到相当吃力。 白俄罗斯军区在构筑筑垒地域、机场和道路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了监督这些工作，以及确定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准备本军区的用地，每年都要实施战役勘察。一般要吸取广大参谋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而作战部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在勘察中为了确定最重要的地区，要推演一些“战斗”情节，开展有创建性的讨论。 从训练领导人员和部队这方面来说，不仅集训、各种演习和大演习，而且还包括视察部队，都是有教益的。视察部队时，一般是往师里派一个人数不多的指挥员工作组，可有六到七人，其中包括作战部、军训部的工作人员，兵种代表。师根据紧急集合信号出发，开往边界地区或到靶场，演练行军和遭遇战或者进攻，有时也演练防御。另外在某个团里可检查一个营的实弹战术演习，而在另一个团里则可检查指挥员的训练水平。还进行了加强营的战术队列演习。在炮兵团检查了以炮兵营为单位的实弹射击。指定准备演习和作业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这就要求指挥员具有工作迅速的本领，还检查了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以及指战员的生活和作风。必须找红军指战员谈话，内容可涉及现行政策、生活和日常风气等各种问题。 返回军区司令部后，要拟制一项约三页印刷纸的简短命令，并将其分送给所有军长和师长。这项命令还应上报工农红军军训部一份。命令中须指出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并提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从开始对师检查之日算起再过六天，整个军区就应知道对部队战斗训练的要求。不用拟制任何冗长的、一般供存档用的文书。很快兵团指挥员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主要方面即部队的战斗准备和野战素养上来，并会强调怎样让部队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 这里，在西部某个最重要的地段上，在培训忠于祖国的军事领导干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干部熟悉团、师和军指挥员本身的业务；创造性地思考司令部人员的工作；具有政工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那种高超的组织才能。军区指挥人员在这方面总是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的政工人员。白俄罗斯军区高级指挥人员同政工领导人员以实事求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相处。我记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在会议上和在部队视察期间，在讨论军政训练的一些原则问题时，指挥员能认真听取自己政治助手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共同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关系当然也可以用政工人员本人的素质来说明。例如，本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些像л·M ·阿龙什塔姆和п·A ·斯米尔诺夫这样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有多年搞组织和宣传工作的经历，非常熟悉军事和部队的需要。指挥员与联共（布）西部州委的工作联系也是很好的。在我担任州委委员的那几年，我能证明，斯摩棱斯克党的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能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明斯克的情况也是这样。本军区的指挥人员积极参加1934年白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绝不是偶然的。 工作上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白俄罗斯军区工作的一些特点，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继续实现早在莫斯科军区就拟好的计划，修筑军队调动用的道路和改善整个交通线路。我唯一感到惋惜的是，没有能将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工作搞完。因为道路勤务部门的技术设备不足，又非我们管辖的单位，国家给这些工程能提供财政拨款也很有限。 现在谈谈下一个问题。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西部各州划入白俄罗斯军区。西部各州包括稍晚一些时候设立的大卢基、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等州，还有加里宁州和卡卢加州的一部分。本军区的总人口为一千二百万，领土面积为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在这广阔的地区内，交通状况不佳。首先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通往相邻各军区，如北通列宁格勒军区、东通莫斯科军区、南通乌克兰军区的完好公路。驻斯摩棱斯克的军区司令部不能同本军区管辖的所有地域保持战役上的和大范围的联系。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波列西那地区，因为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森林和沼泽。一些纵向江河障碍也经常使人感到麻烦。例如在别列津纳河的整个河道上，我们只有四座大桥和四座门桥。我想，如果敌人将这些桥炸毁，我军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如紧急需要大规模地将部队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域时，也会出现复杂情况。在白俄罗斯军区全部现有铁路为六千二百公里，公路为二千公里，土路为十万公里。这就是说，在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地方，运输人员和军用物资的重担都压在这些土路上。如果说在本军区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十五公里左右的土路，则铁路只有两公里，而公路只有七百米左右。结果，我为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详细拟出了一旦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战争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并制订了采取迫切措施的详细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一直工作到将我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时候为止。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得到多次演习机会。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除完成部队训练的一般性任务外，我们实际上还检验并力求进一步发展当时正在研究的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在本军区部队里，在诸如建立和使用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步兵和骑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大兵团，大量集中使用能保障步兵和坦克成功地突破敌防御的炮兵，在主力到达前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前卫队的战斗，在实施方面军进攻战役时大量空降兵的使用，在进攻战役中大量集中使用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纵深战斗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新见解。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与检验纵深战役理论有关的演习文件。在这项工作中作战部起主导作用。我们后来同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库拉索夫，舒莫维奇和炮兵主任穆耶夫一起下了很大功夫编写纵深战斗细则。该细则的最后样本于1935年交付使用。 在我当军区参谋长的任期内。1934年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但在1936年还举行过比这次规模还大的联合演习。关于后边这次演习情况，我是从и·п，乌博列维奇那里得知的，不过当时我已在另一个地方服役。在演习的“战斗”活动中，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显示了高速进攻和顽强防御的能力。在联合演习中广泛使用了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运输机、工程技术装备、防化兵器、空降兵和骑兵。演习中，坦克兵团和骑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空降兵进行了伞降。 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试验性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研究了下述问题，如新技术兵器的使用及其对战术和部队组织编制的影响，使用航空兵突击坦克的效果，坦克在沼泽地和水下的通过能力。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了多次这样的演习。M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军事首长换了工作单位进入新的环境，马上就会积累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不同的条件会立刻迫使他去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类似的军事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员不要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的重要原因。改变印象本身就会扩大指挥员的视野，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鼓励他们要从原来不知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布柳赫尔是雷宾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梅季希工厂和索尔莫沃工厂钳工。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同我相近。我是扎拉依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工厂的钳工。 作为军事首长的布柳赫尔，依我看在很多方面都像乌博列维奇。他采用了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方式方法组织部队训练，经常进行战役战术演习，并作很有教益的讲评。他组织了军区和数个兵团规模的军事导演，并且时常在有总参谋部高级代表指挥的情况下亲自参加这些导演。他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和兵团，偏重的不是办公室或练兵场上的理论，而是按近似实战的实践。他认为红军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教育红军指战员树立我军胜过日军一筹的战斗优越感，但又不允许有轻敌情绪。 他同乌博列维奇又多少有些不同。布柳赫尔对下级既不放松教育又不严厉过度，他经常爱开玩笑，很平易近人。但亲近他的人认为，这些特点完全是一些外部表象，实质上他们两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精神要集中一些，好象更有条理一些；布柳赫尔则是一个比较豪放开朗的人。但他们两人都具有军事统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思路开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正是在这个方面始终要想方设法冲破老一套解决问题的框框。他无限地信任我，几乎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我相信，他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会懊悔的。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有他那粗壮清晰的字迹，工整的签名和签名后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和一道。至今还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你看下个月我们将从何做起呢？” 当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要研究部队的配置、工事构筑和保障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发现哪些东西不能适应形势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第二，详细研究关东军针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第三，很好地研究远东战区，其方法是到本战区的陆上和海上区域去进行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同时，还应着手研究主要方向，尔后再研究一般性的问题。在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中，要在掌握远东边远地区军事勤务上，尤其是在构筑道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和设立修理机构上，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而在最重要方向上，还要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当我要求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同事提供情报时，可以获得很多情报。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的一些感觉也是有的。这可能是因为不能亲眼通观全部材料造成的。 我决定去找布柳赫尔商量一下。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并建议我把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推迟一段时间再搞，也可将这些工作交给我的副手，我自己则着手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情况。于是我们草拟一项详细了解远东地区的计划。我将计划送给布柳赫尔看。他不仅赞同这个计划，而且在勘察作业时常常亲自指导和帮助我。 第四，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研究远东的通史，尤其是远东战区的战史，包括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我对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发动战争的方法很感兴趣，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尤其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一定会对敌方主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部队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还要研究对日战争中战斗活动的进程、战役方向，并探讨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邻国的经济问题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习惯。因此，我常常久坐读书，翻阅各种参考材料，直至深夜。 从清晨起我就开始搞日常业务，如指挥员的作业和集训的准备工作，战术演习和联合演习的准备工作，以及部队的人员补充和各种给养的保障等。研究营房、食堂、各种车场和其它设施的修建问题，以及扩建远东地区的军事工程设施，都要花很多时间并要有创新精神。为落实各项措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我们都想多搞一些，但可能性有限。布柳赫尔非常细心地听取所有的建议，我们俩人要花很长时间寻求最正确的解决办法。我同布柳赫尔最后一次关于军区工作的长谈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当时我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国防人民委员召集的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专门会议的。 可怕的事件迫近了。亚洲和非洲的战争策源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必须确定加强红军的最重要方针，把重点放在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上，并准备将红军建设的混合制逐步过渡到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基干正规军。这次会议开过后不久，我就患了咽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出院后，我再返回远东已不可能了。 后来我以应邀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我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捷克的关系愈来愈好。我们了解了捷克的工农业情况，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路维护得非常好，人民生活井然有序，这些都特别引人注目。捷克的军队已按现代化标准装备了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像大演习所显示的那样，可以认为捷军已完全做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只是由于拒绝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以及英法政府的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牺牲品。 保卫马德里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什么步骤呢？首先，я·K ·别尔津在已伦西亚召集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地、有条不紊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当过红军情报部长，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别尔津是一个精明强干、坚强而有毅力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用在如何组织打败法西斯这一活动上。他是一个拉脱维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真实姓名是彼得·亚诺维奇·屈济斯。1911年他从伊尔库茨克流放中逃出后就取名为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革命胜利后这位有名的肃反工作者在我们那里常被称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的拉脱维亚故乡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他在苏联居住时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事业。我在西班牙观察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这位勇敢的人，把他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打击，都看做是列宁思想在拉脱维亚和全世界的胜利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 会议上又一次（因为已有一次）提出了顾问与共和国军事当局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七十多岁的卡瓦列罗无力真正有效地领导武装力量，况且他的政治路线经常与人民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他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又妨碍他与组织得极好、有觉悟和能力的西班牙劳动人民的部队建立牢固的联系。阿先西奥是一个果断和目的明确的人。但他个人追求的目的与卡瓦列罗相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差更远。劳动人民不喜欢他，几乎把前线的所有失利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不论是卡瓦列罗还是阿先西奥，虽然都重视那些真心实意为西班牙服务和舍生忘死地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外国军事顾问，但又常常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捣鬼。 恰在那时谈到了必须建立正规军的问题。生活本身终于迫使政府首脑接受了这一决定。我们与西班牙共和国总参谋部商定，将要组建若干个旅。待这些旅获得战斗经验后，再将它们合并成若干个师。这些师成长起来后，又可合并成若干个军。我奉命与总参谋长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尽力加强马德里方面军。负责领导马德里武装部队的应该是米亚哈将军。新的西班牙旅和国际旅将要派到那里。组建这些旅的中心叫阿尔瓦塞特市。 关于航空兵的消息是由杜格拉斯（я·B ·斯穆什克维奇）通知的。我认识他是由于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他当时在该军区任航空兵旅旅长。有一次，我曾在维捷布斯克监督他领导修建机场的情况。斯穆什克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曾担任红军航空总局局长。这位有经验的、勇敢的飞行员在西班牙发挥了自己最大的长处。 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斯穆什克维奇建议把年轻的西班牙人送往苏联进行六个月的飞行训练。 不久，我与西蒙诺夫到了阿尔瓦塞特。在阿尔瓦塞特和马德里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苏联指挥员，其中包括P ·я·马利诺夫斯基、П·и“·巴托夫、B ·я·科尔帕克奇、A ·и·罗季姆采夫、H ·П·古里耶夫。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国安排好正规军所属各旅的组建工作，以及当西班牙指挥官的军事顾问。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国际旅补充了若干新的分队，该旅大部分由德国和奥利地的共产党员组成。这些离开祖国的光荣的同志们满腔热情，要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对军事掌握得很快，并在作战中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优点（顺便提一下，还在阿尔瓦塞特演习时我就注意了德国营熟练的动作）。这个营早在10月底就成了第11国际旅。它是由克莱贝尔将军（曼弗雷德·施泰恩。不要把他和苏联军事顾问г·M ·施泰恩混淆起来，因后者也在西班牙）和政委马里奥·尼科列季（当时人们称这位意共中央委员为朱泽佩·德·维托里奥）率领在马德里投入战斗的。后来，其他人也担任过这个旅的旅长。 尔后，在阿尔瓦塞特已开始组建国际混成旅，后来在它的编成内基本上是罗马人。国际混成旅的训练直接由B ·я·科尔帕克奇领导，有人提醒他，很可能是他将在初斯去指挥这个旅参战，科尔帕克奇开始对该旅进行效果明显的战术作业和射击练习。不久，该旅（第12国际旅）由保罗·卢卡奇（马捷·扎尔卡）担任旅长。新组建的旅从进行间就投入了战斗，但仍感兵力不足。因此作出了一项决定，试图与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搞好关系，西班牙总参谋部便派我去巴塞罗那。 首先，我去见掌握着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几个纵队的首长布埃那文图拉·杜鲁季。我们坐在他的司令部，而杜鲁季一会儿叫来这个部下，一会儿又叫来另一个。他们向他作了报告，随后便回家去了，而另外一些人再去占他们的位子。向我显示自己的这一套显然使杜鲁季感到高兴，这种孩子般的嬉戏开始还使我觉得可笑，但随后便令人感到气愤。我们在屋里坐了老半天，而重要的谈话甚至还没开始。最后他安静下来，开始交谈。我自然记不得所有的细节，但由于这次谈话内容非同一般，所以它的总的精神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有时我不知该怎么办，是骂一通呢？还是嘲笑一番。 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了，即根据我的请求，社鲁季详述了西班牙总的形势。这时我发现，他对这一形势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后来，谈话涉及到某些指挥官。杜鲁季强调自己不喜欢集中领导，并要我相信，世上所有的将军无不仇视人民，他们是一丘之貉。我责备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著名政治活动家，竟然不知道苏联的将军是另外一种人。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的情况。杜鲁季瞪大了眼睛问： “怎么，难道伏罗希洛夫是工人出身？” “是的，他过去是钳工。” “但是，要知道，工人不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你们的伏罗希罗夫会很快理解我的。一旦他获悉我现在没有机枪和子弹，他会给我的。我有一艘船。就在明天，我们的人将组织一次去敖德萨领取子弹的航行。” “不，这样你会一无所得（我们当然以”你“相称）。伏罗希洛夫的子弹不是他私人的，而是国家的。”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看看，国家把人糟踏成什么样子。过去是工人，而一当上部长就摆出官僚架子。” “去保卫马德里吧，共和国会给你子弹、手榴弹和机枪的。派人到机枪队去受训吧。” “好，我去马德里并解救它。我们将向大家显示一下仗应该怎么个打法！” 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姬来了。她发现情况不妙，及时跑到第12国际旅，以我的名义下达了紧急增援的命令。她说该旅现在距战斗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我对这位勇敢妇女的主动精神表示了谢意，但我们并没有把该旅投入战斗，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该旅的驻地。该旅是卢卡奇将军指挥的。我们讨论了局势之后，认为摩洛哥部队当天不会再来乱闯。我们令这个国际旅转为预备队，进行休息。 过了几天，法西斯分子又恢复了攻击。他们竭力地突破西班牙部队与第11国际旅之间的接合部正面。这时我们就把第15国际旅所属的英美志愿兵投入这个危险地段进行战斗。我总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一些感情不外露的人，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英国志愿兵发现自己的战斗队形中有俄国军事顾问时，便跑到跟前来握手、拥抱和亲吻。此时正在那里帮助指挥英美部队作战的军事顾问H ·п·古里耶夫和A ·д·秋鲁帕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后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忆起这个场面，不时用打趣的目光看看我，在同志式聚会时详细他讲述在战斗中爬到我跟前互相亲吻的情况。 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敌人猛烈突击下，西班牙第18旅所属的一个营开始退却。我恰好就在这个地段。我旁边站着胡利姬。她看到正在奔逃的士兵，就用西班牙语高喊：“西班牙人，你们不再是男子汉了！”战士们停下来，瞧了一会这位妇女后，忸怩不安地返回去。他们那种传奇性的男人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胡利娅跑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她的后面，经过半小时后，敌人被击退了，原来的阵地收复了。营长，一个墨守成规的西班牙旧军官前来找我，对我的女翻译发牢骚，因为她侮辱了他的士兵。 “她干吗要侮辱他们呢？”我回答说。“她似乎觉得您的士兵惊慌失措，离开战场。这就是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士兵。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知道真正的男子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认为。您的士兵不再是西班牙人，但原来是她搞错了。士兵只是把方向搞反了，进攻的方向不对。当时她是给士兵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营打退了敌人，表现很好。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那位军官笑了笑，并主动来握手。 叛军在进攻……他们遇到的多半是由安达卢西亚农民编成的共和军的旅。共和国战士把首都郊区的每一所房子都变成一座堡垒。狠狠地打击共和国的敌人。我记得我们去瞧俘虏的情况。这些俘虏要求允许他们看看切断他们去马德里道路的俄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时，他们感到何等惊讶啊！这些佛朗哥分子附耳小声说：“这是些乔装的俄国人。但当农民们得意地微笑着与他们谈话时，叛乱分子们便难为情地，懊丧地低下了头。 1937年2 月，紧张的政治斗争激烈起来。2 月14日，由于几名指挥官的叛变和其他人的迟误，共和国的马拉加失陷后，人民涌向了广场。共产党人的红旗，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的红蓝旗，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迎风招展。写着共产党向政府提出的十条要求口号的标语横挂在街头，其中有：“清除后方的共和国敌人！”。“无能的指挥官滚蛋！”，“对机关进行审查，法西斯分子就坐在你们身边！”，“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对马拉加为什么陷落作出回答！” 卡瓦列罗政府开始动摇了。口是心非的首相威胁说，他将使劲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一走了事。而佛朗哥部队在哈拉马河附近展开了新的进攻。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团结一致作出让步的政策，才稳定了局势。为了再次拯救首都，陆续招募的各旅投入了战斗。在这之前，指挥官们都在教导队受过训练。一位多年在军队效力的西班牙旧军官在受训后感慨他说：“是的，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哈拉马河附近，叛军遭到坚决的抵抗。当时在整个前沿地段，到处都可遇见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正是这些人往往受到恶意的攻击。哈拉马河战事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时，大概是我在过去四个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到马德里一家不大的咖啡馆走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战士。其中一人不时地跳起来激昂他讲述共产党员（他们分队的政委）如何带领人们投入反冲击的情况。而在战斗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该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胆怯。这时战士们群情激愤，决定驳斥这种挑拨离间的无耻澜言。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会议上，甚至有许多非党人士和社会党一些左派成员也参加了。但部队指挥官获悉召集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根据政府不允许党的基层组织在军队活动的禁令，下令战士们解散会议。说实在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里什么新鲜事儿也没听到。只是在许多事件中的这个事件上，再一次反映了我们每天默默观察的全部政策。 对于政府首脑有什么可信的呢？共产党员和军事顾问建议首相改组军队后勤，而他却把建议束之高阁。人们要求他整顿汽车运输工作，他又避而不答。军队中军士不足。关于开办军士学校的问题也被故意拖延到1937年1 月。为使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直通火车，必须再建二十公里长的铁路线。筑铁路的事也被拖延下来。共和国军队步兵起初机枪不足，现有的数量有限的机枪或准备装备的机枪都是一些口径不一的杂牌货。使指挥员眼花镣乱的是，一些没修好的“柯尔特”式、“马克辛”式、“利伊斯”式、“圣埃季延”式、“绍沙”式和“哈奇开斯”式等等机枪。顾问之中不乏干练之才，他们作好了在巴伦西亚和阿尔瓦塞特不分昼夜地训练机枪队的准备。但为了把已成僵局的事情向前推进一步，需要克服多么严重的障碍呀！ 我终生都记得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会儿是不顾一切的亡命徒，一会儿是空想家和幻想家，但始终对任何纪律、任何命令、任何起码的秩序都不能容忍。尤其甚者（这种事常常发生），他们的队伍中还出现过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法西斯分子或刑事犯为逃避追捕，就加入无政府主义者一伙，声称自己是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以及随便称自己是哪一派的人。 共产党向人民阵线中自己的同事提出确凿的证据，认为某某和某某是典型的坏蛋，必须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怒气冲冲的齐声高叫：“迫害兄弟党！”、“共产党的阴谋！”等等。然后，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队伍从背后给你打击。1月份在首都郊区正进行艰苦的战斗时，还不得不把派往前线的援兵，派到特鲁埃尔去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3 月初，当马德里出现新的威胁时，巴伦西亚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在农村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在那里擅自宣布为共和国征收财物，而对居民实行抢劫。当我看到这种纷扰和不守纪律的人群时，使我多次回忆起苏联内战时期那些“绿林”强盗和马赫诺匪帮的形象。 军事顾问的活动在西班牙人民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暂时还介绍得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出建议来帮助共和军。但现实生活本身扩大了他们的职能。还在1936年秋季的时候，军队的情况有时非常糟糕，致使顾问们不得不在共和国当局的同意下，直接去抓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这种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包括什么内容呢？顾问们可向西班牙当局提出作战意图。如果意图被采纳，顾问们就拟制作战计划。若计划也被采纳，他们便写出作战命令草案，并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司令部工作训练。然后，还需要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解决战役问题，训练中级指挥人员掌握战术问题，并向他们示范，怎样训练自己的士兵。顾问们参与所有国际旅和一些西班牙旅的组建工作和组织工作，尔后往往还要带领他们投入战斗，特别在初次交战中更是如此，以便给军官们示范应该怎样指挥分队进行战斗。从初到西班牙之日起，顾问们就赢得了威信和尊敬。在士兵和基层指挥人员眼里，这种威信是绝对的。中级指挥人员也非常欢迎和重视顾问的建议。与高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打交道要困难得多。顾问必须很有分寸，要沉着冷静和具有自制的能力，以避免别人怀疑自己对共产党人特别优待，并避免对指挥官的自尊心有所伤害。 那些在不同时期曾在马德里呆过，和我见面机会较多的人当中，我首先想对下列各位说几句赞美的话：я·K ·别尔津、武官B ·E ·戈列夫、马利诺同志（P ·я·马利诺夫斯基）、帕夫利托同志（A ·и·罗季姆采夫）、H ·H ·沃罗诺夫、N ·п·古里耶夫、弗里采同志（п·и·巴托夫）、帕夫洛夫大尉（军事工程师杜纳夫斯基）、я·B ·斯穆什克维奇、д·г·帕夫洛夫旅长，最后还有我的助手瓦卢阿（B ·M ·西蒙诺夫），他是一位有才能的军官，在所有军事问题上是我的得力助手。不妨还可以举出几十位的名字。上述同志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西班牙同样也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经验教训对他们后来在1941—1945年期间的作战很有用处。 顾问们在那年冬季又是怎样工作的呢？当时共和国面临的主要军事任务是，为了胜利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必须过渡到正规军。 顾问们向总参谋部提出了下述行动计划：在各条战线上积极防御；完成创立正规军的工作；在国家后方组建战略预备队。总参谋部在赞同整个设想的情况下作了一些修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考虑到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旧军队在开始哗变之后，一部分转到法西斯方面，另一部分瓦解了，所以，军队必须重建。第二，军官和担任教官的干部奇缺。第三，依靠大规模外援有困难。 那时，工农武装纵队几乎已普遍改编为第一批组建的旅。组建新的共和国正规军的第一阶段，依我看来，在1937年2 月以前才可结束。而这个军队从同年1 月起就正式存在了。新组成的各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受到了战斗洗礼。在那里战功卓著的是第12国际旅和由共产党员马努埃尔·马尔克斯指挥的西班牙第19旅。整个说来，各新组建的旅在马德里郊区击溃了佛朗哥的摩洛哥军团的主力，显示了较好的训练水平。在瓜达拉哈事件以前，共和国的军队拥有三十五万人，其中十二万人编在马德里方面军，七万人驻在南方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五万人驻在加泰罗尼亚，五万人驻在北方，其余的驻在后方和地中海沿岸地区。遗憾的是，技术兵器很差。一百架飞机和七十辆坦克，这就是共和国当时拥有的技术兵器。 整个冬季的战斗中心地段仍然是马德里。在这里做军队工作，同样也要照顾到部队的差别。最可靠的部队是几个西班牙突击旅和国际旅。国际旅由几十种民族的反法西斯志愿人员组成，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成员为共产党员。 第1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1旅）最初编有三个营。整个说来，它作战不错，并发挥了杰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这个旅的不少战士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2旅）开始也编有三个营。就其素质而言，它并不比它的姊妹旅逊色。这两个旅按人数来说，实际上等于两个团，并都在秋季庆祝它们的诞生日。它们的主要成员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旅里还有许多其他国籍的同志。我觉得最优秀的营是以台尔曼名字命名的营。参加这个营的主要人员是德国侨民。在我任期内，这个营在历次战斗中没有在战场丢失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一挺机枪，没有命令从来没退却过。 在12月份，由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组成的第13国际旅，以及主要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第14国际旅诞生了。最后，在1 月份组建了主要由英美人编成的第15国际旅。各营的伤亡都很严重。有几个连的人员在四个月当中更新过三次。但国际主义者的士气始终特别高涨。在战斗间隙，国际旅通常转为预备队，而当战斗重新炽热起来时就投向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有三万五千志愿人员来到西班牙。其中七分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到1937年2 月以前，参加国际旅的有一万五千人。 西班牙各突击旅也迅速成长为坚强而又有战斗力的兵团，它们拥有优秀的指挥官和政工人员。这些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前夕已成为共和军的基础。在一百个西班牙旅中，战斗素质名列前茅的（就我记忆所及）有由两个旅编成的利斯特尔师、第1 突击旅、加兰第3 旅、加洛第6 旅和久兰第69旅。（必须指出，我所接触的主要是在马德里郊区作战的部队。在别的地方肯定也有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组建第一批六个西班牙旅时，主要的干部都是从著名的民兵第5 团抽调来的。这六个旅的旅长中有四个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大多数旅则由国民支队、纵队和民兵团改编而成。这些旅的大部分人员具有非凡的素质。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旅的战斗力较之突击旅则大为逊色。这些旅只能有时称为正规旅，但在某些方面游击作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些旅对日常的战斗勤务执行得还不错，但经受不了长时间的紧张，也不会打运动战。要把它们从某地调离并派往另一地区，非常之难。所以这些旅有阵地旅之称。 重新补充的各旅的主要缺点，是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常常是初战决定一切。当某个旅初战顺利时，它会很快进入优秀旅的行列。一旦初战失利，这个旅的指挥官就需要对士兵们进行长时间的教育。 当时在西班牙的每个苏联职业军人可能还记得共和军初期存在的三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初级指挥人员的作用不大。军士往往缺乏主动性，训练差，而士兵则只承认军官。如果军官不在分队，士兵就不怎么听初级指挥官的话。战斗单位实际上是从排或者连算起。因此，士兵在战斗中相当密集，千方百计想靠军官近一些，结果往往遭到炮火和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 另一特点是按派性征集补充人员。每一党派（共产党员、社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喜欢补充“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民兵第5 团。冬季战局开始前。正是从这个拥有大量共产党员和数千人（参加过这个团的共有七万名战士）的团中抽出了主要干部来组建西班牙各突击旅。 第三个特点是对进餐的态度比较特殊。进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提一下，佛朗哥部队也是如此）。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快到进餐的时候，军官就不下达进入战斗的命令。曾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正在交战的时候指挥官喊道：“吃饭！”于是对射就停下来，开始吃饭。但是，几乎共和军的一切缺点都可由它充满不可思议的热情所弥补。革命精神、对法西斯的仇恨、保卫民主的意志，牢牢地掌握着人民群众，而且是无法遏止的。而这种精神能创造出奇迹来。 在瓜达拉哈拉郊区 意大利人出现了。委员会的意见。遇见过这样的人！从拉卡列到胡拉多。转入反攻。瓜达拉哈拉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西班牙共和国伸出充满兄弟般情谊的手。 1937年3 月，西班牙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法西斯军队的活动急剧加强。佛朗哥从东南面沿哈拉马河床突破马德里的企图破产后，损失了摩洛哥军团的重要干部，便指望意大利远征军团了。该军团所属各兵团（约六万人）集中到马德里东北面的瓜达拉哈拉地区。瓜达拉哈拉位于流入哈拉马河的埃纳雷斯河河岸。这样一来，法西斯分子的目的仍然是经过哈拉马河流域突破首都，所不同的只是从另一方向进攻而已。法西斯谍报机关可能已经侦知，共和军在这里仅有阻击部队，它主要是由“阵地旅”组成的，因而佛朗哥企图以出入意外的突击突破薄弱的阻击部队，从行进间攻入马德里。当时，共和国的侦察机关工作不力，没能及时发现在瓜达拉哈拉附近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情况，共和国政府还和从前一样，完全被哈拉马河的作战吸引住了。 共和军在瓜达拉哈拉方向上即将遇到的远征军团又是什么货色呢？调到这个方向的有三个法西斯志愿师，每师约有八千人，其中“利托里奥”意大利师（近万人）全部摩托化，另外两个由意大利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旅为半摩托化。该军团配属有六十架飞机。军团司令是曼奇尼少将（假名是罗阿特将军）。其所属许多军官在埃塞俄比亚战场都经历了战斗实践。 意大利人寄厚望于“利托里奥”师。该师师长贝贡措利将军曾率领摩托化部队集群长驱几百公里，占领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民巴。他从墨索里尼那里受领了一项特定任务，即要以同样方式突破马德里。这些志愿师的干部看起来气色要差一些。它们的上校、少校、上尉和中尉过去都在法西斯警察局做过事。当需要对付罢工工人或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时，他们凶相毕露，但在战场上他们的全部勇气就消失不见了，而军人的本领又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远征军团又称志愿军团。但是经俘虏证实，事实上组建这个军团时采用了总动员的办法，不惜直接蒙骗意大利人。审讯俘虏时，在我们眼前走过的有雇农、建筑工人、街道商人、汽车司机、皮鞋匠、矿工、小职员、农民、理发师。其中许多人是法西斯党党徒，但他们声明，他们唾弃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参加法斯党是为了不致失业或为了职位上的升迁。大多数人被招募加入军事化的工人队伍，向他们宣布的是去非洲，只是到了轮船上才告诉他们实际的去向。对这些志愿人员到西班牙的目的是这样描绘的：“维持社会秩序，在西班牙消除虐待妇女儿童的传统现象。”而由正规军转到远征军团的士兵，主要是根据在狙击分队中强迫进行抽签的结果，抽到的就成为“志愿兵”了。远征军团里也有货真价实的志愿兵，那就是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但这种人为数不多。 早在3 月6 日，我就开始得到一些令人焦虑的，关于在锡圭恩萨以南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消息。其所以令人焦虑，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仅有一个共和军第12师。该师五个旅的战线拉得很长，达八十公里。一万名战士中仅有六千人配备了步枪。掩护道路的共有八十五挺机枪和十五门火炮。意大利人打算干什么呢？敌人仅仅是显示其“进攻精神”，还是要开始重大的作战行动？如果指的是后者，焦虑是值得的。瓜达拉哈拉以北的防御配系还没有向纵深扩展。掩体深度整整有一人高，但只在有些地方设置了铁丝网障碍物，连绵不断堑壕还没有构筑，避弹所与其说适于战斗，不如说更适于居住。指挥部还来不及对第12师进行应有的训练。瓦达拉哈附近山中的某些隘路由民工队担任掩护，而他们总共才几十人。 我曾试图从国防委员会获得更准确的敌情。但该委员会对于通报在瓦达拉哈拉方向上可能发生战斗一事并不认真。“埃尔帕尔多——这就是佛朗哥目前即将进攻的地方。”有人这样告诉我。米亚哈将军不相信敌人地锡圭恩萨集结的情报。 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对事态关心的程度要比米亚哈强得多。当时正在召开共产党员中央全会。与我非正式地接触的中央领导同志答应把所知道的敌情全部告诉我。为了弄清情况（必须很快做到，要知道这是关系到马德里命运的大事），我派A ·и·罗季姆采夫去瓦达拉哈拉。3 月7 日晨，他发来一份不大使我高兴的报告。根据全部情况判断，那里真的出现了意大利部队。当时，我同B ·M ·西蒙诺夫正在视察哈拉马河的阵地。我们知道了罗季姆采夫的报告之后，决定立刻到瓦达拉哈拉地段去。途中我们抽空去了一趟西班牙第3 军司令部，并谈妥了要紧急抽调几个旅派往瓦达拉哈拉附近。我把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叫来，让他把坦克准备好，也是为了调到东北方向上去。 我们还到了第12师司令部。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况值得幽默作家描绘一番。但当时我们己顾不上取笑了。房子前面的场地一片污泥。师长拉卡列工兵上校不时地从二楼不知所措地看看窗外，他怕走到外面弄脏了双脚。他在楼梯上遇见了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着脏衬衣、脚穿毛沫和拖鞋、没有刮脸的人。当我们请他谈谈情况时，他把我们领到了地图前。地图是马马虎虎地摞在一起、甚至没有粘贴好的若干张图纸。地图上标示的一条彩色线似乎是表示战线。但其位置比我们所想的大大偏北了。 “你们把意大利部队击退到这一线了吗？”我问。 “没有，它们昨天到过这里。”师长心平气和地回答。 原来这是昨天的情况。今天的情况在哪里呢？师长的确感到惊讶。当时各旅旅长还没有来吃饭，他从哪里知道呢？随后才弄明白，几位旅长每天要乘车跑五、六十公里的路到他这里来吃饭，席间向他报告情况。而其他情报师长并不掌握。 我们在该师司令部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已准备好去第50旅，这时邻院的吵嚷声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第33旅所属“特鲁埃尔”营的战士们正在那里吵闹，他们是被调来当援兵的。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他们来到了师司令部，向他们宣布的不是休息，而是开赴前线！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干事。我们问第12师参谋长，布里韦加有预备队吗？我们得知有第48旅的一个营，但没有武器。利用这位参谋长的帮助是感化不了配有武器的特鲁埃尔营的士兵的……好吧，我们就对这些战士们说，把你们的武器交给别人吧，而你们自己开到后方去，一群懦夫！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惭愧或后悔的表情。战士们取下武器放到院子里。步枪立即转交了预备队，而特鲁埃尔营的士兵则返回马德里去了。后来我们获悉，这个分队出了凡个佛朗哥侦探，而有些战士则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毒害。 当时我们还遇见了第11国际旅旅长甘斯·卡阿列，他根据紧急警报把所属旅发动起来了，而第50旅的旅长却从前线跑回来了。我们开始问他局势怎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他的旅在退却，能否停住无法保证。 “你干嘛来呢？” “干嘛来？吃饭呗！” 我们认为，第12师师长会马上解除这位轻率的旅长的职务。而师长却更加平心静气地请他到桌旁入席。甘斯同志对待工作的态度则与此相反。铺开地图后，我们彼此商量，提出必须立刻采取的措施，并确定如何使用国际旅的战士和即将开到这里的所有其他预备队，以便把这个地段变成防御的骨干部分和反攻的桥头堡。第12师师长同意全部建议，然后若无其事的吃饭去了。第50旅旅长同我们一起乘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迎面缓慢走来的是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既有伤员，也有没受伤的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赶紧离开公路走到泥泞中去，尽量设法在旁边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远处传来了猛烈的火炮和机枪的射击声。越接近前线，退却的人就越多。在法国公路上行驶到九十三公里处时，我们偶然地碰上了第50旅司令部。该司令部情绪不佳，也不指挥战斗。在所有的军官中，只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象个样子。他令退却的人停下来，企图把他们组成一个集群返回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坦克向法西斯射击的时候，步兵还坚持防御。但当坦克兵的弹药用完，油料即将耗尽时，坦克去加油。而步兵则立刻把这当成退却的信号，开始向南撤退。这时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对步兵进行轰炸并用机枪猛烈扫射。奉命用直接瞄准射击敌坦克的共和军两个炮兵连受普遍退却的人流的影响，撤离了发射阵地，也开始退却。第50旅司令部人员便立刻跟着他们爬上汽车，赶过步兵向后方疾弛而去。当时路标旁边有十五名士兵、三辆坦克和数名指挥官。前面出现了敌人。在敌人面前朝我们这方面退却的是该旅剩下的战士，也就是该旅最坚强的战士。沿公路直接向我们驶来的是十五至十八辆坦克组成的意大利坦克群。在坦克后面行驶的是汽车纵队。距我们三公里远的地方，几个法西斯炮兵连从森林里射击。公路右边是一片延伸到地平线空旷原野，而公路左边的远处能看见一些人，他们象一条小链向西南方向移动。稍后我们获悉，这是佛朗哥“美洲”营的先头分队在进攻。 B ·卡阿列已去摧促自己的国际旅战士。该旅的五百人仓卒地挖好了掩蔽工事，分散在公路两旁，于八十八公里处进入了防御。突然从南面开来了一辆汽车，第12师师长从车上下来。拉卡列上校怀着掩饰不住的惊奇心情开始观察眼前出现的情况，然后沿散兵线走去，并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是谁回答说： “难道您没看见吗？意大利人！” “在哪里？”上校喊了起来。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正在进攻市里韦加呢！” 师长听到这一情况，立刻坐上汽车往回走，临别时喊道：“我的家属在那里！”他虽从第11国际旅所属的德国营旁边疾弛而过，但甚至没停下来打听一下这是哪个部队，开往何方。卡阿列将该营配置在八十三公里处。B ·M ·西蒙诺夫到托里哈去了，目的是要把巴黎公社营也调到这个地方来。送来的报告说，左翼还在坚持，而在右翼的意大利部队正在迅速逼进。从布里韦加调到这里的是第48旅的预备营，我们把“特鲁埃尔营士兵”的武器交给的就是这个营。令人难忘的瓦达拉哈拉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截至3 月11日，共和军在顽强激烈的战斗中成功地顶住了意大利人的进攻。同一天，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正如某些人所建议的，不从首都撤退，而是相反，准备转入反攻，从首都击退法西斯分子。还决定联合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一切部队，将其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并由这些部队组成正规兵团。有必要进行四昼夜的紧张战斗，让国防委员会知道局势的严重性，从而接受把所有独立旅归并成四个师，再把各师组成第4 军的建议。为补充该军的各兵团，方面军司令部要再派几支部队来。 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部队是按下述方法改编的。国防委员会任命原第1 师师长胡拉多中校为步兵第4 军军长。在哈拉马河附近作战的第3 军的原参谋长穆埃德拉少校任该步兵军参谋长。B ·M ·西蒙诺夫被任命为该步兵军军长的首席顾问。步兵军编成中首先包括第12师。在防御战斗的关键时刻表现昏庸无能的该师原师长由共产党员尼诺·纳涅季中校接任。由他指挥的除第48、49、50和71旅外，还包括一个新建的第35旅。该师的任务是掩护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共和军部队配置线的左翼。以恩里克·利斯特尔为首的第11师受命在中央地段沿法国公路作战。由他指挥的有以下精锐兵团：原隶属于利斯特尔的第2 旅，第11和第12国际旅，第1 突击旅。在右翼作战的应是以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少校指挥的第14师。其编成包括新开到的第65和第70旅，以及第72旅。最后，把预备队所属的几个独立部队合起来，再组成一个师。一个坦克旅和两骑兵团也编入这个师。步兵军的活动由方面军航空兵——七十一架飞机组成的集群予以保障。在一星期内，所有上述部队和兵团都要重新进行部署并作好反攻的准备。 由我、B ·M ·西蒙诺夫和д·г·帕夫洛夫三人签署的对付意大利远征军团的战役计划呈交给了方面军司令部。同时，由我和B ·E ·戈列夫两人签署的关于采取紧急援助措施的电报则发给了巴伦西亚的总军事顾问，这些措施是我们所期待的和总军事顾问必须报告给共和国政府的。方面军司令部审查并批准了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从3 月11日凌晨开始，共和军再次打退了意大利各部队的冲击。无论是西班牙部队还是国际部队，作战都很出色，他们坚定和勇敢地坚持下来。类似在托里哈附近战斗头几天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从当日凌晨起，新任指挥官也开始到职。胡拉多军长迅速弄清了情况，后来的行动也很高明、果断。如果他不强调自己的“超党性”和不怕同共产党人接触的话，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的参谋长穆埃德拉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实际上把军司令部全部工作的担子都拉到自己肩上。他拟制的文件文词异常华丽，词汇非常丰富，能把一项简单的命令写成一封长长的文艺性书简。他在陈述问题时是那么善于辞令，以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文学语言手法的倾向。这两位军官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都愿意呆在司令部指挥作战。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军官在西班牙旧军队里都是这样受训的。 共和军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当地居民。数万居民自愿地手拿铁锹和丁字镐挖掘掩体和防坦克壕。他们举着这样的横幅标语：“打倒墨索里尼！”。“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西班牙不是阿比西尼亚。”记住这句话甚至能当特别通行证用。过往行人发出的口令是“西班牙”，紧接着的回答便是“不是阿比西尼亚”。 不久共和军转入反攻。反攻的进程使人相信，不仅完全能够在瓦达拉哈拉击退意大利部队，而且还能够打败他们。我作为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顾问曾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的委员们反复强调这一点。从一般反应来看，与部队和分队军官直接打交道的所有其他军事顾问都在各处大力支持我，而西班牙共产党员也在从下到上地宣传同样的精神。 米亚哈将军也不反对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他力求不把保卫城市的各兵团从马德里远远调开。此外，突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军队突击集群由共产党员利斯特尔率领。开始了“政治调解”。我尽力不让这种分歧进一步发展，但又不得不涉及事情的政治方面，我遗憾地看到，“内部分歧”是多么严重地妨碍卡瓦列罗政府巩固共和国的防务。 直到3 月17日，双方都在整顿部队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只是在两翼常发生局部性的战斗。新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都陆续来到。疲惫的各分队被调去休息，并由其他分队接替。进行了战斗侦察。有几份落到我们手中的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曼尼奇将军及其参谋长费拉里斯曾企图用这些命令鼓励士兵的士气。例如，其中载有这样的话：在“十五年的法西斯时代，”初级指挥人员受到了只顾自己和和平主义思想的毒害；士兵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多；“伤员”的绷带下面没发现伤口；“俄国的坦克不会施魔术，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还在淋雨的时候，国际战士也不会在饭店进餐”，等等。 俘虏和投诚者提供情况说，意大利的指挥官神经过敏。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每次侦察搜索都当成是转入反攻，把每次炮击都当成是开始炮火准备。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部属。只有狂妄的法西斯分子还在叫嚷要“进入”马德里。而大多数士兵指望能顺利地进行防御，已经不作“在马德里的凉台上休息”的幻想了。 瓦达拉哈拉战役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军事顾问拟制并向国防委员会提供的打败法西斯的计划，仅仅是以现有部队为基础的。计划的内容就是对意大利部队实施一系列连续突击，各个歼灭意大利远征军团。这就排除了建议对部署作重大变更的方案，并导致决定加快战役的进程。 起初的建议是以几乎得到全部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最强的共和军各旅的突击，粉碎布里韦加集团，随后从东面佯攻布里韦加而从西北包围该城。尔后，突击集群急剧改变进攻方向，并沿法国公路从南面同时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利托里奥”师的退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完全恢复到意大利部队进攻前的态势。这种企图使共和国有可能用较少的兵力打败意大利部队在这里的优势兵力。方面军领导未加修正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提出的条件是三天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想以后从瓦达拉哈拉抽调部分部队去哈拉马河和埃尔帕尔多。 3 月19日开始了反攻。3 月20日共和军追击退却之敌，截至21日日终前，战役实际上已告结束。当利斯特尔指挥的师退下来休息时，沿途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胜利者，首都的工人代表团来到各个部队，向官兵们转达了劳动人民兄弟般的问候，并赠送了礼品。 据报道，法西斯将军曼奇尼、他的两名师长和一些旅长被撤职，而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则一改腔调大喊大叫，要“复仇”、“为自己恢复名誉”，等等。可是在1937年春季，他们在这里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瓦达拉哈拉的惨重失败终于产生了影响。“瓦达拉哈拉”这个词已成为家喻户晓，正如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杜阿村和卡波雷托城遭到惨败，当时被写进两地的地方志一样，而被载入了史册。 上述战事也引起了法西斯营垒内部的隔阂。俘虏供认，1937年春，西班牙叛军的军官拒绝在街上或饭馆向意大利军官打招呼。最初大量刊登摩洛哥部队消息，后来又大量刊登墨索里尼志愿兵消息的佛朗哥报刊又改变活题，转而吹捧起佛朗哥的新“近卫军”——纳瓦拉部队来了。叛军司令部暂时放弃攻占首都的任何企图，转移到北部作战，而在北部的比尔巴鄂和桑但德地区，共和军只驻有战斗力较弱的几个旅。德国人肯定马上就会利用意大利影响下降这一点。这是后来在意大利部队非常紧张地撤退时才弄清楚的。3 月20日，佛朗哥同希特勒的使者签订了关于扩大德国对叛军援助的秘密议定书。 目前共和国必须利用瓦达拉哈拉的胜利，以便在其他战线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但卡瓦列罗政府不这样做，而是再次搞反对共产党人的阴谋。后来在巴塞罗那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机会主义分子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让步和以胡安·内格林为首的新政府上台。在他任期内，人民阵线得到了巩固，而马德里前线，在布鲁内特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正在展开时我已不在那里，关于战役的过程我是从报上得知的。 我返回祖国的日期到了。西班牙的同志与我热情告别。共产党员的握手是极其热烈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我们讲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话。帕西奥纳丽亚的微笑，我使劲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与共事的朋友们的拥抱……临离开巴伦西亚之前，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斗牛表演，使我见到了闻名的斗牛的情景。此后，西班牙海岸被烟雾遮住，消失在地中海的远处…… 我高兴地意识到，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我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表彰1936年秋保卫马德里和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建立的功绩，授予我第二枚红旗勋章（我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是由于在喀山战斗中立有战功），为表彰我参加粉碎瓦达拉哈拉附近的意大利远征军团而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祖国你好！同沙波什尼科夫在一起。什么是总军事委员会。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的安全。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什特科夫……建设，再建设！边境加强戒备！ 1937年6 月1 日，我坐火车从法国出发途经德国和波兰回到了祖国。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一个特殊阶段——战前四年的生活。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占据过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委任给我的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总参谋部工作和在军区担任高级职务；参与在1939—1940年期间巩固苏联西北边界和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第一阶段中加强整个我军实力的措施的落实工作；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 就当时我所感到的紧张程度而言，只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堪与这四年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苏联党政活动家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并受益匪浅。他们教会我不仅要以一个军人，而且要以一个高级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我在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党政机关怎样决定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怎样提出和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过程中，学习了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习了首先从全国的利益出发，从大处观察这些事件的方法。 那种认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从上到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在靶场上准备投身与真正的敌人战斗的红军战士，在机床旁制零件的工人，为祖国收集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研究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学者，以及在机关统计日常收支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以前我从未这样尖锐地感觉到，我在委托给我的岗位上所做的准确无误的工作，也在某种尽管是有限的程度上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幸福。于是，当我更强烈地感到我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时，就怀有更大的感激和崇敬心情回忆起那些引导我步入社会的人们。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面前展示了生活的真正道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老同志和朋友们向我传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回忆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些还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而劳动着，而有些则已不在人世的一个个饱经风霜的面孔：米科夫凸起的前额，奥什马林塌陷的面颊和小胡子，戈沃尔科夫颧骨突出的脸，斯捷平刚毅的眼睛，乌博列维奇的英俊容貌…… 1937年6 月是令人难忘的，因为我在离别9 个月后又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很快，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部部长A ·C ·布林通知说，我被任命为B ·M ·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 同沙波什尼科夫一起工作和受他直接领导是很荣幸的，然而也是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的严峻考验。沙波什尼科夫被看成是司令部工作的“长老”。当时，他已在总参谋部里担任了大约二十年的领导职务，按其功绩来说，堪称苏军司令部的著名专家，因此我非常不愿意让他看不起自己。他把以下两件事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即各司令部应最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具有司令部工作素养。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发挥早在д·A ·米柳京和H ·H ·奥布鲁切夫任职时就存在于俄国总司令部活动中的，以及后来在苏军机构——全俄总司令部（1921年前）和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前）中提高到现代要求水平的所有那些优点。正是他和其他著名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一起，全力以赴地彻底实现了M ·B ·伏龙芝关于建立和发展“强大而灵活的无产阶级国家军事理论参谋部”的遗训。 我担任新职后，回想起我是怎样在熟悉了и·П·乌博列维奇的著作并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直接首长的思维方法和习惯行动方式后，得以轻松地和他接触的经过。当然，在长期的司令部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地查阅过有关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专著，譬如说H ·戈洛温著的《总司令部勤务》或ф·马克舍耶夫著的《俄国总司令部》。在莫斯科与乌博列维奇共事时，我对当时刚刚问世的B ·M ·沙波什尼科夫的三卷集《军队大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我决心再一次仔细地研究这部著作，而且就象生活中所证实的一样，这将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这个集体中的大多数人我早已认识。它是由有才能和有天才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一心扑在军事工作上。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热爱工作的精神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如果情况需要，他们可以不分昼夜地工作直至完成任务。 我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还兼任总军事委员会的书记。这一职务赋予执行者以重大的责任，此外，还要求有主动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很好的体力，这是因为它的工作常使人感到疲劳。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一星期举行二至三次。通常，在会议上要听取各军区司令员或各兵种司令员的汇报。 总军事委员会包拾八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人民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对每个研究的问题都作出决定。决定由人民委员批准并呈交给и·B ·斯大林，这意味着，摆在国家面前的任何一个军事或军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直接参与下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决议草案从总书记那里送往苏联政府部门审查并通过，有时作某些修改，随后再送往总参谋部，这时的决议草案已成为必须履行的决议了。斯大林常出席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在晚上邀请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军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到他那里去吃晚饭。在那里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因为斯大林会向军事首长们非常详细地询问各地的形势，问问有什么需要、要求、愿望和缺点，因此他总是熟悉全军的实际情况的。 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时也曾闹过笑话。接受任命后，我等待B ·M ·沙波什尼科夫找我谈话和下达工作指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熟悉情况，而首长总不召见我。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怎么办？可能总参谋长想观察一下我能否发挥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许他有别的考虑。我只是看到应该做点什么。任职的命令既已签署，就意味着我有权开始工作了。我熟悉了情况后，开始召见部属和下达命令。大约过了一星期，部属一个接一个向我报告说，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谁下的命令等等。很快，他召见了我。我向他报告了这些天所做的一切。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无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苏联的国防问题。党中央书记处经常关心红军的状况，и·B ·斯大林常常认真地和几乎是不间断地研究红军的实际情况，据此，我可以不夸大地说，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保障社会主义强国的安全上，放在全国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侵略上。无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内，还是在党、政府和社会活动范围内，任何一项重大任务的解决，都考虑到了怎样把它同巩固苏联的防御能力联系起来，以及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怎样反映在工农红军实力增强的问题上，在我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种重大军事措施的决议，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导致军队建设计划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反之，工农红军方面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要求同样也会引起反应，必定会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任务。 有一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我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1938年9 月，不知为什么，и·B ·斯大林召见了我，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是否感到困难？我回答说，我所担任的职务能使一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政府工作，我的知识和眼界明显地扩大了。当然事实上复杂的事不少。况且，要同时兼顾履行两个职务的责任不是容易的事。斯大林沉思着，然后发表意见说，看来我是对的。一个人长时间呆在这两个岗位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事情确实是不轻松的。我们两人有时都有点急躁。他让我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将任命我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说，看来我是应该担任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了。 不久，我真的接到了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在我出发前，斯大林再次同我谈了话，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胜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提出了他一定要帮助我这一先决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答应给予帮助，并履行了诺言。我在军区工作时不止一次地得到了他的帮助。 古比雪夫州委书记H ·г·伊格纳托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同他保持了很好的工作联系，晚些时候，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我在视察过程中还访问了他担任州委书记的奥廖尔州。 我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并不长。在短暂的时间内，要想取得重大的成果是困难的。当我知道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我为中央候补委员时感到特别高兴。就在此不久之前，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出发去列宁格勒之前，我顺便去了一趟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指示，尽可能更细致地调查清楚全年各个季节的战场情况，尽力详细分析部队的状况及其战备程度，由于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冲突的危险迅速增大。接着，K ·E ·伏罗希洛夫提醒说，党中央政治局和и·B ·斯大林本人都非常关心我国西北边境的局势。政治局对芬兰加紧靠近资本主义列强感到担心，我必须赶紧报告所看到的情况。 我到达列宁格勒后，决定首先熟悉一下军区司令部里现有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些计划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首先与芬兰有关。要知道，一旦帝国主义同盟反对苏联时，资产阶级的芬兰无疑将站在我们敌人的营垒一边。因此，了解其军队、经济状况和总的政治计划，对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来说，而且不仅仅对他自己，都是迫切需要的。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政治材料。但是，有关芬军的具体材料却不够充足。其次，这涉及到芬兰的潜在同盟者。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怎样具体利用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呢？这同他们想把波罗的海沿岸三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拉入反苏冒险行为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军区再次询问了莫斯科的军事情报机关。我们收到了内容广泛的情报。但经济政治情报占了多数。纯军事情报，特别是有关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著名的曼纳林防线的芬军军事设施的情报不多。 我认为在新的岗位上，第二位重要的措施是同州和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建立同志式的工作联系。C ·M ·基洛夫惨遭杀害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由A ·A ·日丹诺夫担任，日丹诺夫同时是联共（布）中央书记，从1939年3 月起成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我们西北地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日丹诺夫告诉我说，他很乐意给予帮助，但由于经济方面和其他事务太繁重，而且常常待在莫斯科，他建议我在决定问题时特别在决定不需要扫‘扰政治局的问题时，同T ·Ф·什特科夫和A ·A ·库兹涅佐夫同志保持经常的联系。我很快同他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是市委书记，他很年轻，但却是一个主动精神很强的工作者，他常常帮助我，特别是在研究制定军区和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措施时更是如此。联共（布）州委第二书记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成了我多年的战友。晚些时候他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第7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尔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担任过三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的军事生涯是从芬兰战局开始的。我同他从1939年秋天开始就在一起工作，而在此之前，我多半是去找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研究各种问题。地方党组织也吸收我参加党务方面的活动，而且我是作为列宁格勒州委、市委和州常委的委员参加工作的。 冬天，我首先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从二十年代初我到这里视察工农民兵地方机构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是这一带的自然景色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一进入卡累利阿地峡，汽车就被厚厚的积雪包围了。蜿蜒于山丘之间的道路离国界已相当近。当然，我清楚知道，国境线离列宁格勒只有三十二公里。但是，如果不亲临其境来考虑这个问题时，是一回事，而当了司令员后，亲眼证实了边防哨卡以外的邻国的远射程炮兵能直接从自己的领土上射击列宁格勒的街道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敌人的炮管已经直接顶住了列宁格勒军区的心脏。 卡累利阿共和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拉多加- 奥涅加地峡被积雪覆盖得更加严实。这里有稠密的森林，有盖在积雪下的不冻的湖泊和沼泽，有陡峭的小山。地形很难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看来，在这个地区需要建设战场和训练军队，特别要注意的是下列几件事：修筑良好的道路，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在森林沼泽地区一年四季进行训练，供应冬季保暖服装，举行专门的滑雪竞赛，保障更大的弹药消耗量，火炮防冻油…… 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并要求尽快地检查一下各兵团的状况。了解到边防勤务，特别是象拉多加湖到科拉半岛的一千公里地段上这种荒无人烟地区的边防勤务时，使人不得不严肃地加以思考。整个这片广阔的大地只有若干稀疏的呈散兵线配置的边境警戒小队担任守卫，兵力加起来不过几个边防总队。不仅能潜入单个破坏者，而且能潜入成批敌人的地方也不可胜数。边防战士的日常生活有待改善。道路不好，通信落后，居住条件恶劣，缺少库房和好的澡堂，远离文化中心……甚至不是所有的边境警戒小队都有无线电设备。报纸和信件经常氏时间中断。然而我们英勇的边防战士们却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一，毫无怨言地执行着勤务，顽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如果具备另外一种物质基础的话，他们履行职责的情况可能好得多。所以应该建设、建设、再建设…… 军区在该地段的兵力也比较薄弱，在凯姆方向上只驻有一个不满员的（缺一个团）山地步兵师。在坎达拉克沙方向上驻有一个只配备一个炮兵连的山地步兵团。还有一个地方配置了一个由B ·и·谢尔巴科夫指挥的步兵师。该师的训练水平要比配置在南边一点的同类兵团好一些，查明的情况证实，该兵团的战士滑雪不好。我返回列宁格勒后，立即给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了报告。然后前往日丹诺夫处。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军区的形势不大有利。我看，当前有许多建设要搞，同时，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而这就需要有物质保障。在我们西北地区，苏联的安全保障暂时还谈不上。要想建立这种保障，一天也不能耽误。 日丹诺夫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话。他听完我的话后，决定再亲自去看一看这一切。首先，我们前往卡累利阿共和国。我们乘车在坎达拉克沙附近的雪地上走了很长时间，研究了如何掩护彼得罗扎沃茨克以西的国境线问题。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到达一些边境警戒小队。在一个地方，我们的汽车几乎一路都挂在一辆拖拉机上。日丹诺夫本人非常清楚，一旦冬天在这里发生战斗，作战将是很困难的。应该从建设道路网开始。掌握了卡累利阿地峡的情况后，更肯定了这一想法的正确。我们商定，从现在开始准备，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提出必要的申请，夏季就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日丹诺夫负责动员我们西北地区党、政、经各界的力量，而我则在早春季节里把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在集训中下达了关于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刻不容缓地训练全体人员以及军队参加当前建设的指示。 同时，我给各边防总队的领导发了一封便函。他们反应迅速而坚决。这样一来，卡累利阿的五个边防总队在4 月份就合并成了一个边防区。边防区指挥员多尔马托夫少校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6 月，召开了卡累利阿边防战士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边防区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快沿边界线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出现了一些建有辅助房屋的边境警戒小队，修建了许多新道路和电话线。秋天举行了校阅之后，我满意地得知，卡累利阿边防区就校阅总成绩来说在苏联边防军中得了第二名。 春天，尔后在夏天，列宁格勒军区的首长们进行了数次视察。这一次，我又同日丹诺夫一道视察了军区的南部地区。我们两人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楚德湖东南面和东面的开阔地带没有修筑工事，敌人有可能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苏联实施突击。因此，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在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方向上修建筑垒地域，而在北部地区紧急修筑道路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并且在1939年的整个下半年里，и·B ·斯大林经常关注此事，问我们事情进展得怎样，军区是否有什么要求。不曾有过什么要求，因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定期向建设工地派送人员和必要的物资。但后来还是了解到，工事的建设速度应该加快。 芬兰战局 曼纳林男爵及其他。世界大战逼近。准备好反击！普遍义务兵役法。迈尼拉附近的挑衅。关于地雷场。怎样通过永备火力点？通往维堡之路。事后之见解。 众所周知，同芬兰的战争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 月间进行的。然而，我国领导人在此之前就预料到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会把资产阶级芬兰用于其反苏计划。因此，开始时最好叙述一下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问题在于，1939年下半年，在欧洲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芬兰统治集团的立场，如7至8月，英、法、苏军事谈判趋于失败，与此同时，英法集团指望我们单独同德国发生冲突的企图电落空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破坏了上述集团把法西斯侵略的祸水首先引向苏联的企图；德国入侵波兰，国际反动势力指望苏德发生冲突的希望死灰复燃，为此，英法一面在西方进行一场奇怪的战争，一面却使波兰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苏联和德国关于在波兰划定分界线的协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并入苏联版图后）；由于这个原故，英法期望苏德军队在波兰发生冲突的妄想化为泡影，于是他们把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芬兰身上…… 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芬兰的狂妄的当权者们把自己的人民诱惑到不需要的政治赌博之中，不是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而是使形势白热化。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一政策，因为，哨所那边的反列宁格勒的挑衅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冒险家，使他们达成建立统一的反苏联盟的企图。 苏联政府屡次向芬兰政府建议解决对双方有利的问题：列宁格勒以西的国境线向前推数十公里。我们以奥涅加湖西北的一大片领土作为交换。但是，适得其反。莫斯科遭到拒绝，而我们边防战士得到的回答则是对方射来的枪弹。资产阶级芬兰的当权者们到底依仗什么呢？当然，不是依仗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大国所作的给予军队和技术装备上的帮助的诺言；他们人为将成立反苏联盟；沉醉于从波的尼亚湾到白海和伊尔门湖“伟大的芬兰”的民族主义奢望之中；而且还认为，一旦进攻列宁格勒受挫和芬军转入防御，曼纳林防线的坚固性是可以信赖的。 曼纳林男爵曾是沙皇的中将侍从武官，1918年芬兰革命的刽子手，芬兰元帅，从十凡革命开始就是苏维埃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掌握了芬兰军队的指挥权，在他的监视下，靠乞求外国的金钱，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芬兰工人的双手，外国工程专家们在卡累利呵地峡的芬兰区域建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据报刊上发表的材料说，它可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或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媲美。 首批防御工事早在1920年至1929年间就已建成。1938年再次开始建设，第二年夏天，又建成了一批新的筑垒工事。特别是称为“百万”（指价值）是永备火力工事和抵抗枢纽部被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整个曼纳林防线的详细数据哪里也没有发表过。我方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正如从送往列宁格勒军区的材料上看到的一样，这条防线简直跟宣传的没什么两样。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是严重的失算。 芬兰在苏联边境线上集中了五个战役军团。1939年底，它们被合并为瓦列尼乌斯将军的拉普兰集群（摩尔曼斯克方向），图奥姆波将军的北方集群和林杰尔将军的瑞典志愿兵旅（坎达拉克沙方向），赫格伦德将军的步兵第4 军（白海方向），塔尔韦尔将军的集群（波得罗扎沃茨克方向入埃斯蒂那尔曼将军的第，集团军和奥兰集群（列宁格勒方向）。 前四个军团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担任进攻的任务，第五个军团则依赖曼纳林防线，企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消耗红军部队，然后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敌人总共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八个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与这些部队相对峙的是起初数量上少得多的工农红军的若干兵团，这些兵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1939年的初秋季节，为了以防万一，才向摩尔曼斯克附近派遣了增援部队，在那里职务最高的是B ·A ·弗罗洛夫师长。 1939年6 月底，N ·B ·斯大林召见了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共产国际的杰出工作者、联共（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O ·B ·库西年。当时，我同他是初次见面，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总的政治形势，并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奉行反苏路线的担心。斯大林嘱咐我说，今后如有必要，可找库西年商量与芬兰有关的问题。晚些时候，在芬兰战局期间，库西年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逗留时，我不止一次地就作战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 库西年走后，斯大林再次询问了列宁格勒的情况。芬兰国境线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列宁格勒处在射击的威胁之下。同英、法订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还未成功。德国已准备好从任何一个方向向自己的邻国，包括波兰和苏联发起猛攻。芬兰可能会轻易地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一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的进攻基地。不能排除他们将会达成联合进攻苏联的协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可能会成为他人阴谋中的一个筹码，变成受人唆使而攻击我们的大战挑起者。 情报部门报告，国境线芬兰一侧正继续加紧修建工事和道路。为防备芬兰对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的突击，我们已制定出各种反击的方案。在这方面，我承担了起草报告书的职责。报告书中将提出在芬军挑衅的情况下如何掩护国境免遭其侵略和实行反击的计划。 N ·B ·斯大林强调说，今年夏天德国方面还可能有重大行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触犯我们和芬兰。因此，应赶快把事情办完。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应该到莫斯科报告自己的计划。不管此事如何，为了防备万一，还得加强军队在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而且还应加速列宁格勒军区已展开的军事建设。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应保守秘密，以免在居民中造成恐慌。应让日丹诺夫随时掌握情况。措施要荫蔽，要分批实施，就象平时进行演习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我们马上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7 月下半月，我再次被召到莫斯科。N ·B ·斯大林和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同意所提出的在芬兰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掩护国境和实行反击的计划，并建议反击应在最短暂的期限内实施。当我谈到，实施这种规模的战役用数个星期不够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我是从列宁格勒军区的能力出发的，应该想到全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提出一个异议，即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同芬兰一起参加对苏挑衅。他们回答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并指示我在初秋再一次报告防御措施计划实施的情况，随后他们让我返回军区。 好像还有其他的反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每个方案都提到总军事委员会共同讨论，而是单独地或同一定小组的成员研究制定，几乎每次的人员都不同。对这些研究制定计划的工作，我能作出非常清楚的判断的只有一项，那就是晚些时候在我方文献中提到过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对芬兰进行反击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认为反击需要打一场紧张而艰难的不少于数个月的战争，甚至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直接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这个观点再次证明沙波什尼科夫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军事远见。 有关反击计划的所有问题，我却直接给斯大林通了电话。无论是在1939年的夏秋两季，还是在芬兰战局的第一阶段，所有涉及芬兰的情况，我都向他本人报告过。有两三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最后一次则见到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Л·3 ·梅赫利斯和财务人民委员A ·Г·兹韦列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碰到H ·H ·沃罗诺夫。这个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领导红军炮兵的杰出专家当时就已赫赫有名。对此我很高兴。在西班牙，我就被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优良战斗素质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因此非常愿意去征求他的意见。在炮兵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芬兰战局期间，他的全部建议，特别是炮兵方面的指令，经常是恰当地和卓有成效地帮助了共同事业。 在那几个月里，我还必须根据1939年秋签订的苏联同爱沙尼亚之间的条约训练部队和落实各项措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就应考虑怎样防护它们的问题。万一苏联的敌人在我国西北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对苏联领土的进攻，这些基地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在作战活动方面的负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说明情况的谈话。当我们的部队在爱沙尼亚的新基地部署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研究交往细则的事情耽误了。然而时机是不容贻误的。 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我要为设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安全负责。在一个地区，急需保障某一地段不受侵犯。我同爱沙尼亚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其必要的允许，然后征得该地段的主人，一个爱沙尼亚地主的同意，命令开始修筑工事。 然而就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我报告新基地的情况时，莫洛托夫指责我搞“不切实际的主动性”。我打算反驳，但是他不听。我觉得很不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接过话头，他微微笑了笑向莫洛托夫说道：“那为什么你的人民委员部行动迟了？军队不能等到你的人积极起来的时候。而对梅列茨科夫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把修建好的工事夷平。”到］比，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想谈谈某些军事历史文章的提法。从这些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局期间苏军有六个集团军同芬兰作战。可由此推论，从一开始我方兵力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向一个坚固设防的地带进攻是困难的。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在橡曼纳林防线那样的决定性地区造成进攻力量的优势，其方法是抽调其他地段的兵力，1940年3 月战役结束前，步兵所占优势2.3 ：1.炮兵为2.8 ：1 ，在坦克方面则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在1939年12月还没有这种优势。当然，补充兵力和援军不断地来到了这里，只不过不是全都恰当地使用罢了。例如，从伏尔加河岸调来的基尔波诺斯领导的那个师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另一个从乌克兰草原调到前线的师，由于士兵没有预先经过森林、沼泽，山地和积雪很深的条件下的训练，结果就差一些。尽管该帅没有在当时我所指挥的地段上作战，但别人向我介绍了该师的遭遇，该师完全不能适应它所处的环境，遭受了重大伤亡，帅长也牺牲了。 至于苏军六个集团军的说法，我要指出，名副其实的集团军开始时只有笔者——二级集团军级司令员指挥的第7 集团军。它占领了战线最靠左边的翼侧。其右面是B ·Д·格连达利为军长的由三个师组成的集群。12月底，该集群扩编为第13集团军。在其他方向上有几个不大的诸兵种合成集群在作战。晚些时候，经过相应地改编后，它们被授予第8 、第9 和第14集团军的番号。最后，在1940年2 月，在拉多加湖以北展开了第15集团军，春天，所有这些部队都准备成为完全够格的集团军，以防战事拖延。在曼纳林防卫上激战正酣时，尽管先前说过是数星期的战斗，然而那种出乎意外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己不可避免。但是，到春天的激战之前，情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红军能够完成所交给的任务和相当迅速地给侵略者以回击，这要比我们国外敌人估计的快得多（如果他们全都这样想的话），但是比我们在芬兰战局开始时所推测的要缓慢一些。 1939年9 月通过的普遍义务兵役法，在为前线筹建预备队的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是，在已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苏联非常及时地采取了彻底废除混合制（正规军同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只能指望基干军了。两年后，当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我们才充分认清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具体他说，战事到底是怎样扩大的？1939年夏未之前，芬军全部动员起来了，占领了筑垒地域，并在边境地带突然加强了侦察。在西方，从9 月起就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战争。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同芬兰军方磋商，给芬兰运送技术装备，答应派遣远征军。我们打算，如果芬军进攻红军，将由列宁格勒军区的兵力予以反击，而第7 集团军则由B ·Ф·雅科夫列夫率领穿过卡累利阿地峡去实施反突击。但在最后一刻，斯大林却建议任命我担负这项任务。 11月26日，我接到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迈尼拉村旁的芬兰部队向苏联边防部队进行了炮击，打死四人，打伤九人。我命令军区部队监视整个国境线后，立即向莫斯科作了报告。莫斯科下达准备反突击的指示。规定用一个星期进行准备，但实际上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四天，因为芬兰军队在许多地方越过了边界，侵入我方领土，并向苏联后方派遣破坏小组。接着，苏联方面发表了政府声明，并在11月30日上午8 时，红军正规部队开始了对这一入侵行动的反击。苏芬战争已变为既成事实。 向部队下达的命令是，把敌人从列宁格勒赶走，保障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州国境的安全，强迫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军事挑衅。这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卡累利阿地峡的军事据点。 作战开始前，我又询问了莫斯科的情报部门，但得到的情报后来证明并不真实，因为过分低估了曼纳林防线的实际威力。遗憾的是，这造成了重重困难。红军不得不直接碰一碰曼纳林防线，以便弄清它的底细。我们的企图只是进行集团军规模的战役，只有九个师和三个坦克旅参加了作战。战局第一阶段开始了，它持续到1940年2 月9 日。第一阶段又分成许多小阶段。首先必须突破保障地带，它设有发达的多层障碍物配系。整个保障地带都由铁丝网隔开，均挖掘了壕沟和崖壁，覆盖着桩砦，由占据永备火力点（主要是土木火力点）和其他防御设施的军队据守。然而，开始时我们最复杂的任务是通过地雷障碍。 芬兰部队埋设了各种各样的地雷，有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和大威力的地雷、普通地雷和诡雷。芬军在退却的同时，疏散了平民，屠宰或赶走了所有的家畜，把放弃的地方掠夺一空。在村子里和道路上，到处是丢弃的自行车、皮箱、留声机、钟表、钱夹子、烟盒和收音机。但只要把物体稍微挪动一下，就立即发生爆炸。即使在一些看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行走也是很危险的。房屋的楼梯和门坎、水井、树墩、树根、林间通道和树林边缘、路边都埋上了地雷。部队遭到了伤亡。战士们不敢向前走。必须赶紧找到清除地雷的方法，否则有可能破坏这次战役。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排雷器材，而且在通过这类障碍方面没有受过训练。 当时日丹诺夫和我请了许多列宁格勒的工程师，其中有军事通信学院的一位首席教官H ·M ·伊久莫夫教授，向他们介绍了出现的情况：需要探雷器。大家想了想说，可以设法，但想知道一下期限，日丹诺夫回答说： “一昼夜！” “到底怎样理解您的意思？这简直不可思议！”工程师们吃惊地说。 “不可思议，但是需要这样。部队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目前，作战的胜利就指望你们的发明创造。” 尽管有点不知所措，然而工程师和教官们却十分激动地回到了试验室。第二天就制成了第一种探雷器。经过试验后，即被批准投产，在进攻部队前面携带探雷器的工兵成散兵线排开。他们仔细搜索每一米地面，只要在耳机里响起蜂呜声就立即发出信号，然后引爆地雷。这种活动程序严重地减缓了前进速度。但是安全得到了保障。因此部队敢于前进，同时还在零下四十五度寒风刺骨的情况下克服了积雪和风卷雪造成的困难，并且还不断地同“布谷鸟”（指隐藏在我们后方高树上的芬兰狙击手）作了斗争。 12月12日前，突破了掩护曼纳林防线主要地带的保障地带。经短暂的侦察后，部队试图用战斗从行进间一举突破曼纳林防线，但是未能如愿。在炮火准备期间，芬兰士兵从堑壕跑到靠近铁丝网障碍物的地方，而当炮兵对铁丝网炮击以便为红军战士开辟通道时，敌人重新回到了堑壕。坦克指挥员Л·Г·帕夫洛夫没有把情况搞清楚。他误认为我方已突入敌人的堑壕，而自己的炮兵则对其进行射击。他给伏罗希洛夫打了电话。国防人民委员听到所发生的事后命令停止炮火准备。待查明实情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帕夫洛夫所部直接担负的突入敌人驻地的任务未能完成。失掉了战机。 在这以后进行的详细调查证明，这次炮火准备主要是打击永备火力点之间的野战防御工事，目的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因此许多永备火力点没有被识破，也没有对其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另一种射击又没能摧毁永备火力点，因此当时连一个永备火力点也没有被摧毁。这样一来，部队或者是前进不得，或者是遭受严重伤亡。当准备再次组织突破时，我们研究了已被突破的保障地带。保障地带向纵深延伸二十至六十公里（在各个地段上），系野战型防御工事。集中在道路两旁。保障地带内很少有永备人力点，但却有八百多个土木质火力点。军事工程专家们发现有数十公里的防坦克壕，各个地段上有近一百公里的桩砦，一百多公里的树干鹿砦，二百多公里的铁丝障碍物和近四百公里的地雷场。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什么是主防御地带呢？ 经过五天的准备后开始了新的强攻。攻击了主要地带，但是没有成功。再次感到缺少突破这种防御工事的经验和手段。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发现，未能压制住敌人的防御。永备火力点沉默着，而当我们的坦克向前冲击时，它们便开始射击，用两侧和后方的武器打坏坦克，再用机枪驱除步兵，使冲击受挫。当时的坦克没有大威力火炮，不能独自压制永备火力点，最多不过能用自己的车体遮蔽其枪眼。后来还了解到，发起冲击的距离不能大远，虽说有很深的积雪，还是需要使冲击的出发位置靠近永备火力点。由于在工程障碍物中通道的数量很少，坦克拥挤在一起，成了很好的靶子。还由于野战电台装备的很少，战斗中指挥员上下左右联系不上。因此各兵种协同不好。专门对付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的强击小组也不够用。航空兵只是对敌防御纵深实施轰炸，而对通过障碍的部队帮助基少。 最使人伤脑筋的还是永备火力点。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摧毁不了，因为炮弹不能击穿它们。斯大林火了：为什么我们不向前推进？他强调说，作战行动不利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政策。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红军的威信是苏联安全的保障。如果我们在如此弱小的敌人面前耽搁太久，那将鼓舞帝国主义营垒的反苏力量。 我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后，他指示我直接领导战斗侦察并查明芬军永备人力点的秘密。我下令在三个方向上实施这种侦察。结果查明了在什么地方有永备火力点及其数量的情况。但是，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叫来了一位带领一个工兵组的军事工程专家，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潜入敌人后方，炸毁一个永备火力点，研究它的覆盖层，并带回一块混凝土以供研究。后来，我们把这决混凝土送到了莫斯科。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分析，随后通知说：是600 号水泥。 这就是轻型火炮不能击穿混凝土的原因。加之发现许多永备火力点的战斗室有射孔的一面覆盖着数层装甲钢板，钢筋混凝土墙和覆盖层的厚度为一米半到两米，在它们上面还覆盖了两三米厚的夯实了的土层。 我同沃罗诺夫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大威力火包瞄准射击。我们把总指挥部预备队的203 —280 毫米的火炮运到靠近前沿的地方，开始对永备火力点及其射孔直接瞄准射击。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然后，再积极组织各兵种的协同。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集团军司令员才第一次得到了个人用的无线电台。我们研究确定了（我们第一次）强击组攻占和爆破永备火力点时采用的编成和行动程序。后来，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这个经验被广泛运用于对筑垒地域的突破。我们还加强了航空兵侦察，给它下达了对曼纳林防线照相的任务。张罗这件事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2 月初，我们终于有了标出敌防御配系的地图。现在可以制定切合实际的突破防御的计划了。斯大林召见我和日丹诺夫时，我报告了这个计划。在场在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沃罗诺夫和格连达利。所提出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晚上大家在斯大林那里吃了晚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询问了侦察的结果，进一步修改了突破计划的细节，阐明了战役的政治方面。斯大林特别对芬兰部队怎样反冲击感兴趣，这洋的情况是不多的。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的。当时，我正同Ф·Д·戈列年科军长一起视察他的军。戈列年科的部队和邻近的斯塔里科大的军遭到了突击。在斯塔里科夫那里，正好在前沿配置了用于摧毁永备火力点的炮兵。他们立即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并击中了反冲击的敌人，使其受到很大伤亡。 在戈列年科那里，敌人与一个坦克军遭遇了。坦克手们展开了队形，击溃了反冲击的部队。芬兰部队伤亡非常大。后来被俘的军官供称，他们的司令部命令以后要回避反冲击，而应依靠防线，消耗红军。晚饭结束时，斯大林预言将有一些变化。在极北地区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利。必须直接在战斗行动地幅内建立战役的集中领导，投入新的兵力和进一步明确进攻的进程，其中为第7 集团军提出的计划起着主要的作用。到春汛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占领曼纳林防线——这就是基本任务！ 在战争第一阶段末期进行了改组。列宁格勒军区变成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为一级集团军级C ·K ·铁木辛哥，军事委员会委员为A ·A ·日丹诺夫）。眼下的集团军进攻战役由主要是第7 和第13集团军兵力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所取代。他们利用在苏马、维普里（维堡）方向上相邻的两翼部队实施了主要突击。突破正面从武奥克西湖到卡尔胡雷（佳特洛沃），宽四十公里。第13集团军以右翼部队向凯克斯霍尔姆（普里奥焦尔斯克）进攻，左翼部队则经过屈里奥利亚（克拉斯诺谢利斯科那）和里斯特谢普佩利亚（日特科沃）向安特雷阿（卡缅诺戈尔斯克）进攻。第7 集团军（在我们指挥下）以右翼部队经过基亚米亚里亚（加夫里洛沃）向维堡（敌防御体系中防守最强的方向）进攻，左翼部队则向马克斯拉赫蒂（普里贝洛沃）进攻。第7 集团军编有均为3 个师建制的第34、第10、第50和第19步兵军。此外，集团军还拥有一个步兵机枪旅，十一个炮兵团，五个坦克旅和两个独立坦克营。九个师在右翼穆奥兰（格卢博科那）湖以西实施主要突击，三个师在左翼卡尔胡雷以东实施：辅助突击。 在每公里正面上，我们平均集中了五十门火炮。现在在谈射击密度时都把迫击炮统计在内。当时，迫击炮像自动枪一样刚刚装备部队，并且要使用它们还不得不克服某些人的习惯势力。 给航空兵也规定了任务。根据与方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E ·C ·普图欣的协议，方面军三分之一的歼击机，用于摧毁主阵地的四分之一的轰炸机和四分之三的夜航轰炸机均归第7 集团军航空兵军级司令员C ·П·杰尼索夫指挥。 在苏马方向上突破筑垒地域时，装有大威力火炮的试验性KB型重型坦克大显身手。这种坦克是基洛夫工厂制造的，制造工人和工程师们在战斗中检验了它。它穿过了芬兰部队的筑垒地域，尽管被芬兰部队的炮火击中多次，然而却不能击毁它，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在当时来说无法摧毁的坦克。这是我国工业的巨大成就，为增强部队的战斗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KB型坦克，只要有可能，总是尽力设法拥有这种坦克。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给我们调来了一个曾是民兵师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兵团。关于这个师，我将在下面叙述。骑兵的情况不妙。指挥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马蹄铁的问题。当需要进攻时，战马却在冰上滑倒了、冲击受挫。但是这也只是某些个别的失利。他们承受了数十公里的十分艰辛的路程带来的困难。 1940年2 月11日的强大炮火准备标志着战局第二阶段的开始。六天后，芬兰军队在主要防御地带上的绝望抵抗被粉碎，当时，Ф·Ф·阿利亚布舍夫上校的步兵第123 师表现得很突出。这个防御地带的纵深为八公里，包括二十多个抵抗枢纽部：二百多个永备火力点和近千个土木质火力点。在每公里正面上平均有两个永备火力点和五个土木质火力点，它们之间有堑壕相通，有工事和各种障碍物，并且彼此间保持侧射和斜射火力的联系，而在重要的湖泊间和沼泽中的隘路方向上，它们的密度要大几倍。 突破主要防御地带后，我们在数公里长的距离上还突破了斜切阵地，在这些阵地后面又遇到了新的防御地带。航空兵部队报告说，在八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有第三防御地带。突破这条防御地带用了两个星期。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维堡城前有一个环形防御的双层筑垒地域。侦察部门报告说，该地域有渠道同赛马湖相通。3月到了。如果我们拖延时间，芬兰军队就会放水淹没整个地段。 我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T ·Ф·什特科夫一起去了一个师，我对师长M ·П·基尔波诺斯说，晚上请侦察一下维堡筑垒地域，我们将增派一个大威力炮团到这里来。基尔波诺斯决定尝试一下从西北绕过部分筑垒工事。先前，我们曾通过冰道派遣了数支部队，但被冰窟窿所阻。数辆坦克沉入水底。师长主动地再一次尝试。他的弟兄们巧妙地无声无息地干掉了所有的芬兰哨兵。这时，基尔波诺斯立刻把整个第70师调到维堡湾西岸。而当我早上返回时，在这儿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件事发生在3 月4 日。我表扬了第川师，并用配属部队加强基尔波诺斯的兵团，使这些部队在西岸向维堡推近，从后面迂回该城，而后我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胜利。 炮兵开始采用直接瞄准射击。逐个摧毁敌防御工事，第7 集团军向维堡推近。几天后，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下达了在两、三天内夺取该城的任务：曼纳林防线落在了后面；列宁格勒离得远了，现在它再也不受威胁了。我们不想从芬兰人手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为了签署和平条约，就必须使敌人相信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正波打通。因此，维堡的陷落对芬兰人来说是最后一个警告，如果拖延战争，法国人和瑞典人就会派来援军，那时我们就不是同一个国家作战，而是卷入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 正在电话中进行交谈时，对维堡的攻击开始了，最后以攻占维堡而告终。现在，通往赫尔辛基的道路已被打通。芬兰政府确信抵抗无望时。开始举行谈判。3 月12日，和约条款得到了批准，从3 月13日中午12时起停止了军事行动。新的国境线从维堡以西通过，离早在十一世纪中叶的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维奇公爵时期的俄罗斯国境线的走向不远。 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人的勇敢精神。九千人荣获战功奖赏，四百零五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我也被授予这一崇高的称号。1940年5 月，在维堡城要塞街旁的苏沃洛夫广场上，M ·N ·加里宁主持授了勋章。 我在去莫斯科前的一个星期里，再一次视察了曼纳林防线，列宁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则进行了计算。建有防御工事的地域总分深为八、九十公里。在这些工事中，有三百五十个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二千四百个为土木结构，它们都经过周密的伪装。平均每道铁丝网障碍物都有三十道。桩砦达十二列。无论那一个居民点都另一个工事枢纽部，设有无线电和电话通信，还有医院、厨房、弹药库和燃料库。抵抗枢纽部大都有五个支撑点，每个支撑点通常有四个机枪和火炮永备火力点。1938—1939年构筑的具有一、两个火炮射击孔和三、四个机枪射击孔的永备火力点特别出色。它们由住宅地下室的一个排到一个连的守备部队使用。在地面上只露着具有环形视界的火炮和机枪射孔的工事战斗部分。地下设有作战室、库房、厨房、厕所、走廊、公用房间、军官宿舍、机器房、炮塔人口和备用出入口。这种永备火力点的覆盖层用钢筋混凝土制成，厚度达两米。为了进行试验，我下令当着我的面对一个没有被我们摧毁的永备火力点进行近距离射击。钢筋混凝土板承受住了203 毫米炮弹的直接命中。 顺便说说，德国人详细地从芬兰军事领导人那里收集了他们对曼纳林防线质量的所有考察材料，并认真地把芬兰报刊上的有关材料装订成册。伟大卫国战争后，在德国，这种附有专家评价和法西斯最高机构加了某些按语的小册子落到了我们手里。 在1939—1940年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的复杂年代里，我国的国防能力有了重大改善，而苏联西部的整个国境线几乎都前移了。 前夜 边防团加强戒备。需要掌握经验。1940年的演习。总参谋长的职责。12月的会议。1 月的座谈会。注意，坦克！不安的春天。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芬兰战局结束了，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的忧虑。一些地区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接踵而来的就是首先要考虑新地区的设防问题。因此，就在和平条约签署之后，我和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中将回到了列宁格勒军区，我们马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边防军领导和各舰队司令员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我们同北方舰队一起根据我们关心的计划接收了摩尔曼斯克以西的雷巴奇半岛和斯列德尼半岛的部分地区；同波罗的海舰队一起接收了芬兰湾中奥布群岛附近的汉科半岛；同边防部队一起组织了卡累利阿、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地峡等区域内西移了的国境线的防御。我军官兵忘我地劳动着，以便在最短期内把基地转移到新地点和组织好完全陌生地区的防御。在老区，苏联居民积极帮助部队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这里则没有什么人可依靠，因为昨天的敌人在退却时疏散了和平居民，而从我国其他地区来的移民还不能马上到达。 当时，B ·H ·多尔马托夫少将指挥的边防区部队所属的一些边防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这些团是1940年1 月组建的，参加了反击侵略的战斗。例如，仅仅在卡累利阿，这些边防团到3 月中以前就消灭了七十个越过我国边境的敌人支队。后来，这些边防团积极地参加保卫新国土的活动。森林中响起了电锯的轰鸣声和斧子的砍击声。出现了林间小道。沿中立地带竖起了界标，设置了绵延不断的铁丝网障碍物，而在它们的前面则清晰地显示出一条足迹检查地带。后者需要特别的关注。在被溪流隔断，布满沼泽、湖泊，遍地顽石、坎坷不平和被森林及山丘覆盖的地区不得不用人工修建一条宽阔的碾压式道路。官兵的生活设施也得到了安排，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做到的。然而主要的生活设施已按时完工。就在这个春季，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希特勒的军官们也开始常常成为芬军总参谋部的座上客。 苏联政府给列宁格勒军区交待了一项任务，要它向其他军区传授战斗经验。我征询了参谋长H ·E ·奇比索夫和我的副手M ·П·基尔波诺斯中将的意见，然后我们决定首先应区分出，在这方面哪些是其他军区已有的，哪些是还没有的，如其他军区还没有新式坦克。自动枪、迫击炮和探雷器。其中，我们向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充分提供了探雷器。然后在我们这里举行了示范演习和指挥员集训，讲了课，出版了教材。一年半后，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北部战场上反击德芬突击部队时运用了这些经验。它们也适用于其他将要开辟的战线。至于我，后来在类似的作战条件下指挥独立第7 集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时，更是经常回想和运用在卡累利阿地峡交战中的经验教训。 1940年夏季，我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是苏联元帅C ·K ·铁木辛哥，总军械部部长是H ·H ·沃罗诺夫上将。芬兰战局的其他许多参加者也获得了相应的提升。例如，稍晚一些时候，M ·П·基尔波诺斯被任命力基辅军区司令员。 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法西斯德国扩大了侵略，法国北部被德寇占领，而士气沮丧的法国军队混乱地退向西部和南部。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了占领者铁蹄的践踏。我们暂时还置身世界大战之外。但是，能长此下去吗？1939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获得的喘息还能延长多久？揣测可能是形形色色的，但准确的谁也不知道。 我曾负责军训部和高等军事院校部的工作。任职后，刚刚来得及熟悉情况，听取所属各部长的报告，研究文件，人民委员就指示在一些军区举行师级实弹战术演习。第一次这样的演习是在莫斯科军区的一个营地进行的。参加的有国防人民委员C·K·铁木辛哥，总参谋长B ·M ·沙波什尼科夫，炮兵主任Г·N ·库利克（当时，总军械部部长的职位是单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C ·M ·布琼尼和我。这次演习动用了一个步师。演习课题是“步兵师对防御之敌的进攻”。为该兵团提供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数均为最低限额。师长决定将其一部分用于炮兵急袭射击，另一部分则用于护送部队进攻的徐进弹幕射击，我们对炮兵条令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会得到什么结果，各级指挥员在组织战斗和指挥分队、部队和兵团方面的能力如何，以及部队的战斗协调程度都进行了观察。这次演习是可以借鉴的。该兵团的许多指挥员在军事方面训练有素，能很好地指挥分队和部队。 人民委员召集了指挥员会议，会上对演习作了详细的讲评。在许多人发言之后，会议作了总结。认为这次演习是非常有益的，必须在所有的军区举行类似的演习。决定首先由不久前在哈拉哈河和卡累利阿地峡取得作战经验的部队进行这种演习。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一些工作人员前往外贝加尔，而铁木辛哥和我则去了列宁格勒。 同在营地一样，演习过程中炮兵和坦克进行了实弹射击，而步兵则实施进攻，用轻武器射击。在芬兰战局中久经战火考验的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行动纯熟巧妙，但是在人力准备中则暴露出一些缺点。此时，我们更加确信，应该在红军所有的兵团内进行接近实战条件下的实弹战术演习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在已开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获得了经验。我们的军队则必须在日常训练中获得作战经验，而训练的最好样式从当时的正确看法来说是师级实弹演习。 红军部队正在积极地掌握战争的经验，提高战斗素质和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境线。 1940年夏季，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发挥出旺盛的革命热情，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了。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红军部队，使得反动势力不能凭借外部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来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在研究当时不很熟悉的新加盟共和国的某些地区和在继续加强新的国境线时，以及在研究那些一年前刚成为苏联的国境线（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防务时，认为部队的演习是我国国防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时由Д·Г·巴甫洛夫上将任司令员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成了这种演习的下一个地点。在这里也进行了师级实弹演习，演习后，我们对怎样从空中保卫新国境线的问题进行了检查，这条国境线的走向是先沿东普鲁士，接着沿波兰领土上立有德国界标的分界线延伸。我们特别注意了格罗德诺方向。1914年，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俄国的两个集团军在同恺撒的国防军作战中陷入了奥古斯托夫森林和马祖尔沼泽地，遭受了重大伤亡。而现在我们则同危险得多的邻人接壤。我方的列车向西运行。迎面驶来的是轰隆作响的德国火车（经栋布罗瓦到格罗德诺，经比亚韦斯托克到沃尔科维斯克，经比亚瓦一波德拉斯卡到布列斯特，经海乌姆到科韦利）。机车乘务人员相互交班，两国的列车员们有礼貌地迎送旅客。但是，就是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在头顶上盘旋的，在波兰领空横冲直闯的是德国飞机。 在白俄罗斯，我们在两个机械化军里进行了司令部演习。在演习总结时，大家认为该方向特别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坦克军从这里调走。这样就为未来作出了决定。 不久，在基辅特别军区进行了数次演习。有关四个军区的训练总结，我们是在莫斯科作的，夏末，国防人民委员同副人民委员们一起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报告了各军区之行的情况。各步兵兵团的训练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炮兵的训练水平及其同步兵的协同能力是高的，空军的训练也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坦克部队的印象不一。我尽力注意我军经验中和德军西欧作战经验中有关坦克部队的新作用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兵团和坦克军还为数很少，而且训练不够。人民委员则持较乐观的看法。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加深了。 会议结束后，同往常一样，大家在斯大林的住所吃了晚饭。在那里重新讨论了军事问题。突然、斯大林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一位较年轻的身体健康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时常闹些小病。此外，有必要利用他干些其他工作。正在大规模建设筑垒地域。我们可能让沙波什尼科夫任主管筑垒地域修建工作的副人民委员。同志们，你们是怎样想的，谁可以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我期待你们推荐。” 出乎我的意外，在场的人都提到了我的名字，提出的理由是我受过专门的训练，参加过作战，曾是几个军区的司令员，而且就在总参谋部工作。斯大林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执意谢绝，我推说这项工作异常繁重，而我的经验又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工作。 “这样吧，”斯大林说，“我们说好，您现在就接手工作，等我们选好候选人，就替换您。我们不会委曲您。您将得到适当的任命。今天就到这里吧。” 第二天，我就开始履行新的职责。 ……1940年深秋，预定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在此之前，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刚加入德、意。日三方条约。英国上空的空战正处于紧张的关头。报纸上每天都报道德国空军空袭英国城市的消息；可能许多人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德国入侵苏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人认为：假如明天德苏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它只会给敌来带来重重灾难。我们将在敌方领土上作战，以小的代价和强大的突击打败敌人。当然，这种支配大量苏联公民思想的和大力宣传的看法对工农红军的所有领导人来说不是都无条件同意的。德军在西欧的胜利迫使人们不得不警惕起来。 于是，我们准备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军事演习。国防人民委员部不止一次地为它规定了期限。待我们刚准备就绪，演习就改了期。政府担心在边境军区举行演习会引起德国人的戒备，所以尽力避免与德国纠葛，以推迟同它逐渐迫近的冲突。最后，斯大林批准了这次演习，但是，建议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我的第一副手H ·Ф·瓦杜丁为这次演习的领导人。 “如果这次演习由铁木辛哥或梅列茨科夫指挥，”斯大林说道，“那么德国人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弄清其性质。而这对我们是完全不利的，因为德国会知道，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现在在于些什么。让瓦社丁去，仿佛是抱有视察的目的。” 演习是成功的，政府对其总结给予了良好的评价。不久，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决定对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行普遍集训。12月23日，各军团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军区参谋长，以及一些兵团指挥员应召来到莫斯科。会议是在中央红军之家召开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包括六个报告。我作了题为《陆军、空军的战斗训练和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训练的任务和总结》的报告；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Г·K ·朱可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红军空军总局局长П·B ·雷恰科夫空军中将作了题为《在进攻战役中和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中的空军》的报告；莫斯科军区司令员N ·B ·丘列涅夫大将作了题为《现代防御战役的特点》的报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坦克兵上将作了题为《机械化兵团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使用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的报告；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A ·K ·斯米尔诺夫中将作了《步兵师在进攻和防御时的战斗行动》的报告。 可见，这次会议讨论了我军最重要的训练问题。会议延长到12月29日，在讨论这些报告中有六十人发了言。其中有国防人民委员，两位副国防人民委员，炮兵、汽车装甲坦克兵和骑兵的总监察员，总参谋部的两位副总参谋长，各防空总局局长和汽车装甲坦克兵司令员，军训部部长，空军参谋长，空军、炮兵和步兵的副总监察员，十一位军区司令员，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一名军区副司令员，七位军区参谋长，三位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五位军区空军司令员，三位军区炮兵主任，两位集团军司令员，五位机械化军军长，四位步兵师师长，一位坦克师师长。一些同志还发了两次言。 我认为，这些报告和发言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部队备战的实际问题和实施进攻战役和战斗、防御战役和战斗的理论问题，以及航空兵和装甲坦克兵的战斗使用问题。 我想较详细地谈谈自己的报告。担任总参谋长的四个月，尽管时间不长，然而为了能够就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的各个方面发表意见，我了解了相当多的情况。部队训练中的许多疏忽之处使我感到非常担心，而国际形势则要求应尽快改正它们。因此，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亲自（在各次演习中和视察部队中，在各个司令部里）发现的或在查证过的材料中看到的缺点上，并着重找出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上。 首先，我指出了我军的条令已经过时。它们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例如，进攻时的战斗队形曾这样规定，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编入突击群，而三分之二则编人钳制群。组织防御时的战斗队形通常也具有类似的缺点、此时只是向数个主要方向上派出数量不足的兵力兵器，其办法就是抽调第二梯队和从未受到攻击的地段机动来的兵力。对防御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曾有一段时间，总是（引报告中的话）“害怕谈可能进行防御的问题。然而，在注意到西方的战争经验，又准备实施积极的进攻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对部队作好现代防御准备的问题有所认识；这种防御应是纵深梯次配置的，能进行对坦克防御和对空防御的。 应该研究制定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条令。 后来，参加多次演习和分析它们的过程时，我得出这样一个论，这些演习是在不怎么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待战士就像对待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们好像不是在培养准备为祖国甘洒热血的保卫者。 对军队训练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使得有些人感到不快，在会议之间的休息时，有些人怒气冲冲，但是，在发言中都没有替自己辩护。国防人民委员警觉起来。批评也触及了他。诚然，C ·K ·铁木辛哥当国防人民委员不久，但是，在他身上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我的前任身上都有许多过错。当然，我认为自己也应对存在的缺点负责。 然而，在会议总结时，国防人民委员公正地对他们作了评价。这次会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条件下，他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高级指挥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了解了战斗训练各个方面的方针。 现代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红军指挥人员的活动中有那样多的缺点该怎样解释？ 首先，到1940年底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大多数还相当年轻。一些指挥员在过去两三年里先后担任过数种职务，领导军区、兵团，担任参谋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替换了在1937—1938年离职的军事首长。被新任命为司令员、指挥员和参谋长的绝大多数具有优良的素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班牙、哈拉哈河和芬兰战局的作战中获得了经验。但是，他们刚刚适应自己的新职务，因此有时会出现疏忽是很自然的。 其次，由于新技术兵器，主要是飞机和坦克的蓬勃发展，而且无论是我们或者西方，都通过作战迅速提高了这些兵器的战斗使用理论水平，在这样的时期，部队、高级军事首长和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更加复杂化了。因此，需要重新解决许多问题。早先颁布的条令和细则很快就过时了。 所有这些都迫使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召开一次范围很广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和随后的战役战略演习，提高军队高级领导人员的训练水平，共同讨论根据我们和西方的作战经验以及各种演习的经验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尔后在此基础上颁发指导军队行动的新条令和细则。 有必要改变各军区、集团军和兵团的工作方式、使部队迅速地、精力充沛地准备好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战斗训练是根据“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和“练为战”的原则实施的。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一长制、军人纪律和部队秩序的措施。 1941年1 月初，大多数与会者先后离去。领导人员小组留下来进行图上战役战略演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 ·马林科夫和A ·A ·日丹诺夫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亲自领导。战役演习收益很大。 演习结束时进行讲评，并且为此准备了一昼夜。随后，一少部分演习参加者被突然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由我介绍12月高级指挥人员集训和：月战役战略演习的过程。整个介绍规定用十五到二十分钟。哪知我刚刚把敌人的行动部分谈完，讲评实际上就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了我，并开始了提问。 这些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最近几个月里从分析德军在酋欧和北欧的作战中掌握的关于德军的侦察情报。但是，我根据侦察情报得出的看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我规定的时间已过，于是讲评中止了。瓦杜丁想发言。然而没有让他讲话。斯大林让国防人民委员讲话，但他没有支持我。 后来，与会的军事首长们谁也没有再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说： “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让我们同意吧！” 当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也感到很满意。五个月前，斯大林在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曾许诺，当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替换我。他履行了诺言。我重新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再度钻研军队的战斗训练问题。我认为朱可夫是我们这些军事首长当中最适合于当总参谋长的一位。 回到原来的职位后，我得到通知，斯大林审批了我在任总参谋长时呈送给他的作战文件。由于有这个作战文件，总参谋部当时研究制订的机械化军的展开计划引起了重视，该计划的各个草案都是在坦克兵的参与下经过详细讨论的。有关这些讨论的传闻，在扩散时往往歪曲了事实真相。在现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时会看见这样的评论，似乎那些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坦克手们不加批判地把战斗经验搬到苏联。其中谈到他们好像是在否定坦克兵的独立作用，断言坦克只能够伴随步兵。在这方面特别经常地提到Д·Г·巴甫洛夫的名字。 我想在此为他的名誉辩护。攻击是徒劳无益的，其作者本未倒置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巴甫洛夫正确地证实了我们所装备的像T —26那样的轻型坦克不能完成重大的任务；同时，坦克兵的作用正日益提高；也就是，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技术装备，制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事实上这个论点已落到实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为其作了辩护。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著名的T —34和其他坦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Д·Г·巴甫洛夫寄厚望于钢铁的宿愿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把他对过时的技术装备提出的批判性意见硬拉到坦克兵使用原则上来，这是很不对头的。 斯大林在任命朱可夫为总参谋长的三天后，把我叫到了他那里。在办公室里有莫洛托夫。斯大林打过招呼后，生气他说： “我的老弟，怎么啦，您重新当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就不再向我报告日常事务了？” “斯大林同志，以前我也不是主动到这里来的，您召见我，我就来了” “那么为什么不把组建机械化军的计划带来看看？” “斯大林同志，您修改过的这个计划的草案已经重新打印。朱可夫说他要亲自把它交给您。”。 “我们已同朱可夫谈过。他想使机械化军的数量比计划中提出的多一倍。” “您知道我的看法，斯大林同志。我是不会放弃它的。当前，我们的新坦克太少。到今年夏季，计划中提出的那些机械化军也不能筹建好。应早点开始组建。根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各机械化军应在1942年春季加入战斗序列。朱可夫关于把军的数量增加一倍的想法很好，只是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待物质基础具备时，他的建议到1943年前即可实现。” 在下面的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指出，到1943年前我们肯定不会置身于战争之外。我们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但是，不能排除，到1942年以前我们将置身战争之外。因此，将再次讨论机械化军编入战斗序列的程序。当前，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斯大林说，政治局认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在我回去后将予以加强，并希望能积极地开展工作。 同斯大林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我把全总心思都转到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教育工作上。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爆发，我很少见到斯大林。 我认为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进行实际演习是训练部队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于是拟订了这方面的行动计划，并打算前往许多军区。国防人民委员未作大的修改就批准了这些计划。 1941年春季，我参加了M ·M ·波波夫上将为司令员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数次演习。这次出差到列宁格勒军区，我认为是成功的。指挥人员正确地完成了所受领的任务。部队训练有素。在此之后，我去了基辅特别军区。5 月底，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N ·X ·巴格拉米场上校向我报告了情况。局势正渐渐地临近了战争。德军集中到了我国边境线的附近。巴格拉米扬列举了不断增多的非常令人不安的数字。在向莫斯科报告之前，我决定再次对整个情况重新检查一遍。我去了利沃夫，到了军区的各个集团军。各集团军司令员一致地提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我还亲自在前沿的边境哨所里观察了很长时间，亲眼看到了德国军官们异常活跃的情况。 那时，在基辅特别军区的右翼构筑了一个筑垒地域。工事已经建成，但是，还没有装上设备。用于防守筑垒地域的部队也有了。我采用了机断行事的办法。通知第5 集团军司令员M ·N ·波塔波夫坦克兵少将说，我将派一名助手带去一道命令，要进行一次以集团军部队进入筑垒地域的试验性演习，以便在演习之后让第5 集团军留驻筑垒地域。在其他地区，防御工程作业还没有结束。筑垒地域的修建是B ·M·沙波什尼科夫负责的，于是我决定在莫斯科再同他谈谈。 尔后，我视察了边防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处于戒备状态，然而我几乎到处都听说，对面的情况对我方不利。我从边境回到了利沃夫。这里又犯了一些错误。几乎所有的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同时被改编，因此，一个反坦克炮兵旅放弃了战斗准备。为了使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确信这一点，我同他们一起进行了军事演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在演习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坦克几乎可以畅行无阻。在讲评中，我强调指出失策的严重性。集团军司令员由引用军区的指示来辩解。我在芬兰战局中的同事和战斗指挥员M ·П·基尔波诺斯上将是该军区司令员。他也在利沃夫。基尔波诺斯解释说，改编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必须分阶段进行，他答应纠正错误，并立即前往设在基辅的军区司令部。 然而，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6 月初，军区组建了数个装备有牵引车的反坦克炮兵旅。而两个星期后就爆发了战争。尽管第6 集团军英勇作战，但是没有能抵挡住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在战争的头两个半星期里，该集团军的部队从边境线急速后退了三。四百公里，平均每昼夜后退了十八至二十公里。在这点上不仅仅只是军区的领导有错。他们在战斗技术装备、运输工具和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差不多是尽力而为的。 这已是战争初期发生的事了。而在战争前夕，当时我从基辅去了敖德萨，在那里遇见了军区参谋长M ·B ·扎哈罗夫少将。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从中可以了解到，就在这里，在国境线上也呈现出一幅令人忐忑不安的景象。此后，我同他一起去了罗马尼亚警戒线。我们观察着对方，而那里也有一群军人在观察我们。后来得知，这群军人就是德国军官。 M ·B ·扎哈罗夫在部队的作战准备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组织警报演习，曾当着我的面令边区的飞机起飞进行警报演习，然后命令从常驻机场起飞的飞机降落到野战机场上，这是防备战争的计划规定要这样做的。这次演习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只是有六架飞机由于雨后土地泥泞未能再次起飞。 就在那时，根据我的指示，还进行了一个机械化军的演习。该军以训练的方式进入边境地区，并留在那里。后来，我对扎哈罗夫说，军区里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少将的一个军，该军在演习期间也应进入边境地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我们一起在西班牙作过战，因此我了解，对这位指挥员是用不着费什么口舌的。扎哈罗夫说，这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军，实际上，马利诺夫斯基只有一个师。他指给我看，何处将集结马利诺夫斯基的兵团，我高兴地看到，深谋远虑的参谋长已准备好了军的指挥所。后来扎哈罗夫还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他也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的同事。我们参加过各种训练和警报演习，并且一起积累了经验。我知道，扎哈罗夫的路子是对的，因此比较放心地离开了敖德萨。 在莫斯科，我同C ·K ·铁木辛哥一起到斯大林那里，讲了所看见的一切。他们两人都非常注意这个汇报。并且还命令我另外检查一下空军的状况，如果可以办到的话，就举行一次战斗警报演习。我立即飞往西部特别军区。 战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过去了。早上我听完部属的报告之后，宣布下午进行空军的警报演习。过了一个小时，演习正处在高潮之中，突然一架德国飞机在我们所在的机场上着陆了。机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了德机空勤组的观察对象。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询问了军区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他回答说，根据苏联民航局长的指示，在这个机场上准许接收德国客机。这使我感到愤怒。我命令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报告民政官员的错误行为，并因为巴甫洛夫不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报告类似的指示而把他痛斥了一顿。然后，我对军区航空兵司令员苏联英雄И·И·科佩茨说： “你们这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呀？一旦爆发战争，军区航空兵部队不能够摆脱敌人的突击，那时您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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