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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尔逊总统这样说：“美利坚合众国的观点是，对大不列颠与法国对各民族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除非那些民族需要这些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同意托管。这一点已深深扎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思想中。因此，……美国希望知道，叙利亚人是否乐于接受法国。同样，美国也希望知道，大不列颠是否会被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乐意地接受。可能这并非英、法两国的事务，不过，倘若在和会以前问题即已形成此一事实，导致该问题已经成为英、法两国事务，那末处理这种情况的唯一途径便是了解这些地区居民的愿望。“因此，他建议在土耳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他同时还就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③“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说明意见的内容以及说明受托代管国将前往工作的该国的情况。若有必要他们将被召回并向和会汇报他们就这一问题所了解的情况。……这将……使全世界相信，和会已在尝试寻找最科学的基础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该调查委员会应由人数相等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代表组成。他们将被派出并都可以全权汇报他们所发现的各种事实。”贝克尔先生说：“总统极为热情和迫切地竭力推行这一主张。”现在，没有任何论点能比这一要求更为貌似有理的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国内政治中，当碰到了复杂问题和怒气不断上升时，通常的万用灵药就是委派一个委员会或一个皇家委员会。而且，这种灵药往往都很有效。虽然问题并不是由委员会来解决的，虽然委员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许要低于承担相关责任的部长们，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症状明显并长期耽误治疗、拥有厚厚病历的病人，很可能会使问题以各种不太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威尔逊总统提出这一策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各怀心事的列强对此不得不予以默认。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没有任何人应该受到指责。然而各有关国家是不愿意在权力不确定的状况下拖延太久的，并且在一切可能激起他们热情的程序中，刺激性最大的莫过于参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了——来自各大国的成员们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周游于火药库似的中东地区，以把握第一手真实情况。任何人都能看出，威尔逊总统是多么明智和正确，他的建议多么切合实际地适用于在美国或大不列颠发生的政治麻烦。但是很明显，在当前的情况和气氛中，他的建议只不过是一种引起爆炸的手段。政治家与战争中陆海军的将军一样，在一场危机中常常需要在并不了解大量必不可少的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决策总比完全不进行决策要好一些。在毫无组织而情绪激愤的各民族民众之中斡旋，询问他们在想什么和他们想要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必将惹起冲突的方法。当一个人向自己并不理解并且毫无兴趣的事务提供帮助时，他的思想很容易被一种庄严和虚幻的公正情绪所支配。“在我们做出自己的决策前，让我们掌握一切已被披露的事实吧。让我们知道我们身处何地吧。让我们搞清楚民众的意愿吧。”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精明正确！然而在调查委员会——它最后只剩下了美国代表——完成其全部调查工作的1/3以前，几乎所有相关民族都开始参与武装叛乱，并且各协约国的军队几乎都已撤回本国。然而从调查委员会被委派的时刻开始，整个中东地区便被置于一种犹豫不决和调查研究的不明确命令的支配之下。当日复一日每天都有十几个严重的当地问题(它们全都是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互相枪击事件)提交给英国相关公共事务部门时，任何官员都只能记下这样一句简短的话：“问题必须等候处理，直到协约国间的委员会完成调查工作。”所以，友善的人只得继续记下肇事时间和提出问题，而不友善的人却给自己的步枪装上子弹并谋划进一步闹事。然而，只需要采取一种积极和富于进取的行动(尽管按治国理论的每一标准来衡量都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平息下来并得到重新控制的。意大利企图染指奥斯曼帝国的要求和野心，超过了最大胆的想象。并且意大利不失时机地证明她将通过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巴黎和会大吃一惊。向东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意大利也是其中一方)的决定基本上未被执行，因为意大利借口当地发生骚乱而攻占了阿达里亚，同时又正式谴责希腊人准备袭击士麦那。希腊一方则大声抱怨，称意大利人在阿达里亚的行动仅仅是他们侵犯希腊势力范围的第一步。将近4月底时，有报道说，意大利人已经派出少量部队在巴德伦姆、马克利和阿拉亚登陆。与此同时，美英法三方领导小组在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的威信与人格的影响下，正稳步趋向于提出将士麦那连同艾丁省划归希腊。几千年以来，希腊人一直繁衍生息于士麦那及其沿海岸地区。那里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智慧以及工业和农业。早在1915年时，阿斯奎斯先生的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在重新划分土耳其版图时，希腊——如果她参战的话——应该拥有士麦那。巴黎和会希腊领土委员会新近以多数票(包括英国代表、法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做出了有利于希腊人的决定。威尔逊总统明确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这一意图的传闻却引起了士麦那欧洲侨民的抗议，在士麦那的美国传教士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特派员同时发出了各自的警告，说明走出这一步会酿成什么危险。这时，威尔逊总统与意大利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完全破裂，这导致了意大利暂时退出和会。在与西格诺·奥兰多发生冲突后激动情绪的影响下，威尔逊支持希腊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发现英国首相是唯一的热心支持者。已被莱茵河和法国的未来搞得心事重重的克列孟梭此刻以友善的态度对待意美双方。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行动加快了。关于意大利人即将强行占有士麦那的报道，加上土耳其人虐待希族人的传闻，导致他们迈出了这致命的一步。5月5日，三方领导小组考虑了一项方案，即应该允许希腊人立即占领士麦那，以便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同胞。劳合·乔治先生建议做出一项决议，授权韦尼泽洛斯派遣军队前往士麦那留船待命，准备在出现必要情况时登陆。威尔逊总统问，为什么不让希军立即登陆，既然部队在船上不能处于良好状态。劳合·乔治先生对此并不表示反对。5月10日再次讨论了这一主题。然而登陆的原则被认为已经确定，讨论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细节。亨利·威尔逊爵士出席了两次会议，但是他只限于参与技术方面的布置。12日举行了第3次会议。西格诺·奥兰多这时已经返回和会。他得到保证，士麦那的未来命运将不会因希腊的占领而受到歧视。它是一项保护希腊人的紧急措施。根据停战协定，必须向土耳其发出书面通知，士麦那诸要塞的驻军应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投降。经过一番考虑后，西格诺·奥兰多在原则上不反对登陆，但是强烈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分遣队不应撤离，应视最终解决的情况再作决定。四国会议的决定是，希腊军队一俟准备就绪即要从卡瓦拉出发，意大利分遣队应该参加协约国军队的军事行动。韦尼泽洛斯受权前往士麦那时，是代表四大列强作为国际联盟委托的代管国而采取行动的。就像鸭子见了水一样，韦尼泽洛斯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他知道不论四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方领导小组——的责任是什么，四大国毕竟都是流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他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是实实在在的。只有他才拥有行动的手段。在这样一项任务中，除了派遣象征意义上的分遣队之外，英国、法国或美国出兵一事，永远不会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希腊师团却处于能够迅速出动并打击敌方的距离以内，并且它们正急于开始行动。5月15日，不顾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的严重警告与抗议，2万名希腊士兵在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在士麦那登陆，他们杀死了大量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市，并沿着士麦那—艾丁铁路迅速北上，与土耳其正规军、非正规军以及艾丁的土族人武装展开血战，开了他们入侵和征服小亚细亚的先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巴黎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听到这一至关重要事件的消息时，我深感迷惑和惊恐。这一事件在不列颠总参谋部造成的惊愕，无疑影响了我的个人观点。即便没有理由允许不列颠军方有亲土耳其倾向，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正当我们的资源处于捉襟见肘的时刻，它却捅出了这样多的新危机。在陆军部，我们不久就感觉到了它的后果。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我们的官员正三三两两地在整个小亚细亚监督军队的投降和武器的集中。他们自由地从一个地点转向另一地点，并无需武装保护，只需用手指指点一下事情该如何办即行。土耳其人几乎像机械般地服从。步枪、机关枪、大炮和炮弹正被顺从地在各重要“临时存放处”堆积起来；土耳其正处在战败——并且是罪有应得的战败——的咒语的支配下。“让我们的老朋友英国来惩罚我们罢。”因此，作为接受战败和签署国际公约的结果，武器被整齐地堆起，大炮被整齐地排列，炮弹也被整齐地聚集成堆。然而土耳其民族——巴黎和会好像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民族——发现，他们所必须容忍和暂时服从的，原来不是不列颠、印度和艾伦比，而是希腊，希腊是他们世代憎恨和蔑视的仇人，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叛乱的省，一个不折不扣的手下败将。于是土耳其就变得无法控制了。监督停战条款执行情况的不列颠官员最初没人理睬，接着是受到辱骂，再后来是被追赶着要他们的命或被投入难以忍受的监禁④。已经收集了大量军事装备的“临时存放处”的控制权，一周之内便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而穆斯塔法·凯马尔——在有关1915年4月和8月的加利波利各篇章中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位替天行道的好汉，直至当时他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反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的叛逆者——则被赋予起义领袖的权力，因为他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素质。然而比夺回武器与军火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事业争取道义上的优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政策是多么冷酷和恶毒，协约国对她的义愤是有充分根据的。何况亚美尼亚人可怕的遭遇尚需调查公布。然而巴黎和会对待土耳其人的态度是如此严酷，以致使公理现在投向了土方营垒。正义——这个逃离征服者俱乐部的永恒的亡命者——已经倒向了土方阵营。土耳其人认为，失败是必须接受的，并且其后果也是必须承担的；然而就在土耳其被解除武装的这一时刻，希腊军队被放纵而进入了小亚细亚，这预示着土耳其民族的毁灭与死亡，以及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作为一个民族的土耳其所受到的压制与屈辱。为了拯救土耳其，6月9日在靠近阿马希亚的小镇卡拉斯，穆斯塔法·凯马尔公开地鼓吹了他的计划。一切已经半熄灭的泛突厥主义之火开始再次燃烧起来。每一个土耳其人都坚决认为，希腊人征服土耳其人绝不是命运之神的旨意。头脑里装满糊涂的念头、背负着被罪行玷污的名声、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自暴自弃、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因长期的灾难性战争而精疲力尽，所有这一切使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然而土耳其人还仍然活着。在他们的胸膛中跳动着这样一个民族的心脏，这个民族曾对整个世界发出过挑战，多少世纪以来所有来犯者都在他们面前败退而去。如今，他们手中再次有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吸取了以往所有经验教训的统帅，而在统帅身边有四五位草莽英雄式的杰出人物辅佐他。在巴黎装饰着花毯的金碧辉煌的会议厅里，世界各国的立法专家们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而在君士坦丁堡，在协约国舰队的大炮下，土耳其的一个傀儡政府正在行使职能。然而在阿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故乡”的崇山峻岭中，流落着一群可怜的人……他们不希望看到事情这样解决；此刻在篝火旁，一位代表着公正无私的庄严精神的逃亡者正坐在帐篷内。我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像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韦尼泽洛斯这样一批当时在巴黎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的智慧、深谋远虑和言谈举止使他们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下都能比同时代人高出一头——怎么会被引入歧途并跨出了如此鲁莽和致命的一步。我把希腊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入侵士麦那这件事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会令许多人感到惊讶。我在本书诸卷中一直试图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表明命运中的一些歇脚点。我试图从繁杂纷乱的暴力和有趣事实及事实组合中找出其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来。如此我们便能在中东人民的历史中到达一个新的转折点了。然而当时公众舆论对士麦那意义的认识是模糊的。当时有那么多的值得议论之事，有那么多的激动人心和重要的事情可做，有那么多的混乱和令人不快的事件可资记录，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值得为之奋斗，以致仅仅派遣两三个希腊师团登陆士麦那并向几百名土耳其人开枪射击，似乎乃小事一桩，不足以对几个主要协约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任何印象。500名特别能干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围绕着和会的活动每晚发出8万字报道。在一些发行量最大的重要报纸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大标题。其中当然也不乏诸如“希腊师团在士麦那登陆：土耳其人的抵抗被制服”之类的大标题。但是第二天就换上了别的内容。每天都必须有新的大标题。这不是报纸或社会公众的错。两者都在追求轰动效应，何况社会公众虽然也读报纸，但主要还得忙于自己的家务和生计。他们完全有理由“因紧迫的私人事务而请假缺席”。现在我们必须像编年史那样地来叙述几件大事。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他们在从1910年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统治着土耳其——曾经四处逃散，有的还遭到流放。恩维尔在突厥斯坦进行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以后，战死于疆场。塔拉特被一个亚美尼亚人刺杀于柏林，后者的确是在报公仇。查维德于1926年被胜利者穆斯塔法·凯马尔判处绞刑，他“高声吟诵着一位古代土耳其诗人的几段诗”登上绞刑台。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人物现在出现在土耳其的政坛上：费里德帕夏于1919年3月4日执政，他执行一种卑躬屈膝的政策并与苏丹王密切联盟。在君士坦丁堡，他的周围是协约国的战舰和刺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幸存者和普通战士怀着沮丧的心情和半叛逆的态度出没于小亚细亚山岭之中，他们如今是群龙无首了。费里德便在这两股力量之间碰运气地保持他的平衡。他向协约国屈服并接受它们的忠告，同时又与民族主义者保持友好的接触。他在反对占领士麦那的抗议声中辞职；但在同一天内，他又恢复执政。6月7日，他率领一个议和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对土耳其的宽大处理。但他从和会得到的却是严厉的回答。7月1日，他委任穆斯塔法·凯马尔为北小亚细亚总督察员。在8月和9月，穆斯塔法和希瓦斯在厄尔泽罗姆召开了东部代表的代表大会。9月11日，希瓦斯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份土耳其权利的宣言，它后来形成了“国家公约”或新土耳其的庄严盟约。到9月底时，君士坦丁堡的管辖范围已经只能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即便是乘火车离马尔马拉海岸只有1小时距离的布鲁萨，也于10月脱离了安哥拉(今安卡拉)政府。费里德再度辞职，让位给居于受协约国控制的苏丹与穆斯塔法·凯马尔及其在安哥拉的“国家公约”拥护者之间的中途政府。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正在迅速撤回英国。1919年1月，陆军部仍有近300万人奉命驻扎在国外。到3月时，它只有200万人派驻国外了，并且这部分军队正处于迅速复员的过程中。到1919年仲夏，除了莱茵河畔的驻军外，我们在国外已几乎没有任何军队。应征士兵与战时征募入伍者必须遣返回家；新的常备军正在形成中；而从事职业军的志愿人员还仅仅在逐步出现。停战一年以后，我们驻外的只有若干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营，而在以前，可供调用的则有装备齐全、人数达1.5—2万的若干师团。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大量裁减，而同时又明显地觉察到，世界各地的危险与敌意在与日俱增，这的确非常令人迷惑不解。1919年1月，我向内阁散发了一份总参谋部的备忘录，说明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减到了什么地步，并指出我们的政策与我们的力量是不相符合的。第3节。(i)“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自从1918年10月31日土耳其停战以来，无论是在陛下政府的军事资源方面，还是在战前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方面，情况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力之外，现在可用于实施和平条款的不列颠军事实力如下：1个师团加上野战军部队(包括巴统卫戍部队)，共计包括：1.3万名英国人，1.8万名印度人，合计3.1万名战斗人员。这支部队的打击力量实际上只能局限于铁路系统。总参谋部在此愿意指出，如果不通过征兵或其他手段增加兵员，不列颠将没有可用于土耳其的增援部队。”总参谋部进而希望：“首先，这些条款应得到陛下政府的认真考虑，使之能够与现有的资源或准备用于执行这条款的资源合理相称。在不考虑细节或各种问题的政治利弊的情况下，总参谋部愿意列出下述诸项措施以及相关理由，但是根据情报，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可能需要或者调用我们盟国的兵员，或者在不列颠进一步招募兵员以加强黑海的兵力：(1)建立一个更大的亚美尼亚，把西里西亚与埃里温共和国连结起来。(2)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3)希腊获得本都！！的某一部分(原文如此)。(4)希腊永久占有艾丁省的某一部分。(5)意大利永久占有南阿纳托利亚或康尼亚的某一部分，虽然还不能肯定，这种做法是否与前面任何一种做法一样，会引起土耳其人的愤慨。除了以上诸项需要立即加强军事力量的措施外，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中的任何一项，则需要在一段难以预计其长短的时期里，保持一支常备野战军。这两项措施是：(6)希腊获得东色雷斯。(7)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然而尽管离做出任何决定相距甚远，各协约国却满足于在保留各自分歧的情况下，任凭问题悄然溜过。当美国人的调查委员会不安地在中东各处走来走去时，有人却抱有最荒诞不经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发生并吞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过几个大国将被授予“托管地”，这将使她们为获取控制权而找到借口。法国将取得叙利亚和西里西亚；意大利愉快地承担了占领整个高加索以及位于小亚细亚海角的阿达利亚省的任务；英国似乎急于接管已被我们军队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人们强烈地预期，美国将会在亚美尼亚接受一块托管地。1920年1月，经受着长时间的财政、军事和政治不确定性冲击的希腊，开始显示出了承受不住的迹象。就是在这些迷人的错觉中，1919年悄然逝去。随着不断的争论和详尽无遗的论证，中东的未来终于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艰辛地在巴黎和会上勾划出来，并且有关土耳其的和约草案也已拟出。几个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正等待着各国政府做出决定。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不列颠内阁正面临对下述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即苏丹是否像哈里发那样在权力方面受到无数限制，并被允许留在君士坦丁堡；抑或在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应该“卷起铺盖卷”从欧洲撤走。另一个次要问题是，圣索菲亚的清真寺是否应由基督教重新圣化为一基督教教堂。在这些争论中，领导外交部的寇松爵士采取的是全力反对埃德温·蒙塔古先生的立场，后者的立论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之上：印度的公众舆论、伊斯兰世界的敏感性、保守党的亲土耳其倾向以及印度事务部的冗长备忘录。这一斗争的双方旗鼓相当。按照蒙塔占先生的看法，在英国的赞同甚或默许下，把土耳其人和哈里发逐出君士坦丁堡，将会给予居住在印度半岛的两三百人和宗教教派日益下降的忠诚以致命的最后一击。然而按照寇松爵士的看法，他们将对此毫不在乎。有些人还会感到高兴；多数人将是漠不关心；而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唯一关心此事者——则会满怀热情和勇气在不同的战场上毫不犹豫地和上述哈里发的军队进行战斗。关于圣索菲亚重新圣化的问题，蒙塔古先生强调，它是一所具有巨大神圣感情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469年以前。我们全都深深受到此项提示的影响，直到寇松爵士反驳说，它原本是一所已有915年历史的基督教教堂。于是辩论双方似乎达到了非常精密的平衡，使这一问题成为长度超过原条款两倍的一个实质性现代命题！它将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在几乎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中间，都有可能要就其正反两方进行辩论。关于君士坦丁堡这一主要问题，劳合·乔治先生毫无保留地支持寇松爵士。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本人就是一个主要提议人。陆军部以其令人沮丧的意见参与了讨论，陆军元帅威尔逊和我指出，我们己无任何多余的士兵；而没有士兵，你如何将土耳其人逐出君士坦丁堡并保持该状态呢？我们继印度事务部之后，反复呼吁一个真正的、最终的并首先是迅速的土耳其的和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能对一切国家的船只(包括战舰)保持自由通航，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海峡两侧由国际武装力量实行永久占领，而在我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内我们有能力承担分配给我们的责任。这样一种安排在几年之后很可能仅仅会成为一种不具有挑战意义的例行公式。正如《寇松爵士生平》⑤一书所准确描述的，这些问题在不列颠内阁中通过斗争才得以解决的情况，已经被完全公开，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再详加论述了。1919年圣诞节，在伦敦外交部办公室举行了一次英法会议，以求解决两国政府在土耳其和阿拉伯问题上面临的棘手的困难。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个有耐性的、脾气好的领导人，他有一个习惯：遇事先与同事讨论，以便能形成赞成他的观点的有效多数。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提出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个内容则是讨论对该方案的补充部分！这也许是一种违宪的做法；然而它也可能是在挤满了待议事项的时间中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然而，1月9日当一项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交内阁时，每位大臣均有即兴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利，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远比往常更生动激烈的辩论以后，大臣们以压倒多数决定，土耳其人应该留在君士坦丁堡。首相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同事们的抉择，并于第二天在一篇充满说服力的讲话中向议会宣布了这一决定。因此，塞夫尔条约规定，君士坦丁堡应保留为土耳其人的首都。其他的规定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监管下，成为对一切船只开放的水道。此外，西色雷斯与东色雷斯之划分，几乎要向北延伸到恰塔利亚分界线，希腊应该拥有加利波利半岛和大部分爱琴海诸岛，并且管理士麦那及其腹地，直到能在该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土耳其必须重新确认投降条约，并使其军备与财政服从协约国的严厉监控。她应该加强对不同信仰的各少数民族进行的常规保护。法国将拥有当时正处于疯狂感情迸发中的叙利亚；英国将承担耗资巨大和棘手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托管地；而亚美尼亚则是留给美国的托管地。在签署塞夫尔条约以及有条件地对其正式批准的同时，大不列颠、法国和意大利又签署了一个三方协定，把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以及在圣·让·德·莫列纳会议上已经给予三大国的那些领土作为势力范围而再次明确给予三国。趁着所有这些法令时尚未宣布之际，我们必须来观察一下事实的进展情况。在石子砌成的道路上，在荆棘丛生和悬岩绝壁的山间隘道，在被太阳烤得炎热的橘黄色沙漠中，疲惫而缓慢的旅行队继续在顽强地蹒跚地前进。让我们回过头来稍微对它们进行一番审视吧。1920年1月12日，土耳其新议会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协约国忠实于代议制政体的原则，据此，土耳其人进行了投票。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全部都按照错误的方向投了票。民族主义分子——亦可称凯马尔分子——占了新议会的绝大多数。令人极为尴尬的是，作为一项实际的日常安全措施，协约国于1月21日要求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辞职。28日，新议会批准并签署了“国家公约”。面对着君士坦丁堡有可能发生叛乱乃至大屠杀的惊人局面，协约国被迫采取联合行动。英、法、意三国军队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弗里德再度受劝组建他一直打算组建的最不能服人的政府。4月底，土耳其国家议会在远离协约国舰队和陆军的势力范围的安哥拉召开了。5月13日(一个不吉祥的日子)，韦尼泽洛斯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内容。6月，不列颠横贯伊兹米特半岛的警戒部队线遭到了凯马尔分子武装力量的袭击。袭击并不严重。部队接到命令可以毫不犹豫地予以还击；海军从马尔拉海用炮火轰击，袭击者乃撤退至炮火射程以外。然而他们仍停留在当地，我们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这一次兵力单薄。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大马士革将埃米尔费萨尔赶下王位后，在西里西亚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同一天在雅典公布了塞夫尔条约的有益条款)，法国人很想向当地的土耳其人提出停战。韦尼泽洛斯这时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救世仙女。希腊军队愿意前来援救。已驻扎在士麦那的5个师中有2个师可以北上，从马尔马拉海东面通过困难地区(但是他们声称，他们了解这一情况)，攻击正在威胁伊兹米特半岛的土耳其人并将他们赶走。随身带着英国总参谋部意见的福煦元帅声称，这一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有可能失败。然而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希腊人乃于6月2日开始行动，并立即就取得了成功。希腊人的纵队沿着艰难地区的道路鱼贯前进，安全地通过了许多险要的隘道。面对着希腊人的日益逼近，有着强有力的精明领导的土耳其人乃消失于阿纳托利亚的腹地。7月初，另一支希腊人的军队迅速越过东色雷斯，击溃了土耳其人的脆弱抵抗并占领了埃德里安诺波尔。协约国的领导人为杰出的希腊军事力量和意想不到的表现而欢呼；协约国的军事将领们也对希腊军刮目相看；劳合·乔治先生显得兴高采烈。看来他又一次是正确的，而军方人士则有如他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又一次失误了——参见《大决战的叙述》。这些事件决定了塞夫尔条约。费里德顺从地建立了一个傀儡内阁，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在应有的庄严气氛中在塞夫尔签署。花了18个月商讨所准备的这一条约，在其正式签署前就变得过时了。它的一切主要条款能否生效，现在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希腊军队。倘若韦尼泽洛斯愿意使局势明朗化，并用法律和秩序来限制穆斯塔法·凯马尔，则一切都会好起来。倘若不是这样，那就必须想出另一套能与现实事态更密切相符的措词。最后，对土耳其的和约终于出台了，但是正式批准它就意味着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然而在协约国列强看来，这场战争应该由代理人来打。因此，当大国这样来进行战争时，对于代理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虽然本章集中讨论土耳其事务，但是这一点必须放在欧洲总形势的背景下去论述。重新刊出我在动身前往法国度过一个短暂的复活节假期时写给劳合·乔治先生的一封信，或许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20年3月24日我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刻给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这时在想些什么。自停战以来，我的政策一直是“与德国人民保持玉帛之交，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则不惜以兵戎相见”。不管是出于心甘情愿抑或事态所遇，你所遵循的方针很像是在反其道而行之。我知道事情困难，也知道你的巨大才干与个人魅力均远远高出于我，我这样判断你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说我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做得更好一些。然而我们现在正面对事态发展的各种结果。它们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能正处于欧洲和亚洲出现普遍瓦解和混乱的前夜。俄国已经濒于毁灭。她留下来的东西已落入那些掌了权的该死卑劣小人的手中。不过德国或许还有救。在德国这个问题上，我们仍能和谐地一致思考和行动，这使我倍感欣慰：你倾向于努力拯救德国，使其摆脱可怕的命运，倘若命运压倒了德国，它也会压倒其他国家。如果我们果真作此打算，则时间已经不多，行动必须简练。你应该告诉法国，如果——并且只有——她完全改变其对待德国的方式，并且忠实接受一项帮助并友善对待德国的英国政策，我们将与法国结成反德防御联盟。下一步你应该派遣一位重要人物去柏林，全力帮助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和反鲁道夫同盟成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左集团。为完成此项任务你可以采用两种施压手段：首先是提供食品和信贷，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此项工作必须慷慨地加以完成(否则德国的情况将更糟)；其次是召开一次会议对和约进行提前修订，新德国应该作为重建欧洲行动中的一名平等的伙伴而被邀请参加该会议⑥。利用这些施压手段，就应该有可能把德国国内一切优秀和稳定的因素团结起来，以达到他们自救乃至解救欧洲的目的。我祈祷我们不至于“为时过晚”。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远比国内我们党的联盟(虽然它也是重要的)更值得你用你的政治生命为之冒险的事业。同样毫无疑问，它是一项这样的事业，一旦它被启动，它便将在国内外支配整个世界的形势。我的建议包括：在你领导下的英国采取公开而坚决的行动，并且若有必要的话，那怕是单独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我将乐于与你共同面对政治上的厄运。不过我相信将不会有任何厄运，并且在几个月后，不列颠仍将在政治上执欧洲之牛耳。作为这样一种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与苏俄达成和平，以求在保护我们免受其毒害的同时，得以缓解总的形势。当然，我并不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一致。但是考虑到现有的事实，停止战争并推进物质繁荣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好歹必须依靠和平的影响来促使这种极坏的暴政和危险消失。与德国相比，俄国乃属次要问题；而与俄国相比，土耳其又更是小事一桩。但是我也对你对土耳其的政策而深感忧虑不安。军事资源已被内阁削减至最脆弱和最微薄的程度，而我们正领导着协约国试图加强在土耳其的和平，此项工作需要大量强有力的军队以及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和占领。在这个已经受到冲突折磨的世界上，我担忧地看到了你对希腊军队的放任——不管是从什么利益(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一问题的。然而希腊军队是你的唯一有效的战斗力量。倘若小亚细亚的铁路被切断而供应品不能抵达，你将怎样为君士坦丁堡提供食物呢？谁将为此负责呢？食物将从哪个早已空空如也的市场运来呢？我担心你将使这个巨大城市无助并懒散地躺在你的手中，而四周则是游击队和封锁线。在此我再次提议要谨慎从事，采取安抚的策略。应该努力确保建立一个真正代议制政体的土耳其管理机构并和它达成协定。因为在目前得过且过的状态下，土耳其和约意味着无止境的混乱。————————————*沙特阿拉伯省名；曾经是阿拉伯半岛上最早的王国。——译者①《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Ideals)，特金·阿尔普著。1915年于德国首次出版。②我碰巧与所有这些人都有过一面之交。我曾在1910年德国的几次军事演习中会晤过恩维尔。1909年，当我陪同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查维德曾是我们的东道主。③斯丹纳德·贝克尔，第1卷第76页。④陆军上校艾尔弗雷德·罗林森爵士——著名的第4军司令官的弟弟——有过最糟糕的经历。他撰写的在长期监禁中受奴役的回忆录值得一读。那次经历损害了他的健康并险些要了他的命。**黑海南岸古王国。——译者⑤罗纳谢勋爵著。⑥当然，这指的是经济方面和财务方面的条款。——丘吉尔[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5 15:31:11编辑过]第18章、希腊悲剧回顾——韦尼泽洛斯的崛起——大战中的希腊——康斯坦丁的神圣权力——全面胜利——对色雷斯和士麦那的承诺——年轻的国王——猴子咬人——希腊选举——韦尼泽洛斯下台以及对此的反应——康斯坦丁复位——希腊的孤立——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寇松与蒙塔古——非官方鼓励——我本人的立场，2月22日、6月11日和6月25日——希腊军进攻——埃斯基谢希尔战役——萨卡里亚河战役——又一个机会——亚美尼亚和泛突厥主义者——1915年大屠杀——土耳其的征服——亚美尼亚的朋友——再次消失。01.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古典时代。机会让命运女神当贴身侍女，这是真正的希腊悲剧。不管希腊人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也无法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特性自亚西比德时代以来有过什么改变。像古代一样，他们对宗派斗争的偏爱超过其他任何爱好，而且在危机时总有一位伟大人物率领他们。希腊人对党派政治的喜爱和韦尼泽洛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在相互作用下构成了这出剧的剧情；场景与灯光是这次大战；主题是“希腊怎样意外得到她梦中的帝国，而醒来时又丢失了它”。戏剧开场时必须以回顾往事作为它的开场白。1908年希腊王国处于悲惨的困境。自从国王和王子于1897年指挥了与土耳其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他们的处境一直不佳。他们受到希腊军队军官的猛烈攻击，猛烈的反君主政体运动因此而爆发。人们提议，如果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应不允许国王和王子执掌兵权。许多其他类似的羞辱强加在王室头上。然而，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按古典模子塑造出来的杰出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得到大国支持，发动了一次起义，从土耳其手里解放了克里特岛。凭借着他的能力和大国的帮助，克里特岛摆脱了土耳其的枷锁，并以此为阶石与希腊重新合并，获得希腊王子治下的自治地位。1909年，韦尼泽洛斯从克里特岛去希腊，1910年成为首相。他整顿和改革了政府的各个部门，重组了由英国人指导的舰队和由法国人指导的陆军，恢复了国王的军队统帅身份。国王有这样一个伟大总管辅佐，很快重获人民爱戴。在几年时间里，希腊享有着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最坚强的团结、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和一个全国性领袖；每个人都在适合于自己的领域里工作，以忠诚与尊敬对待他人。韦尼泽洛斯组成巴尔干同盟，准备并煽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912年，战争爆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上一次战争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击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和萨洛尼卡，差一点儿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些盟国的领土因此而大为扩展。保加利亚人过于贪婪，动辄与人争吵，结果导致遭受盟友和罗马尼亚两面夹击的局面。他们很快被这个新的联合体压倒，不但失去了所有夺得的领土，而且实际上还被夺走了本土的多布罗加省。两年之内，希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克里特岛重归祖国怀抱，不但萨洛尼卡而且卡瓦拉也加入了希腊版图。就这样，康斯坦丁眼见他自己和他的王国迈着巨大步伐走向希腊帝国之梦。而就在这个时刻，善恶大决战开始了。前几卷概略描述了希腊在大战中的态度。我们可以断言韦尼泽洛斯要求对协约国忠诚。康斯坦丁娶德皇的姐妹为妻，对德国的军事威望和效率有深刻的印象，坚信德国会取得胜利。他的信念得到了希腊参谋部的响应。可是韦尼泽洛斯依照另外的标准进行判断。他宣告公理在协约国方面；他预见协约国未来会获得胜利。他在前景黯淡的时候说：“英国在她的所有战争中总是赢得最后一战——最后的一仗！”他根据这些见解行事。迄今为止他总是劝导和再劝导康斯坦丁和他的将军们，直到1914年8月下旬，法军在边境战役失败后和马恩河胜利前，从当时形势看来德军将势不可挡地攻占巴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将希腊的海陆军在英国认为适合参战的时候提供给了协约国。面对保加利亚因巴尔干战争而起的永不宽恕的仇恨，他在土耳其攻击协约国之前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位经验丰富的著名政治家，能够在严重的险象环生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如此有把握的决定，这证明他有无与伦比的先知之明。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表明，韦尼泽洛斯一直准备参加从陆路和海上对加利波利半岛的经过周密计划的进攻。在某些程度上受俄国的害怕心理的影响，英国外交部曾拒绝希腊在上一个秋季提供协助，除非康斯坦丁坚定不移地承诺参加对德战争，否则似乎不可能使希腊政府成为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达达尼尔海峡战事的可叹过程和在这个过程暴露出来的无能，并没有削弱韦尼泽洛斯对协约国的忠诚。当塞尔维亚受保加利亚入侵的危险于1915年夏季更加逼近时，他援用希腊必须帮助塞尔维亚的条约，说如此就应参加大战。康斯坦丁拒绝这么做，于是韦尼泽洛斯辞职。作为6月大选的结果，他又于8月23日复出掌权。他得到国王授权进行总动员。康斯坦丁到此已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他明确拒绝进入战争。关于国王对他这个国民新近授权的首相的否定，韦尼泽洛斯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当它是一个内政问题时，我必须遵从公众的判断意见；但当它是一个外交问题时，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认定一件事是对或错，我就必须坚持它应当或不应当做，因为我感到我在上帝前面负有责任。”这席话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宪法理论，而且上帝是否对内政与外交有过如此的划分也值得怀疑。遭到国王拒绝后韦尼泽洛斯提出辞职，但又在国王的压力下收回辞呈，与此同时他邀请协约国遣派军队通过萨洛尼卡去救塞尔维亚。此后韦尼泽洛斯一直发誓说，康斯坦丁已经同意此事，但康斯坦丁却发誓说他没有同意过。协约国军到达萨洛尼卡，韦尼泽洛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被迫抗议协约国军登陆。然而他同时又向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声称希塞条约硬性规定，希腊有完全义务对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作战。虽然他仍得到议院多数的支持，但却被国王免去了职务。国王与首相争吵的第三阶段是武装反叛。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9月离开希腊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政府。此后他突然访问已经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萨洛尼卡。在这里他招募了一支希腊军来支持协约国。美国参加协约国事业对希腊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就连保王派也开始不那么担心战争结束时会被留在战败的英国一方，面对胜利的和无情的德国和一心想报仇的保加利亚。1917年6月每个人都拼死斗争，希腊的局势逐渐好转，法军在机敏的英国人的准许下占领雅典，迫使康斯坦丁外逃流亡。从这时起，韦尼泽洛斯再次控制了希腊的命运，希腊开始与协约国共命运。希腊的几个师在萨洛尼卡前线作战；希腊的战舰加入了协约国舰队；协约国的军火和贷款在战争时期源源流入希腊。韦尼泽洛斯领导他的国家在停战后的战胜国理事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个人的品质、威望以及他对协约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几乎与最大战胜国的领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他的功绩，他的国家登上了令人晕眩的高峰，俯视令人眼花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在流亡中垂头丧气，希腊的政治家们如果按国王的思路行事，那么他们的国家非但与胜利丝毫无缘，甚至还会陷于失败，此时，该是满心阴郁地等待报复时刻的到来了。02.在巴黎，英、法、美的政策看起来是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希腊的力量和分量。她们肯定在相互表示要不要利用她。我们已看到希腊师怎样应招伴随法军不光彩地入侵乌克兰；希军怎样被授权和受鼓励侵入并占领色雷斯；尤其是他们怎样被投入决定性的士麦那突袭战。韦尼泽洛斯在执行这些高层命令时表现出超常的敏捷。希腊军队几乎连续10年处于受动员状态，此时他们似乎是愿意去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的唯一军队。因此到1919年夏季时，希腊军队广泛散布在并深深进入了土耳其领土。韦尼泽洛斯于12月返回雅典，受到热情欢迎，可是极度紧张的迹象——社会、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国的结构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1920年当塞夫勒条约刚提出时，亨利·威尔逊爵士与我表达了英国从军事角度对希腊局势的看法，首相要求我们亲自去看望韦尼泽洛斯，向他说明我们的担忧。我们真诚地照此办理，向他提出如下问题：你一天要为此花费多少？希军士兵离家已有多久？与土耳其真正实现和平的前景如何？如此等等。我们指出，虽然或即使希腊军队能打败目前条件下的土军，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能摆脱自身的危险。信奉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人，在野蛮条件下孤军奋战的衣衫褴褛的战士，能够迫使立足海外作战的、组织严密的军队为维持自身存在而无限期地担负沉重的支出。“这种状况对他们没有损失，但是你能支持多久呢？”韦尼泽洛斯回答说，希腊军队是应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他承认战争条件不平等，但表示他有信心，在三个最伟大的国家支持下，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最后结局。几乎就在这次讨论之后，他占领了色雷斯，歼灭或击溃仍在该省的两个不顶用的土耳其师并进入阿德里安堡。事态如此发展令我们又惊又喜，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对全局的优虑。此后不久，塞夫勒条约签订。希腊军队在从士麦那省向北的进军中也同样取得了速胜，他们赶走了骚扰横跨伊斯米德半岛的法英军防线的土耳其军队。尽管福煦与威尔逊都曾忠告希军不要这样做，但这次军事行动由两个希腊师轻易而快速地完成了，其结果使英、法、美政治领导人极为满意。无疑这些事件使劳合·乔治先生心中升起了符合他一贯倾向的对希腊军事实力的信任。然而这个结果却使希军散布在广大地区，加重了他们的责任。只要希腊根据三个大国能够和愿意帮助的程度，依照她们的非正式命令行动，那么希腊的背后就有牢固和(如有需要)充分的支持。然而就在此时，那些意想不到的幽灵出现了，否则，这出希腊悲剧原本是不会自行展现的。塞夫勒条约于1920年8月10日签字。9月份，韦尼泽洛斯抵达雅典，第四次随其而来的是事业中战争和政策的巨大胜利。几星期前他在巴黎火车站遇刺，但侥幸脱险，这更加剧了欢迎人群对他的赞美与称颂。他令他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之中登上了她在现代还不曾登上过的最高顶峰。巨大的输赢尚未确定，套在身上的义务依旧紧紧夹着希腊的军队和财政，但是有了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声誉卓著的领导人的支持，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问题会比韦尼泽洛斯过去已经成功克服的那些问题更可怕。1917年6月，在法国海军陆战队和协约国海军支持下的法国高级专员M.若纳尔把手指专横地一挥，康斯坦丁国王就被驱逐出国，流亡他乡，自此，他的次子亚历山大继位。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是命运和政策的牺牲品，他执政3年多。在世界风暴把他刮上王位之前，他曾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年轻姑娘姆莱·玛诺丝恋爱；后者是一个宫廷小官员的女儿，她的家族史以王室的标准衡量并不特别显赫。亚历山大国王在爱情与王位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自1919年11月他与姆莱·玛诺丝开始这桩贵贱婚姻以来，韦尼泽洛斯不得不因此而面对一系列微妙和恼人的政治问题。可是这位政治家深切地同情年轻的国王夫妇。他辛劳和激动地制订条约，希腊军战线仍呈现低垂但却是较远的乌云，就在此时他还为这对夫妇作了巧妙的努力。韦尼泽洛斯以高明的手段调整宪法的细节，到年轻国王回国时，新希腊帝国的广阔疆域似乎已完全可以接纳有浪漫史的国王。1920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国王带着他的长毛小狗在花园散步，当他停步观看王宫内饲养的有点杂乱的宠物中的一对猴子时，长毛犬攻击雌猴，公猴在报复中攻击国王，咬伤了国王的小腿。尽管伤处特别痛，但医生诊断并无大碍。可是咬伤处化脓、发炎，变得严重起来，随后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剧烈痛苦之后，亚历山大国王在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他的王后的新娘怀中死去。我们已经知道，仅一艘重要敌舰“格本号”逃脱，就在整个东南欧和小亚细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只猴子一口咬死国王，结果连累了25万人的生命。希腊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国王死亡后应举行大选，但是继承人的问题使人困扰。韦尼泽洛斯似乎不很认真地考虑过由姆莱·玛诺丝的婴儿登上王位，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摄政。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由希腊王子保罗接位。保罗住在瑞士他流亡的父亲家中。无疑有人授意他回答，他只有在希腊人民通过选举明确决定不同意他的父亲和哥哥乔治王子继位后才能接受推举。这就迫使希腊要进行一次大选。韦尼泽洛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问题。他受到他以为自己深得人心的证据的鼓舞，深信他应该得到希腊人民的信任，他愿意把问题直接交由选民决定：他们是否赞成康斯坦丁复位？自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前国王的所有支持者都从流亡地或退隐处自由返回，活跃地投身大选。世界大事曾证明康斯坦丁迟钝无能，韦尼泽洛斯决策正确，就在此时，公众对“康斯坦丁对韦尼泽洛斯”的选择结果似乎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这个傲慢的克里特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小国曾陷于极度的紧张，协约国通过封锁迫使希腊参战种下了深深忿恨的种子，长期的战争状态引起了诸多不满，他的许多政府部门采用了压迫人民的手段，他的政治对手被允许全面参与党派政治，而他们怀着入阁掌权和进行报复的强烈愿望。在他被迫出国长期待在巴黎和伦敦期间，希腊人民得不到他个人的鼓舞，而只能感受他的下属的粗暴作风。希腊国内外权威人士毫不怀疑韦尼泽洛斯会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然而11月14日晚上出来的选举结果令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韦尼泽洛斯本人落选，他的追随者在议会只赢得114个席位，而反对派却赢得了250席。希腊的政派之争以高调进行。韦尼泽洛斯立刻宣布他将辞职离开本国，尖刻的议论说他面对责骂临阵逃走，听凭他的朋友被屠杀，但这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宣布自己在国内只能成为动荡和混乱的根源。他把他的辞呈亲手交给老朋友海军上将孔祖里奥蒂斯，指定了他的接替人，11月17日乘友人的游艇离开希腊去意大利。就这样，希腊人民在面临最大希望和最大恐惧的时刻轻易地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是他创造了当前局面，也只有他才能把这个局面推向成功。在收到宣布希腊的选举结果和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定的电报时，我刚好与劳合·乔治先生在内阁会议室。他不但深感吃惊，而且还大惑不解。但是他天性乐观，再加上我们在大战中经历了种种磨练，因此他启齿而笑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①要想探讨韦尼泽洛斯下台所造成的反应，必须对整个事态始末仔细加以研究。希腊虽然是一个被困难和敌人重重包围的小国，但她总是沉缅于具有双重性质的危险奢华。韦尼泽洛斯的亲协约国的希腊与康斯坦丁的亲德国的希腊同时存在。所有忠实于协约国的人与韦尼泽洛斯的希腊相伴始终。他们把全部憎恨都集中在康斯坦丁的希腊身上。前国王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是仅次于德皇本人的讨厌人物，他在协约国心目中属于所谓的“狡猾的”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之流的人。如我们所见，他这个君主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原因，把他的国家或试图把他的国家投入敌人一方，也就是最终被打败的一方。要求英国或法国民主政府为这样一个民族做出牺牲和努力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民族的真正精神在他们选择康斯坦丁这样一个人时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康斯坦丁的回归消除了协约国对希腊的忠诚，取消了除法律义务以外的一切关系。在英国，人们的感觉不是憎恨，而是同情乃至兴趣的完全熄灭。在法国，其他实际考虑加剧了本已很强烈的不满。我们曾经见过法国人是怎样卷入叙利亚阿拉伯人和奇里乞亚的土耳其人的种种麻烦中的。为了韦尼泽洛斯的缘故必须忍受许多不便，但是为了康坦斯丁什么都不会干。实际上，最初的吃惊淡化之后，统治圈子里明显出现了如释重负的气氛。现在不再需要采取反土耳其政策了。相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对法国利益最有帮助。黎凡特的形势令人宽慰，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积极的有利条件。如果希腊自由，人人都自由。希腊事实上成为了解放者。正当她的需求处于最大、她的承诺于己于人都最恼人的时刻，她由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抹掉了以往的良好记录。道德上如此乐于助人的人不是天天碰得到的。寇松勋爵提出了外交部不动感情的冷漠观点，建议有条件地支持希腊甚至承认康斯坦丁；但是12月3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大会否定了这样的计划。三大国通知希腊政府，“虽然他们不愿干涉希腊的内部事务，但是，大战期间曾对协约国不忠并采取敌对行为的这个国王居然复位，这令他们深感困惑不解，他们只能把此事视为希腊正式认可国王的敌意行为”；“这个步骤将使希腊与协约国的关系陷入一种新的不利局面”；“三国政府保留针对由这一事件造成的形势而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第二天，三国政府发出第二个照会说：“如果康斯坦丁恢复王位，希腊将得不到协约国的进一步财政支持。”由于这一宣告的刺痛，希腊人在获胜的保王党人的恫吓下，以几乎一致的公民投票赞成请回康斯坦丁。12月底，国王康斯坦丁和王后索菲及其子女，在不久前曾同样迎接韦尼泽洛斯的全体民众真情表露的欢悦中，再次进入雅典。同时，新政府忙于从各种形式的公职中排除所有韦尼泽洛斯派的官员——从主教、法官、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乃至国家机关的女清洁工，概莫能外。留在雅典的协约国公使接到指示与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但不理会国王、王室和宫廷。从此以后，希腊内部四分五裂，只能独自面对眼前的危险了。驱逐韦尼泽洛斯的唯一合理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唯一明智政策，是迅速而坚决地减轻希腊在小亚细亚承担的义务。那位伟大的克里特人使他的小小国家负担太重还是有点道理的；可以肯定，这种情况是在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今，失去了英国的支持，要面对意大利的对立，以及立刻就要感受到法国的明显敌意，摆在康斯坦丁及群臣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与土耳其实现和平，迅速放弃在小亚细亚的每一处阵地，将军队调回本国遣散，实行最严格的财政节约政策。这些都是希腊人民被要求做出并且已经做出的决定的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这些却是新政权最不愿意做出的决定。从天性上说，他们是比韦尼泽洛斯本人更厉害的扩张主义者。聚集在宫廷周围的军界政界人物充满野心。他们现在要让希腊知道，希腊取得的成功与韦尼泽洛斯毫无关系。那种让他们丢掉以前获得的惊人成功的想法，是他们的自豪心理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想法会大大损害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相反，他们建议扩张希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甚至超越韦尼泽洛斯认为可能的程度。他们喊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口号，以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当1921年2月21日协约国在巴黎开会及时(虽有些粗糙地)修改塞夫勒条约，特别是修改有关士麦那和色雷斯部分时，希腊新政府反对协约国的建议，并宣布希腊不需任何外界援助就能保住条约给予她的领土。此时希腊在小亚细亚驻扎了20万军队，每星期的费用至少要25万英镑。土耳其人与法国人进行了友好谈判，并受到了与莫斯科签订条约的鼓舞，军队人数和战斗力持续迅速增加。我们必须对处于这一历史关头的广大希腊人民表示同情。他们承受了超出自身力量的任务，被要求回答他们无力回答的问题，并且不清楚他们做出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必然后果。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动员和战时管制的紧张在时间上超过了卷入战争的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深受党派斗争的困扰和折磨，在这个疲惫不堪的小国居然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国民；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军队也能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现在他们要开始比我们曾描述过的更加野心勃勃和更加孤苦伶仃的冒险行动了。03.希腊悲剧的第三幕必须以描述英国政界几个名人的态度开场。我与劳合·乔治先生尽管对土—希事务的意见完全不一致，但一直保持着没有拘束的亲密交往，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请求他讲出他的政策的依据。他则以寻常对同僚谈看法的好心情和耐心，用如下这些或多或少的原话宣布他的根据。“希腊人是东地中海的未来民族。他们富有创造力并充满精力。他们代表了反对土耳其野蛮制度的基督教文明。他们的战斗力被我们的将军们荒唐地低估了。对于不列颠帝国来说，更强大的希腊意味着一种无价的有利条件；从传统倾向和利益的角度看，希腊人应该对我们友好；他们现在是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国家，50年内，如果他们能够占住分配给他们的领土，他们将会成为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是优秀的航海者；他们将发展海上力量；他们将占有地中海东部所有最重要的岛屿。这些岛屿是未来的潜在的潜艇基地，位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的一侧。希腊人是知恩图报的民族，如果我们在希腊国家扩张的时期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她将成为英帝国保持主要交通航道的保障之一。老鼠可能会在某一天咬断捆缚狮子的绳索。”对于他的这席话，我实际上是在适当间隙作过回答的：“如果是这样，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你没有军队可供派遣；你一直在说省不出钱来；你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保守党是土耳其的传统朋友，你的党的多数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内阁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将军们倾向于亲土耳其。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力量。任何长期的反土耳其或亲希腊政策都将引起强烈反对。此外，土耳其人十分危险，因为他们生性好斗，不愿与人交往。如果希腊人想征服土耳其，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况且现在康斯坦丁回了国，你绝不会得到允许来有效地帮助希腊人的。”尽管我不能谎称上文已记录了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但在我看来它是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公正表述。寇松勋爵的方针大致上是应对希腊人采取冷静、慎重但又能对他们有帮助的政策，应该与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和平，但是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土耳其人从欧洲和君士坦丁堡赶走。蒙塔古先生得到了代表印度的所有力量的支持，他赞成以几乎任何条件与土耳其和平相处，英国应该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领袖，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君士坦丁堡交还给土耳其人。如本书前文所述，内阁决定反对首相与寇松勋爵对君士坦丁堡的意见，这两位大臣接受了内阁的决定。但是在行动方面，是帮助希腊人还是安抚土耳其人，内阁没能制定出得到一致认可的政策，而只是做出了纯属消极的决定，即不动用英国的军队与金钱，等待事态发展。这种停顿和拖延的态度保持了几近两年，从韦尼泽洛斯下台直到恰纳克危机发生。然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希腊人的命运。无疑，在复位的康斯坦丁的领导下，希腊人举国上下做出了积极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是他们能够得到大国的贷款、军火和好意的帮助，恐怕谁也不敢说他们不能迫使凯马尔主义土耳其人签订和平条约，而这种条约将确保他们据有色雷斯和在士麦那的立足点。由于得不到援助，他们现在只好进军安哥拉，试图在那里达到媾和的目的。引起诸多不满与谴责的问题是，英国首相是否曾就这个冒险计划给予希腊人以未经授权的个人鼓励。可以完全肯定，从各种官方外交准则的角度看，他们不会从英国政府得到任何鼓励，但无疑曾得到英国陆军部和参谋部利用每一个机会通过每一个有效渠道传去的警告与劝阻。但是他们当然知道首相的心在他们一边，知道他热切希望看到他们的胜利。劳合·乔治先生是希腊知道的唯一英国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坎宁和格拉德斯通的继承者。他在大战中的成就，他在欧洲的威望，他当时对英国不成问题的控制权，他本人的足智多谋和意志力量，他对党派的著名的效忠性，所有这一切在希腊人心目中建起了模糊但却强有力的信任感。他们想，这个伟人尽管没有明确表态，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会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杰出才能，给予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帮助。现在的局势已经是再糟糕不过了。本来，希腊人应该要么得到团结一致的英国政府从精神、外交和财政上的鼎力支持，要么就被一桶桶凉水浇得寒冷彻骨。可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例如爱尔兰问题和英国的党派之争，正在同时发生着。世界如此动荡不定，困难这么大量存在，以致一个小国引起意见分歧的事情，只有在发生时才会被临时加以考虑，甚至到此时尚无任何明确的决定。毕竟，康斯坦丁和他的政府是自己采取行动的。无论大国对他们的冒险计划最终有什么举动，他们都有权形成自己的看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的只有他们自己，而且处于危险境地的首先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位杰出人物感情上的支持可能是有力的鼓励，但是它代替不了条约、协议或正式外交文件。尽管如此，康斯坦丁国王于6月11日仍亲赴士麦那担任希腊军司令，7月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对土耳其人的第4次攻势。04.我觉得我有权在这里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每个地方和每个场合，人们一直肆意把我说成激进政策的鼓吹者，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试图对我的行为作任何详细解释。给寇松勋爵写传的那位出色的传记作家曾全面查阅官方档案并有充分自由使用它们，他毫不隐晦地指出，“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这两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恰如其分。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一开始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1919年12月份参谋部根据我的授权发表的总体政策声明，本书第17章曾有概括性介绍；其次，我还请读者注意第17章末我于1920年3月24日致首相的信。以下是记录了我的观点的两封给首相的信，一封写于1921年2月22日协约国会议修改塞夫勒条约之时，另一封写于1921年6月11日希腊人开始进军安哥拉之前：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21年2月22日今天早上我不想重申有关政策的争论。你有权决定英国的政策，我只能焦急地等待结果。在争执问题上你应当重视其意见的那种人如下：印度政府和总督、孟买总督乔治·劳埃德、已任命但尚未上任的印度总督、艾伦比勋爵和珀西·考克斯爵士、新设中东部官员沙克布勒先生、劳伦斯上校、扬少校、参谋部所有部门和代表、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和哈林顿将军、地位特殊和知识渊博的蒙塔古以及像阿迦汗这样被证明为英国的忠实朋友的人。我还必须会见那些认为我们东方和中东事务会从与土耳其达成的和平协议中获益的政界要人。重启战端的抉择使我深感忧虑。我敢说，希腊人可以在邻近国境的战线击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深入土耳其国境一定距离；但是他们占领的地区越大，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他们付出的代价也越高。这种事态的后果会主要落在我们身上，较小程度地落在法国人身上。这些后果全是有害的。土耳其人将被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怀抱；美索不达米亚将在该地驻军减少的关键时期受到骚扰；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花资高昂的军队，要想保住摩苏尔与巴格达也许根本不可能；回教徒感情上对英国的普遍疏远将在各方面继续发挥有害影响；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将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将在各处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头号敌人。进一步的不幸将落在亚美尼亚人头上。在这种情况下，放手让希腊人重新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应负有可怕的责任。我为前景以及发觉自己在与我的职责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无法影响你的决定而感到深切的悲哀。我希望在我们意见一致的许多事情上尽我所能帮助你，我们之间已有长久的友谊，而且我对你的才能和成就钦佩不已，正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苦恼更加深了。6月上旬首相在契克斯乡间别墅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原则同意对希土双方施加同等压力，以促使达成协议。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21年6月11日今天上午，我与韦尼泽洛斯举行会谈。我向他说明我们在契克斯开会的结果，他同意我们的结论。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们应对康斯坦丁说：“这里列出我们现在认为应该向凯马尔提出的条件。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我们就将它们送达凯马尔(如有可能将与法国联名提出)。我们将告诉凯马尔，要是他拒绝这些条件，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希腊人，倘若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提出的条件必然会遭到修改，变得对凯马尔更加不利。”我们应进一步告诉康斯坦丁，他应推迟攻击行动，直到通过让韦尼泽洛斯派胜任的将军们官复原职来改组他的军队。如果康斯坦丁同意我们在向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和改组军队问题上对他的全部要求，而凯马尔继续顽固不化，从而导致我们对与康斯坦丁的安排真正付诸实施，则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承认康斯坦丁。要是我们不幸非得与此人，非得与希腊合作，就没有理由不来取任何可能的行动来确保胜利。不彻底的办法和半心半意的支持是我们曾经实行的所有政策的祸根。不管是对俄国还是对土耳其都一样，自从停战以来，是以前不妥的行动导致我们陷入今日的灾难性处境的。至于条件，我认为必须包含希腊军队撤出士麦那。我认为，不包含这个条件，就没有可能赢得法国的合作和取得凯马尔主义者的同意。究竟是由当地军队还是组织一支国际部队来保护基督教徒的生命这一保证性问题，现阶段不必作最终决定，可是我同意你的意见，必须得到能够阻止屠杀的有效保证。我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如果希腊人不等时机成熟就再次发动攻势，那末最后一张牌打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们将既达不成与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又失去希腊军队。为确定行动方针，我正在研究希土问题，我确信你会了解到，我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信念从未改变。这个目标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依旧是与土耳其达成和平，而且应该是尽早达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如你所知，也如我一再以书面表示的，我完全不同意塞夫勒条约的整个政策并担心由此产生的那种我曾一次又一次敢于预言的结果。然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困难局势中，我正在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为我们的窘境找寻出路，以使我们不致于在欢欣鼓舞和失去理性的对手面前完全束手无策。1921年6月25日，我再次提出正式备忘录：首相及寇松勋爵：1921年6月25日据报载，也许希腊人打算拒绝我们的斡旋，如果果真如此，我热切希望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他们继续无视英国和法国的愿望，如果他们得不到任何道义上的支持，因此而被对方打败，或者得到最佳结果——双方陷入僵局，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可怕的挫折，因为我们将要对付一个绝对不讲道理的凯马尔。我相信勇敢的道路就是安全之路。首相有一天曾在内阁会议上说，对于他们双方，他同意来取不偏不倚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询问法国人，他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一起让希腊人知道，除非他们按照我们建议去做，否则我们将进行明确的干涉，通过封锁希腊船舰进入士麦那港来制止战争。这个威胁肯定是决定性的，他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也花费不了什么，因为地中海舰队占绝对优势，而且已经停泊在地中海。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赞成我们制止战争。与这个威胁相对应的许诺是，我们应该明白地告诉希腊人，如果他们切实遵照我们的意见行事而凯马尔蛮不讲理，我们愿给他们以有效的支持，包括充分动用海军的封锁武器对付土耳其人。一想到希腊人会以沮丧的心态发动这次新攻势，我就深感担忧。攻势一旦失败将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这简直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契克斯会议上达成一致的政策全部化为泡影。我还进一步考虑，倘若法国人拒绝参加根据情况对希腊或土耳其实行的海军封锁，我依然赞成我们独撑大局，因为我们完全拥有达到目的的所有必要手段，并能迅速将封锁付诸实施。然而，希腊军队已在经稳步挺进了，他们穿过崎岖难行的地带，开始了希腊自古代以来的最大战役。对这一幕值得进行比寻常叙说更详细的描写。在最初的调动之前，希腊军队集结了两个兵团。②右路或南路兵团由7个师和1个骑兵旅组成(3.2万步兵和1000骑兵)，集中在乌沙克附近的铁路线上；左路或北路兵团有4个师(约1.8万步兵)，聚集在布鲁萨。在这两支重兵之间从马尔莫拉海岸到士麦那以南的约40英里间隔上布置有岗哨线。土耳其军队也安排了两个兵团：北路有6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骑兵实际为骑马的步兵)，共计2.3万步兵，布置在铁路上的埃斯基谢希尔和马尔莫拉之间；南路兵团有10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共计2.5万步兵，大部分布里在库塔亚周围的铁路线上，但是其延伸超出了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5.1万：4.8万。希军还拥有大炮3：2和机枪8：3的优势，而且还有飞机及技术储备的较好供应。可是土军还有3个师(8000步兵)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安哥拉后面，2个师(5000步兵)分布在奇里乞亚东南部，另外有3个步兵师及2个骑兵师(6500步兵)布置在安哥拉以东170英里的阿马西亚地区。希军的目的是击溃土军和占领安哥拉，但是战争中唯一可用的铁路线士麦那—安哥拉铁路原本是东西方向，在这里却大致上呈南北走势，处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和埃斯基谢希尔土军战线的背后，因此作为第一步，有必要把土军从这个防御地段赶走。若有可能就将其消灭，然后进军安哥拉。军事行动以佯攻开始。7月9日，希军左路兵团两个师从布鲁塞向东移动，把土军北路兵团牵制在其阵地上，同时，另外两个师向东南进击库塔亚，与希军的左翼协同作战。3天后，希军右路兵团3个师攻打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的土军，将其击败，接着开始肃清通往埃斯基谢希尔的铁路沿线地区。留下1个师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右路兵团的余部和向南逼近库塔亚的左路兵团2个师，赶跑了土军，于17日进入该城。土军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以南，20日希军占领该城。康斯坦丁国王在这一天从雅典赴前线指挥。21日土军发起总攻，但遭到希军反击而全线受阻，被迫后退30英里，据守离安哥拉50英里的萨卡里亚河阵地，以控制通往本国首都的道路。希军获得战略和战术上的成功；他们占据了可以进一步向前挺进的铁路；但是他们并未摧毁土军或土军的任何部分。双方死伤损失大致相当，为7000人对8000人；但土军另外还有4000人被俘。图03、埃斯基谢希尔战役，1921年7月9日到20日。AfiumKarahissar，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Ainegeul，艾内盖乌尔；Altuntasn，阿尔通塔森；Avghin，阿夫欣；BalMahmud，巴尔·马哈茂德；Bazarjik，巴扎尔日克；Bilejik，比莱吉克；Brusa，布鲁萨；Chivrl，奇夫里尔；Eskishehr，埃斯基谢希尔；Gecheborlu，盖切博卢；Geune，盖乌内；Harmanjik，哈尔曼吉克；InEuhu，因欧胡；Kazli GeulHamman，卡兹利·盖尔·汉曼；Kovalija，科瓦利亚；Kutaya，库塔亚；Mudania，穆达尼亚；Scale ofMiles，英里比例尺；Seidi Ghazi，塞德—哈泽；Seugud，苏古德；Simav，锡马夫；TonluPunar，通卢·普纳尔；Ushak，乌沙克；Yenishehr，耶尼谢希尔。接下来是一个短暂的休战，其间两军进行整顿并准备下一阶段的作战。希腊人改善他们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修理铁路车辆和加强公路运输，集中了约500辆卡车、2000匹骆驼和3000辆牛车。穆斯塔法·凯马尔的运输和供应等方面都不如对方，他号召士兵的妻女干运输的苦活，因为缺少骆驼与牛。在战斗暂时停歇的期间，从无数村庄出来的土耳其妇女排成纵队驮着粮食、水等供应品，把它们集中到萨卡里亚河大拐弯处的东面，她们的民族指导者和统治者决心在这里作坚决抵抗。8月10日，希军在派遣第二个师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后重新向前推进，此刻他们的总兵力为7.3万名步兵，其中有5万名可用于进攻。土耳其有7万名步兵，其中4.4万名集结于萨卡里亚河畔，但另有8000名从奇里乞亚乘火车或徒步赶来。协约国不为希军在埃斯基谢希尔的胜利所动，14日在巴黎决定保持中立。05.图04、萨卡里亚河战役(也称亚潘·汉曼战役)。Aghiz Euzu，阿希兹—欧祖；Ak Lake，阿克湖；Angora，安哥拉；Atlas，阿特拉斯；August28th，8月28日；Bbeylik Keupri Sta.，贝伊利克—凯普里站；Beyjas，贝伊雅斯；BicheSta.，比切尔站；Bursal，布尔萨尔；Cheltik，切尔蒂克；Emir Lake，埃米尔湖；Furthest GreekAdvance September 1st，希军到达最远处(9月1日)；Geukpunar，盖克普纳尔；GunyuzuEuzu，金于聚—欧聚河；Iki Killsa，伊基—基尔萨；Ilija，伊利雅；InlarKatranji，因拉尔—卡特兰日；Istanos，伊斯塔诺斯；Jambakli，让巴克利；Jenna，热尔马；Kabak，卡巴克；Karpuzli，卡尔普兹利；KatranjiChai R.，卡特兰日—查伊河；Kawunji Keupri，卡温日·盖普里；Kholanta，霍兰塔；KurtTahajir，库尔特—塔哈日尔；Malli Keui Sta.，马里—盖乌伊站；Merjan，梅尔让；MohanLake，莫汉湖；Muhalichi，穆哈利奇；Muslim，穆斯林；Polatli Sta.，波拉特利站；PursakR.，普尔萨克河；Ramsuz Sherifli，拉姆苏兹—切里弗利；Saghzilar，萨赫齐拉尔；SaghzilarSta.，萨赫齐拉尔站；Sakaria R.，萨卡里亚河；Sari Keul Sta.，萨里—凯伊站；Scale ofMiles，英里比例尺；SivrHissar，锡夫里—希萨尔；Totak，托塔克；Uchbashli，乌奇巴里什利；Yaila，亚伊拉；YapanHamman，亚潘—汉曼；Yurme，尤尔梅；Zilar，齐拉尔河；Zumbeg，乌聚贝格。24日战斗打响。希军最初计划从南面绕过来进攻土军阵地，但到最后时刻，由于土军把兵力从右翼移往左翼，希军改变了计划，决定朝亚潘汉曼方向突破土军的中央阵地。但是希军最初和最大的进展是在南侧，这就使土军能从中央和左侧向前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希军的交通线受到土军袭击，希军遭受了弹药、食物甚至饮水的缺乏。希军逐渐将土军压退约10英里，但是由于管理安排紊乱，致使他们满怀信心期待着的胜机转瞬即逝。到9月4日时希军的力量已耗尽，双方实际上打成胶着状态，双方都用完了全部后备力量。战斗激烈，死伤累累。希军损失1.8万人，土军死伤较少但再次大批被俘。双方留下来的兵员人数几乎相等，准备稍事休息后再继续交战。可是希军政治战略上是被动的，即，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是失败；而土军的处境是，没有遭受压倒性失败就是胜利。这种情况率领土军的首脑完全知道。双方在9月9日之前都忙着整顿部队；凯马尔一直在怀疑希军是仅仅在休息呢，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或者打算撤退，那天他得出结论，敌方的攻势业已结束，于是下令总反攻。希军的顽强抵抗得到成功，但是对政治战略的危害太大了，9月11日晚，康斯坦丁国王决定退到萨卡里亚河以西。撤退得以巧妙地完成，但此举也宣告了希军在战役中的失败。现在，希军仍旧处于从埃斯基谢希尔通向南方的铁路线两旁。06.此时再次出现了干涉的机会。我分发了如下印就的备忘录：希腊与土耳其1921年9月26日希腊军队在试图攻取安哥拉时遭受了严重挫折，这在妥善解决东方问题的一长串机会上又增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现在不作真正的努力以确保问题的解决，那会让我们丢尽脸面。东方的这一部分普遍出现的消耗与毁损及其对世界普遍穷困的影响本身，就是干涉的充分理由。因此，现在不正是出面干涉以确保解决希腊或土耳其问题的时刻吗？这段时间的血腥和令人失望的再次交战，很可能使双方产生媾和的意愿。穆斯塔法·凯马尔可能不再有在贝基尔—萨米谈判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蛮不讲理的心态了，而希腊人则必定越来越接近于崩溃和爆发一场革命。现在，在希腊人重新发动攻势之前，该是把我们的想法向双方讲清的时候了。无疑，提出的条件必须重新考虑。我们自己已经确定什么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双方施加最大的压力，包括如果希腊不讲道理就封锁比雷埃夫斯港*，如果土耳其不讲道理就以金钱、供应品直接支援希腊。在最近3个月里我们似乎无所作为，只是眼瞧着这种灾难性战争发展，要是我们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在美索不达米亚遭受可怕的侵扰。然而什么都没有做，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进入了一段虚假的平静时期。事态的进程停顿下来，这是一个讨论中的间歇，一种政策的缺口。下一章将解释这个缺口是怎样填补的；但在描述最后的打击之前，不管怎么简短，都应该概述一下与土耳其力量的复兴同时发生的次要的亚美尼亚悲剧。07.前文讲过，俄国和土耳其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新灾难，对亚美尼亚人是毁灭性的。大战中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给了他们前所未知的最公正和最广阔的希望，然后又突如其来把他们击倒于地——这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亚美尼亚民族长期的苦难主要是由其家乡的地理结构造成的。亚美尼亚高耸的山峦，伸展穿越小亚细亚半岛脚下，高地上有几条大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山脉增加了地形的崎岖。这些山脉之间的谷地，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一直是西方小亚细亚和东方波斯及中亚每次入侵和反击的必经之路。古代的米堤亚人、波斯人、罗马人，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波斯萨桑王朝的君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中世纪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浪潮般连续入侵、征服、瓜分、放弃和再征服这些崎岖的地区，而在这里，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独立，在坚持不懈地奋斗。俄国自崛起以来，一直想把亚美尼亚地区占为自己的疆域，自然边界的斗争在俄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大战开始时，亚美尼亚被俄国和土耳其瓜分，她遭到武力或实际屠杀的压制，人民没有防卫手段而只有秘密社团，没有武器而只有密谋与暗杀。大战把他们拖上了新的邪恶列车。巴尔干战争后，泛突厥主义鼓吹者抛弃了作为重建国家的手段的“奥斯曼化”和“土耳其化”。他们把奥斯曼帝国遭受的灾难部分归咎于国内非土耳其各族的反抗。他们使用生硬但深有含义的语言做出结论，说这些种族“不值得考虑，他们比靠别人养活的累赘更坏，他们只能完蛋”。爱国的土耳其人希望，重建的国家由土耳其族人单独构成。这个目标即便切实可行，也只能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才能达到。因此可以说，土耳其人以执着的态度走上这条路越早，实现理想就越快。从1912年起，土耳其人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欧洲国家过了很久都未察觉。但是亚美尼亚人的消息比较灵通。他们知道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将并入大土耳其国家，如果真是这样，包括俄属亚美尼亚在内的亚美尼亚高原将归于土耳其的统治，从而危害他们民族的整个未来。大战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土耳其政府为推进自己的目标，试图得到亚美尼亚人尤其是俄属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以对付俄国。土耳其政府向亚美尼亚族领袖提出了严酷的抉择方案：他们要么把自己控制下的民族力量投向俄国或土耳其，要么任凭本民族分成两个部分在战场上自相残杀。他们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即如果战争来到，他们的身处土耳其和俄国境内的人民应该为各自的政府效忠。这些领袖们认为，在双方大战中同胞自相残杀，总比把民族的生存押在哪方胜利上要好。当土耳其进攻俄属亚美尼亚时，沙皇政府担心，如果亚美尼亚人成功地保卫了高加索，会危险地点燃这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愿望，于是把征集到的15万亚美尼亚士兵派往波兰和加利西亚前线，调来别处的俄军守卫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家乡。这15万亚美尼亚士兵中能在欧洲战役中幸存下来或者能在大战结束前回到高加索的寥寥无几。这就够悲惨了，但是更坏的还在后面。土军的作战计划失败了。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他们对高加索的进攻被击退。他们怀着怨恨撤退。他们责骂在土耳其东部地区为俄国充当间谍特务和袭击土军交通线的亚美尼亚人。这些指责也许确有其事，但是不管真假，亚美尼亚人招致了土军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其实与土耳其人原先就有意制定的政策是一致的。1915年，土耳其政府开始残酷地对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臭名昭著的普遍屠杀和流放。有三四十万成年男女和儿童逃入俄国领土，另有一些人逃入波斯或美索不达米亚。在小亚细亚进行的这次种族清洗，就其规模之巨大而言，做到了这种行动所能做到的彻底程度。据推测遭殃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25万之众，其中一半以上丧生。勿庸置疑，这次罪行是为政治目的而计划和实施的。在土耳其土地上清洗一个基督教民族有其自然原因，因为这个民族反对土耳其的各种野心，珍视本民族追求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只有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才能实现，并且他们的定居地在地理上又处于土耳其和高加索的穆斯林之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英军在加利波利半岛的进攻激发了土耳其政府的残酷暴行。泛突厥主义者甚至认为，即使君士坦丁堡沦陷、土耳其战败，完成这次清洗也会给土耳其民族的未来带来永久性好处。尼古拉大公于1916年初来到高加索，1916年2月，他巧妙地占领了埃尔祖鲁姆，征服了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土耳其领土，这重新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希望。美国的参战使他们的希望升得更高。然而俄国革命熄灭了这个希望的火花。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追述随后发生的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纠缠成一团的冲突。1918年初，俄国在高加索的军队放弃小亚细亚战线，俄军瓦解为武装的暴民，争先恐后登上返家的火车。俄国人走了。土耳其人尚未来到。剩留下来的亚美尼亚男子拼尽全力保卫他们的家乡。由于俄国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抱成一团，在志愿人员的帮助下曾有一段时间成功地阻挡了土耳其军的前进。他们的15万士兵业已死亡或溃散，他们能召集的人数从未超过3.5万人。1918年2月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是土军向东总进军的信号。亚美尼亚防线被压垮；到5月份土军不但收复了被大公占领的地区，而且占据了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并准备向里海推进。与此同时，伟大的协约国军大步向前，英、法、美军击败了法国境内的德军，英印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土军在高加索达到目标(为此他们冒了极大风险，疯狂地犯下屠杀和其他各种罪行)之时，他们的整个国家和社会体系砰然倒坍。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人散布于各地，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许多地区被灭绝，在大屠杀中丧生，在战争中阵亡，以及在强迫流放——一种不费力的杀人制度——中死亡的，至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约250万人的社会中，有75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情况结束了。亚美尼亚人早期遭受的苦难与屠杀，赖大名鼎鼎和才气横溢的格拉德斯通先生之力为英国人和自由世界所知晓。可是对亚美尼亚人的看法却有很大分歧，一派强调他们的遭遇，另一派则强调他们的弱点。不过无论如何，整个英国与美国，与普遍漠视东方及中东民族命运的西方其他民主国家不同，她们深知亚美尼亚人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这个引人关注的领域被宗教、仁慈和政治之灯照亮了。施加在亚美尼亚人身上的残暴行为，激起了遍布英语世界的纯朴而侠义的男女的怒火。现在该是亚美尼亚人最终得到公正待遇并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和平地生活的时候了。他们的压迫者和暴君已被战争和革命打倒。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几个民族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愿意看到自己得到补偿。五大协约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读了这几页文字的读者对此却不会抱有幻想。当战胜国在巴黎开始讨论亚美尼亚问题时，她们的团结解体了。她们的军队不见了，她们的决心只表现在几句空话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接受亚美尼亚的托管权。英国、意大利、美国、法国看着它直摇头。1920年3月，最高会议提议将亚美尼亚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国联因缺乏人力与资金的支持，很快便谨慎地谢绝了。不过，毕竟还有一个塞夫勒条约。8月10日大国强迫君士坦丁堡政府承认尚未确定何去何从的亚美尼亚为自由独立国家。条约第89条规定，土耳其必须服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关确定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比特利斯各行政区里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边界问题的仲裁，并接受他对此的决定以及他关于亚美尼亚出海口的规定”。直到1920年12月，威尔逊总统才完成此项崇高职责。他划定给亚美尼亚的边界实际包括被俄军一直占领着的直到受革命影响自行解体为止的所有区域；这些区域再加上埃里温共和国，使亚美尼亚民族家园面积几近6万平方英里。由于理论上对亚美尼亚的权利要求作了如此慷慨的承认，因而这个新国家内的亚美尼亚族与希腊族人口实际少于穆斯林居民。在权利要求上做到了公正，而且做得非常充分。然而这只是存在于纸上的。近一年以前即1920年1月，土耳其军队攻打奇里乞亚的法军，把后者赶出了马拉什地区，同时屠杀了近5万亚美尼亚居民。5月，布尔什维克军队入侵，制服了埃里温共和国。9月，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人勾结，将埃里温拱手送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在奇里乞亚，由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又一次遭到大规模屠杀。连在奇里乞亚最后建立法国保护下的小小的亚美尼亚自治省的希望也归于破灭。10月份，得到安哥拉的同意，法国从奇里乞亚撤出全部军队。在记录土耳其与协约大国达成的最后和平条件的洛桑条约中，历史将找不到“亚美尼亚”这个词。————————————①威尔逊总统病倒，克列孟梭退出政界，奥兰多在选举中失败。②见原书第399页形势图。*雅典外港。——Franc.She第19章、恰纳克希腊士兵——沉默的紧张——英国的冷漠，法国的敌意——美国退席——古纳里斯的呼吁——精疲力竭的劳合·乔治——与俄国的协议——土耳其暴行——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设计——决定性战役：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腊军的毁灭——严峻的局势——估计——中立区——惊恐和失望——英国舰队——致自治领的电报——9月16日的官方公报——解释问题——新闻赶上电报——自治领的回答——法军与意军的撤走——军事措施——恰纳克的地位——战略再保证——我的9月30日备忘录——凯马尔的两难选择——穆达尼亚——危机结束——洛桑条约。01.希腊悲剧的最后一幕现在开始了。它延续了近一年时间。希军未能到达安哥拉，或者说未能征服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1921年9月希军在萨卡里亚河遭到失败，于是退回保护士麦那至艾金省的中间防御阵地。他们一月又一月心情忧郁但仍顽强地据守在那里。希腊士兵常常成为不理不睬的对象并饱受歧视，对于这一点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设想一下一支20万人的军队，他们是一个由小国家动员并送上战场达10年之久的部队，被围困在小亚细亚的中央；在他们背后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各阶层人民都卷入了党派纷争；他们远离家乡，失去了有效的政治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欧洲大国和美国抛弃了；他们食物缺乏，装备破损，没有茶，没有糖，没有香烟，没有希望，甚至没有绝望挣扎的计划；同时在他们前后左右潜伏着、巡行着随时准备将其吞噬的强壮、无情和更有信心的敌人。战斗的考验是艰难的，但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能忍受。然而这里是一种由于在痛苦中煎熬、空话太多、拥有的东西太少、无所作为而令人身心俱疲的长期紧张状态。波托马克河沿岸万籁俱寂，只有偶尔漫步经过的警戒哨兵，当他以自己的节奏来回走动时，被隐藏在灌木丛的敌兵一枪射中。波托马克军的身后是强大国家，有清晰的世界事业照亮它的刺刀，有充足的食物、服装和援兵。士兵们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确信能够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是笼罩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头上的则是不知不觉中不断增加的孤独感，其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基地逐渐崩溃，祖国陷于分裂，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高昂的斗志达9个月之久。穆斯塔法·凯马尔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其证据之一是，他能够等待，而且确实满足于等待，并有能力迫使对方与他一起等待。他明白时间和轻微的骚扰会使他现在觉得有把握采摘的果实成熟。9个月对于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在这9个月中，土耳其人一直在等待，而希腊人则在困苦中煎熬。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期望能够解决土耳其问题和促使希腊撤军。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半心半意进行的，即便政府领导人经历了最大规模战争的磨练，但是由于缺乏集体力量和坚定信心，此时做出的决定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种虚弱无力的状态只能用如下理由解释：饱经战争磨难的大臣们普遍心力交瘁，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分歧，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关于这几点理由，最后一点留待以后再谈。这一段是东方似乎处于昏睡状态的时期，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由于国内的政治之风越刮越猛，看到有一个地方的形势至少处于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对于公众都是一种安慰。可是一直以来，濒于破产的希腊一星期就要在小亚细亚花费25万英镑，希腊的韦尼泽洛斯追随者与保王党人在殊死对抗中彼此怒目而视；像英国远征南非那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在海洋那一边不断萎缩和损耗。在某些情况下，强硬措施是表现慎重和仁慈的唯一形式。坚决动用英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依然举足轻重)，强迫希腊让步和土耳其克制，把她们的头按到一起相撞直至使她们安静下来解决问题。这些是我的见解。但是，他们说，“该由谁来按她们的头呢？我们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调遣。我们不能让自己卷入外国的战争。”然而，这种结论难道不是早就可以想象到的吗？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点一点地过去，活力也在一点一点衰败。与此同时，党派政治开始愉快地在壁炉中噼啪作响；自由党说：“我们当权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工党说：“失业者怎么办？”保守党则说：“现在难道不是由我们来组建政府的时候吗？”每个人都说，“那里的问题看来总会得到解决，无论如何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折腾得还不够吗？”然而法国人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早在韦尼泽洛斯离开雅典时，他们就将希腊从账户中抹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代表依然留在安哥拉。新土耳其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法国。她能给法国奇里乞亚的和平，能减轻叙利亚的不满，此外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机会。从安哥拉挺进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在得到法国的善意后，将有许多东西可以奉献。能言善辩、貌似可信、热情而野心勃勃的M.富兰克林—布永已经到了安哥拉。1921年10月20日，他签订了法国与民族主义土耳其之间的互利协定。穆斯塔法·凯马尔需要军火——法国有充足的军火；他缺乏大炮——有谁能制造出比克勒索更好的大炮呢。至于飞机，任何现代军队无论如何总应该有几架。可惜他得不到飞机。政策的分歧以及个人的不能和谐相处，使英法间在此时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分离。虽然这种日子已经过去，英法建立了新的和更加相互理解的团结，但当时的情况必须记录下来。美国这时在哪儿呢？她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震动英国政治和政治家的所有国内紧张压力，在美国以更激烈的程度发生了。1920年的总统大选将威尔逊和民主党暂时完全赶出了政治舞台。被他们不公平对待和激怒的对手现在掌了权。这些人的政策是准确地找出威尔逊总统希望或承诺做的事情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一度曾似乎愿意成为君士坦丁堡和亚美尼亚托管人、曾明确表示承担划定亚美尼亚边界任务的美国政府，此刻耸耸双肩，从道德上对愚昧无知的旧世界的争吵与糟糕局面教训了一番，真诚地表示了对上帝的感谢，只留下了一些有用的纪念品，然后就撒手不管，回家去了。上边这些话也许不能算是对三大国态度的赞美之词，然而当初，希腊人就是应这三大国的要求才入侵士麦那的。但是说三国中任何一国懦弱、卑鄙或冷酷都是错误的。现代社会各方势力如此强大，而领袖们个人相对又如此渺小，因此保持平衡可谓如履薄冰。变化的出现如此频繁，集体生活如此不可抗拒地向前推进，以至于不应指望各大国有太多的活力，能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有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显得伟大崇高，而有的时候所有国家又都会是冷漠呆滞。康斯坦丁国王和他的首相古纳里斯在这些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应当想到这个道理。我们概述的这次军事行动截止于1921年9月希军进军安哥拉失败，从萨卡里亚河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以东的冬季阵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近一年。与此同时，注定要失败的古纳里斯奔走于雅典和伦敦之间，乞求获得使作战得以继续的费用与武器，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使其摆脱战争。他拜会了寇松勋爵，而后者以周全得体的礼节接待了他。在这些会见中古纳里斯的主要努力是把希腊苦苦挣扎的命运交到英国一国的手中，而寇松勋爵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任何形式或意义上承担这个可怕的责任，但同时又劝说希腊接受协约国的调停。总的说来寇松勋爵取得了成功。他使古纳里斯意识到英国不会做任何事情，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得到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帮助。可是即使这样的机会看来也希望不大，因为法国现在热情地支持并重新武装土耳其人，而英国不打算为了亲康斯坦丁的希腊的缘故卷入纠纷。一方面是即将溺死者拼命呼救，另一方面却是无意跳到水中去的人在岸上提出忠告！这种态度对于寇松勋爵也并非没有道理，他向来在外交部的指导下扮演着从不妥协、慎重行事和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角色，他当然觉得没有义务也不情愿为希腊人冒个人或国家的风险。据他的传记作者透露，他喜欢详述某个事件，但一旦整个过程由他口中或笔下确定下来，他就失去了兴趣——这是寇松勋爵的缺点。他了解和哀叹希腊的苦境；他憎恨土耳其人，害怕他们增强力量。法国人不但突然丢开了所有对希腊的义务，而且实际上站到了土耳其一边，这使他颇为愤慨；然而他常常无力采取任何意义上的实际行动。事实上他很少深入探讨事情表层以下的性质；但是他能把外交会谈处理得极为妥当，不乏流利和雄辩的宏文大论。例如，他没有对古纳里斯说过，“立刻撤出小亚细亚，否则英国舰队将封锁比雷埃夫斯。”也从未对法国人说过，“做这件事要顾全友好关系，否则我们将对欧洲失去兴趣，从莱茵河撤回我们的军队。”我们不能由于他没有做这件事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而责怪他，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足以改变事态发展方向的或好或坏的任何事情。可是首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他渴望希腊成功，更渴望希腊摆脱困境，他本人是敢于冒险和足智多谋的楷模，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但却还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毕竟，这回又是他一直在苦心寻找的那种摆脱暗淡场景的机会。支持联合政府的力量在迅速瓦解，他受到保守党官员的嘲弄与藐视，他自己的追随者被切断了与本党的关系，他们的政治生活就如同花瓶里的花朵。在战争及其后果的凶猛胁迫下，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政党的支持和许多友谊。然而他依旧是“经受住了暴风雨考验的领航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属于他的荣誉；他仍然是伟大的劳合·乔治，那个出生于英国村舍的最著名人物；他仍然拥有以辞职来终止政府任期的决定权。当然，他可能说过，“如果对希腊与土耳其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政策，我就离开政府。”可是他被他操办的各种事务累坏了，更糟的是，他还要负责统帅部的日常事务和例行公事。实际上他还曾与布尔什维克在热那亚进行过谈判，并上了他们的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位把韦尼泽洛斯拖下台的古纳里斯结束他的最后一次伦敦之行后回到了雅典，去吞下他自己埋种的苦果。丘吉尔先生致寇松勋爵的信1922年4月26日与你一样，我深切关注这次在热那亚了解到的情况。①我早就预见到德国与俄国勾结到一起的危险，并经常在演讲中提醒大家。我认为，能够阻止或者至少能够更改和推迟这种罪恶倾向的最佳政策是获得法国的信任，以此令英法德三方在互助和安全方面达成谅解，从而使德国知道，站在英法一方会让她有希望得到光明的未来，而单独与苏维埃交往则会让她失去这个前景。……这个政策的基础永远是向法国做出保证(即保证在她遭到侵略时提供援助)，我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依旧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法国的重要信任，才有可能使英法与德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然而这些愿望可能是空想，解释起来似乎不复杂，但遵循这些愿望制定的方针似乎可以确保我们安全地工作不仅是一个月而是一年、不仅是一年而是好几年。但是首相来取了全然不同的路线，在我看来，在他的路线里，外交部没有什么机会让它的特殊想法发挥作用。首相政策的大目标是莫斯科，使英国成为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尽可能密切的国家，从而成为欧洲的保护者和保证人。我看不出这个政策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哪怕是微小的利益……那里没有任何会结出许多年的果实的贸易利益。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引导、拉着或拖着沿这条道路稳步走下去。我们对俄国的态度使我们疏远了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民主国家。在我们急于安抚布尔什维克的同时，我们失去了如此之多的信任与善意，以至于我们现在几乎已没有多少影响力来限制法国对德采取粗鲁行动了。然而，我们原本是应当尽全力保持这种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的。我确信，如果我们一直是她们的好朋友，并保持她们对我们的善意，我们本来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影响和改变她们的行动的。但实际情况是，在主要与俄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正被拖入与法国濒临破裂的危险境地。我不准备仔细考虑这件事。我担心其结果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好，法国和诸协约小国将以强硬和激烈的行动保卫来她们的立场。德国与俄国将密切她们的联系，我们将成为一种普遍干涉他人事务的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政策。而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与法国之间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我完全能理解你有许多理由抱怨她们在那里的行为。同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有关土耳其的政策，不但有悖法国的利益，而且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对于我们继续支持希腊人和敌视土耳其人，法国人不能理解，他们看不出这种做法所牵涉到的英国利益，因而不断地怀疑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寻常的动机。这给两国间的关系又添了一长串困难。我高度赞赏你在巴黎为恢复已受致命损害的形势所做出的努力。下面再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接下来是一系列表面的外交活动。白里安在戛纳会议和1922年1月份高尔夫球比赛后下台，普安卡雷接替他执政，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党徒，并没有被认为是那时新出现的大人物。他通过反对党的胜利进入政府，想的只是赔偿、莱茵河和鲁尔河。如果当时土耳其人能帮助法国，对他们当然更好。如果康斯坦丁国王遭害，他活该如此。如果希腊人因选择康斯坦丁国王而受苦，这不关他人的事。读者务必了解，所有这些都是用最得体的语言表达的，这些语言绝不会使国际联盟脸红，而我们的这段文字只是意在把它的后果含义传达给读者。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慢吞吞地着手同时与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谈判。从技术上说，战争还在继续，但实际上，从1922年3月底到5月底，小亚细亚的武装冲突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最终于3月22—26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会议建议停战，同时提出使希腊撤出小亚细亚的和平条件。希腊接受停战，关于和平条件未作答复。而安哥拉则提出，除非希腊先行撤军，否则拒绝停战。僵局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5月份，关于安纳托利亚的流血事件的迟到新闻开始慢慢出现在报纸的次要栏目中。每天都有基督徒被屠杀的报道。1920年冬季土耳其人在高加索犯下暴行的细节(当时有5万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以及在1921年秋季希腊人被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驱逐流放的惨状，现在第一次传到欧洲。1922年6月，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希腊人的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正在全力进行。尽管法国人努力掩饰这些暴行的严重程度，并证明希腊人也有小范围的类似暴行，但是当前的公众舆论已经坚定地转向反对土耳其人。7月，康斯坦丁及其首相古纳里斯在绝望中准备发动一次机敏的打击。他们从小亚细亚迅速召回两个师，与色雷斯的希军会合，然后要求协约国准许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占领该市的力量，这个尚无行动的威胁在变得人人皆知时震惊了安哥拉的土耳其人。如果让希腊得到协约国准许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则很可能会使希军从小亚细亚撤出在和平谈判中成为一个堂而皇之并痛苦较小的筹码。可以肯定地说，自希军在萨卡里亚战败后，只有占领君士坦丁堡才能恢复希腊王室和保王党人的好运。希腊至少可以向协约国争辩说，即便她们不帮助希腊人作战，也不应当阻碍希腊人的行动；如果她们按照常理不得不予以阻碍，那至少也应当全力和积极地帮助希军借助她们的军舰撤出。然而，这个打算再次落空。英、法、意部署武装力量，禁止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尽管可以通过周密安排掩护希军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但是由此产生的持续性后果只能是削弱受土耳其威胁的战线上的希军力量。这是大灾难降临前的最后行动。穆斯塔法·凯马尔不动声色地等待的那个时刻现在来到了。他知道希军从他这条战线调出了两个师去色雷斯。他知道这次调动使希军与土军力量均等。他了解，在他前面的希军都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小亚细亚。由于至少有一个大国用武器和战争物资提供了援助，所以他现在装备良好，甚至还占据了小规模的空中优势。他技巧高超地布置了复杂的作战行动。他威胁伊斯米德半岛和布鲁萨，把希军引向北部；他派骑兵飞掠过梅安代尔河谷中的艾金以东地区，引诱另一半希腊师去往南部。他为他的主要战役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阵地集中了约8万名步兵和骑兵以及180门大炮。希军集合了约7.5万名步兵和350门大炮。8月26日早上，土军以3个军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西南15英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到翌日下午，希军战线被土耳其第一军决定性地突破，希军总退却开始。退却很快变成溃败。希军大部逃向士麦那。他们飞速逃窜，到8月31日时与在后面追击的土军脱离了接触。新上任的总司令特里库皮斯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于9月2日被俘。他们曾设法发起一次反击，但早已指挥不动本军的士兵了，结果整个司令部落到了一个土耳其骑兵中队手中。虽然土军主力3天内推进100英里，但在9月9日到达士麦那之前，他们从未赶上过希军。到土军入城时，大量难民和4万希军已经登船。不过仍有5万希军成为土军战俘。希腊第3军退往他们在马尔马拉海的基地。当他们接近穆达尼亚时后有追兵迫近。有一个法国军官通知他们，他们已进入中立地区，必须缴械。先遣的两个团的团长知道穆达尼亚并不在中立区内，于是拒绝缴械，带领部队成功翻越山路前往潘泽尔马。但是部分希军主力向法国人缴械，最终被移交给凯马尔军，其余希军则在潘泽尔马放弃大炮辎重后乘船逃回希腊。这样，在从8月26日起的两周中，应英美法要求进入安纳托利亚、三年里成为协约国反土耳其政策的基础和协约国之间耍阴谋的对象的希腊军队，不是被歼灭便是被赶下大海。土耳其再次成为小亚细亚独一无二的主人，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一把火将士麦那烧为灰烬，大肆屠杀城内的基督教居民，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然后掉转矛头，充满希望地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发。希腊不顾后果的行为，协约国的一再拖延、意见分歧和阴谋酿成的大灾难，如今震惊了欧洲。塞夫勒条约签署国一直在用希腊这块盾牌使自己躲藏在幻想的世界里。但现在这块盾牌粉碎了。只有十几个营的步调不一致的英法意军，处在进退两难之间，是回欧洲呢，还是恢复战争？士麦那的大火和恶毒的屠杀是君士坦丁堡可能的命运的预示。新土耳其入侵欧洲的后果是无法预计的。有君士坦丁堡资源与人力增援的凯马尔军队与希腊军在色雷斯的争夺，必然使每个巴尔干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不受约束、野性难驯的土耳其军重新进入欧洲，浑身散发出不利于基督教徒的血腥味，这毕竟是发生在大战之中，必然会成为协约国的最大耻辱。协约国在任何地方的胜利都没有比对土耳其的胜利更全面，然而胜利者的力量在土耳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傲慢藐视；到最后，所有通过战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加利波利半岛、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萨洛尼卡前线的沼泽牺牲了多少万生命，牺牲了多少向这些庞大远征军输送军火物资的船舰所取得的所有殊荣，协约国的人力、武器、财富等各种资源在战事需要中的消耗，这一切全在耻辱中化为乌有。对土耳其毫无疑问的绝对胜利是由军队放在巴黎和会的会议桌上的。4年过去了，光说不干的人把它演变成了失败。4年过去了，世界因漫无目的的屠杀而变得更加黑暗——不但是战场上的屠杀，被屠杀的甚至更多的是妇女、孩子、老人、病人和手无寸铁的人。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堂皇托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所有的雄辩宏论以及忙忙碌碌的众多委员会，把以前主宰绝对力量的人引导到了这种痛苦而不光彩的结局。然而，此时肯定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肯定还有时间，不仅可以补救灾祸，而且至少能够使协约国保持一定的尊严并保护欧洲免遭新的战祸。实现和平的责任有确切的严格的形式。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从查塔尔雅前线到伊斯米德前线，从黑海到达达尼尔海峡——被宣布为中立地区。凯马尔主义者同意尊重它；中立区的界限是与土耳其的军官一起划定的，并且留下了清楚的标志。仅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看到，当希腊寻求进入君士坦丁堡以挽救其危急命运时，同样是这些协约国宣布了中立区的神圣性，英、法、意军队实际上是以战斗队形开出营地，展示军旗以表达其保卫中立区的决心的。如果说协约国以联合行动缴希腊人的械，也许是拯救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唯一办法，这是正确的，那么阻止土耳其军通过同一中立区去进攻和消灭色雷斯的希军残部，难道不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吗？如果英国不顾其首相同情希腊的态度，与法、意军一起阻止希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法意两个国家难道没有同等义务与英国站在一起保护三国共同规定并约束自己维持的中立区吗？我们难道真的愿意让我们军队被赶出君士坦丁堡逃上军舰，让苏丹王、他的大臣以及遵照我们的指示停战的每一个人被当作他们国家的叛徒而受惩罚吗？士麦那的呼号声犹在耳边回响，三大国难道真的打算在土耳其军接近时逃之夭夭吗？他们会放弃他们亲手得到并承担直接责任的城市，任凭它遭受残酷报复，或者更糟，任凭它陷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需要做比虚张声势和废话连篇更实际的事情；除非一切无可挽回，否则必须有人坚决顶住。对意大利人不能寄予厚望。他们知道希腊人是被派遣到小亚细亚抢先夺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正当权利的。现在希腊军队已被赶入大海，与希腊的美梦一样，意大利觊觎那里的野心也被打破，至少是受到了很大打击。然而法国，这个雄武的国家，善恶大决战中协约国的队长，福煦与克列孟梭的法国，她不愿意履行她的义务吗？富兰克林—布永应负主要责任的那些小错误或许值得体谅。劳合·乔治和普安卡雷之间的感情与谅解已经完全破裂。各种各样的互相反感在他们之间发挥着作用。劳合·乔治建立大希腊帝国的政策几乎没有考虑法国的利益，与土耳其人的长期争吵使法国在新近以武力获得的叙利亚领土上陷于特别困难的境况。实际上，首相的这项政策是英国大多数舆论所主张的，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它是一项个人的政策，而且它的制订者只能有限地实施。法国人不能理解英国人要追求什么。其他分歧则源自赔偿与和平条约，而法军入侵鲁尔的阴影黑黝黝地悬在欧洲虚弱复兴的上空。英法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很难相信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往事，一起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掩埋了如此之多为共同事业牺牲的死者，在烈火熔炉中以良好的伙伴关系拯救了自己之后，关系就这样快速地破裂了。毕竟，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困难，就像好朋友之间的无礼行为。形势突然变得令人害怕。根本性重大问题像花岗岩一般升起在泡沫和粘土之上。我们有权期望法国遵守承诺维持中立区；回想起这是君士坦丁堡法国高级司令部发自天性的行为，总是令人欣慰的。9月11日，三大国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的军队绝对不可越过中立区。英国的弱小兵力在埃斯米德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旁的恰纳克筑起防线，并得到了法军和意军分遣队的增援。要想避免交火三大国就必须一起行动，从而使穆斯塔法·凯马尔深信，如果他在界线之外止步，他就能得到满意的和平，要是他执意进入中立区，他将面临与无限资源对抗的前景。倘若我们三国都采取“落后遭殃”的心态争先行动，则将战火燃起，鲜血横流，大概谁也说不清怎样才能恢复和平。在人类的任何争执中，如果一方宣布自己完全丧失了争斗的愿望和体力，随后就会发生无穷无尽的祸殃。我一直是以个人线索把本书叙述的重大事件串连起来的。读者也许相信，我在尽最大努力阻止这种可憎可怕的形势成为现实。可是这种形势毕竟出现了。复兴的土耳其人正在进军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进而还要进军欧洲。我想应当制止他们。如果不幸的是土耳其真的重新进入了欧洲，那也应该有条约进行制约，而绝不应是一种践踏秩序的行为。失败是令人恶心的苦水，而且有人想让有史以来最伟大战争的胜利者大口地饮下这一苦水，虽然这是不会被接受的。当一个人知道只需作一个姿态就能立刻恢复对事态的全面控制时，那当然值得作一次努力。所以在经过三年尽我最大力量取得与穆斯塔法的友好和平，以及确保希腊军队小亚细亚撤出，并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反对我这位首相朋友以后，现在我发觉自己全心全意地站在他一边，抗拒我一直谴责的这个政策产生的后果。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业上与一小批坚定的人志同道合，他们是首相、贝尔福勋爵、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并得到了三位参谋长贝蒂、卡文和特伦查德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政府可能会解体，我们可能被解职。国民可能不支持我们，他们能物色其他人为他们提供主见。新闻界可能吼叫，协约国可能拒绝支持。我们决定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强迫他们坐下来和谈。我们的目标不高，我们的力量不大；过去三年里由于大事处置严重不当，致使国内和整个帝国的舆论非但不打算支持我们，而且实际上会以先入之见歧视我们必须采取的那些微小而粗糙的必要措施。那么应该怎样阻止土耳其人呢？阻止他们后又该怎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坐下来谈判呢？这的确是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一队队的军衣破旧但彪悍勇猛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人——撇开他们的暴行不谈，就其永不对自己的祖国绝望而言他们理应赢得尊重——正源源不断地朝北奔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会在中立区前止步吗？在猛然发觉严重危机降临的许多人看来，我们没有抗拒危机的办法。对方的力量被荒谬地夸大了。有人告诉我们说，穆斯塔法，凯马尔有15万装备精良的步兵，组成了许多个师，在大战中就像拥有百万雄师；在这些部队后边有另外15万士兵；在更后方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卖给他们武器，以此寻求他们的好感；所以看来这两个大国不可能给予我们太多帮助。有人还是希望法意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人情味。但是，如果真的要由英国单独制止土耳其人重新进入欧洲，这是“她能力范围以内”的任务吗？在这里，值得花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们因占有加利波利半岛和拥有无可争议的制海权而享有的特殊战略地位。英国的地中海舰队驻在马尔马拉海，它的小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往来游弋。除非在夜间零星和偷偷摸摸地潜行，否则陆军不可能从亚洲进入欧洲。可是据说，土耳其人将把大炮运到上述两个海峡的亚洲海岸，炮击小舰队和供应船只。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有什么炮？原来他们就连能够击毁小型战舰的大炮都不拥有，而我们却拥有巨炮。当然，他们还是能够炮击我们的小舰队的。但是贝蒂说海军经得住这种干扰，而且还会开炮反击。只要英国舰队保住这条欧亚深水航线，战火就不会烧到色雷斯。9月15日，英内阁举行长时间会议。查尔斯·哈林顿爵士在君士坦丁堡统率协约国军。他在第二军任职期间的老首长普卢默勋爵到达那里访问。勋爵发来电报说，他深信哈林顿将军的安排是正确和周密的。在他看来局势非常严重，需要毫不拖延地采取坚决的决定性行动。他看得很清楚，凯马尔主义者企图把他们的条件强加在协约国头上——最好使用威胁力量，倘若威胁不产生结果就真正动武。如果任凭事态进一步发展，可以绝对肯定，我们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被赶入死角。以上就是他的观点。根据这个判断以及其他情报，内阁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体一致的话)做出严肃决议。我奉命立即为首相起草致各自治领的电报，通知它们目前的紧急形势，要求它们提供支援。我据此拟就电文，内容是内阁已做出决议抵抗土耳其军对欧洲的侵略，努力阻止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协约国军赶出君士坦丁堡，尤为重要的是牢牢控制加利波利半岛以维持海峡的航行自由。我们收到法国政府的通知，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告诫穆斯塔法·凯马尔务必不得破坏保护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中立区。意大利人也与我们协调一致行动。我们希望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也能派军参与，保卫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深水航线，于是将此意分别告诉了这几个国家。我们将我们的意图通报各大国，一个英国师已整装待命，要去增援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海军将给予最大程度的必要合作。我拟写的电文继续说，这些安排的目的是，在有可能保证与土耳其达成巩固和平之前安全度过必然会出现的一段变化难测的时间。我们建议为此目的应在威尼斯或巴黎召开一次会议。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有足够力量在和平达到之前保持我军在海峡周围和在君士坦丁堡的阵地。如果大国的大批部队一起行动并建立巩固的战线，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似乎就不大可能发动进攻了。首相的电报还说：“迄今不曾遇到丧失勇气的希军的认真抵抗的这些土军，估计人数在6万到7万之间，但及时的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协约国军在君士坦丁堡失败，或者从该区域可耻地撤出，那么在我们应负有责任的印度和其他回教地区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我极愿知道各自治领政府是否愿意与我们联合行动，是否愿意以它们的名义派出一支远征队。……全体自治领或任何一个自治领宣布予以响应，并派出一支即使规模不大的远征队，其本身也无疑将对局势发挥最有利的影响。”第二天上午(星期六)，我又应首相及其主要同僚(除了寇松勋爵，他如今是他家乡选出的议员)的要求拟写了一份公告。我们觉得不应让公众长时间不知道这种形势及其严重性。这份公告被指责为危言耸听，语气具有挑衅性，肯定不能为重要人士所接受。我愿意把公告的部分内容再现如下，供读者在回顾中加以判断。“……凯马尔的军队迫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安哥拉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同意这个要求，那就等于失去不久前的战争中对土耳其胜利的全部果实。隔开欧洲与亚洲、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深水海峡会对世界和欧洲的利益产生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认为海峡的有效和永久性自由通航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并准备为此付出各种努力。政府极为满意地得知，法国与意大利在这方面与英国看法相同，而另外两个大国对此也特别关注。“君士坦丁堡的问题稍有不同。有两年多时间，大家决定不应使君士坦丁堡脱离土耳其，去年1月份的伦教会议通知该市和安哥拉土耳其政府的代表，只要其他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调整，协约国准备将该市归还给土耳其。“英内阁希望，应尽快在其他相关大国普遍接受的任何地点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应做出决议和持久努力，以确保与土耳其的巩固的和平。但是这样的一次会议不可能立即召开，会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凯马尔派军队攻打中立区的问题，而中立区如今是保护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屏障。“英法政府指示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和安哥拉政府，这些中立区是在三大国保护下建立的，必须得到尊重。“然而，鉴于凯马尔主义者的激动情绪和过分要求，简单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外交行动上将是无效和危险的。必须具备足够武力来保卫两个海峡的自由航行和保护欧亚间的深水航线，以防止充满暴力和敌意的土耳其的入侵。协约国军如被穆斯塔法·凯马尔军逐出君士坦丁堡将是最具灾难性的事情，无疑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反响，不但会影响所有穆斯林国家，而且会影响所有在不久前的大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处于劣势的土军经过努力获得梦想不到的成功，这种奇观会使这些国家深受鼓舞。“此外，胜利的土耳其人在欧洲海岸再次出现，将在巴尔干各国造成最严峻的局势，很可能导致这个业已灾难深重的地区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阻止这个巨大危险以及保证两个海峡及其周围地区的秩序与和平，是新近战争中协约国的责任，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有可能召开一次会议来庄重、审慎而有效地商议，从而永久性解决问题。“陛下政府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作任何可能的努力。陛下政府已把这层意思告诉其他大国，与后者一起采取行动，共同防卫君士坦丁堡和中立区。“然而很清楚，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协约国也受到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罗马尼亚在大战中因两个海峡被封锁而失效。土耳其—保加利亚联盟尤其是给塞尔维亚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如果海峡被封闭，流入黑海的多瑙河沿岸的整个贸易活动同样会被扼杀。这些问题与希腊利益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陛下政府对这三个巴尔干国家阐明了情况，指望这些国家在有效保卫中立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陛下政府还向各自治领通报了情况，请他们遣派远征队，以保护它们业已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利益，保卫澳新兵团为之做出不朽功绩并奉为神圣的土地。“陛下政府的意向是立即(如有必要就以相当大的规模)增援在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指挥的部队，并给地中海的英国舰队发布命令，以任何手段对付土耳其军队对中立区的侵犯或穿越欧洲海岸的任何企图。”首相于9月15日晚7时前批准发给各自治领的电报，到午夜11：30，电报译成密码发出。电报随后需传送、译出和交递给各自治领政府。这个过程要到16日下午才能完成。到那时，我们的公报已通过新闻媒介闪现在全世界面前，而且实际上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关部长收到政府公文急件之前，消息就已传到当地报社的办公室。因此，部长们在亲手接到官方文件之前，就已被焦急的询问者和热切的志愿服役者包围了。这种状况令各有关方面深感烦恼。没有一个英国大臣预见到，17个小时以前得到批准、至少12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官方电报竟被报纸的消息赶上，并抢在前面透露给公众。然而无论如何，发布公报是因形势日趋严重和英国政府有责任警告公众而单独做出的一个决定。结果是自治领的部长们处于受愚弄的境地，他们自然被激怒了。他们对这样的办事程序提出了强烈抗议。宗主国所感受到的对劳合·乔治先生亲希腊政策的怀疑和普遍不赞同，以及对停战后协约国处理东方问题的普遍不满，全都反映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言行上。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没有意识到希腊军队的保护作用，然而正是在希腊军队的后面，我们大家才有3年时间生活在没有意义的和平中。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很难理解希腊军队的毁灭会给我们的事务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不过，所有自治领还是响应了我们的呼吁，宣布倘若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准备尽一己之力，当然得到本国议会的同意是前提。9月16日夜，新西兰政府发来电报称，“他们希望参与正在采取的行动并愿意派遣远征队”；20日又来电报说，“议会一致批准了政府的行动，已有5000多志愿人员报名参加现役。”几天之内，这个只有140万人口、曾在大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地区的报名人数增到了1.2万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众多参军的情况，这两个自治领政府也都因此产生了烦恼，直到实际危机过去后，烦恼才消除。当然，我们特别重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人，尤其是穆斯塔法·凯马尔本人，曾在大战中接触过澳新军团。对于残暴的土耳其人来说，让他们有可能再次面对来自地球另一方的可怕志愿者实在是一种折磨，没有比这威慑力更大的了。毫无疑向，我们精心传送过去的这个消息是最终避免战争的一个确定因素。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分歧引发了一段可悲的插曲。9月18日，巴黎命令恰纳克和伊斯米德半岛上的法国分遣队从英国战友身边撤走。法军在撤退时意军也尾随而去，只留下英帝国单独面对直扑而来的土耳其军队。法意两大国军队肆意张扬的撤离可能会煽燃土耳其人最狂妄的野心。人们可能会问：此时对这个问题毫无信心，而且饱受战争磨难，精疲力竭、刀枪入库的英国单枪匹马能有什么作为呢？此后土耳其人知道，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大国。所幸的是，土耳其人有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的领袖。9月23日寇松勋爵访问巴黎，英法之间发生了丑恶可耻的互责。我们对此不应看得过重。那几年是压力重重的20世纪所经历的英法关系最坏的年份，而此时又是最坏的时刻。现在我们好歹渡过那段坏天气进入较好的日子了。以下节录的两段话足以反映当时的情况：法国人说，“我们将用外交手段阻止土军”；英国人回答，“没有我们的刺刀你们的外交手段一文不值。这一点毋庸置疑。”后来，问题转入了军事领域。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达达尼尔最紧要的狭窄地段的两岸，显然有利于控制两个海峡。这就使占有亚洲海岸上的恰纳克成为值得向往的事情。尽管我并不相信恰纳克是必不可少的外围屏障，但它毕竟有很高的价值。陆军部最初未考虑占据恰纳克，它于11日通知哈林顿将军，可以由他斟酌安排撤出该地。但哈林顿将军考虑到该地是加利波利半岛前沿防线，地位具有重要性，因而决定不采纳这个意见。于是他得到通知，他可以像后卫部队那样把守该地。利用这个允许，哈林顿将军于19日向据守恰纳克的指挥官马登少将下达命令：“你应使用我可以调动的部队尽可能长久地守住恰纳克。我会把这个决定通知政府。在我看来，由于法军从恰纳克撤走，凯马尔将在那里向英国的政策发出挑战。如果你能在海军的支持下令凯马尔止步于恰纳克，十有八九他将停止作进一步的打算。你坚持在那里可以防止出现更多的麻烦。”哈林顿将军于20日打电报给陆军部：“如果我们继续显示我们的决心，在我看来英国人没有他们(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能够完成任务，所以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关心他们的行动。根据我的情报，他的(凯马尔的)部长们明天将被召集到士麦那开会。显然这个会议将决定土耳其是否与英国和她的自治领较量。我本人的看法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同一天(9月20日)，面对法意撤退后和局势的内阁，开会倾听三军参谋长有关军事方面的意见，以做出正确决定。内阁通知哈林顿将军，守卫恰纳克是他的首要责任，守卫君士坦丁堡本身是次要任务，守卫伊斯米德半岛则是更次一级的任务。9月22日，哈林顿将军通过凯马尔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得到命令保卫中立区。23日1名土耳其骑兵进入中立区向埃伦—库伊推进。驻恰纳克的英国将军警告土耳其司令官，进入中立区是战争行为，如果他们不撤回去，他将不得不向他们开火。这位土耳其指挥官做出了正确而合理的决定，土耳其骑兵于24日早上退出中立区。然而9月25日，又有2千多名土军士兵携带机枪回到埃伦—库伊。他们桀骜不驯，以有意侵犯的态度滞留在那里，但还是彬彬有礼地做出要与英军谈判的姿态，这显然是蓄意破坏中立区的行为。双方都在争取时间。土军只有骑兵没有大炮，我们则急于通过海运以最快速度把大炮飞机运抵该地以给予增援。开始时，恰纳克的4英里战线只有3个半营和两个野战炮连防守，当然，他们可以得到舰队的几乎威力无限的炮火支持。1915年以来，海军对陆上阵地的火力攻击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排列在海岸边，四周有无数巡洋舰和小舰队提供支持。所有目标都作有记录，弹着点由无人挑战的空中观察予以校正。因此，步兵始终能够得到肯定相当于整个军(或许还远不止于此)的炮火支援。到28日时，恰纳克已有6个营守卫，另有3个新来的榴弹炮连驻守在加利波利半岛。尚在运输途中的还有36门中口径大炮，而16门8英寸榴弹炮正在卸船上岸。空军力量的增强也很可观。载有5架水上飞机的“佩加苏斯号”于27日与载有6架水上飞机和4架战斗机的“阿尔古斯号”会合，28日又有第209中队的13架飞机加入。按计划，11月9日和10日还会有另外3个中队的36架飞机来到恰纳克。首相要我主持一个内阁委员会的工作，以适当协调海陆空三军的作战行动。20日至28日这一周是令人焦急的一周。关于土军的情报模糊不清。迄今出现的只有骑兵，这种部队没有什么能力攻击筑壕坚守的阵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士麦那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转向来攻击恰纳克，也不知道他们为此目的会提供什么大炮和弹药支援。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一个面积有限但工事坚固、通信系统完好的阵地，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巨大的炮兵优势，而土军既无坦克又无毒气。这些已经足够了。但是到28日以后，当我们制空优势日渐明显，榴弹炮从加利波利送到战线时，才可以充分肯定，只有打一场大仗才有可能把英军逐出恰纳克。肯定地说，即便是在1917年和1918年的西线，战区中若没有至少同等数量的大炮和空军以及投入实际接触战的两三倍于对方的步兵，也无人敢于尝试攻击这样的阵地。所有经验均表明，除非攻方的大炮压倒守方的大炮并进一步摧毁对方的步兵阵地，否则仅仅以大量步兵迎着机关枪和训练有素的阻击手及铁丝网冲锋，只能意味着，攻方坚持的时间越长，蒙受的伤亡越大。已有上万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证明，即使攻方大炮能够压倒守方，如果没有坦克或毒气，向这样的阵地进攻，前景仍不容乐观。我心中特别记起了1915年5月19日土军第一次登陆加利波利半岛被澳新兵团击退的往事。当时澳新兵团的兵力要小得多，尤其是得不到飞机支援，而他们面对的是土耳其训练最优的正规军部队，兵力3倍于己。尽管土军以最英勇的气概发起冲锋，也只能在守军的火网前死伤累累，敌我战线之间的开阔地上留下了数千具尸体，以致加利波利战役不得不因岛上卫生的目的而达成休战。由此可见，9月28日以后，似乎没有理由为恰纳克的战术形势担心了。然而使我们真正重获信心的是战略形势。像穆斯塔法·凯马尔这样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军人和才干突出的人物为什么要离开原定进军君士坦丁堡的路线，率领他疲惫不堪、饱受煎熬的军队来进攻英军筑壕据守的阵地呢？迫使英帝国对他作战，他在政治上能有得什么收获？牺牲士兵的生命、枉费稀缺的军火而进行这种性质的局部争斗，在战术上他能得到什么？因此而推迟向伊斯米德半岛的进军，推迟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追随者的会合，在战略上他能得到什么？到达君士坦丁堡前的每一天耽搁对他都充满危险。他知道在色雷斯有与他几乎人数相等的希腊军队。继小亚细亚灾难之后，雅典发生军事政变。康斯坦丁已被驱逐，希腊军人当局宣布他们决心保卫东色雷斯。每一天都可以被他们用来整顿部队并在查塔尔雅战线前取得前进阵地，这些都对凯马尔有害。凯马尔的追随者无处不在的君士坦丁堡，除了有M.富兰克林—布永的奉承与劝告外，一直都称得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事实上，穆斯塔法·凯马尔从未偏离过他的进军道路一码。他就像一个智者，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急忙扑向容易达到的主要目标，并动用侧翼骑兵部队对驻恰纳克英军显示力量和攻击意图。他的骑兵军官们接到了最严格的避免冲突的命令，土耳其的首要目的是让对方坐下来进行友好谈判。他们不害臊的好心情证明他们是故作姿态，掩饰极度的真正的不满。他们努力表示要与我们兄弟相待，甚至敢于请求英方向他们提供营地设备和作战小器具。恰纳克的英军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受到威胁的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防务没有其他两个大国的参与，并不应由英国负主要责任。9月30日，我为我们这一小群人写了一份备忘录，现将其再现于此。恰纳克1922年9月30日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谨慎考虑我们在恰纳克的地位，就如同我们有可能被遭到凯马尔主义者的全部军队攻击一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凯马尔主义者已经在与希腊作战，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进入色雷斯，打败那里的希军。他们试图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或马尔马拉海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进入欧洲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是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可能跨过黑海。他们在目前阶段和自从士麦那陷落以后，似乎有可能稳步休整开向伊斯米德半岛的主力部队，意在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所以他们在恰纳克半岛所做的一切，只是派骑兵和小部队拖住英军和把一定数量的大炮布置在被他们占领的达达尼尔海峡两岸。无论如何，凯马尔显然必须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一方面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色雷斯，紧紧抓住希腊军；另一方面是试图在恰纳克制服英军。若是采取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即对恰纳克英军作软弱无力的进攻，又以不足的兵力攻打色雷斯的希军，则肯定会铸下大错。下面，让我们对这两种选择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是可能性较小的那种。如果凯马尔以麾下部队、大炮和有限弹药的主要力量攻击恰纳克，就将使希腊人有充分时间彻底休整他们在色雷斯的部队，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其次，如果凯马尔选择另一种办法(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可能会在3周内与希军在查塔尔雅战线一带接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无疑会拨出足够的兵力在恰纳克围住我们，但不会作认真或代价昂贵的进攻。他也不会不适当地使用弹药从达达尼尔亚洲海岸射击经过海峡的船舰，大约从10月底起他将深深卷入色雷斯战事。如果我们从敌对状态刚开始出现就采取恰当措施，此时我们的处境会十分有利。由于对马尔马拉海有制海权，而且由于我们海军力量强大，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许多方向调动我们的军队。人们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会任凭我们使用奇妙的内线作战体系和水上交通体系。……凯马尔主义者的军队在色雷斯与希军激战，其交通线会沿伊斯米德半岛伸展，一支强大、坚实的英军蹲伏在加利波利与恰纳克，准备在海军的帮助下割断这些交通线。这样一种处境当然是可怕的。……越是研究形势，越是发觉恰纳克与加利波利英军阵地的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明显。面对两难处境的凯马尔将会极端痛苦。他或者会全力攻打恰纳克的英军，从而听凭希军日渐强大起来，或者会贸然闯入色雷斯实际上的死亡陷阱。……像许多事情的情况一样，除了上述两种选择外，还存在第三种假设，那就是，如果凯马尔能认识到，长期全力攻打驻恰纳克英军是徒劳无益的，攻击色雷斯会招致敌对的英军切断自己的交通线，面临这种危险，他会从这两种计划前退缩。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不经激战便能达到我们时下的目标。谈判将重新开始，但这次的气氛与在巴黎时完全不同。如果谈判的结果允许土耳其人重返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则必须只能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最有可能持久保持的和平为前提条件。我相信，只要我们不采取任何得不偿失的步骤，我们所处地位的力量就会成为现实。恰纳克的高潮在9月28日达到。这一天哈林顿将军报告说，土耳其人在英军阵地周围聚集了重兵，“他们透过铁丝网咧嘴而笑，”表示自己是按命令行事。为避免冲突，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我们希望的局面已不可能出现。哈林顿还报告，恰纳克的英军阵地“地势绝佳、铁丝网密布、固若金汤”。内阁据此指示将军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军在短暂期限内退出中立区和离开恰纳克，并授权他在限定期满后自由支配其麾下的所有兵力。但是将军有能力渡过难关而不必动用被授予的大权。哈林顿将军是机敏、冷静和忍耐的典范。碰巧从内阁发出严厉电报的那时起，那些土耳其人的挑衅行为开始收敛。30日，恰纳克司令官马登将军报告，那里已经不见了凯马尔调来对付他的大炮或步兵，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危险。随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一天天向后推延，英军的阵地变得越来越强，哈林顿将军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也没有出现任何需要开火的情况。局势的这种有利发展令内阁大松了一口气，10月1日，内阁致电他们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他保持克制。与此同时，在与法国人经过艰苦的讨论之后，9月23日，英法意联合向穆斯塔法·凯马尔发出邀请信，请其参加在马尔马拉海岸的穆达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邀请以广泛牺牲希腊利益为基础。三个协约国政府允诺土耳其恢复远至马里查和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的疆界，一旦签署了一份和约，协约国军会立刻从君士坦丁堡撤退，同时还将支持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穆斯塔法接受邀请并将与会日期定在10月3日。去穆达尼亚的还有不可理喻的M.富兰克林—布永，他竭力引导土耳其人期望从英国得到比他们以前所想的更多的好处，引导土耳其人相信英国人不能或不愿把打仗作为最后依赖的手段。主要由于他的活动，会议很快陷入了僵局，协约国代表于10月5日回到君士坦丁堡。法国与意大利的高级专员担心爆发战争，赞成无条件投降。可是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坚持9月23日提出的建议；伦敦指示哈林顿将军不作更多让步。关于英国准备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通过法国或意大利渠道被土耳其人得悉。英国军队的大炮和飞机不断抵达达尼尔海峡有目共睹。当10月10日会议在穆达尼亚复会时，人们发现土耳其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已乐意签署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希腊军应退到马里查的后面，希腊文官当局应撤出东色雷斯。另一方面，土耳其同意承认中立区，承诺在和约批准前不在东色雷斯招募军队。恰纳克的经历有多方面的教益。它反映了哈林顿将军的崇高功劳。他重视恰纳克位置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坚决地守住了它，他懂得怎样把冷静灵活的外交手腕与军事上的坚如磐石融合为一体。英国政府和自治领(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态度无疑阻止了欧洲战端再起，使所有协约国能够在避开因彼此之间的可悲和不协调的政策而造成的后果时还保留了几分面子。考虑到可用资源的有限、公众的疲劳、政府地位的不稳及其威望在国内外的下降，取得这样的“光荣和平”的成就确实可喜可贺。它奠定了后来与土耳其人在洛桑谈判，并达成互相尊重的和平条约的基础。英国采取的强硬行动非但没有为我们招来土耳其人的长期敌意，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钦佩乃至善意，因而我们更易而不是更难与现代土耳其建立未来关系。02.此后不久，洛桑条约缔结。它与塞夫勒条约形成了惊人的对照。以前动辄对土耳其口授条件——不但有和平条件，还有毁灭土耳其民族的条件——的大国，现在发觉自己不得不以平等条件进行谈判了。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他们重新获得东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所有形式的外国指导与控制被一扫而光。几百年来保护在土耳其的西方国家商人与国民抵制东方弊政的各种条约被取消殆尽。极其重要的两个海峡的控制权在最轻微的掩饰下归还给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凯马尔把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谨慎地交付给各托管大国，摩苏尔的命运则交由国际联盟决定。根据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规定，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希腊居民以及希腊境内数量虽然不小，但仍属少数民族的土耳其居民被甄别出来送回各自的祖国。土耳其失去了数百年来一直在土耳其城乡的经济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大量公民。贫穷和沮丧的希腊接受了近125万难民，他们在不幸和贫困的压力下，已经成为希腊国家力量的新因素。就连这些条件，也还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花了长时间谈判才获得的。要不是寇松勋爵巧妙和坚定地运用英国通过在恰纳克表现出来的顽强态度所保持的威信，根本就得不到这些条件。不幸的M.古纳里斯和另外几个部长以及战败的将军们在雅典被枪决，这表现了希腊对1921年选民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的失望。————————————①指刚向热那亚会议透露的俄德协定。第20章、世界危机的结束概述：决定性行动——德国的战争计划——动员和战争——德皇的试验——致命的潮流——边界和马恩河——伊瑟河和僵持——“格本号”和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防守对进攻——历史的节奏——威尔逊总统的作用——没有魅力的战争：古代的局限——现代的破坏力——只是一个序幕——普遍性的自杀——世界危机结束了吗？——法国与德国——英国的政策——洛迦诺条约——两座一样的金字塔：紧迫任务。01.重温本书各卷的故事，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会给人带来对这些故事的透彻了解，每一年都会使人对其中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随着时间推移，各种事件的重要性愈渐显现，人们更容易辨认出命运转折的关键。我在第一卷第一章中总结了把欧洲带入大规模战争门槛的原因。我描述了我亲眼所见的先于并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种种事件。自那以后，尽管许多国家的解密档案公布了无数信息，但是其中没有一条能够改变我在第一卷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是德国的统治者首先对俄国宣战、立即挥师入侵和蹂躏法国并在途中践踏比利时，这场世界大战原本不会发生。企图获得当时似乎有把握的迅速而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完全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行为，由它引起的冲动超越了其他任何事情。人类判断战争责任的唯一标准是侵略，而侵略的最重要证据是入侵。一个国家如果具有了入侵邻国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它拥有了超过对方的保卫本土的能力。历史上的许多入侵例子实际上是为了先下手阻止对方的入侵。关于谁该负创造条件引发战争的责任的争论称得上无休无止。但是人类今后会变得更加明智，他们会把任何国家派大量军队跨过边境线看作是衡量战争罪行的最高标准，并且会宣布不论谁这样做都是使自己处于不可挽回的错误中。德军在进犯法国的一路上还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犯下了暴行，即使是再过几个世纪，这也不会被历史忘记。德国领导人相信，实施这个精心制订的庞大战争计划，不但对德国的胜利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不但对她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对她的生存也是必要的。因此，从俄国进行全国局部动员那一刻起，德国人便认为必须实施这个计划，而俄法联盟的条件更促使德国人投身于这场经过深思熟虑的两线作战的战争，对付数量虽然占优，但调集兵力过于缓慢的敌人。德国人信念坚定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未免太想入非非了。没有谁胆敢攻击同盟国。德国军队的力量是如此巨大，那时现代战争的条件又是这样对防守方有利，以致德国能够——如事实已经证明的——以钢铁般的镇定等候对其边境的任何攻击。这样的攻击绝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肯定会被德军粉碎，而此时世界舆论的力量会掉转矛头抨击俄国和法国。德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保护自我生存权的需要，它完全用不着因俄国全国动员而采取可怕的突然行动。我们绝不承认，一方进行动员就意味着战争，也不承认一方的动员可以用作另一方对其宣战的合理借口。对付一国的动员只有采用反对动员和进一步商谈的手段，才是合理恰当的。这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参谋部、一个军事国家的道德品质来说是不是要求过高了？在俄国下达动员令以后，难道不曾有人要求德国运用超人的克制，不要把其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吗？回答是不容怀疑的。应当说，要求德国这样做，并未超出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伟大的民族的美德与勇气的范围。但是假定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对此我们是有异议的——以及战争就意味着执行德国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战争计划并带来所有可怕后果——对此我们也是有异议的——在局势尚处于外交斡旋能够控制的阶段，难道不应该谨慎行事和保持耐心吗？德国允许奥地利享有对塞尔维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并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甚至不提任何危及欧洲和平的警告，对于德国的这种轻率态度人们能说什么呢？对于德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7月26日——在俄国开始动员以前——提出召开欧洲会议的建议，能说什么呢？如果说第二步会不可改变地使德国感到自己不得不奋起保护自我生存权和“通过比利时开辟一条生路”(有人对我们这样说)，那么克制自己不采取那一步不是更重要吗？这里，召开一次欧洲会议是防止，或者至少能够延迟，战争从外交调解领域失控的简单而可靠的办法。德国在大战开始前最后10天中从协约三国身上见到了不屈从的精神，使德皇感到吃惊和害怕，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军事顾问。这种不屈从的顽强精神是在以往的漫长年代里养成的，在那些年份里，对德国显示优势力量的不安，对德国在陆上和海上进行侵略的恐惧，越来越在法国、俄国和英国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自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个阴影一直黑黝黝地笼罩着欧洲。三大国绝不愿自己被人分而制之。法国受法俄条约的约束。面对德国海军实力大增的情况，英国尽管不受任何约束，还是在精神上承诺站在法国一边，唯恐法国成为侵略的牺牲品。协约国绝不可能攻击同盟国。协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倘若胆敢进攻，她会在第一次侵略行动中被粉碎；但是协约国抵御进攻的能力是真实和有巩固基础的。要是德国出席欧洲会议，奥塞争端无疑能够解决。要是德国不进攻，就不会有战争。德国没有进攻的权利。要是德国进攻了，只能表明我们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邻邦，我们协约国站在一起是多么明智。主战的骚动力量在德皇周围似潮水般高涨，它们严格地分门别类，笨拙地联合在一起，但主要是独立的行动，它们在危机到来时演变出许多冷酷的失控行为。理智的程序已不复存在，国家机器只得开始干预。混乱之中，怀揣宏伟蓝图的参谋部排出秩序井然的方阵大踏步前进。一切准备就绪，一切将顺利如意——只要最高层没有犹豫与迟疑。加深基尔运河河道的工程完工，舰队能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自由行驶。1913、1914年收入的5000万英镑资本税把军火库填充得满满当当。从空气中提取氮的新工艺使炸药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德国军队是无可比拟的，施蒂芬作战计划有绝对的把握。碰巧，“格本号”此时也在地中海游弋。02.威廉二世不是经得住这种浪潮冲击的人。那些想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首先应该感谢上帝没有将他们放在德皇的位置上。03.除了爱德华·格雷爵士于7月26的建议日召开欧洲会议外，到底还有没有避开战争的其他办法？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要是爵士表现出勇气和决心，在7月底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进攻法国就意味着与英国交战，战争原本完全可以避免。莫利勋爵死后发表的对内阁形势的揭示，说明他深信这种说法。然而，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当时发表那样的宣言，只会造成他被内阁五分之四的阁员和下议院四分之三的议员完全否定。阿斯奎斯先生将因此而辞职，他的政府将分裂，在剩下来的四五天非常时期里，每个小时都要采取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否则就会出现极度混乱，而在这种状况下做出战争决定，对于达到任何目的来说无疑都会为时过晚。英国进行干涉的威胁，如果得不到国家授权的保证，只能使德国深信我们软弱无能且头脑不清。要转变这致命的潮流，就必须追溯几个月和几年的事态发展。例如，如果德国接受英国1911年海军裁军期的建议，很多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在那种环境下，召开欧洲陆军军备和维护和平的会议，本来会使各国感到英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愿意听人倾诉的国家，因而德国会向它诉说，对俄国扩充陆军、用法国的钱完善俄国战略铁路之类的诸多不满。欧洲分裂成两大武装集团的状况可能会让位给宽松与缓和得多的心态(哪怕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最后，在最终的危机中，英国外交大臣只能做他已做的事情。在面临德国威胁时，如果外交上抛弃法国和俄国，那么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与越来越自信的德国势力相抗衡的一切力量都会遭到破坏。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这种做法会被内阁、议会和人民否定。不需要用英国大臣的话来为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政策作辩护。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随着德军撕毁条约、穿过不设防的比利时边界，向深感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法国进军，战争发出的巨响远远超过了人的虚弱声音。大炮在比利时领土上的第一次齐射做出的裁定，不是英帝国全体政治家和军人的申辩所能改变的。当我们考虑战前德国政府的特性时——这些特性现在已为所有公布的档案和有关德皇宫廷的记录全面揭露——我们几乎感到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德国人民去审查。请他们千万不要忽视：如果法国遗弃俄国，不恪守它的条约义务，而宣布自己中立，则德国驻巴黎大使会奉命要求法国将图勒和凡尔登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以此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04.屠杀和炮轰！整个欧洲都在行动！150万把刺刀在找寻同等数目的忠诚、勇敢、可怜、迷惑的人们的胸膛！我们进入了交战阶段。哪里有取胜之路？法国参谋部对现代战争的条件一无所知；法军穿着蓝红相间的制服迎着机关枪和连发炮的火舌疯狂往前冲；德国入侵者不断向前挺进，取得了对防御者的绝对优势！法国陆军的精锐和它最优秀的中级军官在边境战役中损失殆尽！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要最大规模地以士兵的血肉之躯扑向入侵者射击的子弹——恐怕没有比这更可悲的场景了！对现代战争的一窍不通已经使纳塔尔*小山间和中国满洲的小米田里血流成河！历史上不会有哪位将军能够拥有像霞飞这样的机会。他只是说，“让攻击者去进攻，让他们懂得子弹虽能杀人，但泥土能够阻挡子弹。”在雄武的品质上，在钢铁般的民族求生存的一切特性上，1914年的法国军人至少能与向他们进攻的最优秀的军队相媲美。这里要特别提到法国陆军的高贵坚韧性，他们不受战败和指挥失误的影响，打起仗来就像是正在追随最辉煌时代的拿破仑。战线上流血的失败无处不在，8次向后撤退——显然出现了彻头彻尾的计算错误！然而军人们绝不指责，绝无怨言，“我们绝不叛国！”为了打败敌人宁愿战死，这是人人都抱有坚定的信念。下面可以谈谈马恩河战役了。这是永远都称得上神秘的一个战役。我们穿透时间的迷雾去看汉尼拔怎样在坎尼取得胜利，远比对霞飞为什么会在马恩河取胜看得更清楚。双方均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除了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入侵者的消耗要大于所得到的供应，而防守者则依赖于自己的储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战斗，双方的伤亡也相对较少，巨大战场的任何地方都未出现决定胜负的场面。尽管有50种记载完备的说明文件、500卷浩繁的叙述与评论，可这个战役还是神秘依旧。到底是什么原因把退却转化为胜利并给世界以拯救法国的时间呢？能使大量问题达到巧妙平衡的每一个事实或因素，都可以称得上是决定性的。有人说原因是俄国人慷慨猛攻和一个不称职的德国参谋部决定把两个军团从他们变动了进攻方向的侧翼撤出，有人说是由于加列尼指挥部队从巴黎迅猛出击，也有人说是因为霞飞始终沉着坚定泰然自若。我们英国人自然强调约翰·弗伦奇爵士及其麾下的5个师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重要观点，简直不胜枚举。可是，如果允许我保留自己的意见、选择打破平衡的着力点的话，我会挑选9月8日晚和9日晨德国参谋部亨奇上校造访冯·比洛和克卢克的集团军司令部这件事，正是此公或者越权下令、或者滥用最高当局的授权，撤回了这两个军团。然而当时并不需要作这样的撤退。坦率地说，德军原本应该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即使需要不间断向前推进也应如此。然而当时需要的只是做出持续努力的意志，和准备在已经屡冒风险之地敢冒一切风险的决心。伊瑟河的决死之战从风险和决定意义上说并不是最高层次的战役。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但双方都得到了增援。两个衰弱的对手长时间缠斗在一起，杀戮之多为马恩河战役的5倍，但是这里从来没有展示出最重要的问题。此时，防守者已经懂得如何掘壕据守，他们发现，只需几百名意志坚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或下马骑兵便可以用子弹阻止1万敌兵，并杀死其中的一半。步兵的这种新奇防守技巧，在地面掘坑，用步枪射击的方法，正在变成全面探索的战争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但是截至在1914年，大炮、毒气或坦克尚没有战胜它的技术手段。由于我们有了堑壕战，士兵们就有了过圣诞节和喘一口气的空间。这时出现了一段和平的日子。爆炸声停止了。法国的入侵者被迫停下了脚步，而防卫者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攻击他们。双方在整条战线上僵持着，双方参谋部的设想失败了。在遥远的东线，德军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而在更南面，俄军打败了奥军。现在局势平静，这是世界毁灭前的平静，世界资本耗尽前的平静，各国所有人力的资源化为乌有前的平静！现在是1914年圣诞节的平静！这个时候是美国最初和最好的机会，但是无人理会这一点。报纸与舆论一起鼓噪。这杯苦酒必须喝干。赶快摆脱这种状态吧，协约国。去开辟新的战场。动用英国的海上力量。找出到敌人的软肋，即便必须跋涉一千英里也在所不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敌不备，出其不意施以打击。然而此时，协约国士兵只是蹲在战壕里与敌人枉然对视，谁要是脑子发热冲出战壕，必然死于乱枪之下！05.但是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另外一个眼下显然还十分平静的地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德国战列巡洋舰“格本号”驶抵君士坦丁堡。对于“格本号”会得到什么机遇，我们不需赘言。由于它的存在，土耳其人提出反对俄国海军控制黑海。他们因此而加入同盟国，从而得以实施其长期准备的入侵高加索并从俄国手中夺取该地区的计划。就这样，土耳其卷入与俄国的冲突，投身到大战之中！但是，这个新敌人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危险，但也产生了机会。它敞开了同盟国易受伤害的侧翼。与负担相比，机会的意义更大。协约国迅速做出反应。双方的大批陆军仍在战壕里怒目对视，双方强大的海军在遥遥分隔的海港里仍毫无例外地相互仇恨。趁这个新的脆弱对手尚未站起来之前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海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会合，把巴尔干各国团结起来，将意大利吸引到协约国的一方；然后一鼓作气开辟道路进入奥地利裸露的腹地。这又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干起来难的设想。政治家被这个设想所深深吸引，而陆海军将领们却嘟咕着说：“撇开百年不遇的一流大战，而调遣部队执行这种海陆夹攻的政治战略，这无异于违反职业道德。”会议上不断出现分歧，制定的措施则是半心半意的，调拨资源又是勉为其难，拿出的计划都是权宜之策，一切都缺乏真正的控制或引导。然而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向前发展。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企图强行通过。在这里我们又达到了一个打破平衡的着力点。土耳其人只有极少的水雷，他们似已经竭尽所有布在了水中；如果把这些水雷全部扫除，他们就所剩无几了——或许还不到一打。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把20颗水雷布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英军组织混乱的新建扫雷小舰队没有发现它们。有两三艘军舰因此而被炸沉。这位海军上将被这一意外吓破了胆，于是下令停止攻击了，也不愿再组织新的进攻。任何力量都不能促使他再次进入这个神秘的危险海域。虽然两周后给他配备了新的扫雷小舰队，而它用不了几个小时然后便肯定可以扫清整个要塞水域的水雷，便能发动决定性进攻，但是他坚决不允许这些小舰队开展扫雷工作。扫雷小舰队士气高昂、工作卓有成效，但却没有用武之地。而整个舰队乃至他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全部成为一场军事悲剧的旁观者。我们因陆军进攻加利波利半岛而受到指责。现在我们知道，当时那里不但没有更多的水雷，而且要塞里唯一能够阻止装甲军舰的巨炮只剩下了几十颗炮弹。小舰队的一夜扫雷，再加上一个上午的炮轰，必定能将敌人的防线彻底摧垮。然而，结局是上天注定的：舰队不接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想法，陆军经过英勇努力仍不能占领加利波利半岛的要害地方。侧翼进攻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全部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法国战线，那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只是无益的屠杀。06.我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给予德国的机会是多么重要，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法金汉在西线采取守势，让协约国军在德军战壕前损兵折将，在必要的地方在令对方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后让出一些征服的领土，然后全力进攻俄国，他很可能会迫使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一方，从而获得从加利西亚到里海的广产粮食与燃料的地区。这样，他本来能以征服欧洲大陆来打破海上的封锁，从大陆得到许多因英国海军封锁而从海上得不到的东西。但是他并没如此行事，而是以备受称赞的职业军人的精神，专门选择去啃凡尔登的钢铁山丘及其钢铁般的守卫者。这样，协约国得以从因1915年的愚蠢战略而应得的惩罚中解脱了出来，战争的均势也因此而维持到另一个流血的年头。在整个1915年与1916年，防守方对进攻方保持着巨大的优势，攻击方的损失几乎总是超过防守方损失的3倍。但在这一过程中，进攻方作战手段和资源状况逐渐有了改善。整条战线变得挤满了大炮，而在后方，则铁路和侧面交通线密布，以致进攻方可以同时发动次数越来越多的经过精心选择的攻击。伪装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可使用的弹药几乎没有限量。炮兵首先发明了徐进弹幕射击法，接着又发展了一炮击中目标的能力，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先试射，然后逐渐使弹着点向中心靠近。人工烟幕的应用和最重要的坦克的发明以及大量使用，恢复了攻击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时所不可缺少的能力。1917年，“事先精心策划的”突然攻击已经开始，获得了它最初阶段的有利结果，同时，防守方的优势逐渐缩小的状况日益明显。1918年，实力较强一方的部队在付出较大损失的代价后取得了进展，恢复了明显优势。但双方再次陷入了规模极大但笨拙无比的运动战。07.战争的第三个伟大高潮在马恩河胜利和达达尼尔海峡失败之后于1917年初来到。俄国在革命中崩溃。但当这个可怕事件尚属未来的秘密时，德国将军与海军参谋人员强迫文官政府批准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由此把美国拉入了反德联盟。我们目睹了苦斗中的协约国在最关键时刻凭着多么奇特的命运把西方的新兴巨人拉到了自己一边，取代了东方的垂死巨人。俄国的抵抗不到3个月，德国参谋部的忍耐仅3个多月，潜艇战仅推延了3个月，要不然那个生死攸关的挑战是不会突然降临的。即使美国不参战俄国也必定退出。历史上没有几个紧要关头能比这次更值得战略家、政治家、伦理学家或哲学家去认真研究。但是令英国人惊奇和迷惑的是，这种曾经在整整100年前的一个不同的联盟中出现过的好运气，竟然在今天又重现了。1811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封锁的压力能不能在惹怒美国加入战争中反英的一方之前，迫使拿破仑的盟国尤其是俄国脱离拿破仑及其大陆体系。当时，也是在事情发展了几个月之后出现了有利的后果。这一次，苏俄在美国加入之前退出了协约国。而在1812年，拿破仑于英美宣战之前已经统率大军进军莫斯科。就这样，连续两个世纪里，英国两次避开了与最坏的局势的遭遇。如此神秘的历史节奏将使三次布匿战争的危险和戏剧性在后人眼中黯然失色。08.关于美国对大战的胜利在精神和物质上做出了什么重要贡献，这里毋需多说。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在欧洲人看来——威尔逊总统寻求扮演的角色，完全超出了他的国家因对欧洲事务做出或者准备做出贡献而应当得益的比例。尽管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但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越了美国参议院或人民愿意授予他的权力，超出了宪法授予的权力，他设法使世界屈从于他个人的看法，这无疑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但这实在是一种不幸；尽管与他的勃勃雄心相比，他并没有多大的机会，但是历史上毕竟还没有哪个政治家有过像他这样的机会。美国对解决欧洲问题的强大影响力、超然态度和善意，是希望的宝贵要素。这些要素在无结果的冲突以及半奉命、半追逐的干预中被大半浪费了。如果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合·乔治及克列孟梭志同道合，这三个伟人——三个主要国家的元首——本可以在广阔的欧洲悲剧舞台上发挥绝对和仁慈的权力。可是，他把自己和对方的力量消耗在争论之中了，而争论中他总是失败者。他给人以一个对抗者和训人者的印象，这个结果比起被誉为伙伴的那些人来实在是很可怜。他原可以把事情做得迅速而顺利，但他却把事情做得又慢又麻烦。他原可以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但他却在精疲力竭和人心涣散时使用第二流的默许办法来解决问题。然而作为船长，在和他的船一起下沉。09.但是，这些已经成为往事。往事成了人们讲述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吸取今后用得着的知识与理解。各国间发生争吵和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吵会导致苦难，两者都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做出的崇高努力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奖励；战争胜利的景象转瞬即逝；复兴却是长期而缓慢的；进行大胆的冒险十分可怕；命运在千钧一发间靠掷硬币做出决定。厄运靠机缘巧合来求摆脱，这太危险，人们应该从所有这一切中吸取教训，懂得如何防止再次爆发大战是全人类关注的头等大事。战争至少已被抹去魅力的光环。不再会有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率领军队走向胜利，在战场上骑着战马分担士兵的艰险，在几个关键时刻用非凡的势态决定帝国命运的场景了。因为在将来，统帅们将坐在司令部里被参谋人员包围着，像在政府机构的办公室里一样安全、平静和沉闷，而在电话线的另一端，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正在被机械化武器屠杀或窒息。我们曾见过最后一批伟大的司令官，他们也许在下一次大战开始之前就已不存在了。下一次战争可能是一场屠杀妇女、儿童和平民的竞赛，胜利女神将在惨淡的婚礼上下嫁给组织了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竞赛的勤奋的英雄。10.人类的故事就是战争。除了短暂而不稳定的间歇外，世上从来就没有过和平；从史前至今，杀人的斗争普遍存在，从未终止。但是，现代战争的发展要求我们以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到目前为止，人类掌握的毁灭性手段尚跟不上人类的残忍程度。在石器时代，人类相互绝灭是不可能的。人用笨重的木棒做不了太多事情。此外，人数量稀少而又善于躲藏，很难被对手找到。人逃跑飞快，也很难被对手捉到。人腿每天只能走一定距离。即便有世上最周密的毁灭同类的打算，每个人也只能囿于极其有限的活动区域。因此，这种打算在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进展。同时，人还得生活、打猎和睡觉。因此总体而言，生存的力量一直稳定地领先于死亡的力量，部落、村庄和政府也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于是，毁灭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成为一种集体事业。道路的修筑为大量人群的运动提供了方便。军队被组织起来。对杀人的器械想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金属(最主要的是钢)使用于刺穿和切割人的肉体，开辟了一个可以指望的领域。弓箭、投石器、战车、马匹和大象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可是这时，另外一种制约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各国政府还并不稳固，军队只能用于镇压国内的反叛势力。供养大批随时可以集中调用的士兵极为困难，因此毁灭力量的效率十分不稳定，深受组织缺陷的困扰。这就再一次达到了有利于生存一方的平衡。于是世界滚滚向前，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时代。直到基督纪元20世纪的黎明，战争才真正进入其作为人类潜在毁灭者的王国。人类的组织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和帝国，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了完全的集体意识，因而屠杀事业能够有计划地以从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坚持不懈地予以执行。个人所有的最大的能耐聚集在一起，加强了大规模毁灭的能力。由于良好的财政、世界规模的信贷和贸易资源、大量资本储备的积累，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使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完成大破坏的任务。民主制度使几百万人的意志力得以体现。教育不但把战争的进程纳入人人都能理解的范围，而且使每个人都可以高度服务于当前的目的。报纸提供了统一思想和相互鼓励的工具。宗教尽管在基本问题上主张慎重地避免冲突，但却以各种形式对所有斗士一视同仁，并给以鼓励与安慰。最后是科学，面对人类的迫切需要，它打开了自己宝库和秘密，把几乎是决定性的能力和器械交到人类手中。结果是许多新奇的特色呈现了出来。以前只有受围困的城市会挨饿，而现在，整个国家都会被有条不紊地推入由饥荒造成的衰落过程之中。全体国民以各种方式卷入战争，他们每个人也同样都是受攻击的目标。天空被开辟成新的战争之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给远在两军对垒战线后方的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而这些人在以前战争中是不会有丝毫损伤的。铁路、汽轮和汽车的出色组织和高度配合，可使几千万人处于和保持不间断的运动。医疗和外科术近乎完美的发展，把伤员几次三番地反复送往屠场。凡对屠杀人类过程有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浪费，就连临死挣扎的精力也要用在军事上。但是，4年大战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为第5年作了准备。1919年的战役将目睹毁灭力量的大幅增强。要是德军能够保持士气，成功撤退到莱茵河的话，他们会在协约国1919年的夏季攻势中遭到与以前根本无法相比的力量和方法的攻击。会有几千架飞机摧毁德国人的城市，会有几万门大炮撕破德国人的防线。25万大军连同军需装备同时乘坐汽车穿过乡村向前不间断推进，每天前进10或15英里。毒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气体只有一种秘密的面具可以防御(德军当不能及时得到此种设备)，它将使所有抵抗瘫痪并使受攻击的敌方战线上的所有生命全部窒息。而德国人无疑也有他们的计划。然而愤怒的时刻已经过去，解除紧张状态的信号已经发出，1919年的恐怖将永远埋没在伟大敌手的档案里。战争的停止与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和普遍。世界抬起头来，审视这样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景色，战胜者与战败者一样喘息未定。在成百个实验室和成千处军火库、工厂及机关，人们跌跌撞撞地爬起身来，总算摆脱了他们曾全身心投入的任务。他们眼下的工作项目是把那些未完成和未执行的任务放到一边，但是他们的知识依然还保留着；他们的数据、计算程式和发现，如今由每个国家的国防部匆忙地收拾到一起并贴上了“未来参考资料”的标签。1919年的战役压根儿没有打响；但是有关这场战役的思想却在不断发展。各国军队在表面的和平之下探索、研究和不断改进这些思想。如果世上再次爆发战争，打仗所用的不再会是为1919年准备的武器和力量，而是那些武器和力量的发展和扩充，它们的可怕性和致命性将会是无可比拟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进入了一个被描写为和平时代的精疲力尽的时期。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给了我们一个对总体形势进行思考的机会。某些严峻的事实出现了，它们牢固而不可变更，就像云雾之中群山的轮廓。可以确定的是，从今以后全体国民都将投身于战争，不仅都要竭尽全力，而且都要遭受敌人的凶猛攻击。可以确定的还有，确信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的民族，将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可能——不，可以肯定——他们下一次将是随心所欲地、大规模地、无限制地使用毁灭性力量与方法，这些力量与方法一旦施用也许就会失控。人类以前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处境。道德水准没有明显的提高，也没有得到更高明的指引，但人类手中却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把人类本身彻底绝灭的工具。这里是人类命运的终点，人类的所有光荣和辛劳把人类最终引导到了这里。人类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仔细想想他们的新责任。死神正恭候在一旁，满心期待地准备提供服务，准备夺走大批人的生命；如果死神得到召唤，他会摧毁文明留下的一切，而且毫无修复的希望。死神在等待召唤，等待那个意志薄弱、神情恍惚者发出的召唤，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牺牲品，但到此时——仅仅在此时——死神已成了那个人的主人。11.我虽然把本章的标题定为“世界危机的结束”，但我并不是没有进行自省，也不是满怀希望。当然啦，故事在1922年的普遍忧郁中结束。要德国接受并给法国以安全的和约没有达成。中欧和南欧破裂成激进民族主义的碎片，各国因敌意和妒嫉而隔阂，因排他主义关税和当地军备而分离。俄国为国际社会所不容(现在依然如此)。她的人民屈服于只会在亚洲出现的最严酷的专政之下。俄国的统治者受自然与经济事实的嘲弄，被自己奉行的教条政策所害，陷入自我贫困与自我折磨的无尽过程之中。1922年的美国刷掉脚上的旧世界尘埃，在大洋彼岸奢侈地隐居起来，处于苛求和强有力的备战之中。土耳其以新的迅猛速度而复兴，在君士坦丁堡和欧洲重建自己的国家，摆脱了投降主义思潮和外国的指手划脚，从此以后像一个从未遭受过摧毁或驱逐的政权那样随心所欲地统治那些基督徒与非穆斯林居民。至于国际联盟本身，德国尚未加入，苏俄对她作了一番嘲弄，其大西洋彼岸的强大发起国则抛弃了她，她修筑起的脆弱而不巩固的防波堤在乌云密布、风暴骤起的大海的冲击下苦苦挣扎。欧洲各国在19世纪满怀希望建立起来的议会，到了20世纪，大部分都已站不住脚。为保障世界安全而经过最伟大的斗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以及吃苦耐劳的先辈们为保护民主政体而建立的自由与进步的组织，都不由自主地悄悄消失或被丢弃在一旁，因债务与税收而低头认输的英国，只能肩负重担沉重而缓慢地前行。然而就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新的不幸又降临了。中国陷入流血的混乱之中。法国与美国分道扬镳，法国正站在鲁尔区的门槛上调动自己的军队。1922年，世界危机远没有结束！不幸的中大幸是，我们的知识超出了我们故事的局限，在以后的几年中，为巩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带来了一线曙光。虽然这些努力只是部分的，在目前还是分散的，但是每一种努力都对这个至高无上的事业做出了贡献，每一种努力都有助于形势的缓解。巴黎和会曾提出设法解决法国的安全问题；法国正面对莱茵两岸团结的、力量占优势的德国，英帝国和美国联合允诺，如果法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牺牲品，她们将立即出面援助法国。和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法国同意并签署和约的。与此相关的三大国间的三方协议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由各自的全权代表签署的，但须经三国议会批准。帝国议会经过正当程序接受了这个由其代表承诺下来的任务。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签署的协议，因而联合协议未能生效。得到法国同意的平衡安排被打乱了，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担心和危险与日俱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在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宣布，虽然美国退出，但他们会劝告本国议会与帝国政府站在一起，履行援助法国的保证。此时，法国与英国在政策和情感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因而这个问题悬而不决。与此同时，与英国疏远并被美国抛弃的法国越来越孤立，陷入了深深的惊恐之中。她一心一意依靠军事力量，信赖其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我们可以认为，法军进入鲁尔区阻止德国经济复苏的1923年是停战以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因此，到此时为止我们还完全没有接触到中心问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国与德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法国灵魂深处，作为法国政策和几乎每一个行动的主要动力的，就是对德国复仇的恐惧。德国掌权阶级在内心里阴沉而强烈地怀着这样的决心：他们国家的历史绝不应由凡尔赛条约作最后决定；大量存在并且人数迅速增长的德国青年的脉搏中跳动着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活着看到(要么就在前进中死去)，有这么一天，胜利再次照耀祖国的国旗。一方面展现的是法国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她的物满为患的军火库，她的机械化和技术先进的器械，她的非洲后备力量，她的永不泯灭的固有军事素质，所有这一切均以越来越少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毁灭性科学的奇迹为基础。另一方面则屹立着强大的德意志民族，6000万人口对法国的4000万人口，德意志有生气勃勃的生殖能力，她的情感受了伤害，她有实验室，她有工业，她的情报机构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德国在大战中品尝到的经验是残酷的。但是在德国的所有教训中，找不到一个事实证明来她应该对未来的军事成功感到绝望。德国军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与整个世界作战，她虽然激励或驱赶自己的盟国卷入战争，但软弱和低效是这些盟国与生俱来的素质；在俄国、英帝国和意大利不得不耗尽全力，美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之后，才将法国从德国为她准备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可是这些条件还会再次出现吗？德国需要慎重考虑世界上各个大国和帝国再次相继出兵帮助自己的宿敌的形势吗？那时，莱茵河的两边依旧是问题的根源，在1923年没有人能有把握说，下一代人不会再见到欧洲像以往曾多次发生的争吵那样，躺倒在尘埃与灰烬里。幸而，英国面对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所采取的政策得到了国内各党派的理解。英国的唯一目的，是全面调动自己的影响力与资源，长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促使法国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精神上密切交往，以避免两国再发生争吵，并使争吵在各自追求实现国家繁荣和相互依存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英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在于平息强烈的世仇；他们没有可与之相比或与之相反的其他利益。1924年，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政府，通过伦敦会议和道威斯协定为1925年值得纪念的大事铺平了道路。鲍德温先生的政府因此不但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而且还有长期执政的保证。在这些国力稳固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超常勇气，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更敢冒风险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抛弃了英法之间作双重安排以抵消德国力量的所有想法，坚决采纳由赫尔·斯特雷斯曼提议的政策，即法、德、英签订确保相互安全的三边条约，条约中英国庄严保证，其他两国中不论哪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目标，她都会帮助那个国家。人们可能会到历史中去寻找可与这种任务相提并论的往事。不过，三边条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英国所有阶层和各个党派的坚决支持。这个雄心勃勃的事业得到了M.白里安的经验和技巧以及赫尔·斯特雷斯曼等领导人的惊人勇气的积极推动。它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了墨索里尼以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指挥的意大利的全力声援。无数困难均被克服了。原本可能需要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签订的协议通过短短几个月的谈判就达成了。在此期间得到了许多小国的合作；1925年10月16日，在宁静的湖滨，四大西方民主国家发出庄严誓言：他们之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保持和平，将团结一致地反对他们中任何一国破坏条约、侵略兄弟国家。洛迦诺条约最后在伦敦签字，选择这个地点是恰当的，因为伦敦是此项政策主要推动力的发源地。条约得到相关各国议会的及时批准。此条约被认为完全符合国际联盟公约。订约的结果是德国把自己的强大力量交给了国联大会。欧洲人曾采用过的最伟大的自我保存办法就此形成了。我们可以把洛迦诺条约看作1921年美国、英国和日本达成的确保太平洋和平的华盛顿条约在欧洲的对应物。这两个威严的文件给文明以保证。它们是稳固而不可动摇地耸立在太平洋两岸的两座相同的和平金字塔，赢得了世界各大国及其海陆军的忠诚。这两个条约形成了一个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国联更广泛的理念和凯洛格公约的理想主义，能够为世界构筑一个更宽广也更统一的未来结构。任务尚未完成，还必须继续作长时间的最大努力。战争的危险并没有离开世界。原有的对抗在休眠，新对抗的鼓声已在耳边敲响。法国的焦虑和德国的仇恨只是被部分消除了。在东欧和中欧的宽广平原上，新涌现了许多民族情感强烈的国家，她们念念不忘来自彼得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的侵犯及其幽灵，念念不忘以往经历过的战争。俄国这个自我脱离国际社会者正在北极寒夜中磨刀霍霍，她那饥饿的嘴唇机械地宣讲着自己的仇恨和死亡哲学。但洛迦诺的希望奠定了较可靠的基础。产生于战争恐怖的憎恶时期将漫长地延续下去；在这幸运的间隙，各大国可以大步投向世界组织的怀抱，她们胸怀的信念是：尚须克服的困难不会比已经克服的困难更大。————————————*纳塔尔原是布尔人——荷兰移民后裔——建立的一个共和国，1900年前后被英国征服。在签订了内部自治的协定后，英国政府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自治领。现该地为南非共和国东南部沿海的纳塔尔省。——Franc.She附录、中东绥靖政策备忘录陛下政府对1921年初伊拉克的形势最不满意。大战后一直维持着英国直接统治的制度，在前一年夏季垮台，当时，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局部反抗发展为严重的叛乱，历经重重困难才在印度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将其平定。一支费用昂贵的庞大驻军仍留在伊拉克。秩序虽已恢复，但前景实在难料。1920年的事变使伊拉克问题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报纸和其他舆论已经开始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整个政策。批评主要针对加在英国纳税人身上的政府巨大支出，英国纳税人已经被战争留下的财政负担压得不堪重负了。但是有些人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没有履行在战时做出的允许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1920年的叛乱平息后，我们的政策显然必须有某种转变。那年秋天，珀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巴格达就任第一任英国高级专员，他不失时机地建立了阿拉伯临时政府，由令人尊重的巴格达人士纳基卜担任首脑，此人不仅在伊拉克国内，而且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1921年以前，大战中征服的各个中东地区由陛下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事务由外交部管理，伊拉克的事务则由印度部管理。1921年初，政府决定把这些地区统一归一个部门管理，这个部就是殖民地部，而我当时则被任命为该部国务大臣不久。1921年3月1日，殖民地部内正式设置了新的中东司。我的工作的第一步是在开罗召开会议。会议由我亲自主持，与会者是掌管中东事务的所有主要官员。就伊拉克而言，会议的主要结果是邀请埃米尔费萨尔到巴格达来作伊拉克王位的候选人。他虽然并不生于伊拉克，但是有特殊资格继承王位。他出生于谢里夫家族，这个家族是麦加圣地的保护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后来有一段时间为汉志国王)在大战时曾组织过反土耳其人的起义。埃米尔费萨尔本人曾站在我方英勇作战，并曾参加常常与劳伦斯上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个沙漠战役。1921年6月埃米尔费萨尔出发前往伊拉克。与此同时我在下议院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已得到英国政府批准。埃米尔到达后，当时的大臣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就选举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在全伊拉克按时进行，只有一个纯库尔德人地区除外，该地区选择不介入此事。投票结果有96%的选民支持费萨尔，于是费萨尔于1921年8月23日在巴格达加冕登位。随后，他立刻指定纳基卜组成首届内阁。就这样，英国在伊拉克的直接统治明确地终止了，被阿拉伯政府取代。这个政府确实会听取英国的意见，但是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根据外来命令行事。有大量英国军官留在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要么担任顾问职务，要么作为技术官员，均从属于伊拉克政府。摆在英国政府前面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整个地位合法化。我们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同意承担在国际联盟名义下的伊拉克托管国的地位。1920年12月，我们将一份正式的“托管要求书”草案递交给国联，但由于种种困难，这份要求书草案压根儿没有得到正式批准。1921年10月，我们从国联得到一种书信形式的临时授权，它由国联大会主席发出，邀请我们继续以托管要求书草案的精神管理伊拉克，这种地位应当在其合法化的时候终止。但是在国联犹豫再三的时候，当地的局势却没有等人。伊拉克在我们的指导下迅速向前发展。“托管”这个名义在伊拉克很不受欢迎。它暗含了受人监护的意思，而这个新国家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监护。这是埃及“保护关系”再现的例子。作为摆脱困难的一种办法，我们决定与伊拉克国王缔结一个两国表面平等的条约，条约(1)详细规定了两国间的关系，(2)使英国政府具有履行国际联盟通过的正式“托管要求书”所赋予的义务的地位。这个条约于1922年10月10日在巴格达正式签署。条约签署后不久英国联合政府下台，我不再担任殖民地部大臣。1922年10月的条约留下各种细节问题，准备以后在多种附属协议中解决。这些附属协议(涉及军事、财政、司法等)最后于1924年3月缔结。1924年9月，条约和协议被递交国联大会并得到批准，同时提出的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其他保证，如在伊拉克充分遵守国联公约规定的托管原则等。通过这些办法，英国的地位最终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在国内，连续实施的宪法步骤体现了伊拉克国家的进步。其中第一步是选举为国家制订宪法的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这个任务以1924年7月10日通过根本法而宣告完成，立宪会议也随之解散，按程序将由1926年建立的第一届伊拉克议会取代。在国内外长期造成大量麻烦的是土耳其与伊拉克的边界问题。土耳其人要求归还摩苏尔省，其面积约占伊拉克全国的三分之一，包括大部分土地肥沃的地区。洛桑条约(1923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此引发了许多激烈的争议，一度还曾出现与土耳其人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危险。这个问题最终提交国联解决，国联划定的边界实际上保持了伊拉克对摩苏尔全省的权利。土耳其人接受了既成事实。两国界线由一个混合委员会在双方没有严重磨擦的情况下划定，自那以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未受损害。至于开罗会议处理的其他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多说。关于巴勒斯坦，会议只是重申了以前采取的并一直维持着的政策。在外约旦，情况有所发展。伊拉克国王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阿卜杜勒得到允许成为该国的统治者。这次实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埃米尔的政府虽然在前阶段很不如人意，但近年来的表现有了显著的改善。公共安全和公众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去年英国与埃米尔缔结了一个条约，内容和与费萨尔国王订立的条约十分相似，准备在外约旦建立一个立宪政府。这个条约尚待批准。回过头来再说说伊拉克，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在1922年极为重要的一种进一步的变化。那年10月，对该国的军事控制由陆军部转交给了空军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改变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导致了驻军费用的逐步减少，从而减轻了加在英国纳税人头上的负担。1921年初，英国在伊拉克驻军为32个营，外加炮兵、工程兵等。到1921年7月，驻军数量减少了23个营，同年10月开始进一步削减到12个营。1922—1923年上半年，需要提供给养的部队为9个营(外加其他辅助兵种)，而到了下半年，只剩了6个营。减少兵力的过程持续到1928年，这时，需要供应的驻军只有一个印度营和一个皇家地雷工兵连。最后这两个单位也于11月1日撤离。现在，除了皇家空军外，伊拉克全国已经没有英国或印度的正规军单位。为了加快实施撤离帝国军队的计划，一支在当地征召、由英国人指挥、英国财政部出钱的军队于1921—1922年建立起来。这些所征兵员有一段时间兵力为4个步兵营、3个骑兵团、1个炮兵和辅助兵分队。不过这支部队现在已缩减为2个营。过去7年中，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逐年开支如下表所示：1921—22年：20097684英镑1922—23年：6610554英镑1923—24年：5033790英镑1924—25年：3847224英镑1925—26年：3314813英镑1926—27年：2753775英镑1927—28年：1648038英镑1928年，英国政府决定弄清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正常国防开支，于是其中排除了印度军队的费用、在伊拉克征召新兵的费用和英国驻军的“额外”费用；因此，无法得出1927—28年以后的数字。1921年，英国驻伊拉克的空军有6个中队，次年增加到8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连。到1928年4月，空军力量缩减小到5个中队外加几个装甲车小队。值得一提的是，明显减少军事力量(同时还相应削减了财政支出)的做法在伊拉克实施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造成任何麻烦。如果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它的辽阔国土，它的许多无家可归的灾民，以及它不可能真正有效控制的巨大荒漠国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而且必须记住，在1925年底之前与土耳其人的麻烦尚未最后解决。早期阶段制订的所有计划都以假设将很快与土耳其人解决纠纷为基础。这个假设在近5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些计划还是适当地完成，并未造成混乱和不幸事故。事实上，自1920年的叛乱以后，还没有一件事有严重骚乱的性质。只是在边远的库尔德人地区时常发生麻烦，还发生效过忠于伊本·沙特的瓦哈比部落男子发动袭击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去年冬天)。这些是必须时刻铭记在心并严加提防的情况。但没有理由就此认为，今后依旧会像过去那样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总之，1921年开始采用的政策一直继续到如今。像其他政策一样，它有它的兴衰，有面临困难与危险的时候。除此之外，它还常常要面对国内猛烈而肆无忌惮的严厉批评，但它还是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在8年前我们当中几乎无人认为这是可能的。外汉人名对照表Adam亚当Abdullah阿卜杜勒Adison艾迪生Agakhan阿迦汗Alan,Fitz艾伦，菲茨Alexander亚历山大Alexeiev阿列克谢耶夫Allenby艾伦比Alp,Tekin阿尔普，特金Asquith阿斯奎斯Asser阿塞Baker,Stannard贝克，斯坦纳德Bakunin巴枯宁Baldwin鲍德温Balfour,Arthur贝尔福，阿瑟Barnes巴恩斯Barton巴尔顿Beatty贝蒂Belleek贝尔利克Benes贝奈斯Bieberstein,Marschall von比伯斯坦，马歇尔·冯Birkenhead伯肯黑德Bliss,Tasker布利斯，塔斯克Borden,Robert博登，罗伯特Botha,Louis博塔，路易斯Bowman,Isaiah鲍曼，艾赛亚Briand白里安Bullitt布利特Bülow比洛Burleson伯利森Caesar恺撒Campbell-Banner Henry坎贝尔一班纳曼，亨利Canning坎宁Carson,Edward卡森，爱德华Cavan卡文Cavell,Edith卡维尔，伊迪丝Cecil,Robert塞西尔，罗伯特Chamberlain,Austen张伯伦，奥斯汀Chamberlain,Neville张伯伦，内维尔Chancellor钱塞勒Chicherin契切林Childers,Erskine蔡尔德斯，厄斯金Churchill丘吉尔Cimourdain西穆尔丹Clemenceau克列孟梭Clifford克利福德Collins,Michael科林斯，迈克尔Condouriotis孔祖里奥蒂斯Conington康宁顿Constantine康斯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