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劳合·乔治先生和英国和平代表团在1月10日渡过英吉利海峡。与他们一起的有海军与陆军的权威人士。在他们之前去的有一大批精心选择的专家和官员，他们住满了一家巴黎最大的饭店，还是挤不下。这批人员的能力，他们掌握的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的大量知识以及他们处理事务的方法，博得了盟国和敌国观察家的尊敬。一个德国作家说，“英国专家的茫茫白色小册子数量众多，它们论述比利时的中立、莱茵问题、小国卢森堡可能的未来以及天知道的另外一些问题。在所有对手中，在指导有待改造的多灾多难的地球和解决错综复杂的事务方面，英国的集体力量最为充分，人们普遍地感觉到他们要比美国人和法国人办事更有条理和更为精确。甚至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就模糊的主题发表意见或作预测时，他们在调查或找寻启发时也经常请教这些小册子。”⑥这个巨大集体的事务由一个比较小的称作战时内阁秘书处的机构给以指导，秘书处的工作在前4年中通过莫里斯·汉基有效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勤奋得到了完善。这位海军军官在还是一个年轻的上尉时，就于1912年成为了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他曾负责编辑战争丛书，此套丛书是1914年英国从和平到战争整个过渡期的关键性的指导读物。他曾保管与编排最初由内阁军事委员会处理的、后来在战争及停战时期由战时内阁处理的所有大事的记录。他知道所有事情，他能处理所有事情，他认识每个人，他从不发表意见，他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最后通过总统、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先生愿望的自然交流，他成为他们为解决和平问题的决定性的6个星期商谈的唯一记录人。英国的全权代表资格得到了英帝国代表团的加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各自治领的总理、印度代表以及四五个负责重要部的大臣，我当然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代表团纯属咨询性质。只有当首相需要时才在巴黎集合，平时它的成员广泛地散布于其他工作岗位上。与威尔逊总统被参议院孤立形成对照，劳合·乔治的政策在重要时刻都与整个英帝国的领导人协商并经他们同意，从而加强了他自己的地位。这是他的参议院，他越过巴黎天空的黑暗与混乱时，一直有众多灿烂的群星拱卫在周围。在他身边有经验无比丰富、平静沉着的智士阿瑟·贝尔福；和路易斯·博塔(我们不必赘述了，对不对？)。当劳资问题出现时，巴恩斯这位老资格的工会主义者能作为一个工人说话；当首相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自由主义纲领的讲解员时，斯马茨将军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能会见威尔逊总统，以自己的背景所说的话会使总统吃惊和满意。当需要年轻善战的先锋国家理应按其坚定本性表达看法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休斯先生和新西兰的梅西先生就在身旁，加拿大的罗伯特·博登爵士就在不远处。如果要说明东方或中东的全景，有一千年历史世袭的印度土邦主和埃米尔们会在非常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走出来。首相本人完全没有那种狂妄自大的反常的历史感，首相在他的同僚和那些他希望说服或调和的人们之间分配重大任务和活动；他在好运中保持谦虚，保持他完好的控制力。这样他完全适应即将来到的多折磨的环境并具备了良好的应付手段。另一方面，他来到大会多少时也有点被新近大选的吵吵嚷嚷的粗俗行为弄得不安。紧跟在身后的标语有：“绞死德皇”，“搜他们的口袋”，“要他们付出代价”；这种情况使人敏感地觉得有损他进入会场的尊严。05.演员已到齐；舞台已搭起；观众已经叫喊着要求帷幕升起。但是配戏及其演出方法尚未确定。我们已经见到威尔逊总统拒绝了1918年11月29日最初提出的法国计划，总统主张由四五个战争中的主要伙伴国对基本要点做出初步决定，同时他十分希望召开胜利国大会，大会由他本人主持，在大会召开之前他能为人类制订较好的治理计划。他不明言不同意法国的建议，只是尽量拖延协约大国之间所有先前的商议。但是现在每个人面对面相遇了，必须立即做出切实可行的决议。总统立刻与那些大人物们进行接触，他们肯定是力量和经验与他相当、在长期持久战中竭尽全力、孤注一掷获得胜利从而保护了大国重大利益的那些人。总统关于改善旧大陆的生活方式的慷慨陈词和他对各国舆论的支持——必要时他可以越过各国自己选择的领袖——这种炽热的、有些模糊的思想，此刻不得不收起来了，代之以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的有时顺利有时僵持的商谈。从1月12日开始，由五个主要大国举行会议，每国出席两位代表。这些会议的最初目的在于只决定程序和全体大会开幕式；但随着会议一天天继续下去，会议本身给人以另一种印象，因此几乎立即被称为“十国会议”。十国会议开始时讨论的是和平大会的章程及其管理办法。威尔逊主张全体27个国家多少以平等地位一起开会。克列孟梭表示反对：“对威尔逊总统的发言，我是否应理解为任何问题不管对法国、英国、意大利或美国多么重要，都得请洪都拉斯或古巴的代表发表他们的意见？迄今为止我一直持这样的意见，即我们业已同意五大国应就重要问题先做出决定，然后进入大会会议厅讨论如何维护和平。倘若发生新的战争，德国不会使用全部力量压在古巴或洪都拉斯身上，而是压在法国身上；它一直压在法国身上。因此我要求，我们应坚持已经提出的建议，建议的大意是，由上述的五大国代表参加会议，对重要问题做出决定，次要问题的研究在大会召开之前交给各委员会进行。”他得到了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显然也得到了意大利和日本的同意。兰辛认为威尔逊应该坚持。他显然是打算由总统组织小国集团，通过投票击败大国。威尔逊固有的良好判断力救了他，没做出这种蠢事。他提议的折中办法是：在大国中举行非正式会商，与所有国家全体会议同时进行。这根本不是折中。这是公认的事实：十国会议是交谈，不是协商。但是十国会议能以此而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办法顺利地通过了。下一个问题是新闻界。不少于500个特派记者聚集巴黎。这些人是各国最有能力和最称职的作家，代表最有力的报纸和最大的通讯社。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历史感，都意识到最快获得新闻的重要性。每天几万字的有线和无线电报发往全球印刷所，描写伟大的和平打算怎样缔造。除了法国报纸受到当局小心的关注外，战时新闻检查对言论的所有压制全都撤消了。全部500名记者以最真诚的同行友谊和最剧烈的竞争关系站在一起；他们异口同声地谈论似乎特地为他们的利益草拟的十四点中的第一点，就是“公开制订公开的和平公约”。威尔逊先生对这样应用他的理论感到严重不安。他连忙一再申明，他不曾打算让每个敏感的问题在每一阶段都在世界报纸上讨论。显然人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但是这样说并不产生效果。美国人每天必须得到新闻，至少有印件可读；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希望只通过美国渠道得到消息。斯坦纳德·贝克先生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政治与外交策略有什么关系？”一方面是一亿多人的年轻美国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是鬼鬼祟祟的、但同时是顽固的、甚至是好斗的旧欧洲外交。这里有千百万年轻、健康、热情、激情的人满怀希望地在前进，在改造人。那里有狡滑、奸诈、善耍阴谋的身着高领金边服装的外交家，在聚光灯、照相机和摄影机前却步，挤作一团。多么动人的场景！帷幕升起！慢节奏的音乐奏起！舞台上响起呜咽吸泣声，过后端出巧克力糖！“公开制订公开的和平公约！”如果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它肯定意味着解决战争问题必须作世界性的大争论；世界各地所有“普通老百姓”，普通的黑人和普通的白人，将有意识地和明智地参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可是怎样实行呢？普通人忙于他们每日的生计。他们没有时间听取所有发出的狂热的吁请和抗议。他们会听到一件又一件的事，也许都不真实，而且必定都很难理解。不过这里有高度倾向性的报刊，它们代表普通人；这里在讨论十四点中的第一点，这一点的意思是和平公约要“公开制订”。然而奇怪的是，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的运气有出乎意料的改变。战争开始后他们被将军们轻蔑地推向一边，不准进入战区，并遭受新闻检查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久他们就迫使将军与政治家靠后站了。战争结束时他们出现在权力与影响的最高点。他们的心态依旧是要打碎政府和支配政策。但是战争环境过去了；随着议会与论坛的恢复，报纸和它的出版人逐渐对他们的功能有了比较合理的看法。和会给他们的讨厌的最初经历是让他们明白了：十四点中没有一点适用于他们；十国会议将秘密进行。06.当时多次出现的热烈争论是什么语言将成为官方语言。法国宣称法语长期以来在习惯上是外交的官方语言，法国人是大会的东道主以及法国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英国连同其自治领和美国一起行动，他们说情况明摆着，他们代表1.6亿说英语的人民，占有大多数。没有一方同意撤销其权利要求，因此宣布两种语言都是官方语言；意大利企图获得对意大利语是第三种官方语言的承认，但没有成功。此时商谈正事的道路廓清了；1月18日和平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现在正是时候。停战后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期间发生的大事有：英国的大选，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法国人为空前的最大国际集会做准备，当然还没有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陆军长驱直入德国，占领莱茵河桥头堡。协约国军官和专家代表团，在崭新的征服者的权威光环中自由地通过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完全服从的全体居民颁布他们认为必要或合适的命令。法军与希腊军并肩在敖德萨登陆(这是较迟的事件)。几个英国师占领了横贯高加索的铁路，英国小舰队在莱茵河和里海航行。艾伦比的陆军实际上占领了整个叙利亚，与英属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会师。但这些仅是军事措施，虽然在当时似乎有效果，但实际上只是掩盖了日益加深的混乱，这个混乱涉及许多被打败的庞大社会。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变化。革命、动乱、人民对引导他们走向毁灭的统治者的报复、党派斗争、土匪抢劫和广大地区实际的饥荒遍及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南欧、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以及整个俄国，其混乱情况难以形容。这是大部分人类经历的可怕的两个月；而且看不到尽头。但是在这些苦难后面，处处有新的非凡的希望和野心在抬头。波罗的海国家寻求独立，每个国家都拼命地争取建立某种形式的有秩序的政府。德国处于真正的革命之中。慕尼黑的一次共产党起义最终在血泊中被扑灭，此教训应永世不忘。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压迫下很快崩溃，一个莫斯科真菌的支系独立地在布达佩斯发芽。奥地利帝国彻底瓦解。波兰在三个帝国的废墟中再次崛起，150年前她被这三个帝国瓜分。波希米亚在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保护下被胜利一方接收为盟国。在签订了令人难堪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后罗马尼亚社会与军队的残余，零零落落地回到自己那饱受蹂躏的国家，此刻他们正快速地侵占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军大量进入蒂罗尔，越过波罗的海**，很快与现在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的凶猛、憔悴、不屈的塞尔维亚人面对面相遇。费萨尔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按经过激烈争议划定的劳伦斯边界，为共同事业联成兄弟情谊，他们定居于大马士革，梦想建立从亚历山大勒塔到亚丁、从耶路撒冷到巴格达的大阿拉伯国家。宣布自己野心的不但有战胜国还有战败国，不但有不同的民族，还有不同的政党与阶级。欲望、激情、希望、复仇、饥饿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处于同时发生的和几乎普遍的混乱中的人们，将所有目光都集中到巴黎。注视着这个不朽的城市——既有快乐也有悲哀，既有憔悴与创伤，也有得意与荣誉——此刻一半以上的人在寻找满足或救援。————————————*中世纪传奇中不列颠国王亚瑟手下的圣洁骑士。——译者①克里斯托弗·霍利斯，《美国的异端邪说》(The American Heresy)。②斯坦纳德·贝克，第1卷，第9页。③戴维·亨特，米勒，《公约的起草》(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第41页。重点号由米尔先生所加。④威尔逊，《演讲辞》(Speech)，1917年4月2日。⑤乔治·克里尔，《战争、世界与威尔逊》(The War，the World and Wilson)，第163页。**法蒂玛系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女，宗教传说中的人物；蓝胡子是传说中连续杀害6个妻子的人。——译者*萨伏瓦为法语区，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之间。19世纪中叶撒丁王国将该地连同尼斯地区一并割让给法国，以换取法皇拿破仑三世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现该地区为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两个省。——Franc.She⑥诺威克，《凡尔赛》(Versailles)，第34页。**应为亚得里亚海。——Franc.She第08章、国际联盟三个阶段——有缺点的程序——最高级会议——双重关系——国际联盟委员会——盟约的起源——英国的贡献——怀疑态度——总统的国书——委任统治问题——自治领的观点——总统和自治领总理——委员会时期——“要他们付出代价”——凯恩斯先生的著作——解决办法——战犯——责任的梯阶——德皇——与日俱增的不耐烦——达成盟约——奠基石。01.和会的过程自然地分为三个界限清楚的阶段，读者随着本文的叙述，记住这点很有好处。第一个阶段是威尔逊时期，或者叫委员会时期或十国会议时期。这个时期历时1个月，从1月14日十国会议第一次开会起到2月16日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回美国止。第二个阶段叫贝尔福阶段，当时威尔逊总统回华盛顿，劳合·乔治先生回伦敦，克列孟梭被刺客子弹射中倒下。在这个时期里，贝尔福先生完全按照劳合·乔治先生的意见，引导委员会紧缩工作时间，一直到3月8日终止，集中全力开展缔造和平的实际工作。第三个阶段叫三人领导时期，当时主要问题由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在四国会议里通过斗争解决，最后单独由三人开会决定。这三个人的领导局面历时两个多月，每天都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最后制定出和平的初步程序，此程序得到全体大小协约国的赞同，然后以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特里阿农条约和纳伊条约的形式提交敌国。要理解和会，读者必须抓住它的程序和它如何产生的过程。11月29日的符合逻辑的法国计划没有被威尔逊总统接受。然而已经有了普遍的默认的一致意见，即第一步是战胜国应单独聚会。然后由它们草拟初步和平条件，在它们反复研究订出条件后，将草拟条约联合送交敌国。法国人曾建议，英、意、日也期望，在战胜国之中由五大国领导人事先私下商议，由它们决定最重大的问题和原则，然后才允许一批小国参加讨论。但是，除了上一章提到的程序问题外，这个最为重要的并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从未合适地进行过。因为主要的大会与这种至关重要的准备性讨论同时进行，以致前者压倒了后者。1月18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整个27国代表出席，五个主要协约国事先没有在任何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当然，五大国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决定了每一件事；没有力量能阻止它们这样做。但是这些基本事实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变化无常和杂乱无章后才变得明显和举足轻重。做出的决议不是系统研究和讨论的结果，而只是当某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才决议的。从头到尾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先后次序，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计划。各种各样棘手的次要问题由尚未同意基本原则的国家首脑来讨论和展开争论。五大国互不信任，没有达成共识。讨论了两个月后，当时所有极为迫切的问题，仍隐藏在主要全权代表的胸中。事实上，我能肯定，直到3月底，在担负每件事最终决定权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三个人之间，也从没有倾心和坦诚地交谈过。这是威尔逊阶段和贝尔福阶段的最主要的事实。然而，这些元首继续进行正式接触。不但经常召开十国会议进行商谈，而且这些人(或他们中的几个人)常坐在一起开最高级军事会议。①这种会议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里有极大的进展。最高军事会议的开会与和平条件无关。每周都有许多紧要的实际事务发生，加重了会议的负担。例如，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停战条件的继续商讨；与俄国的关系。当时欧洲的混乱时时升到爆炸点。新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与东加利西亚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最高级军事会议必须进行干预。他们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去波兰，我们见到一列国际列车冒险旅行的壮观场面，列车有5节严密加以保卫的车厢，每一个车厢载着单独一个国家的代表。尽管旅途危险，国际委员会还是到达了华沙，进行了仓促调停，达成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某种休战协定。不久类似的困难在特申地方出现。协约国必须进行干预，以防止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爆发战争。4月份他们必须再次干预匈牙利发生的包含着巨大危险的贝拉·库恩布尔什维克革命。形势的困难和危险的确到了极点。整个大陆可能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危险。每个人都转向主要协约国寻求帮助，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不能给予帮助。他们需要粮食，但是协约国本身粮食也短缺。他们需要军事占领，但是英国人也极迫切地需要军队来维护安定，调不出许多军队，又不能冒险派遣少量特遣队去往远离大海的遥远地方。大战后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措施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占去了主要大国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这种双重关系对缔造和平施加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五大国继续不断为这件或那件争端一起工作。上午他们参加十国会议，为解决和平问题进行“交谈”；下午他们出席最高级会议做出重要的实施决议。27国中的其余国家，根据最初通过的难以落实的决定，它们具有同等的地位，时时聚集在全体会议中，那里处于最完全的公开状态，任何重要事情都不能做。威尔逊总统不可避免地和几乎麻木地听凭这种事态的发展。他明白这种事态的发展并非由欧洲外交的邪恶性质引起，而是出于实际和自然的原因，努力反对也是徒劳。影响大小国家主要利益的迫切问题怎样能由27国进行公开有益的辩论呢？如果单单使用陈词滥调和阿谀奉承的话，会议会成为笑剧。如果无节制地说直言不讳的话，会议将变成熊园。即使完全由主要国家组成的秘密召开的十国会议，也终因人数过多难以操作。连同随从的专家，十国会议的出席者很少少于50位，他们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相差悬殊。即使不算有意的泄漏，会议的机密性也大可怀疑。我们将见到，总统根据常识与事实，很快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紧密地在一起解决每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商讨仅由莫里斯·汉基一人作记录，并把决议整理成确切、清晰的文字。如果在12月甚至在1月份就能举行这样的会议，那末和会的全过程本来会进行得顺利而协调。但总统一开始就拒绝显而易见的办法。当这个办法在许多天后以后以商讨的形式回到他身边时，他表示热烈欢迎。总统抛出他主要政策的时刻最终来到。他宣称国际联盟必须成为和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先于所有领土或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在联盟的结构上建立整个和约，所有解决办法必须与联盟的原则相协调。如果所有领导人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初步谅解，如果他们知道在基本问题上彼此所持的立场，没有感到会发生十分严重的冲突，那将是值得赞美的。但是现在看来和会将以全部精力投入人类新宪章的工作，由于没完没了的学术讨论，那时所有实际和紧迫的问题必须退出会场。经和会全体会议同意，指定特别委员会制订国联章程。决定这个程序的十国会议的讨论记录是颇有启发性的读物。迄今，小国利益捍卫者威尔逊总统已经了解，如果允许大量小国参加联盟委员会，便会什么事也做不成。因此他力争以尽可能少的国家组成负最高责任的委员会。另一方面，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有点挖苦地谈到最小国家的权利要求。国联将是它们的保护伞和庇护者。它们不应该参加会议？这不是为它们开辟一个有用的活动领域，不使它们忧郁地在巴黎到处闲逛为等候十国会议的决定吗？除美国以外，所有大国均对毫无进展的情况深感不安，它们的代表不得不面对国内上升的不耐烦情绪。当主要问题未获解决时，国际联盟章程的每一方面都必须警觉地加以仔细审视。代表们绝望地看到了将有许多星期甚至几个月耽误的可能性。最后指定了一个极好的委员会，委员会中包括几个小国家，但人数尚不难处理。英国两个杰出的制定政策的能手罗伯特·塞西尔②与斯马茨将军都被指定为代表。威尔逊本人决定主持会议，精力充沛的他把巨大的任务抓在了手中。由坦珀利博士主编、由外交学院赞助出版的和会历史把国际联盟的起源归因于三点。第一，负责维护和平的一些已确立的国际会议的需要；第二，为小国安全(如比利时命运所证明的)提供更全面保证的需要；第三，人们日益相信的经济合作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个论点是，2000万人有4年多时间在彼此厮杀中丧生，这个残酷过程现在停止了，大多数人希望战争不会再次发生。常常有人声称，国际联盟是美国人的灵感擅自强加给欧洲的办法，以防止欧洲国家的敌对倾向。事实并非如此。在战后三年里，建立联盟的思想在大部分文明国家里都开始活跃起来，在美国和英国成立了各种社团来宣传这种思想。罗伯特·塞西尔是第一个把它写成文字的英国人，他于1916年底写出了论述这个主题的文章。他的论证虽然必定不够成熟，虽然实际上只等于现在盟约的第15和16条内容的粗略草稿，但它还是成为了1917年建立的由非利莫尔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基础。这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联盟法规的草案，刊印在1918年初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政府间传播的文件中。1918年夏季，威尔逊总统指派豪斯上校对菲利莫尔的草案进行整理加工，豪斯的修正意见于7月16日交给了总统。豪斯对原稿主要增加了对联盟会员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明确保证，而菲利莫尔的草案仅仅满足于对仲裁协议的执行提供保证。当威尔逊修改草案时，他删除了建立国际法庭的条款，但增加了罗伯特·塞西尔曾在他先前的草稿中提倡过的大量言词，那就是破坏行为应受毁灭性力量的惩罚。与此同时斯马茨将军独立地于1918年12月16日写出了他自己的联盟草案，草案包含建立一个组织的详细建议，建议设立大会和一个委员会，还包括取消征兵和限制军备的规定，并建议实施为落后的地区或国家进行监护的委任统治制度。关于威尔逊设立国联的贡献，他的编年史作者贝克先生说，“实际上盟约中没有一个思想发源于总统。他与盟约的关系主要是编辑或汇编者，他选取、舍弃或编纂从不同来源来到他那儿的各种方案或建议。”③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威尔逊贡献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草案中收录了所有有用的修改意见，同时增补了一个旨在保证公平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条款，以及另一个要求新建国家给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的条款。这就是1919年1月10日美国代表在和平会议上提出的草案，10天之后英国代表团也对这个主题提出了英国意见的最新方案。英国与美国草案在所有的基本要点上是“意思相同”的，两国草案由代表英国的塞西尔·赫斯特爵士和代表美国的亨特·米尔先生加以合并。两个草案在1月后半月和2月初由联盟委员会进行研究和修改，最后于2月14日提交和会的全体会议。国际联盟是由大西洋两边具有同样特征的人们，公正诚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想的。威尔逊总统把这个伟大的思想当作自己的创造，当这些日子里的所有烦恼和他自己的错误被人们遗忘时，那末人们对威尔逊的记忆便珍藏在这个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及其显示出的优势中了。英国自始至终是威尔逊的主要支持者。在我们的岛屿中，一切自由开明人士都坚持这个理想计划。其他所有思想正直的人都理解，这样的联盟可能会给英帝国四处分散的社会带来好处。只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批评它。它不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吗？它不是国家军备的替代品吗？它不会在需要的时候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吧？它不会使指望它的人在未来某种大灾难中遭到毁灭吧？在有些批评者看来，当新的安全保障正在构造时，保留旧的、证明有效的安全保障较为慎重。可是英国给予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尤其是实际的。没有这种支持总统决难成功。很自然，世界上较小和较弱的国家会为保护它们免受大国统治或侵略的法律喝彩叫好。法国、意大利和在地球另一边的日本善意地接受了新的福音；但是她们更倾向于相信无情的现实，她们以更顽固的形式来摹仿英国怀疑论者的疑虑态度。真正的反对来自美国。整个美国人民的传统一直是远离旧大陆的磨难，与旧大陆敌对。大西洋提出3000条理由，而太平洋提出7000条理由来反对涉及这些遥远的事务。从华盛顿到门罗的美利坚合众国祖辈的所有教导，都反复重申不干涉政策。科学也许必须再进步50年，大洋间隔的鸿沟才能在政治上没有意义。50年在人类历史中不是一个长时期，可是它远远超过了公元1919年建立的巴黎和会的生命。此外，人们业已见到，威尔逊总统没有办法调和或解除他自己国人的根深蒂固的和自然的厌恶态度。他只是作为一个党派领导人，而不是作为国家领袖来追求统治美国和教导欧洲。他的本国基础在他脚下破碎。虽然他抡起手臂训斥旧大陆的困惑的可敬的政府，但在国内他却被有力的反对党无礼地拖出了讲坛。我曾会见过一些最有天才的美国人——光芒四射的领导人物，据说他们曾经说过，“欧洲政治家应当了解美国的宪法。你们应当懂得，没有参议院支持的总统什么都做不成。如果你们寄希望于他个人的决定或承诺，因而尝到苦头，那只有责怪你们自己。这种决定或承诺是无效的。”从开始就对威尔逊总统的国书的实效性存有严重怀疑。国际联盟的最高功效取决于美国参加该联盟。美国的参加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外部平衡因素。国际联盟会在威尔逊总统的控制之下吗？如果不，各国的自由思想就高涨不起来，国际联盟就发挥不了作用。另一方面，详细检查总统的国书的行文又是极其轻率的。假如，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向会议桌对面的总统说：“你知道我们是在代表我们两国的压倒多数群众说话。请你以你愿意的任何方法试验一下。除了你任期届满，否则其他事情都不能剥夺你的权力，真是这样吗？你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是不完全的。美国参议院的意见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已失去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你不过是一位很想改造他人的好心哲学家，难道你还同时肩负着美国国民的信任与心怀着他们的意愿吗？”也许美国人会被这席话深深激怒。他们也许会回答：“你们曾经很高兴得到威尔逊总统许可的我们的军队和金钱。现在你们摆脱了困难，就藐视我们合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不管我们属于哪个党，我们却憎恶这种提问。认为我们会不履行我们的所有许诺，这是一种侮辱；面对这种侮辱，我们这就走。”因此没有人怀疑总统的资格。再说，尽管有一百个气恼与担心，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内心还是深信，他是迄今大西洋彼岸最愿帮助欧洲的朋友。1月22日的十国会议和1月25日的和会全体会议决定组成国际联盟委员会。2月2日委员会开始工作。可是就在此时，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于占领领土的委任统治原则，发生了严重的紧张状态。这个原则原是由斯马茨将军提出的。它的应用现在扩展到了将军未曾考虑到的界限。这个原则规定：被征服的德国殖民地或土耳其部分领土由战胜国据有，但不是作为它们自己的领土，而是在国际联盟之下受全人类委托管理，并在对待当地人是否符合所有要求这一问题，应受正式国联监督。这个原则受到了威尔逊总统的高度欢迎。但是斯马茨将军只打算把这个办法应用于前俄国、前土耳其或前奥匈帝国领土。他从未想到它适用于英国各自治领在战争过程中占领的地区。更没有想到它要应用于德国西南非洲，联合王国政府曾占领并有意并吞该地区。这个做法把健全的原则应用得过头了。各自治领一致认为，委任统治原则不应应用于它们占领的地方。英国政府对获得领土不能不感兴趣。这个国家要为它的严重损失寻找某种补偿。由于长期而且是代价昂贵的战斗的结果，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喀麦隆和德属东非。委任统治制度没有硬性规定在整个不列颠殖民帝国范围内多年未被严格遵守的条件。在各大国所有殖民地中，英王巨大的热带自治领是唯一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开放的殖民地。所有国家的船舶都可像使用它们自己的港口一样使用英殖民地港口。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优待英国国民的情况。至于我们对土著的待遇，我们毫不害怕公正的国际检查。正相反，我们很高兴解释和说明我们的制度。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出面宣布，英国无保留地接受，委任统治原则在英国海军和陆军从土耳其人或德国人那里夺来的全部领土上实施。然而我们不能代表自治领说话。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实体，我们不能与她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控制她们。当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决定领土的割让或并吞像决定和平或战争一样，权力属于国王。但除非是犯了无法形容的错误，否则哪一个首相会对一个亲爱的家庭成员行使这种抽象的和几乎神秘的职能呢？澳大利亚占领了新几内亚；新西兰占领了萨摩亚；联合王国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这三国没有放弃这三地的意思。也不应当强迫这三国放弃。把这些情况说成是，“把这些社会像外交游戏中的棋子那样推到这里和那里”，那是一种语言的滥用。这些稀疏地居住着原始人种的地方，是崭新的不值得愿望的殖民地中的一部分，英国在19世纪是乐意见到它们归属于力量逐渐增强的德国的。其中每一处对每个遥远的自治领来说，自己的门罗主义的损害，而且发觉每一处都是一个威胁，是不久前的冲突中流血的原因。这三国已经占领这些地方；她们不愿放弃这三地。但是她们的所有权证书并非依靠武力征服。她们在共同事业中的牺牲显示了自己的圣洁。这三个自治领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白人的十二分之一，他们在欧洲战场上——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分别为6000英里、1.1万英里和1.2万英里——为美国的事业、也是为她自己的事业，损失了几乎与美国损失的一般多的生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与她们争吵。于是，1月23日，劳合·乔治先生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总理介绍给十国会议。他们站在那里，装备着民主政治、对战争所作的贡献和年轻的民族主义的全副盔甲。博登身后有地域辽阔的加拿大(法国的与英国的)；新西兰的梅西，在与共同事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既无畏又完美无缺；充满生机的澳大利亚工党总理休斯；著名的和粗壮的博塔；哲学家风度的、令人信服力的天才斯马茨。他们站在那里，和他们站在起的不但是现代，而且还有未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力量不容轻易地置之一边。他们不是英格兰乔治第三；他们不是口齿流利的欧洲外交家；他们不是愚昧无知的旧世界贵族！他们是清教徒的前辈移民，他们有清晰的口才和无边无际的可耕种的上地。威尔逊不是不为他们的特色所感动。无论如何这不是他横渡大西洋来申斥的对象。但是他有他的事业要捍卫；而这个事业是伟大的。随后发生了时起时伏的争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说，她们想要保留她们从德国人那里得来的殖民地；加拿大说，她支持她们的要求。总统说，“休斯先生，你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澳大利亚愿意使自己站在整个文明世界意见的对立面吗？”休斯先生耳朵很聋，有一个机枪似的工具安放在桌子上，通过它他能听到他想听的一切；对于这句挑战性的话，他冷冰冰地回答，“大概是这样，总统先生。”处于舞台后面的博登和博塔的政治家才能最后引导自治领领导人同意，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掩盖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主权，威尔逊先生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办法。这场争论对克列孟梭来说十分得意；他第一次听到别人以无拘束的坦率来表达他内心的感觉。他对休斯先生面露笑容，并以无法掩饰的喜悦来加强他的每一句话。他此前曾对劳合·乔治先生说，“你随身带着野蛮人。”；对澳大利亚人他说，“休斯先生，我曾听说你在早年是个食人者。”英联邦总理说，“总统先生，相信我，这是极大的夸张。”那一天的会议是十国会议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十国会议现在进入了委员会时期，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难以确定会议长度的。这里有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有真正的分歧。但首先让我们弄清事实。根据需要指定过各种委员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一共建立了58个委员会来查明每件事情的真相；使世界的主人——如果还有主人的话——能够明智地、公正地和过得去地决定怎样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和应该怎样分配世界已经大大减少的财富。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步骤也许是建立最高经济会议的执行部门，后来运粮食去奥地利和所有此类事务全指定由它经办。这样就消除了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大量人饿死的大灾难，否则灾难即将临头。但是除了这个重要的执行机构外，每一领域还都建立了委员会，为和平条约准备建议。它们是财政筹备委员会；经济条款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惩罚战犯和绞死德皇委员会；领土问题委员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委员会；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未来委员会；非洲和亚洲以及太平洋群岛委员会。全部大大小小58个委员会，不管明智与否各有目标。即使在叙述中要冒令某些人失望的危险，但在目前阶段在这批主题中我略去一些较不重要的部分不予谈论，会方便行文。02.我们已经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对报纸和群众的要求——在“要德国人付出代价”的问题上使用最强硬的语言——已经让步到什么程度；以及他怎样努力做到这一点，同时又要使用“如果”和“但是”来尽可能保护自己。例如，实际上他这样说，“他们应付出最后一个铜板——如果他们能这样做而又不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或者说，“他们应付出尽可能大的数目——但是尽可能大的数目是多少必须由财政专家来确定。”当大选过去时，我曾询问首相，他将怎样满足公众的期望，叫德国对战争所造成的所有破坏做出赔偿。当时他回答：“一切必须由一个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来解决。我们将使能找到的最有能力的人进入这个委员会，这些人应该与政治或竞选没有任何关系；由他们冷静和科学地审核整个问题，向我们报告可能的办法。”现在时间已经来到，首相选择了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先生；英格兰银行董事坎利夫勋爵；一位最有能力的司法权威萨姆纳勋爵；以及我们可以遣派的几个法律界英才。可以预期协约国成员国委员会连同它的强有力的美国代表，将压低选举的吵闹声和流行报纸哗众取宠的空话，做切合实际的事情。可是赔偿委员会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坎利夫勋爵的评估敌国支付能力的委员会专门小组，在4月份报告中指出，要素波动太大，无法进行预测。但是巨大的数字仍旧继续在权威圈子里占上风。美国的一个代表拉蒙特先生在一篇发表的文章里说，根据某些重要文件，他估计应付总数高达75亿，法国人要求100亿，而英国人要求得到不少于120亿。首相任何时候都不想得到这个庞大数字，只是想得到经最高权威证明的合理数字，这个数字他认为国家是急需的。他几次与英国代表进行半正式的谈话，结果使他觉得烦恼。他们一直极端乐观地谈论德国的支付能力；没有一次提到低于80亿英镑的数字。3月6日他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提出“假设即使和平谈判破裂也要坚持”的一个数字，他们答应于3月17日分别报告。但是关于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神谕不可获得；困惑的首相只能自己来挑选担子了，要么提出还不能得到权威论证的低数字，从而激怒公众，要么提出他的直觉与理性使他深信的决可不能得到的高数字。就这样，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未能确定德国的赔偿数字。其他各委员会致力于和约的经济条款，条约的全部章节充满了确保协约国商业将先于敌国重新开展的规定，大部分是临时性的。这个独立的工作从来不曾与财政条款发生关系。因而条约草案在强加给德国的同时就是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无限的责任，而且想象得到的支付办法具有各种障碍。凯恩斯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度洞察力和智力而且没有不适当的爱国偏见的人，他是英国派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工作班子成员之一。他富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反对许多人提出的荒谬目标，更反对达到这个目标的恶劣方法。特别是在一本使美国获得巨大名气的书中④，揭发和谴责了“迦太基式和平条约”。凯恩斯用连续几章无可辩驳的、判断正确的文字，指出了财政和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他对庄严制订的经济条款的不公正性质以及对和平条约的整个结构一并愤慨地加以谴责。他在经济方面的论断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别的方面，在问题的更重要一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其他许多人高明。事实证明，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就他所熟悉的特殊方面说，证明有道理的，大大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对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判断。但是，对于希望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凡尔赛条约的经济方面与一般方面应该整个划分开来。当劳合·乔治在和会期间因经济和财政条款受到指责和挖苦时，他习惯于作如下回答：“期望曾受如此沉重苦难的人民恢复他们的清醒理智在此刻尚为时太早。条约上写上德国的赔款额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拿不出这么多，最多也就是希望落空。我们必须使广大民众的观点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忍受了如此可怕的伤害。但是我们将在条约中插入一些条款，规定几年过去后就修改这些条款。现在就为此发愁没有好处，我们必须让他们全都平静下来。现在我正试图做的是在条约正文中插入修改的机制。”这样做可能不够高尚，但是它几乎就是行将实行的办法。“迦太基式和平条约”的主要经济条款，不是废弃就是根据条约中的规定机制修改了；事实上，道威斯协定要求德国的赔款不超过20至25亿。这个数字就是高明的英国财政部在第一次向它征求意见时提出的一个合理数字。03.另一个委员会开展惩治战犯的工作。战争中发生了恐怖的行为，当战争激烈进行时，几百万人的战斗怒火因这些行为的口头流传而更加旺盛。现在胜利者因自己所处的地位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些恐怖事件的看法了。当然对敌方军人处以死刑和有组织的“暴行”，与实际战争中自发的或无法控制的暴行显然不同，但情况对德国人不利。他们在整个战争中一直站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协约国艰难地保卫自己受入侵的领土。德国有4年之久统治着遭受苦难的人民。英国人认为，处决伊迪丝·卡维尔、尤其是处决弗里埃特船长是犯罪，有人应对此负严格责任。然而法国与比利时有很长的和骇人听闻的控诉要提出。敌军列兵、军士、上尉犯下了上千件暴行，有的是将军下令干的，在他们背后排列着大量证人。海上也有恐怖的故事——不是完全单方面的，这里还有德国的潜艇战——被他们发现的商船被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客轮上有一些军火，但还有40个婴儿；医院派出的船只搭载的是无助的、神经崩溃的伤员和忠实的护士，却沉没在冰冷的海中。某些施加于海员的凶狠残忍的行为，是在任何报复行为中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子的。保加利亚人在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调查人员无比的愤怒。至于土耳其人的暴行：他们叫库特军备部队齐步走，直到大部分人倒毙；屠杀无数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人，不分男女老幼，用一项有计划的大屠杀把整个地区的生灵全部毁灭——这些是人类无法洗雪的耻辱。比利时、法国与英国提出情绪激烈的要求，凡违反人类设法建立和维护的战争法的某些明确行为，其责任应追究到个人。没有人能否认这样做是正义的。但是怎样付施实施呢？潜艇上尉可以提出他是奉上级的命令；他必须用生命服从这些命令。医院船应不应击沉是政府的问题。海军上尉只能遵命去做。交战国军事法庭下达的不论任何惩处都必须随即执行。至于驻军地区的暴行，可能指出职低位卑的人做了坏事；但是他们说他们没有做；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军官叫他们这么做。有好多军官说，他们没有叫士兵这么做。或者他们只有在被发现时才会承认。或者用第三种方式，他们能把这些事情，与他们看到对方对他们所做的其他事情相提并论，而关于那些事情他们不乏证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查究。材料充分，但由谁承担责任？上尉下令这个排开排炮。他是从军事长官那里得到命令的。军事长官则是根据当局给予他的任务行动。军的司令能说他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集团军却只是大本营的服务工具。首先是受德国人民支持的德国政府，顶峰处是皇帝。根据逻辑，委员会应爬登这个阶梯。他们怎能为应由将军负责的行动谴责上士或上尉呢？他们怎能谴责将军呢？因为将军的行动是经由政府和议会批准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如果有任何人应受处罚，一定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这样，在经过几个月劳累的争论之后，草拟了一份包括所有德国最大的人物的名单：所有陆军司令；所有最著名的将军；大部分王子、亲王、王公；首先是德皇。和约的一个条文迫使德国人声称他们全部的最大人物和权贵为战犯。只要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写入战犯名单，就足以使整个事情毫无意义。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是绞死德皇，他是“最高元首”，宪法规定他应对他的军队所做的每件事负责。许多愿望依旧关注对德皇的审判。劳合·乔治对此执意坚持。他不但为这个目标做出了承诺，还热情地为此努力。美国人对此事不感兴趣；法国人对德皇表示中度愤慨，但沉思一会儿后则给予了高兴的同意。司法军官精心研究起诉程序。可是德皇不在协约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内。他是被从法国赶出去的；他后来从德国逃走，在荷兰找到了避难所。人们正式向荷兰提出引渡或交出德皇的要求。劳合·乔治先生在凡尔赛条约签字后处于他胜利的高峰，他通知议会，德皇将由国际法庭在伦敦加以审判。后来发生的事情原本可以预见。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宣布，他为1916年起德军的全部行动承担全部个人责任，并愿意出庭受审。德皇的所有儿子由艾特尔·弗里茨执笔写信，愿自己集体代父受罚。在荷兰多伦的德国流亡者见到，他们前面是一个受磨难的国王，但却是几乎没有寻常的身体不适的国王。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候，一个受磨难者能得到如此之高的奖励。然而荷兰人是一个固执的民族，更重要的是荷兰是一个小国。在和会期间小国家很时尚。“英勇的比利时王国”赶走了敌人，得到了赔偿并受到祝贺。刚刚打过的战争就是要确保小国家有反对大国的合法权利，这一点也许是以后几个世代中持久的事实。荷兰拒绝交出德皇。当然荷兰又不会受到所有战胜国武装暴力的攻击，是不是旧世界秘密外交的隐蔽阴谋曾给荷兰政府以某种保证呢？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查明真相。劳合·乔治先生真正发怒了，但此时在英国负责人士中他是孤立的。因此战胜国屈从于荷兰的拒绝引渡，德皇一直住在荷兰。*04.至此我们已读了许多在和会中谈得很多的问题。但是除了成立国际联盟、处理德国殖民地之外，没有一件触及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其余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自行消散。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曾对这些问题感觉多么强烈，多么吃惊。美国的理想主义明显是在与英国和欧洲的邪恶打交道。关于德国人应付出多少代价的荒谬念头现在包含在条款中，这些条款将永远不会实施，这些条款实际上受到了其他条款永远不使其实施的保护。战犯们在德国最著名战士的保护下找到了避难所，而荷兰人不因劳合·乔治的要求而抛弃德皇，让其受绞刑。如此算是清理了“堆满累赘琐物的场所”，于是我们可以自由地着手探讨民族与领土、欧洲力量均衡和世界国家的基础这些中心问题了。这些问题支配着未来，目前住在小屋或茅屋里的白、棕、红、黑或黄各色人种家庭，会在某一天发现，自己直接地和十分不愉快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与此同时，怒气在所有国家中升起。英国公众要求知道和约什么时候签订，德国多快将支付赔偿以及关于德皇将发生什么。美国共和党用轻蔑的言词讽刺总统的改善世界的计划，尖声要求召回美国军队和收回美国借出的债款。意大利人叫嚷着要求解决他们的领土和殖民地要求。法国的愤怒与焦急沸沸扬扬，她担心自己未来的安全。此外，战败国麻木地等待着，以焦急和犹豫的心情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人们一直希望英国自治领接受委任统治的原则，还希望与威尔逊总统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这两者将为实际决定边界和管辖区域扫清道路。但是总统坚持说，制订和通过国联盟约应放在解决所有领土问题的前面。十国会议受各自国家滋生的害怕和日益增加的不耐烦情绪的鞭策，急于采取行动；2月初发生了和会的第一次危机。劳合·乔治先生说出了所有国家的意见，要求不再搁置实际问题。当每个人都等待紧要问题的答案时，怎么有可能构筑这个新世界的机器呢？一个巨大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制定和约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为了制定和约而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不能迅速地将和约公诸于世，就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知道总统已于2月14日返美履行某些迫切的宪法义务。在此之前怎样有可能决定国联的盟约呢？可是总统对一度表示怀疑但现在已经释疑的听众宣布，到了那个日子一切都将解决。事实上公众的要求已经完成。委员会受到鞭策，以非常快的速度前进。由于委员会的不寻常努力、尤其是其中英国代表团人员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国联盟约草案终于完成，并于2月14日提交全体大会。战火停止至今已有三个月，迄今任何一个明确的、重要的、当前欧洲和平与复兴所系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许多地区战胜国强制执行自己决定的力量明显在缩小。由不可抗拒的、精神困惑的民族支付的、由流血与物质匮乏的沉重代价换得的和平，却被长时期拖延。但是这里终究有了所有协约国给予的暂时的、但却是认真的同意。许多才智之士为制订联盟盟约做出了贡献。菲利莫尔、罗伯特·塞西尔、斯马茨和赫斯特就是永远将英帝国与创立国联相联结的名字。由于制订盟约的时间很仓促再加上外界的压力，盟约不可避免地有某些错误和不完善之处。不过这个新建筑物的基础是打在有生命力的岩石之上的；由全世界仁慈的人们精心雕凿而成的巨大奠基石，被忠实而灵巧的英国滑轮吊运到了适当的位置，这基石将永远刻有如下铭文：“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妥善而精确地放置。”谁能怀疑在这大块花岗石的上面和四周最后将筑起住处和宫殿呢？“所有国家的所有人们”将怀有坚定的信心，迟早会成群结队地频繁光临那里的。————————————①“军事”这个词以后将省却。②现在为切尔任德的塞西尔子爵。③参见第1卷，第242页。④《和约的经济结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德皇此后一直居住在荷兰，直到1940年希特勒入侵西欧并占领荷兰等国之后去世。——Franc.She第09章、未完成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要以武力来强行统治那些反对过它，且应我们的要求组织起来的人。如果在他们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时，在他们承受一切风险时，我们说，‘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你们曾为我们的目的效劳。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让布尔什维克割断你们咽喉吧’，那末我们等于是宣告：我们彻头彻尾毫无价值。……”——1919年4月16日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要救俄国，要如我祈求的让她获救，必须同俄国人一起拯救俄国。只有俄国人的男儿气概、俄国人的勇气和俄国人的美德，才能拯救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和欧洲大家庭的著名成员并促使她复兴。我们能给予这些俄国军队——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在对德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响应我们的号召才最早进入战场的，现在他们正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作战——的援助只能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军队、军火、装备和技术服务。但是俄国必须由俄国人的努力来拯救，必须出自俄国人民的内心，必须使用他们强有力的臂膀。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一定能如火如荼地展开。”——1919年2月19日丘吉尔在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讲停战时的承诺——贝尔福勋爵11月29日备忘录——英军与法军的干预范围——在敖德萨的法军——在陆军部——普林基波岛——巴黎会议——我的建议——与首相的通信——布利特的使命——形势恶化——高尔察克——西伯利亚军的前进——五大国询问高尔察克——给高尔察克的照会——他的答复——大国决定支持他——太迟了。01.威尔逊总统的离开以及随后在巴黎发生的插曲，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读者得以再次接触在巴黎以外悄悄存在着的萧瑟的现实。停战和德国的垮台改变了俄国的所有价值和关系。协约国只是作战行动需要时才勉强进入俄国的。可是战争业已过去。协约国军曾经努力不使德国军队得到给予俄国的大量供应品，但德国军队不复存在了。他们出发去拯救捷克军；可是捷克军已经自己救了自己。因此能使协约国军进行干预的每一个理由都消失了。另一方面，所有协约国在物质与精神上又都曾卷入俄国的许多地区。英国的承诺在某种方式上是最认真的。1.2万名英军和1.1万名协约国军实际上被冰封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不管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必须留在那里直到明春。这些派遣部队，自然有可能遭受布尔什维克集中大部队的进攻，他们的处境不免令人担忧。宪兵上校约翰·沃德率领两个英军营加上几个从巡洋舰萨福克郡号调来的水兵，在西伯利亚心脏地区以武力和忠告支持鄂木斯克政府，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新西伯利亚军正在迅速建立。这支军队单从英国就得到10万支步枪和200门大炮。大部分军人穿着英军军装。由英国管理的军校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起来，正在训练质量低下的3000名俄国军官。在南方，在阿列克谢耶夫去世后继任司令职务的邓尼金，受到鼓励，希望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得到协约国的帮助。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放和英国舰队进入黑海后，我们才能派出一个英国军事使团去新罗西斯克。根据这个使团的报告，战时内阁在1918年11月14日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邓尼金；增派军官和军事设备去西伯利亚；并给予鄂木斯克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11月29日备忘录中向内阁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他写道，“这个国家在4年多艰苦作战以后，肯定拒绝看到在自己的军队被派遣到俄国辽阔的国土上，目的只是要在一个不再站在协约国一方交战的盟国实行政治改革。“我们历来主张俄国人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希望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在基本上针对中欧帝国的作战过程中，为了有利于协约各国，我们不得不与俄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有任何使命，在俄国人民中建立或改组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陛下政府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在俄国的军事政策一直受这种观点的指导。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完全对俄国事务不感兴趣。近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责任要持续到产生这种责任的原因消失。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协约国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帮助她。在俄国的东南角，在欧洲，在西伯利亚，在外高加索和外部里海，在白海和北冰洋毗邻地区，新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行政机构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出现。我们有责任使它们存在，必须努力支持它们。支持工作我们能坚持多久，这种政策最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尚不能断言。这主要取决于与我们共同行动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方针，共同行动的国家在可使用资源上远比我们为多。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别无可供选择的方法，只能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这些军队；在我们没有军队的地方，则供应武器和金钱；至于波罗的海各省，尽我们听能，使用我们的舰队保护刚开始形成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些还在现场抵抗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入侵的人们而言，似乎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但是它是我们能够完成或者在目前环境中应当尝试的全部。11月30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得到通知，政府建议遵守如下对俄政策的总路线：“暂时保持对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占领；继续西伯利亚远征；努力说服捷克军留在西西伯利亚；(与5个英军旅一起)占领巴库—巴统铁路；用军事物资尽可能帮助在新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以军事物资供应波罗的海国家。”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它不但包括现在的承诺，还增加了在高加索和南俄的新项目。关于这点必须作一些叙述。一年以前，在1917年12月23日，英法同意在巴黎召开会议，法方由克列孟梭、皮雄、福煦出席，英方出席者有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以及数名英国军事代表。会议制订了英法在俄国南部的未来军事行动计划。这次会议考虑了支持当时在新切尔卡斯克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便于在任何情况下作战，从地理上划分了两国作战的范围。法国军事行动在黑海以北开展，“对付敌军——德军和敌对的俄国人；英国的军事行动范围在黑海以东，打击土耳其军。”会议协议第三条规定，法军战区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英国战区包括哥萨克领土、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库尔德斯坦。战时内阁于1918年11月13日重申，他们会坚守这些限制。然后英军在巴统登陆，迅速占领了从黑海到里海巴库的高加索铁路。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发现了友好的、从整体上说是欢迎我们的、有点激动不安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沿400英里铁路线驻扎下来，对居民及其各级动摇不定的政府像“大哥哥”那样关心地行事，并整编了一支小舰队，确保对里海的迅速有效控制。里海比不列颠群岛大。到1919年1月底约2万多的英军掌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战略铁路线。由两支在内陆海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保障沿线两侧的安全。英国政府打算利用这条铁路做些什么从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在英军这块盾牌后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有发展他们独立的存在的自由，它还防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土耳其(此时她完全唯命是从)、库尔德斯坦或波斯。从未发生战斗，没有生命损失；但是由于我们的兵力不断减少，我们克服了极大困难，才使这条被保护的线路大约有一年之久保持完整无损。法军进入他们的指定范围后，遭受了灾难性的命运。停战条件规定德军立刻撤出乌克兰。这在因与同盟国交战而充满怒火的法军看来，是完全合理的，而德军本身除了遵命回家外别无希望。可是事实上，撤走德军等于从南俄撤走了保持2000万或30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有力、正常、有效的基础。随着一度令人憎恨和害怕的“钢盔”迅速撤出南俄的城市与市镇，赤卫队便跟踪而至，唤起了居民中的那些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所有对德国入侵者表示友好和同情协约国事业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剥夺来庆祝他们夺得政权。当这些可悲的事件正在进行时，法军于12月20日用约2个师在强大舰队的支援下在敖德萨登陆。应协约国最高会议要求，韦尼泽洛斯另率领两个希腊师参加，法军的力量因而增强。于是发生了战胜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冲突。这场战争的胜负并非决定于寻常的战争器械。外国占领激怒了当地居民；布尔什维克得益于当地居民对外国军队的不满。他们宣传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影响遍及整个乌克兰。1919年2月6日赤卫队重新占据基辅，周围地区人民奋起反对外国人和财主富豪。法军本身也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舰队均反叛了。战争业已过去，他们现在为何而战？他们为什么干涉俄国事务？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俄国正在开展的运动，既然这些运动试图摧毁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建立陆军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普遍政权？在过去所有大决战的战斗中，所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几乎从不失灵，然而此刻在用它执行新任务时它突然破碎了。法国舰队的哗变被镇压，哗变的头目被判长期监禁；可是震惊在巴黎持续不息，当局迅速终止了整个冒险任务。4月6日法军撤出敖德萨。因发生事故而按兵未动的两个希腊师同时撤回本国。法国一退出，布尔什维克立即进入该市，开始第二次报复。对这个突出插曲的简短叙述必然是不完备的。凡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兵戎相见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重复地、突然地并发虽各有特色的、但性质相同的混乱状态，蔓延在从白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福煦元帅在1月12日将俄国与波兰的形势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他建议在停战条件中增加一条，即由德国人管理但泽—托伦铁路连同但泽港，维持良好秩序。然后要求铁路恢复运输功能，以便有利于协约国军的运输。他考虑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主要是美军，加上波兰军和同意参加的俄国战俘，以保护波兰和对付布尔什维克。但是美国军队不愿意将力量投入这种无论怎样都不合乎愿望的目的。可以肯定没有英国军队可以使用。因而这位元帅只能依靠次要的权宜对策，而政治家们则求助于老生常谈以摆脱困境。02.1919年1月14日我进陆军部任国务大臣，成为在上一章所述的形势下所做出的保证和所有悲剧以及国内种种困难的继承人。到此刻为止，我未曾参与任何种类的俄国事务，也不为任何承诺负责。我发现自己在几乎一切问题上与帝国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的看法均保持一致。我们提议的和只要我有力量就要贯彻到底的政策，无论如何都具有简明的优点。我们的军队在很快地缩小。英国人除莱茵地区外再也不愿为在其他地方的军事设施提供人力与财力。英国人是否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为抗德战争强征的军队与任何其他人打仗，或甚至在征服地区维持长期占领，这都大成问题。因此我们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缩小你的承诺；选择你的义务；把你能够坚持的那些事情做成功。于是我们强烈主张以下措施：第一，结束在高加索的巴统—巴库冒险，毫不拖延地把我们的大批军队撤出危险的、由我们负责的地区；第二，与土耳其讲和，向她表示英国是她的朋友，第三，诚恳和全面地完成我们的承诺，用我们大量的剩余军火来武装和装备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并用有专门技术的军官与教练人员训练他们的有效率的军队。自然的趋向是，我们将努力联合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接壤国家，成为一个战争和外交体系，使每一方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坚持执行的政策，也是我们政策的限度。但是还有一个政策可供选择，这个政策受到了有权力者的倡导，它与上述的简单概念是竞争关系，并且互相冲突。早在1918年12月份，英政府就曾询问她的盟国和与俄国毗邻的伙伴国，对俄国能不能有利地提出某种和平建议。①虽然法国人不赞成这个计划，但关于它的谣传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抗议，②劳合·乔治先生于1919年1月16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召集莫斯科的代表和与莫斯科作战的各类将军的代表来巴黎，“以罗马帝国召集边远附庸国将军以解释自己行动理由的方式”进行协商。威尔逊总统同意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于1919年1月21日做出决定，由美国起草邀请书。但是会面地点有了变化。不是原定的巴黎，而是选择在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林基波岛。在该岛毗邻有另外一个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战前曾把昔日大批出没于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无主野犬集中移送到这个岛上。用船装运到那里的几万只野犬彼此噬食到最后全部饿死。当我在1909年乘朋友的游艇访问土耳其时，亲眼看到它们成群聚集在岩石海岸上。这些野犬的白色骸骨依旧铺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野犬给人的记忆令人憎恶地遍布周围地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来说，选择这个地方召开和平会议似乎有点奇特，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来说，那里似乎并非完全不适合。2月4日布尔什维克用含糊其词的语言接受了邀请。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的白色政府以及纳博科夫、萨佐诺夫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的代表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邀请。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的整个想法对于英国和法国的主导性舆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第一次在巴黎参与关于俄国的讨论。由于对阿尔汉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已经答应的保证直接由我经办，我一再催促首相制订一个明确的政策。在长时间焦急的商谈中，他显得对同行的焦急有习惯性的耐心和亲切的关怀。最后他建议我去巴黎，考察一下在我们有限的行动范围内能做些什么。2月14日，我按建议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执行这个使命。坐在和会的座位上，我看到了报纸上经常描写的和会开会的场景：克列孟梭担任主持人，表情严肃、满脸皱纹、一头白发，带着一顶黑色无檐便帽；坐在他对面的是福煦元帅，他十分拘谨、十分克制、庄严、杰出、讨人喜欢。两侧的华贵的椅子上坐着战胜国的代表。四周是哥白林厂制造的壁饰花毡和镜子，闪烁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唯一一次我与威尔逊总统正式接触的场合。我将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那天会开得很长。谈到议程上的俄国问题时，时间已过下午7点。就在那天晚上威尔逊总统要离开巴黎，登上第一次回美旅程。他只有不多时间吃晚饭和赶上去瑟堡的火车。他实际上已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本来就没有合适的时间来提出一个外加的、意见不一的和令人困惑的主题。然而，由于我对俄国各条战线的直接责任，以及对目前各种残酷现实所产生的执着心情，我便站起来发出我的吁请。“我们不能在有关俄国问题上做出某种决议吗？战斗实际上在进行着。许多人被杀和受伤。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我们是要停战还是继续打下去？总统就这样前往美国，让这个问题被搁置在一边吗？在他离开期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他回来之前除了那边漫无目的、无控制的流血外什么都不做吗？当然应该给一个答案。”与我预计相反，总统和蔼可亲。他转身回到会议桌，把肘部搁在克列孟梭的座椅上，站着听取我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他坦率和简单地回答我，大意如下：“俄国是一个他自认为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对每一种方针都有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迟早总得采取某种方针。他急于彻底弄清楚俄国的问题。如有必要他愿意在普林基波岛单独会见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就是不包括民族主义的俄国人)。不过，要是在普林基波岛没有什么结果，他愿意与其他协约国一起，在他们认为对于现今仍在战场上的俄国军队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切合实际的帮助性军事措施中，尽他的一份责任。”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在我看来明显的是，不管协约国的对俄政策可能是什么，或者不管协约国可能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建立某种中央机构来研究和共同商议这个问题。在58个委员会外可以加上第59个俄国问题委员会。第二天，在法国外交部讨论俄国形势的特别会议上，我在得到贝尔福先生同意后提出建议：建立协约国俄国事务委员会。内设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门，具有在各协约国政府确立的政策限度内的执行权；在军事上要调查可以得到什么资源和如何能最好地协调这些资源，这一调查应立刻进行。我向首相报告了讨论过程，并说：“如果普林基波岛会谈失败，可以马上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军事计划和一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书，以表明在我们可利用资源的限度内是否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然后最高军事会议可以做出明确决定，是应彻底取消这个计划还是采取这个计划。”实际的建议如下：无线电报稿1919年2月15日协约国的普林基波岛建议公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布尔什维克于6日通过无线电做出了答复，他们紧急提议满足协约国的希望，如归还货款，同意给予矿产森林的开采特许权，和协约大国审查俄国周边领土的最后并吞权。协约国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其目的是影响协约国对俄国的干预。协约国的最大愿望是见到俄国恢复和平和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为这一目的，我们提出了普林基波岛建议。这个建议的要点并非要召开会议或者要求交战各方俄军代表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最迫切的是战事应该停止，要即刻停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虽然口头上接受去普林基波岛的邀请，但迄今非但不遵守停战，反而在许多地方发动攻势，目前正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在召集新的入伍兵员，并加速扩充他们的军备。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内普林基波岛建议必须贯彻执行。除非从15日起10天内布尔什维克在所有战线的军队停止进攻，并从对方前哨线目前的阵地后撤不少于5英里距离，否则普林基波岛建议将被认为已经失效。无论如何，如果5天内收到布尔什维克政府发来的无线电报通知，说明他们已按照建议停止进攻、停止开火和撤退，如果这个通知为从不同战线来的报告所证实，协约国将向与他们对抗的军队发出相同的要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举行普林基波岛的讨论。就审查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的可能性致毗邻伙伴国委员会的建议我们预料到苏维埃政府会拒绝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继续作战，因而建议即刻建立适当机构，考虑由毗邻伙伴国与接壤独立国和俄国国内亲协约国的政府协作组成联合军事行动的实际可能性。建议建立的机构可以采取由美、英、法、意、日政府的军事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形式。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工作外将执行如下任务：接触俄国、芬兰、爱沙尼亚、波兰和其他接壤国家的法定代表，以便估计这些国家和政府能提供的实际军事支持力量，并制订利用联合资源的计划。我们已考虑到凡尔赛的现存组织在经过某些必要增补后，将适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解为，这些军事代表将作为他们各自国家参谋长的代言人起作用。这个委员会应努力在10天内，或在某个限定时间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报告，即建议提交给俄国国内交战政府的文件。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在以下电报中有很好的阐明：首相致菲利普·克尔先生的信1919年2月16日去见丘吉尔并告诉他，我喜欢这份建议发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报。至于别的计划，我信任丘吉尔，他不会使我们承诺任何代价昂贵的工作，从而卷入兵员或金钱的大量支出。从他给我的电报看来，很像是有这种可能。我从他与我的谈话中理解到，他的全部想法是，派遣自愿去俄国的专家，加上我们能够省出来的任何装备。我还理解，我们尚未为此目的征集志愿陆军，而获得志愿人员的努力，其规模不可过大，否则会引起这个国家的反对，否则，为了进行干预而增加的志愿军将使我们陷入沉重的经费开支。所有这些情况务必在达成协议前明白地告诉所有其他国家。否则她们可能过多地依靠我们，或者嗣后会责骂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允诺。主要想法应当是使俄国能够自救，如果她希望这样做的话。要是她不利用机会，那末就意味着或者是她不希望从布尔什维克政权那里被拯救出来，或者是她无可救药。在俄国进行干预只有一个正当理由——俄国希望干预。倘若她希望，那末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应当能唤起比布尔什维克大得多的军力。我们能为这种军队提供装备，一支装备良好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将很快打败布尔什维克军队，尤其是如果全部老百姓反对后者的话。另一方面，如果俄国不支持克拉斯诺夫及其帮手，而我们使用外国军队的武力在俄国建立一个引起她的人民反感的政府，那将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侮辱。我回答说，他的观点是要清楚地说明我们支持的有限性质。可是这样做不可能在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两位均到场，也许可能达到这个意义上或那个意义上的某种结论。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今天下午我建议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有什么办法可能支持我们在对德战争中号召建立的俄军，和保护接壤国家的独立。人们表示担心，即使建立调查军事形势的委员会也可能会泄露机密并引起惊恐。因此贝尔福先生建议，不设立正式的委员会，但可以允许各国军事当局作非正式的会谈；不向整个和平大会提出报告，可以个别地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提交一份非正式的和非官方的记录会谈结果的文件。克列孟梭批评了这样的怪现象，大战中的战胜国甚至害怕将公认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问题，转交给自己在凡尔赛的军事顾问作研究之用，此后这项计划得到了同意。因此你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必定会收到包括针对俄国的某种军事意见的非正式文件。你不会承担其他任何责任。……在我继续留在巴黎已没有作用的情况下，我已于18日回到伦敦。我深信我建议的做法既合理又切实可行。民族主义的俄国人成功与安全的机会，在于协约国的统一支持以及协约国可采取的行动的恰当的协调一致。协约国没有很多资源可给予他们，但协约国本来至少可以通过某种可能起作用的方式帮助他们。03.关于普林基波岛建议和有关军事与外交可能性的研究既已宣告无效，美国人就在劳合·乔治先生的同意下于2月22日指派了一位叫布利特的先生去俄国。一二个星期后他回到巴黎，口袋中装着苏维埃政府求和的建议。时机很不适宜。高尔察克的军队刚在西伯利亚获得令人注目的胜利，贝拉·库恩在匈牙利举起他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法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愤怒趋向高潮。苏维埃对布利特先生的建议其本身当然是欺骗性的，它受到了普遍的蔑视；布利特本人因派遣他的那些人不认账而遇到了困难。这样我们再一次落得一事无成。首相因陆军部一再要求决定政策而恼火，报复性地要求我们对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准确估计货币成本。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19年2月27日随信寄上英国对俄援助清单，你将看到清单内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可能遭受的批评是，它与各国的协调政策脱节，在严重消耗我们的资源的同时，它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导致任何明确结果的力量作后盾。在这些冒险行动的后面没有“争取胜利的意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缺乏取得真正成功所必要的东西。缺乏“争取胜利的意志”这一点，如让我们的军队知道了，将影响他们的士气；让我们的俄国盟友知道了，阻碍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了，将鼓舞他们的努力。关于你对陆军部没有给你提供情报的抱怨，我必须向你说明，战时内阁早已习惯直接与参谋长和别的军事当局打交道，他们和我一样知道，在俄国问题上制订精细计划和估计费用非常困难。理由在于所有要素均难以确定和军事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与未来的政策决定混杂在一起。例如，从基本问题开始，在巴黎的协约国尚未决定他们是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人作战呢还是希望与他们讲和。协约国停留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对两者同样不喜欢。……两星期后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19年3月14日停战协定签字后过去4个月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是无可救药的。这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兵力大了，虽然它是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协约国没有任何政策，或者是由于对在俄国各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没有投入真正的或有效的支持。普林基波建议在开始产生普遍的泄气和松弛时发挥了作用。在命令德军撤出乌克兰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布尔什维克军前进，这导致这块盛产粮食的富饶土地的大部分被侵占，布尔什维克军现已接近黑海的赫尔松。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有许多不健全的迹象，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在西伯利亚战线后面出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处的日本军已投入十分激烈的战斗。04.此时来预测一下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命运和西伯利亚事态的变化，对叙述是方便的。高尔察克是一位40岁出头的精力充沛的人，在许多方面与海军中的科尔尼洛夫极为相像。革命爆发时他的舰队叛变，事变中他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和旺盛的体力，临时政府曾劝他去日本避难，因为他们也许以后会需要他。临时政府垮台后，他从东方进入西伯利亚，有几个月在鄂木斯克政府担任海军部长这个奇特的职务，那个政府所在地至少离开大海1000英里。高尔察克诚实、忠心、廉洁。他的观点和性情是专制的；但是他努力想做到开明和进步，以符合他深信是时代精神的标准。他没有从政经验，毫无能使同等美德与性格的人安全渡过革命暗礁与风暴的健全的直觉能力。他是个有才智的、值得尊敬的爱国海军将领。他不参加推翻政权的运动或阴谋；但是当时形势的必需和与他接触的那些人强加给他独裁的职责时，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宣称自己为“最高统治者”和西伯利亚哥萨克领土和奥伦堡的总司令。他说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军队的战斗力，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恢复法律与秩序，以便使俄国人民不受阻挡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毫无疑问这个方案符合当时的需要。实际上，任何有力的政策都包含着从西伯利亚政府中排除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辅助者在会议上只起妨碍作用，帮助无力，捣乱有劲，此后成了明确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的工商界、信用社团、市政机关，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为了支持高尔察克，立刻越来越多地重新集合起来。群众怀着俄国的那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和宿命论思想，精神沮丧。高尔察克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人；他的方案是正确的方案；但是他既不拥有帝国独裁统治的权威，也不拥有革命的权威，他把战斗力寄托在文明社会极为普通的那些中间分子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他的指示下，现在统率约10万西伯利亚军队的盖达将军正在迅速地推进，改造了捷克军撤退后的整个战线。到1月底他们重新占有150英里宽的一个地带。在这些成功业绩的鼓舞下他们于3月1日再次发动攻势，目的是在伏尔加河一线的中部与南部取得进展，北部则通过维亚特卡和科特拉斯，在阿尔汉格尔与俄军和协约国军会合。仅仅10万兵力，要在700英里战线上前进，如果遇上剧烈抵抗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到5月1日，西伯利亚军在他们广阔的战线上在北部又挺进了125英里，在中部又挺进250英里。在南部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同时在黑海地区，俄国志愿军在邓尼金率领下与克拉斯诺夫的第10哥萨克军会合，成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它与西伯利亚军相比，在气势雄伟上不足，在团结一致上有余。这个战场出现了多得多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之间时时发生真正的实力较量。这些就是1919年5月份协约国最高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时的形势。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总统、奥兰多和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于3月26日在一份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原文照录。最高会议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觉得必须再次说明，它们打算采取的对俄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基本原则一直是避免干涉俄国内政。这些国家最初干涉的唯一目的是，支持在俄国想要继续对德国暴政进行斗争和从德国统治下解放自己国家的那些力量，以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人免遭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毒手。自从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以来，捷克人在俄国各地保持着军力。价值十分可观的军火与补给品输送给与捷克人有联系的那些人。和平大会只要能邀请俄罗斯国内各交战政府的代表会见，努力为俄国带来和平与秩序，使交战政府能够设法永久解决俄国问题，和平大会即可召开。这个建议以及后来援救俄国几百万难民的那项提议——在援救工作谈判期间暂停敌对行动，由于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没有得到落实。某些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要撤出军队，不再在俄国进一步投入费用，这是出于万般无奈，理由是继续干涉并没有迹象表明能早日解决问题。但这些国家，如果确信它们的援助将真正有助于俄国人民实现自由、自治与和平，它们还是准备根据此方针继续提供援助的。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愿意正式宣布，它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恢复俄国国内的和平，和恢复其边界沿线的和平，前者要借助于一个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使俄国人民能重新控制自己的事务；后者则要通过国际联盟的和平仲裁，解决好有关俄国边界及其与邻国的关系的争议。根据最近12个月的经验，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深信，单凭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们打算以军火、补给品和粮食支持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使之被公认为全俄政府，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需要得到他们的明确保证，因为他们的政策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有相同的目的。本着这个目的，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想问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他们是否同意以如下原则为条件，只要遵循这些条件，他们即可继续得到协约国和伙伴国的支持。第一，他们一到达莫斯科就召集通过行使自由、保密和民主的选举权而选出的立宪会议，作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俄国政府必须对它负责，或者，如果此时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他们就召集1917年选出的制宪会议，行使职能到有可能举行新的选举为止。第二，在他们目前控制的整个地区，他们愿意允许通过正常程序自由选举所有的自由和合法建立的自治机构，如自治政府、地方自治机构等等。第三，他们绝不鼓励在俄国复活任何等级特权的尝试。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满意地注意到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所作的庄严宣言，即他们无意恢复先前的土地制度。他们认为，在解决各种国内问题时应遵守的原则必须由俄国立宪会议自由决定。但是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希望得到保证，它们准备给予帮助的那些人须赞成全体俄国公民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打算重新引进被革命破坏的政治制度。第四，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发生了俄国与这些国家间的边界和其他关系问题，而不能协商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将提交国际联盟仲裁。第五，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高加索与外里海地区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快依协议达成解决办法，则解决办法应与国际联盟协商和合作确定，在确定前，俄国政府同意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确认它们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第六，承认和平大会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地区归罗马尼亚所属的部分的未来。第七，当俄国政府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时，俄国就应立即加入国际联盟，并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和军事组织方面与其他成员国合作。最后，关于俄国国债，他们遵守1918年11月27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作的声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希望尽快得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是否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以及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一旦军事形势容许即同意采取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指挥部的形式。G.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伍德罗·威尔逊西园寺公望高尔察克自然不会拖延回答。“我保留权力的时间绝不比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多一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选举立宪会议的日期。……届时我将向它交出我的全部权力，以便它可以自由决定政体；而且，我已向合法性的监护人俄国最高法庭宣誓这么做。我所有的努力就在于尽快结束内战，以便使俄国人民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然后高尔察克继续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五国会议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答复注明的日期是6月4日。6月12日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和日本代表欢迎回答的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个答复似乎“是对他们所作提议的完全同意，并含有对俄国人民及毗邻国人民的自由和自治的满意的保证。”因此他们“愿意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表明在他们的信中宣布的支持”。如果这个意义深远和公开宣布的决定出现在6月份是明智的，那么它在1月份出现不是更明智吗？6月份存在的论据在1月份已很明白。但1月份可以利用的力量的一半在7月份已失去了。6个月的犹豫和迟疑使西伯利亚军队感到沮丧，浪费了鄂木斯克政府的微弱威信。6个月的时间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征集军队、巩固政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等同于俄国的机会。时间本足以遏制激励他们的力量源泉，但时间不足以遏制他们的力量源泉。最高会议为宣布决定而选择的时间，几乎就是那个宣布肯定太迟了的时间。————————————①见《苏俄对外关系》(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Soviet Russia)，A.L.P.丹尼斯著。②同上书，第76页。第10章、“三头政治”“致你们全体三人，这个伟大世界的元老院议员。”——《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11，6威尔逊与预备条款——贝克先生的第二次电影效果——德国人的看法——断章取义的引述——威尔逊总统的第二次航程——情绪的转变——贝尔福先生的成就——波兰问题报告——十人会议的结束——威胁性退出——劳合·乔治先生3月25日备忘录——克列孟梭的反驳——贝克先生的大错——三头政治——德国革命——德国的幸存。01.大雪纷飞中在俄国度过几天后，回到巴黎是令人高兴的。不幸的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再次叙述总统的新闻处主任斯坦纳德·贝克先生。在威尔逊总统离开之前，2月12日，由补充停战协定的问题直接引出了制订预备和约的问题。我们大家打算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憎恨德国人多长时间呢？实际上封锁仍在执行，我们要饿死他们吗？复兴世界和恢复日常经济生活的计划，何时才能置于泛谈良知和人道之前讨论呢？必须有和平，军队必须复员，国外部队必须回家。因此有必要在剩余时间里确定德国军事管制的最后期限。大家同意，包括陆海空条款的预备和约应该由专家委员会立即起草。会议纪录表明，威尔逊说过，他不希望他的离开会使预备和约的准备工作，一项如此重要、如此必要和紧迫的工作，停顿下来。他希望在3月13日或15日回来，在美国只逗留一个星期；但是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的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等此类问题停顿下来。豪斯上校将遵照这一要求在他不在的期间替他工作。这个声明会使斯坦纳德·贝克感到为难。他的第二次电影效果有受到损坏的危险，他说：“总统于2月15日刚离开巴黎，反对和不满势力就开始行动。2月24日十国会议通过了决议，这个决议如果彻底执行的话，势必破坏整个英国的和平计划。“它是这些有技巧的外交家施展的极其狡猾的策略。他们不喜欢拟议中的国际联盟，他们不想要和约中的盟约，但是他们不直接攻击这两项建议。直到总统回来前不久，会议中才提到联盟。“他们的策略又灵巧又简单。他们不理会总统强烈支持的决定：迅速拟定了只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的预备和约。有什么比使预备和约一般化更加容易和更加明显的吗？他们把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所有其他条款——边界、赔偿、殖民地——塞入预备和约之中，总之，他们把整个和平条约塞入预备和约中，就是不提国际联盟。……如果联盟被挤出这个拟订过程，或者把联盟留交一切已经解决后的无关紧要的今后会议来讨论，那末还会有谁来关心联盟呢？“因而，虽然说这里有直接阴谋，要在威尔逊离开期间扼杀国际联盟，或者甚至要把它排除在和约以外，这太过分，但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存在着一个反对总统的陆军和海军预备和约的诡计，因为这个预备和约会间接产生相同的结果。“看来当威尔逊离开时，各种军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都立刻跳到前台了。劳合·乔治回国了，但是他没有留下思想开明的领导人，即深受国际联盟所确定的目的影响的人，塞西尔、斯马芙和巴恩斯等等确实是劳合·乔治的英国和平委员会的伙伴，但他却派来了英国领导人中最赞成军国主义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不是和平代表团成员，以前与和会无密切关系。更有甚者，他是国际联盟的极端反对者。……”他继续说，“开始认为自己在这个联盟事情上走得太远了”的劳合·乔治，指示贝尔福先生利用威尔逊总统暂时不在的机会，来破坏这个国际联盟政策，为推进这个邪恶的目的，他特地派遣极为缺德的本书作者来到巴黎。这个指责流传很广，德国作家诺瓦克复述如下。“贝尔福勋爵实际上预先阻止威尔逊总统提议在不增加德国人新义务的条件下修订停战条款。但那已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温斯顿·丘吉尔就来到了巴黎，憎恨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仍旧充满战争思想，充满与福煦元帅同样的思想，主张在东线打一个大有可为的战役；他还充满了对国际联盟的轻视，因而令人信服地宣称，联盟对他的国家无用，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海军……随后温斯顿·丘吉尔与福煦元帅交换了观点，而现在贝尔福勋爵提出：立即在和平预备程序中包含和平条件的基本要素会比较合适。”①上一章中所载的信件，已告知读者把我派到巴黎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理由是唯一的理由。我参加了最高会议的三次会议，与我有关的唯一事务是寻求对俄国的某种政策。我专心于我自己的工作，我甚至从不知道还有这些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为俄国事务而去巴黎，当很清楚没有事情可做时，我就回国。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才能可以从他自己的话中作最好的判断。在他看来必须把威尔逊总统离开欧洲描写为他胸有成竹：领土和赔偿问题不会在他缺席时讨论，进行这种讨论就是破坏信任。可是在2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威尔逊总统不得体的话，“他不希望在他不得不离开期间，让领土问题和赔偿问题此类问题停顿下来。”那是什么？可以用笔一勾就把它删去吗？但那与真相不符。崇高的理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给予支持。所以，那个人，即威尔逊总统托付了所有最秘密的文件并同意任其发表的那个人，违背了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保证。首先是篡改记录，删除了最重要的句子，最后是歪曲记录，即在“预备和约”这几个字之前插入了“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条款”。美国的《豪斯上校文集》(ColonelHouse's Papers)用一些辛辣的语句总结了这种损害信用的行为。“豪斯上校的文章像英国外交部备忘录一样清楚地表明，贝克先生指责一场阴谋时，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假设和暗示的。豪斯的文章表明，威尔逊曾与豪斯讨论过那些贝克先生断言‘将使美国的整个和平破裂’的计划。豪斯的文章表明，豪斯曾发电报给威尔逊，告诉他贝尔福决议通过那些计划的情况，在他2月27日与3月4日的电报中(上文已引用)解释了他希望怎样推进国际联盟的未来。文章还表明，为了保持他对英国人的指责中或有的事的外貌，贝克先生不得不从正式记录中删去了必不可少的几节。”②02.第二次乘“乔治·华盛顿号”轮横渡大西洋的是一个不同的威尔逊总统。他在美国备尝辛酸。在白宫宴请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筵席上，他明白了由他激起并且以后一直纠缠着他的无法平息的党派敌意。“参议员诺克斯和洛奇完全保持缄默，拒绝提任何问题，其言行与举办宴会的精神格格不入。”③共和党人提倡门罗精神反对国际联盟。如果西班牙与巴西或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争吵，而国际联盟说巴西或委内瑞拉有错，那末美国会仅仅由于无偏见的正义而准备被迫站在欧洲国家一边吗？这是一次猛击，总统低头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斯马茨将军一样，后者清楚地看到，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对德属西南非是例外。在纽约歌剧院，总统被他知道必然会遭遇的无情反对所激怒，使用了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手段。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与和约密切相关，两者不能分开。美国对它的反应是明明白白的敌视。这次“乔治·华盛顿号”带到欧洲的是一个经历了很多遭遇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人。现在他懂得，邪恶的旧世界的政治家得到了甚至是可悲的旧世界的国家的支持，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被他自己的理想主义者否定了。“教训世界”这个话题过时了；当前的需要是体面地摆脱承担的特别棘手的责任。在他第一次远航时，他所有的义愤集中于旧世界；在第二次航程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义愤是慷慨地给了新世界。先前他的目的是迫使欧洲的政策符合他的观点；现在需要训导的是美国参议院。实际上此刻他几乎是同情欧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了，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要勉力对付不公正和难对付的各种力量。现在不正是他们应相互帮助的时候吗？要是任由群众、参议院和500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干预，怎么可能找到世界事务的解决办法呢？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安静会谈的三四个人，如果进展迅速，就可能避免崩溃和混乱。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这两位得到议会和民主政体极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受爱戴的领袖，毕竟不是无价值的同事。现在他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了解了他们的品质和他们力量的根源。他羡慕他们有全国的信任。他们善于调解，能体谅人，诚挚地想得到他的善意，但在事关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又是毅然决然的。他不见得能给世界以正义，甚或用正式的措辞肯定正义，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则能给世界以和平。没有根据说，这些就是总统此次航程上的反省；这仅仅是推测而已；大家知道的是，他到达后对豪斯上校大为不满。豪斯已经入乡随俗适应欧洲使人懒洋洋的气氛了。到目前为止各种没有根据的主意，如“我们必须解决某某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各方必须作许多让步”等等在上校平静、仁慈和极实际的内心不知转了多少回了。威尔逊第二次到布雷斯特时，不希望见到豪斯用手指指着他自己也许已经决定要走的道路。因此他对豪斯说：“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出席你的宴会(指豪斯建议举办的宴会)，就举行非正式会谈而言，是一次失败。”03.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劳合·乔治先生回国了。克列孟梭于2月19日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刺而受伤，几个星期内无法工作。2月份，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动议，为草拟德国陆、海、空军预备条款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原希望它在“48小时内”就提出报告。但是委员会成员发现这个任务比总统预期的要困难得多。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委员会里的海、陆军将军们依旧在紧张工作。可是与此同时，在三位政府首脑不在时自然成为会议首要人物的贝尔福先生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快和结束了委员会有关和约未完成部分的工作。2月22日他告诉最高会议，“由于在实现最后和平方面大会的进展显然太缓慢，各国都已出现普遍不耐烦的情绪。”在取得兰辛和豪斯的支持以及得到依旧卧床的克列孟梭的同意的情况下，贝尔福使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的第一款说：在无损于最高军事会议就早日提出对德和约中的海、陆、空军条款所作的决议的情况下，大会同意，不失时机地着手考虑对德其他预备和平条款，并推动尽快作必要的调研是合乎愿望的。”贝尔福还提出动议，领土委员会的工作应在3月8日前完成并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的整个实际工作由于从上到下的催促推动，现在开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进展了。在缺乏稳定控制的情况下，各委员会此前一直只得慢条斯理地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查与讨论，现在重整旗鼓，要准确指挥并立刻得出结论。3月初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提出报告。到3月13日威尔逊回来时大多数主要领土问题的研究进展已达到了领导人可以做出最后决定的程度。但是原计划要迅速处理的各项军事条款却仍旧落在后面。因此再次需仔细考虑如何使整个条约工作共同进行和同时结束。贝尔福先生在他实际主持工作的3个星期里，无疑使整个局面获得了不寻常的改观。尽管在2月中旬大会的工作慢慢地几乎是无法控制地被难住了，但现在一切又有序地恢复了正常。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早就盼望的意志交锋现在终于又开始了。威尔逊总统对他不在时大会做出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不满。正相反，他是热情洋溢地称赞“贝尔福时期”的工作；他明白贝尔福先生主持大会时是如何沉着巧妙无懈可击地捍卫了他的立场的。他了解，所有主要问题现在都已不容置疑、完整无损地提出了，现在是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了。但是十人会议(或者说五十人会议，与会者曾扩大到此数)不是大国解决甚或讨论关键性问题的手段。因而必须委托给某种更紧凑、更秘密、更具有内部性质的组织，持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压力已迫使所有首脑想到了这个问题。关于未来波兰与德国边界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实际危机。这个委员会把整个上西里西亚以及但泽和波兰走廊全划给了波兰。劳合·乔治先生立即指责这份报告“不公正”，因为根据该委员会本身的统计数字，被划入波兰主权地区内的德国人数太多了。他因此提议将这份报告退回该委员会。委员会重新考虑了这份报告，但拒绝修改他们的建议。法国人支持该委员会。于是出现了紧张局面，随后又把消息泄漏了出去。诺思克利夫勋爵在巴黎《每日邮报》上猛烈攻击首相，竭力指责他没有权利推翻委员会专家的意见，并展现了他在十人会议秘密讨论中发言的几节内容。根据今日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委员会的建议就是站不住脚。委员会的成员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称不上专家；但不管是否专家，所有问题都是由专家提出建议、由大臣和政府首脑做出决定。首相被消息的泄漏和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攻击所激怒，成功地拆散了十人会议。从3月20日起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先生、克列孟梭和西格诺尔·奥兰多定期开会进行秘密会谈，会谈时甚至秘书们也不出席。这是停战协定缔结以来第一次开始彻底和坦率的讨论，这种会谈本该在3个月前举行。十人会议(或五十人会议)现在的出席者减为5个外交部长，它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再讨论重要问题，它排除了原来有权参加的人，随后无疾而终。现在我们回顾和平大会进程中一个可以适当称作“集体退会”的插曲。作为集体最终同意接受严酷事实的前奏，“四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威胁说要离开大会。劳合·乔治先生是第一个，而且表现得很风雅。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异议意见。他是为条约的缓慢进展而苦恼。他担心他只是在巴黎浪费时间。在此期间他在英国有直接和紧迫的职责。内阁、下议院、工业形势——一切都需要他亲自直接关注。由于在巴黎看来不可能有进展，他必须回国处理他的事务。以后如果有迹象表明条约方面有实际工作可干了，他就回来。他确定3月18日为他离开的日期。这个前景再加上他暗示在伦敦比在巴黎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使他的伙伴深感吃惊。他们深知，他不在场会议便不可能有进展。而且他选择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做出各种努力劝他留下。但是直到3月17日他接到一封由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联名签署的信(此信后来由豪斯上校发表)，请求他只要再留两个星期即可，他才高兴地让步。他同意留下来，但是他的地位加强了。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早就在渴望较量了。豪斯使我们得知3月28日关于萨尔河谷煤田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惊人的较量。克列孟梭说，“总统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就将拒绝与我们一起行动，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你希望我回国吗？’‘我不希望你回国，但是我自己打算回国。’克列孟梭说，说罢便离开房间。”老虎就是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对待他的对手的。此外他只是在近处走走。但威尔逊的态度十分不同。再渡大西洋是决定性的和不能改变的。然而，面对克列孟梭不断威胁要从大会撤走法国代表团，再加上受流行性感冒侵袭后情绪消沉，总统于4月7日发电报命“乔治·华盛顿号”返回法国。他忠实的秘书，在国内留守的图马尔蒂先生用最直率的措辞警告总统，他的退出将被在美国的朋友与敌人看作“急躁无礼的行动。……不能为此间真诚地接受。……是最不明智和隐藏着最危险的可能性的……一种脱逃。”这是决定性的。他不能退出；他必须坚持到底。同时克列孟梭也不再说有关撤出的话，继续每日出席大会。最后是奥多兰的退出。当讨论阜姆河问题时，威尔逊总统威胁说要越过他向意大利人民呼吁，而且凭借曾对意大利进行的三天访问大声说，“我了解意大利人民比你还透彻。”奥兰多径直前往火车站，实际上是怒气冲冲前往罗马了。他至少进行了威胁。但这样一来其他人的关系反倒愈合了。三巨头找到了起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冷静思考两个星期而一无所获后，奥兰多主动回来了，及时赶上签署和约。04.劳合·乔治先生留在法国，当十人会议逐渐消失和四巨头会议慢慢具有正式性质时，他对枫丹白露作了一次短暂访问。④在那里他写成了著名的3月25日备忘录。这个文件业已公布，但由于它较完整和较明确地表达了劳合·乔治先生对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观点，和由于他所表达的观点与人民的观点很一致，所以他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因此这里摘引一些典型的文句是合适的：“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战争耗尽了各国资源，战争使各国竭尽全力，它们精疲力竭、血流遍野，到处是断垣残壁，此时来拼凑一个和平条约，让它有效地维持到经历此次战争恐怖的这代人逐渐消失，那并不难。描写英雄主义和胜利的影片、只对那些对战争的苦难和恐怖一无所知的人有吸引力。因此，拼凑一个维持30年的和平条约比较容易。“难的是要草拟一个在那些对何谓战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去世时仍不会引起新的战争的和平条约。……“为达到雪耻与赔偿的目的，我们的条件可能很严厉，这些条件可能苛刻甚至残酷，但同时又可以是十分公正的，条件接受国可能从内心深处感到没有权利抱怨。可是胜利时刻人们表现出的不公正和傲慢，绝不会被忘却或原谅。“因此，由于这些原因，我憎恶把较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迁移到别国，归别国统治，憎恶迁移人数比该国可能给予帮助的人数要多。我能想象，未来战争的原因不会比如下这种原因更为主要了，那就是，已经确定无疑地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有影响的民族的德国人，被许多小国包围，这些小国中有很多是由以前从未建立过稳定政府的民族构成的，而且每一个国家又包含大量吵吵闹闹地要求合并到其原籍的德国人。波兰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我们把210万德国人置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该民族有不同宗教，而且在其整个历史上从未证明它有能力建立稳定的自治政府，如果这样实行，欧洲东部迟早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我关于德国人所说的话对马扎尔人同样适用。如果东南欧现在出现的每个小国在它的边界内都有许多民族，则东南欧各国绝无宁日。因此我认为，制订和约应把以人为本作为指导原则，各个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这个从人的角度出发确定的标准应该优于战略、经济或交通手等应考虑的事项，因为关于战略、经济或交通的事项通常可用其他手段加以调节。其次，我要说，赔款支付期限，如有可能应与制造战争的这代人一起消失。……“在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德国有可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命运，把德国的资源、智力、巨大的组织能力交给革命的信徒，这些人的梦想是，以武力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征服世界。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奇想。德国政府软弱；它没有威望；它的权威受到挑战；它之所以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除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外别无选择，而德国目前还不准备实行斯巴达克主义。可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这个时刻极其有效地使用的论点是，只有他们才能把德国从由战争强加的不能忍受的条件下解救出来。他们答应免除德国人民对协约国的债务和对国内富裕阶级的债务。他们向人民表示，要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并获得一片新天地。诚然代价会是很大的。将有两三年无政府状态，也许还要流血，但最终土地仍在、人民仍在、大部分房屋和工厂仍在、铁路与公路仍在，德国甩掉了包袱后，将能从新开始。“如果德国转向斯巴达克同盟成员，那末她就必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共命运。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个东欧就将被卷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不出一年即可目睹近3亿人民组成庞大红军，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指挥下，装备着德国大炮和德国机枪，准备重新对西欧发动进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泰然自若地面对的前景。可是昨天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太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危险并非幻想。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主要是，那里的人们相信大量马扎尔人将被交给他人统治。要是我们明智，我们应向德国提出一种和约，它是公正的，它在人们的眼中，会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可取。因此，我愿意在和约的显著位置上，突出写上这样的句子，就是一旦德国接受我们的条件，特别是赔偿的要求，我们就将在与我们自己相同的条件下，向她开放世界的原料与市场，并愿做任何可能的事情使德国人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不能又要削弱她，又要她赔偿。“最后，我们必须提出德国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期望实施的条件。如果我们向德国提出的条件是不公正的，或者过分沉重的，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答应签字的；当然目前德国的衰弱政府也未必会这么做。“因而从各种观点看，我以为我们都应当努力制订出和平解决方案。我们仿佛已忘记了自己是战争痛苦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这样的解决办法应当要考虑三个目的。首先是它必须公平对待协约国，要考虑德国应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负责。其次必须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据此，一个负责的德国政府相信，它能偿清它自己招致的债务，因而同意签字。第三，解决办法本身必须不包含诱发未来战争的因素，而且可以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它将给所有公正的舆论留下一个好印象——它能导致欧洲问题的公正解决。……“在我看来，如果一味努力在德国身上施加永久性军备限制，而对我们自己则不准备施加同样的限制，那是徒劳的。……“我想问，如果德国接受了我们认为公正与公平的条件，为什么不允许她在建立起稳定和民主的政府后就加入国际联盟。难道同意她加入该组织不正可以既诱导她在条约上签字，又诱导她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抗吗？让她留在联盟内不是比把她排斥在联盟外更安全吗？“最后，我认为英国与美国应当对法国做出保证，保证不再存在法国遭受德国新侵略的可能性，至此国际联盟的权威与有效性将得到证明。法国有特殊理由要求得到这种保证。她在半个世纪中遭受了德国的两次进攻和两次入侵。她之所以多次受攻击，是因为她是捍卫欧洲大陆自由、民主与文明，反对中欧专制暴政的主要力量。其他西方民主大国应该分担责任并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任何时候敢于再次发出威胁，或者国际联盟尚未能证明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与自由，那末她们将站在法国一边及时保护她免遭入侵。“然而，如果和会要真正获得和平，并向世界证明它是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全面的方案，让所有理智的人们都承认，它是比无政府更为可取的一种选择，那末它就必须正视俄国形势。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威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而且距美国与距法国一样近。如果在俄国问题上采取听其自然的立场，则对德和约不论安排得多么健全，和会都可以解散，因为它是没有用的。不过我并不打算引入俄国问题来讨论，这样会使对德和约问题复杂化。我提到俄国问题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尽快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克列孟梭以粗暴的语气作了如下的书面回答。他认为劳合·乔治的宽宏大量的行为，完全是靠牺牲法国与大陆各国换来的，而英国是得到了一切对她有意义的利益和安全了：“但是采取3月26日备忘录提出的做法，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法国将得到不知遭入侵之苦的海洋国家做出的一定程度的、明确的保证。德国交出殖民地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海军会是绝对和明确的。德国交出大部分商船会是绝对和明确的。把德国从外国市场逐出会是绝对的并将持续一定时间的。另一方面，可以为大陆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为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保留局部和暂时的解决方法。为波兰和波希米亚提出的无武力威胁的边界，是局部的解决办法。向法国提出的、为保护其领土而签订一个防御协定的主张，是暂时的解决办法。为萨尔煤田提出的设置一个政权的意见是暂时的。这里我们制造了一种不平等的状况，这种状况有可能给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这甚至比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后关系更为重要。”斯坦纳德·贝克在写他的历史时已得到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了。贝克非常赞赏这个文件。他觉得“建立在军事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对世界来说只能是灾祸”。他写道，“3月25日塔斯克·布利斯将军在呈送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对这种感觉，对真实情况做出了有远见卓识的最精确的描述。”这份备忘录题名《在最终拟定和会条款前，对和会的几点考虑》。这里可以摘录几句意义深长的句子。……他继续写道，“布利斯将军是参加和会的少数成员之一，他们从未丧失过卓见的理智，而且明白，如果和会产生一个德国舆论主体会立刻起而反抗的条约，就有毁掉整个和平工作的巨大危险。”这也许是声称要写一部标准历史、并已为此目的搜集了大堆独占的官方和可靠资料的某人，所犯下的最令人惊讶的大错。贝克先生在写对布利斯将军的赞美辞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话本应送往另一个地址。当他了解他的赞美辞并不属于人人尊敬的杰出的美国军人，而属于一位不知悔改的旧世界政治家时，他的悔恨必定是辛酸的。这就是贝克先生追求真理忠诚的结论性实例，读者会因此而感到忧虑。我曾专心研究过他的著作，这是因为威尔逊总统交待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性，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料，要他保管。一想到有多少认真的美国公民必定从他那污染源饮水就令人不安。所幸此书还未让英国作家来损害贝克先生的信誉。亨特·米勒博士的书以及用豪斯上校所办的报纸编辑的书，都向美国社会中的警觉和有鉴定力的读者揭露了贝克的错误，实际上还有罪恶，以满足他们两位对真理和正义的执著追求。05.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是重述和会的经过，而只是向读者指出它某些显著的特征。不过我们还是综合详述了总的舞台及其演员。从战争结束以来近5个月过去了，只是到现在才开始真正缔造和平。4个人(一段时间减少到3个人，每人都是一个胜利的大国的负责首脑)是留在那里的全部。500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27个急不可待的国家、10国(或50国)会议、58个委员会，真是名流云集，但智慧全集中到3个人那里去了。今后他们将站在一起。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他们在充满危险和无比困难的冒险中变成了同事和伙伴。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得认真做出让步以达到一致意见。人人都知道，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人们全都决心迅速实现世界和平和团结一致，及时和竭尽所能地解决提出的数以百计的难题。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中有几个是什么问题，决定怎么解决。有一个月的时间(3月20日4月19日)，他们只是争论和商讨，他们都说英语。已达成很多一致；但并非每晚都能取得一致。有时甚至做不到4人会晤。一个人去了克列孟梭的房间，另一个人去了威尔逊总统的房间。现在只需要考虑怎么组织。于是他们接受莫里斯·汉基充当秘书。他聆听所说的一切，并作记录，每天结束时告诉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从那时起他们的决定像迅速增大的水流，流向法学家与官员，5月7日凡尔赛条约印就，9日和会全会以服从或忿恨的情绪接受了既成事实。06.现在是传唤敌人的时候了。5月初德国代表来到凡尔赛宫，接受了载明预备和约条款的文本；6月底大体上是这些条款的和约按时签了字。与此同时，德国变化很快。德国作家总是强调，这个时期他们的人民是在战胜国手中忍受侮辱。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一直是最重要大事的发生地，对自己和对文明最有益。这些作家只有一些文章简述了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则似非而是，它是无比强烈的和令人高度神经紧张的事变的突然爆发。德国革命穿透了我们焦急、厌腻、疲惫的感觉，我们原来只注意到战后刚撤退到休息地的幸存军队，如今又将受到远处炮击的震撼了。要说清这场经历需要写一本书。与俄国发生的情况相比，德国的情况更令人感兴趣。许许多多状况、插曲及其后果，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德国在战争中被打败，海军与陆军反叛并瓦解，皇帝被废黜，当局垮台，受到所有人的谴责。建立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匆匆忙忙上台；在饥荒遍地的祖国家乡，回来了长期受苦难和战败的痛楚折磨的几百万士兵。警察不见了，工业停产，群众饥饿，时间正是冬天。毁灭俄国的所有因素在德国都齐全了。人们被组织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程序已被大家理解，已被安排妥当。有俄国的经验作为模式放在那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迪特曼、考茨基等20余人就是未来日尔曼革命中的列宁与托洛茨基。革命尝试了种种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没有出现与俄国相同的方式。共产党人夺取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但政府的所在地防守牢固。未来的立宪会议受到攻击；但进攻者被击退了。少数忠诚的军官——忠于德国——装扮成士兵，用充足的手榴弹和机关枪武装自己，以他们的生命保卫市政府的脆弱核心。他们只有极少数人；但他们胜利了。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一个海军师占领了皇宫；经过血战后他们被忠诚的军队击退。在叛乱中，几乎每一个团的当权者皆被推翻了，这使军官失去了肩章与佩剑，但没有一个人被杀。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们辨认出一个粗壮、质朴的人物。一个姓诺斯克的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主义者。他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叛乱者赋予他独裁的权力，他没有辜负德国人民。外国人对这位德国英雄的评价必然是超然而公正的，但在表述时信心不足；在从腓特烈到兴登堡的一系列国王、政治家和军人中，应该说诺斯克有他的地位——人民的儿子，在一片混乱中无畏地为国家的事业出生入死。“所有日耳曼民族”的素质与智慧使得临时政府能够控制选举。读者在这些篇章上总是会看到相同的势力施展相同的策略。这些势力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人民挑选议会。在俄国他们成功了；在德国他们失败了。目前我们将看到他们在爱尔兰遭到失败。代议制政府仍然有活力，在子弹和钢铁、机关枪、迫击炮和喷火器的监督下，3000万德国男女、90%的选民填写了他们的选票，从那时开始，一个自由选举和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为德国人生活的大事。因此在灾难时刻不受失望的影响的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来到了凡尔赛。————————————①《凡尔赛》(Versailles)，第84页。②亨特·米勒先生也叙述过贝克先生的论点，“去证明一场并不存在的阴谋，这种努力岂能很好继续下去。”《盟约的起草》(TheDrafting of the Covenant)I,98。③《豪斯上校文集》，第401页。④实际上只有24小时。第11章、和平条约“虽然我们得到了和平，但要解决所有事情还将要很长的时间。虽然风暴已平息，但在一场风暴后大海的波涛起伏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塞尔登《席间谈话》(Table Talk)领土问题的解决——突出的特征——民族自决——它的应用——阿尔萨斯—洛林——石勒苏益格——波兰的再生——德国的东部边界——上西里西亚——英帝国代表团——它的温和态度——劳合·乔治先生的不利条件——上西里西里公民投票——英国的所谓风险——法国的情况——法国的安全要求——莱茵河边界——解除德国武装——非军事区——联合保证——它的后果——奥匈帝国的命运——无辜与有罪——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合并——保加利亚——总的设计。01.热带殖民地的分配是否适当，现金与实物赔偿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惩罚是否公正，不管这些原因激起的感情怎样强烈，无论寄于国际联盟的希望多高，1919年和1920年的条约最终还是取决于欧洲领土问题的解决。这里我们是在与重大而持久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把人类的不同民族铸造成模子，把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固定在世界上。这里我们拨动过去的余烬，点燃未来的指路明灯。旧的旗帜再次升起；消失了的几代人的激情觉醒了；被20世纪的炮弹炸毁的地下，阵亡的战士与受害者的累累白骨被翻了上来，失败的事业的拗哭声在风中回响。我们现在必须论述的条约，是包括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乌得勒支条约和维也纳条约在内的巨大系列中的一部分。它们既是欧洲历史链条上最晚的一环，又是该链条上最大的一环。它们将因为最重要的三大事件而值得注意：奥匈帝国的瓦解；波兰的再生；统一德国的存在。自从巴黎和会以来，以使我们才经历一段短短的时间，它也足以揭示这些登峰造极的君主国的浩大声势以及这些君主国又是怎样高耸于山脉之上，俯视广阔的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区的。通过清澈的空气，我们已能辨认出广袤大地的每一处景色及其质地的单纯性。查理五世帝国连同与它一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频繁动乱的幸存者，中欧和南欧的主要政治结构，目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大裂口。被切割为三个部分的波兰，如今重新统一为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战场上被打败和缴械的德国，在义愤填膺的战胜者面前俯首听命，以后又会站起来，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与伦比的、最强的民族主体国家。欧洲生活中的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仅仅是，或主要是由猛烈的战争暴力引起的。这些事件是由于一条原则被有计划的应用而产生的。如果说1814年维也纳条约的制订者是受合法原则支配的话，那末1919年巴黎条约的制订者则是受自决原则的指导。虽然“自决”这个措辞无疑会永远与威尔逊总统的名字相联系，但是这个理想却既不是首创的，也不是固有的。这个词汇原本出于费希特的“自决”(SelbstBestimmung)。对这个概念作了有说服力的表述的人首推马志尼。在整个英帝国范围内很早就知道这个概念，并广泛实施了自决，不过称谓要温和一些，叫做“自治”和“自己赞同的管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情况越来越清楚，各大帝国如果想要在现代世界上始终团结而又充满生机地存在下去，它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原则，并日益遵守这个原则。在政治领域几乎完全排除了各种形式的信仰后，民族主义业已成为人类在世俗事务中最强有力的塑造世界的工具。十四点体现并赞扬了自决原则。总统在演讲中宣布，“必须尊重民族愿望。如今唯有获得人民自己的同意才能对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自决不仅是一个词汇。”“在主权国家之间对人民和领土不容以货易货。……每一个领土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符合有关人民的利益为基础。……所有意义明确的民族愿望都应该竭尽所能给予最大满足，而不能引入新的混乱和对抗因素或意志的混乱。”协约国认真地把与这一宣布看成与它们一致的战争目标。德国人把他们的停战要求，与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他的其他演说为基础的解决和平问题的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声称，他们就是以此为条件投降和放下武器的。因此，自决原则既是战胜国奋斗的目标又是战败国声称应得的权利。这里有一条清楚的指导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所有被如此残忍地分开的民族，所有被创伤和仇恨撕碎了心的民族联合起来，所有的民族又因为信仰和爱好而遵守这条原则。和会的主要和迫切的任务，和促使交战国缔结和约所包含的全部事务，就是要执行这个原则；或者用我敢于摘引的权威的话说，以此原则“解放受奴役的各民族，使长期被武断地分开的同一民族的那些分支重新聚合，以大致上符合民族集聚为准则划分疆界”。既然这个基本原则已达成一致，那末这个原则就应得到贯彻。原则是简单的，而且已得到公认，但它的贯彻却是困难和有争议的。民族性怎么检验？“民族要素”的愿望怎样表达和获得？在多民族杂居地区怎样按民族划分边界？主要原则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其他考虑——亦即出于历史、地理、经济或战略的考虑，到处活动着的那些武装和激进力量，它们接受根据原则做出的决定，能达到何程度？这些就是放在和会，特别是放在三巨头面前的问题。基本上可以断定，应该把语言看作民族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语言并不总是民族的表现形式。某些最具民族意识的人种根本很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或者说起来有极大的困难。某些受压迫民族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内心却又痛恨他们；某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在统治臣民时说臣民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以合理敏捷的手段加以解决。在产生争论时，决定民族原则的指南没有比语言更好的；或者进行公民投票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在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形，根据以语言界定的民族或者根据当地居民的愿望划分边界的办法，不加修正难以在实践中应用。某些新的国家没有途经它们自己人口居住地的通海口，没有这种通海口经济便不能有效地发展。某些得到解放的民族几个世纪来一直愿望重获他们早已消失的古代主权国家的疆界。某些战胜国按照条约有权利要求另一些战胜国按照条约必须给予(不是根据语言或居民愿望确定的)由阿尔卑斯山确定的边界。某些已构成整体的经济社会横跨种族边界；许多地方对立的和敌视的人种混杂在一起，不但是个人间的对立和敌视，而且是整个村庄、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对立和敌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地段，必须由有关的许多强大和非常易冲动的国家参与，一英里一英里地加以研究和艰苦讨论。然而所有这些对基本原则的保留意见和冲击，只影响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外围。所有的有争议地区加起来也只是欧洲的很小一部分。这些地区只是证明了这个原则的例外情况。这些敏感的和怀有疑虑的民族在界限被边界剪刀粗糙地修剪之后，某些地方升起的激情是强烈的，但不损害条约的实质。也许只有不到3%的欧洲人口现在生活在与他们国籍不同的政府的管辖之下；欧洲地图的绘制第一次与其人民的愿望有大致上的协调。02.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由凡尔赛和约确定的德国实际边界，以此来检验上述断言是否正确。我们先从西部和北部边界开始。14点中的第8点说，“普鲁士于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所犯的错误已近50年之久，因而世界和平极不稳定，现应予以纠正。”这一点成为战争爆发后协约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德国要求在14点基础上的和平并相应签订了停战协定，这说明这一点已为她所确认。所以关于阿尔萨斯—洛林没有争论。这两个省在属于法国领土近200年后于1871年被德国违反当地居民的意愿从法国夺走。引用条约中包含的话说，这两个省是“从它们的国家分离出去的，尽管它们的代表在波尔多会议上提出了庄严抗议”。归还阿尔萨斯—洛林是在人们活生生的记忆中对破坏自决原则的弥补。除了在奥伊彭和马尔梅迪四周的比利时边界有小小的改变外，德国西部边界没有其他变动。法国人强烈要求除阿尔萨斯—洛林外再并吞萨尔及其十分丰富的煤田。法国人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的要求有历史原因。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这个违背当地居民普遍愿望的要求，为此引起了三巨头讨论中一次令人注意的危机。法国人于是回过头来要求暂时使用萨尔河谷煤田以补偿法国朗斯和瓦朗谢讷矿区遭受的破坏。他们提出萨尔河谷的最后归属到1935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可用以攻击和会达成的一致意见的原则性理由了。在北面或丹麦边界上，要求德国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领土割让。当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后，丹麦在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时，应拿破仑第三之请在条约中插入了一个条款，就是应向北石勒苏益格居民征求意见，问他们愿作丹麦人还是德国人。这仅仅是符合正义的办法。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的居民一直是纯粹的德国人。石勒苏益格南部逐渐德意志化，但北部一直讲丹麦语，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向着丹麦。条约的条款从未实行过，从未有人询问过北石勒苏益格的居民的意见，普鲁士过了不久就自行解除了条约的法律义务。显然现在是补偿这个非正义状况和由这种状况造成的丹麦与德国间的永久性疏远的时候了。有一些人原来希望将石勒苏益格从德国分离出来，这样安排边界后，基尔运河就不再全部通过德国领土了。谨慎的丹麦政府把这些设想全部搁置在了一边。他们只希望把人民感觉自己是丹麦人的地区纳入丹麦国土。他们反对把说德语的人口不情愿地并入丹麦的所有建议。于是大家同意将来的边界应根据全体人民自由的公民投票来划定。现在我们来看德国的东部边界。这里我们碰到一件新奇的伟大事实。只有奇迹才能给波兰带来再生。波兰的再生，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瓜分波兰的三个军事帝国在战争中同时和决定性地被一一打败或者被打得落花流水。要是吞噬波兰的这三个大国站在一起结成三国同盟，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向它们挑战。要是它们在战争中分站两边，至少有一国出现在战胜者一边，这样就不能剥夺胜者一方的属地了。可是使人震惊的是，三方无一幸免于难的事件发生了：俄国摧毁了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帮助下打败了俄国；德国本身被法国和英语世界所制服。所以分割波兰的三方同时松手，所有的链条——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在受沉重一击后同时落在了地上。命运之钟敲响了；胜利地坚持了六代的、欧洲历史中最大的罪恶现在过去了。第13点宣告：“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她应包括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民居住的领土，应保证她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德国接受这一点。的确，她自己要求的民族完整就是建立在重建古老的波兰国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即使带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划定德国与波兰间的边界也无法避免不规则和不公正。从华沙到柏林伸展着巨大平原，中间没有地形障碍物。在一片400英里的地带中德波人口以不同比例混杂在一起。德国曾实行用德国殖民者使波兰殖民地化的政策。德国的资本、科学和能力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以武装军事帝国的力量推进的德国文化，在被征服和被瓜分的人口上到处打下了它的印记。德国人指出，他们的统治给普鲁士的波兰带来了明显的利益；波兰人声称，这仅仅是对被偷走的一笔遗产的收益的分配。划定德波边界成为和会、波兰委员会以及最后是三巨头的任务。这个问题本身分作三个部分：中段、北段和南段。波兰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哪些地区由无可争议的波兰人居住。举行公民投票对于标记清楚的地区是方便的；但是在界线模糊的整个巨大地带不可能举行公民投票。要进行公民投票必须要有公正的英、法、美军队占领整个地区。但是美军正在回家；英军的复员非常之快，他们几乎连五六个营都腾不出来；而法军公开宣称是波兰的捍卫者。模糊地区的中心大体上在普鲁士波森省，唯一的依据是德国的统计资料。无疑，怀有自然的反德偏见的战胜国对这些资料是绝不会全信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划边界线时是本着把尽可能少的波兰人划入德国版图和把尽可能少的德国人划入波兰版图这一愿望的。在北段出现的困难更多。东普鲁士省虽然原本具有德国殖民地征服的性质，但现已变成纯德国土地，其居民比德国其他所有地区的居民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该省与德国其余地区被一条直达海边的走廊分开，在走廊里，各种观点的估计似乎都说明讲波兰语的人占大多数。波兰人要求从德国得到东普鲁士的大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波兰人建议让这个德国人的小岛成立一个共和国，以柯尼希山为首都。这个要求被驳回了。但说波兰语的走廊并入了波兰，这不但是因为所说的语言，而且是作为最明显的手段，要给波兰以出海口，这一点作为14点之一已为所有各方接受。与该走廊毗连的是叫但泽的这个大城市，那里居住着20万德国人，为维斯图拉河流域全部贸易的天然出海口。波兰委员会原计划将但泽市完全划归波兰主权范围，这样但泽居民将受波兰法规支配和在波兰军队中接受义务兵役。通过劳合·乔治先生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但泽恢复它500年来的古老地位，成为自治的城邦，与波兰紧密联合，但对其整个内部行政管理拥有独立自主的控制权。但泽要成为自由市，但它没加入波兰海关体系，不过波兰人将管理巨大的海港。这个巧妙而又复杂的权宜之计没有使双方完全满意。但也不容易找到能采取的更好的办法。在这个边界的北段必须提一下两点小困难。东普鲁士留在德国，但在该省南部边境上的某些地区有相当数量说波兰语的居民，波兰对那里提出了主权要求。于是规定为这些阿伦斯泰因和马林韦尔德地区进行一次公民投票。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留在德国，他们的愿望就是法律。最后，坐落在涅门河对岸的梅梅尔小港和地区是立陶宛获得出海口的唯一通道，没有它立陶宛就不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人们希望立陶宛人会自愿再次加入波兰。但他们拒绝了这个意见，当然不能强迫他们。因此，最终这个约3万居民、周围由主要说立宛陶语的乡村围绕的德国市镇，在地方自治和精心设计的安全保证下划给立陶宛了。我们还要仔细看一下德波边界南段的状况，这里在上西里西亚问题上和会曾出现另一次大争论。向德国人提出的和约草案规定，将上西里西亚这块德意志帝国内仅次于鲁尔的有丰富铁矿与煤矿的地区，完全割让给波兰人。这是对德和约草案上最大的污点。14点中其余部分都没有异议地被接受了，但强制割让整个上西里西亚遭到了德国人激烈的憎恨，而且事实上德国是举国震惊的。03.现在意大利又加入了三巨头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存在于预备和约条款的制订过程中，在这些条款提交德国后也不会结束。德国人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抗议财政与经济条款，抗议强迫他们公开承认战争罪行和交出战争罪犯的条款。在领土方面他们主要抱怨割让上西里西亚。看来他们有可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从而迫使协约国军事占领柏林和其他重要中心，或者延长封锁，或者两者兼施。这样的过程不会引起直接的军事困难，但会引起极严重的政治危机。没有人能知道占领要延长多久。在占领结束前大量军人必须保持武装，进一步复员要无限期停下来。首相希望在他争取较宽容的和平条款的努力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于6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英帝国代表团会议。整个帝国代表与英国主要国务部大臣一起出席。斯穆马茨将军有力地呼吁宽厚。当轮到我发言时，我以一种性质不同的论点支持他的呼吁。作为陆军部大臣我有特殊的观点。我说：“重新实施封锁或控制整个德国领土以及担当起解决当地政治问题的责任，有极为严重的困难。外国驻军绝不能使德国人团结高效地工作。封锁和占领的手段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占领这个国家你就得为占领区域内的人民提供食物，这在封锁之下就无法做到。如果协约国军进入德国，占领该国，这就必须无限期征兵。英国不维持义务兵役就不可能控制德国国内生活。要求从军队那里得到复员者的压力之大已经无法形容。那些最大声要求对德国施加最严格条件的人，就是最急于从军队中得到复员的人。”于是我坚决主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和“恳求代表团一致主张，给他们的全权代表以最大可能的自由，缔结一个‘妥协的’和约”(就未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财政大臣张伯伦先生、大法官伯肯黑德勋爵等人的发言目的与我相同。尽管众人的意见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代表团的意愿是全体一致的。会议议决，首相在谈判中应竭力促使在和约中对敌让步。特别是：修正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建议，把德国人占多数的地区留给德国，在难以判定的情况下举行公民投票，早日给予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权利，减少占领军的数量；修正赔偿条款和确定德国债务的确切总数。代表团以深信无疑的心情进一步授权首相，如果在四巨头会议上发生与会者抵制首相的意见的情况，就“使用整个不列颠帝国的全部影响力，直至英国陆军拒绝开进德国执行使命，或英国海军拒绝执行封锁德国的使命”。这似乎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劳合·乔治先生就这样为未来所有的讨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要不是他肩负保证德国赔偿的责任，他本来在改善和约上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是大选的疯狂反响对首相和整个英国都是丢脸的事。克列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完全理解这种局势。当威尔逊开玩笑地说，把德国人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意大利统治时，当克列孟梭因报复心重而受到责备时，或奥兰多领土欲太大时，每个人都会受到首相的反驳。但一个苦涩的微笑、一次表示怀疑的耸肩、以及提起民主竞选活动的困难，都足以让四巨头在较低的水平上处于平等地位。古怪的事实从来都是，不管德国支付多少亿赔偿，英国总是收到很小的一部分，不到法国份额提出的一半，较之比利时还少，刚过两年，英国就宣布恢复过去贵族的明智古训的原则，所有战争债务应当根据各国对赔偿情况的随后反应，经普遍同意后同时取消。随后关于西里西亚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威尔逊总统与法国人支持波兰的要求。英国维护德国的权利并接受自决的原则。总统支持波兰的偏见与他对意大利的歧视同样明显。好挖苦的人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意大利在美国的移民通常不会获得选举权，而波兰人的选票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威尔逊先生下定决心让波兰由于占有上西里西亚，他对所有反对者怀恨在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劳合·乔治先生不受英国选举活动的妨碍，尽管诺思克利夫报业坚持进行攻击，他的努力与信念还是占了上风。最后条约规定给予德国人在那里奉行公民投票的原则，因而条约在这一方面不受指责。在此值得花一点时间来简短地描述一下结果。公民投票最终于1920年经英、法军队许可举行。虽然这些军队占领着有争议的地区并作好了投票准备，波兰人在前德国国会中的一个名叫科尔凡蒂的波兰议员的领导下，还是组织的意在阻止投票的暴力袭击。德国人很快以同样的袭击进行了报复。可以说是内战的冲突爆发了，其间英军同情德国人，法军同情波兰人。事态发展到危险而荒唐的地步。但是法律与理智总是能占据上风。公民投票如期举行，结果德国人以6比4占多数。当这个结果送交最高会议时，会议上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已经回国，英国与法国在固执地、势均力敌地顶牛。这个僵局在以后双方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会议时才得到解决。这是两个最大国家提交给这个新机构的第一个官司。被英法间的分歧所分裂的这个会议做法是将官司移交给由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它决定，这个委员会虽然属于联盟会议，但从不参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讨论。把这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托付给一个比利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个委员会在所有压力下只能求助于一个妥协方案。他们的决定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忿恨，但为英、法两国作为粘合剂而接受。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遵循。根据格拉德斯通标准判断，德国从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许多正面的好处。她事实上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由党政策的所有主要目标。战败给予德国人民有效控制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帝国主义制度已被肃清。国内获得了自决。在普选——德国统治者对此是负了实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议会制度也许是对失去了22个国王和亲王的某种安慰。取消义务兵役在英国人眼中一直似乎是获益而不是受损。和约强制德国限制军备今天被赞扬为所有国家都应追求的最高目标。凡尔赛和约荒谬而不公正的经济和财政章节已几乎全被抛弃；它们有的已被废止，有的根据越来越多的事实被明智的和互相同意的一系列安排所取代。德国的资产阶级和食利者阶级、贫困的领养老金生活者、节约的领年金者、退休的体力劳动者、年老的教授、勇敢的军官等等的苦难使人怜悯，这种苦难主要是由于德国政府发行的马克崩溃引起拒绝清偿而造成的。他们可以当众侮辱德国国家的公正原则，但他们没有削弱德国心脏的脉搏，也没有削弱德国工业的生产活力，甚至也没有削弱德国人民信贷和储蓄的能力。德国失去了殖民地，但是她在殖民领域本来就是个后来者。她不拥有德国民族能生息和繁殖的海外领地。热带地区的“外国种植园”(这是英国沿用很久的一个词汇)可能会使你自豪与感兴趣，但肯定费用高昂。海外殖民地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海上强国的抵押品。殖民地的失去绝不会损害德国的力量，殖民地的新得主能否改善其命运，大可怀疑。现在我们试将德国今日所处的地位，与当日德国潜艇的攻击如果制服了皇家海军将出现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4000万人面临的是，如不无条件投降，那就得挨饿，落在不列颠和英国本身头上的只能是厄运。凡尔赛和约制裁的严厉程度如有一半施予英国，那就不但会使我们古老的缓慢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在财政上归于破产，而且还会使英国人口至少迅速缩减1000万，并使其余幸存者陷于普遍的贫穷和绝望。这场可怕的战争的赌注超出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就英国及其人民而言，他们终将灭绝。当我们想到奥匈帝国、奥地利本身和过度拥挤的城市维也纳的命运时，我们可以在小范围中衡量我们被迫去冒的风险。在这几段直率的话中有一个向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04.法国的情况怎样？德国与法国间国力的悬殊，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缔结和约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地球上最平坦的一个地区，居住着4000万固定人口，密度颇低，而千百英里陆地边界的另一侧，是一个人口与日俱增的、进步的日耳曼人种和国家，人口达6000—7000万，两相对比，展现了一个固有的具爆炸性质的事实。经常谈谈和平和力争保持和平固然有好处；但更重要的是同时还得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在下一个世代怎样保卫4000万人的法国免遭6000万、7000万或8000万人的德国的入侵和蹂躏？和会有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不需要深入研究精心搜集的统计数字，只要说明1940年后德国的从军年龄男子将是法国的两倍就足够了。面对这个情况法国如何寻找安全呢？法国战胜了，德国彻底战败了。但每个有理解力的法国人和德国人都知道，这些状况可以维持20年或30年，却不是终结性的。法国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原本不可能打败德国；但是俄国打败了。无人能说俄国能否、何时、以何种形式重新出现。至少在和会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似乎觉得复活的俄国有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有些国家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但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美国有大西洋。法国人说，“从长期看来，在我们与入侵者之间除刺刀和我们士兵的胸膛外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恐惧和灾难。今天整个欧洲为此而受害。甚至在我写此书稿时，法国人用他们节省地积累下来的5000万法郎建造一条钢筋水泥的防御线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以防止1870年8月和1914年8月事故的重演。这就是和会的根本问题：法国害怕自己被德国毁灭，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法国表现出了绝不犯轻率错误的明显决心。但是有人认为，人们增强的道德意识将阻止此类文明崩溃在以后再次发生。国际联盟的盟约将保证每个成员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对此法国人回答，“条约保护过比利时吗？”可是有人强调说，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德国人已经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没有人要再打仗了。对此法国人说，“我们已经受够啦。”最后有人断言，人们在经历了四年的屠杀和贫困以后，已变得聪明些了，高尚些了，仁慈些了，人们只要看一下四周，便懂得一切都比他们父辈好多了。信任民主。信任群众智力。信任议会制度。信任旧伤的痛苦。可是法国人继续悲伤地反复重申，“我们需要安全。”对此，完全安全的美国和相当安全的英国深含哲学意味地说，“不存在绝对安全这种东西。”法国人说，“假如那样，我们要得到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福煦元帅头戴的桂冠，永不褪色，光可照人。他考虑了亲身经历的新近的情况，宣布说，“我们必须占有莱茵河左岸。这样即使没有英国或美国足够强大的和及时到达的援助，以阻止北部平原的灾难，也可以保证法国不致失败，或者，如果法国想要她的军队免遭失败，那末没有必要把军队后退到索姆河、塞纳河或卢瓦尔河后面以等待协约国帮助，法国必须得到莱茵河左岸。莱茵河到今天仍是西欧安全、从而也是文明安全必不可少的屏障。”英国人和美国人接着说，“但是德国人住在莱茵河两边，你怎样统治他们？”于是福煦元帅追溯了拿破仑和他的莱茵河联盟。他于3月31日说，“安定莱茵河左岸的政治状况和向这个地区灌输各民族自由地和平共处的观念是我们的责任。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是独立国家或德意志中部诸邦的不固定部分。”争论是激烈的。劳合·乔治提出两个问题：“如果德国人知道英国与美国必然会支持法国，你认为他们仍然会攻击吗？”福煦元帅回答说，如果他们确信没有来自俄国的危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陆军减缩到和英国陆军同样的规模，他们会攻击吗？”福煦回答说他们会攻击，因为事实上德国陆军不会缩减。他还说即使存在英吉利海峡隧道，情况也不会十分不同。与此同时，情况显然是，住在莱茵河旁的居民愿意隶属于战败的德国，不愿隶属于战胜的法国。他们也不希望成为一个缓冲国的人民。因此这个问题在大会一开始就陷入完全的僵局。威尔逊总统与劳合·乔治两人全都深深意识到了法国面临的危险及其畏惧。威尔逊曾希望国际联盟会与所有其他国家一起保证法国的安全，保证她免遭入侵。但是，法国人虽然十分愿意有国际联盟尽其所能的保护，但他们确实不相信国联的力量。当武装力量制裁从盟约草案中删去，仅仅保留对侵略者的财政与经济制裁时，法国人的怀疑态度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威尔逊总统的返回美国以及他自己感到在美国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作的保留，进一步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力量。从那时起情况变得很清楚，如果要劝导法国从莱茵河撤军，那就必须为她找到另外某种安全保证。劳合·乔治先生早已预见到这是必然的。他甚至比威尔逊更深地悟到德国人受外国人统治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与威尔逊都拒绝考虑把德国限制在莱茵河后面的做法，两人越来越感觉到有责任找到别的安全措施。首先也是和最明显的预防措施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福煦元帅和法国军界人士对此出人意料地麻木不仁。在停战条件中，元帅除了要求交出大量大炮外没有提出德国陆军复员和解除陆军武装的条款。曾有人代表他声明，说他不相信任何全面解除武装的政策能够长时期实施，他不希望把他的名字与他不能保证执行的条款连在一起。他对德国的保证概不相信，认为不管做出什么许诺，一旦德国恢复行动自由，她会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建立和以武器装备新的军事力量。在首相的大力策动下，在裁军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竭力促成提出最激烈的措施。劳合·乔治先生坚持德国陆军不应比英国陆军强，其陆军兵员不得强制征募，其服役期不应是短的。它应是志愿的职业军队，每个士兵最短服役期为12年。这样它就没有力量发展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了。服役的总兵力包括各级军官在内不得超过20万人。也为德国海军提出了同样建议。法国人心怀犹豫，但还是顺从了这个强硬的创议。这个方案与欧洲大陆的所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它似乎在指责“全国武装”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遗产和生活与自由的最高保证。尽管如此，他们看到了采取这个方案对付德国的优点。他们确定如果德国陆军做到如此高度的职业化后，不应超过10万人。对于这一点劳合·乔治不加反对。最后达成一致的军事条款令人吃惊。一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此前曾是世界上的头等军事大国，而从现在起任何时候都不得有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借以建立德意志国家的往昔军事组织的整个基础被铲除一空。曾经如此强有力地操纵德意志国家政策的总参谋部被撤消。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的数量受严格限制；装甲车、坦克或毒气的制造被禁止。军用飞机或飞船既不准制造也不准拥有，武器、军火和其他战争物资只能由指定的几家工厂限量生产。销毁剩余军火的工作由首相以非凡的精力督促执行。我在陆军部曾接到他的多次指示，要求加速实施这项任务。全部4万门大炮被炸成碎片，其他各种军用物资以相应规模销毁。主要由于英国的努力，德国几乎完全被解除了武装；整个军事等级制度既是人们大量兴趣所在又是民族美德的典型，它一直是德国力量的永久性动力，但如今必须在一个世代里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日耳曼人种那永不枯竭的青春与爱国主义、勇武与强大能力的源泉，从今以后要沿着新的渠道流动，同英国与美国一样，以其他形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但是法国人感到怀疑和沮丧。这种情绪将持续多久呢？20年或30年或40年后将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希望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怖与苦难的这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再次发生战争。这些解除武装的条款在没有危险的年代会生效；但在需要它们生效的紧急时候它们会停止起作用。法国人反复讲，占据莱茵河左岸是唯一持久的防卫办法。由英国与美国提出的、受到法国欢迎的第二个保证措施是，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宽广的非军事区。于是相应地在条约上规定，凡在德国领土西部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一线以内的所有防御工事、堡垒和武器一律拆除和销毁。禁止在这个区域内新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区域内居民获准持有武器、接受军事训练和参加志愿的或强制的任何军事组织。该区域内不准存在适用于军事目的的供应站、机构、铁路或任何种类的建筑物。这些条件的永久性实施将由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决定建立的机构和制定的办法进行监督。和约起草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和会任由波兰自由发展武装力量，而俄国完全留在和会和国际联盟范围之外，解除德国武装会是困难的。因此从种种迹象上看，英国代表团似乎认为，在和约的这些章节中应该加上个导言，说明永久解除德国武装与整个世界的普遍裁军程序连在一起。这个意见由威尔逊总统正式提出，在会上很容易就通过了。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持久的、而且已经证明是令人烦恼的艰巨工作就从这个序言开始了。法国人继续据理力争，认为这些安全措施在理论上也许是极好的，在平静时期可能有用的，但当一代人需要安全措施起保护作用时，这些措施将会终止和失效。因此要找寻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全对策，于是就有了由英国和美国保证法国免遭德国在将来入侵的想法，这个想法以后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就人力扩展的程度而言，这当然是完全可靠的预防措施。如果入侵法国必然导致与英帝国和美国作战，很难想象德国政府敢采取这种行动。英语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战争的经验业已证明，联合起来的力量肯定能在欧洲、实际上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必要的程度使用陆军、海军或经济制裁的形式——虽然需要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以后行动。可是福煦继续持反对态度；而克列孟梭面对的选择是苦涩的。因战争流尽了鲜血、成年男性人口在减少、或至多不增不减的法国，怎能不仅无视德国而且还无视英语世界，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单独据守莱茵河呢？法国人民怎能拒绝两个海外巨人如此慷慨地提供的让你完全满意的保证呢？不过，他也知道放弃莱茵河永远也不会得到法国最强硬的一批人的原谅。就连他在法国最危急时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也帮助不了他。但是他的勇气与智慧经得住考验。他接受了英、美的保证。和约就在德国莱茵兰不可侵略的基础上制定，该地区要受一段时间的军事占领，现在占领期已近结束。保证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知道了。英国议会及时批准了英美的保证条约。美国参议院则否决了总统威尔逊的签字。联合担保因而成为一纸空文。在美国接受后才能生效的英国的义务，与美国的拒绝同时取消。这样，受条约约束而放弃莱茵河的法国又被剥夺了给予她补偿性安全的保证。法国陷入了孤立，他们声称受了欺骗，被抛弃了的法国人民于是求助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技术装备、非洲后备军、防御设施和与波兰及欧洲其他新国家的军事协定。在后面我们讨论洛迦诺公约时，对这个总的问题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对这种事态发展表示痛惜的、批评其邪恶性质的那些人，还是研究一下其原因和结果为好。05.为解决对德和平条款，争论剧烈紧张，一时耗尽了三巨头的精力。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畏缩情绪，所以没有立刻投入困难要少一些、但同样重要、甚至还要复杂的奥匈帝国及其命运问题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有些困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许是情有可原的。许多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忙于各方面的工作。看来此时给这些委员会一个总的指导方针，指示起草条约的法律专家应用对德条约的原则，来起草对其他战败国的条约就足够了。但是保留德国作为欧洲家族最大支系的自决原则，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最终是生死攸关的。此外，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决定性的事已经发生了。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星期，奥匈帝国事实上已在颤抖中支离破碎。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得到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承认。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结盟的影响还记忆犹新，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不是作为被协约国打败的敌对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在技术上作为同在等待与德奥这两个国家缔结和约的一个新国家而成功地出席了和会。一个类似变形伞的情形随着1918年12月1日南斯拉夫建立而出现，南斯拉夫由获胜的塞尔维亚人和战败的克罗地亚人及斯洛文尼亚人联合组成，称为南斯拉夫王国，约有1300万人口。这个新国家也很快得到了英、法、美的承认。但是意大利对其犹豫不决。意大利人指控克罗地亚人在整个战争中同意大利苦战。不管对波希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可能说些什么，但克罗地亚人没有权利在战败时摇身一变，利用合宜的一招出现在战胜国行列。然而时势不可阻挡。克罗地亚人有求，塞尔维亚人则给予庇护，后者对之以友好人民相待，说他们是在一个已不存在的、有罪的帝国强制下违反他们的意志进入战争的。1919年4月意大利承认了他们的权利要求。匈牙利也退出了帝国，声称自己为独立的君主国。位于中央的古老文化首都维也纳与奥地利一起受到了孤立，奥地利人也力图走同样的道路，宣布奥地利为共和国，声明自己是一个新国家，她从未与协约国交战，她提出恳求说，她的人民不应因为已消失的政权的罪行而被宣布有罪。这些转变使重新召开的四国会议面临新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作为朋友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盟国，被安排在令人神往的战胜国区位就座。同样地，在同一战线和同一军队参战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在战败和犯有战争罪的污名的阴影下坐在外边。尽管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统治阶级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认为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人口中的大部分都无辜或都有罪是荒谬的。人人都被不可抗拒的同一潮流拖入了战争旋涡。然而一半人为座上客，另一半则为阶下囚。两个士兵并肩作战，是为了共同事业，是为了分担战争的危险和艰苦。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村庄。可是一条边界线把他们分开了。一个是有罪的不幸的人，靠运气好才保住性命逃脱了征服者的报复。另一人似乎是征服者当中的一个。啊，这些受命运女神操纵的傀儡！在中欧地区出生的人是不幸的。针对这种奇怪的、吵吵闹闹的场景，和会努力应用在签署对德和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决原则解决问题，于是得以重画了中欧地图。在英国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词很陌生；但居住着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古代王国，唤起了对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的回忆：斯蒂芬宴会上的国王瓦茨拉夫、克雷西战役中的波希米亚瞎眼国王约翰、威尔士王子的上面有日耳曼箴言“IchDien”(我尽力)的箭羽，也许还有布拉格的约翰·胡斯。这些都是久享盛名的故事。波希米亚消失已有数百年。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君主个人的联姻发生在16世纪，因而哈布斯堡的元首成为奥地利皇帝和波希米亚国王。三十年战争的苦难在两国历史上留下永远的伤痕。波希米亚因信奉新教而受到迫害，在胁迫之下部分信奉了天主教。波希米亚在怀特山战役彻底战败后，从1618年起成为被征服的王国，受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波希米亚人民从未屈从。18世纪时他们的民族感情处于麻痹状态；但是记忆是久远的，传统是强烈的。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体现为捷克运动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的觉醒。那里和别的地方一样，民众教育唤醒了久已忘怀的民族语言。学校成为捷克民众与帝国政府之间斗争的中心。语言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一起上升。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布达佩斯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但捷克人是要求他到布拉格并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这个愿望遭到了顽固的、现在看来是无情的拒绝。战争期间捷克的运动发展为要求自治、然后再要求独立的运动。捷克人习惯于向俄国谋求同情。俄国革命后他们在马萨里克指导下转向美国和西方各国。他们的独立已得到承认。只是边界尚待确定。但是这里有纠缠不清的难办的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至少有300万说德语的人口，他们的住区通常是集中的，而且享有优越地位，是有能力的一个群体，像爱尔兰的厄尔斯特人，从来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是排除说德语的人，这会深深地也许会致命地削弱这个新国家；而容纳他们又冒犯自决的原则。和会在这个问题上感到进退两难，最后决定坚持波希米亚由山脉清楚界定并得到500年传统尊重的古代边界。除了在朝向奥地利的这段边界上作了一些令人伤脑筋的、但微小的变动外，这个决定便付诸实施了。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携手联合。后一个民族居住在匈牙利北部山脉的南坡上，其中有些地区伸入了多瑙河平原。斯洛伐克人几个世纪来受马扎尔人统治，他们认为这种统治纯属压迫。他们是与捷克人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南斯拉夫民族*。他们说同一语言的一种方言。他们希望摆脱匈牙利加入这个新国家。大战临近结束时，威尔逊总统答应马萨里克教授，美国将支持斯洛伐克并入新的波希米亚；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根据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宣布为一个主权国家。划分斯洛伐克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边界无论如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划出任何一条线都会遭到理由充足的反对。委员会的自然偏向有利于斯洛伐克人，结果约有100万马扎尔人发觉自己被违背意愿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以内。南斯拉夫王国由原来的塞尔维亚王国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联合，再加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组成。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并不像斯洛伐克人那样受严重压迫，战前曾使用宪法和合法手段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治运动。住在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北部和西北部山区的达尔马提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是奥地利国王的平民。这两个人群在寻找新的效忠对象；此时由大写首字母S.H.S.为名称的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进入困难的诞生时期。这个新国家的边界必须决定。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界的划分没有什么困难；她与奥地利边界的划分困难较大，至少要求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缓和决定时刻的紧张局面。她与意大利的边界最为困难：获胜的这两个协约国政府在这里彼此均面对武力威胁。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边界最终由两国单独谈判解决。像塞尔维亚一样，罗马尼亚得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领土。原来新月形的罗马尼亚地图在合并了特兰西瓦尼亚后变成为满月。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使用自决原则解决不了。问题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匈牙利人孤立在罗马尼亚边境地带之内。罗马尼亚人地区的人希望加入罗马尼亚；在马扎尔核心地区的人民的意愿是追随匈牙利亲属。最后的决定与自决原则相冲突，原则问题就这样被人为地排除掉，特兰西瓦尼亚的完整是一个重要因素，和会把整个地区转移给罗马尼亚，从而至少使另外100万马扎尔人离开了匈牙利。匈牙利与奥地利的新边界是上述议决的结果。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给了波希米亚，匈牙利的克罗地亚给了塞尔维亚，她的特兰西瓦尼亚给了罗马尼亚。还要求她把维也纳附近一个相当大的说德语的地区割让给奥地利，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那个可怜首都的粮食供应地。发生的事情对马扎尔人颇为不幸，他们在巴黎会议的紧要时期失去了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控制。共产主义革命在布达佩斯爆发。列宁的信徒和莫斯科的雇用工具贝拉·库恩夺取了政权，施行暴力与专政统治。最高会议只能规劝，也作了规劝。可是罗马尼亚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这支军队遭受攻击后，进行了反击，进入匈牙利，开始时伪装成解救者，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欢迎，后来却无情地掠夺他们。因此，匈牙利人民在面对决定他们未来的关键问题时正是他们最衰弱的时候。匈牙利几个世纪中并吞的不同附庸民族纷纷从她的统治下离开，而且250多万、占整个人口四分之一的马扎尔人，至今还居住在外国统治之下。奥地利是最后一个难处理的问题。她与匈牙利一起承担了昔日哈布斯堡强大帝国的全部罪责和重担。奥地利缩小了，成为维也纳四周和阿尔卑斯山地区仅有600万人口的一个社会，中央是有2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奥地利这个国家确实可怜。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尚待划定。伦敦秘密条约允许以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边境线。可是在南蒂罗尔的霍费尔地区，有40万说德语的阿迪杰河谷上游的人民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意大利要求她的条约权利，英国与法国受条约的束缚不能反对。威尔逊总统不受束缚，可是他的处境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另一方面是阿尔卑斯山、条约和意大利的战略安全。4月份总统撤销了此前一直坚持的反对意见，南蒂罗尔改属意大利主权范围。应该补充几句，在建立新国家边界的所有条约中，都插入了如保护少数民族、保护它们的待遇和在法律面前有平等权利等确切而精心设计的条款。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中的一个大国，没有被要求承担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义务。她志愿宣布了自己的庄严决定，对这些条款给予应有的考虑和加以公正的对待。南蒂罗尔居民因此只能保护自己特有的感觉，把自己的生存基础直接放在对意大利国家的忠诚和敬意上。在悲惨的困境中奥地利转向了德国。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联合会给奥地利以生命力和生存的手段，她处在憎恨她的邻国包围中，失去了一切。新奥地利政府立即吁请给予自决的民族权利，要求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根据威尔逊原则，这个要求——人们称它为吞并——难以拒绝。但实际上它充满危险。它意味着使新德国在领土和人口上比旧德国更大，而旧德国已经证明其力量强大得足以与全世界作战达4年之久。它将使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达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巅峰，成为东西欧之间完全的屏障。瑞士的未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久存在似乎同样会受影响。因此在对德和对奥的和约中插入一个条款，禁止这样的吞并。除非得到国际联盟大会的一致同意，否则据推测这是无法实现的。由于欧洲和平的最严肃的理由排除了这个自决的抉择，因而更有必要改善新奥地利的状况了。这要求迅速承认奥地利共和国以及最大限度地关心如何减轻加在她身上的财政负担。尽管有实际已在维也纳的那些英国人所作的重要的陈述，可是整个奥地利问题有几个月之久被完全忽视。当最后对奥和约的起草开始时，不同委员会努力借用对德条约的条款。这意味着整个财政负担落在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和匈牙利身上。赔偿条款把前奥匈帝国支付赔偿的全部责任，根据规定严格加在了这两个破败的小国头上。这种纯粹的无理要求当然行不通。可是事情被不必要地和危险地耽搁了。接着是奥地利财政的全面崩溃和社会崩溃，由于后阶段国际联盟在主要是贝尔福先生的敦促下进行干预才得以避免。保加利亚得到了较好的对待。她避开了紧随凡尔赛和约之后出现的裂隙与惯性。她获益于圣日耳曼条约决定的退缩。她的人口几乎没有减少；她的经济与地理边界需要研究；她得到保证可以使用爱琴海进行贸易。可是保加利亚给协约国造成的痛苦是不轻的。她残酷无情地进入战争；她的这种行为对解放她的俄国和友好的英国是忘恩负义的举动，应载入史册；向斗争中的塞尔维亚从背后猛刺一刀；由此使协约国事业遭受可怕的损伤；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犯下战争罪行——所有这些构成了长长的一篇黑账。坦珀利博士在他的《和平会议历史》中说，保加利亚代表团到达巴黎时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们握手，一条意义深长的脚注列举了对这种冷漠态度的许多令人感到寒意的解释。可是对保加利亚条约起草时人们的心情远比确定奥地利与匈牙利命运时明智和谨慎。此时的专家已成为制订条约的行家里手；最好和最有能力的官员要求大家控制情绪。这个条约与大国的激情与利益无涉；大国实际上持善意的不关心态度。保加利亚人最糟糕的抱怨是，他们被禁止保有由应征新兵组成的军队和他们的人民不能成为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他们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勤劳而勇敢，善于耕种和保卫自己的土地或夺取他人的土地。他们处在生命大厦的底层，没有进一步往下掉的巨大风险。他们被斐迪南国王驱入战争，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随着他离开去过奢侈的流亡生活，协约国的愤怒明显地平息了。06.本章主要叙述解决中欧各国领土问题的概况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我们与土耳其的和约以及塞夫勒和洛桑条约需要单独论述。至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关于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纠纷，波兰人与捷克人之间关于特申公国的争吵，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问题，和东加利西亚的更大难题，不是这里的简短叙述所能说清的复杂问题。显然，还有许多磨擦点没有消除，还会引起受影响的人民的不满并成为欧洲的焦虑。但是整个解决办法是公正的，简单地解释解决办法是怎样形成的，不会使欧洲新地图的制作者受到严重的指责。各国人民的愿望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战胜国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力由强变弱的那些国家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贯彻。没有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不碰到困难、不出现反常现象。有争议地区的较正确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找到，即英国、法国和美国准备长时间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确保举行组织得很周到、很全面的公民投票，并实施后来在土耳其进行的那种人口迁移，同时又对那些命运尚悬而未决的地方提供粮食和信贷。由于战争使资源耗竭，因而不允许进行此种费钱费力的干预，但又不能总担忧地认为，干预就是冒险是有道理的。中欧与南欧解决问题的模式被急速地、部分被粗糙地照样塑造，但这些模式适应所有的实际用途，非常切合总的设计；根据20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个设计似乎是正确的。————————————*根据一般的民族学分类，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属于西斯拉夫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的还有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特指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南，黑海以西，希腊以北，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巴尼亚以东的斯拉夫人，主要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Franc.She第12章、俄国内战幽灵的战争——农民——农民的长老或代表——半心半意的政策——寇松勋爵的批评——北俄罗斯——新建的旅——后卫——撤出——临别的打击——履行义务——高尔察克的垮台——援助的撤回——捷克军：帝国的财宝——高尔察克被出卖——高尔察克被处死——邓尼金的努力——征服辽阔地域的危险——波兰——邓尼金的责任——他的失败——反犹主义——邓尼金的毁灭——协约国的责任——缺乏协调一致——1919年12月的形势——难民——最后的恐怖。01.在1919年，整个俄国打了一场奇怪的战争：一场在如此辽阔的地区打的战争，一支庞大的军队，实际上是几十万人的军队，打败了，被冲散了，瓦解了，失踪了；没有真正的战斗，只有袭击、闹事和屠杀，其结果是像英国或法国那么大的地区换主易手；是一场地图上移动小旗的战争，一场改变警戒线的战争，一场骑兵掩护部队前进或后退几百英里的战争，既无真正原因，也无持久后果；一场既不是勇猛又不是仁慈的战争。无论谁都能向前挺进，并感到容易继续向前；无论谁都会被迫后退并感到难以停止。纸面上看，它好像西线和东线的大战。事实上只是幽灵的大战：一场冥国国土上没有什么内容的、冷酷的、虚幻的战争。首先是高尔察克，然后是邓尼金，通过发动他们所谓的攻势，在广大地区前进。随着他们的前进，他们把战斗部队铺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散。看来他们的作战范围似乎是只求不断展开，直到一英里还不到一个人。处在中心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同样虚弱，但当时机到来时，不管愿意不愿意，总是要不断施压，在这里击一掌，那里打一拳。于是所有旗子往后退，城市易手，但可怕的报复行为落到了无援的人们的身上，然后对报复行为进行几个月琐碎的调查。浩大的自然或战略障碍，如漫长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不再是休息的地方；获得它们或失去它们不再有战略后果。这是一种极少有伤亡、但有数不清的死刑的战争！记述俄国城市、王室和无数卑微家庭的这些悲剧，可能使图书馆里增加大量令人忧郁寡欢的书册。但是俄国人口本是农村人口。千百万农民居住在几十万个村庄里。土地永远存在，大自然永远会结出果实。这个时期这些村庄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有一天我们与劳合·乔治一起进午餐时萨文科夫给我们说了一席有关那里的使人信服的话。在某些方面似印地安村庄，在村庄上空往昔时代的征服的浪潮被扫了回来。他们占有土地，他们杀掉或赶走以前的土地主人。村庄社会涌现出新的耕作的田野。他们现在有了这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地产了。不再有地主；不再有地租。刚好有了土地及其全部收获。他们还不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还会有一个新的地主——苏维埃政府——新地主要征收更高的地租以养活饥饿的城市。这个地主是一个没人能杀他的集体地主，而他却能而且会毫不在乎地杀死他们。他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完全没有外部世界或现代设备，他们只能维持自己的粗陋生活。他们用兽皮制成外衣和靴子。蜜蜂给他们蜂蜜代替糖，还给他们蜂蜡供日落后可能需要的照明之用。有面包，有肉，有块根植物。他们吃、饮时蹲坐在地上。人类的事业与他们无关。共产主义或沙皇政府，世界革命或神圣俄国，帝国或无产阶级，文明或野蛮，专政或自由——这些在理论上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一个样；而且不论谁赢在事实上也是一回事。他们生在那里就留在那里；在那里干辛劳的苦活以取得他们每日要吃的面包。一天早晨来了一队哥萨克巡逻队。他们说，“基督出现了；协约国军在前进；俄国获救了；你们自由了。”“苏维埃不再来了。”农民们咕哝几句，适时地选出他们的长老会议。哥萨克巡逻队骑马走了，随身拿走了他们所要的、带得走的所有东西。几星期也许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布尔什维克带着十几个持枪者乘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到，同样说，“你们自由了；你们身上的锁链已被打碎；基督是骗人的东西；宗教是民主的麻醉剂；兄弟们，同志们，为享受新的伟大的日子欢呼吧。”农民们咕哝了几下。那位布尔什维克说，“叫长老会议滚蛋吧，穷人的剥削者，反动的卑贱工具。选出村苏维埃取代它，从今以后镰刀与斧头象征你们的无产阶级权力。”于是农民们赶走长老会议，用简陋的仪式重选村苏维埃。但是他们选出的正是此前组成长老会议的原班人马，土地仍旧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位布尔什维克和他的持枪者很快乘上汽车动身，在马达的哒哒声中驶往远处，也许驶往哥萨克巡逻队。莫斯科控制着俄国；当协约国的事业在胜利中逐渐暗淡时，俄国并没有别的控制机关，只有《鲁滨逊飘流记》中克鲁索式的辛劳、自言自语和杀戮。古老的首都坐落在向四面八方辐射的铁路网的中心。在中央有一只蜘蛛！四面的苍蝇列队前进，抱着粉碎蜘蛛的徒劳希望！我一直认为只要有二三万坚定的、理解形势的、武装精良的欧洲兵就能迅速沿着向莫斯科汇集的大道前进，不会有严重的困难或损失；能重创向他们迎击的任何武装力量。可是不存在这样二三万坚定的军人或者不能把他们聚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在广袤地区搜寻粮秣。他们夸口说具有大面上的政治影响。他们靠乡村养活，因征集而很快疏远了农民，这些农民开始时曾欢迎他们。要是邓尼金本人在南方一个地方聚集必要的供应，为直接扑向莫斯科做准备，要是他抓住西伯利亚军开始衰落之前的最佳心理时机，他本来有良好的成功机会。莫斯科及其无与伦比的铁路中心的主人，拥有一个军的可以信赖的军队，其力量和威望也许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对莫斯科作过一次冲锋；没有对这个神秘首都作过拿破仑式的飞扑；只在远处单薄无力的战线上徘徊，而且力量越来越单薄，越来越衰弱和胆怯。最后，布尔什维克处在圆圈中央，对方踌躇不前而又不充分集中，所以此时轮到布尔什维克进军了，他们在对方战线上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有无依无靠的人民或千万顺从的家庭和个人。俄国军队打打停停，而且流动性大，这与协约国的政策或缺乏政策是相似的。协约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打仗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一见到苏维埃俄国就开枪。他们在俄国领土上像是入侵者。他们武装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封锁它的港口和击沉它的战舰。他们热切地希望和策划使苏维埃政府垮台。可是战争——令人震惊！干涉——令人羞耻！他们一再表示，俄国人怎样决定内部事务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是公正的。砰地关上了门！然后则进行谈判并试图通商。读者很可能认为，五大国最后在6月份决定明确支持高尔察克，标志着怀疑和踌躇莫决的结束。但他们派不出军队；他们不能花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可以用剩余军火和精神上的鼓励以及协调的外交手段给予有力的援助。只要他们实实在在地和真诚地在这些限度内一起行动，他们原本有可能达到良好的结果。但是他们支持高尔察克和后来支持邓尼金都只是半心半意的。另一个半心半意的表现是1919年的整个夏季一直表现摇摆不定，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又不知道苏维埃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真正性质，且急于要知道莫斯科的极端主义者是否会对理性和耐性的做法做出反应。寇松勋爵在1919年8月16日起草的备忘录，以严厉的言词描述了协约国行动的软弱无力和杂乱无章。“不能说曾经采取过完全一致的政策，即使现在作为最后一招政策所根据的原则，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争论。有时行动由坐在巴黎的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的代表或由他们建立的组织机构采取，有时由各国政府自己采取。形势如此复杂，要使各方都能接受做出的决定，困难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要人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这并非夸大其词。“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在会晤时——必须承认，采取不行动的对策敷衍塞责，这是太寻常了——往往采取一种不肯定的行动路线；财政负担往往几乎完全落在不具有最大能力或最不愿付钱的国家的肩上；其命运与我们有关的独立国家或社会群体，经常没有或始终没有最好利用所得到的帮助，同时又不停地叫喊，要更多的援助，应不应承认这个或那个社区几乎一直是每星期都要争论的事情，协约国派出许多使团设法在各地做整治混乱和恢复秩序的事；对于要追加大量物质援助的地方，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准许，其他地方我们则置之不理。……”“在俄国西部战线，波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对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就波罗的海国家而言，她们是否继续抵抗，主要取决于她们能够得到的物质援助的数量以及协约国政府决定对她们的民族愿望采取何种态度。从政治上说，目前的形势极不令人满意。英国政府已经承认分别设在塔林与利雅帕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根据承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时所附的第五条，说明，‘如果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的解决办法，未能很快达成协议，解决办法将在与国际联盟的商讨与合作下制订，一到这个解决办法商订妥当，俄国政府应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进一步确认存在于该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的关系。’但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设法保证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应依照各协约国制订的政策进行合作，也没有向这些国家驻巴黎的代表进行通报，尽管这些代表一再要求告知各协约国政府的意图。极大的不满随后导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协约国缺乏明确的决定性政策，这一点在对待高加索战线各接壤国家的问题上也有不少表现。”……“这里和其他地区一样，各协约国的政策也徘徊于承认和有礼貌的冷淡之间。”……“一切全是变幻莫测和模棱两可的，随着将唯一的一支协约国军队撤退到高加索以南，可以预期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如果不说恶化的话)。”“仅凭我以上所述的不顺利的事态的发展，就认为它们主要是由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缺乏政治眼光和缺乏政治上的协调一致所致，这也许是一个不能认为合理的推断。但是把挫折部分归咎于个别大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能够供整个战场使用的资源浪费于各个战场上，而不实行一种有组织的政策，借以集中各方面的努力，并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措施之间进行适当的协调，这么说不会是不公正的。”……02.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应尽的直接而又明确的责任。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引起灾难和不失面子地从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出。这是一个既困难又微妙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我向下议院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如下意见：①“在德军抵抗被击破和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冬天已降临北俄罗斯海岸，阿尔汉格尔港将被冰封冻或事实上已被冰封冻，我们的军人被迫驻扎在这个荒凉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在引起我们最大焦虑的环境中度过整个冬天。显然，与他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集中一支他们投资建立起来的规模庞大的部队来北极圈的这一特定地区进行争斗；而我们的军队除小股部队外已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们大部分为C3级士兵，但是他们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旦答应他们在下一个冬天来到之前回家，他们会以很大的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保住了阵地，打退了几次十分严重的攻击。另外几次，如果允许对方发动攻击的话，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就这样在整个这段黑暗时期一直维持这种局势。只是在冬天，在这个海岸整个被围困期间，这些部队人心惶惶，而且在经历的主要战斗胜利后产生的心力交瘁的情况下……还另有其他极大的困难，即必需向那些部队送出几个月所需的各种救济品或援助。我还说：“……不管在巴黎的协约国做出什么决策，我们在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的部队是相互依赖的，都将不得不留在那里直到仲夏。既然他们必须留在那里，他们也就必须有适当的给养支援。对他们必须供以维护其安全所必需的补给品，可按我说明的范围运抵部队，还必须供应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有人对这些远征军队说三道四，这是没有用的。谁都知道为什么要派遣他们。他们是作为我们对德作战的一部分派出的。……那个理由现在已经消失，而按该理由派出的部队现在仍然在荒芜的北方海岸，锁在无尽的冬天的笼罩下，我们务必不可忽略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此外，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拥护我们的事业的人民，以及在对德战争时期主要受协约国的鼓励、而且主要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组建的俄国军队，欠的情太多了。应特别关注这类事情，我们总是设法竭尽全力对那些信任我们、并因按我们的建议采取行动而陷入危险的人，尽我们的义务，这是这个国家的风范。”为了保证协约国军从俄罗斯北部安全而体面地撤出，有必要增援他们。全体协约国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人伤感的地点，英国因为自己处于指挥地位而且英军人数又超过远征军的一半，实际上负有组建后卫部队的责任。我们在那里的军队中的大多数理应回国，根据我们复员计划的条款离开军队。因此有必要招集一支特别志愿部队以接替疲乏和无耐心的被征入伍者，以结束这椿要事。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加紧催促在巴黎的协约国代表，希望其同意北俄罗斯协约国军早日撤出北俄罗斯。为准备这样做和为应付存在于阿尔汉格尔的危险局面，战时内阁授权我做出任何必要的安排。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我招募了两个新建的旅，每个旅4000人，由正在复员的大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军官与士兵乐于应募，在几天之内名额即足。这些优秀的经过战争锻炼变得坚强的军人很快呈现出协调一致的队形。他们准备一等港口解冻就立刻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于是在其他人急于离开部队的最关键时刻，我们有了一支坚强、高效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军队刚一到达驻地去接替精疲力竭的驻军，在俄国友军中就爆发了一次大范围的危险的哗变。据说这种背叛是俄国人的特性；但是理由是简单的。从我们受议会和政治压力所迫，宣布我们的撤退意图的时候起，每个友好的俄国人都知道，自己是在死刑之下作战，而他们最安全的途径是离开协约国，以此为代价与自己未来的主子妥协。这个反应无论有多么令人不愉快，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我们必须执行自己的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明智的撤兵政策。图01、北俄罗斯。Arehangel，阿尔汉格尔；Borok，博罗克；Kola Peninsula，科拉半岛；LakeOnega，奥涅加湖；Limit of British Ocupation,1919，1919年英军占领区界线；MedvyejyaGora，麦德维贾戈拉；Murmansk，摩尔曼斯克；Onega，奥涅加；Petrograd 100Miles，距彼得格勒100英里；Povynetz，波维涅茨；Puchega，普恰加；R Dwina，德维纳河；ROnega，奥涅加河；R Vaga，瓦加河；Railways，铁路；Scale ofMiles，英里比例尺；Soroka，索罗卡；Vorogda 170 Miles，距沃罗格达170英里；White Sea，白海。除了奥涅加地区的哗变分子整个投向布尔什维克外，其他地方的哗变都被一个波兰营和一个英国骑兵连的猛攻而遏止与平息了。但是此后2.5万到3万名由协约国组建的武装和经过训练的当地军队就不能作为一支援军而加以信任了，实际上必须看作是一种危险了。幸运的是退役的志愿人员已经不需要再执行他们清楚了解的这个任务了。总崩溃已完全避免，他们了解，在一切作战形式中自己均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占据着广阔但力量大大减弱的战线，已把反叛者夹送到后方去，他们能不费大力就打退正面的进攻。为派遣新部队去北俄一事，我们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某些保守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我们。要不是我们对这些不负责任的劝告充耳不闻，坚决采取不受他们欢迎的措施，当然也就不会派出新军了。若不是新军队及时抵达，在7月份肯定会发生一场特别丢脸和规模巨大的总崩溃和大灾难。正因为有了新军这一道牢固的屏障，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应征入伍兵的撤出和大量贮藏物资的运走，才得以不停地快速进行。这是停战后我们在北俄作战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作战的情况更为复杂，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我于7月29日写给议会的报告中论及的局势与第一个报告相比并无好转：“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战时内阁决定，在下一个冬天来到前必须撤出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的军队，内阁指示陆军部作相应安排。他们还规定，凡我们军队安全撤出该阵地可能要求或需要的不论何种支持，食物、救助物品、增援或援助等等，均应由陆军部提供和发送；此外还应该适当注意，我们与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各阶层人民，与应我们要求组建的当地俄军和当地俄国政府所订条约中我们应承担的义务。……“这个政策的决定已向俄国领导人作了通报。4月30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获悉，全部协约国军将在下一个冬天之前撤离北俄罗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北俄政府和俄国军队有可能在协约国军离开后独力坚持下去。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这个解决办法能奏效，如果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能够自立或与主要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军队联合起来，那末这些军队就能接防，我们就可以向那里的一部分居民和军队极为担忧和痛苦地告别，并向他们提供避难所和营房，这样就为选择留在那个海岸的所有那些忠诚的俄国人解决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虽然我们坐在英国家里的人似乎很容易说，‘清除，撤走，赶紧脱手，以免多受损失，让军队登船和离开，这是聪明的决定’。然而在当地，面对你一直与之一起生活的人，面对与之并肩作战的军队，面对在我们坚持下建立的小小的政府，面对小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和服务部门，当你使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与当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要割断联系和离开当地，是一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情。我不向下议院掩饰，我最真挚地希望并相信，按正常趋势，在我们离开后，当地北俄政府会有独立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在得到内阁或政府的完全同意后，我们严格依照参谋部的建议行动，已准备沿德维纳河向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伸出间接的某种程度的援助之手，希望他能够到达那个地区，联合当地俄军以稳定局势，并使我们在那里的事业蒸蒸日上，完全令人满意。”然而北俄战事还有第三阶段。当最后可以肯定捷克军不再愿意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没有力量与北俄地区建立任何接触时，撤退的最后行动开始了。我们对这次行动的困难和危险非常忧虑，所以我们决定派一位最高军阶的司令官指挥这项工作。8月4日原第4集团军的著名军长将军罗林森勋爵上船去阿尔汉格尔。由他指挥：三个加强步兵营、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一个机关枪营、二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5辆坦克。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能上溯德维纳河的浅水炮舰以及其他充足的船舰。北俄政府见我们的决定不可改变，决心以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和人员抵抗到底。他们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到了含有此意的紧急命令。这种孤单的希望与决心在英国志愿军中激起强烈的同情浪潮。罗林森严厉提示部下，服从是军人的首要责任，以此来抑压他们慷慨激昂的秉性，这是一项不愉快的任务。撤离时打算对敌发动突然攻势作为掩护。要给敌人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在敌人意识恢复之前，所有的英国兵和所有要求撤退的忠诚的俄国人都不会再留在海岸上。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在艾恩赛德将军指挥下由萨德利尔—杰克逊志愿军旅和俄国军队执行。8月10日横跨德维纳河的布尔什维克军阵地遭到攻击。进攻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达到所有的目的敌人6个营被歼。俘虏敌军2000多人，缴获炮18门以及许多机关枪。在占领了离我们原来阵地20英里的普恰加和博罗克两个村庄后停止前进。人们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衡量红军的质量：我们的损失不超过官兵120人。与陆军一起前进的海军小舰队在其可能到达的最远处的河道上布设了水雷，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敌人船只即无法通过。敌人暂时瘫痪，我们进行了迅速和不受干扰的撤退，先撤到阿尔汉格尔防线，从那里又退到船上。粮食与武器留给俄国米勒将军及其军队。选择离开的6500名俄国人从海路前往已获解放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南俄。到9月27日完成从阿尔汉格尔的撤出；接着于10月12日进行摩尔曼斯克撤退。这次撤退实际上在毫无损失中完成，因为此时留下来的忠诚的俄军处于很有利的地位，撤出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次他们自己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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