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5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衬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　　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备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 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 ）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任、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磨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绰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二天水。“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卓克基，向南跋涉。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已秋风萧萧，颇有几分寒意。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夏装，粮食不充足。但所幸敌情并不严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顺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达维，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三千来人，还抓了不少俘虏。　　国民党方面真的担心成都受到攻击，便忙着集结部队。他们调来了二十四军、二十军和二十八军。让国民党的一个“模范师”守卫着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张于十月十日从丹巴出发前往天全、泸定和著名的泸定桥。毛北上时定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不过，张现在是背道而行。　　张的中路纵队包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统归王树声指挥，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纵队越大雪山夹金山，攻打宝兴。右路纵队渡过大渡河，奇袭天全，击溃了国民党的“模范师”。张率领大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到达芦山，日益逼近成都。这时，他们已毙俘国民党部队约一万人。　　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现在大军已到达成都西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着一条大路迤俪前进。　　蒋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调集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人马来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挺进中的四方面军的北、东、南三面，略成中圆形摆开，等待着张的到来。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三天后，国民党集结了大约十个旅的兵力，在百丈东面三英里处发起反攻。他们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进行波浪式的进攻，如潮水一般成团成团地蜂拥而上。　　百丈座落在开阔的平地上，周围是低矮的山丘，没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边上有一座大山，当时可能是被国民党占领着。红军被击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内，张国焘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　　“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二十四团被消灭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北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搞好呢？”　　张不得不把他的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这是荒凉的藏民地区，远离任何有关的战场，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威胁。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队的作战力量却已减至四万人。这是一个低潮；他回忆道：“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对他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寻粮食和其他物品，比刘文辉（国民党四川军阀指挥官）还凶。”　　这期间，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生存。　　就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员的堂兄。从一九三二、三三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自从陈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　　林育英这次先是乘飞机去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后来他也许是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的。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他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八月一日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人们以为声明出自中国共产党），毛对这份声明却一无所知。　　林于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到达陕北。一天，他在保安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赶路，定到一个小村时撞见了洛甫。接上了关系。等毛和周从前线回来后，林向他们作了汇报。　　要谈的事很多。长期以来，长征和红军的生存占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与外界隔绝，对莫斯科感到焦虑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国联盟，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攻势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中国的地位因此而突然显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的进攻。首先共产党内部必须组成联合战线，毛张之间的争吵，显然已为当今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的工作，第一步是同张国焘建立联系。密码电报经常来往于毛张之间，尽管电报的内容很冷淡。十二月底或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根据张的回忆），毛打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浩（这是林育英在党内的代名）已经到达。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转达了林的口信，告诉张，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林还说他希望来西康，但“由于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够成行。“　　林是张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他们就一起参加工会运动，林是在那时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同族弟弟林育南也曾与张共过事。一九二五年前，林育英在莫斯科学习，曾在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担任要职。　　林作了不少工作，设法使张、毛和解。他还有其他任务。他告诉毛，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的时候可去蒙古，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对张也是一样，他可以去同苏联毗邻的新疆。　　林育英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他告诉毛，中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联系。他们不应只是一支在中国偏僻内地作战的与世隔绝的小部队。这一具体指示也许为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夏去陕北铺平了道路。在这之前斯诺已经申请进入“红区”并争取了一段时间。林育英抵达后。斯诺的请求不久就获得批准。这时，刘少奇正好在天津重建了党的地下北方局。他为斯诺进入“红区”给予了帮助。　　林的无线电外交说服了张国竞。张悄悄地放弃了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以此来换取召开党代会解决所有组织问题的许诺，林还作了担保。毛同意承认张担任中央委员会“东南局”负责人。其实应该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译密码时出了差错。　　肖克和贺龙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朱德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二、六军团的到来又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刘伯承也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张愿北上同毛再次会合。这使肖克感到，恶劣气氛大部分已经消除了。　　这里面还另有个蹊跷，张已经争取到莫斯科的同意。进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张的话是可信的话，斯大林曾答应在新疆省设置一条供应线。张后来辩称，斯大林赞成西征，是为了使共产党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　　乌云消散，久经沙场的老将朱德发布命令，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前往陕北与毛泽东会师。许世友把雪山草地称之为“死地”。为了让二方面军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才开拔。　　八月，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这时又发生场争论。张要过黄河北进宁夏，然后或北上到蒙古边境，或西进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苏联的联系，但政委陈昌浩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将成为毛的陕北根据地的延伸。　　这是张和陈昌浩第一次发生重大争执。最后，陈服从了张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作为林育英达成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莫斯科无疑是赞同这次北渡黄河的行动的。　　有人让李先念看了一封毛和王稼祥（应为洛甫——译注）拍来的电报，具体指示李的二十军渡过黄河。李先念回忆说，这封电报他看了—卜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　　张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 起定 —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　　这一命令使红军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张的四方面军的覆灭。渡黄河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在离靖远不远的虎豹口渡河的，李先念把它称之为“老虎渡”。只伤亡了一百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悲剧。　　张的三万五千人中两万人刚渡过黄河时，国民党的一个精锐师冲了过来，占领了渡口，把张的部队分成两半。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五军（毛的老铁甲军）以及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他是这次行动的实际指挥）的司令部分队已经渡河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他们未能渡过黄河。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骠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亮同意后，绰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首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干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作奴隶卖掉。　　这支惨遭厄运的部队，也就是张国焘称之为“西翼”的部队，仍然在挣扎，他们不时受到穆斯林骑兵的骚扰。电话员叶英礼当时在五军第三十九师。他们在黑河以南、祁连山以北的临泽被围，但是他们终于突破了包围困，同三十军和九军的残部会合了。　　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西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联系。陕西让他们设法一路打回来。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继续西进。马家骑兵把包围圈越缩越小。九军最后一部分部队被消灭，政委阵亡，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发也遭杀害。　　幸存的人情绪低落。部队建制给打烂了，没有粮食，指挥员也阵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们挺了过来，”李先念说，“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的脑袋就会搬家。”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陈昌浩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返回陕西的电报。徐向前将军也是在这时候离开的。因此，决定由李卓然领导，由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　　他们转进山区。马家骑兵发动又一次冲锋。他们在群山顶上人迹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摆脱敌人以后，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小队，分散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有一位指挥员程世才自杀了。（ 原文如此。程世才，现仍健在。——译注 ）电话员叶英礼同一支小部队留下来掩护李先念和残部。他们化整为零，四五人一群，设法争取返回陕北。叶英礼和许多人都装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肃的武威，被武威的国民党部队围捕，强迫去修路当劳工。“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叶英礼说，“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这样让我们做工累死拉倒。”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 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两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宽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最后终于在兰州以东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镇会宁会合厂。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在场目睹了这—情景。　　他就是乔治·哈特姆。他生于纽约布法罗，肄业于北仁罗莱纳大学和贝鲁特的美洲大学。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学校。他二十六岁，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当时的情景他几乎都看在眼里。　　—方面军的十五军团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从西门和北门攻入厂会宁城。攻城部队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队只有当地的四百名士兵。国民党于卜月五日试图把城夺回来，但被击退了。方面军更多的部队在老将陈赓的统率下进入会宁。　　会宁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筑有城墙，东南两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一九八一年至八四年间，这里仅剩下的西门城楼被修葺一新，十分壮观。　　会师那天，城里旌旗招展，标语遍布，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进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无霜，夜间稍有凉意。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　　庄稼已经收割完了，被一捆—捆地码成大堆存放着，等着严寒把院子里的土地冻结实了好脱粒。有些农民正在清理田地准备过冬。这里不是小麦产地。一九三六年时，他们主要种植小米、玉米和荞麦。土豆、西葫芦、南瓜都已收割完毕，都堆在屋子的石灰墙下。一串串的辣椒，还在晾晒。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欢闹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和朱德同总部—起到达时，大家更是欢天喜地，热烈欢迎。刘伯承没有来，他在渡渭河时受了伤。　　十月十日，在城里的孔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孔庙至今仍是会宁的中心。当时孔庙前有一个大广场，现巳不复存在了，广场上以往每年总要举行几次集市。　　马海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几个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开始担任红军医生。他坐在庙前的主席台上，同张国焘、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许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显然是个外国人。那时，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存促使两军会合中发挥了作用，消息马上传开了。马海德于是成了共产国际的代表。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但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会上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客人们围着新鲜的羊肉鸡肉、猪肉饱餐了一顿。大家喝着当地土产的眠眠酒。人人都是喜笑颜开。谁也不想匆匆离开这欢乐的地方。大多数部队在这里一直驻扎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贺龙和肖克率领部队直到二十二日才绕过会宁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　　哈特姆当时还没有取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　　关于朱德：“瘦得象鬼，但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看上去不象军队统帅，……而是象红军之父……”　　关于张国焘：“政委……肥胖，高大，肌肤滑润。我感到纳闷，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他怎么保养得这么胖……”　　关于那一天：“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贸。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七干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　　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登上了庐山。这座高达四千九百英尺的秀丽山峰，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西面是中国的工业重镇武汉，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当江城武汉热气逝人时，庐山却是花团锦簇，凉风习习。这里曾是传教士的避暑胜地，也是毛喜欢的一个去处。　　毛刚去过长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动了他。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别韶山投身革命以来，韶山已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正象毛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藤椅上，远处长江隐约可见。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毛义挥毫赋诗，笔力雄健，一挥而就。题为《登庐山》：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　　毛的同志们会聚在山上，六月的庐山到处花香袭人，而毛写下的诗句却发人深思。　　庐山距离井冈山不过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领衣衫褴褛的“赤匪”登上井冈山时，山下正在悬赏追捕他。他那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信仰却象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对事业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冈山，又使他在长征中越过了万水千山。当他的卓越的战友们聚集陕北时，当他的一方面军、贺龙和肖克的二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以至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残部会师陕北时，这—信念已经象钢铁一样坚韧。革命已有了自己坚不可摧的队伍。长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尽管前面的征途上还有许多艰险。但是，长征的收获肯定远远超过了讨出的代价。　　长征中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其中大多数在日后的战火中也安然无恙，留在赣南的队伍损失最大，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幸存者。　　与蒋介石的斗争是激烈的，自己内部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它在等候向志们上山出席政治局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时。他的脑子里不会不想到这一系列的斗争。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变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二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毛坐在藤椅上，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有谁会选中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呢？ 这里既荒凉又偏僻，到处是黄土高原，褐色的十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无情的风沙打在人们的脸上，象弹片一样厉害。陕北人烟稀少，农民贫穷而又目不识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过沙漠，步行一个星期。多少年来，陕北的群山一直是盗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亲教和秘密帮会左右着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实也证明，那里的环境对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变导致了国共停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缎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事情发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甚至比毛自己预料的还要快。此刻，毛稳稳地坐在庐山之巅，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可能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马海德是位美国医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了陕北，从内部目睹了中国革命。一九八四年我问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时是否认识邓小平，马说，当然认识，人人都认识邓小平。但马有没有想过邓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呢？ “从未想过。”马海德眨着眼睛笑着说，“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毛能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当时我们想，中国革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成功，我们以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　　现在，毛坐在山上，赋成七律一首，正等着他的同志们的到来。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大裂痕（为了原子弹）；自己队伍中某些同志的观点和态度（爱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在诗中写道。冷眼…　，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指挥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将彭德怀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乌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冲。有人报告说大跃进后农村问题严重，他想去核实一下。（ 有些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使一千至二千万农民死于饥荒。找不到这方面的官方统计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场灾难。农民缺粮，田园荒芜，工业衰败，干部思想混乱，统计生产数字弄虚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码。谁也不如彭那样心直口快，他给毛写了一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毛的反应犹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弹。彭因此被罢官、流放，被冷落达十六年之久，最后被害致死。彭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脑子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一切从此完了。”在百花齐放运动（ 知识分子想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镇压 ）和庐山会议以后，再也无人敢对毛表示异议。人人缄口不语，说话太危险。“百花齐放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庐山则使党内鸦雀无声，接踵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现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别无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给毛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乌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宽宥，毛派他到四川担任战备建设副总指挥（ 毛当时担心美国人会发动进攻 ）。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审讯者的手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简历材料，以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获释。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赐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断。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巳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没有交代一个字。他的朋友杨尚昆将军写道：“彭德怀是一位为了救中国而寻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这位老帅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不待说，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长征过的人了。洛甫认为毛和斯大林一样，说毛“整起人来毫不手软”。毛让洛甫领教过他的厉害。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让他去搞经济工作。他的妻子刘英也丢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她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谍，说他是苏联特务。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他们要她说洛甫是苏联问谍。后来他们夫妇双双入狱。他们对刘英说：“你必须交代，说出来就是对党的贡献，”刘英不干，坚持说，毛提倡的是“实求求是”。于是他们说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间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红卫兵面前进行批斗，刘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们于三日内出发去广东，由广州西面的肇庆军分区负责监护。他们在那里过了六个年头。洛甫写了些经济论文，可是写出来又有谁看呢？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疗，但得不到批准。他还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绝，最后把他送到江苏省无锡。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　　朱仲丽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见到毛的“担架阴谋”的同伙王稼祥时才二十三岁。用她的话来说，“还非常年轻”。她对那一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大会的值班医生，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走进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毛说了 一句关厂“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没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她脸红起来一定很漂亮。从那天以后、王通过介绍认识了她，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王稼祥刚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口信：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党内不要再为此事争吵不休。斯大林还说，中国人不必担心统一战线政策会使中国沉入民族主义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问国途中、差—点回不成延安。他在兰州以南遭到土匪袭击，警卫员跑了。他随身带南不少党的宣传材料，另外带了—些枪支和大量美钞。他设法使土匪相信他带的都是纸张，接着从西安去延安时，半路又翻了车，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损失。　　王和朱仲丽没有孩子。朱流产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王有一个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难产。　　毛多次说过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恢复领导权，王稼样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却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阵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这仅仅是开始。王被关在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内，不见天日，与世隔绝，达一年半之久。朱仲丽可以为他做饭，但必须把饭交给看守。不许她同自己的丈夫见面或谈话。王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自来水被切断，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邻居借水。　　朱仲丽是医生，可是不许她为丈夫治病。王用药全凭看守一句话，看守说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药交给看守，看守说王发烧了，她就把退烧药交给看守。王在长征中受过重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恶化。王的儿子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汉西北的信阳。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情绪更差。王一生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连襟海军司令肖劲光，作家和毛童年时代的好友肖三，可能还有被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怀疑是间谍的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阶段。他的妻子尽力抢救无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　……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 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 ）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个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婿，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贸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贸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它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当问他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药物害死时，他沉思良久后说：“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早年参加革命，可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挨了整，我被革职审查，送到江西去干了两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说话时很平静。　　“我在去农村途中，写了一首诗。”他接着说，“我喜欢写诗。”　　他拿过纸和笔，写道：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象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单。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运。他没有被“拉下马来”，虽然只差一丁点儿。他“靠了边”，同时受到周恩来和毛本人的保护（ 常在别人准备开会批斗他时叫他去开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在内的一些将军一道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批评了“文革”。这次会被称为“二月逆流”。与会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龙）的帽子。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边，这使他没有倒大霉。他说后来在批邓那段时间里他又“靠边”了，这使他不必把邓小平叫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杨成武是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担任突击的第四团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晕的政治斗争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宠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罗瑞卿，出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同杨尚昆将军一道“坐飞机”，后来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残。　　杨成武青云直上、当上了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阴谋的牺牲品而入狱七年。他被指控为反对“文革”，派人去殴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华的长征组诗深受周恩来和毛泽东赞赏，但他本人却很快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受住了两次严峻的打击，可是第三次把他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长征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说，他的歌是为了颂扬者红军指挥员们而谱写的（差不多个个都是林彪的对头）。　　警卫人员十分注意，不许肖华在监狱里吟唱他写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说，“‘四人帮’千方百计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们未能得逞。”　　杨尚昆将军的境况与众不同。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其他长征指挥员都长。在林彪宣布“调查”发现杨从事过“地下”活动后，杨就被抓了起来。“地下”活动的含意是杨尚昆和罗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军事政变。林彪信誓旦档地说：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觉了。”　　杨将军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们骂他是“黑将军”，在红卫兵的万人群众斗争会上“坐飞机”，说他是俄国特务（ 鬼才知道是从哪年到哪年当的特务 ），又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抗战时期和美国赴延安工作团保持友谊。也许更严重的是，暗中传说他偷录过毛主席的谈话。杨将军未提及“坐飞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时间说成是“强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华的夫人李伯钊却被弄去打扫一座六层大楼的厕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损伤。杨和他的妻子失去联系长达九年。李伯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革”中受过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还是值得庆幸的，”杨将军摇了一下头说，“我家无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被整死了，他们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残废。”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受过相当的教育，老大现在部队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乡。三个孩子都被强制劳动过。　　他再次强调说：“我是相当幸运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岁，强健而矍铄，在中央军委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是邓小平的亲密助手。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他与周恩来、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泽民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延安回莫斯科。多年来，李德一直试图离开中国，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国时警告他留下来别走（当时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甩掉了农民出身的中国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员李莉莲结了婚。周恩来后来答应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团聚，可是她一直没有去。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竭力劝斯大林把他杀掉，周恩来和毛泽民都作证反对他。说他的坏话。当代中国史学家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事实是，斯大林不再允许李德过问中国事务。他可能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前一直没有露面。他后来突然出现在东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于写反华文章。　　曾经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这是毛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也是唯—的一次。伍成为中共党内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专家。一九六七年他被当作俄国特务而被捕。他苦笑着说，“同时也把我当作南斯拉夫的特务。”他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时，他仍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呢。　　庐山会议结束时，朱德深为感慨地对他的同志们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称朱德为“黑司令”。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为“厚颜无耻”地自称是红军的创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两个月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团中央负责人的职务，毛派他到陕西去当省委书记。毛说胡“需要做些实际工作”。不到两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红卫兵批斗，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透。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 …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象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 ）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竞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九六零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袖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　　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宇，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于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着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 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 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零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毛谋划的范围。　　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关于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个人的权力的观点。他们相信毛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权力。　　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毛对革命急于求成。毛觉得中国的变革不够快，也不够大，旧的东西根深蒂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他开始出击了，他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他试图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一道搞一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大进军，但未获成功。他的种种努力无一奏效，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长征老同志说，毛是个非常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激进程度有增无减。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中国通伊文恩·卡尔森对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说过：“毛是幻想家，是一个天才。他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先进五十多年。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计划都是不切实 际的。”　　毛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一种教训，而他的同志们则汲取了另一种教训。庐山会议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乡韶山，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他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农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这个直筒子老兵也去过湖南，井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而韶山地方当局可能为毛布置了一个假象。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他回来后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和“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他愈发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他的老战友身上。　　人们不禁想起这与斯大林的情况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 代搞掉了老布尔什维克。清洗是不是这两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共同 点呢？ 这是否证明艾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权力都导致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则导致绝对的腐化呢？ 这种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认真研究了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具有的偏执狂特性之后，尤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乡格鲁吉亚时就表现出来了。毛则早在江西便进行过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国人却不同意偏执狂的说法，他同意洛甫关于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厉害的说法，但他并不认为毛患有偏执狂病。他说“毛依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理智地采取行动。问题是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掺了假，而不是毛的脑子有病。”　　也许是这样吧。尽管这样说有点为毛开脱了。肯定有人勤于向毛提供关于他的老战友的虚假情报。他那个权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庐山就搞了不少幕后活动，而且从此以后她越搞越凶。　　可还有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庐山》一诗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毛写的是诗人陶渊明，他出生的地方离古今闻名的秀峰庐山不过七英里。陶是一员名将的重孙，公元四零五年以后不久便弃官回庐山过起农民的简朴生活来。他与世无争，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诗句记录不断流逝的时光。　　在庐山，毛坐在藤椅上，遥望鄱阳湖，目光冷峻，头脑清晰。他“跃上葱茏四百旋”，登上了庐山之巅，但谁能说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庐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也许象陶渊明一样，他不久也将撒开公务，返回韶山，在那里象陶那样生活，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象陶所写的那样，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笼里，他要“复得返自然”。　　这种情绪是不会长久的。毛在取得庐山的胜利之后，便无情地朝“大乱”前进。一九六三年，他写了另一首诗：　　“只争朝夕…　。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一下。”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那些毛认为由于胜利而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现在，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单枪匹马地干。这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将摧毁一个目前不完美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时摧毁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长征战友。任务是严酷无情的，但这将为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毛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照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前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油。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一九六九年他被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象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一九五二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中国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象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人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邓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选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长征启程的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象中国当时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象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邓小平过了三年这样的监禁生活。他当时六十五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二十分钟的来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没有得到许可，他们是不准讲话的。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莱。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邓榕）和幼子邓梓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的生产队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渐渐地与一起劳动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这段漫长的禁闭时期，邓打过桥牌吗？ 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与缠绵病榻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象延安时期的许多人那样，邓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打桥牌具有世界水平。当权后，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据说，有时他还与杨尚昆将军打脾。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打桥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时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有时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来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诺的看法，他是个“大赌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吓倒对方”，他打牌喜欢下大的（但是假的）赌注。海伦·斯诺报道说，毛常常一个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时地玩兰米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颓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诸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完全可以象他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象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象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象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聪敏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曾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或“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己发表一百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超级世界提供答案呢？ 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 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和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象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象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象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象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象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编后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地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今天，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即将来到，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将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重新出版，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重新校订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作者索尔兹伯里已与世长辞了。我们谨以重印的新书告慰于故去的索尔兹伯里，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索尔兹伯里先生生前对中国怀有友好和坦诚爱护的感情。但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现实的变革，由于无法切近观察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动乱之后，他曾一度产生过迷悯，在某些言论和著述中对此曾有过非议。但他很快便有所察觉，对中国政府强调稳定表示了理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他的情绪一下又振奋起来，认为前一年他所写的书中有些看法要修正，渴望能再次访华，写出新作品，以作弥补。可是，正当他为访华努力奔走之时，1992年九、十月间，他病倒了，患了中风症，于1993年 5月去世 就在他患病前两个月，他在给中国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我读到的许多情况都是令人激动不已的，香港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我担心南方的飞速发展，会不会把北方甩得太远了。不过我想，只要加把劲，北方也会很快赶上的。我特别希望看到的是，—个重振当年雄风的上海。”字里行间表露了对中国的深情、友好，又是那么率直、坦诚。同样表现了他客观、正直的鲜明性格。　　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今年二月间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九九四年六月再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