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并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于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直没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档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宪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博连璋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见面。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 ！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 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 。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入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中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 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拼命念书，拼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有两人身陷图图。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下，才能从她深透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姬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 ？”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问的斗争。 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将军沉思地说，“即使到今天，许多事情也还是搞不清楚。”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参加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他们熟悉自己的国土，熟悉人民。他们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林彪的一军团在突击和伏击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最为擅长。他们学会运用策略和计谋战胜优势的敌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他们很年轻，都是壮实的农民出身。他们体格健壮，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一天只睡几个钟头——或者根本不睡觉——又投入战斗。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不论原因如何。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从—开始就陆续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队。更多的是拔开双腿开 了小差，就象传说中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夕从俄国军队溜回家的农民士兵一样。这些人趁走得不太远。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追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干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干五百二十六校手榴弹。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健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曲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象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工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末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敌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部后面的是拖泥带水的挑夫，他们中有些是受纪律处分被分配来的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降职的军官，可能有一些是被关押的军人。 忠实可靠的五军团殿后，他们是后卫，用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将军的话说，后卫的职责是挡住国民党的“看家狗”，这些走狗不断对行动迟缓的辎重大队进行袭扰。 伍回忆说：“敌人在紧逼、包抄，堵截和骚扰。” 蒋军有三四个师在与红军赛跑，争夺“走廊”北端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当红军侦察兵接近城墙时，发现国民党（何键的军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就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一场争沦：应当攻打全州，还是向南转移另找地点渡江？ 红军正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他们还不知道这里已被蒋介石固定为屠杀他们的地方。此处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名胜之地，是大自然爱好者和诗人的仙境。 这里景色的特点是藓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流域—向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百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象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息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广州绵延而下的内陆河道。一九八四年，这里仍然运输繁忙。 在这个新月形的三角地带，正在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尽管红军先头部队未能抢先到达全州，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过了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过了江。恰在那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便并肩渡过了湘江。在他们之后，九军团继一军团，八军团继三军团先后过江，中央纵队跟随在他们中间行动。界首和脚山铺是两大渡口。江水很浅，大部分人索性趟水过了江。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当时林彪的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年轻政委扬成武可以作证，长征在开始的几个阶段，一切都很顺利。杨成武在长征开始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十七岁离开福建省农民老家参加红军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打游击。红军成为他的学校、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黑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身着深蓝色的制服衣裤，回忆起往事来确切而了如指掌。他说话流利自如，圆圆的脸有点象已故的毛主席。他一开始就说，“长征开始时我二十岁，结束时我二十一岁。对我来说，长征经历了整整一年零两天。” 四团打第一场大仗是在湘江。在潇水西岸的道县县城以东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个祠堂坪的小镇。杨成武的团在那里停留时，接到了紧急通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赶在国民党军之前夺取道县和渡口。道县控制着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他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在我们下达命令的同时，队伍就出发了。”途中他们遇到一批农民。农民说在道县潇水上有座浮桥，那桥是用铁链子把一些渔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桥被拉到对岸，四团可以派人涉水过江把它拖回来。 队伍距道县五英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一道高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水壕护卫着这座城镇。午夜，一排士兵岛水过江，夺取了船只。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杨成武政委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 ？”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杨成武继续往前走，到了镇上的一座城隍庙。红军宣传队员们正在为召开群众大会作准备。会上将有讲演，还要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和衣物分发给穷人。他说，老百姓帮助了红军，没有他们，这座城镇是拿不下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杨成武和他的突击团飞速向湘江挺进。他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江。 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杨成武等许多人都说渡江容易，伤亡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慢吞吞的人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浴血混战。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八军切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莫文骅看到形势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撤下了大量传单，宣称：“共匪们！听着！司令部命令我们等候你们。我们正等着呢！赶快！我们已经为你们撒下了一个小小的天罗地网。请你们赶快！请你们赶快！” 莫文骅一听就知道，这意味着又一场苦战。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八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象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夜幕刚一降临，八军团就进入山区，在闻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块绿州——水街镇停了下来。黎明前部队又开拔。莫文骅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欣赏这些名胜风光了。” 八军团跟在二军团后面步履维艰地前进，在他们之后是处境日益困难的第三十四师。先头部队正在突破国民党的最后—群碉堡。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用钢筋水泥构筑的，机枪火力也打不透。而红军的碉堡则是用木头构筑，用泥土加固，几乎什么也抵挡不了，连一场大雨也挡不住。但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的周围有壕沟和一排排错落的尖头竹扦，这些竹扦非常锋利，可以刺透穿着破鞋的士兵的脚掌。（北越对付美国士兵也用过同样的武器。） 为了干掉一个碉堡，红军战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墙，从炮眼中把手榴弹投进去。红军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些工事，然后渡过湘江。江水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江上有几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江面大约三百英尺宽，而水深却不超过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战士们还是可以趟水过去的。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前面也传来了主力部队渡江时战斗的枪声。几小时之后，八军团又听到水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了。这个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只剩下师长及几个散兵。 经过激战摆脱敌人以后，八军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干扰、周围突然静得有些可怕的山野里推进的，但是走不多久，这暂时的寂静被嗒嗒的机枪声打破了。和莫文骅一起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弹射中的。而刚刚过去的九军团并没有遇到敌人的袭击。显然，广西军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红军突然开火。当时是下午三点钟。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八军团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机枪向下扫射，但战士们没有止步，队伍继续前进。敌机飞得很低，战士们可以看到飞机底下卸空的炸弹架。直到黄昏时刻，敌人才中止了进攻。精疲力尽的红军指战员们跌跌撞撞，边行军边打磕睡。天将破晓时，江岸上出现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坝上露宿的红军后卫部队。但莫文骅没有看到哨兵或岗哨，也没听到喝问口令的声音。这是红军用的计谋，是由几名侦察兵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小分队，燃起簧火是为了诱使敌人相信，那里有一支大部队正保卫着渡口。这时莫文骅听到马嘶声，原来是他自己的战马。他的勤务兵已提前到达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 太阳升起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 由于敌情严重，指战员们不吃饭，不睡觉，又继续连夜赶路。上午八点，飞机又出现了。国民党已把他们的指挥基地往前移到衡阳，离这里只有一百英里，使共产党处于不断挨打的态势。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继续前进。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部队停下来，就无法及时过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不是现在被杀死，就是以后被杀死，所以他们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部队依然前进。然而，当他们到达湘江时，已无法过江了。他们处境险恶，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战斗。 在以后的年代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可是后续部队再渡江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伤病员、妇女、还有辎重队伍都还没有过江。 白崇禧的及时撤退本来已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不仅何键派了四个师来攻打红军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这时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何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 杨成武的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向北进军，保卫中央纵队，使其免受刘建绪指挥的湘军的攻击。国民党嫡系部队沿着湘黔公路向南进攻。杨成武在公路的两侧各部署了一个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右膝受伤。几位战士为了救他也受了伤。最后，他终于爬过了公路，他的警卫员小白把他背到隐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担架，又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小白威胁要开枪打死抬担架的人，才把杨成武转移到安全地带。十天之后，他又回到部队。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比利时 （应为法国——译者注） 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到达西岸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也过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两个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逐渐被压到了第二道防线。 那天夜间，聂荣臻无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红军主力面临的危险。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挥员花了几个小时来分析形势。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们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朱（德）主席：“……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时半收到了复电。电报是以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军团必须坚守阵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一军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在一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 聂荣臻不相信，认为一定是警卫员搞错了。他连忙出去看了一下。警卫员没有错。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一部分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 （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 ）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后来为空军司令员）。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叭哒、叭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成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聂荣臻说：“我们既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又要掩护他们。”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三十四师的后卫任务。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三十四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眺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八军团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江来， 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 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切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坛，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人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红军过江进入贵州省后，侦察员孔宪权遇到了麻烦。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还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象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 越过湘江是够艰难的了。但红军过江为什么很不顺利，侦察员孔宪权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桥。马和骡子对浮桥很不习惯，以致惊恐万状，途为之塞，队伍出现了混乱。当红军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的飞机进行了猛轰滥炸。这样，红军的损失当然很大了。 孔宪权告诉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仍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不管这个“里”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难爬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定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定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定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宁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槛楼；几乎—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 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周王稼样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思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医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内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一九三六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一九四五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 （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 ），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有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刚过湖南省边境，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一九八四年为三十七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红军几乎没打一仗就占领了黎平，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三团首先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样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最艰险的高山激流也已经越过 （指的是中国贵州这一地区最艰险的路程，实际上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前头 ）。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总部设在黎平市中心一个徐姓商人的相当漂亮的店房里，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徐老板听说红军要进城，早就逃离了黎平。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三十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巳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第十一章 进 遵 义 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象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象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 （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 ）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 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 ）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予。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例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幌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乙赶回任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象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 ！”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鸡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未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宣倚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 （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 ）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象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 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微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 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面，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 （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 ）、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 （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狠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 （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 ）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象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脑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 ！”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 （这一点完全正确。 ）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政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入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固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搞未被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 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饱和两门山炮。出于开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地。它夺取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它的位置。红军的地图很少，而且这一带的许多地方从未在地图上标出过。 的确，红军已突破了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周围所设的包围圈，成功地渡过了湘江。然而，它并未也根本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就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赤匪”。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此时蒋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对此决不能低估。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榨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讯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讯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 情况也并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人员伤亡严重，红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差不多够用了。他们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再说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他们徒步行军，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寻常。有时他们一连几天都保持这种速度，而且还是翻山越岭，强渡江河。五岭早被抛在后面，然而 贵州，云南和四川又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无路可走，这里可走的道路也是为数极少，只有一处不同——有一条虽未经铺面，但却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 至于其余的路程，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今天一眼望不到头的“ 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在一九八四年，农民们仍然走这些羊肠小道，因为走山间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两英里。今天的电话线和电线杆就是顺着这些过去的羊肠小道竖立的。贵州北部的人说，任何一个老太婆进城赶集都能赛过一辆汽车，因为她顺着羊肠小道走，比车子少用一半时间。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象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中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少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篱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宇快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她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已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入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立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借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熟悉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末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着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思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 直至生命最后几年 ）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当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维、雄辨的口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度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 （毛却坐视不救 ）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我相信他这番话是完全真诚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这样认为。但是，他对毛的晚年几乎使他本人和整个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动乱是怎么想通的，我却无法想象。常听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说，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实可靠的政策执行者，是位务实的行政管理大师。尽管毛有时心血来潮，无法无天，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却稳稳地把握住了国家的航、程。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仲仲，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之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等等。难怪近年来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联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没有其他别的联络办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汉年，他曾奉命执行过多次对地方军阀的秘密使命。潘汉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里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东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陈云，即新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记实的作者。他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崴。同行的还有何实楚，她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朋友、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儿（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已经去世的四川官员陈刚的夫人；潘汉年；党的前领袖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以及陈潭秋。这时瞿秋白已于六周前被国民党处决。国民党对瞿秋白被处决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遗孀杨之华同国际红救会有联系，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陈潭秋同毛泽东和何叔衡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陈潭秋当时留守福建，他接替罗明担任那里的党的书记，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评。这也许就是他未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运，因为他设法离开了福建，同赴苏的这些人会合，一起前往莫斯科。（ 但他后来于一九四三年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同俄国及共产党毁盟后，转而同蒋介石结盟。） 陈云后来说，他们一行共有七八个人。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此行目的名义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三四年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请他们派遣一个有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原定于一九三四年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后来被推迟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团未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达，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已来不及向大会报告遵义会议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会本来可以利用一点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但没有这样做。在缺乏真实情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讲话。最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陈云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用假名施平发表，此名无人知晓，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视了），文章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遵义会议是绝密的。 陈云的文章只字未提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变更。他提到从中央苏区撤出的情况，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说成是失败；说西征大军“伟大的行动”正胜利地取得进展（实际上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这一情况没有说明）；说红军正在保存实力，其目标是要壮大到一百万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极面是，在他们离开中央苏区时，背着沉重的行李。 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坛。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复了名誉。 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干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讨论经济问题的特别大会，领到了三十元（约十六美元）的零用钱，他决定用来买羊角面包。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议他在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再买，这样国家时面包就比较新鲜。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送给周恩来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爱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失败后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就做上一顿法国饭菜赠送给邓小平品尝。在巴黎时，邓小平学会了自己做饭，还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国学生做饭。 他在一九三六年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不是学习。他是从法国工人同伴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在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亚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长一些，也在法国工作，他们两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也常常见面。在那些日子里，邓小平与周恩来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来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表现得很活跃。他散发传单，到写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邓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经过蒙古和宁夏回国，在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那里学习。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这所大学当时既面向国民党也面向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他在接近共产党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期，还在西安附近为冯玉样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之后，邓小平被派往武汉，接着又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职务。 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模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政委。 邓小平有使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时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扶养长大的。 第七和第八军并非真正的满员军——充其量不过数千入。鉴于第八军的基地在广西和印度支那的边境龙州，邓执行这次使命时极其困难。为了前往该地，邓不得不从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过了边界到龙州。他得到了印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该地下组织正在龙州对面的印支边境地区举行起义。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积极参与了这次作战行动，不得而知。印支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国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开展地下活动。 邓小平在第七军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斗争的影响。他被撤销了前委书记之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邓岗的人——人们有时把他与邓小平混淆起来，邓小平的真名是邓斌（在法国时，人们知道他叫邓希贤）。到第七军奉命从广西撤至湖南时，他又恢复了职务，但是第七军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人马了。它号称有三个师。空架子的二十一师留在广西；由韦拔群指挥。邓指挥十九师，陈豪人指挥二十师，此时两个师已分别改称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倒比较符合实际。不久，邓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领导汇报广西的情况。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达上海。 邓小平在第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 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故人”。所有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二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二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 （李维汉 ）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样。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邀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红军从遵义出发时，邓已不在部队的下层了。他有了自己的马，而且从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随着邓的时来运转，另外一个人却倒霉了。红军向西北方向开辟新的路线时，骑在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从红军最高指挥部里消失了。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上了前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 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 ）。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肩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象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 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将而闻名。桐梓县出的武将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这里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每个军阀都为自己造了一栋小楼，式样干篇一律，第二层有个阳台，院子里大多停着一辆小轿车。这些军阀个个都有不少黄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处的茅台是有名的鸦片和酿酒中心。红军到达桐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里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仓促藏匿起来的金银财宝。红军在这里富裕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没收了大量的银元（ 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这个地区除了生产黄金和鸦片外，其他出产极少 ）。 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书地下发电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张学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馆里，墙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张学良单独住在那里，身旁只有一位才华出众、忠贞不渝的女秘书赵小姐。他们倾心相爱，一起生活。当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把他俩也带走了。一九六四年张学良和赵小姐在台湾正式结婚。 一九四九年红军再次攻人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军阀们再次把财宝藏进洞里。红军很快又把它们取了出来。可是逃进深山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和部队，是好多年以后才被全部消灭的。 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将军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我想，毛泽东不会做那样的描述。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毛泽东离开遵义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位于重庆西南的这段长江长约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蒋介石就亲自在重庆坐镇指挥他的部队，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就象他早先在江西红色区域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有对付的妙计。他已分兵几路，由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一军团第二师行动。该师突击团四团正尝试从赤水县一带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他自己则亲串一军团第一师和其他高级机关离开桐梓西行。这条道路泥泞不堪，同遵义城外的公路无法相比。陈云（笔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天下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膝。他显然滑倒过，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彭德怀的三军团（“军团”仅比师稍大一些）几乎沿同一路线单独向西运动，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军团的任务是摸清敌情；五军团象往常一样，担任后卫，几乎紧跟在三军团后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这么多的几路是否明智，对此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目的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蒋介石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他希望蒋和四川军阀本来的矛盾关系能对红军的行动有利。 但是战争中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他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他。黔军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林彪接着向土城以北的不远的赤水城挺进。他料想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于一月十六日举行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为这可能对他攻城有所帮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们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开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部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迫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消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故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故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手中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 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人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 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狠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象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位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客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她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袒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拆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 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游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面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力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象《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去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舅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 ）。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步行中）。 这是同时间赛跑。在这次行军中，三军团归林彪指挥。但是，是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二三百码远。好险啊。彭报告，他的部队仅伤亡一百人。 今天的娄山关，看上去象一个宽阔而相当平缓的斜坡，载重卡车和大客车汇成了一眼望不见头的车流，向黑色的蜂顶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娄山关双壁中间有一条可通行汽车和畜力车的宽宽的土公路。红军并没有利用公路乘车行军。因为走公路反而会偏离命令中规定的小路而减慢速度。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被彭的部队打垮了。在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关口。但是，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有王家烈的八个团，敌吴奇伟将军率领两个师正向这里靠近。 二月二十七日，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上压了下来，会同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沿途所遇敌军都被粉碎。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支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但是，红军也蒙受了损失，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在第十一团攀登城墙受挫时，他正在四百码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用野战望远镜观察。他让该团政委张爱萍（一九八五年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再次发起进攻。一名侦察员前来报告说，一道内城墙挡住了进攻部队。侦察员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向观察所猛烈射击，邓萍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阵亡。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串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完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突击队来到娄山关以南的绥阳县，距遵义还有一半路时，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在孔的近处爆炸，弹片汀烂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担架抬到遵义，送进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那儿，一个外科医生用“鸦片水”给他麻醉，动了手术。 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国民党的飞机企图用轰炸来阻止红军的进攻。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一位十八岁的共青团领导人，属彭德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植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一九八四年，八十多岁的王彬医生仍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外科医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区说：“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用重机枪的人。”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担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一个是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前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也被一块炸弹片击中。三军团的一个政委钟赤兵也是如此。 “孔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胡耀邦回忆说，“他一直喊：”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用担架拾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 但是，孔宪权的处境并不算太糟糕。红军领导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并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必须用担架拍着走完长征全程。孔仅是营级军官。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十至十五块银元。 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有好感。他迷信，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把财主和他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别忘了，”他们警告说，“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接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此后不久，当地的省长呼吁所有红军战士从隐藏处出来，保证赦免他们。但是，孔的房东财主不放他走。他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 后来，孔恢复了健康，出去作了泥瓦匠，别人称他为“跛子瓦匠”。一九四零年，孔结了婚。他老婆死后，一九五零年他再次结婚。一九八四年他已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他说：“今天要是生这么多孩子，人们就会把我送到医院‘阉’了。”共产党掌权以后，他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行政职务。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叛徒，让他站在卡车上游街。 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串领两师残部向南往乌江方向逃遁。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他们整整追了一天，没顾碍上吃饭休息。追到乌江边，吴奇伟正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过浮桥，尚未全部渡过河，一看红军赶到了，他急忙下令砍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摇晃着掉进激流中被撞得粉碎。吴将军的一千八百多人被丢在北岸，孤立无援，只得向红军投降缴械。 娄山关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几周以来，红军战士跑步行军、吃不着饭，睡不上觉，一仗接着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极点，这一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正如彭德怀所说，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胜利使红军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补充。红军将俘虏的官兵集中起来，由共产党宣传员讲话，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组成了一个新的红军师。每个新兵领到三块银元，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不想参加红军的就发给路费，并告诉他们到哪儿去都可以，东南西北都行。朱德与被俘的军官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亲自谈了话，他介绍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并希望全中国的军人能够组成统一战线。 彭德怀有了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他就是刘少奇。刘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刘当时三十五岁，在中国人中算是个高个子，但是没有毛那么高。他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乡距离毛泽东的涎生地韶山约三十五英里。在发家致富方面，刘家比毛家落后了一代人。刘的父亲和叔叔成为中农时，毛的父亲已经是富农了。刘少奇的兄弟后来也成为富农，并象毛的父亲一样雇农民为他劳动。 刘少奇到长沙第一师范要比毛泽东稍晚一点，他随后来到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本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是钱不够，因此他于一九一九年去了莫斯科，并于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和毛泽东在一起组织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这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刘少奇精力充沛，纪律性很强，襟怀坦诚，有演说家的天赋，但是在个人生活中举止文静。他喜欢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他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游戏是打扑克。 长征开始时，刘是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在湘江惨败中幸免于难，后来又调到了五军团。现在，他开始与彭德怀共事。他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后来被派到中国北方去作危险的地下工作。 刘少奇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彭告诉刘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强行军或夜行军，但是怕生病掉队。 红军又疾速向西进发。这时毛和周恩来、王稼祥一同自三月十一日起正式当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从那时以后，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很 简单，就是要摆脱敌人，向北转移。蒋介石已派周浑元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驻扎在遵义以南。国民党的各路将军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且规定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在蒋介石看来封锁长江，已是万无一失。除非毛能把这些军队从堡垒中引诱出来，否则它们对红军任何试图渡过长江的行动都构成致命的威胁。 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由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刘伯承回忆这段情况时说：“红军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有时，看来红军似乎正在向东行进，而实际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敌人以为我们在计划渡过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打击他们。” 一天，毛泽东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只有这样，毛才可以渡过金沙江。 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黑土地里高粱茁壮，水田里稻秧葱绿。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面跑。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时节尚早，这种硕大而难看的果子看上去好象大个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极多；大田收割的季节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罂粟已开出浅白、淡蓝、粉红的花朵。 尽管急行军使人精疲力尽，但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红军取得了大胜利，摆脱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股压在红军头上的沉闷情绪。在青杠坡的惨痛经历之后，毛泽东又充满了信心。他写下了长征中他的第一首词以祝贺娄山大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部队顽强地行进着，穿过一座座村落。经过一家家榨糖小作坊。他们随手抓起些甘蔗秆，用牙齿咀嚼着，让粘枯的蔗汁滋润着干渴的喉咙。在温暖的阳光下，妇女们坐在屋前，用大红土罐捣米。半赤裸的孩子们在尘土中戏耍。接近茅台时，红军看到了一些小酿酒坊，每家作坊里都有铜做的大蒸锅，鹅脖状的管道和发酵缸。一种无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这样的作坊里酿造出来的。 茅台是一个又赃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梁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昧。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贫苦的，而酿酒厂老板和商人却是富有的。红军突然出现时，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国营酒厂酿制生产，这些酒厂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长的地段。赤水河与以往一样仍是一条浑浊、缓缓流动并令人望而生厌的小河。（ 在整个长征路线上，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不要问我原因何在。 ） 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也许，编造这个荒诞的故事是为了表明红军的清教主义。实际上，部队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当然，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场。 ）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几乎每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了。 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一军团第二师的精锐部队攻占茅台仅伤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队在一个渡河点日夜过河，似乎故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立刻发现了这个情况，派出飞机骚扰红军部队。一枚炸弹在周恩来附近爆炸，击中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他隐蔽一下，他拒绝了。轰炸并不猛烈。有些飞机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当时国民党可能暂时缺少炸弹。 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入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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