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 重解长征之谜，我们知道了什么？(1) （代序）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伟大而又波澜壮阔的长征也已过去71年了。71年，这个时间跨度已经相当长，越过了三四代人。 这几十年里，人们反复地提及长征，因为它是政治、军事历史上的一次壮举，也因为它表现了一种不畏惧挫折、不畏惧艰险、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红军才有了克服困难的毅力与勇气，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为后来的抗战胜利与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而红军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恰恰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的。重温长征，就是在重温中获取营养与力量。 然而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历史的局限，过去对长征的宣传、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烙印。后代人大多从媒介宣传和文艺作品中了解长征，长征中的很多细节，都没有准确地体现出来。还有很多人对长征存在着误读。所以，还原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情。 例如，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中，红军长征出发，都受到了苏区人民的送别，由此还演绎出一首动人的歌曲《十送红军》。而实际上，红军出发是非常紧张和仓促的，即便是红军自己，都不知道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为了保密，红军是选择悄悄出发的，一般都是夜晚行军，避免在敌人面前暴露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可能对红军夹道相送。还原这个细节的真实，并不损害红军与苏区人民的鱼水深情，相反，这样才能体现当时环境的恶劣与艰险，才能体现当时“左”倾军事思想的危害。 同样，在长征中，红军并不是百战百胜，湘江之战、百丈关之战，红军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百丈关之战，红军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迫退回藏区，重过草地。描述这两场让红军遭受挫折的战斗，就是对历史真实的负责。当然，红军这两场战斗的失利，都是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湘江之战，败在李德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思想上；百丈关之战，败在张国焘错误的南下入川的策略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红军只有回到了客观评价敌我实力、灵活运用战术的正确道路上，才能取得长征的胜利。 在对历史还原的方式上，我们认真地进行了思考，最后选择了“重解长征之谜”，作为报道与成书的主线。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但长征仍然有太多的细节等待后人去勘解，而选择“解谜”，也恰好能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够有兴趣同作者的笔触一起，重新回到那条充满生与死搏斗的艰辛道路上去。 书中涉及到的许多“谜”，基本是以前没有人注意过的，或者提起过却不曾细致地研究过。例如，整个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没有中过国民党军队一次埋伏。“用兵如神”，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建立在红军密码破译和谍报工作的高质量上。从相反的角度来说，国民党方面虽然通过战俘或破获地下组织了解红军破译密码的事情，却因为担心承担责任而层层隐瞒不报，或者拖延，导致了军事部署的屡屡落空，这些情况蒋介石至死都不知道。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效率低下与官僚作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长征不仅仅是简单的行军与作战，它是国共双方全面比拼的一项综合斗争。就在国民党媒介大肆诋毁红军的时候，一份欧洲报纸却能大篇幅刊载长征亲历，以正视听；在双方你死我活的交战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却在秘密进行……较量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长征也不仅仅是血与火，它本身就有着很多传奇色彩。红军在贵州打土豪，却意外发现一位“土豪”家中摆满了马列书籍，后来，这位“土豪”成了红军忠实的朋友，并坚决跟随红军走上长征路。红军在藏区成立了藏民独立师，独立师的战士们成为留在当地的火种。十几年后解放军重回此地，找藏民带路，藏民自豪地说：咱们是自己人，我是红军……这些微小的细节，却真正体现了长征的感人之处。 参加长征的女性，也成为长征中一道亮丽的色彩。除了男人要克服的困难外，她们还要忍受别人的嘲讽，忍受生理上的不便，忍受来自男人的骚扰。她们勇猛作战，血洒疆场；她们也柔情似水，面临恋爱和生育……她们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而她们在长征中的真实生活，却几乎被湮没。 重解长征之谜，看似是一个又一个的细节，但把这些细节贯穿起来，却能完整地再现长征的画卷，完整地形成荡气回肠的情绪。壮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往往是通过不起眼的细节连缀而成。如果读者能在“解谜”的过程中获得感悟，获得感动，那么就是最让策划者和作者欣慰的事情了。 重解长征之谜，我们知道了什么？ 本书的作者徐焰和马祥林是军事历史的专家，是他们本着客观和负责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查寻，完整地为读者解开谜团。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为读者奉献了精彩的文章。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意。而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图书的重新编辑、排版，也是要特别感谢的。 长征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们相信，在现在，在未来，我们一直都需要长征精神的鼓励。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实际上就是大大小小、规模不一的“长征”。长征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吴佩华 2007年6月 第一部分 决策之谜 第一章 百姓未唱“送红军”(1) ——长征开始之谜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雨绵绵秋风寒。树树梧桐叶落尽，愁绪万千在心间……” 提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有些人会想到《十送红军》的歌，以及乡亲们为部队送行的动人情景。其实，这首江西民歌描绘的场面并非长征出发。因为当时突围的决定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部队为避免暴露意图没有向指战员和群众说明要出征，出发也选择夜间而未惊动老百姓。长征开始后半个多月，国民党当局才知道主力红军已离开。 长征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开始为什么要严格保密？这一决策又是怎样制定的呢？ “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红军放弃根据地远征，《长征组歌》的歌词说是“战略转移去远方”。离开辛辛苦苦创建的根据地，干部战士无不心情沉重。长征出发前，即1934年夏，毛泽东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时，曾写下《清平乐?会昌》，其中“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两句，就表达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的忧虑心情。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根据地，自1927年秋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为开端。1929年初，因国民党军实行会剿，井冈山上缺衣乏食，毛泽东、朱德率部突围东进赣南、闽西，“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至1930年终于开辟出一块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全盛时有21县300万人口，中央红军将近10万人。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城内还举行了一次“开国大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毛主席”一词传遍天下，“朱毛”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象征。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终日叫嚷要“剿灭朱毛”、“铲平江西赤匪”，许多封闭地区的士绅们还以为“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红七军团发表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成功的影响下，鄂豫皖、湘鄂西、川陕边、湘赣、湘鄂赣等地也创建了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苏区总人口近1000万，主力和地方红军最多时将近30万人。 然而，自1931年以后党内出现了照搬苏联教条的“左”的错误指导，国民党当局又倾全力“剿共”，南方革命根据地逐个丧失。1933年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生存，迁到瑞金，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实行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一系列“左”的政策，结果无法打破敌军围攻，不得不突围寻找新的落脚点。 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第一桥 ——瑞金武阳桥 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直随中央红军行动，途中仍发表宣言文告。尽管这个政权的家当只剩下马背驮的几个文件箱，其存在却象征着革命的红旗不倒。直至长征结束，中共方面才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迎来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在半年犹豫后仓促决定突围 中央红军突围的初议，始自1934年春夏之交。当时红军同国民党军硬打硬拼完全陷入被动，丢失了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城。外国顾问李德失去粉碎“围剿”的信心，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提出应该转移。博古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对是否转移迟迟未下决心。 此时，中共中央组织关系上还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于5月间发电莫斯科请示是否可以转移。7月间，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却又希望能再坚持一段，看一看形势能否扭转。此时，军委派出红七军团6000人向闽浙皖前进，让湘赣边区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去湘西，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9月间，共产国际得知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因此致电希望能再坚持一段。10月上旬，中央得知蒋介石要发动最后围歼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才仓促决定迅速开始突围。 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发布的长征命令 对放弃中央根据地这样一件大事，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犹豫不决时又片面强调保密，政治局内也未开会研究。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实行，其他领导人大都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广大军民更缺乏远征的动员，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还多被认为是在附近打些运动战又会回转，结果使出征和留守两方面都缺乏准备。 国民党将领透露总攻计划 1934年秋，国民党“围剿”军采取推进一步、马上构筑碉堡、然后再推进的方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部署在赣州阵地上的红军 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9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将领开会，部署了德国顾问赛克特帮助制定的“铁桶计划”，决定在中央苏区四面进一步筑好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以求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正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身边安排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从庐山参加军事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转移示意图会议下山后马上通知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化装成乞丐潜行通过封锁线，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了这一重要敌情。 面对敌军总攻在即，中央苏区经过一年持续作战消耗人力物力已极为困难，所剩的狭小地域如同陈毅所形容的“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临时中央终于下决心迅速突围。对于突围方向，考虑到北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东面和南面临近大海难以回旋，只有向西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且当时红二、六军团正向湘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又可以作为接应。10月初，周恩来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派代表与之秘密谈判，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放开缺口的协定。有了这一有利条件，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隐蔽突围西征。 越走越远，西征终于改称长征 从10月12日至21日，从赣南几县和福建长汀出发的红军分路通过于都河边临时架起的浮桥，为防敌机和密探侦察采取了昼伏夜行。在黑暗中打着火把默默前进的队伍中，刚患了疟疾经抢救脱险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被担架抬着上了反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传画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件绒衣，一个做枕头的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的内衣。 中央红军的成功突围，虽然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但却撤出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预定的西征越走越远，进入四川后，中共中央终于改称这是“长征”。 【点评】以挫折始以胜利终 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一个月后，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也开始向西长征。1935年4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同年11月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也出发长征。在国民党“围剿”和党内“左”的错误干扰下，红军主力被迫放弃南方的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长征前的犹豫和缺乏民主讨论，又造成仓促行动和准备不足。 红军在征途中不断探索落脚点，铁流两万里，终于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这又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说明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进攻，也是要进入抗日第一线。此时，日本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前进到北方抗日前线，正好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长征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人民军队由受挫又走向了兴旺发展。 第二章 “大搬家”式远征(1) ——湘江受创之谜 1934年10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踏上了远征之路，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拉长到将近百里。为防备空袭，大军只能夜间行军并走狭窄山路，拥挤的队列中还有几千名挑夫担着兵工厂里的机械、银行印钞票的石板、满载文件的箱子。一些医院以为目的地不远，把X光机甚至是伤员用的尿壶都带上。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曾叹息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在强敌围追堵截之下，队伍这样迟缓笨重显然会面临着严重危险。当时是谁安排了这种“大搬家”式的突围方式呢？ 李德训斥刘伯承“水平不如一个参谋” 红军出发长征前，在红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里就有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对外严格保密，这里称为“独立房子”，里面的住户就是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指挥，实际是由这个既不懂汉语，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德国人负责。 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德军，只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来华前，他从未指挥过大部队作战，在院校所学只是苏军战术。原先苏联只让奥托?布劳恩到上海搜集军事情报，此人到上海后被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看中。这时的博古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军事知识，便请奥托?布劳恩到红军中当军事顾问。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久，就决定将此人接来。 一个洋面孔的人想潜入农村根据地并不容易。奥托?布劳恩先化装成牧师，乘船到广东汕头，再由交通员接送，白天躲入船仓，夜间走小路，终于潜入中央苏区，并化名为李德。 李德到瑞金后，被赋予军事指挥权，随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认为那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要求用苏联军队的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虽英勇奋战仍节节败退。李德一直待在僻静的“独立屋子”里凭地图指挥战斗，而当时的地图大都是一些简单草图，极不准确，与实际地形相差甚远，下达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线实际。彭德怀对此曾当面斥责说：“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开始对李德这个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不久，刘伯承发现李德的指挥不合实际，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却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盲目迷信苏联教条，一直袒护李德，长征之初仍让他负责指挥。 “大搬家”让蒋介石对红军路线一目了然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处境危急，临时中央决定突围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图新的发展。出发前李德制定行军计划，又完全按照苏联红军正规战行动方式，将五个军团的战斗部队全作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全军成一条直线向西前进。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对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顾，配给了两头骡子，一匹用于骑乘，一匹驮运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并担任红军学校团政委的伍修权，还为他担任翻译。行军开始后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军计划完全不符合中国道路的实际，按地图所划定的路线看似不远，行走起来却大都是羊肠小道，加上携带的坛坛罐罐过多，人马在小路上拥挤，常常一夜只爬一个山头，部队十分疲劳，掉队甚多。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初，国民党各省军阀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堵截行动。红军若迅速前进并在敌军间隙机动穿插，就能取得主动。但李德制定的行动路线却十分呆板，且行军迟缓，蒋介石从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红军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预先设置封锁线并组织围攻，突围的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处境。靠着指战员们的英勇，部队冲破了三道封锁线，却也损失不小，11月下旬又进入到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依托湘江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前。 渡江用时一周，白崇禧终于收了“口袋” 中央红军刚到达湘江边时，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在封锁线北面还有一个缺口，如快速前进可以通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却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让所有战斗部队成甬道式掩护，部队拉长到百里，渡江时间竟达一周。桂军采取侧击，湘军和蒋系中央军追上猛攻，红军经血战冲过湘江后只剩3万多人，携带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丢弃。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便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这场红军战史上人数损失最大的一仗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指责，李德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临时中央也不再让他制定行动计划。 据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苏联模式，照搬洋教条的做法，在无情的实践检验面前已经完全破产。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部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到陕北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传授苏联骑兵战术，总算做过一点好事。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随机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后也受到批评。不过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他只是顾问，出的主意中共领导人可听可不听，最终未进行惩处，只安排他当翻译，且不许参与中国事务。 留守苏区部队缺乏游击准备陷入被动 红军主力突围前，临时中央决定留下16万作战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地方机关人员共3万余人在原地坚持。由于原计划是在湘西站住脚后可以反攻，留下来的项英等领导人接受的任务又是坚持原有区域，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这又酿成了苏区沦陷时的被动局面。 【点评】外国“经验”不可全信 李德成为一个搞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更是典型例证。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盲目迷信苏联教条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盲目崇拜外国的思潮，又是这一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熟起来。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中国红军领导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绝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诺承认，毕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适合自己需要的作战方法。 回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匆忙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危害。事实证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从自身特色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和仰赖他人指导，而应自己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所造成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军，最终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鉴。 第三章 “小长征”奇迹(1) ——红二十五军长征之谜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采取了沿途建立根据地的跳跃式前进，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不少反增。为何能取得这一成绩呢？ 鲁迅帮助成仿吾去中央苏区 红二十五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年秋在蒋介石亲率30万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日益艰难。至1933年秋，红二十五军人数由1万多减少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小块，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左） 与副军长徐海东（右）在甘肃省两当县城而且因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面对根据地危局，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在上百名便衣掩护下几经转战，成仿吾才突出山区化装到达武汉，又乘船去上海。他按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联络点，这些地下机关却都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同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在鲁迅帮助下，成仿吾终于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跋涉到达了瑞金。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二十二师的师长程子华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可以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华背熟了这些内容后，在几个交通员“接力”式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终于潜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至于转移方向则要当地领导根据实际而定（中央不了解情况）。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鄂豫皖省委和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图 军首长挥大刀 红二十五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 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虽不足3000人，却因过去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指战员们多是经过多年战斗考验的骨干，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实行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一百多里。不过该部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和侦察敌军调动困难。出发十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蒋介石悬赏徐海东，与毛、朱并列 同年12月，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了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还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一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七十四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领导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此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我倒睡了个好觉。” 自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二十八军又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保存。 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十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在火线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图为四坡村的“红军楼”。当年在四坡村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曾在这座土楼上设立了指挥所 长征后军容齐整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银元绝大部分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点评】独立行动策应全局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虽不属于三大主力，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该部作为在长江以北独当一面的战略力量，以自己的远征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且还在征途中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特别可贵之处，又在于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事实证明这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从而为长征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第四章 声东击西(1) ——红二、六军团“不蚀本”的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年以后，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也走上了长征之路。这支部队出发时有17万人，全部轻装，没有什么拖累，行动便捷。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在风雨交加的11月20日夜间突破国民党湖南军和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直插湘中，一夜间便走出百里开外。令人称奇的是，指挥全军行动的任弼时、贺龙等人的计划是率全军向西建立新根据地，长征开始时却向东南走，名副其实是“声东击西”。 红二、六军团（后组建二方面军）进行长征，为什么一开始就采取这种奇特方式呢？ 陈诚被红军彻底耍了 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红二、六两个军团，自1934年10月会师后就由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共同作战。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们主要在湘西地区牵制湖南军阀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同时也在以贺龙的家乡桑植县为中心的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秋，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的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根据地和最大的主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此时，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指挥各路国民党军的宜昌行辕主任、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认为，这支红军面对围攻肯定会像中央红军那样向西“流窜”，于是将主力集中在湘黔边界，并大力构筑碉堡，张网以待。 此时，红二、六军团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新开辟的根据地内部又盘踞着很多土匪和土豪武装，还缺少粮、盐、布，很难继续坚持。贺龙在刘家坪召开的长征动员大会上说：“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哪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中央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任弼时（左）为主席，萧克（中）、王震（右）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征 在突围之前，中央代表任弼时召开会议，着重征求贺龙的意见。在湘西作战多年的贺龙熟悉当地的一山一水，也深知敌情，他提议先到湘中，可补充物资并威胁长沙，待敌人调兵追到湘中，再抛开追敌转入贵州建立根据地。到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这个主意正好出敌意料之外。湘中虽是湖南军阀老巢，却守兵不多，此举正可避实击虚。 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快速前进突破沅江、资水封锁线，连占湘中的辰溪、浦市等地和著名的锡矿山。当地物产丰富，人口多，红军不仅筹到几十万银元，还动员了5000余名矿工和农民参军。指挥“围剿”的陈诚受到蒋介石怒斥，马上调动近百个团向湘中扑来。任弼时、贺龙见调动敌军和补充服装、钱款的目标已实现，马上转兵向西，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山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 “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上一年中央红军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群众基础比较好。贺龙听说当地部分民众手中还有中央红军留下的苏维埃币，在国民党统治下无法使用且有危险，便决定用银元一兑一全部收回。供给部长说，银元全是从湘中用骡子千辛万苦驮来的，这样兑换出去太心疼。贺龙却坚定地说：“全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员，不应当一家人说两家话，中央红军留下的钱币我们要管！”这一兑换行动，更提高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黔西的威信，群众拥军参军非常踊跃。 红二、六军团部分干部在贵州大定县城合影 看到红军在黔西落脚，国民党军马上集中了十几万人，由蒋介石嫡系将领顾祝同统一指挥前来围攻。为避开强敌，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入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这里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由于红二、六军团此前长期在湘西转战擅长爬山，在这里与敌周旋自如，国民党军却疲惫不堪且总追不上。经过乌蒙山中一个月的“回旋战”，红二、六军团又以隐蔽奔袭的方式在敌夹缝中跳出了包围圈。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经过研究认为，北进会合可以更好地适应全国革命斗争全局的要求，马上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为了顺利北渡金沙江，任弼时、贺龙等人又决定虚晃一枪直奔滇东。“云南王”龙云鉴于去年蒋介石追击中央红军时，顺路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教训，拒不让国民党中央军深入云南。红军以急行军逼近昆明郊区，夜间发射的信号弹映亮了城墙，城中许多官绅惊恐地发出“天将亡我”的悲呼哀号。龙云急忙调滇军主力到昆明保驾，还命令军官分校的学员全部上城墙守卫。红二、六军团调敌成功，马上转向滇西北的金沙江边，经过四天三夜不停地摆渡，全军18万人从容不迫地渡过了天险。当滇军孙渡纵队赶到江边的石鼓镇时，看见的只是留在墙上的标语——“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过雪山后却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虽将十几万敌军甩开，却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当时部队没有棉衣，也缺少雪山行军经验。爬越高寒缺氧的雪山时，指战员们只好打开背包，每人都把被子裹在身上取暖。二、六军团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跋涉，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这段艰难行军中，筹粮极其困难，部队因缺粮饥饿减员的数量不少，过雪山时也付出很大牺牲。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的总结称：“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红二军团六师翻越老则呷登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不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还保留了14万人。 甘孜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二方面军成立后，其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行军，部队通过茫茫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八座县城，准备同陕甘苏区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而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贺龙后来说此刻出现了长征时最危险的局面。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和宁夏边界附近的将台堡会师。红二方面到达陕甘宁苏区时，还保留11万人。 【点评】灵活长征才不“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行军的路程为2万华里。不过在进行这一长征前，红六军团还担负过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路的任务，在会合二军团前行程也达5000里。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由于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军队多非主力，敌军内部的矛盾加剧等因素，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贺龙时称赞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后来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也称赞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 第五章 三过草地多艰辛(1) ——红四方面军长征之谜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强渡嘉陵江取得重大胜利，连续攻占了九座县城。前方传来捷报时，川陕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却在“收摊子”，包括大批妇女在内的军政人员都退出了根据地，而且向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西进行战略转移。1933年1月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10个月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减少到6万。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但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红四方面军西进途中，突破国民党川军三道封锁线。 图为红军与川军激战的地方——茂汶土门区的三元桥 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放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本来中央红军以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事领导和参谋人员到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发展，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后，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顺利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新棉衣，感受到了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二方面军，但艰苦程度毫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但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点评】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年到达鄂豫皖后，广大干部出于对党的信赖，才服从了他的领导。然而长征途中的事实证明，只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才能给红军带来出路，最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张国焘，中共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仍进行了积极争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安排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终不可救药，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到军统局当了特务。不过他叛逃时连警卫员都带不走，此后向四方面军的旧部进行招降几乎毫无响应，特务头子戴笠也骂张国焘实在无用。事实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长征中的业绩也永垂史册。 第六章 “一张报纸定方向”(1) ——榜罗镇决策之谜 1935年9月18日，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哈达铺附近。参谋长叶剑英率队走在前面，看到路边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便试探地问：“这里到哈达铺还有多远？”小孩回答：“不到10里路。”此前两个多月，红军一直在偏僻的藏区和无人区，这时听到老百姓懂汉话，兴奋不已。进入哈达铺后，部队立即寻找报纸，从上面看到了陕北天险腊子口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中央马上确定了进军方向。 后来有人追溯这段历史说，长征最后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到陕北落脚的决定确是如此做出的吗？ 俄界会议本决定进入甘肃东北 红军过草地行军艰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1935年9月上旬，刚走出草地的中共中央正准备部署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却突然反悔要求南下，并对抗中央。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从巴西一带出发，率领红一、三军团共8000多人继续北进。进入四川和甘肃交界处时，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进入甘肃东北部，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至于具体路线如何走，到哪里落脚，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还没有确定。 9月17日，中央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腊子口设立的封锁线，进入了甘肃腹地。同一天，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了陕北，随后同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兵力达7000人。当时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都盼望着中央早日到来，却因为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党中央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阎锡山为红军“提供”情报 9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这是三个月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红军在这里休整了五天，将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提出的口号是“让部队吃好”，以尽快恢复过草地时严重消耗的体力。 部队停下休息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马上按照老习惯，顾不得吃饭和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许多部队领导也知道中央负责人的习惯，占领一个地方就先到邮电所找报纸。 从6月初进入荒凉的川康地区后，红军根本找不到报纸，进入哈达铺这个甘南的大镇子后，发现有政府机构和邮电所，部队马上找到了一些报纸送来。那些地方报纸大多用土纸印刷，质量很差，不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还是把它们当作宝贝仔细阅读，而且是“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他们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还有红军在活动！ 在这些报纸中，有一份《晋阳日报》刊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夸张的讲话，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这一消息，对中央红军真是天大的喜讯，说明陕北还有规模可观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党内贾宝玉”细说陕北详情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所了解。陕北、陇东一带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凄惨，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1928年渭华起义时，陕西就建立起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此后几经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仍率领群众奋斗，在30年代初建立起陕甘红军，并在陕北和陇东建立起了根据地。 在当时的中央红军中，有一个陕西籍干部贾拓夫，曾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他于1933年前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了解刘志丹等人的情况。1933年底，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西北的情况，不过这一年陕甘红军一度被打散，刘志丹虽返回陕甘重整队伍，中央却不清楚具体情况。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陕北红军失败，贾拓夫没有回陕，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并担任了白区工作部部长。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哈达铺看到报纸时，贾拓夫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叶剑英也找他商量，认为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把贾拓夫找去，详细询问陕北红军的历史及那里的地理民情。贾拓夫说明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陕北人，现在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了解到陕北的大致情况后，毛泽东等马上决定向那里前进。这时天气已经转冷，部队还没有棉衣，找到一个根据地补充衣物也是当务之急。确定前进方向后，贾拓夫又被中央确定为向导，留在毛泽东等人身边，一边走一边介绍陕甘地区的情况。 红军终于“到家了” 9月23日，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四天后突破了敌军的渭水封锁线，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红军进入通渭县境后，当地老百姓看到红旗和指战员头上的红星，没有躲避，而是热情欢迎。指战员们向群众询问：“你们怕不怕红军？”回答是：“我们见过红军，徐海东的红军到过这里，可好啦！” 通过当地群众，中共中央了解到，不仅陕甘地区原来有红军，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也刚刚经过这里到了陕北。9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榜罗镇宿营，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决议，正式确定以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找到报纸，实际已经确定了方向，十天后又在榜罗镇会议开会做出决议，其原因正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认为，长征落脚这样大的一件事，还是由中央做出一个决议好。 榜罗镇会议只开了几小时，形成了到陕北落脚的共识。当时有些领导人还希望下一步能将根据地发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区，不过中央确定还是先到陕北落脚再图发展。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做了讲话，正式宣布：“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贾拓夫还奉命带领一个连并电台一部先行出发，去寻找陕北红军。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直向东行军，于10月19日到达了属于陕甘根据地管辖的吴起镇。这个小镇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到达的红军却发现一孔窑洞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指战员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当时部队还穿着在遵义休整时被服厂赶制的一套单衣，大都已破烂，面临冬季来临无法御寒。陕北群众和苏区的被服工厂日夜劳作，很快为全体红军一人发了一套棉衣，伤病员又都能住院了。不少经过万里长征的指战员在穿上新棉衣并端起盛满小米的饭碗时都热泪直流，连说“到家了！” 【点评】偶然读报必然选择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哈达铺后看到报纸，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即便没有看到报纸，也会了解到陕甘存在着红军和根据地，在困难的情况下一定会前往会师。此刻确定向陕北进军，是唯一正确的决策。若向河西走廊或宁夏前进，同马家军阀作战，后果将不堪设想。万里长征历尽曲折，最后以陕北这块土地为终点，主要原因是这里已有一块革命根据地，远征疲惫的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全国各苏区相继失败后，陕甘苏区成了仅存的根据地，这里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第七章 三万还是八万(1) ——长征后的红军人数之谜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甘宁，经历了长征的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呢？ 长征出发一个半月，人员损失大半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头号目标，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导，部队减员最为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作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匮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但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开始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边境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 封锁线旧址之一：宜章 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 最后一道封锁线旧址：湘江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叹，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力量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过草地，红一方面军5000人编入红四方面军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惨痛损失的教训，便全军认识到错误指导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力量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刚同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余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一方面军部队编入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6000中央红军到陕北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直属队、红一方面军部队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3万”和“8万”，不同统计方法造成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但保存下来的人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在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评】军队有“根”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第二部分 领袖之谜 第一章 运筹帷幄(1) ——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之谜 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用这句话概括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恰如其分。在遭受挫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使党和军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一历史功绩在长征中体现得尤其突出。撤出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已经到了覆没的边缘，正是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才解救了危局。 毛泽东不知道要去哪里 1929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经过两年艰苦开拓，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众望所归，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在1933年后便开始逆转。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否定了毛泽东摸索出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在一年时间里，根据地越打越小，由21个县被压缩到只有7个县，在敌军实施“铁桶计划”准备发起总攻前，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职务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朱毛”仍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有些人在长征开始时甚至想把毛泽东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但考虑到他的威望，没有这么做。全军突围前，临时中央委托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毛泽东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那里毛泽东突然患了重病，高烧40度以上，经傅连暲赶去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当时中央纵队的女干部刘英询问说：“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回答：“不知道。”刘英当即说：“也是军事秘密吧！”毛泽东却正色说：“确实不知道！” 这样一次重大行动的意图，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并没有告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长征初期，由于呆板、错误的指挥，红军过湘江后几乎陷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在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大声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此前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又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遵义会议上成为领导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战后，出发时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他们进入了崎岖的越城岭山区，暂时避开敌军包围。此时，部队前进的目标仍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而无线电侦察得到的报告是，国民党军已经以十几万军队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红军不改变原有的指挥方式和预定计划，只有全军覆没。 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原来的总负责人灰心丧气，周恩来主管了实际工作。此时毛泽东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他在通道召开的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地方军阀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驳了“洋顾问”李德按原计划行动的主张。这次“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进入贵州未遇有力抵抗便占领了遵义，有了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为时达半个月的休整期。 遵义休整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服装，并得以医治伤病、恢复体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根据会后陈云留下的传达记录，毛泽东未担任党的总负责，被确定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二次遵义会议上再次力排众议 当时党内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是指挥军事斗争，实际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在指挥上高于他人一筹。二渡赤水后红军重占遵义获胜，许多领导人又过高估计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个叫苟坝的偏僻小山村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和改组军事领导等问题。多数人摩拳擦掌赞成出击，只有毛泽东认为急于进攻将有覆灭的危险。据当事者回忆，毛泽东甚至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 结果在民主表决中，会议仍然做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后，夜不能寐的毛泽东又提着马灯跋涉五里多路，走来再三劝说。这时，负责无线电侦察的二局又发来敌军已有增援的急电，周恩来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鉴于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而不能事事开会表决，中央便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甩掉了追兵。 彻夜工作，白天在担架上能睡一会儿 毛泽东长期在艰险的战争中思考问题，总被失眠困扰。据当事者回忆，每到宿营地，他马上查阅电报和地图，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彻夜工作。早上部队出发后，他在担架上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为减轻担架员负担，下午通常又骑马行军，边走还边同身边的领导人研讨问题。 征途如此艰难，毛泽东仍在戎马倥偬之际，以吟诗赋词抒发胸臆。如同他后来所说，许多诗作是在马背上哼成。迈步雄险的娄山关之悲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惬意，放眼陕北千里冰封之豪情……诗人风采，跃然纸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战胜艰难险阻。 妻子、警卫员和穷人让他流泪 毛泽东有着钢铁般的性格，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挚爱。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发现穷人血汗已被榨得一干二净，被称为“干人”，每逢见到这些人求乞都感到心酸。寒冬中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毛泽东看到一位穿破烂单衣的老婆婆带着小孙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他当即脱下毛线衣，并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一起送给老人。身边的同志还看到，这时的毛泽东流下了热泪。 长征到达盘县时，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保护伤员被炸伤了17处，醒来后要求把自己寄放在村里的老乡家，不拖累部队，并得到单位领导同意。毛泽东赶到后，见到满身鲜血的妻子不禁抽泣起来，又命令用自己仅有的一副担架把她抬走。后来贺子珍感慨，此举救了自己一命，否则就是不遇到敌人，农村也没有治疗条件，躺着也只有等死。 中央红军到达西康的甘竹山时，毛泽东又遇敌机轰炸，身边的胡昌保中弹牺牲。看到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毛泽东又一次流下热泪，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动手掩埋了他。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个警卫。 【点评】在实践中树立崇高威信 长征以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一度还遭排斥。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照搬外国经验的军事路线。无情的事实证明，那种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只能把革命引入绝境。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后，才真正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发展。他的崇高威信，正是经过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最后得到党内军内共同拥戴。 当年陈毅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历史事实说明，是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才扭转了危局，不仅胜利结束了长征，还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章 事无巨细(1) ——周恩来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亲自处理。他自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所带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床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自己认为不适合当一把手 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并在那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从参加革命起便显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回国时年仅26岁，很快就因才华过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被众多年纪相仿的学员尊为永久的师表。 在共产党内，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利而享誉全党，并在国际共运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来前往周恩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倍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1931年秋，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很尊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周恩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说：“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磕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周恩来一向生活简朴，不过有时饮酒且量很大。他在路过茅台酒的产地时，看到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尝，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来曾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不过在紧张的长征途中，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即使在庆祝会上周恩来也节制自己饮酒，以防止酒后误了公事。 红军强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过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因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开会仍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照顾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张国焘后来当了叛徒，在所写的回忆录中骂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却唯独对周恩来还表示敬重。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进入藏区，当地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过度劳累已身体虚弱，这时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医生诊断，确认这是肝炎转脓疡，当地又没有条件动手术。患肺结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邓颖超赶来看望时，从周恩来身上脱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个虱子。 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此时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不忍心，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 1954年，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患癌症去苏联医治病逝，遗体运回北京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前去抬棺，以示永远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马上向北京打电话提出追悼会等自己回京后再开。他赶回北京下飞机后，未回家便直奔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 【点评】勤奋忘我坚定不移 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动人事迹，只是他一生奋斗精神的一个缩影。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油然而生敬意。 在长征中，周恩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此坚定地拥护并以全力去辅助。周恩来以忘我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则起到了最重要的辅助作用，他的英名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一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 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连连碰壁后，张国焘情绪低落总待在屋里，只有朱德常到一线指挥，这使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树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会师后，朱德坚持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多年间全军干部都以“朱老总”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公正态度也对消除山头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为时一年，朱德却因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又拖了一年才到达陕甘宁，等于走了两年。他自己也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长征中举办野菜展览会 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后，遭到敌军重兵拦阻，连战不利，被迫退向荒凉的西康藏区。这时，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却打开了局面。朱德为顾全团结大局，尽量不正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却总是宣传北上的胜利，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感到还是中央的方针正确。 这时活动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电信联系，只是在蒋介石开始新一轮“围剿”，红军活动地域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才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而此时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朱德认为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孤悬西南十分不利，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致电任弼时、贺龙等人，希望他们能到西康来。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并与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二方面军干部大都来自朱毛红军，他们拥护朱德提出的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主张。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经朱德的耐心说服，加上看到在康区没有出路，也赞同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分路北进过草地，朱德让总参谋长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自己继续随四方面军行军。此刻是第三次过草地，筹粮更为困难。朱德带着身边的人寻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六十多种。随后，朱德组织了野菜展览会，让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派人来参观并介绍推广，既避免了误食有毒野菜，也能弥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做了“反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一句。 当时行军虽然艰苦，领导人却充满了乐观精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同刘英结婚，毛泽东到洞房致贺，自称没钱没东西可送，只是写了一首诗相赠，内容是夸奖“明君”讲民主。 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后，张闻天在征途中不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传材料，还亲自做了不少讲解和动员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时，结果还暂时保密未向下传达。2月间到达扎西后，张闻天向中央红军的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还是迟了，思想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而不是避难搬家，结果坛坛罐罐全带上。他的讲解和分析，对端正部队的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麦子，带头筹粮 除了主持会议和做宣传动员工作外，张闻天在征途中还起带头作用鼓动指战员。过草地前为了筹粮，他亲自拿着镰刀带领中央机关同志去割青稞，收获后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麦子。无法加工的麦粒吃下去后很难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广大指战员就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过草地时，张闻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泞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张闻天留在后方瓦窑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看到当地贫困供应困难，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张闻天以党的总负责人身份接待从共产国际秘密派来的代表、过去的老熟人张浩，只是留到家里一起吃饭，不要求供给部多加伙食费。张浩搬走时，还是把化装货郎潜入苏区时担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类杂物卖了，得了两块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费。张闻天为人严肃认真，始终公私分明，显示出他一丝不苟的精神。 【点评】理论卓越更重实践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艰难，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比较薄弱。张闻天则是党内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共产国际的重用，也曾经迷信过苏联的教条。然而一旦深入实践后，便很快认识到一些教条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自遵义会议以后三年多时间里，党内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他在征途中写下的重要决议和文件，至今还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张闻天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第五章 意志坚如铁(1)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之谜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巨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体力强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来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儿。 几经病危，神奇地坚持完长征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代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负担，经常硬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他就坚持在警卫员搀扶下走了过来。一次他自己起来活动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到贵州时蛔虫还从伤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脓败血症发高烧。他几经病危，又都被抢救过来，但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是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由于陕北苏区没有根治条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感到惊讶和敬佩。 用俄语训斥闹事的李德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制定了长征途中遵守纪律的要求，并严格监督执行。 遵义会议后，已基本无事可做的洋顾问李德被安排随红一军团行动，他不服气，经常借故发脾气。一次到达宿营地后，李德就在房东家杀鸡吃并喝酒，前来检查纪律的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对这种违纪现象进行了批评。李德见一个小个子的女红军敢来批评自己，暴跳如雷地骂起人来，争吵中竟然对房顶放了两枪。王稼祥得知后，马上赶到现场，用俄语把李德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个洋顾问一声不吭，从此不敢再借故闹事。 王稼祥到苏联治伤时，又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特别着重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转危为安的过程。这对于争取苏联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共新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王稼祥接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秋天他经新疆回延安，出发前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嘱托，要求全党拥护毛泽东为领袖，王明不要再争了。回到延安后，王稼祥马上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后来形容六届六中全会是第二个遵义会议。 【点评】意志顽强作用关键 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年轻时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到外国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等完全不同。他立足于本国特色进行探索，在关键时刻，能提出真知灼见。 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一生为人耿直，真诚地拥护毛泽东。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伤痛完成长征并在途中坚持工作的事迹，更成为革命者的光辉榜样。 第六章 老成持重(1) ——“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长征之谜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两个月，在湘赣苏区独当一面的任弼时便率领红六军团作为“探路”部队，先行向湘西进发。这一行动，其实是长征的最早起程。 两年多以后，任弼时又作为二方面军的领导核心，率部最后到达陕甘宁，从而结束了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中，任弼时、贺龙所率的部队是征途中减员比例最小的。 消除恩怨，红二、六军团人数翻一倍 红军是在被敌人分割的各个根据地中进行活动的，这一特定条件，使得红军中不可免避地出现了各个“山头”，复杂的党内斗争又造成了诸多矛盾。任弼时处理问题公正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誉为“党内的老妈妈”。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许多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也得以伸冤。在红军长征期间，任弼时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时期，任弼时年纪不大，资格很老。他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并赴苏联留过学，又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任弼时只有17岁，便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刘少奇等一同到苏俄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后，他长期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3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主持工作。1934年夏，中共中央电令他率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此时任弼时虽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却义无反顾地从井冈山下的永新起程，离开原有根据地，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一起，率部经过两个月转战，到达黔东与贺龙会合，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布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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